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教科书称中国人身上流淌着犯罪者基因

“亚洲人应该感谢日本”——江藤隆美


<P>　　“中国人的身上流淌着犯罪者的DNA”——石原慎太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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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军慰安妇不过是为了挣钱的卖春妇”——奥野诚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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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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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将于明年4月开校的日本首家中高一贯校——东京都台东区都立白鸥高校，计划于8月中旬决定该校中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教科书。由于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对都立学校使用哪种教科书拥有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新历史教科书》被采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一旦开此先例，那么必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以东京都白鸥高校为先导模式，各地的公立中学、高校也可能在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支配下，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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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在2001年的教科书选用过程中，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批判，在全国544个选择区中惨败，最终仅由东京都和爱媛县的少数养护学校和极个别私立学校选用，采用率不到0.1%。本次相隔4年，“编撰会”再次卷土重来，企图以平静的方式把右翼历史教科书送入学校教育现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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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年来，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向着保守和右倾方向发展，更在客观的教育环境上为右翼教科书进入学校提供了支持。白鸥高校的攻防战，也是下一轮全国性教科书选用的预备战。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再一次浮上水面，也构成了右翼势力发出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最新战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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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推进者们有许多危险的言论，礼赞战争、宣扬国粹、蔑视女性、捏造历史。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的社会言论基础。例如“日本为解放亚洲做了好事，亚洲人应该感谢日本”(江藤隆美)；“自卫队如果在伊拉克死两三个人，对修改宪法是好事”(三浦朱门)；“不允许给反日分子使用税金”(柏村)；“日本是万世一家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森喜朗)；“中国人的身上流淌着犯罪者的DNA”(石原慎太郎)；“从军慰安妇不过是为了挣钱的卖春妇”(奥野诚亮)；“描述慰安妇的历史，就像描述厕所的历史一样，是不必要的”(本多加雄)；“创氏改名是出于朝鲜人的希望，日本人才给他们改成日本名”(麻生太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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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的支持下，《新历史教科书》才大胆地把侵略正当化，公开隐蔽日本侵略的史实，极力赞美天皇中心制，疯狂煽动国粹主义。例如该教科书称：“为了保卫日本的安全，保护满洲的权益，合并韩国是必要的”；“朝鲜的危机意识很淡薄，中国／朝鲜两国从传统的中华思想立场出发，抱着看低日本的感情，对于列强的威胁，没有如日本那样去积极地对应。”同时，该教科书对于创氏改名、在殖民地强制使用日本语、没收土地、强制保甲、慰安妇从军、实行征兵制、推行皇民化政策、镇压独立反抗运动、在关东大地震中屠杀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历史罪恶行径，纷纷予以删除或淡化处理。该教科书还着力美化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把神话解释为历史事实，甚至不惜捏造史实，把日本的绳文文明夸张为比四大文明还要早1万年。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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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已在2001年引起了众多的社会批判，其危害性表现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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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引发外交纷争：一部分右翼政治家和右翼教科书的自我美化行为，严重伤害了近邻诸国，如中国和韩国国民的感情。中日、韩日数代人推动交流、促进友好的努力和成果受到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也为此受损，最大的损害会降临到日本的下一代。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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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妨碍经济交流：右翼历史教科书出笼，伤害了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一方面，“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活动重新兴起；另一方面，中国民间反日情绪蔓延，对日本企业投资中国非常不利。“反日货联盟”出现，各种反日势头抬头，不利于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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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教科书把战争中的性犯罪受害者(原慰安妇)称作“共同便所”，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迄今，韩国的原慰安妇受害者每周三都会到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得不到日本的正式谢罪和赔偿，这样的抗议示威会一直举行下去。 </P>
<p>
<P>　　4.教育上的误导：否认侵略、歪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一旦进入学校，无数孩子纯真的心灵，将受到右翼势力侵蚀。无知的非人道的歧视性发言和狭隘历史观将在孩子们心头蔓延。右翼历史教科书可以自我掩盖，却抹不去被害各国经历过的历史悲剧。目前，中国建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韩国建有“独立纪念馆”，菲律宾建有“死难行军追悼碑”，泰国建有“国军兵士之碑”，马来西亚建有“大屠杀追悼碑”。残留在世界各国的侵略遗迹，是对《新历史教科书》谎言的最好指证。 </P>
<p>
<P>　　5.国民缺席的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从编撰、检定、选择到最后进入学校现场的全过程，都是右翼势力一手遮天、排除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参与和社会力量的监督。这样的“教科书”被称为“凶化书”。日本《中文导报》8月14日</P>“亚洲人应该感谢日本”——江藤隆美


<P>　　“中国人的身上流淌着犯罪者的DNA”——石原慎太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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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军慰安妇不过是为了挣钱的卖春妇”——奥野诚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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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将于明年4月开校的日本首家中高一贯校——东京都台东区都立白鸥高校，计划于8月中旬决定该校中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教科书。由于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对都立学校使用哪种教科书拥有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新历史教科书》被采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一旦开此先例，那么必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以东京都白鸥高校为先导模式，各地的公立中学、高校也可能在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支配下，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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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在2001年的教科书选用过程中，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批判，在全国544个选择区中惨败，最终仅由东京都和爱媛县的少数养护学校和极个别私立学校选用，采用率不到0.1%。本次相隔4年，“编撰会”再次卷土重来，企图以平静的方式把右翼历史教科书送入学校教育现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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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年来，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向着保守和右倾方向发展，更在客观的教育环境上为右翼教科书进入学校提供了支持。白鸥高校的攻防战，也是下一轮全国性教科书选用的预备战。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再一次浮上水面，也构成了右翼势力发出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最新战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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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推进者们有许多危险的言论，礼赞战争、宣扬国粹、蔑视女性、捏造历史。这是《新历史教科书》的社会言论基础。例如“日本为解放亚洲做了好事，亚洲人应该感谢日本”(江藤隆美)；“自卫队如果在伊拉克死两三个人，对修改宪法是好事”(三浦朱门)；“不允许给反日分子使用税金”(柏村)；“日本是万世一家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森喜朗)；“中国人的身上流淌着犯罪者的DNA”(石原慎太郎)；“从军慰安妇不过是为了挣钱的卖春妇”(奥野诚亮)；“描述慰安妇的历史，就像描述厕所的历史一样，是不必要的”(本多加雄)；“创氏改名是出于朝鲜人的希望，日本人才给他们改成日本名”(麻生太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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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的支持下，《新历史教科书》才大胆地把侵略正当化，公开隐蔽日本侵略的史实，极力赞美天皇中心制，疯狂煽动国粹主义。例如该教科书称：“为了保卫日本的安全，保护满洲的权益，合并韩国是必要的”；“朝鲜的危机意识很淡薄，中国／朝鲜两国从传统的中华思想立场出发，抱着看低日本的感情，对于列强的威胁，没有如日本那样去积极地对应。”同时，该教科书对于创氏改名、在殖民地强制使用日本语、没收土地、强制保甲、慰安妇从军、实行征兵制、推行皇民化政策、镇压独立反抗运动、在关东大地震中屠杀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历史罪恶行径，纷纷予以删除或淡化处理。该教科书还着力美化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把神话解释为历史事实，甚至不惜捏造史实，把日本的绳文文明夸张为比四大文明还要早1万年。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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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已在2001年引起了众多的社会批判，其危害性表现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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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引发外交纷争：一部分右翼政治家和右翼教科书的自我美化行为，严重伤害了近邻诸国，如中国和韩国国民的感情。中日、韩日数代人推动交流、促进友好的努力和成果受到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也为此受损，最大的损害会降临到日本的下一代。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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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妨碍经济交流：右翼历史教科书出笼，伤害了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一方面，“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活动重新兴起；另一方面，中国民间反日情绪蔓延，对日本企业投资中国非常不利。“反日货联盟”出现，各种反日势头抬头，不利于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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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教科书把战争中的性犯罪受害者(原慰安妇)称作“共同便所”，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迄今，韩国的原慰安妇受害者每周三都会到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得不到日本的正式谢罪和赔偿，这样的抗议示威会一直举行下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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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教育上的误导：否认侵略、歪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一旦进入学校，无数孩子纯真的心灵，将受到右翼势力侵蚀。无知的非人道的歧视性发言和狭隘历史观将在孩子们心头蔓延。右翼历史教科书可以自我掩盖，却抹不去被害各国经历过的历史悲剧。目前，中国建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韩国建有“独立纪念馆”，菲律宾建有“死难行军追悼碑”，泰国建有“国军兵士之碑”，马来西亚建有“大屠杀追悼碑”。残留在世界各国的侵略遗迹，是对《新历史教科书》谎言的最好指证。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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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国民缺席的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从编撰、检定、选择到最后进入学校现场的全过程，都是右翼势力一手遮天、排除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参与和社会力量的监督。这样的“教科书”被称为“凶化书”。日本《中文导报》8月14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