超级军网比利时记者河南“遭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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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9 10:31:00 来源: 新华网(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12月9日报道 12月7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一身休闲装束的汤伟和，推着运动自行车如约出现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面前，他的气色看起来不错。汤伟和是比利时VRT电视台的记者，来中国已经五年了，他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不过，当谈及几天前在河南的采访遭遇，他脸上流露出些许怒色。
或许令他意料不到的是，他的遭遇迅速上升为“国际事件”，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文谴责。西方一些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制造声势：“暴力殴打”、“地方政府指使”、“钱物遭偷窃”云云，都成为他们报道的关键词。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实地采访了解到，外媒的报道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有夸大、渲染之嫌。并且汤伟和与他的助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两人的说法在个别地方也不一致。
采访遭遇两次拦阻
11月27日，汤伟和与一名比利时籍华人翻译、一名澳大利亚籍摄像师，驱车前往河南商丘柘城县采访。据汤伟和介绍，他们采访的目的是想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情况，采访前，他们与当地人李霞取得了联系。据了解，李霞是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的艾滋病患者。汤一行与李霞会面后，一行4人乘坐红色昌河出租车前往岗王乡苇堤口村，在此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拍摄。
当天上午10时左右，汤伟和一行又前往沈丘县杨集镇“阳光家园”进行采访，并携带衣物准备捐赠，因没有当地政府部门的介绍，“阳光家园”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捐赠。
下午2时左右，在返回柘城县途中、商周高速公路路口处，被一黑色桑塔纳拦截，有7至8名操周口口音并自称周口人的年青男子向汤伟和要求查看证件，索要录像带，并将录像带拿走后离开。据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事后介绍，双方并未发生肢体冲突。
汤伟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证实，当时并未发生冲突。对于对方要求出示护照等证件的要求，汤回答说，只有警察才有权力查看他的证件，随后有人对他出示了警察证。
当车行至柘城县小吴乡北时，岗王乡四名干部、双庙村四名艾滋病人将车拦住，称汤他们所录画面会影响村子及病人形象，索要录像带时，双方发生了推搡。汤伟和在拦截人员的要求下，将录像带、内存卡取出，交予了村民。
外国记者和采访对象各说各话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说，有一辆黑色轿车一直跟踪他们，黑色轿车里走下的人就是袭击他们的人，汤反复强调是“高大、强壮的年青人攻击他们”，甚至一人脸上还有“刀疤”，他的头部被重重打了一拳，他的手机以及钱包都不知所踪，车上的行李被翻得七零八落。“迫于对方的威胁，我不得不下车把录影带交给那些人。”
汤伟和的英文说得很清晰，他身边的助手是比利时籍华人，但并不愿意透露姓名，当本报记者用汉语询问当时的冲突情况时，他说：“当时并没有发生几个人围着他们猛烈殴打的情况，”也不能确认打人者就是黑色轿车中的人。
据了解，汤伟和在向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中描述有“两辆装甲车跟踪他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对此予以否认，他解释说他是用母语写的材料，“应该是翻译误会的缘故”。
汤伟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还质疑了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我很惊讶于新华社的报道，这些完全是编造的谎言，不是真相。”汤所指的“编造”，是指新华社一则报道里说试图电话联系汤伟和，但始终没有人接听，而汤的说法是他当时一整天都呆在办公室，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新华社的电话，但后来本报记者获悉，新华社记者是拨打他的手机，而汤的手机据说丢失了。
汤伟和在听到如是解释时，仅表示这又是一个“误会”。
汤伟和的说法，还遭到了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潘福林的反驳。潘福林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并未看到打人情况，汤伟和等人上车后衣服并未损坏、凌乱，身上也未见有外部创伤。”
而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王某某告诉本报记者：“村民当时只拿走一大一小两盘录像带及一个照相机内存卡，除此之外，并未拿走他们的手机、钱物等其他物品。”据当地村民反应，汤伟和一行在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时，拍摄多为坟墓、污水沟渠、失修房屋等负面内容，从而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
外媒报道扭曲夸大
事件发生后，在真相并未明了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就开始歪曲事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报道说，“暴力行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指使”。
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表抗议声明中声称，汤伟和一行遭到八个暴徒的殴打，他们被拖出汽车，身上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汤一行后来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又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直到记者顺从地交出磁带、证件和财物后，殴打才停止。
比利时《快报》甚至将汤伟和评为“本周最轰动的不幸遭遇者”，并分析说他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中国地方官员担心他的报道会把当地的负面消息传播出去”。路透社则称，此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奥运前所作的对外媒开放的姿态，在地方上仍会遇到重重阻力。
中方迅速回应查明真相
12月1日，河南派出先期调查组赴周口市调查此事，12月2日，再次派出由政法、外事、外宣、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商丘调查。目前，事实情况已初步查明。
据介绍，汤伟和等人到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未取得被采访人和被采访人单位的同意。据2008年10月1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第17条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岗王乡乡干部董洪亮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双方只有推搡行为，汤伟和等人为自行走出车辆，并没有外电报道中所说的汤伟和等人被拖出车外，猛烈殴打等情况。”
外媒的报道还宣称，“录像带以及包括一个手机在内的个人财物被夺走”。但据村民反映，他们当时并未拿走除录像带外的任何物品。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介绍说，汤伟和上车后曾表示，自己钱款丢失，潘福林打开手电筒让其仔细寻找，后在车座上找到。汤伟和当时也并未表示自己手机丢失。
外媒的报道还称，“当地居民向摄制组人员表示，打人者是受当地官员指使”。据当事人反映，村民拦截是自发行为，之所以有乡干部跟随，是出于了解掌握外国记者在其辖区内采访的活动情况，并防止艾滋病村民因过激行为造成不良后果。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桂涛、梁辉)2008-12-09 10:31:00 来源: 新华网(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12月9日报道 12月7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一身休闲装束的汤伟和，推着运动自行车如约出现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面前，他的气色看起来不错。汤伟和是比利时VRT电视台的记者，来中国已经五年了，他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不过，当谈及几天前在河南的采访遭遇，他脸上流露出些许怒色。
或许令他意料不到的是，他的遭遇迅速上升为“国际事件”，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文谴责。西方一些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制造声势：“暴力殴打”、“地方政府指使”、“钱物遭偷窃”云云，都成为他们报道的关键词。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实地采访了解到，外媒的报道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有夸大、渲染之嫌。并且汤伟和与他的助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两人的说法在个别地方也不一致。
采访遭遇两次拦阻
11月27日，汤伟和与一名比利时籍华人翻译、一名澳大利亚籍摄像师，驱车前往河南商丘柘城县采访。据汤伟和介绍，他们采访的目的是想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情况，采访前，他们与当地人李霞取得了联系。据了解，李霞是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的艾滋病患者。汤一行与李霞会面后，一行4人乘坐红色昌河出租车前往岗王乡苇堤口村，在此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拍摄。
当天上午10时左右，汤伟和一行又前往沈丘县杨集镇“阳光家园”进行采访，并携带衣物准备捐赠，因没有当地政府部门的介绍，“阳光家园”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捐赠。
下午2时左右，在返回柘城县途中、商周高速公路路口处，被一黑色桑塔纳拦截，有7至8名操周口口音并自称周口人的年青男子向汤伟和要求查看证件，索要录像带，并将录像带拿走后离开。据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事后介绍，双方并未发生肢体冲突。
汤伟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证实，当时并未发生冲突。对于对方要求出示护照等证件的要求，汤回答说，只有警察才有权力查看他的证件，随后有人对他出示了警察证。
当车行至柘城县小吴乡北时，岗王乡四名干部、双庙村四名艾滋病人将车拦住，称汤他们所录画面会影响村子及病人形象，索要录像带时，双方发生了推搡。汤伟和在拦截人员的要求下，将录像带、内存卡取出，交予了村民。
外国记者和采访对象各说各话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说，有一辆黑色轿车一直跟踪他们，黑色轿车里走下的人就是袭击他们的人，汤反复强调是“高大、强壮的年青人攻击他们”，甚至一人脸上还有“刀疤”，他的头部被重重打了一拳，他的手机以及钱包都不知所踪，车上的行李被翻得七零八落。“迫于对方的威胁，我不得不下车把录影带交给那些人。”
汤伟和的英文说得很清晰，他身边的助手是比利时籍华人，但并不愿意透露姓名，当本报记者用汉语询问当时的冲突情况时，他说：“当时并没有发生几个人围着他们猛烈殴打的情况，”也不能确认打人者就是黑色轿车中的人。
据了解，汤伟和在向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中描述有“两辆装甲车跟踪他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对此予以否认，他解释说他是用母语写的材料，“应该是翻译误会的缘故”。
汤伟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还质疑了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我很惊讶于新华社的报道，这些完全是编造的谎言，不是真相。”汤所指的“编造”，是指新华社一则报道里说试图电话联系汤伟和，但始终没有人接听，而汤的说法是他当时一整天都呆在办公室，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新华社的电话，但后来本报记者获悉，新华社记者是拨打他的手机，而汤的手机据说丢失了。
汤伟和在听到如是解释时，仅表示这又是一个“误会”。
汤伟和的说法，还遭到了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潘福林的反驳。潘福林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并未看到打人情况，汤伟和等人上车后衣服并未损坏、凌乱，身上也未见有外部创伤。”
而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王某某告诉本报记者：“村民当时只拿走一大一小两盘录像带及一个照相机内存卡，除此之外，并未拿走他们的手机、钱物等其他物品。”据当地村民反应，汤伟和一行在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时，拍摄多为坟墓、污水沟渠、失修房屋等负面内容，从而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
外媒报道扭曲夸大
事件发生后，在真相并未明了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就开始歪曲事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报道说，“暴力行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指使”。
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表抗议声明中声称，汤伟和一行遭到八个暴徒的殴打，他们被拖出汽车，身上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汤一行后来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又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直到记者顺从地交出磁带、证件和财物后，殴打才停止。
比利时《快报》甚至将汤伟和评为“本周最轰动的不幸遭遇者”，并分析说他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中国地方官员担心他的报道会把当地的负面消息传播出去”。路透社则称，此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奥运前所作的对外媒开放的姿态，在地方上仍会遇到重重阻力。
中方迅速回应查明真相
12月1日，河南派出先期调查组赴周口市调查此事，12月2日，再次派出由政法、外事、外宣、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商丘调查。目前，事实情况已初步查明。
据介绍，汤伟和等人到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未取得被采访人和被采访人单位的同意。据2008年10月1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第17条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岗王乡乡干部董洪亮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双方只有推搡行为，汤伟和等人为自行走出车辆，并没有外电报道中所说的汤伟和等人被拖出车外，猛烈殴打等情况。”
外媒的报道还宣称，“录像带以及包括一个手机在内的个人财物被夺走”。但据村民反映，他们当时并未拿走除录像带外的任何物品。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介绍说，汤伟和上车后曾表示，自己钱款丢失，潘福林打开手电筒让其仔细寻找，后在车座上找到。汤伟和当时也并未表示自己手机丢失。
外媒的报道还称，“当地居民向摄制组人员表示，打人者是受当地官员指使”。据当事人反映，村民拦截是自发行为，之所以有乡干部跟随，是出于了解掌握外国记者在其辖区内采访的活动情况，并防止艾滋病村民因过激行为造成不良后果。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桂涛、梁辉)
国际先驱导报12月9日报道 12月7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一身休闲装束的汤伟和，推着运动自行车如约出现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面前，他的气色看起来不错。汤伟和是比利时VRT电视台的记者，来中国已经五年了，他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不过，当谈及几天前在河南的采访遭遇，他脸上流露出些许怒色。
或许令他意料不到的是，他的遭遇迅速上升为“国际事件”，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文谴责。西方一些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制造声势：“暴力殴打”、“地方政府指使”、“钱物遭偷窃”云云，都成为他们报道的关键词。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实地采访了解到，外媒的报道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有夸大、渲染之嫌。并且汤伟和与他的助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两人的说法在个别地方也不一致。
采访遭遇两次拦阻
11月27日，汤伟和与一名比利时籍华人翻译、一名澳大利亚籍摄像师，驱车前往河南商丘柘城县采访。据汤伟和介绍，他们采访的目的是想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情况，采访前，他们与当地人李霞取得了联系。据了解，李霞是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的艾滋病患者。汤一行与李霞会面后，一行4人乘坐红色昌河出租车前往岗王乡苇堤口村，在此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拍摄。
当天上午10时左右，汤伟和一行又前往沈丘县杨集镇“阳光家园”进行采访，并携带衣物准备捐赠，因没有当地政府部门的介绍，“阳光家园”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捐赠。
下午2时左右，在返回柘城县途中、商周高速公路路口处，被一黑色桑塔纳拦截，有7至8名操周口口音并自称周口人的年青男子向汤伟和要求查看证件，索要录像带，并将录像带拿走后离开。据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事后介绍，双方并未发生肢体冲突。
汤伟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证实，当时并未发生冲突。对于对方要求出示护照等证件的要求，汤回答说，只有警察才有权力查看他的证件，随后有人对他出示了警察证。
当车行至柘城县小吴乡北时，岗王乡四名干部、双庙村四名艾滋病人将车拦住，称汤他们所录画面会影响村子及病人形象，索要录像带时，双方发生了推搡。汤伟和在拦截人员的要求下，将录像带、内存卡取出，交予了村民。
外国记者和采访对象各说各话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说，有一辆黑色轿车一直跟踪他们，黑色轿车里走下的人就是袭击他们的人，汤反复强调是“高大、强壮的年青人攻击他们”，甚至一人脸上还有“刀疤”，他的头部被重重打了一拳，他的手机以及钱包都不知所踪，车上的行李被翻得七零八落。“迫于对方的威胁，我不得不下车把录影带交给那些人。”
汤伟和的英文说得很清晰，他身边的助手是比利时籍华人，但并不愿意透露姓名，当本报记者用汉语询问当时的冲突情况时，他说：“当时并没有发生几个人围着他们猛烈殴打的情况，”也不能确认打人者就是黑色轿车中的人。
据了解，汤伟和在向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中描述有“两辆装甲车跟踪他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对此予以否认，他解释说他是用母语写的材料，“应该是翻译误会的缘故”。
汤伟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还质疑了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我很惊讶于新华社的报道，这些完全是编造的谎言，不是真相。”汤所指的“编造”，是指新华社一则报道里说试图电话联系汤伟和，但始终没有人接听，而汤的说法是他当时一整天都呆在办公室，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新华社的电话，但后来本报记者获悉，新华社记者是拨打他的手机，而汤的手机据说丢失了。
汤伟和在听到如是解释时，仅表示这又是一个“误会”。
汤伟和的说法，还遭到了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潘福林的反驳。潘福林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并未看到打人情况，汤伟和等人上车后衣服并未损坏、凌乱，身上也未见有外部创伤。”
而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王某某告诉本报记者：“村民当时只拿走一大一小两盘录像带及一个照相机内存卡，除此之外，并未拿走他们的手机、钱物等其他物品。”据当地村民反应，汤伟和一行在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时，拍摄多为坟墓、污水沟渠、失修房屋等负面内容，从而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
外媒报道扭曲夸大
事件发生后，在真相并未明了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就开始歪曲事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报道说，“暴力行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指使”。
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表抗议声明中声称，汤伟和一行遭到八个暴徒的殴打，他们被拖出汽车，身上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汤一行后来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又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直到记者顺从地交出磁带、证件和财物后，殴打才停止。
比利时《快报》甚至将汤伟和评为“本周最轰动的不幸遭遇者”，并分析说他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中国地方官员担心他的报道会把当地的负面消息传播出去”。路透社则称，此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奥运前所作的对外媒开放的姿态，在地方上仍会遇到重重阻力。
中方迅速回应查明真相
12月1日，河南派出先期调查组赴周口市调查此事，12月2日，再次派出由政法、外事、外宣、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商丘调查。目前，事实情况已初步查明。
据介绍，汤伟和等人到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未取得被采访人和被采访人单位的同意。据2008年10月1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第17条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岗王乡乡干部董洪亮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双方只有推搡行为，汤伟和等人为自行走出车辆，并没有外电报道中所说的汤伟和等人被拖出车外，猛烈殴打等情况。”
外媒的报道还宣称，“录像带以及包括一个手机在内的个人财物被夺走”。但据村民反映，他们当时并未拿走除录像带外的任何物品。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介绍说，汤伟和上车后曾表示，自己钱款丢失，潘福林打开手电筒让其仔细寻找，后在车座上找到。汤伟和当时也并未表示自己手机丢失。
外媒的报道还称，“当地居民向摄制组人员表示，打人者是受当地官员指使”。据当事人反映，村民拦截是自发行为，之所以有乡干部跟随，是出于了解掌握外国记者在其辖区内采访的活动情况，并防止艾滋病村民因过激行为造成不良后果。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桂涛、梁辉)2008-12-09 10:31:00 来源: 新华网(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12月9日报道 12月7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一身休闲装束的汤伟和，推着运动自行车如约出现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面前，他的气色看起来不错。汤伟和是比利时VRT电视台的记者，来中国已经五年了，他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不过，当谈及几天前在河南的采访遭遇，他脸上流露出些许怒色。
或许令他意料不到的是，他的遭遇迅速上升为“国际事件”，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文谴责。西方一些媒体也不遗余力地制造声势：“暴力殴打”、“地方政府指使”、“钱物遭偷窃”云云，都成为他们报道的关键词。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实地采访了解到，外媒的报道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有夸大、渲染之嫌。并且汤伟和与他的助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两人的说法在个别地方也不一致。
采访遭遇两次拦阻
11月27日，汤伟和与一名比利时籍华人翻译、一名澳大利亚籍摄像师，驱车前往河南商丘柘城县采访。据汤伟和介绍，他们采访的目的是想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情况，采访前，他们与当地人李霞取得了联系。据了解，李霞是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的艾滋病患者。汤一行与李霞会面后，一行4人乘坐红色昌河出租车前往岗王乡苇堤口村，在此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拍摄。
当天上午10时左右，汤伟和一行又前往沈丘县杨集镇“阳光家园”进行采访，并携带衣物准备捐赠，因没有当地政府部门的介绍，“阳光家园”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捐赠。
下午2时左右，在返回柘城县途中、商周高速公路路口处，被一黑色桑塔纳拦截，有7至8名操周口口音并自称周口人的年青男子向汤伟和要求查看证件，索要录像带，并将录像带拿走后离开。据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事后介绍，双方并未发生肢体冲突。
汤伟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证实，当时并未发生冲突。对于对方要求出示护照等证件的要求，汤回答说，只有警察才有权力查看他的证件，随后有人对他出示了警察证。
当车行至柘城县小吴乡北时，岗王乡四名干部、双庙村四名艾滋病人将车拦住，称汤他们所录画面会影响村子及病人形象，索要录像带时，双方发生了推搡。汤伟和在拦截人员的要求下，将录像带、内存卡取出，交予了村民。
外国记者和采访对象各说各话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说，有一辆黑色轿车一直跟踪他们，黑色轿车里走下的人就是袭击他们的人，汤反复强调是“高大、强壮的年青人攻击他们”，甚至一人脸上还有“刀疤”，他的头部被重重打了一拳，他的手机以及钱包都不知所踪，车上的行李被翻得七零八落。“迫于对方的威胁，我不得不下车把录影带交给那些人。”
汤伟和的英文说得很清晰，他身边的助手是比利时籍华人，但并不愿意透露姓名，当本报记者用汉语询问当时的冲突情况时，他说：“当时并没有发生几个人围着他们猛烈殴打的情况，”也不能确认打人者就是黑色轿车中的人。
据了解，汤伟和在向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中描述有“两辆装甲车跟踪他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汤伟和对此予以否认，他解释说他是用母语写的材料，“应该是翻译误会的缘故”。
汤伟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还质疑了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我很惊讶于新华社的报道，这些完全是编造的谎言，不是真相。”汤所指的“编造”，是指新华社一则报道里说试图电话联系汤伟和，但始终没有人接听，而汤的说法是他当时一整天都呆在办公室，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新华社的电话，但后来本报记者获悉，新华社记者是拨打他的手机，而汤的手机据说丢失了。
汤伟和在听到如是解释时，仅表示这又是一个“误会”。
汤伟和的说法，还遭到了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潘福林的反驳。潘福林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并未看到打人情况，汤伟和等人上车后衣服并未损坏、凌乱，身上也未见有外部创伤。”
而参与拦阻的艾滋病人王某某告诉本报记者：“村民当时只拿走一大一小两盘录像带及一个照相机内存卡，除此之外，并未拿走他们的手机、钱物等其他物品。”据当地村民反应，汤伟和一行在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时，拍摄多为坟墓、污水沟渠、失修房屋等负面内容，从而引起一些村民的不满。
外媒报道扭曲夸大
事件发生后，在真相并未明了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就开始歪曲事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报道说，“暴力行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指使”。
外国记者驻京俱乐部发表抗议声明中声称，汤伟和一行遭到八个暴徒的殴打，他们被拖出汽车，身上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汤一行后来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又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直到记者顺从地交出磁带、证件和财物后，殴打才停止。
比利时《快报》甚至将汤伟和评为“本周最轰动的不幸遭遇者”，并分析说他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中国地方官员担心他的报道会把当地的负面消息传播出去”。路透社则称，此事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奥运前所作的对外媒开放的姿态，在地方上仍会遇到重重阻力。
中方迅速回应查明真相
12月1日，河南派出先期调查组赴周口市调查此事，12月2日，再次派出由政法、外事、外宣、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商丘调查。目前，事实情况已初步查明。
据介绍，汤伟和等人到岗王乡王玉条村采访，未取得被采访人和被采访人单位的同意。据2008年10月18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第17条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岗王乡乡干部董洪亮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当时双方只有推搡行为，汤伟和等人为自行走出车辆，并没有外电报道中所说的汤伟和等人被拖出车外，猛烈殴打等情况。”
外媒的报道还宣称，“录像带以及包括一个手机在内的个人财物被夺走”。但据村民反映，他们当时并未拿走除录像带外的任何物品。出租车司机潘福林介绍说，汤伟和上车后曾表示，自己钱款丢失，潘福林打开手电筒让其仔细寻找，后在车座上找到。汤伟和当时也并未表示自己手机丢失。
外媒的报道还称，“当地居民向摄制组人员表示，打人者是受当地官员指使”。据当事人反映，村民拦截是自发行为，之所以有乡干部跟随，是出于了解掌握外国记者在其辖区内采访的活动情况，并防止艾滋病村民因过激行为造成不良后果。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桂涛、梁辉)
小事一桩，如果按照新闻里面的行话，这属于狗咬人，都不能算新闻，有狗那年就有的事情，而狗改不了吃SH。
这个记者大概以为自己是丁丁呢，这种事情为什么不请比利时小人霍克破箩来侦探一下。:D
这个记者大概以为自己是丁丁呢，这种事情为什么不请比利时小人霍克破箩来侦探一下。:D
其实鬼佬中妓者不比国内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