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小岗村是个什么典型，他的教育意义在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7:50:11
当年的大寨支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走集体经济道路，向荒山要粮。面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残酷现实，用最原始的工具造梯田修水利，几年间彻底改变了大寨长期吃返销粮的局面，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论自然条件大寨比小岗要差得很多。但是大寨党支部及陈永贵和郭凤莲等一班人，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为人民服务”，基础支部也起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坚强领导作用。
相反，小岗村也有一个支部，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下面的文章:[毛泽东的最后遗产——《重访小岗村》有感]给出了答案。小岗村改革开放前发展到集体的粪（肥，粮食的粮食）10余年没人管没人挑。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在小岗村还任重道远。）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要分田分地了，倒是来了精神，村干部集体按手印（其实也是虚假报道有文为证，参见下文：恽仁祥：小岗村典型的树起是一场浮夸风）。
社会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应该宣传什么、鼓励什么、发扬什么、给后代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考虑的大事。即使是现在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不论大小型企业，成功的经验之中，最为有效的管理经验就是“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何谓“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说白了还不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把极端个人主义放在首位，那是一种倒退，是向动物倒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在研究人类进步历史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不怎么叫“构建和谐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
私有经济，分田到户利用了人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生产有点作用，但是要做大要抵御自然灾害和国际竞争就必须走集体化、集团化、社会化的道路，这些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精神！
另外，如今中国农业粮油棉产量的提高也不是由于“土地承包的结果。解放前以及中国古代、近代从来没有施行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集体所有制，都是私有制和个体经营，那么应该有“极大的动力”来发展生产吧。事实是怎样呢？中国的粮食问题在解放前一直是最成问题的问题。即使有粮食，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也没有粮食吃，路有冻死骨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因此，解放后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以粮为纲，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号召。
实行粮票制也是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后为了保证全民的基本生存权、在物质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
中国农业形势的基本好转还得益于石油和科技的贡献。没有石油就没有化工，也没有化肥、农药和农膜。这些都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在没有大庆、任丘、胜利等一系列油田的时候，我国的农业要快速发展是艰难的。农业科学研究的积累也为改革开放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把农业的发展归功于“土地承包”是不科学的片面的。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正确的，有发展眼光的。但是农业的出路最终还得发展集体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规模化、集约化”。
现在的华西村、南街村的经济比小岗要好百倍。小岗村的领导也去参观过，曾经想恢复集体经济，但是阻力很大。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不怕别人批判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央视2007年有一期《重访小岗村》，说到，“到了凤阳不到小岗村遗憾，到了小岗村更遗憾”。“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墙体剥落，电视看不到，自来水不通，道路失修，行路困难，下雨就根本走不通”。这是时任小岗村书记，安徽省下派小岗村的省财政厅优秀年轻干部对2007年的小岗村的现状，对分田单干28年后小岗村现状的描述。
这位书记还说，而28年来，“外界先后给他们援助了小学扩建，自来水，有线电视，道路硬化等项目”。
如果能够像当年说大寨一样，说一下28年来“外界”“援助”小岗村多少钞票，值多少钞票，比说“等项目”，更清楚明了，感动人心。
分田单干28年后的小岗村，赫然名列安徽省“相对比较落后，组织比较涣散”的基层村落组织行列中。电视说，“1998年的以后，上级先后下派多名干部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2004年，小岗村新一任支部书记，安徽省财政厅的下派干部走马上任”，至今在任。待遇优良，规格够高。看来小岗村的未来是好？是孬？要和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政绩直接联系。小岗村再搞不好，要拿省财政厅是问了。安徽省有几个省财政厅？
28年前，小岗村是不是“相对比较落后”？家家户户，年年出外讨饭，大约即可以说明一切。
是不是“组织比较涣散”？电视中，当年小岗村生产队干部，中国农村改革分田单干第一人是这样说的：改革前，“小岗村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如果不是小岗村改革分田单干带头人亲口这么说，所有人即使打死也不会相信。
因此，28年前，小岗村18户社员赌咒发誓，立下生死书，如果村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被抓，社员给干部送牢饭；被杀，社员养干部孩子到十八岁。有人存疑，认为悖论。
宁愿讨饭，连养家糊口这样平常的生产劳动都不肯团结出力，任牛粪堆积十几年也没有人愿意挑一挑施到田地里的社员，不可能冒风险团结起来为坐牢被杀的人送饭，养孩子。
特别是坐牢被杀的，是没有一点点能力和威信，十几年，连一挑牛粪，自己不挑，也不知道指挥社员去挑，也指挥不动社员去挑的人。
28年，几乎是一代人。央视《重访小岗村》，半个多小时的节目，没有采访一个当年生产队的普通社员，是为缺憾。让分田单干的带头人回忆当年分田单干的辉煌，也让当年分田单干的受益人说说28年前哪一刻，说说28年来这一切，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了解指导新的农村改革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如果说小岗村的干部当年为了社员的利益甘心坐牢杀头，可钦可佩；那么小岗村的社员愿意冒死支持干部，则是可歌可泣。在中国找几个为集体利益慷慨赴义，孤独作战的孤胆英雄不难，难得是集体主义精神，集体的奉献牺牲。有如此团结坚定愿意牺牲的这么可歌可泣的小岗村的社员集体，什么困难都好克服。“人心齐，泰山移”，“干群一条心，顽土变成金”。而有如此团结奋斗，勇于牺牲的小岗村社员集体，小岗村生产怎么会一塌糊涂，会几乎全村常年外出讨饭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如果十几年时间，集体牛房周围牛粪堆积，所有小岗村的干部、社员从来不挑一挑下到地里去是真的。如此干部，如此社员，“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年年讨饭，家家讨饭，一点不奇怪。
曾经农村待过，牛房是打扫的干干净净，牛是喂的肥肥壮壮。牛是生产队，是社员的宝贝；粪是庄稼人的宝贝，是田地庄稼的宝贝。就是社员家中的猪粪垃圾草木灰，大人小孩也主动挑到生产队的肥料堆去，每挑猪粪草木灰都另外记工分，和平时劳动工分一样，年终从生产队收成中分红。
春种夏收，夏种秋收，是农村最忙最苦最累的时节，全体社员都是起早贪黑忙碌在地里田间，几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社员们都明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怕慢，只怕站，站一站，三里半”。只有忙苦累，才有饭吃，才不要讨饭。所以，农忙时节，生产队集体办伙食，午饭也送到田间地头吃。半上午，半下午时段还送点心，吃饱好干活。
而像这样农忙时节饭送到地头，年年如此的农家平常景象，在小岗村却成了改革单干后才有的新气象，成了改革分田后农民积极性高涨的成就功劳的表现，至今还在怀念歌颂。匪夷所思。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曾经待过的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干活是走在头里的，村里从来没有讨饭的事情发生。没灾没难，守着好好的土地讨饭，即使值得回忆，也不值得夸耀。
28年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都过去了。28年后的今天，小岗村面临是继续单干，还是共同经营，集中生产的抉择。
当年的改革带头人反对“土地入股，搞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风险共担，秋后算帐，年终分红”的方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做是又回到当年生产队的集体体制。
于是，实行第二套方案：村民土地出租，每亩土地每年租金500元。如此虽说无奈，也确实是一种旱涝保收的好办法，至少过去地主老财也这样干过。不回到生产队，就回到地主去，地主也是人当的，农民也可以过过地主瘾。
猜想也只能这个无奈的办法了。从行路困难，路都不通猜想，当年如果还有一点农田道路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28年后也所剩无几了。人心散了，关系各家各户生产生活的集体公益事情，没人组织牵头，也不会有人响应参加。再不请人来“集约”，接下来就是土地荒芜放弃。而所谓“集约”，无非是把分散单干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让别人再集中种植经营罢了。
有开发商企业主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一定年限不开发，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规。农民无偿分得土地使用权，不耕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法规约束？这是临时想到的题外话，不必当真。
当年分田到户搞单干，打的是土地的主意；如今出租土地收租金，或者土地入股等分红，打的还是土地的主意。
改革没有回头路。农民离开土地，放弃土地，才真正的没有回头路。在建起厂房车间，住宅宿舍，楼台馆所的土地上，想回头再种庄稼，回头再当农民，门都没有。农民告别土地，就子子孙孙永远告别了。
永别了，土地。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农村，农业；消灭了土地，也就消灭了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先消灭农民，其他迎刃而解，一劳永逸。
在小岗村改革分田带头人的家里，有大大小小伟人的相片，主人很引以为自豪。没有看到毛泽东的相片。毛泽东不在乎相片。毛泽东行走存在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上，毛泽东和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紧密相连。
小岗村的所有“辉煌，困惑，求索和折腾”，始终都离不开的土地，是毛泽东的遗产。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小岗村每一户村民都有的土地。那么，当年要分田到户单干，就没有田可分，没有田可单干；如今要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就没有土地可出租，没有土地可入股。
如今小岗村每家农户，或自家耕种，或出租，或入股的土地，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产，也是小岗村村民最后的固定资本。村民好自为之，好心人好自为之。
有人说生产队的土地不是农民自己的，不是农民自己的怎么可以分田到户呢？城镇居民市民，可以分百货大楼、工厂车间、铁轨井架、集装箱货轮吗？可以分颐和园草坪、广场地板、人行道树吗？
说土地是毛泽东在小岗村留下的最后遗产，指得是物质遗产。毛泽东还留下有比土地更宝贵的遗产。这可以在小岗村改革的另一位带头人说话中找到，“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关键在领导”。
“关键在领导”，这简直就是在重复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不知不觉地在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其中一位带头人的言语中生动地重现，复活。
而“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是在重复缅怀毛泽东把土地从地主老财手中夺来交给千千万万农民的时候，还交给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四字真经——“组织起来”。
毛泽东的“干部是决定因素”和“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一出路。当年的大寨支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走集体经济道路，向荒山要粮。面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残酷现实，用最原始的工具造梯田修水利，几年间彻底改变了大寨长期吃返销粮的局面，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论自然条件大寨比小岗要差得很多。但是大寨党支部及陈永贵和郭凤莲等一班人，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为人民服务”，基础支部也起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坚强领导作用。
相反，小岗村也有一个支部，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下面的文章:[毛泽东的最后遗产——《重访小岗村》有感]给出了答案。小岗村改革开放前发展到集体的粪（肥，粮食的粮食）10余年没人管没人挑。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在小岗村还任重道远。）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要分田分地了，倒是来了精神，村干部集体按手印（其实也是虚假报道有文为证，参见下文：恽仁祥：小岗村典型的树起是一场浮夸风）。
社会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应该宣传什么、鼓励什么、发扬什么、给后代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考虑的大事。即使是现在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不论大小型企业，成功的经验之中，最为有效的管理经验就是“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何谓“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说白了还不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把极端个人主义放在首位，那是一种倒退，是向动物倒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在研究人类进步历史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不怎么叫“构建和谐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
私有经济，分田到户利用了人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生产有点作用，但是要做大要抵御自然灾害和国际竞争就必须走集体化、集团化、社会化的道路，这些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精神！
另外，如今中国农业粮油棉产量的提高也不是由于“土地承包的结果。解放前以及中国古代、近代从来没有施行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集体所有制，都是私有制和个体经营，那么应该有“极大的动力”来发展生产吧。事实是怎样呢？中国的粮食问题在解放前一直是最成问题的问题。即使有粮食，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也没有粮食吃，路有冻死骨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因此，解放后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以粮为纲，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号召。
实行粮票制也是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后为了保证全民的基本生存权、在物质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
中国农业形势的基本好转还得益于石油和科技的贡献。没有石油就没有化工，也没有化肥、农药和农膜。这些都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在没有大庆、任丘、胜利等一系列油田的时候，我国的农业要快速发展是艰难的。农业科学研究的积累也为改革开放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把农业的发展归功于“土地承包”是不科学的片面的。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正确的，有发展眼光的。但是农业的出路最终还得发展集体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规模化、集约化”。
现在的华西村、南街村的经济比小岗要好百倍。小岗村的领导也去参观过，曾经想恢复集体经济，但是阻力很大。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不怕别人批判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央视2007年有一期《重访小岗村》，说到，“到了凤阳不到小岗村遗憾，到了小岗村更遗憾”。“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墙体剥落，电视看不到，自来水不通，道路失修，行路困难，下雨就根本走不通”。这是时任小岗村书记，安徽省下派小岗村的省财政厅优秀年轻干部对2007年的小岗村的现状，对分田单干28年后小岗村现状的描述。
这位书记还说，而28年来，“外界先后给他们援助了小学扩建，自来水，有线电视，道路硬化等项目”。
如果能够像当年说大寨一样，说一下28年来“外界”“援助”小岗村多少钞票，值多少钞票，比说“等项目”，更清楚明了，感动人心。
分田单干28年后的小岗村，赫然名列安徽省“相对比较落后，组织比较涣散”的基层村落组织行列中。电视说，“1998年的以后，上级先后下派多名干部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2004年，小岗村新一任支部书记，安徽省财政厅的下派干部走马上任”，至今在任。待遇优良，规格够高。看来小岗村的未来是好？是孬？要和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政绩直接联系。小岗村再搞不好，要拿省财政厅是问了。安徽省有几个省财政厅？
28年前，小岗村是不是“相对比较落后”？家家户户，年年出外讨饭，大约即可以说明一切。
是不是“组织比较涣散”？电视中，当年小岗村生产队干部，中国农村改革分田单干第一人是这样说的：改革前，“小岗村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如果不是小岗村改革分田单干带头人亲口这么说，所有人即使打死也不会相信。
因此，28年前，小岗村18户社员赌咒发誓，立下生死书，如果村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被抓，社员给干部送牢饭；被杀，社员养干部孩子到十八岁。有人存疑，认为悖论。
宁愿讨饭，连养家糊口这样平常的生产劳动都不肯团结出力，任牛粪堆积十几年也没有人愿意挑一挑施到田地里的社员，不可能冒风险团结起来为坐牢被杀的人送饭，养孩子。
特别是坐牢被杀的，是没有一点点能力和威信，十几年，连一挑牛粪，自己不挑，也不知道指挥社员去挑，也指挥不动社员去挑的人。
28年，几乎是一代人。央视《重访小岗村》，半个多小时的节目，没有采访一个当年生产队的普通社员，是为缺憾。让分田单干的带头人回忆当年分田单干的辉煌，也让当年分田单干的受益人说说28年前哪一刻，说说28年来这一切，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了解指导新的农村改革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如果说小岗村的干部当年为了社员的利益甘心坐牢杀头，可钦可佩；那么小岗村的社员愿意冒死支持干部，则是可歌可泣。在中国找几个为集体利益慷慨赴义，孤独作战的孤胆英雄不难，难得是集体主义精神，集体的奉献牺牲。有如此团结坚定愿意牺牲的这么可歌可泣的小岗村的社员集体，什么困难都好克服。“人心齐，泰山移”，“干群一条心，顽土变成金”。而有如此团结奋斗，勇于牺牲的小岗村社员集体，小岗村生产怎么会一塌糊涂，会几乎全村常年外出讨饭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如果十几年时间，集体牛房周围牛粪堆积，所有小岗村的干部、社员从来不挑一挑下到地里去是真的。如此干部，如此社员，“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年年讨饭，家家讨饭，一点不奇怪。
曾经农村待过，牛房是打扫的干干净净，牛是喂的肥肥壮壮。牛是生产队，是社员的宝贝；粪是庄稼人的宝贝，是田地庄稼的宝贝。就是社员家中的猪粪垃圾草木灰，大人小孩也主动挑到生产队的肥料堆去，每挑猪粪草木灰都另外记工分，和平时劳动工分一样，年终从生产队收成中分红。
春种夏收，夏种秋收，是农村最忙最苦最累的时节，全体社员都是起早贪黑忙碌在地里田间，几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社员们都明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怕慢，只怕站，站一站，三里半”。只有忙苦累，才有饭吃，才不要讨饭。所以，农忙时节，生产队集体办伙食，午饭也送到田间地头吃。半上午，半下午时段还送点心，吃饱好干活。
而像这样农忙时节饭送到地头，年年如此的农家平常景象，在小岗村却成了改革单干后才有的新气象，成了改革分田后农民积极性高涨的成就功劳的表现，至今还在怀念歌颂。匪夷所思。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曾经待过的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干活是走在头里的，村里从来没有讨饭的事情发生。没灾没难，守着好好的土地讨饭，即使值得回忆，也不值得夸耀。
28年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都过去了。28年后的今天，小岗村面临是继续单干，还是共同经营，集中生产的抉择。
当年的改革带头人反对“土地入股，搞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风险共担，秋后算帐，年终分红”的方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做是又回到当年生产队的集体体制。
于是，实行第二套方案：村民土地出租，每亩土地每年租金500元。如此虽说无奈，也确实是一种旱涝保收的好办法，至少过去地主老财也这样干过。不回到生产队，就回到地主去，地主也是人当的，农民也可以过过地主瘾。
猜想也只能这个无奈的办法了。从行路困难，路都不通猜想，当年如果还有一点农田道路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28年后也所剩无几了。人心散了，关系各家各户生产生活的集体公益事情，没人组织牵头，也不会有人响应参加。再不请人来“集约”，接下来就是土地荒芜放弃。而所谓“集约”，无非是把分散单干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让别人再集中种植经营罢了。
有开发商企业主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一定年限不开发，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规。农民无偿分得土地使用权，不耕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法规约束？这是临时想到的题外话，不必当真。
当年分田到户搞单干，打的是土地的主意；如今出租土地收租金，或者土地入股等分红，打的还是土地的主意。
改革没有回头路。农民离开土地，放弃土地，才真正的没有回头路。在建起厂房车间，住宅宿舍，楼台馆所的土地上，想回头再种庄稼，回头再当农民，门都没有。农民告别土地，就子子孙孙永远告别了。
永别了，土地。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农村，农业；消灭了土地，也就消灭了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先消灭农民，其他迎刃而解，一劳永逸。
在小岗村改革分田带头人的家里，有大大小小伟人的相片，主人很引以为自豪。没有看到毛泽东的相片。毛泽东不在乎相片。毛泽东行走存在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上，毛泽东和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紧密相连。
小岗村的所有“辉煌，困惑，求索和折腾”，始终都离不开的土地，是毛泽东的遗产。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小岗村每一户村民都有的土地。那么，当年要分田到户单干，就没有田可分，没有田可单干；如今要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就没有土地可出租，没有土地可入股。
如今小岗村每家农户，或自家耕种，或出租，或入股的土地，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产，也是小岗村村民最后的固定资本。村民好自为之，好心人好自为之。
有人说生产队的土地不是农民自己的，不是农民自己的怎么可以分田到户呢？城镇居民市民，可以分百货大楼、工厂车间、铁轨井架、集装箱货轮吗？可以分颐和园草坪、广场地板、人行道树吗？
说土地是毛泽东在小岗村留下的最后遗产，指得是物质遗产。毛泽东还留下有比土地更宝贵的遗产。这可以在小岗村改革的另一位带头人说话中找到，“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关键在领导”。
“关键在领导”，这简直就是在重复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不知不觉地在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其中一位带头人的言语中生动地重现，复活。
而“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是在重复缅怀毛泽东把土地从地主老财手中夺来交给千千万万农民的时候，还交给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四字真经——“组织起来”。
毛泽东的“干部是决定因素”和“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一出路。
论自然条件大寨比小岗要差得很多。但是大寨党支部及陈永贵和郭凤莲等一班人，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为人民服务”，基础支部也起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坚强领导作用。
相反，小岗村也有一个支部，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下面的文章:[毛泽东的最后遗产——《重访小岗村》有感]给出了答案。小岗村改革开放前发展到集体的粪（肥，粮食的粮食）10余年没人管没人挑。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在小岗村还任重道远。）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要分田分地了，倒是来了精神，村干部集体按手印（其实也是虚假报道有文为证，参见下文：恽仁祥：小岗村典型的树起是一场浮夸风）。
社会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应该宣传什么、鼓励什么、发扬什么、给后代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考虑的大事。即使是现在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不论大小型企业，成功的经验之中，最为有效的管理经验就是“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何谓“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说白了还不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把极端个人主义放在首位，那是一种倒退，是向动物倒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在研究人类进步历史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不怎么叫“构建和谐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
私有经济，分田到户利用了人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生产有点作用，但是要做大要抵御自然灾害和国际竞争就必须走集体化、集团化、社会化的道路，这些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精神！
另外，如今中国农业粮油棉产量的提高也不是由于“土地承包的结果。解放前以及中国古代、近代从来没有施行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集体所有制，都是私有制和个体经营，那么应该有“极大的动力”来发展生产吧。事实是怎样呢？中国的粮食问题在解放前一直是最成问题的问题。即使有粮食，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也没有粮食吃，路有冻死骨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因此，解放后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以粮为纲，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号召。
实行粮票制也是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后为了保证全民的基本生存权、在物质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
中国农业形势的基本好转还得益于石油和科技的贡献。没有石油就没有化工，也没有化肥、农药和农膜。这些都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在没有大庆、任丘、胜利等一系列油田的时候，我国的农业要快速发展是艰难的。农业科学研究的积累也为改革开放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把农业的发展归功于“土地承包”是不科学的片面的。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正确的，有发展眼光的。但是农业的出路最终还得发展集体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规模化、集约化”。
现在的华西村、南街村的经济比小岗要好百倍。小岗村的领导也去参观过，曾经想恢复集体经济，但是阻力很大。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不怕别人批判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央视2007年有一期《重访小岗村》，说到，“到了凤阳不到小岗村遗憾，到了小岗村更遗憾”。“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墙体剥落，电视看不到，自来水不通，道路失修，行路困难，下雨就根本走不通”。这是时任小岗村书记，安徽省下派小岗村的省财政厅优秀年轻干部对2007年的小岗村的现状，对分田单干28年后小岗村现状的描述。
这位书记还说，而28年来，“外界先后给他们援助了小学扩建，自来水，有线电视，道路硬化等项目”。
如果能够像当年说大寨一样，说一下28年来“外界”“援助”小岗村多少钞票，值多少钞票，比说“等项目”，更清楚明了，感动人心。
分田单干28年后的小岗村，赫然名列安徽省“相对比较落后，组织比较涣散”的基层村落组织行列中。电视说，“1998年的以后，上级先后下派多名干部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2004年，小岗村新一任支部书记，安徽省财政厅的下派干部走马上任”，至今在任。待遇优良，规格够高。看来小岗村的未来是好？是孬？要和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政绩直接联系。小岗村再搞不好，要拿省财政厅是问了。安徽省有几个省财政厅？
28年前，小岗村是不是“相对比较落后”？家家户户，年年出外讨饭，大约即可以说明一切。
是不是“组织比较涣散”？电视中，当年小岗村生产队干部，中国农村改革分田单干第一人是这样说的：改革前，“小岗村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如果不是小岗村改革分田单干带头人亲口这么说，所有人即使打死也不会相信。
因此，28年前，小岗村18户社员赌咒发誓，立下生死书，如果村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被抓，社员给干部送牢饭；被杀，社员养干部孩子到十八岁。有人存疑，认为悖论。
宁愿讨饭，连养家糊口这样平常的生产劳动都不肯团结出力，任牛粪堆积十几年也没有人愿意挑一挑施到田地里的社员，不可能冒风险团结起来为坐牢被杀的人送饭，养孩子。
特别是坐牢被杀的，是没有一点点能力和威信，十几年，连一挑牛粪，自己不挑，也不知道指挥社员去挑，也指挥不动社员去挑的人。
28年，几乎是一代人。央视《重访小岗村》，半个多小时的节目，没有采访一个当年生产队的普通社员，是为缺憾。让分田单干的带头人回忆当年分田单干的辉煌，也让当年分田单干的受益人说说28年前哪一刻，说说28年来这一切，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了解指导新的农村改革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如果说小岗村的干部当年为了社员的利益甘心坐牢杀头，可钦可佩；那么小岗村的社员愿意冒死支持干部，则是可歌可泣。在中国找几个为集体利益慷慨赴义，孤独作战的孤胆英雄不难，难得是集体主义精神，集体的奉献牺牲。有如此团结坚定愿意牺牲的这么可歌可泣的小岗村的社员集体，什么困难都好克服。“人心齐，泰山移”，“干群一条心，顽土变成金”。而有如此团结奋斗，勇于牺牲的小岗村社员集体，小岗村生产怎么会一塌糊涂，会几乎全村常年外出讨饭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如果十几年时间，集体牛房周围牛粪堆积，所有小岗村的干部、社员从来不挑一挑下到地里去是真的。如此干部，如此社员，“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年年讨饭，家家讨饭，一点不奇怪。
曾经农村待过，牛房是打扫的干干净净，牛是喂的肥肥壮壮。牛是生产队，是社员的宝贝；粪是庄稼人的宝贝，是田地庄稼的宝贝。就是社员家中的猪粪垃圾草木灰，大人小孩也主动挑到生产队的肥料堆去，每挑猪粪草木灰都另外记工分，和平时劳动工分一样，年终从生产队收成中分红。
春种夏收，夏种秋收，是农村最忙最苦最累的时节，全体社员都是起早贪黑忙碌在地里田间，几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社员们都明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怕慢，只怕站，站一站，三里半”。只有忙苦累，才有饭吃，才不要讨饭。所以，农忙时节，生产队集体办伙食，午饭也送到田间地头吃。半上午，半下午时段还送点心，吃饱好干活。
而像这样农忙时节饭送到地头，年年如此的农家平常景象，在小岗村却成了改革单干后才有的新气象，成了改革分田后农民积极性高涨的成就功劳的表现，至今还在怀念歌颂。匪夷所思。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曾经待过的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干活是走在头里的，村里从来没有讨饭的事情发生。没灾没难，守着好好的土地讨饭，即使值得回忆，也不值得夸耀。
28年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都过去了。28年后的今天，小岗村面临是继续单干，还是共同经营，集中生产的抉择。
当年的改革带头人反对“土地入股，搞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风险共担，秋后算帐，年终分红”的方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做是又回到当年生产队的集体体制。
于是，实行第二套方案：村民土地出租，每亩土地每年租金500元。如此虽说无奈，也确实是一种旱涝保收的好办法，至少过去地主老财也这样干过。不回到生产队，就回到地主去，地主也是人当的，农民也可以过过地主瘾。
猜想也只能这个无奈的办法了。从行路困难，路都不通猜想，当年如果还有一点农田道路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28年后也所剩无几了。人心散了，关系各家各户生产生活的集体公益事情，没人组织牵头，也不会有人响应参加。再不请人来“集约”，接下来就是土地荒芜放弃。而所谓“集约”，无非是把分散单干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让别人再集中种植经营罢了。
有开发商企业主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一定年限不开发，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规。农民无偿分得土地使用权，不耕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法规约束？这是临时想到的题外话，不必当真。
当年分田到户搞单干，打的是土地的主意；如今出租土地收租金，或者土地入股等分红，打的还是土地的主意。
改革没有回头路。农民离开土地，放弃土地，才真正的没有回头路。在建起厂房车间，住宅宿舍，楼台馆所的土地上，想回头再种庄稼，回头再当农民，门都没有。农民告别土地，就子子孙孙永远告别了。
永别了，土地。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农村，农业；消灭了土地，也就消灭了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先消灭农民，其他迎刃而解，一劳永逸。
在小岗村改革分田带头人的家里，有大大小小伟人的相片，主人很引以为自豪。没有看到毛泽东的相片。毛泽东不在乎相片。毛泽东行走存在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上，毛泽东和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紧密相连。
小岗村的所有“辉煌，困惑，求索和折腾”，始终都离不开的土地，是毛泽东的遗产。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小岗村每一户村民都有的土地。那么，当年要分田到户单干，就没有田可分，没有田可单干；如今要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就没有土地可出租，没有土地可入股。
如今小岗村每家农户，或自家耕种，或出租，或入股的土地，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产，也是小岗村村民最后的固定资本。村民好自为之，好心人好自为之。
有人说生产队的土地不是农民自己的，不是农民自己的怎么可以分田到户呢？城镇居民市民，可以分百货大楼、工厂车间、铁轨井架、集装箱货轮吗？可以分颐和园草坪、广场地板、人行道树吗？
说土地是毛泽东在小岗村留下的最后遗产，指得是物质遗产。毛泽东还留下有比土地更宝贵的遗产。这可以在小岗村改革的另一位带头人说话中找到，“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关键在领导”。
“关键在领导”，这简直就是在重复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不知不觉地在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其中一位带头人的言语中生动地重现，复活。
而“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是在重复缅怀毛泽东把土地从地主老财手中夺来交给千千万万农民的时候，还交给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四字真经——“组织起来”。
毛泽东的“干部是决定因素”和“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一出路。当年的大寨支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走集体经济道路，向荒山要粮。面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残酷现实，用最原始的工具造梯田修水利，几年间彻底改变了大寨长期吃返销粮的局面，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论自然条件大寨比小岗要差得很多。但是大寨党支部及陈永贵和郭凤莲等一班人，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为人民服务”，基础支部也起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坚强领导作用。
相反，小岗村也有一个支部，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下面的文章:[毛泽东的最后遗产——《重访小岗村》有感]给出了答案。小岗村改革开放前发展到集体的粪（肥，粮食的粮食）10余年没人管没人挑。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在小岗村还任重道远。）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要分田分地了，倒是来了精神，村干部集体按手印（其实也是虚假报道有文为证，参见下文：恽仁祥：小岗村典型的树起是一场浮夸风）。
社会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应该宣传什么、鼓励什么、发扬什么、给后代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应该考虑的大事。即使是现在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不论大小型企业，成功的经验之中，最为有效的管理经验就是“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何谓“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说白了还不是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把极端个人主义放在首位，那是一种倒退，是向动物倒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在研究人类进步历史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不怎么叫“构建和谐社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
私有经济，分田到户利用了人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生产有点作用，但是要做大要抵御自然灾害和国际竞争就必须走集体化、集团化、社会化的道路，这些都离不开集体主义精神！
另外，如今中国农业粮油棉产量的提高也不是由于“土地承包的结果。解放前以及中国古代、近代从来没有施行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集体所有制，都是私有制和个体经营，那么应该有“极大的动力”来发展生产吧。事实是怎样呢？中国的粮食问题在解放前一直是最成问题的问题。即使有粮食，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也没有粮食吃，路有冻死骨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因此，解放后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以粮为纲，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号召。
实行粮票制也是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后为了保证全民的基本生存权、在物质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
中国农业形势的基本好转还得益于石油和科技的贡献。没有石油就没有化工，也没有化肥、农药和农膜。这些都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在没有大庆、任丘、胜利等一系列油田的时候，我国的农业要快速发展是艰难的。农业科学研究的积累也为改革开放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把农业的发展归功于“土地承包”是不科学的片面的。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正确的，有发展眼光的。但是农业的出路最终还得发展集体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规模化、集约化”。
现在的华西村、南街村的经济比小岗要好百倍。小岗村的领导也去参观过，曾经想恢复集体经济，但是阻力很大。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就不怕别人批判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央视2007年有一期《重访小岗村》，说到，“到了凤阳不到小岗村遗憾，到了小岗村更遗憾”。“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墙体剥落，电视看不到，自来水不通，道路失修，行路困难，下雨就根本走不通”。这是时任小岗村书记，安徽省下派小岗村的省财政厅优秀年轻干部对2007年的小岗村的现状，对分田单干28年后小岗村现状的描述。
这位书记还说，而28年来，“外界先后给他们援助了小学扩建，自来水，有线电视，道路硬化等项目”。
如果能够像当年说大寨一样，说一下28年来“外界”“援助”小岗村多少钞票，值多少钞票，比说“等项目”，更清楚明了，感动人心。
分田单干28年后的小岗村，赫然名列安徽省“相对比较落后，组织比较涣散”的基层村落组织行列中。电视说，“1998年的以后，上级先后下派多名干部担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2004年，小岗村新一任支部书记，安徽省财政厅的下派干部走马上任”，至今在任。待遇优良，规格够高。看来小岗村的未来是好？是孬？要和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政绩直接联系。小岗村再搞不好，要拿省财政厅是问了。安徽省有几个省财政厅？
28年前，小岗村是不是“相对比较落后”？家家户户，年年出外讨饭，大约即可以说明一切。
是不是“组织比较涣散”？电视中，当年小岗村生产队干部，中国农村改革分田单干第一人是这样说的：改革前，“小岗村牛房周围堆积的牛粪，十几年没有人挑过一挑”。如果不是小岗村改革分田单干带头人亲口这么说，所有人即使打死也不会相信。
因此，28年前，小岗村18户社员赌咒发誓，立下生死书，如果村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被抓，社员给干部送牢饭；被杀，社员养干部孩子到十八岁。有人存疑，认为悖论。
宁愿讨饭，连养家糊口这样平常的生产劳动都不肯团结出力，任牛粪堆积十几年也没有人愿意挑一挑施到田地里的社员，不可能冒风险团结起来为坐牢被杀的人送饭，养孩子。
特别是坐牢被杀的，是没有一点点能力和威信，十几年，连一挑牛粪，自己不挑，也不知道指挥社员去挑，也指挥不动社员去挑的人。
28年，几乎是一代人。央视《重访小岗村》，半个多小时的节目，没有采访一个当年生产队的普通社员，是为缺憾。让分田单干的带头人回忆当年分田单干的辉煌，也让当年分田单干的受益人说说28年前哪一刻，说说28年来这一切，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了解指导新的农村改革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如果说小岗村的干部当年为了社员的利益甘心坐牢杀头，可钦可佩；那么小岗村的社员愿意冒死支持干部，则是可歌可泣。在中国找几个为集体利益慷慨赴义，孤独作战的孤胆英雄不难，难得是集体主义精神，集体的奉献牺牲。有如此团结坚定愿意牺牲的这么可歌可泣的小岗村的社员集体，什么困难都好克服。“人心齐，泰山移”，“干群一条心，顽土变成金”。而有如此团结奋斗，勇于牺牲的小岗村社员集体，小岗村生产怎么会一塌糊涂，会几乎全村常年外出讨饭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如果十几年时间，集体牛房周围牛粪堆积，所有小岗村的干部、社员从来不挑一挑下到地里去是真的。如此干部，如此社员，“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年年讨饭，家家讨饭，一点不奇怪。
曾经农村待过，牛房是打扫的干干净净，牛是喂的肥肥壮壮。牛是生产队，是社员的宝贝；粪是庄稼人的宝贝，是田地庄稼的宝贝。就是社员家中的猪粪垃圾草木灰，大人小孩也主动挑到生产队的肥料堆去，每挑猪粪草木灰都另外记工分，和平时劳动工分一样，年终从生产队收成中分红。
春种夏收，夏种秋收，是农村最忙最苦最累的时节，全体社员都是起早贪黑忙碌在地里田间，几乎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社员们都明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怕慢，只怕站，站一站，三里半”。只有忙苦累，才有饭吃，才不要讨饭。所以，农忙时节，生产队集体办伙食，午饭也送到田间地头吃。半上午，半下午时段还送点心，吃饱好干活。
而像这样农忙时节饭送到地头，年年如此的农家平常景象，在小岗村却成了改革单干后才有的新气象，成了改革分田后农民积极性高涨的成就功劳的表现，至今还在怀念歌颂。匪夷所思。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曾经待过的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干活是走在头里的，村里从来没有讨饭的事情发生。没灾没难，守着好好的土地讨饭，即使值得回忆，也不值得夸耀。
28年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都过去了。28年后的今天，小岗村面临是继续单干，还是共同经营，集中生产的抉择。
当年的改革带头人反对“土地入股，搞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风险共担，秋后算帐，年终分红”的方案。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样做是又回到当年生产队的集体体制。
于是，实行第二套方案：村民土地出租，每亩土地每年租金500元。如此虽说无奈，也确实是一种旱涝保收的好办法，至少过去地主老财也这样干过。不回到生产队，就回到地主去，地主也是人当的，农民也可以过过地主瘾。
猜想也只能这个无奈的办法了。从行路困难，路都不通猜想，当年如果还有一点农田道路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28年后也所剩无几了。人心散了，关系各家各户生产生活的集体公益事情，没人组织牵头，也不会有人响应参加。再不请人来“集约”，接下来就是土地荒芜放弃。而所谓“集约”，无非是把分散单干的土地出租给别人，让别人再集中种植经营罢了。
有开发商企业主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一定年限不开发，就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规。农民无偿分得土地使用权，不耕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法规约束？这是临时想到的题外话，不必当真。
当年分田到户搞单干，打的是土地的主意；如今出租土地收租金，或者土地入股等分红，打的还是土地的主意。
改革没有回头路。农民离开土地，放弃土地，才真正的没有回头路。在建起厂房车间，住宅宿舍，楼台馆所的土地上，想回头再种庄稼，回头再当农民，门都没有。农民告别土地，就子子孙孙永远告别了。
永别了，土地。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农村，农业；消灭了土地，也就消灭了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先消灭农民，其他迎刃而解，一劳永逸。
在小岗村改革分田带头人的家里，有大大小小伟人的相片，主人很引以为自豪。没有看到毛泽东的相片。毛泽东不在乎相片。毛泽东行走存在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上，毛泽东和小岗村的每一寸土地紧密相连。
小岗村的所有“辉煌，困惑，求索和折腾”，始终都离不开的土地，是毛泽东的遗产。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小岗村每一户村民都有的土地。那么，当年要分田到户单干，就没有田可分，没有田可单干；如今要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就没有土地可出租，没有土地可入股。
如今小岗村每家农户，或自家耕种，或出租，或入股的土地，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产，也是小岗村村民最后的固定资本。村民好自为之，好心人好自为之。
有人说生产队的土地不是农民自己的，不是农民自己的怎么可以分田到户呢？城镇居民市民，可以分百货大楼、工厂车间、铁轨井架、集装箱货轮吗？可以分颐和园草坪、广场地板、人行道树吗？
说土地是毛泽东在小岗村留下的最后遗产，指得是物质遗产。毛泽东还留下有比土地更宝贵的遗产。这可以在小岗村改革的另一位带头人说话中找到，“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关键在领导”。
“关键在领导”，这简直就是在重复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不知不觉地在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其中一位带头人的言语中生动地重现，复活。
而“不见的集体就干不好”，是在重复缅怀毛泽东把土地从地主老财手中夺来交给千千万万农民的时候，还交给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四字真经——“组织起来”。
毛泽东的“干部是决定因素”和“组织起来”，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唯一出路。
小农经济搞了这三十年 也该到头了 想让大家一起被拖死吗？
那个单干带头人说集体的粪每人挑，呵呵呵，这个很有意思。
我老爹说以前他们村子公社时期高的不赖，有广场，路铺了鹅卵石，可以通行拖拉机。
现在挪占地皮的风气恶劣，房基地没有不外侵的，原来路上铺的鹅卵石、条石碑头去盖私家房屋，道路甚至窄到两人并肩不得通过，广场缩小到之剩下一条拖拉机通道，历史可能有两百年的戏台被某户人家厨房一角挡了。
主路上条石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小路上鹅卵石是解放后改革前留下来的，戏台至少有200年历史，广场是戏台前的空地，至少200年历史。也就是说200年积攒的公共财产30年毁得差不多了！还有解放后改革前搞得沟渠、下水道，现在大多破落，再过十年估计以及都没有了。
:Q
我老爹说以前他们村子公社时期高的不赖，有广场，路铺了鹅卵石，可以通行拖拉机。
现在挪占地皮的风气恶劣，房基地没有不外侵的，原来路上铺的鹅卵石、条石碑头去盖私家房屋，道路甚至窄到两人并肩不得通过，广场缩小到之剩下一条拖拉机通道，历史可能有两百年的戏台被某户人家厨房一角挡了。
主路上条石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小路上鹅卵石是解放后改革前留下来的，戏台至少有200年历史，广场是戏台前的空地，至少200年历史。也就是说200年积攒的公共财产30年毁得差不多了！还有解放后改革前搞得沟渠、下水道，现在大多破落，再过十年估计以及都没有了。
:Q
小岗村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宣布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和依靠国家强制力剥夺自由经济体制的崩溃开始，再远一点讲，是中国尊重个人的重新开始。
就像中华民国虽然比较倒霉，军阀，日本人，又被TG扁了一顿，但是不可否认中华民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
楼主别把依靠强制力硬凑合起来的“集体”，和现在完全自愿集合起来的“企业”相提并论，一个是自愿，一个是被迫，这是完全两码事。
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宣布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和依靠国家强制力剥夺自由经济体制的崩溃开始，再远一点讲，是中国尊重个人的重新开始。
就像中华民国虽然比较倒霉，军阀，日本人，又被TG扁了一顿，但是不可否认中华民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
楼主别把依靠强制力硬凑合起来的“集体”，和现在完全自愿集合起来的“企业”相提并论，一个是自愿，一个是被迫，这是完全两码事。
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宣布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和依靠国家强制力剥夺自由经济体制的崩溃开始，再远一点讲，是中国尊重个人的重新开始。
GP功绩
现代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化协作化的生产方式，个人在现代化的劳动生产方式中没有任何意义
吹捧尊重”个人“的小农经济，只能说是无药可医
GP功绩
现代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化协作化的生产方式，个人在现代化的劳动生产方式中没有任何意义
吹捧尊重”个人“的小农经济，只能说是无药可医
]]
公社时代连个番薯都吃不饱，集体挣工分搞得人奇懒无比。承包责任制出来后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一再提高，不少荒地都耕作成农田。农民家中有粮，口袋有钱，你说功绩在哪里？
公社时代连个番薯都吃不饱，集体挣工分搞得人奇懒无比。承包责任制出来后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一再提高，不少荒地都耕作成农田。农民家中有粮，口袋有钱，你说功绩在哪里？
GP
没有集体经济时代修建的基础建设和水利，没有化肥建设的成果，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提高个P
至于小岗村那纯粹是自己造的
GP
没有集体经济时代修建的基础建设和水利，没有化肥建设的成果，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提高个P
至于小岗村那纯粹是自己造的
公社时代修建的基础建设当时居然搞得连个粮食都吃不饱，口袋里面紧巴巴，只有主任支书才能穿“尼龙裤”。这不能说明了公社本身就有问题么？
还好意思提水利建设，知道当年是怎么把水库给建起来的么？！现在水利部门又要搞个什么排查么？
还好意思提水利建设，知道当年是怎么把水库给建起来的么？！现在水利部门又要搞个什么排查么？
小岗村的教育意义就在于：
要是下海单干，还是不当出头鸟的好，要闷声发大财。遇到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怎么样闪人，要是被理论家们盯住了，那只能自求多福鸟。
要是下海单干，还是不当出头鸟的好，要闷声发大财。遇到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怎么样闪人，要是被理论家们盯住了，那只能自求多福鸟。
主意是好主意，举的例子是烂例子。
一群懒鬼叫花子乱折腾，居然被矮子看上眼，成为中国农村的榜样，也难怪今天农村有个三农问题。
所谓的村集体 村民小组集体 本来就是高压政治下的怪胎！！先天性缺陷 后天性发育畸形！！
现在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共事务都没人管 我们村有近半的村民小组 由于种种矛盾没有了村民组长！
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
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我说这怎么是个悖论呢？这根本就不是悖论。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农民“集体主义”的产物吗？我当时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逻辑上无疑是成立的：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完全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相反，他们越各顾各越容易被赶进去。但是这些人如果要“逃离索比堡”（我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那倒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各顾各你能逃得出去？ （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在这个集体里 人是很难逃出 要逃出就得放弃以前的财产！！
宗族矛盾 家族矛盾 个人间矛盾 甚至血仇的人 要他们在一起生活可能吗！！你必须跟你血仇的人 强奸的人一起劳作 哈哈 笑话一个！！刚建立的时候 斗地主斗富农 他们和他们子女 会为这个集体服务吗！！再后来 斗四旧 斗倒的人 吃过亏的了 会为这个集体服务吗！！
越是聪明的人越被斗 这个集体怎么发展！！聪明的人 希望单干 没能力的人希望集体干
这个集体根本就没希望！！
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从来没人禁止他们。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现在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共事务都没人管 我们村有近半的村民小组 由于种种矛盾没有了村民组长！
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
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我说这怎么是个悖论呢？这根本就不是悖论。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农民“集体主义”的产物吗？我当时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逻辑上无疑是成立的：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完全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相反，他们越各顾各越容易被赶进去。但是这些人如果要“逃离索比堡”（我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那倒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各顾各你能逃得出去？ （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在这个集体里 人是很难逃出 要逃出就得放弃以前的财产！！
宗族矛盾 家族矛盾 个人间矛盾 甚至血仇的人 要他们在一起生活可能吗！！你必须跟你血仇的人 强奸的人一起劳作 哈哈 笑话一个！！刚建立的时候 斗地主斗富农 他们和他们子女 会为这个集体服务吗！！再后来 斗四旧 斗倒的人 吃过亏的了 会为这个集体服务吗！！
越是聪明的人越被斗 这个集体怎么发展！！聪明的人 希望单干 没能力的人希望集体干
这个集体根本就没希望！！
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从来没人禁止他们。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欧文、卡贝等 被说成空想社会主义者
但他们都是自愿在一起的人 但最后也没能够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既然有人相信 那些有种种矛盾互斗甚至血仇的人 能够被强制在一个所谓集体里 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这个集体是最没有希望的集体, 最没有领头人的集体 是有种种矛盾甚至血仇的人必须要一起劳作一起生活的集体！！亲兄弟明算账 亲兄弟还要分家单干 何况其他人！！
在任何集体里 领头人基本上是这个集体最聪明的几个人 ！！在这个集体里利益被平均分配掉！！有几个聪明人 喜欢高兴！！聪明勤劳的人 希望单干 无能好吃懒做的人希望集体干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个高明的人 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但他们都是自愿在一起的人 但最后也没能够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既然有人相信 那些有种种矛盾互斗甚至血仇的人 能够被强制在一个所谓集体里 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这个集体是最没有希望的集体, 最没有领头人的集体 是有种种矛盾甚至血仇的人必须要一起劳作一起生活的集体！！亲兄弟明算账 亲兄弟还要分家单干 何况其他人！！
在任何集体里 领头人基本上是这个集体最聪明的几个人 ！！在这个集体里利益被平均分配掉！！有几个聪明人 喜欢高兴！！聪明勤劳的人 希望单干 无能好吃懒做的人希望集体干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个高明的人 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最大意义是在告诉人们，只要你上位了，说什么都是对的，没13亿人相信，也有12.9亿人相信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
=================
难道风向变了~~
=================
难道风向变了~~
证明了到今天还有楼主这样的白痴，和那些攻击邓公的人，说明党的手腕还是太宽松了:D
嗯啊
让某些人到金二太阳那里去接受“正统社会主义阳光照耀”又迟迟不见行动.....................
让某些人到金二太阳那里去接受“正统社会主义阳光照耀”又迟迟不见行动.....................
原帖由 mxyou 于 2008-11-3 21:45 发表
最大意义是在告诉人们，只要你上位了，说什么都是对的，没13亿人相信，也有12.9亿人相信
正解
就是说想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为一体已经不可行了.比方楼主可以怀疑CCTV和人民日报.
最大的意义是有粮食让楼主吃饱了说瞎话.
我当时也怀疑。
当集体的时候，需要要饭。
分田的时候，竟然丰收。
小岗的党员的确有意思。同样的地，同样的人，只是体制变了，产量就不一样了。
经济学上讲“公共地悲剧”说白了，就是“经济人”的自私的最好的体现。
小岗的人完全可以评为这个典型啊。
问题是，党性哪去了。
-------------------------------
在集体经济时代发展比较好，而且现在也混的比较好的农村。如果不是支部权利极大能力极高，那么就如同xx敏一样，领导人有绝对的话语权。当然，并不是头目有绝对话语权的都能弄好。
当集体的时候，需要要饭。
分田的时候，竟然丰收。
小岗的党员的确有意思。同样的地，同样的人，只是体制变了，产量就不一样了。
经济学上讲“公共地悲剧”说白了，就是“经济人”的自私的最好的体现。
小岗的人完全可以评为这个典型啊。
问题是，党性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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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经济时代发展比较好，而且现在也混的比较好的农村。如果不是支部权利极大能力极高，那么就如同xx敏一样，领导人有绝对的话语权。当然，并不是头目有绝对话语权的都能弄好。
小岗村的村民说直白了就是宁愿饿得去讨饭也不愿意比别人多干点。看来，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但小岗村几十年也没有发展起来，是否说明了小岗村的另一面--“懒”呢？
初期，各种工具缺乏，搞农业学大寨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分开搞，可能每家都缺点什么，农活想正常都不行。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寨模式就缺乏生命力了。
至于小岗村，当时也是为了树立一个形象而已。而且敢和“中央政策”对着干的，也只有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了，所以现在发展不起来也是正常的现象。
以上为个人的小小见解。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寨模式就缺乏生命力了。
至于小岗村，当时也是为了树立一个形象而已。而且敢和“中央政策”对着干的，也只有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了，所以现在发展不起来也是正常的现象。
以上为个人的小小见解。
原帖由 f22 于 2008-11-4 00:09 发表
最大的意义是有粮食让楼主吃饱了说瞎话.
哈，有道理。
说明邪教和邪教传教士无处不在。
小岗村不值得推广！！！
原帖由 mhzd 于 2008-11-3 21:40 发表
所谓的村集体 村民小组集体 本来就是高压政治下的怪胎！！先天性缺陷 后天性发育畸形！！
现在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共事务都没人管 我们村有近半的村民小组 由于种种矛盾没有了村民组长！
这个集体不 ...
你是无药可医么？
看来你这种只适合干个体户，任何上规模的企业公司都容不下你
哈哈
原帖由 mmff 于 2008-11-4 01:10 发表
初期，各种工具缺乏，搞农业学大寨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分开搞，可能每家都缺点什么，农活想正常都不行。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寨模式就缺乏生命力了。
至于小岗村，当时也是为了树立一个形象而已。而且敢 ...
正常的发展方式是
个体户--小企业--中企业--大集团--跨国公司
没听说过倒着发展的，倒退回各自单干的个体户的
原帖由 mhzd 于 2008-11-3 21:41 发表
欧文、卡贝等 被说成空想社会主义者
但他们都是自愿在一起的人 但最后也没能够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既然有人相信 那些有种种矛盾互斗甚至血仇的人 能够被强制在一个所谓集体里 一起劳作一起生活！！
这个集体是最没有 ...
所以说你最适合干的就是个体户
全中国如果都你这种人，不用指望出现什么微软通用之类的大企业
小农经济中国搞了多少年，从战国时代开始，两千多年了，结果无非也就是一波波的农民造反
然后中国的农村建设基础全都是那30年村集体时代打下的基础
只要无药可医才会认为搞什么小农经济能如何如何，才认为现在的农业发展是小农经济得到的
然后中国的农村建设基础全都是那30年村集体时代打下的基础
只要无药可医才会认为搞什么小农经济能如何如何，才认为现在的农业发展是小农经济得到的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1-4 10:22 发表
你是无药可医么？
看来你这种只适合干个体户，任何上规模的企业公司都容不下你
哈哈
难道现在的公司都是从监狱里拉人出来干活而不是从社会上招聘人才的磨？:D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1-4 10:31 发表
小农经济中国搞了多少年，从战国时代开始，两千多年了，结果无非也就是一波波的农民造反
然后中国的农村建设基础全都是那30年村集体时代打下的基础
只要无药可医才会认为搞什么小农经济能如何如何，才认为现在 ...
小岗村的意义不是鼓励小农经济！而是打破了以农业集约化为幌子的农奴制度！
如果还有人看不到这点，那不是胡搅蛮缠就是智商有问题！[:a11:]
原帖由 mhzd 于 2008-11-3 21:40 发表
所谓的村集体 村民小组集体 本来就是高压政治下的怪胎！！先天性缺陷 后天性发育畸形！！
现在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公共事务都没人管 我们村有近半的村民小组 由于种种矛盾没有了村民组长！
这个集体不 ...
你这个无药可医的
居然会去照顾宗族矛盾 家族矛盾 个人间矛盾 甚至血仇的人 要他们在一起生活可能吗！！你必须跟你血仇的人 强奸的人的人的子女么？
你发言的时候都不看看你发言前后存在的悖论么
哈哈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8-11-4 10:38 发表
小岗村的意义不是鼓励小农经济！而是打破了以农业集约化为幌子的农奴制度！
如果还有人看不到这点，那不是胡搅蛮缠就是智商有问题！[:a11:]
你这种倒就是典型的胡搅蛮缠就是智商有问题了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1-4 10:22 发表
你是无药可医么？
看来你这种只适合干个体户，任何上规模的企业公司都容不下你
哈哈
无药可医是谁 很多人清楚！！现代企业 那个像毛那样建立的！！
人员流动自由！！按创造价值 按资本等等分配！！一般情况下聪明的人 报酬多！！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1-4 10:41 发表
你这种倒就是典型的胡搅蛮缠就是智商有问题了
智商有问题的人 总是认为 “别人脑子有问题！！自己是世界上最清新的人！！”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1-4 10:41 发表
你这种倒就是典型的胡搅蛮缠就是智商有问题了
我怎么胡搅蛮缠，愿闻其祥！[:a4:]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1-4 10:23 发表
正常的发展方式是
个体户--小企业--中企业--大集团--跨国公司
没听说过倒着发展的，倒退回各自单干的个体户的
是啊，不过也没听说国家强制你建公司的，一旦强制了，就不是集体劳动，是农奴制度了。
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
作者：高王凌
文章来源：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总第80期）
中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人民公社化，随后造成了大饥荒，导致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共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共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土地改革”。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著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很像是中国的“人民公社”、“互助组”和“合作社”）。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4]；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著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5]；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
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6]；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7]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大饥荒”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8]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9]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10]可惜的是，这样的集体化竟然成了中国的榜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传统也就是集体化的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很高。而俄国近代史上实行的却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休，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村虽然出现了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的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仅占极少数（例如俄罗斯统计中有95％的土地仍为村社所有）。如果把俄国和传统的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显然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同样地，也很难把这种小农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这在俄国虽是晚近的现象，在中国已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把这称为同类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在中国就要比俄国早得多。显然，俄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的集体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它提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是有所指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俄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解决俄国农业特定问题的模式，又怎么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呢？可惜，僵硬的意识形态把对所有这些客观问题的思考都剿灭了，中国为此深受其害。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的农村政策负责人并非对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茫然无知，他们虽未认识到集体农庄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试验，但至少了解这一过程的“近期”后果。[11]有些负责干部当时之所以对苏联的这一模式仍采取肯定的态度，是认为苏联能战胜法西斯德国靠的就是集体农庄，否则就做不到这点。[12]
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严重的教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毛泽东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土改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大跃进”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毛泽东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但是，“大跃进”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它有如“骑虎难下”，一旦骑上去就很难下来。所谓的苏联计划体制，本来就是一个诘聱难行的东西。它要求将整个经济置于集中的指挥之下，按照某种计划或意旨统一调拨资源，只能实行所谓的“产品经济”；因而也只能抹灭“传统”，一切重头开始建构。这种制度在苏联已是不伦不类，传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
苏联决定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至1929年的“谷物收购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与中国1953年的粮食紧张相比。表面上看，这都是一些“偶然”的“意外”事件和因素，但却造成了具有极大“必然性”的重要后果，这是中国和苏联非常相象的一点。它构成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出现，使事物导向“社会主义改造”和“苏联模式”的道路？事实上，苏联的此类危机已出现过不止一次，如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粮食危机、1923年的销售危机，到1928年则已是第3次了。[20]所以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力图或意欲取消市场机制、而改由一切经济活动归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经济萎缩或经济困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一定取决于工业化速度的高低；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当提高经济的计划化或公有化程度造成经济困难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就象“诱饵”一样，诱使政策滑向进一步的“统制经济”，似乎舍此别无他途。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旦实行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也就会成为突出问题：“统购统销”本不是中共预期要建立的制度，当初也并不想学习苏联的“余粮收集制”或粮食“收购制”：“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意外和应急手段，但一旦实行了这一制度，就自然引出了相应的需要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官修史书往往倾向于把建国后30年中农村政策的失误缩减到“大跃进”一个侧面，从而回避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统购统销”到“户口和粮食配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潮”，难道不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乌托邦方案吗？改革是对这一乌托邦的彻底否定，其意义远远超出对经济体制的认知；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失败当中所要总结的，也不应该只是农村政策而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书籍出版局，1948，莫斯科，第8、9章。此书50年代初期在中国曾被指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人手一册，用以教育党员干部。毛泽东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要求全党仔细研读，见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21.[2]沃尔沃·拉德钦斯基，《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至25页。
[3]《列宁全集》，莫斯科第二版，第22卷，第289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第372页；《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23页；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5至26页。
[4]在1929年“大运动”之前，共耕社大约占60％的比重，见《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23页。
[5]出处同上，第300页。
[6]《联共（布）党史》后来也遮遮掩掩地承认运动中存在着强制粗暴：“有许多党工作人员……不问地方和时间条件怎样，不问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强加速集体化。……当时暴露出违背集体农庄运动自愿原则的事实。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对农民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了自愿原则。……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官僚主义的号令手段浮报集体农庄数目的办法，用勉强夸大集体化百分数的办法来代替了集体化方面的准备工作，来代替了耐心解释党在集体化方面政策基础的工作。……在好几个地方，人们不顾中央认定集体农庄运动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这种指示，公然鲁莽从事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实行公共化。……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因迷恋于集体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7至378页。
[7]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0至432页。
[8]《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07、326至327页。
[9]出处同上，第32至34页。
[10]出处同上，第396页。
[11]例如，邓子恢在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时说，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减产20％多，牲畜死亡一半（一千多万头），农村动荡，不能不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苏联集体化后几年就有了大量的拖拉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就更受不了。见燕凌的“人民日报农业合作化宣传始末（1950－1956）”，《人民日报史料选编》第14期，1989年，第12页。
[12]据笔者1993年6月采访杜润生时杜的回忆。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3至186页。
[14]事实上，苏联1953年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俄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产量计算则1953年比沙俄时代低19％。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363至364页。
[1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69至185页；订正的数字，如1953年的粮食增长率等，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17]出处同注[15]，第471至472页。
[18]出处同注[15]，第470至482页。
[19]《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315页。
[20]志华，《历史的启示》，华夏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8章。
作者：高王凌
文章来源：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1期（总第80期）
中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人民公社化，随后造成了大饥荒，导致数千万农民非正常死亡。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共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共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土地改革”。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著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苏联曾出现过3种试验型集体农庄，即“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很像是中国的“人民公社”、“互助组”和“合作社”）。早先，苏共鼓励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归社员公有，连伙食也由公社供给），而农民却宁肯选择另一种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体化）[4]；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补贴、“共耕社”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抽取，所以苏共后来改为支持“劳动组合”，这种形式遂成为集体农庄的主要形式（当然是配合著某种特定的收购和分配制度）[5]；但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前的数年内它的发展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至1928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7％。
苏联自1929年开始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因此，苏共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6]；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农村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就有数百万农民被活活饿死。[7]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不仅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农民的，而且实际上是依靠近于“国内战争”的手段和“大饥荒”才把农民“征服”了的。虽然农村集体化的目标最后是实现了，但农业产量却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过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8]
集体农庄唯一的“成就”就是在农产品的征集或所谓“收购”上达到了预期目标。与集体化运动同时发展形成的收购制度规定，集体农庄首先要满足国家的交售任务（当然是低价的），并规定农业的种植计划；在这些方面农庄本身没有自决权，农民所有的人力和财产实际上都被国家征用了。其结果是，在农产品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其“上市量”却增加了4倍以上[9]有学者指出：“假如集体农庄可以保留它们的全部收入用来报酬成员的劳动，是否可能适当地组织集体农庄的劳动队伍还有疑问。当国家拿走这种收入中最大的一部份时，失败是必然的。”[10]可惜的是，这样的集体化竟然成了中国的榜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国的经济传统也就是集体化的背景和所针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中国是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很高。而俄国近代史上实行的却是一种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三圃轮休，使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地广人稀，基本上还停留在粗放耕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村虽然出现了脱离村社而独立生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才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法律的承认。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集体化之前，个体农户仍仅占极少数（例如俄罗斯统计中有95％的土地仍为村社所有）。如果把俄国和传统的中国同称为“封建制度”，显然会造成极大的误解；同样地，也很难把这种小农称之为“资本主义”，因为这在俄国虽是晚近的现象，在中国已有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如果把这称为同类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发生在中国就要比俄国早得多。显然，俄国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的集体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与中国大不相同，它提出有效的组织、机械化的耕作，是有所指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俄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解决俄国农业特定问题的模式，又怎么可以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中国呢？可惜，僵硬的意识形态把对所有这些客观问题的思考都剿灭了，中国为此深受其害。
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的农村政策负责人并非对苏联集体化运动的经验教训茫然无知，他们虽未认识到集体农庄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制度试验，但至少了解这一过程的“近期”后果。[11]有些负责干部当时之所以对苏联的这一模式仍采取肯定的态度，是认为苏联能战胜法西斯德国靠的就是集体农庄，否则就做不到这点。[12]
由于苏联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着这样严重的教训，中共中央暨农村工作部在农业集体化的初始阶段比较谨慎。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的态度则是矛盾的：“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他又举出三条理由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辩护：第一，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第二，采取逐步前进的方法，如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一切均按自愿和互利原则；第三，每年规定控制数字，并有停顿、间歇和整顿。[13]但是，毛泽东的上述3条保证其实都是空话，实际上一条也未照做；相反，他推动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比苏联更快。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到1937年总共用了17年时间，而中共却只用了6年。
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化安排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而在于党内各级干部在政治教条教育下早已盲目地对集体经济的成功抱有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了，再加上急功近利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急躁冒进”呢？薄一波曾谈到过，从建国开始，中共对小农经济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对农业集体化寄予了特殊期望；土改后大家都有一个认识，靠小农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是不行的；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14]，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开会，大家深感粮食问题严重，把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寄托在走苏联集体化的道路上。这年10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毛泽东曾引用马林科夫说的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解决粮食问题的成果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他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更明确指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为集体所有制”。他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15]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情况在相当程度上与苏联当年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也促成了中国仿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1953年第一次宣布“一五”计划，规定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5.3％，但当年实际粮产量仅增长1.8％，棉花产量则下降9％；1954年粮食增长仅1.6％，棉花再次减产9％。当时中央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但合作化后的1956和1957年粮食的增产幅度仍然远远低于一再降低的计划指标。这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占工业产值一半以上的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大受影响，而轻工业发展受限制又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进而引起工业投资的削减；农业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农产品出口，减少了国家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缓慢还引起了粮食商品率的下降和1953年的食品供应危机，结果政府开始仿效苏联实行“统购统销”。[16]
当然，中国走上苏联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模式的过程也不是没有曲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某些政策的改变，如加强农业、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的争论等，曾使中共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7]1956年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到：“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8]可惜的是，这一反思并未能充份展开，就被“大跃进”的决定所打断了。因为毛泽东其实骨子里仍然十分热衷于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时刘少奇传达说：“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吸取苏联模式教训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做一定的调整并相应降低发展速度，即他所谓的“按常规走路”，但他嫌这样“成绩不大”；同时也顾虑这种“常规”的增长将会伴随着“官僚主义”的蔓延和“革命意志”的消退，这些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就转而考虑那种他以为能迅速赶超苏联、比苏联模式更激进的方法，那种符合他一贯风格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即以非同寻常的建设速度和手段去冲破经济发展上的僵局。由此便产生了1956年初的“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但是，“大跃进”彻底失败了，其结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19]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而且，它有如“骑虎难下”，一旦骑上去就很难下来。所谓的苏联计划体制，本来就是一个诘聱难行的东西。它要求将整个经济置于集中的指挥之下，按照某种计划或意旨统一调拨资源，只能实行所谓的“产品经济”；因而也只能抹灭“传统”，一切重头开始建构。这种制度在苏联已是不伦不类，传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
苏联决定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的直接导因是1928年至1929年的“谷物收购危机”，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可与中国1953年的粮食紧张相比。表面上看，这都是一些“偶然”的“意外”事件和因素，但却造成了具有极大“必然性”的重要后果，这是中国和苏联非常相象的一点。它构成一个很有趣也很迷惑人的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出现，使事物导向“社会主义改造”和“苏联模式”的道路？事实上，苏联的此类危机已出现过不止一次，如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后的粮食危机、1923年的销售危机，到1928年则已是第3次了。[20]所以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通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对比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力图或意欲取消市场机制、而改由一切经济活动归政府控制的情况下，经济萎缩或经济困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一定取决于工业化速度的高低；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每当提高经济的计划化或公有化程度造成经济困难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就象“诱饵”一样，诱使政策滑向进一步的“统制经济”，似乎舍此别无他途。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一旦实行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也就会成为突出问题：“统购统销”本不是中共预期要建立的制度，当初也并不想学习苏联的“余粮收集制”或粮食“收购制”：“统购统销”的实施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意外和应急手段，但一旦实行了这一制度，就自然引出了相应的需要加快农业集体化的后果。官修史书往往倾向于把建国后30年中农村政策的失误缩减到“大跃进”一个侧面，从而回避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统购统销”到“户口和粮食配给”，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高潮”，难道不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乌托邦方案吗？改革是对这一乌托邦的彻底否定，其意义远远超出对经济体制的认知；从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失败当中所要总结的，也不应该只是农村政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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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文书籍出版局，1948，莫斯科，第8、9章。此书50年代初期在中国曾被指定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人手一册，用以教育党员干部。毛泽东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要求全党仔细研读，见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21.[2]沃尔沃·拉德钦斯基，《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至25页。
[3]《列宁全集》，莫斯科第二版，第22卷，第289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第372页；《苏联农业的社会化》，第23页；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5至26页。
[4]在1929年“大运动”之前，共耕社大约占60％的比重，见《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23页。
[5]出处同上，第300页。
[6]《联共（布）党史》后来也遮遮掩掩地承认运动中存在着强制粗暴：“有许多党工作人员……不问地方和时间条件怎样，不问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如何，而用人工方法勉强加速集体化。……当时暴露出违背集体农庄运动自愿原则的事实。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对农民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等要挟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来代替了自愿原则。……在好几个区域里，人们竟用官僚主义的号令手段浮报集体农庄数目的办法，用勉强夸大集体化百分数的办法来代替了集体化方面的准备工作，来代替了耐心解释党在集体化方面政策基础的工作。……在好几个地方，人们不顾中央认定集体农庄运动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这种指示，公然鲁莽从事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等实行公共化。……有几个省区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因迷恋于集体化方面的初步成功，公然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7至378页。
[7]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0至432页。
[8]《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307、326至327页。
[9]出处同上，第32至34页。
[10]出处同上，第396页。
[11]例如，邓子恢在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不久时说，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减产20％多，牲畜死亡一半（一千多万头），农村动荡，不能不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苏联集体化后几年就有了大量的拖拉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就更受不了。见燕凌的“人民日报农业合作化宣传始末（1950－1956）”，《人民日报史料选编》第14期，1989年，第12页。
[12]据笔者1993年6月采访杜润生时杜的回忆。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3至186页。
[14]事实上，苏联1953年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俄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产量计算则1953年比沙俄时代低19％。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363至364页。
[1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69至185页；订正的数字，如1953年的粮食增长率等，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17]出处同注[15]，第471至472页。
[18]出处同注[15]，第470至482页。
[19]《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第315页。
[20]志华，《历史的启示》，华夏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