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太宗改史”以及唐史料的使用方法

关于“唐太宗改史”以及唐史料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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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奇的历史第一的“唐太宗改史”问题，广泛流行的说法大概是这样：李世民杀兄逼父登上皇位以后，做贼心虚，于是坚持要看史官记载，于是房玄龄许敬宗等史官大大删改史料交给他看，但是李世民仍然不满意，对玄武门之变那段历史应该怎么写作出了具体的领导指示，然后史官按指示行事乱写一气，通过。所以“初唐无信史”，都是御用文人胡编出来吹捧唐太宗的。更有甚者，李世民也成了“干涉改史第一人”，从他以后，中国历史都不可信了。

       俺从三个方面说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现有初唐史料是否对史实有所歪曲；

第二，歪曲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这些（以及其它）史料。

首先，必须要承认，留传下来的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特别是从《册府元龟》和《通鉴考异》等材料里找出来的唐高祖、太宗实录片断，都不同程度地对初唐史实有歪曲记载。

        这些史实歪曲比较集中的部分有：在太原起兵建唐初期的过程中，夸大李世民的作用，有意模糊李 渊的行动；在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忽略李建成李元吉的功绩；在玄武门事变前，丑化李建成李元吉、洗白李世民，等等。

第二，出现这些歪曲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因素：

         甲，受客观条件限制，当时人们对于信息掌握的片面性。也就是说，记载历史的史官，在采访了解史实时，必然更多地接触胜利者一方的说法，接触失败者一方相对困难.这样记下来的“史实”，大多表现出“成王败寇”的倾向，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但这个因素不是主要的。

         乙，史官自身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性，这个因素非常重要。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尽量坚持操守，尽量去做到“立场公正客观”的。但史官也是人，具有自己的判断力、倾向性和政治意图，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其它人也不可能）”。

       这就是说，即使没有来自上面的指示和强行干预，完全保有史官的言论独立自由，史官记下来的东西，一样会有倾向性。略举几例：孔夫子的“为尊者讳”“春秋笔法”，史家老大司马迁人为抬高李广而暗抑卫霍，北齐魏收写史时公然扬言“以我之好恶为准”，著名的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溢美李渊的文字肉麻到恶心……

        具体到初唐的三本史书来说：《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时期，时局动荡，史官们照抄唐代留下来的国史、实录很多，史料详细，观点也基本上是因袭唐代的“官方论点”；《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修成于北宋中期，对唐代留传下来的原始史料进行了较多的搜集、整理、分析、剖删，所以新书和通鉴的倾向性，应该看做是宋代史官的观点——以上说法来自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应该说也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界的主流意见。

        如果说，唐代的“官方史论”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干涉，李家皇帝不许史官说自己祖宗坏话，所以《旧唐书》的立场不够公正客观的话，那么进入北宋中期之后，《新唐书》和《通鉴》的修撰者欧阳修、司马光显然都不必再受制于已经灭亡了百年左右的前朝皇室。宋代的赵家皇帝和唐代李家皇帝也没啥亲戚关系，没理由回护他们，所以新书通鉴在初唐历史记载上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无疑是史官们独立思考的结果。

       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实是，很多“溢美李世民打压李渊（及建成元吉）”的伪史，恰恰不是来自于《旧唐书》的官方定调，而是由这些独立思考的宋代史官们一手炮制的。

        俺来举例：那个著名的“太原起兵时李渊不知情、没有造反的心思、全被蒙在鼓里，一直都是李世民在自己行动逼老爹就范，所以太原起兵的发起人是李世民而不是李渊”伪史论调，仔细对比三本书的记载就能发现，这是宋史官的YY，而根本不是唐国史的原意。

               1.《旧唐书本纪一》：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某个拍马屁的算命者预言李渊要当皇帝，李渊听了还很得意。然后他到太原镇守以后，又拼命收买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两条都是很明显的想造反起兵的迹象，也跟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一致。

             到了新书的高祖本纪和通鉴太原起兵的部分里，这些史料就全都不翼而飞被欧阳司马们拿去下酒了。

           2.关于李渊是早有造反意向，还是原来不知情后来被儿子设计逼反，《旧唐书本纪一》里只有一句很含糊的“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但是在《刘文静传》里却明确地说“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四方之志”是没有歧意的要造反的说法，旧书写明了这一点。

            到了《新唐书本纪一》里，这段历史就成了“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把起兵造反的主角换成了“高祖子世民”。新书的刘文静传则说“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大志”是比“四方之志”低调含糊得多的用词。

          《通鉴》对这一段的描述基本和《新唐书》类似：“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同样以李世民为主语来叙述太原起兵的缘起。

            而在《旧唐书》里，即使是完全以李世民为主角来叙事的《太宗本纪》中，也根本没有“李渊不想造反全靠李世民推动”的说法。

           3.关于那个著名的“李世民和裴寂连手给李渊下套，让李渊睡了晋阳宫女，从而不得不造反”的故事，在三本史书里都有记。然而因为个别关键词关键句子的细微差别，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差异巨大的。  

          《旧唐书裴寂传》：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刘文静传：太宗……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从上面这两段记载来看，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李世民背着父亲做了一些事，但是因为不确定父亲的态度，不敢当面陈说。于是他央求裴寂代他向父亲转达，裴寂就以晋阳宫人私侍为借口向李渊挑明了李世民的所作所为。”而李渊对儿子的作为是什么反应呢？是毫不惊讶的、坦然的、很爽快的同意了李世民的安排，并没有什么意外不知情的表现。

            熟悉初唐史的人都知道，近现代学者用以批判“太原起兵李世民为主论”的最主要史料，就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起居注》将太原起兵的一切功劳都归于李渊，说是“（李渊）仍命皇太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旧唐书》虽然没有原样照抄《起居注》的说法（《起居注》里的很多文字虚假溢美李渊的倾向太过明显，甚至达不到基本的史料水准），而且也相对来说有夸大李世民功劳的倾向，但是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旧唐书》的记载和《起居注》并无根本性矛盾。

            比如上面举的例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李世民虽然是受父命结交豪友的，但是因为他毛头小子一个正在青春叛逆期，李渊所谋的事又太过重大，所以并没有把终极目标——造反跟儿子点明。李世民在密招豪友的过程中，自己（或者被刘文静引诱）产生了造反的念头，而且还做了一些过激举动，父子之间又有些沟通不畅，他不知道父亲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才有委托裴寂挑明的举动。而挑明的结果是——李渊这老狐狸早就知道儿子在干啥，而且是持默许态度的。”

            总之，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很难得出“李渊根本无意造反”的结论。

            来看新唐书和通鉴，事还是那件事，味道就全变了。

          《新唐书本纪一》：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

          《通鉴》：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柰何，正须从之耳。”

            正是通过这些宋代史官添油加醋的生动描写，李渊“大惊”“欲执送官”“取纸笔欲为表”“不忍告”“一夕思”“事已如此当复奈何”，种种表演之下，一位忠诚无辜、委屈被逼、万般无奈的大隋忠臣形象才跃然纸上。同理，既然一提造反李渊如此惊恐、如此惧怕，甚至差点出卖了亲生儿子，那么显然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是没有造反意愿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反映唐人官方论点的《旧唐书》，虽然也有突出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的倾向，但是根本没有否认李渊“自愿造反”的史实，更没有对他进行后世人熟悉的种种“无能丑化”的描写。之所以后世人会有“李渊庸碌被逼起兵”的印象，主要是得归功于宋代史官笔下的两本巨著。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其它方面例如“丑化李建成”的努力上，新唐书做得至少不比旧唐书差，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欧阳修司马光并没有受到酷爱改史的李世民的直接压力（小李：俺放出他们家门上贴的叔宝敬德，夜夜入梦汪汪去……），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自觉自愿地跟（前朝）党中央保持一致，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呢？

       目前来看，原因或许有两个：

              1.唐人无论怎么尊崇李世民，毕竟都得承认开国皇帝是李渊，源头老大是李渊。所以就算官方论点很想贬低李渊的作用，也有一层顾虑在这里，他们不能把李渊刻划的太过软弱无能。

              而到了宋代，这层顾虑已经不存在了。或许在当时文人学者士大夫中间，“李世民万能李渊无能”的论调已经非常流行，而且大部分人相信这才是“真相”。所以当欧阳修司马光大肆修整史料时，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在阿谀吹捧李世民，而是认为自己在“摒弃前朝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

             2.唐国史（初唐高祖、太宗实录）修撰的时代，和北宋中期新书通鉴修撰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处于三百年大乱世末尾的初唐时代，人们更看重个人能力，“忠孝节义”的理念相对淡薄的话，到北宋时，儒家开始复兴，人们对上下规矩正名礼义这些东西的重视已经比初唐时期提高多了（当然比起后世来还远远不如）。所以初唐人修史时，认为写明李渊想造反并无不妥，宋人修史，就得努力塑造李渊的“忠臣”和李世民的“孝子”形象。

       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之下，写出的史书与史实产生偏差，自然得归因于“史官自身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性”，而不能简单认为是“皇帝改史”的结果。
丙，来自于当权者（唐太宗）的指示和压力，这是历来的争论重点。

       我们先来看看原始史料对“李世民干涉改史”的具体记载：

      通鉴：（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这一次李世民干涉未遂，被两个大臣联手拍了回来。

      （贞观十七年）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这一次终于得逞所望……我们看这个材料，是说李世民主要就是看了玄武门之变那一段记载，发现史官们对这一段写得吞吞吐吐十分暧昧，因此不满，下达指示要求史官按照“周公诛管蔡”的定性来“削去浮词，直书其事”。注意，后来的学者们由此判定“唐太宗指使史官编谎”，认为直书其事是表面的漂亮话，实质是要求曲笔讳饰，这是后人意见——学者们当然有发表观点见解的权利，但是原始史料的记载却是“唐太宗要求史官直书事实”，请不要把“观点”和“史料”这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混淆，谢谢。

       然后，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来，经李世民同志定性并且亲自审阅过的“玄武门之变经过”这一段记载，有很多是非常不符合“美化领袖”的要求的。比如，写明了李世民主动发难（旧书隐太子传：太宗然其计……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亲手杀兄（同上：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同时派遣手下去武力逼迫父皇（旧书尉迟敬德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的史实，这些“大逆行径”本来都应该曲笔涂饰掉，可是被领导亲切关怀过以后，反倒留了下来。所以说，至少这一部分的史料，更象“直书其事”而不象“改史”的成果。

        另外《唐会要》里还有一个史料，是关于“究竟是谁更卖力地丑化李建成”的问题的：

      《唐会要卷八十/谥法下》：隐。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赠太子建成。贞观二年三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很多人都知道李建成这个“隐太子”的谥号，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拟定这个谥号，李世民和他和大臣们还发生过两次争执。“有司”先后想给李建成安放的谥号“戾”“灵”，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查谥法，都是比“隐”丑恶得多的字眼。

      当然，这一个简单的例子，远远不能证明李世民“无辜”，也不能因此把责任都推到大臣史官身上。充其量，它只能证明，李世民也“曾经有过”维护李建成身后名誉、阻止臣下泼脏水泼得太过分的举动。

       说了这么多，好象俺一直在为李世民“改史”这件事辩白？

        就算是吧，但是噜嗦了这么多以后，俺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却是：李世民自己观看、干涉、指定大臣修改史书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严重错误的；对于初唐那段历史的虚伪不实之处，他个人要负最主要责任。      

        道理也很简单，无论他自己“改史”是出于什么主观目的、达到了什么样的客观效果，他这种行为，都是对史官工作独立性、公正性的一次威胁和践踏。而由于他在后世被皇帝们作为“学习榜样”，所以他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也就特别恶劣。而且这小子根本是“明知故犯”，那个姓朱的谏臣，已经把后果说得很清楚了：“即使你这次看史的直接效果，是绝对正面的，不会对史学产生一点危害，但是你开了这个恶例以后，别的后世皇帝都会跟着有样学样。你既然不能保证后世皇帝个个都象你这样谦虚谨慎光明伟大，那么也就不能杜绝皇帝们恃势威胁史官隐恶扬善，甚至不用皇帝威胁，史官们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描写对象生前就看到，也自然而然不敢写坏事，从而丧失了对皇权的一道制约和监督。”

        再有，就算李世民只看了玄武门之变那一段历史，而且还确实要求把“真相”写了出来，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既然这整本史书都挂上了“御览钦定”的头衔，那么其他段落、其他记载中那些虚假不实的内容，也得归为他的责任。毕竟史官是揣测着他的心思，写给他看的东西，无论他究竟看了没有，只要签字通过，那么……出了事当然就得找你小子负责！  

P.S.李世民是“著名的改史人”，但是谈不上是“第一”或者“唯一”的改史人。在他之前，改史的文人至少有孔丘爷爷，改史的皇帝至少有前秦的符坚大帝（具体内容请查询《洛阳伽蓝记》）。在他之后，咳嗽，从宋朝开始，起居注都是要经皇帝本人每月御览钦定的了……

第三，在明知史料有真有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初唐（以及其它时代）的史料？

        俺个人遵循的原则如下：

        通常一本完整的史书里，会有叙事、描写、汇录、评判等多种性质的史料共存。

             叙事，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地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原因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种史料的可信性比较强，如果没有相反的记载或者明显不符合科学常识之处，这样的史料应该采信。

             描写，是指史官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一些文学化的手法，比如说某人对敌时“怒发冲冠，目眦欲裂”等，这样会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描写往往带有史官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色彩，所以也容易误导、灌输读者。总的来说，这部分东西的史料价值不如简洁叙事。

             汇录，就是指史书里那些志、表之类的干巴巴的资料。如果没有反证，一般应默认这些东西是真实可信的。

             评判，是史官记下来别人说过的、或者自己原创的议论性文字。这些文字有些比较明显，比如各人传记后面的“史臣赞曰”，通鉴里的“臣光曰”等等，有些则不太好找，是跟叙事、描写的文字掺杂在一起的，需要仔细查辩。

            对于偶们现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史书里的评判性文字，只具有参考价值。它们反映的是当时那个时代、那一群文人、甚至写这段文字的史官本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观点。由于世界观价值观在不断变迁，我们和古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所以很多史论评判我们都应该是抱着“能理解，不赞同”的态度来看。直接搬古代史官的评判性文字（比如啥“位亲望高，中外所向”）来当论据，没有具体事例的支持，说服力是很薄弱的。

       上面说的是对一般性史料的使用方法，再说一下对于初唐三本基础性资料新旧唐书、通鉴的使用方法。

        三本史书的成书过程和性质，第二节里俺已经简单介绍过了，不再重复。使用查找参考的时候，先看你是需要了解一个人，还是想知道一件事的前因后果。

        查找个人事迹，先去翻两唐书；了解完整事件，直接去看通鉴比较省力。

        然后，在两唐书里面，如果该人该事两本都有记载，或者记载有矛盾之处，根据其他史料难以判断谁是谁非的话，推荐取信旧书的说法。一般来说，旧书的叙事比新书详明、仔细，可信度稍稍高一些，被后代史官乱删削的内容少。

       新书的优点是资料来源广泛，有一些人物和事迹，是旧书没有收进去的。所以如果旧书查找不到而新书有……似乎就没啥别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时间允许，态度稍微认真一点，那么研究唐史，三本书的相关内容都必须查找到，对照分析才好。如果再深入一些，《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六典》《通典》《全唐文》这些原始史料，甚至有关的笔记小说、出土文书，以及今人的研究著作里的相关内容，也都应该尽量搜集得全一些……好吧，俺自己已经抓狂了……


最后结论：“唐太宗改史”这个事，要问有没有改过？答案是“有”。

再问“改史的责任在谁”，答案是“李世民负主要责任，史官负重要责任”。

三问“改过的史书还可信吗？能用吗？”答案是“唐史远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只要使用方法得当，史书是可信的，能用的。”关于“唐太宗改史”以及唐史料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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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奇的历史第一的“唐太宗改史”问题，广泛流行的说法大概是这样：李世民杀兄逼父登上皇位以后，做贼心虚，于是坚持要看史官记载，于是房玄龄许敬宗等史官大大删改史料交给他看，但是李世民仍然不满意，对玄武门之变那段历史应该怎么写作出了具体的领导指示，然后史官按指示行事乱写一气，通过。所以“初唐无信史”，都是御用文人胡编出来吹捧唐太宗的。更有甚者，李世民也成了“干涉改史第一人”，从他以后，中国历史都不可信了。

       俺从三个方面说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现有初唐史料是否对史实有所歪曲；

第二，歪曲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这些（以及其它）史料。

首先，必须要承认，留传下来的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特别是从《册府元龟》和《通鉴考异》等材料里找出来的唐高祖、太宗实录片断，都不同程度地对初唐史实有歪曲记载。

        这些史实歪曲比较集中的部分有：在太原起兵建唐初期的过程中，夸大李世民的作用，有意模糊李 渊的行动；在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忽略李建成李元吉的功绩；在玄武门事变前，丑化李建成李元吉、洗白李世民，等等。

第二，出现这些歪曲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因素：

         甲，受客观条件限制，当时人们对于信息掌握的片面性。也就是说，记载历史的史官，在采访了解史实时，必然更多地接触胜利者一方的说法，接触失败者一方相对困难.这样记下来的“史实”，大多表现出“成王败寇”的倾向，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但这个因素不是主要的。

         乙，史官自身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性，这个因素非常重要。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尽量坚持操守，尽量去做到“立场公正客观”的。但史官也是人，具有自己的判断力、倾向性和政治意图，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其它人也不可能）”。

       这就是说，即使没有来自上面的指示和强行干预，完全保有史官的言论独立自由，史官记下来的东西，一样会有倾向性。略举几例：孔夫子的“为尊者讳”“春秋笔法”，史家老大司马迁人为抬高李广而暗抑卫霍，北齐魏收写史时公然扬言“以我之好恶为准”，著名的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溢美李渊的文字肉麻到恶心……

        具体到初唐的三本史书来说：《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时期，时局动荡，史官们照抄唐代留下来的国史、实录很多，史料详细，观点也基本上是因袭唐代的“官方论点”；《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修成于北宋中期，对唐代留传下来的原始史料进行了较多的搜集、整理、分析、剖删，所以新书和通鉴的倾向性，应该看做是宋代史官的观点——以上说法来自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应该说也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界的主流意见。

        如果说，唐代的“官方史论”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干涉，李家皇帝不许史官说自己祖宗坏话，所以《旧唐书》的立场不够公正客观的话，那么进入北宋中期之后，《新唐书》和《通鉴》的修撰者欧阳修、司马光显然都不必再受制于已经灭亡了百年左右的前朝皇室。宋代的赵家皇帝和唐代李家皇帝也没啥亲戚关系，没理由回护他们，所以新书通鉴在初唐历史记载上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无疑是史官们独立思考的结果。

       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实是，很多“溢美李世民打压李渊（及建成元吉）”的伪史，恰恰不是来自于《旧唐书》的官方定调，而是由这些独立思考的宋代史官们一手炮制的。

        俺来举例：那个著名的“太原起兵时李渊不知情、没有造反的心思、全被蒙在鼓里，一直都是李世民在自己行动逼老爹就范，所以太原起兵的发起人是李世民而不是李渊”伪史论调，仔细对比三本书的记载就能发现，这是宋史官的YY，而根本不是唐国史的原意。

               1.《旧唐书本纪一》：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某个拍马屁的算命者预言李渊要当皇帝，李渊听了还很得意。然后他到太原镇守以后，又拼命收买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两条都是很明显的想造反起兵的迹象，也跟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一致。

             到了新书的高祖本纪和通鉴太原起兵的部分里，这些史料就全都不翼而飞被欧阳司马们拿去下酒了。

           2.关于李渊是早有造反意向，还是原来不知情后来被儿子设计逼反，《旧唐书本纪一》里只有一句很含糊的“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但是在《刘文静传》里却明确地说“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四方之志”是没有歧意的要造反的说法，旧书写明了这一点。

            到了《新唐书本纪一》里，这段历史就成了“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把起兵造反的主角换成了“高祖子世民”。新书的刘文静传则说“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大志”是比“四方之志”低调含糊得多的用词。

          《通鉴》对这一段的描述基本和《新唐书》类似：“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同样以李世民为主语来叙述太原起兵的缘起。

            而在《旧唐书》里，即使是完全以李世民为主角来叙事的《太宗本纪》中，也根本没有“李渊不想造反全靠李世民推动”的说法。

           3.关于那个著名的“李世民和裴寂连手给李渊下套，让李渊睡了晋阳宫女，从而不得不造反”的故事，在三本史书里都有记。然而因为个别关键词关键句子的细微差别，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差异巨大的。  

          《旧唐书裴寂传》：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刘文静传：太宗……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从上面这两段记载来看，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李世民背着父亲做了一些事，但是因为不确定父亲的态度，不敢当面陈说。于是他央求裴寂代他向父亲转达，裴寂就以晋阳宫人私侍为借口向李渊挑明了李世民的所作所为。”而李渊对儿子的作为是什么反应呢？是毫不惊讶的、坦然的、很爽快的同意了李世民的安排，并没有什么意外不知情的表现。

            熟悉初唐史的人都知道，近现代学者用以批判“太原起兵李世民为主论”的最主要史料，就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起居注》将太原起兵的一切功劳都归于李渊，说是“（李渊）仍命皇太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旧唐书》虽然没有原样照抄《起居注》的说法（《起居注》里的很多文字虚假溢美李渊的倾向太过明显，甚至达不到基本的史料水准），而且也相对来说有夸大李世民功劳的倾向，但是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旧唐书》的记载和《起居注》并无根本性矛盾。

            比如上面举的例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李世民虽然是受父命结交豪友的，但是因为他毛头小子一个正在青春叛逆期，李渊所谋的事又太过重大，所以并没有把终极目标——造反跟儿子点明。李世民在密招豪友的过程中，自己（或者被刘文静引诱）产生了造反的念头，而且还做了一些过激举动，父子之间又有些沟通不畅，他不知道父亲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才有委托裴寂挑明的举动。而挑明的结果是——李渊这老狐狸早就知道儿子在干啥，而且是持默许态度的。”

            总之，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很难得出“李渊根本无意造反”的结论。

            来看新唐书和通鉴，事还是那件事，味道就全变了。

          《新唐书本纪一》：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

          《通鉴》：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柰何，正须从之耳。”

            正是通过这些宋代史官添油加醋的生动描写，李渊“大惊”“欲执送官”“取纸笔欲为表”“不忍告”“一夕思”“事已如此当复奈何”，种种表演之下，一位忠诚无辜、委屈被逼、万般无奈的大隋忠臣形象才跃然纸上。同理，既然一提造反李渊如此惊恐、如此惧怕，甚至差点出卖了亲生儿子，那么显然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是没有造反意愿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反映唐人官方论点的《旧唐书》，虽然也有突出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的倾向，但是根本没有否认李渊“自愿造反”的史实，更没有对他进行后世人熟悉的种种“无能丑化”的描写。之所以后世人会有“李渊庸碌被逼起兵”的印象，主要是得归功于宋代史官笔下的两本巨著。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其它方面例如“丑化李建成”的努力上，新唐书做得至少不比旧唐书差，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欧阳修司马光并没有受到酷爱改史的李世民的直接压力（小李：俺放出他们家门上贴的叔宝敬德，夜夜入梦汪汪去……），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自觉自愿地跟（前朝）党中央保持一致，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呢？

       目前来看，原因或许有两个：

              1.唐人无论怎么尊崇李世民，毕竟都得承认开国皇帝是李渊，源头老大是李渊。所以就算官方论点很想贬低李渊的作用，也有一层顾虑在这里，他们不能把李渊刻划的太过软弱无能。

              而到了宋代，这层顾虑已经不存在了。或许在当时文人学者士大夫中间，“李世民万能李渊无能”的论调已经非常流行，而且大部分人相信这才是“真相”。所以当欧阳修司马光大肆修整史料时，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在阿谀吹捧李世民，而是认为自己在“摒弃前朝政治因素，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

             2.唐国史（初唐高祖、太宗实录）修撰的时代，和北宋中期新书通鉴修撰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处于三百年大乱世末尾的初唐时代，人们更看重个人能力，“忠孝节义”的理念相对淡薄的话，到北宋时，儒家开始复兴，人们对上下规矩正名礼义这些东西的重视已经比初唐时期提高多了（当然比起后世来还远远不如）。所以初唐人修史时，认为写明李渊想造反并无不妥，宋人修史，就得努力塑造李渊的“忠臣”和李世民的“孝子”形象。

       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之下，写出的史书与史实产生偏差，自然得归因于“史官自身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性”，而不能简单认为是“皇帝改史”的结果。
丙，来自于当权者（唐太宗）的指示和压力，这是历来的争论重点。

       我们先来看看原始史料对“李世民干涉改史”的具体记载：

      通鉴：（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这一次李世民干涉未遂，被两个大臣联手拍了回来。

      （贞观十七年）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这一次终于得逞所望……我们看这个材料，是说李世民主要就是看了玄武门之变那一段记载，发现史官们对这一段写得吞吞吐吐十分暧昧，因此不满，下达指示要求史官按照“周公诛管蔡”的定性来“削去浮词，直书其事”。注意，后来的学者们由此判定“唐太宗指使史官编谎”，认为直书其事是表面的漂亮话，实质是要求曲笔讳饰，这是后人意见——学者们当然有发表观点见解的权利，但是原始史料的记载却是“唐太宗要求史官直书事实”，请不要把“观点”和“史料”这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混淆，谢谢。

       然后，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来，经李世民同志定性并且亲自审阅过的“玄武门之变经过”这一段记载，有很多是非常不符合“美化领袖”的要求的。比如，写明了李世民主动发难（旧书隐太子传：太宗然其计……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亲手杀兄（同上：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同时派遣手下去武力逼迫父皇（旧书尉迟敬德传：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的史实，这些“大逆行径”本来都应该曲笔涂饰掉，可是被领导亲切关怀过以后，反倒留了下来。所以说，至少这一部分的史料，更象“直书其事”而不象“改史”的成果。

        另外《唐会要》里还有一个史料，是关于“究竟是谁更卖力地丑化李建成”的问题的：

      《唐会要卷八十/谥法下》：隐。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赠太子建成。贞观二年三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很多人都知道李建成这个“隐太子”的谥号，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拟定这个谥号，李世民和他和大臣们还发生过两次争执。“有司”先后想给李建成安放的谥号“戾”“灵”，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查谥法，都是比“隐”丑恶得多的字眼。

      当然，这一个简单的例子，远远不能证明李世民“无辜”，也不能因此把责任都推到大臣史官身上。充其量，它只能证明，李世民也“曾经有过”维护李建成身后名誉、阻止臣下泼脏水泼得太过分的举动。

       说了这么多，好象俺一直在为李世民“改史”这件事辩白？

        就算是吧，但是噜嗦了这么多以后，俺对这个问题的结论却是：李世民自己观看、干涉、指定大臣修改史书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严重错误的；对于初唐那段历史的虚伪不实之处，他个人要负最主要责任。      

        道理也很简单，无论他自己“改史”是出于什么主观目的、达到了什么样的客观效果，他这种行为，都是对史官工作独立性、公正性的一次威胁和践踏。而由于他在后世被皇帝们作为“学习榜样”，所以他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也就特别恶劣。而且这小子根本是“明知故犯”，那个姓朱的谏臣，已经把后果说得很清楚了：“即使你这次看史的直接效果，是绝对正面的，不会对史学产生一点危害，但是你开了这个恶例以后，别的后世皇帝都会跟着有样学样。你既然不能保证后世皇帝个个都象你这样谦虚谨慎光明伟大，那么也就不能杜绝皇帝们恃势威胁史官隐恶扬善，甚至不用皇帝威胁，史官们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描写对象生前就看到，也自然而然不敢写坏事，从而丧失了对皇权的一道制约和监督。”

        再有，就算李世民只看了玄武门之变那一段历史，而且还确实要求把“真相”写了出来，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既然这整本史书都挂上了“御览钦定”的头衔，那么其他段落、其他记载中那些虚假不实的内容，也得归为他的责任。毕竟史官是揣测着他的心思，写给他看的东西，无论他究竟看了没有，只要签字通过，那么……出了事当然就得找你小子负责！  

P.S.李世民是“著名的改史人”，但是谈不上是“第一”或者“唯一”的改史人。在他之前，改史的文人至少有孔丘爷爷，改史的皇帝至少有前秦的符坚大帝（具体内容请查询《洛阳伽蓝记》）。在他之后，咳嗽，从宋朝开始，起居注都是要经皇帝本人每月御览钦定的了……

第三，在明知史料有真有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初唐（以及其它时代）的史料？

        俺个人遵循的原则如下：

        通常一本完整的史书里，会有叙事、描写、汇录、评判等多种性质的史料共存。

             叙事，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地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原因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种史料的可信性比较强，如果没有相反的记载或者明显不符合科学常识之处，这样的史料应该采信。

             描写，是指史官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一些文学化的手法，比如说某人对敌时“怒发冲冠，目眦欲裂”等，这样会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描写往往带有史官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色彩，所以也容易误导、灌输读者。总的来说，这部分东西的史料价值不如简洁叙事。

             汇录，就是指史书里那些志、表之类的干巴巴的资料。如果没有反证，一般应默认这些东西是真实可信的。

             评判，是史官记下来别人说过的、或者自己原创的议论性文字。这些文字有些比较明显，比如各人传记后面的“史臣赞曰”，通鉴里的“臣光曰”等等，有些则不太好找，是跟叙事、描写的文字掺杂在一起的，需要仔细查辩。

            对于偶们现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史书里的评判性文字，只具有参考价值。它们反映的是当时那个时代、那一群文人、甚至写这段文字的史官本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观点。由于世界观价值观在不断变迁，我们和古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所以很多史论评判我们都应该是抱着“能理解，不赞同”的态度来看。直接搬古代史官的评判性文字（比如啥“位亲望高，中外所向”）来当论据，没有具体事例的支持，说服力是很薄弱的。

       上面说的是对一般性史料的使用方法，再说一下对于初唐三本基础性资料新旧唐书、通鉴的使用方法。

        三本史书的成书过程和性质，第二节里俺已经简单介绍过了，不再重复。使用查找参考的时候，先看你是需要了解一个人，还是想知道一件事的前因后果。

        查找个人事迹，先去翻两唐书；了解完整事件，直接去看通鉴比较省力。

        然后，在两唐书里面，如果该人该事两本都有记载，或者记载有矛盾之处，根据其他史料难以判断谁是谁非的话，推荐取信旧书的说法。一般来说，旧书的叙事比新书详明、仔细，可信度稍稍高一些，被后代史官乱删削的内容少。

       新书的优点是资料来源广泛，有一些人物和事迹，是旧书没有收进去的。所以如果旧书查找不到而新书有……似乎就没啥别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时间允许，态度稍微认真一点，那么研究唐史，三本书的相关内容都必须查找到，对照分析才好。如果再深入一些，《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六典》《通典》《全唐文》这些原始史料，甚至有关的笔记小说、出土文书，以及今人的研究著作里的相关内容，也都应该尽量搜集得全一些……好吧，俺自己已经抓狂了……


最后结论：“唐太宗改史”这个事，要问有没有改过？答案是“有”。

再问“改史的责任在谁”，答案是“李世民负主要责任，史官负重要责任”。

三问“改过的史书还可信吗？能用吗？”答案是“唐史远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只要使用方法得当，史书是可信的，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