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河南南街村“改制”真相调查

较客观的评述

　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套上了一个现代公司制度的帽子，这是南街村“改制”的真相

　　★ 本刊记者/何忠洲

　　南街村确实已经改制。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南街村集团的登记材料中，这一点明确无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看到的相应资料显示：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中原工贸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邓富山等6人共3%。这些自然人股东全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

　　而之前，南街村集团的五家集体股东都是南街村所属的集体企业。分别是：中原工贸、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胶印制品有限公司、河南南德油墨有限公司和临颍县南街粮管所。所持股份分别为：62.9%、22.5%、13.4%、0.74%、0.45%。公司的5位法定代表人是：王宏斌、方志展、王继春、王金忠、邓书亮。

　　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在法律上，意味着一场“化公为私”。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一位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在查询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南街村集团原来的集体股东变更为有自然人股东在内的股权结构，在程序和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对一直因走集体路子、生产资料公有的南街村来说，法律上的合法在意识形态与舆论上却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其间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已经接到许多电话，很多老将军都打来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有人断言：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终于撑不住了。

　　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已经实行股份制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石玉则用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词：南街终结。

　　“无稽之谈”？

　　南街村改制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几轮循环。

　　1981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时，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南街村改变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模式，开始了分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年之后，就在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巨大效力、中国的农村改革蒸蒸日上的时候，1984年，出人意料的，南街村选择了重走集体的路子，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和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风云显赫的大寨、华西村、刘庄等不一样的是，这个新兴的村庄不仅仅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劳动、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结合，而且还将一系列原本已经从中国大地上消失的举动重新搬回：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和每天下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齐齐走出工厂；经常开展思想批斗会；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就是作为南街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称呼是“班长”)，也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

　　所以二十年后，当人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的南街村集团，在工商登记注册时，竟然通过股份制，将原本归属于集体的资产一一细分到领导层的个人名下，其间所蕴含的冲击力让许多人目瞪口呆。

　　但是，虽有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材料的铁板钉钉，面对媒体，南街村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在记者对众多村民的采访中，也没有村民相信，南街村已经改制。

　　就连登记材料中被给予9%的股权激励的“班长”王宏斌，在听到属下关于改制的相关报道后，也用了四个字回应：无稽之谈！

　　“如果现在改制了，那我们又何必当初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他再三强调，“假如改制了的话，我们这个班子还能维持到现在？都改了两年了南街村还能像现在这样团结？”

　　雷德全则向记者解释说：如果说南街村改制了，那么2007年，“班长”最少就有300多万元的收入，但是他怎么不领呢？

　　如今，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的王宏斌，和他的众多同伴们一样，经常因上交各种外来的捐赠、稿费等等而出现在《南街村报》好人好事的栏目中。

　　“我们的目标就是南街村人家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王宏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几年以前，南街村就高调地谋划在共产主义小社区里建立一个超市，在现有的住房、食品、医疗、教育等14项免费福利之后，实现“按需分配”。

　　雷德全指着手中的手机告诉记者，就连这个手机多少钱，每月话费多少，他自己完全不知道，都是由村集体统一购买报销的。

　　记者了解到，在南街村集团工商登记改制后，南街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整个管理和分配与股权的多少并无关系，就是管理层也仍然和所有的村民一样享受着同样的住房，同样的生活标准，而且企业管理者的调动，党委和集团“说调就调”。财务处处长黄国祥告诉记者，集团内部有着共同的约定，是没有人可以实现法律意义上的改制，将集体资产纳入个人腰包的。

　　那么2004年登记变更时，法人的变化又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具体经办人，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现档案馆馆长王洪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只是变更时，河南省工商局企业处工作人员说，南街村集团应该有自然人的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的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说，南街村集团登记注册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股东。不过，这个股东其实可以是集体股东也可以是自然人股东。

　　“不过当时不懂，工商局的办事人员这样一要求，也就这样办了。”在媒体报道后，黄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里面确实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们还不知怎么处理好。”

　　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追求的是集体共同利益，而现代企业制度，追求的则是产权清晰。

　　按王洪凯的观点，南街村2004年工商登记发生的变更可以这样看：原本一家人创业打下的江山，创业时每个人都发挥了作用，很难说哪个人贡献多少，但是到做工商登记时，就必须具体到每个人多少股份。不过与家族企业不同的是，家族企业有长幼尊卑秩序可作参照，而在南街村，越是管理者越要通过自身的牺牲与奉献来赢取自身的威望，对利益是避之不及的。

　　对此，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南街村“改制”所暴露的问题，“是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不对接的问题。”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南街村的问题也与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关。

　　在1984年重归集体之后，南街村曾爆发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到1997年时，南街村实现了历史上至今未曾超越的高峰：年产值达到17亿。

　　南街村企管处主任张盘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南街村集团一共拥有26家企业。王宏斌将之称为一条龙的循环生产体系：南街村的龙头企业是方便面厂、食品厂、啤酒厂、麦恩食品有限公司等，每天需要的600吨面粉，由南街村自己的面粉厂加工出来；每天用来包装各类食品的17万只纸箱，由南街村的纸箱厂制作；每天700吨左右的产成品和原材料运输，由南街村运输队承担；龙头企业每年3000万元作方便面调料的花椒，由南街村地头路边的花椒树长出；龙头企业的废料、下渣，配制成混合饲料，给南街村的养殖场养猪养鸡养鱼，再来供应村民的食物……

　　雷德全回忆说，“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

　　但是，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就面临着经济发展连续下滑的窘境。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趋紧，紧缩“银根”，正处于拉长产业链、迅速扩张的南街村，一下子面临着资金链的紧张问题。

　　比如啤酒厂，1994年投资一个多亿，但是直到2006年都年年亏损。啤酒厂经理王国欣告诉记者，每年光折旧费、利息就得800多万。高的时候达到年亏3000多万元。

　　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日渐稀薄。

　　这种情况下，1999年左右，南街村曾谋划上市。

　　尽管在2006年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王宏斌还坚决否认南街村会上市，坚持南街村不会实行股份制(只有股份制企业才能上市)。但是，2008年2月，当他再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个说法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说：上市也不过就是一个资本运作手段。

　　实际情况是，从1999年起，南街村集团效益年年下滑，到2004年时，甚至一度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很多生产线不得不停工。上市不得不告停。

　　在2008年年初，王宏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承，他们还没有放弃上市的念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把效益比较好的几个制药厂打包上市。

　　“南街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不怕失败”

　　南街村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经营困难。

　　南街村今天似乎又回到了1984年讨论最基本的信念的时候。

　　当时，原本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的南街村农业反而又出现解放前的一头牛、笨犁笨耙的耕作方式。承包到个人的砖瓦厂、面粉厂，在给承包者带来利润的时候，却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相当的麻烦。给承包者打工要不到工资的农民开始埋怨村集体，并且四处告状。

　　1984年，当年的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召集党支部会议。讨论问题如下：

　　南街村为什么要办企业？

　　为了挣钱。

　　咱挣钱了目的是想干啥？

　　让南街人富起来。

　　咱南街这个钱怎样才能挣出来？

　　选好项目，要办好企业，要出好产品，要占领市场，要选有技术的人管理企业，要选有开拓精神的人管理企业，要选那懂经营、善管理的人管理企业。

　　单具备这些条件，但即使企业自身效益再好，最后的效益还会落到少数人手里怎么办？

　　我们还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咱们拿什么内容把南街的党员干部都武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

　　讨论至此变成对精神信仰的寻求。

　　“当时扒来找去找不着精神上的支柱。因为那个时候邓小平理论还没形成，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神也还没传到我们支部。”王宏斌说。新的找不到，就找找老的吧，于是找到孔子那里，“我们就用孔孟之道教育人吧。”但是，孔孟之道尽管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里面有不少东西是不符合今天现实的，也有不少封建迷信甚至是错误的。而往国外去寻找，又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了出来，这反而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深，又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王宏斌回忆说。

　　在企业，王宏斌制定了“倾向一线”的方案(向一线工人倾斜、向技术人员倾斜、向外地工人倾斜、向脏累险倾斜)。一个一线工人，在繁忙的季节，一个月能拿到上千元(计件工资)，但是一个总经理，却只能拿到300元。这一点，记者得到张盘德和啤酒厂经理王国欣的确认。

　　作为熟人社会的南街村主要靠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但是，2007年带领啤酒厂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的王国欣说，表扬超过一百遍，那就有些问题了。

　　而且，人们仍然要问，南街村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夺外来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

　　另外，责权利的不完全统一，一度造成极大的浪费。对于免费为南街村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南街村医院而言，2007年加强管理，力主节约，一年就省下了100万元。这对三千多村民的南街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一度，在南街村的企业里，还出现过内外勾结，里面的职工和外面谋划共同损公肥私的事。直到后来王宏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力开展整风运动才有所改善。

　　这种集体精神与市场利益的冲突，注定将一直伴随着王宏斌和他的南街村。现在，王宏斌在媒体面前谨慎地保持着低调：“南街只是一个村。(在中国)搞集体经济的有八千多个村，一个村影响不了一个国家。”

　　但是同时，他又说：“我们认为南街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共同富裕，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怕失败的。 ★较客观的评述

　传统集体经济组织套上了一个现代公司制度的帽子，这是南街村“改制”的真相

　　★ 本刊记者/何忠洲

　　南街村确实已经改制。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南街村集团的登记材料中，这一点明确无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看到的相应资料显示：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中原工贸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邓富山等6人共3%。这些自然人股东全是南街村的相关负责人。

　　而之前，南街村集团的五家集体股东都是南街村所属的集体企业。分别是：中原工贸、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胶印制品有限公司、河南南德油墨有限公司和临颍县南街粮管所。所持股份分别为：62.9%、22.5%、13.4%、0.74%、0.45%。公司的5位法定代表人是：王宏斌、方志展、王继春、王金忠、邓书亮。

　　自然人股东对集体股东的置换，在法律上，意味着一场“化公为私”。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一位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在查询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南街村集团原来的集体股东变更为有自然人股东在内的股权结构，在程序和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对一直因走集体路子、生产资料公有的南街村来说，法律上的合法在意识形态与舆论上却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其间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质意义。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已经接到许多电话，很多老将军都打来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有人断言：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终于撑不住了。

　　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已经实行股份制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石玉则用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词：南街终结。

　　“无稽之谈”？

　　南街村改制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几轮循环。

　　1981年，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时，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南街村改变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模式，开始了分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年之后，就在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巨大效力、中国的农村改革蒸蒸日上的时候，1984年，出人意料的，南街村选择了重走集体的路子，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和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风云显赫的大寨、华西村、刘庄等不一样的是，这个新兴的村庄不仅仅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劳动、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结合，而且还将一系列原本已经从中国大地上消失的举动重新搬回：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和每天下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齐齐走出工厂；经常开展思想批斗会；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就是作为南街村党委书记的王宏斌(称呼是“班长”)，也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

　　所以二十年后，当人们惊讶地发现，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的南街村集团，在工商登记注册时，竟然通过股份制，将原本归属于集体的资产一一细分到领导层的个人名下，其间所蕴含的冲击力让许多人目瞪口呆。

　　但是，虽有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材料的铁板钉钉，面对媒体，南街村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在记者对众多村民的采访中，也没有村民相信，南街村已经改制。

　　就连登记材料中被给予9%的股权激励的“班长”王宏斌，在听到属下关于改制的相关报道后，也用了四个字回应：无稽之谈！

　　“如果现在改制了，那我们又何必当初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他再三强调，“假如改制了的话，我们这个班子还能维持到现在？都改了两年了南街村还能像现在这样团结？”

　　雷德全则向记者解释说：如果说南街村改制了，那么2007年，“班长”最少就有300多万元的收入，但是他怎么不领呢？

　　如今，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的王宏斌，和他的众多同伴们一样，经常因上交各种外来的捐赠、稿费等等而出现在《南街村报》好人好事的栏目中。

　　“我们的目标就是南街村人家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王宏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几年以前，南街村就高调地谋划在共产主义小社区里建立一个超市，在现有的住房、食品、医疗、教育等14项免费福利之后，实现“按需分配”。

　　雷德全指着手中的手机告诉记者，就连这个手机多少钱，每月话费多少，他自己完全不知道，都是由村集体统一购买报销的。

　　记者了解到，在南街村集团工商登记改制后，南街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整个管理和分配与股权的多少并无关系，就是管理层也仍然和所有的村民一样享受着同样的住房，同样的生活标准，而且企业管理者的调动，党委和集团“说调就调”。财务处处长黄国祥告诉记者，集团内部有着共同的约定，是没有人可以实现法律意义上的改制，将集体资产纳入个人腰包的。

　　那么2004年登记变更时，法人的变化又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具体经办人，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现档案馆馆长王洪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只是变更时，河南省工商局企业处工作人员说，南街村集团应该有自然人的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处的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说，南街村集团登记注册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股东。不过，这个股东其实可以是集体股东也可以是自然人股东。

　　“不过当时不懂，工商局的办事人员这样一要求，也就这样办了。”在媒体报道后，黄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里面确实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们还不知怎么处理好。”

　　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追求的是集体共同利益，而现代企业制度，追求的则是产权清晰。

　　按王洪凯的观点，南街村2004年工商登记发生的变更可以这样看：原本一家人创业打下的江山，创业时每个人都发挥了作用，很难说哪个人贡献多少，但是到做工商登记时，就必须具体到每个人多少股份。不过与家族企业不同的是，家族企业有长幼尊卑秩序可作参照，而在南街村，越是管理者越要通过自身的牺牲与奉献来赢取自身的威望，对利益是避之不及的。

　　对此，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南街村“改制”所暴露的问题，“是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不对接的问题。”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南街村的问题也与自身的经济状况相关。

　　在1984年重归集体之后，南街村曾爆发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到1997年时，南街村实现了历史上至今未曾超越的高峰：年产值达到17亿。

　　南街村企管处主任张盘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南街村集团一共拥有26家企业。王宏斌将之称为一条龙的循环生产体系：南街村的龙头企业是方便面厂、食品厂、啤酒厂、麦恩食品有限公司等，每天需要的600吨面粉，由南街村自己的面粉厂加工出来；每天用来包装各类食品的17万只纸箱，由南街村的纸箱厂制作；每天700吨左右的产成品和原材料运输，由南街村运输队承担；龙头企业每年3000万元作方便面调料的花椒，由南街村地头路边的花椒树长出；龙头企业的废料、下渣，配制成混合饲料，给南街村的养殖场养猪养鸡养鱼，再来供应村民的食物……

　　雷德全回忆说，“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

　　但是，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就面临着经济发展连续下滑的窘境。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趋紧，紧缩“银根”，正处于拉长产业链、迅速扩张的南街村，一下子面临着资金链的紧张问题。

　　比如啤酒厂，1994年投资一个多亿，但是直到2006年都年年亏损。啤酒厂经理王国欣告诉记者，每年光折旧费、利息就得800多万。高的时候达到年亏3000多万元。

　　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日渐稀薄。

　　这种情况下，1999年左右，南街村曾谋划上市。

　　尽管在2006年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王宏斌还坚决否认南街村会上市，坚持南街村不会实行股份制(只有股份制企业才能上市)。但是，2008年2月，当他再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个说法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说：上市也不过就是一个资本运作手段。

　　实际情况是，从1999年起，南街村集团效益年年下滑，到2004年时，甚至一度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很多生产线不得不停工。上市不得不告停。

　　在2008年年初，王宏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坦承，他们还没有放弃上市的念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把效益比较好的几个制药厂打包上市。

　　“南街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不怕失败”

　　南街村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经营困难。

　　南街村今天似乎又回到了1984年讨论最基本的信念的时候。

　　当时，原本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的南街村农业反而又出现解放前的一头牛、笨犁笨耙的耕作方式。承包到个人的砖瓦厂、面粉厂，在给承包者带来利润的时候，却给村民和村集体带来相当的麻烦。给承包者打工要不到工资的农民开始埋怨村集体，并且四处告状。

　　1984年，当年的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召集党支部会议。讨论问题如下：

　　南街村为什么要办企业？

　　为了挣钱。

　　咱挣钱了目的是想干啥？

　　让南街人富起来。

　　咱南街这个钱怎样才能挣出来？

　　选好项目，要办好企业，要出好产品，要占领市场，要选有技术的人管理企业，要选有开拓精神的人管理企业，要选那懂经营、善管理的人管理企业。

　　单具备这些条件，但即使企业自身效益再好，最后的效益还会落到少数人手里怎么办？

　　我们还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咱们拿什么内容把南街的党员干部都武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

　　讨论至此变成对精神信仰的寻求。

　　“当时扒来找去找不着精神上的支柱。因为那个时候邓小平理论还没形成，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神也还没传到我们支部。”王宏斌说。新的找不到，就找找老的吧，于是找到孔子那里，“我们就用孔孟之道教育人吧。”但是，孔孟之道尽管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里面有不少东西是不符合今天现实的，也有不少封建迷信甚至是错误的。而往国外去寻找，又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了出来，这反而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深，又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王宏斌回忆说。

　　在企业，王宏斌制定了“倾向一线”的方案(向一线工人倾斜、向技术人员倾斜、向外地工人倾斜、向脏累险倾斜)。一个一线工人，在繁忙的季节，一个月能拿到上千元(计件工资)，但是一个总经理，却只能拿到300元。这一点，记者得到张盘德和啤酒厂经理王国欣的确认。

　　作为熟人社会的南街村主要靠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但是，2007年带领啤酒厂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的王国欣说，表扬超过一百遍，那就有些问题了。

　　而且，人们仍然要问，南街村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夺外来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

　　另外，责权利的不完全统一，一度造成极大的浪费。对于免费为南街村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南街村医院而言，2007年加强管理，力主节约，一年就省下了100万元。这对三千多村民的南街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一度，在南街村的企业里，还出现过内外勾结，里面的职工和外面谋划共同损公肥私的事。直到后来王宏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力开展整风运动才有所改善。

　　这种集体精神与市场利益的冲突，注定将一直伴随着王宏斌和他的南街村。现在，王宏斌在媒体面前谨慎地保持着低调：“南街只是一个村。(在中国)搞集体经济的有八千多个村，一个村影响不了一个国家。”

　　但是同时，他又说：“我们认为南街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共同富裕，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怕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