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杯满，还是半杯空? ——浅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与失

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 林洸耀/文


（林洸耀祖籍福建厦门，在菲律宾出生长大，1991年加入路透社。他二十六年的记者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 ，曾常驻台北15年，北京11年。他于2008年7月起担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


80年代初期，台湾邓丽君的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仿佛一股清风迎面吹向当时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姓。可是这阵清风却吹得当时的保守派战战兢兢，并明令禁止公开播放她的歌曲。他们指斥邓的歌是低级趣味，腐朽颓废，称之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他们甚至担心，如果任其恣意泛滥，中国将会发生和平演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想这一幕，还有一些当时觉得可怕的事情，现在都感到可笑。同样，放眼未来，现在中国的一些禁忌话题，将来回头看看，会不会也觉得幼稚呢？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的。新中国已从建国以来的“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舞台上颇具分量的角色。而30年的经济发展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除了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的改变外，更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从清一色的蓝灰色中山装，到牛仔裤、西服，再到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从柴米油盐的凭票供应，到可乐、汉堡、牛排，以及各国美食遍布大街小巷；从集体宿舍到福利分房，以及住房商品化；从一个人生老病死都在同一个地方，到人员大范围流动；中国人正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未曾有过的自由度和选择权。


中国人是这样，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是一样。我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在1994年。那时，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外商和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必须住在外交公寓。而现在对外国人住所的限制已基本解除。另外，以前中国人说防火、防盗、防记者，视记者为洪水猛兽，视外国记者为间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戴“有色眼镜”看记者了。


我将以上这种种的变化归纳为“半杯满”。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当前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媒体的监督功能以及法制不够健全等等。因而，在看到“半杯满”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半杯空”。


首先，关于中国政府和决策的透明度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一次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还提出，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其实，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在任何时期都是非常必要的。西方社会经常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中国官场贪污腐败现象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认真思考如何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真正确保决策公开、公平、公正。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点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另外，出现问题不能隐瞒，同时还要真正开放言路，给老百姓创造一个讲话不必害怕的环境。其实言路开了，普通民众的一些诉求也就有了表达的渠道了，也就可能避免类似贵州的甕安事件了。群众敢说话了，也就会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也许类似三聚氰胺的事件可以防患于未然。再次，加强了透明度，也就不会出现一些官员因某些事件丢官，而过一段时间後又莫名其妙地东山再起的事情了。


其次，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正在发酵，但总体上说，中国媒体的监督能力还明显不足。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第四种权力”存在，并且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媒体在监督政府这方面，就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政府有两个不容置疑的主张：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只有鲜花和掌声的世界里，任何个人或机构都很难取得进步。正所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再次，虽然中国的司法制度已取得进步，近年来许多误判的案子也得到纠正，但是司法腐败依然存在，法院和检察院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必须成为老百姓的最後保障。至于军队、警察和安全单位，则须中立，不为某个人或某个派系所用，也要避免枪指挥党的历史重演。


至于西方世界一直关注的中国有没有民主、有多少民主的问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经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究竟是不是个好东西，这里暂且不谈。西方人主张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这是因为目前人类社会尚未发明出比这更高明的方法来实现政权的和平转让，而不是私相授受，或武力夺权。


2008年，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之年。包括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一系列事件，让中国及其国民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很多大喜大悲，同时也对整个世界和自身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西藏发生的骚乱，只见中国人问为何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中国有偏见，却很少见中国人反省为什麽西藏会发生暴动；汶川地震唤起了中国人的怜悯之心，但也让中国人明白人非胜天的道理；北京奥运以及之後中国人首次实现太空行走，更让中国人感到百年屈辱一扫而尽。但是，在这个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30年的开始，比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拾起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美德——宽容、谦虚、礼让。西方社会有时把中国的崛起“妖魔化”，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所以，如果不懂得谦虚礼让、以德服人，不懂得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胸怀面对世界，就难怪西方世界会感到惧怕，进而想要遏制中国，想在中国和平演变，甚至发动“颜色革命”。


近来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姿态软化，积极寻求合作，不再频频发出武力威胁之声，赢得了西方世界的不少赞誉，这便是以非威胁的方式改善自身形象的良好例证。


另外， “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词是由当年不愿意与周恩来握手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发明的，其意图就是瓦解共产主义。因此，这个词是中国高级领导层的一个禁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从邓丽君的歌进入中国的那天起，和平演变就已经开始了。


今天的中国人穿牛仔，喝可乐，吃汉堡，看好莱坞电影，听摇滚音乐。这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越来越融汇、相似了。除了在文化和生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以外，和平演变也在经济制度上有所体现。目前，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与西方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融合，甚至有部分西方人干脆把中国现有的经济形态称为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平”。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上其实已无所谓谁主宰谁，更多的是异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和渗透。不光是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向外输出。比如，《孙子兵法》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大军校的必修教材；“汉语热”继续升温，分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已经超过一百所。
所以，这样下去再过30年，可能很多在今天看来不能接受的事物，也都不值得一提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遥不可及的愿望，也都可能会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已将近60年。第二个30年（1978年至2008年）基本解决了第一个30年（1949年到1978年）遗留下的问题——贫穷、饥饿、动乱；而第三个30年也应当解决第二个30年的遗留问题——贫富不均、贪污腐败及权力交接的政治合法性。


从明年开始，新中国将步入自己的第三个30年。2009年是一个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年份。首先，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相信中国会隆重纪念并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同时，明年也是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1989二十周年，这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人民不能无视的问题，无法回避的问题，早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完）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 林洸耀/文


（林洸耀祖籍福建厦门，在菲律宾出生长大，1991年加入路透社。他二十六年的记者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 ，曾常驻台北15年，北京11年。他于2008年7月起担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


80年代初期，台湾邓丽君的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仿佛一股清风迎面吹向当时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姓。可是这阵清风却吹得当时的保守派战战兢兢，并明令禁止公开播放她的歌曲。他们指斥邓的歌是低级趣味，腐朽颓废，称之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他们甚至担心，如果任其恣意泛滥，中国将会发生和平演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想这一幕，还有一些当时觉得可怕的事情，现在都感到可笑。同样，放眼未来，现在中国的一些禁忌话题，将来回头看看，会不会也觉得幼稚呢？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的。新中国已从建国以来的“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舞台上颇具分量的角色。而30年的经济发展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除了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的改变外，更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从清一色的蓝灰色中山装，到牛仔裤、西服，再到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从柴米油盐的凭票供应，到可乐、汉堡、牛排，以及各国美食遍布大街小巷；从集体宿舍到福利分房，以及住房商品化；从一个人生老病死都在同一个地方，到人员大范围流动；中国人正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未曾有过的自由度和选择权。


中国人是这样，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是一样。我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在1994年。那时，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外商和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必须住在外交公寓。而现在对外国人住所的限制已基本解除。另外，以前中国人说防火、防盗、防记者，视记者为洪水猛兽，视外国记者为间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戴“有色眼镜”看记者了。


我将以上这种种的变化归纳为“半杯满”。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当前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媒体的监督功能以及法制不够健全等等。因而，在看到“半杯满”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半杯空”。


首先，关于中国政府和决策的透明度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一次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还提出，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其实，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在任何时期都是非常必要的。西方社会经常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中国官场贪污腐败现象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认真思考如何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真正确保决策公开、公平、公正。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点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另外，出现问题不能隐瞒，同时还要真正开放言路，给老百姓创造一个讲话不必害怕的环境。其实言路开了，普通民众的一些诉求也就有了表达的渠道了，也就可能避免类似贵州的甕安事件了。群众敢说话了，也就会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也许类似三聚氰胺的事件可以防患于未然。再次，加强了透明度，也就不会出现一些官员因某些事件丢官，而过一段时间後又莫名其妙地东山再起的事情了。


其次，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正在发酵，但总体上说，中国媒体的监督能力还明显不足。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第四种权力”存在，并且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媒体在监督政府这方面，就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政府有两个不容置疑的主张：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只有鲜花和掌声的世界里，任何个人或机构都很难取得进步。正所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再次，虽然中国的司法制度已取得进步，近年来许多误判的案子也得到纠正，但是司法腐败依然存在，法院和检察院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司法机关必须成为老百姓的最後保障。至于军队、警察和安全单位，则须中立，不为某个人或某个派系所用，也要避免枪指挥党的历史重演。


至于西方世界一直关注的中国有没有民主、有多少民主的问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经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究竟是不是个好东西，这里暂且不谈。西方人主张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这是因为目前人类社会尚未发明出比这更高明的方法来实现政权的和平转让，而不是私相授受，或武力夺权。


2008年，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之年。包括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一系列事件，让中国及其国民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很多大喜大悲，同时也对整个世界和自身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西藏发生的骚乱，只见中国人问为何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中国有偏见，却很少见中国人反省为什麽西藏会发生暴动；汶川地震唤起了中国人的怜悯之心，但也让中国人明白人非胜天的道理；北京奥运以及之後中国人首次实现太空行走，更让中国人感到百年屈辱一扫而尽。但是，在这个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30年的开始，比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拾起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美德——宽容、谦虚、礼让。西方社会有时把中国的崛起“妖魔化”，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所以，如果不懂得谦虚礼让、以德服人，不懂得以一个泱泱大国的胸怀面对世界，就难怪西方世界会感到惧怕，进而想要遏制中国，想在中国和平演变，甚至发动“颜色革命”。


近来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姿态软化，积极寻求合作，不再频频发出武力威胁之声，赢得了西方世界的不少赞誉，这便是以非威胁的方式改善自身形象的良好例证。


另外， “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词是由当年不愿意与周恩来握手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发明的，其意图就是瓦解共产主义。因此，这个词是中国高级领导层的一个禁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从邓丽君的歌进入中国的那天起，和平演变就已经开始了。


今天的中国人穿牛仔，喝可乐，吃汉堡，看好莱坞电影，听摇滚音乐。这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是越来越融汇、相似了。除了在文化和生活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以外，和平演变也在经济制度上有所体现。目前，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与西方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融合，甚至有部分西方人干脆把中国现有的经济形态称为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平”。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上其实已无所谓谁主宰谁，更多的是异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和渗透。不光是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向外输出。比如，《孙子兵法》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大军校的必修教材；“汉语热”继续升温，分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已经超过一百所。
所以，这样下去再过30年，可能很多在今天看来不能接受的事物，也都不值得一提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遥不可及的愿望，也都可能会实现了。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已将近60年。第二个30年（1978年至2008年）基本解决了第一个30年（1949年到1978年）遗留下的问题——贫穷、饥饿、动乱；而第三个30年也应当解决第二个30年的遗留问题——贫富不均、贪污腐败及权力交接的政治合法性。


从明年开始，新中国将步入自己的第三个30年。2009年是一个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年份。首先，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相信中国会隆重纪念并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同时，明年也是达赖喇嘛出走50周年，1989二十周年，这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人民不能无视的问题，无法回避的问题，早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