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庆:广东经济模式陷困局的深层根源

前文我已将广东经济模式的特点概括为“笔者将这种模式的特点概括为“重出口，轻内需；重制造，轻流通；重规模，轻效益；重产品，轻品牌”几个方面，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的独家发明，政府和学界普遍都认识到了。只是没有想预料到，美国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会这么快波及到广东，并使广东经济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显露出来。这段时间，媒体和学界似乎都很关注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大多似乎忙于追于追逐热点，尤其是刻意寻找美国金融危机与广东经济下滑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未静下心来，反思广东经济模式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此，我在结合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我国的实体经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东经济模式存在危机”这一问题。有不少网友和研究人员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有利于争鸣。借此机会，我想进一步剖析一下为什么广东经济模式过去几十年风生水、近似完美无瑕，但现在去陷入困局的深层原因。

任何国家和地区，导致经济兴衰的深层原因很多，比如产业和市场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资源环境变化等。就广东而言，经济模式陷入困局的最深层根源是什么呢？我思考的结果是：广东制造业高速扩张所依赖的市场经济基础存在巨大缺陷，在早期快速发育成长之后长期未得到有序地建设，自由化过度，组织化不足，而这种制度化缺陷被工业化成就所掩盖一直未来得及修正和完善。正因为如此，广东快速工业化进程就一直在一条市场经济发育不太完善和存在缺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跑到今天，终于撞到一堵不算太矮的墙了。因此，应当稍微停下来，修整一下这条搁置很久而未修完的道路了。

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完善始终由两个方面组织：一是自由化过程，二是组织化过程。前者即为放开、开放、放松等过程，后者即为培育、投入、建设、发展过程。进一步说，广东三十年经济发展历程中，尽管市场化在先，工业化在后，但后来，工业化浪潮淹没了市场化进程。市场自由化过程相对完成之后，市场的建设、治理、规划、提升、整合等任务就被相对淡化和冷落了。

“自由”始终只是市场经济发育成长的前提或一方面。广东市场经济的发育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先行一步”的政策。当时，中央允许“先行一步”，就意味着广东可以尽管尝试着走一条全新的路。这条新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允许商品自由经营、日用品价格放开等，于是“自由化”就成为市场化的基础决策取向。显然，突然性的政策放开，大量工业品从港台潮涌而入广东，在珠三角汇聚，于是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市场，形成了“发财到广东”的极度市场繁荣局面。1992年中央明确搞“市场经济”之后，更是从制度上明确了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于是，广东省各地方政府部门进一步明确和肯定了上述做法的可行性，不仅纷纷退出对商品的管制，让步市场调节，而且纷纷亲身下海，砸墙开店，掀起了全省搞活市场的高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粮、珠江水流向全国，“广货”一度遍天下。

然而，由于当时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条件限制，对市场经济的探讨大多从“放开”的意义进行的，因为长期的市场压抑，使得“放开”就可直接“搞活”，效果立马见到。“放开”和“开放”的最大贡献就是释放了传统体制压抑的财富欲望和创造财富的能量。遗憾的是，人们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导致了两个后遗症的产生，即：一方面，理论上对于市场经济的探讨一直停留在“放开”的水平上，至于如何建设和完善，几乎长期很少涉及，也不受人关注；另一方面，政策实践上也一直陷入一个误区，相当多的地方政府领导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放任不管”，比如，对专业市场的规划建设长期不闻不理，其理由就是这是完全市场领域，政府应该退出，于是大家把全部的心思和力量都放到抓工业和招商引资上去了。

紧接着，珠三角各地迅速卷入了兴建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的浪潮中，乡乡冒烟，村村点火，工业化浪潮掩盖了一切其他来不及思考和处理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战争式的疯狂工业化运动，造就了珠三角奇迹，在不到二十的时间里，成就了“世界工厂”的辉煌。可以说，1995-2005年的十年，就是珠三角各地方政府集中一切力量大搞工业的十年，尤其是广州、佛山、东莞、江门、惠州等城市更是把“制造业崇拜”推向极致，几乎把还未来得建设和提升的市场建设问题忘到九宵云外。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不难明白一个事实，就是珠三角的市场经济发育成长水平基本上就停留在改革开放时的“放开搞活”水平，也就是刚刚得到一定的发育成长，就因大家一齐奔工业搞制造而被弃之不理不管了。换言之，珠三角的快速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给挤到“墙角”去了，甚至被无意识地中断了。这样，不可避免地，珠三角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由于自身市场成长的不足而不得不依赖“两头在外”，而只抓住中间“加工”那一块，大量的流通利润和市场控制能力被市场成长的缺陷所旁落了。大生产、大产量，却并没有带来大收益，只得靠低工资、低价格换来“微笑曲线”时那一点点低回报、低积累。

于是乎，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图景：在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中，除了深圳市在九十年代末开始对城市物流和商业街进行规划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工业城市”，庞大的商流、物流、人流、客流呈现出一片“乱流”。广州等主要城市在近二十年中，近乎没有积极主动规划和建设过一个大型的专业批发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没有进行任何流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特指批发零售行业和公路物流配送设施）。于是，珠三角各地的市场和商品流通就象野草般疯长，却没有得到有计划的培育和扶植，自生自灭中，有的长大了，但大量的市场和商贸流通设施却由于缺少规划和有效指导，畸形地扩张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瓶颈。类似于广州一德路批发商圈、海印商圈、流花商圈的大量市场刚刚建好并全国知名却又被拆除的悲剧，就不断重演，而一些服装、汽车、餐饮集中场所刚刚建好，又瞬间消失。如此局面，不仅导致了整个市场建设体系的落后、混乱，而且严重地制约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和谐发展。

所以，如前所说，现行广东经济模式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犹如一辆高速奔驰的高级汽车行驶在骑驱不平的低等级公路上，不仅损耗大，而且最终不得不放慢速度，“一方面修车，一方面修路”，否则，难以继续快速前行。现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对于上述这些现象，我所得到的理论启示包括以下四点：

一、“市场化是工业化的灵魂”，任何健康持续的工业化进程，离开同步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背后，不能忘记首先是“市场革命”。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发达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才能健康的工业体系，否则，就只是“组装工厂”区。而市场经济发达的基础一定离不开流通业的发达和进步。流通业的发达和进步，又离不开有序的培育和建设。

二、市场经济鼓励自由竞争，但市场基础设施是准公共产品，政府不可以放任不管。在市场经济发育成长时期，政府最应该管的不是工业，而是搭建好工业发展的基础平台——商贸流通业。否则，是主次颠倒。任何工业产业都是有一定寿命周期的，应该让市场来调节，政府不应该用财政投入来扶持这些短命的工业，而把较多地扶持那些永远都属于公共设施的市场基础设施。中国也好，广东也好，目前许多经济问题的产生，即源于对市场的误解，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

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和完善过程，分两个阶段：一是放松管制和放开搞活，即培育市场，二是市场建设和规范管理。前一阶段重在制度的改进和决策的调整，而后一阶段却需要长期的投入、规划、建设。实际上，后者比前者更难。日本经济成功的经验启示，没有“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再强大的工业也不能真正使经济强大，只是一个产值光环下的“虚胖体”。所以，任何试图跳过漫长的“市场建设阶段”，即跳过忽略商贸流通业与市场体系成长阶段，而实行的工业化是一种畸形的工业化、不科学的工业化。

四、“广东经济模式”与“广东工业化进程”背景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最大特征是“自由化程度过高，组织化程度过低”。也即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放任过度，几乎不理不睬，自由过度，几乎什么村、街，都可以随便圈一块地建这样那样的市场，缺少指导和规划；另一方面缺少对市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比如，政府部门曾把大量的钱投入到赛格、华强、科龙、南方高科、金鹏移动等制造企业，却很少把钱投入到广州电脑城、汽车城、一德路、公路物流园区建设等方面），因此，广东的市场建设整体显得由于缺少营养、贫血而发育不良。

总之，广东经济走了一条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条件下的过快工业化道路。用通俗的话，就是整体上的“重制造，轻流通”的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说，就是流通业严重滞后背景下的发展道路。

问题的可悲之处是，广东省内的大量研究人员，尤其是为政府领导提供决策咨询的研究人员，却始终未能真正从市场经济发育和工业化道路模式上来看这些问题，常常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一会儿花大量精力搞自主创新，一会儿又盲目着推进品牌建设，不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说得严重一点，广东学术界中有一批狂热的“制造业崇拜”主义者一直左右着政府决策层（比如，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权威决策研究部门就根本没有专门研究商贸流通业和市场的机构，这在全国可以说十分罕见！！）。

真心希望广东经济藉此调整的大好机会，对上述深层问题深入研究，好好反思，有一个较大的实质性改变。前文我已将广东经济模式的特点概括为“笔者将这种模式的特点概括为“重出口，轻内需；重制造，轻流通；重规模，轻效益；重产品，轻品牌”几个方面，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的独家发明，政府和学界普遍都认识到了。只是没有想预料到，美国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会这么快波及到广东，并使广东经济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显露出来。这段时间，媒体和学界似乎都很关注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大多似乎忙于追于追逐热点，尤其是刻意寻找美国金融危机与广东经济下滑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未静下心来，反思广东经济模式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此，我在结合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我国的实体经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东经济模式存在危机”这一问题。有不少网友和研究人员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有利于争鸣。借此机会，我想进一步剖析一下为什么广东经济模式过去几十年风生水、近似完美无瑕，但现在去陷入困局的深层原因。

任何国家和地区，导致经济兴衰的深层原因很多，比如产业和市场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资源环境变化等。就广东而言，经济模式陷入困局的最深层根源是什么呢？我思考的结果是：广东制造业高速扩张所依赖的市场经济基础存在巨大缺陷，在早期快速发育成长之后长期未得到有序地建设，自由化过度，组织化不足，而这种制度化缺陷被工业化成就所掩盖一直未来得及修正和完善。正因为如此，广东快速工业化进程就一直在一条市场经济发育不太完善和存在缺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跑到今天，终于撞到一堵不算太矮的墙了。因此，应当稍微停下来，修整一下这条搁置很久而未修完的道路了。

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完善始终由两个方面组织：一是自由化过程，二是组织化过程。前者即为放开、开放、放松等过程，后者即为培育、投入、建设、发展过程。进一步说，广东三十年经济发展历程中，尽管市场化在先，工业化在后，但后来，工业化浪潮淹没了市场化进程。市场自由化过程相对完成之后，市场的建设、治理、规划、提升、整合等任务就被相对淡化和冷落了。

“自由”始终只是市场经济发育成长的前提或一方面。广东市场经济的发育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先行一步”的政策。当时，中央允许“先行一步”，就意味着广东可以尽管尝试着走一条全新的路。这条新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允许商品自由经营、日用品价格放开等，于是“自由化”就成为市场化的基础决策取向。显然，突然性的政策放开，大量工业品从港台潮涌而入广东，在珠三角汇聚，于是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市场，形成了“发财到广东”的极度市场繁荣局面。1992年中央明确搞“市场经济”之后，更是从制度上明确了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于是，广东省各地方政府部门进一步明确和肯定了上述做法的可行性，不仅纷纷退出对商品的管制，让步市场调节，而且纷纷亲身下海，砸墙开店，掀起了全省搞活市场的高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粮、珠江水流向全国，“广货”一度遍天下。

然而，由于当时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条件限制，对市场经济的探讨大多从“放开”的意义进行的，因为长期的市场压抑，使得“放开”就可直接“搞活”，效果立马见到。“放开”和“开放”的最大贡献就是释放了传统体制压抑的财富欲望和创造财富的能量。遗憾的是，人们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导致了两个后遗症的产生，即：一方面，理论上对于市场经济的探讨一直停留在“放开”的水平上，至于如何建设和完善，几乎长期很少涉及，也不受人关注；另一方面，政策实践上也一直陷入一个误区，相当多的地方政府领导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放任不管”，比如，对专业市场的规划建设长期不闻不理，其理由就是这是完全市场领域，政府应该退出，于是大家把全部的心思和力量都放到抓工业和招商引资上去了。

紧接着，珠三角各地迅速卷入了兴建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的浪潮中，乡乡冒烟，村村点火，工业化浪潮掩盖了一切其他来不及思考和处理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战争式的疯狂工业化运动，造就了珠三角奇迹，在不到二十的时间里，成就了“世界工厂”的辉煌。可以说，1995-2005年的十年，就是珠三角各地方政府集中一切力量大搞工业的十年，尤其是广州、佛山、东莞、江门、惠州等城市更是把“制造业崇拜”推向极致，几乎把还未来得建设和提升的市场建设问题忘到九宵云外。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不难明白一个事实，就是珠三角的市场经济发育成长水平基本上就停留在改革开放时的“放开搞活”水平，也就是刚刚得到一定的发育成长，就因大家一齐奔工业搞制造而被弃之不理不管了。换言之，珠三角的快速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被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给挤到“墙角”去了，甚至被无意识地中断了。这样，不可避免地，珠三角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由于自身市场成长的不足而不得不依赖“两头在外”，而只抓住中间“加工”那一块，大量的流通利润和市场控制能力被市场成长的缺陷所旁落了。大生产、大产量，却并没有带来大收益，只得靠低工资、低价格换来“微笑曲线”时那一点点低回报、低积累。

于是乎，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图景：在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中，除了深圳市在九十年代末开始对城市物流和商业街进行规划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工业城市”，庞大的商流、物流、人流、客流呈现出一片“乱流”。广州等主要城市在近二十年中，近乎没有积极主动规划和建设过一个大型的专业批发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没有进行任何流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特指批发零售行业和公路物流配送设施）。于是，珠三角各地的市场和商品流通就象野草般疯长，却没有得到有计划的培育和扶植，自生自灭中，有的长大了，但大量的市场和商贸流通设施却由于缺少规划和有效指导，畸形地扩张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瓶颈。类似于广州一德路批发商圈、海印商圈、流花商圈的大量市场刚刚建好并全国知名却又被拆除的悲剧，就不断重演，而一些服装、汽车、餐饮集中场所刚刚建好，又瞬间消失。如此局面，不仅导致了整个市场建设体系的落后、混乱，而且严重地制约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和谐发展。

所以，如前所说，现行广东经济模式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犹如一辆高速奔驰的高级汽车行驶在骑驱不平的低等级公路上，不仅损耗大，而且最终不得不放慢速度，“一方面修车，一方面修路”，否则，难以继续快速前行。现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对于上述这些现象，我所得到的理论启示包括以下四点：

一、“市场化是工业化的灵魂”，任何健康持续的工业化进程，离开同步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背后，不能忘记首先是“市场革命”。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发达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才能健康的工业体系，否则，就只是“组装工厂”区。而市场经济发达的基础一定离不开流通业的发达和进步。流通业的发达和进步，又离不开有序的培育和建设。

二、市场经济鼓励自由竞争，但市场基础设施是准公共产品，政府不可以放任不管。在市场经济发育成长时期，政府最应该管的不是工业，而是搭建好工业发展的基础平台——商贸流通业。否则，是主次颠倒。任何工业产业都是有一定寿命周期的，应该让市场来调节，政府不应该用财政投入来扶持这些短命的工业，而把较多地扶持那些永远都属于公共设施的市场基础设施。中国也好，广东也好，目前许多经济问题的产生，即源于对市场的误解，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

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和完善过程，分两个阶段：一是放松管制和放开搞活，即培育市场，二是市场建设和规范管理。前一阶段重在制度的改进和决策的调整，而后一阶段却需要长期的投入、规划、建设。实际上，后者比前者更难。日本经济成功的经验启示，没有“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再强大的工业也不能真正使经济强大，只是一个产值光环下的“虚胖体”。所以，任何试图跳过漫长的“市场建设阶段”，即跳过忽略商贸流通业与市场体系成长阶段，而实行的工业化是一种畸形的工业化、不科学的工业化。

四、“广东经济模式”与“广东工业化进程”背景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最大特征是“自由化程度过高，组织化程度过低”。也即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放任过度，几乎不理不睬，自由过度，几乎什么村、街，都可以随便圈一块地建这样那样的市场，缺少指导和规划；另一方面缺少对市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比如，政府部门曾把大量的钱投入到赛格、华强、科龙、南方高科、金鹏移动等制造企业，却很少把钱投入到广州电脑城、汽车城、一德路、公路物流园区建设等方面），因此，广东的市场建设整体显得由于缺少营养、贫血而发育不良。

总之，广东经济走了一条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条件下的过快工业化道路。用通俗的话，就是整体上的“重制造，轻流通”的经济发展道路，进一步说，就是流通业严重滞后背景下的发展道路。

问题的可悲之处是，广东省内的大量研究人员，尤其是为政府领导提供决策咨询的研究人员，却始终未能真正从市场经济发育和工业化道路模式上来看这些问题，常常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一会儿花大量精力搞自主创新，一会儿又盲目着推进品牌建设，不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说得严重一点，广东学术界中有一批狂热的“制造业崇拜”主义者一直左右着政府决策层（比如，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权威决策研究部门就根本没有专门研究商贸流通业和市场的机构，这在全国可以说十分罕见！！）。

真心希望广东经济藉此调整的大好机会，对上述深层问题深入研究，好好反思，有一个较大的实质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