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佳教师”杨叫兽

这里也讲述一些华政杨叫兽的事情。可能想不到，杨叫兽在我读大学的那几年还数年被评为“十佳教师”。
其实很简单，这个十佳教师，是学生投票投出来的。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上课一贯放嘴炮指桑骂槐的杨叫兽是如何获得学生的“景仰”的？难道那么多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就没有多少人是有分辨能力的吗？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基本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的匮乏。杨叫兽的私货其实很粗糙，真的很粗糙。例如“建国后共产党政权完全抹杀了国民政府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说。且不说如今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到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各种历史书籍，哪怕就是杨叫兽口诛笔伐指责为“谎话连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白纸黑字地记述了当时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表现，而且对广大国军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教材上批评的是国府高层对待抗战消极、投机的心理和脱离群众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中多次和中共搞摩擦的恶劣表现。叫兽所谓“不客观不公正”到底要怎么个客观公正法？是不是要把战史沙龙上的东西放在教科书里？？对了，叫兽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写得太简单，都是一笔带过”。看似这种说法还有那么回事，可是看看教材中对共产党方面的描写，不也是“一笔带过”的吗？在我使用过的沪版一期教改教科书（不是后来被推翻的二期课改教科书）上，对国府抗战的记录甚至还比记录共产党根据地方面的略多。毕竟中学历史教科书跨越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很广，对每一个章节，哪怕是重点章节，能着墨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如何谈得上故意抹杀？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学里有几个学生是把历史课当回事在学的。我高中是文科班的，选的就是历史，班上20余人历史学得有个头绪的不超过5个，其余人都是成绩太差，根本无法选理科为了偷懒混日子来学文科的。历史班毕竟还是要考历史的，那些非历史班的学生更是从不把历史课当回事。结果是自己中学里什么也没学到，基本常识和知识框架都没有建立起来，对历史教科书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么到了大学里还不是任杨叫兽摆布？又如“朝鲜战争拯救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独裁政权”，研究历史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不用现在去肯定或否定过去，不用过去去肯定或否定现在。不能拿今天的现状倒推当时的决策。叫兽的意思是“看，朝鲜现在多么独裁多么贫穷，韩国现在多好”，那么，叫兽如何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批韩国人逃到当时条件比韩国好的朝鲜去的事实呢？哦，对，他是叫兽是JY，只许他讲别人不许讲，别人讲了也是被G党蒙蔽的，是G党编造出来的，拿不出证据的。至于什么是证据，叫兽说了算。问题是，几个学生知道这些历史？几个学生知道韩国在80年代以前就是军事独裁政权？知道光州事件？这样的学生，岂不是像牵线木偶一样被叫兽拉着跑？又如“二战苏军中有美式武器”，对我们军事爱好者来说，lend-lease早就是基本知识，萨沙开着谢MM到维也纳饭店里大吃、波克雷什金驾驶P-39胖揍德国佬的段子人人早以人人知晓。问题是大多数学生们不知道，第一次从叫兽嘴里听到苏军中有美式武器岂不是惊天动地？正因为基础知识的匮乏，才有了叫兽横行的温床，才会把叫兽的谎言当真理，把叫兽当成是鲁迅再生。
2、对中学里劣质政治教育历史教育的逆反心理。不能不说，我们中学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质量普遍是低劣的。这里面既有教科书的责任，也有任课老师的责任。所谓教科书的责任绝不是指教科书上“抹杀了KMT抗战的功绩”，而是教科书在目前错误的教改思路影响下，变得过分粗浅过分表面化，过分低估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很多知识，其实只要讲清楚、讲到位、态度严肃不塞私货，是可以跟学生讲清楚让学生正确理解的，但是教材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大旗下，轻率地把很多背景知识、相关知识当“过难过多”的内容给删除了，只留下了光秃秃的所谓“主线”和预设的结论，至于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都被删除了。于是原本应该体现了学科内在逻辑的教科书变成了一本堆砌“结论”的语录本，哪怕这些结论的确是正确的。教材的缺陷本来可以通过教师上课的教学来弥补，只要把本该讲的东西拿出来讲了，还是可以把书上的东西讲明白的。但是我们的相当多数的教师能力有限，自身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也非常少，只满足于照本宣科，现在这个“本”简化了，他们的教学也跟着“简化”了，只要求学生划书、记笔记、背书……我一直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学业负担重，不是因为教材太难，也不是因为教材上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而是把许多不该死记硬背的东西死记硬背了，把原本鲜活的知识认为地变成了预设结论的提纲、考点。这本不是我国教育的初衷，而是教学实践中发生的偏差。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对书本上那些哪怕是正确的结论也背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进入大学，面对叫兽的忽悠，还有几个人能保持理智和判断力？
3、大学氛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学术观点涌入国内，一度“反传统”非常流行，只要是反传统的反文化的，统统是“真知灼见”，只要是反对现行体制的，很容易被捧为“改革先锋”。正是在这股思潮下，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来了，反中华文化来了，“自由化”来了……尽管当初支持这些洋垃圾的人后来基本上都反省了，但是剩下的人出于种种目的依旧坚持着这些洋垃圾，把这些早就过时的洋垃圾当宝贝。在体制内，他们的洋垃圾没有了市场，受到了重重的挫折，于是就把倾销的目标对准了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利用他们知识的缺乏和叛逆的心理灌输这些东西，以满足自己的虚荣感和“清高感”。当然，学生只是个工具，更重要的是利用“反体制”在学生面前扮演悲情英雄，去得到那些他们在体制内得不到的东西。虽然我也是个文科生，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现象在文科大学里尤其严重。华政是我的母校，我珍惜母校的荣誉，对于母校中那些正直的有学术风范的老师，我一直是很敬重的。比如教《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陈宇、教《刑法》的何萍、教《国际公法》的王勇……他们有的时候在课上也要批评体制批评社会现实，但是批评了有理有据，是非清楚，绝不流于谩骂和放私货。但是同时，也有不少教员学术素养一般，“反体制”却是上蹿下跳，拿“反体制”当卖点，宣传“中国社会要民主，必须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有之，聒噪“台湾民主优于大陆”的有之，、嚷嚷“FLG是合法登记的，GCD可没有登记过”的也有之……庙小和尚大，池浅王八多。这些人虽然成不了学校的主流，但是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小气候。而学校的管理者因为种种原因，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但缩手缩脚，怕触犯了“学术自由”留下坏名声而听之任之，一定程度上养大了这股气候。这里也讲述一些华政杨叫兽的事情。可能想不到，杨叫兽在我读大学的那几年还数年被评为“十佳教师”。
其实很简单，这个十佳教师，是学生投票投出来的。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上课一贯放嘴炮指桑骂槐的杨叫兽是如何获得学生的“景仰”的？难道那么多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就没有多少人是有分辨能力的吗？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基本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的匮乏。杨叫兽的私货其实很粗糙，真的很粗糙。例如“建国后共产党政权完全抹杀了国民政府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说。且不说如今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到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各种历史书籍，哪怕就是杨叫兽口诛笔伐指责为“谎话连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白纸黑字地记述了当时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表现，而且对广大国军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教材上批评的是国府高层对待抗战消极、投机的心理和脱离群众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中多次和中共搞摩擦的恶劣表现。叫兽所谓“不客观不公正”到底要怎么个客观公正法？是不是要把战史沙龙上的东西放在教科书里？？对了，叫兽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写得太简单，都是一笔带过”。看似这种说法还有那么回事，可是看看教材中对共产党方面的描写，不也是“一笔带过”的吗？在我使用过的沪版一期教改教科书（不是后来被推翻的二期课改教科书）上，对国府抗战的记录甚至还比记录共产党根据地方面的略多。毕竟中学历史教科书跨越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很广，对每一个章节，哪怕是重点章节，能着墨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如何谈得上故意抹杀？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学里有几个学生是把历史课当回事在学的。我高中是文科班的，选的就是历史，班上20余人历史学得有个头绪的不超过5个，其余人都是成绩太差，根本无法选理科为了偷懒混日子来学文科的。历史班毕竟还是要考历史的，那些非历史班的学生更是从不把历史课当回事。结果是自己中学里什么也没学到，基本常识和知识框架都没有建立起来，对历史教科书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么到了大学里还不是任杨叫兽摆布？又如“朝鲜战争拯救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独裁政权”，研究历史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不用现在去肯定或否定过去，不用过去去肯定或否定现在。不能拿今天的现状倒推当时的决策。叫兽的意思是“看，朝鲜现在多么独裁多么贫穷，韩国现在多好”，那么，叫兽如何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批韩国人逃到当时条件比韩国好的朝鲜去的事实呢？哦，对，他是叫兽是JY，只许他讲别人不许讲，别人讲了也是被G党蒙蔽的，是G党编造出来的，拿不出证据的。至于什么是证据，叫兽说了算。问题是，几个学生知道这些历史？几个学生知道韩国在80年代以前就是军事独裁政权？知道光州事件？这样的学生，岂不是像牵线木偶一样被叫兽拉着跑？又如“二战苏军中有美式武器”，对我们军事爱好者来说，lend-lease早就是基本知识，萨沙开着谢MM到维也纳饭店里大吃、波克雷什金驾驶P-39胖揍德国佬的段子人人早以人人知晓。问题是大多数学生们不知道，第一次从叫兽嘴里听到苏军中有美式武器岂不是惊天动地？正因为基础知识的匮乏，才有了叫兽横行的温床，才会把叫兽的谎言当真理，把叫兽当成是鲁迅再生。
2、对中学里劣质政治教育历史教育的逆反心理。不能不说，我们中学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质量普遍是低劣的。这里面既有教科书的责任，也有任课老师的责任。所谓教科书的责任绝不是指教科书上“抹杀了KMT抗战的功绩”，而是教科书在目前错误的教改思路影响下，变得过分粗浅过分表面化，过分低估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很多知识，其实只要讲清楚、讲到位、态度严肃不塞私货，是可以跟学生讲清楚让学生正确理解的，但是教材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大旗下，轻率地把很多背景知识、相关知识当“过难过多”的内容给删除了，只留下了光秃秃的所谓“主线”和预设的结论，至于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都被删除了。于是原本应该体现了学科内在逻辑的教科书变成了一本堆砌“结论”的语录本，哪怕这些结论的确是正确的。教材的缺陷本来可以通过教师上课的教学来弥补，只要把本该讲的东西拿出来讲了，还是可以把书上的东西讲明白的。但是我们的相当多数的教师能力有限，自身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也非常少，只满足于照本宣科，现在这个“本”简化了，他们的教学也跟着“简化”了，只要求学生划书、记笔记、背书……我一直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学业负担重，不是因为教材太难，也不是因为教材上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而是把许多不该死记硬背的东西死记硬背了，把原本鲜活的知识认为地变成了预设结论的提纲、考点。这本不是我国教育的初衷，而是教学实践中发生的偏差。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对书本上那些哪怕是正确的结论也背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进入大学，面对叫兽的忽悠，还有几个人能保持理智和判断力？
3、大学氛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学术观点涌入国内，一度“反传统”非常流行，只要是反传统的反文化的，统统是“真知灼见”，只要是反对现行体制的，很容易被捧为“改革先锋”。正是在这股思潮下，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来了，反中华文化来了，“自由化”来了……尽管当初支持这些洋垃圾的人后来基本上都反省了，但是剩下的人出于种种目的依旧坚持着这些洋垃圾，把这些早就过时的洋垃圾当宝贝。在体制内，他们的洋垃圾没有了市场，受到了重重的挫折，于是就把倾销的目标对准了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利用他们知识的缺乏和叛逆的心理灌输这些东西，以满足自己的虚荣感和“清高感”。当然，学生只是个工具，更重要的是利用“反体制”在学生面前扮演悲情英雄，去得到那些他们在体制内得不到的东西。虽然我也是个文科生，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现象在文科大学里尤其严重。华政是我的母校，我珍惜母校的荣誉，对于母校中那些正直的有学术风范的老师，我一直是很敬重的。比如教《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陈宇、教《刑法》的何萍、教《国际公法》的王勇……他们有的时候在课上也要批评体制批评社会现实，但是批评了有理有据，是非清楚，绝不流于谩骂和放私货。但是同时，也有不少教员学术素养一般，“反体制”却是上蹿下跳，拿“反体制”当卖点，宣传“中国社会要民主，必须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有之，聒噪“台湾民主优于大陆”的有之，、嚷嚷“FLG是合法登记的，GCD可没有登记过”的也有之……庙小和尚大，池浅王八多。这些人虽然成不了学校的主流，但是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小气候。而学校的管理者因为种种原因，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但缩手缩脚，怕触犯了“学术自由”留下坏名声而听之任之，一定程度上养大了这股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