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危机与中国

依据上周五本栏刊登的《危机与美国》一文的逻辑，目前的金融危机显然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定位使我们在谈论危机时，既要避免给人一种末日临近的恐慌感，也要避免留下会“彻底解决”问题的印象。验之于历史，过度恐慌情绪和推倒重来期望总是强化着危机，甚至比危机本身更危险。作为一种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基本上是和平过渡的体系调整表征的金融危机，其解决办法最好在时间上足够长、在过程中渐进为主、在方式上合作为上。我认为，这应是中国的立场。

　　这场危机发端于美国，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危机视做是“华尔街风暴”，不能把危机只看做是美国的危机。正如台风必然首先起于海洋上的某个地方，但却不能把台风只看做是起源地的事情、也不能只在起源地抗击台风一样。具体到中国，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场危机无论起源还是影响都是全球性的，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其次，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对抗危机；再次，这次危机虽然对中国而言是伸张影响力的机会，但中国尚不具备“当头”的条件。

　　在应对这场“全球性挑战”（胡 锦 涛在与奥巴马通话时的表态）时，最为重要的是要对这场危机有一个战略性的定位。笔者的分析是，这场危机不是霸权更替时期的危机，也就是说，不是类似由“英镑体系”向“美元体系”更替时期出现的那种危机。虽然目前的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尚不是全面放弃、另起炉灶的时候。基于这个判断，中国在危机中的战略，就应当是平衡国际体系稳定和改革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变革。所谓的稳定，就是坚持目前的国际金融制度，采取措施维护该制度并建设性地予以完善。所谓变革，就是呼吁并采取适当行动改革目前的金融制度，使之反映国际权力分布的新现实。而中国就是这一新现实中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

　　在这一战略性架构下，我们的政策首先就是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危机当前，重要的是全球协调，而不是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其次，现实和理性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而不是像上海一位教授说的“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这样做只会激化危机，害人害己。再次，以现存的国际制度设施为基础（ＩＭＦ、世界银行等），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其中的权力，以形成对美欧权力的节制，使他们更为负责，使由他们主导的这些机构更有代表性和更加透明。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处境是微妙的。从目前的舆论形势看，有点类似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人一则感到危机及身的忧虑，一则感到兴奋莫名，似乎我们迎来了一次当头的机会。国内外敦促中国出来“救西方”的声音不绝于耳。

　　确实，当前的危机为伸张中国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所谓“不当头”，不是不参与危机的处理，而是不谋求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维护中国利益的最佳办法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而不是另建一个体系，那样做，不符合全球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经过３０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自身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压力，关照好十三亿人口的福祉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为世界承担的最大的责任。具体到更技术化的人民币问题，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化，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提上日程，而且其过程一定是反复博弈、充满变数的，不会一蹴而就，也不要期望出现奇迹。依据上周五本栏刊登的《危机与美国》一文的逻辑，目前的金融危机显然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定位使我们在谈论危机时，既要避免给人一种末日临近的恐慌感，也要避免留下会“彻底解决”问题的印象。验之于历史，过度恐慌情绪和推倒重来期望总是强化着危机，甚至比危机本身更危险。作为一种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基本上是和平过渡的体系调整表征的金融危机，其解决办法最好在时间上足够长、在过程中渐进为主、在方式上合作为上。我认为，这应是中国的立场。

　　这场危机发端于美国，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危机视做是“华尔街风暴”，不能把危机只看做是美国的危机。正如台风必然首先起于海洋上的某个地方，但却不能把台风只看做是起源地的事情、也不能只在起源地抗击台风一样。具体到中国，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场危机无论起源还是影响都是全球性的，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其次，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对抗危机；再次，这次危机虽然对中国而言是伸张影响力的机会，但中国尚不具备“当头”的条件。

　　在应对这场“全球性挑战”（胡 锦 涛在与奥巴马通话时的表态）时，最为重要的是要对这场危机有一个战略性的定位。笔者的分析是，这场危机不是霸权更替时期的危机，也就是说，不是类似由“英镑体系”向“美元体系”更替时期出现的那种危机。虽然目前的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尚不是全面放弃、另起炉灶的时候。基于这个判断，中国在危机中的战略，就应当是平衡国际体系稳定和改革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变革。所谓的稳定，就是坚持目前的国际金融制度，采取措施维护该制度并建设性地予以完善。所谓变革，就是呼吁并采取适当行动改革目前的金融制度，使之反映国际权力分布的新现实。而中国就是这一新现实中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

　　在这一战略性架构下，我们的政策首先就是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危机当前，重要的是全球协调，而不是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其次，现实和理性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而不是像上海一位教授说的“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这样做只会激化危机，害人害己。再次，以现存的国际制度设施为基础（ＩＭＦ、世界银行等），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其中的权力，以形成对美欧权力的节制，使他们更为负责，使由他们主导的这些机构更有代表性和更加透明。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处境是微妙的。从目前的舆论形势看，有点类似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人一则感到危机及身的忧虑，一则感到兴奋莫名，似乎我们迎来了一次当头的机会。国内外敦促中国出来“救西方”的声音不绝于耳。

　　确实，当前的危机为伸张中国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所谓“不当头”，不是不参与危机的处理，而是不谋求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维护中国利益的最佳办法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而不是另建一个体系，那样做，不符合全球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经过３０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自身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压力，关照好十三亿人口的福祉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为世界承担的最大的责任。具体到更技术化的人民币问题，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化，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提上日程，而且其过程一定是反复博弈、充满变数的，不会一蹴而就，也不要期望出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