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51:20
]]
凯文一脸焦虑。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我觉得不可能，”他边说边把客厅扫视了一番。“至少现在不行，你可别把孩子们也搅进来。”
他坐在沙发另一头，搅和着一杯中国茶，似乎还有点没回过劲来—为了帮儿子装配新的中国玩具火车，他一直忙活到了圣诞节凌晨。他脸色苍白，两天没刮的胡茬挂在双颊。我找了个空子，打破这片刻的安宁，把我的想法抛到他面前：从1月1日开始，整整一年，咱们抵制中国产品。
“中国玩具，中国电器，中国衣服，中国书，中国电视机，统统不要。”我说，“整整一年，什么都不用中国造的，看看行不行。这就是咱们的新年计划。”
他看着我，眼神儿迷离，咂了一口茶，转过头，视线落在客厅对面的空墙上。我本来指望能立马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但现在看来，得花上点儿工夫。
“就好像是玩躲猫猫，”我说，“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
凯文若有所思地扳起了手指头。他小时候是菲尔兹的狂热粉丝，为了看菲尔兹的电影，他会翘了下午的课，专门赶到洛杉矶市区外收看地方电视台。16岁，他高中休学一年，搬到阿拉斯加，在一个流动嘉年华找了份工作，做掷角子游戏的服务生，开旋转木马的是个蹲过牢房的江湖油子，教得凯文一嘴行话。后来凯文又搬回加州，上了社区大学，花了8年时间，学哲学，学体育，学木工。
凯文身体里流动的是叛逆的血。他老爹是个激进的政治煽动家，在学校组织工会，到了周末，就去安萨玻里哥沙漠裸奔玩儿。我盘算，要是能撩拨起凯文的叛逆神经，大概能动员他上我这条抵制船。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他说，“咱们家连微波炉都没有，电视也才13寸。我们早就是公认的怪人了，朋友们都觉得像我们这么过日子是发疯，可我并不觉得生活少了什么。再加上个不用中国货，能有多难呢？”
凯文继续盯着墙。我继续怂恿。
“我们老是说，如今的美国，啥也不造了。”我一边说，一边挥了挥胳膊，“我们都说过100万次了。你也说过100万次了。难道你就不愿意亲眼看看这是真是假吗？”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磕在了马腿上。凯文扬起眉毛，撇了撇嘴，夸张地做出个愁眉苦脸的小丑表情。他张了张嘴，似乎是想说点什么，可眼睛还是没看我。我听见空气中酝酿着一丝焦虑情绪，赶紧把话头往好听的方向转。
“我们可以省钱，”我说，“说不定我们最终可以存出一笔钱来，就像15年前说的那样。再说了，一定会很有意思，就跟历险似的。”
我琢磨着凯文的侧脸。方下巴，电影明星般的高鼻梁。除了眼睛有点不对劲—空荡荡的，神情恍惚，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八九，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住这场中国大发现，接着，我知道，凯文一定会摇摇头，嘟哝说：“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
我真有点后悔刚才太着急跟他分享我的中国大发现了。现在，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抵制中国运动很可能会叫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必须让他换个思维方式。我必须让凯文抛开常识和个人体验，一头扎入未知领域—跟我一起。
“我不是说咱们只买美国货，只是不买中国货。孩子们，一个才1岁，另一个才4岁，他们太小，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等他们再长大点儿，那还不是鬼哭狼嚎？要我说，咱们家抵制中国货，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了，咱们老实说，要是月底支票本上只剩下个位数，那是因为缺少收入管理技巧，并不是咱缺钱。不是谁都有经济能力抵制中国货的，可你有教书的薪水，我有写作的稿费，咱们办得到。”
“我们可以省钱，”我说，“说不定我们最终可以存出一笔钱来，就像15年前说的那样。再说了，一定会很有意思，就跟历险似的。”
我琢磨着凯文的侧脸。方下巴，电影明星般的高鼻梁。除了眼睛有点不对劲—空荡荡的，神情恍惚，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八九，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住这场中国大发现，接着，我知道，凯文一定会摇摇头，嘟哝说：“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
我真有点后悔刚才太着急跟他分享我的中国大发现了。现在，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抵制中国运动很可能会叫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必须让他换个思维方式。我必须让凯文抛开常识和个人体验，一头扎入未知领域—跟我一起。
“我不是说咱们只买美国货，只是不买中国货。孩子们，一个才1岁，另一个才4岁，他们太小，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等他们再长大点儿，那还不是鬼哭狼嚎？要我说，咱们家抵制中国货，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了，咱们老实说，要是月底支票本上只剩下个位数，那是因为缺少收入管理技巧，并不是咱缺钱。不是谁都有经济能力抵制中国货的，可你有教书的薪水，我有写作的稿费，咱们办得到。”
至少我希望咱们办得到。我想。
“无论如何，明年一月，咱们就一切照旧了。”我说，“中国会在那儿等咱们的。中国总是在那儿欢迎咱们。”
我再度打量凯文的脸色，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等我演说完毕了。这是他对我的标准策略，理由很充分；几乎每次都见效。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就咬紧牙关不开口，往后一站，等我自己把自己绊个狗啃泥。我回想起他上次露出这眼神儿的情形，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把一条迷路的小狗带回了家，问凯文能不能收留它。凯文站在门口，一语不发。小狗冲着他不住地汪汪大叫，坚决不答应让这家伙收养自己。整个过程中，凯文嘴都没张一下，就达到了目的。
看来不使出杀手锏是不行了。我刻意摆出一副冷淡的调子。
“有人说，不去沃尔玛买东西，日子会很难过。”我说，“但我并不觉得咱们错过了什么呀。”
起初，我觉得抵制沃尔玛有点傻了吧唧。在排挤街头杂货店和降低员工薪水方面，我看不出沃尔玛和凯马特、塔吉特有什么区别。说真的，从前沃尔玛刚搬来我家附近，我曾碰到几次不甚愉快的经历。站在明晃晃的收银台前排队等着给内裤和尿片付款的时候，我见过有人冲着哭闹的小孩儿大呼小叫，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上四仰八叉躺着快死的蟑螂。
当然了，选中沃尔玛作为抵制对象，也有些常见的理由—比方说，它大肆压榨供货商，它废弃的分店破坏街区风景。可读到它禁止劳工视察员巡访那些为它辛苦生产出8块钱衬衣、11块钱裙子的海外工厂的消息，我最终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即便如此，有两件事，我还是念记它的好：它允许人们在停车场的休息车上打盹儿；让消费者们在洗衣粉啊泡菜上节约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
对我来说，不进沃尔玛的大门，恰好是为抵制中国商品做了一次良好的热身活动，因为它卖的好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正式抵制沃尔玛之前，我就瞟过好多沃尔玛商品的标签。当然了，抵制沃尔玛和抵制中国商品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毕竟，抵制沃尔玛只需要一件事：握紧方向盘，加速开过它巨大的停车场入口处。可中国，遍布全美各大商场的货架，不光是大型超市，还包括那些香喷喷的小服装店，那些灯光柔和的百货商店，甚至那些晃晃悠悠落进美国人信箱的邮购目录。想要躲开中国，没那么容易。
“无论如何，明年一月，咱们就一切照旧了。”我说，“中国会在那儿等咱们的。中国总是在那儿欢迎咱们。”
我再度打量凯文的脸色，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等我演说完毕了。这是他对我的标准策略，理由很充分；几乎每次都见效。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就咬紧牙关不开口，往后一站，等我自己把自己绊个狗啃泥。我回想起他上次露出这眼神儿的情形，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把一条迷路的小狗带回了家，问凯文能不能收留它。凯文站在门口，一语不发。小狗冲着他不住地汪汪大叫，坚决不答应让这家伙收养自己。整个过程中，凯文嘴都没张一下，就达到了目的。
看来不使出杀手锏是不行了。我刻意摆出一副冷淡的调子。
“有人说，不去沃尔玛买东西，日子会很难过。”我说，“但我并不觉得咱们错过了什么呀。”
起初，我觉得抵制沃尔玛有点傻了吧唧。在排挤街头杂货店和降低员工薪水方面，我看不出沃尔玛和凯马特、塔吉特有什么区别。说真的，从前沃尔玛刚搬来我家附近，我曾碰到几次不甚愉快的经历。站在明晃晃的收银台前排队等着给内裤和尿片付款的时候，我见过有人冲着哭闹的小孩儿大呼小叫，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上四仰八叉躺着快死的蟑螂。
当然了，选中沃尔玛作为抵制对象，也有些常见的理由—比方说，它大肆压榨供货商，它废弃的分店破坏街区风景。可读到它禁止劳工视察员巡访那些为它辛苦生产出8块钱衬衣、11块钱裙子的海外工厂的消息，我最终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即便如此，有两件事，我还是念记它的好：它允许人们在停车场的休息车上打盹儿；让消费者们在洗衣粉啊泡菜上节约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
对我来说，不进沃尔玛的大门，恰好是为抵制中国商品做了一次良好的热身活动，因为它卖的好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正式抵制沃尔玛之前，我就瞟过好多沃尔玛商品的标签。当然了，抵制沃尔玛和抵制中国商品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毕竟，抵制沃尔玛只需要一件事：握紧方向盘，加速开过它巨大的停车场入口处。可中国，遍布全美各大商场的货架，不光是大型超市，还包括那些香喷喷的小服装店，那些灯光柔和的百货商店，甚至那些晃晃悠悠落进美国人信箱的邮购目录。想要躲开中国，没那么容易。
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才说。我看出我的沃尔玛手腕击中了凯文的某根神经，凯文的嘴唇似乎有所松动。他的眉毛恢复原位，眼睛还落在墙上，可他的耳朵开始听了。人质谈判专家会告诉我，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为我打动了他。要让他开口，专家会这么告诉我。凯文先前缩在沙发另一头，此刻坐起身，四下里环顾房间。我克制住手舞足蹈的冲动，等着他下一步动作。他掉过头，刚好迎上我的目光。
“咖啡机怎么办？”他问。
他说的是至今仍立在厨房台面上的破咖啡机。一个月前，它挣扎着挤出最后一杯咖啡，就再也没能醒过神来。它是我们几年前在塔吉特买的。我们都还记得这事儿，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中国把持了日用品市场。我们在货架前站了20分钟，翻检了所有包装盒子的标签—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耸耸肩，选了台黑色的时髦款式，并附送一套8杯容量的咖啡壶。11月的一天早晨，它罢工了，但我们继续让它立在那儿，指望它能奇迹般地活转来。
连续几个星期，我们自己烧开水，把塑料过滤器放在咖啡杯上手动滤咖啡。我其实并不介意，倒是想起我俩登山野营时在轮胎上煮咖啡的情形。可凯文不这么看，而每当寒冷的早晨，厨房冷得像冰窖，我们迫切需要喝点热乎东西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跟他站到了一条线上。他问起咖啡机，是想知道，将来的替换品是不是还能选中国造的。
“现在才12月27日嘛，”我说，“还有4天才开始。”于是，我把他拉上了船。他转过头，凝视着客厅地板上的一片狼藉。他开始暗自盘算，趁着还有时间，该给我们满满当当的小窝再添置些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很想说，咱家都快满啦，可我知道他会还口说，不是还有地儿空着嘛。我紧紧闭着嘴，没时间争论了。他在脑子里列好了购物单，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走去。我看着中国玩具、中国袜子和中国鞋在他身后翻滚，然后，门，咔嗒一声合上了。谢天谢地，我想，可下一个念头却叫我自己吃了一惊。有那么片刻，我担心起我们的前景来。
“咖啡机怎么办？”他问。
他说的是至今仍立在厨房台面上的破咖啡机。一个月前，它挣扎着挤出最后一杯咖啡，就再也没能醒过神来。它是我们几年前在塔吉特买的。我们都还记得这事儿，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中国把持了日用品市场。我们在货架前站了20分钟，翻检了所有包装盒子的标签—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耸耸肩，选了台黑色的时髦款式，并附送一套8杯容量的咖啡壶。11月的一天早晨，它罢工了，但我们继续让它立在那儿，指望它能奇迹般地活转来。
连续几个星期，我们自己烧开水，把塑料过滤器放在咖啡杯上手动滤咖啡。我其实并不介意，倒是想起我俩登山野营时在轮胎上煮咖啡的情形。可凯文不这么看，而每当寒冷的早晨，厨房冷得像冰窖，我们迫切需要喝点热乎东西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跟他站到了一条线上。他问起咖啡机，是想知道，将来的替换品是不是还能选中国造的。
“现在才12月27日嘛，”我说，“还有4天才开始。”于是，我把他拉上了船。他转过头，凝视着客厅地板上的一片狼藉。他开始暗自盘算，趁着还有时间，该给我们满满当当的小窝再添置些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很想说，咱家都快满啦，可我知道他会还口说，不是还有地儿空着嘛。我紧紧闭着嘴，没时间争论了。他在脑子里列好了购物单，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走去。我看着中国玩具、中国袜子和中国鞋在他身后翻滚，然后，门，咔嗒一声合上了。谢天谢地，我想，可下一个念头却叫我自己吃了一惊。有那么片刻，我担心起我们的前景来。
过了不久，我正准备收拾地板上的空纸盒子碎包装纸，突然想起我还有个棘手的人要对付，也就是我老妈，她现在是一支老年希腊合唱团的成员。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八九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八九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ゥゥゥ
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维斯又一次掉转方向。
“看着点儿！”我喊道。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ゥゥゥ
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维斯又一次掉转方向。
“看着点儿！”我喊道。
他呵呵一笑，飞快地跑开了。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机，”我说，“这是你提出来的呀。”
“因为我以为你想要啊，”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提出来的。”
“我不想要，”我说，“我觉得动手煮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机，”我说，“这是你提出来的呀。”
“因为我以为你想要啊，”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提出来的。”
“我不想要，”我说，“我觉得动手煮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好吧，我也不想要。”他说。
“很好。”我说。
“很好。”他说。
他会告诉你，顽固不化的人是我，可我才不上当咧。
ゥゥゥ
“你觉得我们成吗？”广告时间我问凯文。
“熬到12点？”他问。“拿不准。”
这是元旦节前夜，我们生活在中国货里的最后一天。我们找了一堆不能出门的借口，跟朋友说苏菲突然感冒了，好留在家里干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瞪着电视看时代广场落下水晶球。今天晚上我有点发昏，确切地说，因为对明天充满期待，我简直有点元神出窍了。我等不及地想上路。下决心跟未来的超级大国干上一仗，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儿呢，我幻想着人群的欢呼雷动，决心更加坚定了。来吧，我想。
显然，凯文没我那么兴奋。
“我不是在说今天晚上。我是说这一年，没有中国货，”我说，“你觉得我们能熬得过去吗？”
凯文耸耸肩，继续看电视。
最薄弱环节，我对自己说。只好边走边看了。
我不应该对他这么苛刻的。说到贯彻新年新决心，我的记录糟糕透顶。只有一次算是坚持了下来，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发誓每天早晨走上四楼的办公室，不坐电梯。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决心，因为我一直就有爬楼梯不搭电梯的习惯。这事儿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下决心每天早晨都喝咖啡、每天早晨都洗澡差不多。还有些年份我决心参加马拉松训练，甚至于每天铺床，但最多只撑到1月中旬就歇火了。
在等待新年到来之际，还有些事儿叫我心烦。我花了几分钟才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而等我一想起来，顿时有点措手不及。中国虽不是至亲密友，但对我又的确别有深意：它算得上是我的亲戚。
300年前，我的中国祖先，携妻带子，飘洋过海到了德国。张夫人水土不适，很快过世。张先生却混得不错。他为一家德国人当管家，却跟那家的女儿生了个私生子。照我想，围绕这“混血孽种”，一定谣言满天飞，可家谱上对此只字不提，至于张先生和他儿子，还有那可怜姑娘以后的命运，也不曾记载只言片语。生出来的是个女孩儿，侥幸活了下来。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她的后裔，我的曾祖母，抵达爱利斯岛（美国最早的移民登记站），之后往西去了内布拉斯加。
“很好。”我说。
“很好。”他说。
他会告诉你，顽固不化的人是我，可我才不上当咧。
ゥゥゥ
“你觉得我们成吗？”广告时间我问凯文。
“熬到12点？”他问。“拿不准。”
这是元旦节前夜，我们生活在中国货里的最后一天。我们找了一堆不能出门的借口，跟朋友说苏菲突然感冒了，好留在家里干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瞪着电视看时代广场落下水晶球。今天晚上我有点发昏，确切地说，因为对明天充满期待，我简直有点元神出窍了。我等不及地想上路。下决心跟未来的超级大国干上一仗，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儿呢，我幻想着人群的欢呼雷动，决心更加坚定了。来吧，我想。
显然，凯文没我那么兴奋。
“我不是在说今天晚上。我是说这一年，没有中国货，”我说，“你觉得我们能熬得过去吗？”
凯文耸耸肩，继续看电视。
最薄弱环节，我对自己说。只好边走边看了。
我不应该对他这么苛刻的。说到贯彻新年新决心，我的记录糟糕透顶。只有一次算是坚持了下来，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发誓每天早晨走上四楼的办公室，不坐电梯。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决心，因为我一直就有爬楼梯不搭电梯的习惯。这事儿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下决心每天早晨都喝咖啡、每天早晨都洗澡差不多。还有些年份我决心参加马拉松训练，甚至于每天铺床，但最多只撑到1月中旬就歇火了。
在等待新年到来之际，还有些事儿叫我心烦。我花了几分钟才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而等我一想起来，顿时有点措手不及。中国虽不是至亲密友，但对我又的确别有深意：它算得上是我的亲戚。
300年前，我的中国祖先，携妻带子，飘洋过海到了德国。张夫人水土不适，很快过世。张先生却混得不错。他为一家德国人当管家，却跟那家的女儿生了个私生子。照我想，围绕这“混血孽种”，一定谣言满天飞，可家谱上对此只字不提，至于张先生和他儿子，还有那可怜姑娘以后的命运，也不曾记载只言片语。生出来的是个女孩儿，侥幸活了下来。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她的后裔，我的曾祖母，抵达爱利斯岛（美国最早的移民登记站），之后往西去了内布拉斯加。
我妈总拿张先生来解释我弟为啥要穿越亚洲，她祖母为啥是个单眼皮。多年以前，我妈泛舟扬子江，在无数破旧的老饭馆里吃过饭，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一有机会她就大吃北京烤鸭，红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养没关系。”她总是这么说。
孩提时代，我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我会站在镜子前仔细地观察它们，并跟我淡黄色的小辫儿对比。第一回发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别人粘在我头上的。我把它拔出来，搁在掌心。它乌黑油亮，笔直笔直，比我其他头发—淡黄色的卷发—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隔着大海和300年的岁月，在召唤我咧！要不，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会扒拉着自己的脑袋，指望找出更多黑头发，但它们数量确实有限。等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会站在浴室的桔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研究身上残存的亚洲痕迹，嘴唇像中国人？还是眼睛像？可惜徒劳无功。镜中人活脱脱是个美国农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国味—更多，不是更少。
抵制中国非关个人，我提醒自己。再说就是一年而已。
ゥゥゥ
1月的第一天，跟过去10年一模一样地拉开了序幕。整个上午我都穿着睡衣，躺在沙发里看电视直播的玫瑰花车散 步，等着瞥一眼冰雪覆盖的圣贝尔纳尔迪诺（SanBernardino）。凯文和孩子们在厨房里，对着烤薄饼发出欢呼。我喜欢看散 步，可它们总叫我眼泪汪汪，而这场散 步尤其叫我双眼不住往外冒水。看见大白马，花车，还有胖乎乎的儿童乐队，特带劲儿地走在科罗拉多大道上，脸蛋儿红扑扑，我的鼻子就一阵酸，眼眶里噙满泪水。
出于习惯，我看的是NBC台，只为了听艾尔?罗柯的解说—我真是爱死他了。我的眼睛湿乎乎，鼻子红嘟嘟，多亏了艾尔的冷幽默，我才没哭到四分五裂。没有他，我很可能嚎啕大哭，把孩子吓着。这个早晨，艾尔、白马和儿童乐队，对我别有一番深意。我告诉自己，在这一年里，不管前头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在等着我们，总有些美好的东西不归中国产—玫瑰散 步，帕萨迪纳（Pasadena）和艾尔?罗柯就是三个好例子。心念及此，鼻子又酸了。
“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养没关系。”她总是这么说。
孩提时代，我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我会站在镜子前仔细地观察它们，并跟我淡黄色的小辫儿对比。第一回发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别人粘在我头上的。我把它拔出来，搁在掌心。它乌黑油亮，笔直笔直，比我其他头发—淡黄色的卷发—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隔着大海和300年的岁月，在召唤我咧！要不，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会扒拉着自己的脑袋，指望找出更多黑头发，但它们数量确实有限。等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会站在浴室的桔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研究身上残存的亚洲痕迹，嘴唇像中国人？还是眼睛像？可惜徒劳无功。镜中人活脱脱是个美国农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国味—更多，不是更少。
抵制中国非关个人，我提醒自己。再说就是一年而已。
ゥゥゥ
1月的第一天，跟过去10年一模一样地拉开了序幕。整个上午我都穿着睡衣，躺在沙发里看电视直播的玫瑰花车散 步，等着瞥一眼冰雪覆盖的圣贝尔纳尔迪诺（SanBernardino）。凯文和孩子们在厨房里，对着烤薄饼发出欢呼。我喜欢看散 步，可它们总叫我眼泪汪汪，而这场散 步尤其叫我双眼不住往外冒水。看见大白马，花车，还有胖乎乎的儿童乐队，特带劲儿地走在科罗拉多大道上，脸蛋儿红扑扑，我的鼻子就一阵酸，眼眶里噙满泪水。
出于习惯，我看的是NBC台，只为了听艾尔?罗柯的解说—我真是爱死他了。我的眼睛湿乎乎，鼻子红嘟嘟，多亏了艾尔的冷幽默，我才没哭到四分五裂。没有他，我很可能嚎啕大哭，把孩子吓着。这个早晨，艾尔、白马和儿童乐队，对我别有一番深意。我告诉自己，在这一年里，不管前头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在等着我们，总有些美好的东西不归中国产—玫瑰散 步，帕萨迪纳（Pasadena）和艾尔?罗柯就是三个好例子。心念及此，鼻子又酸了。
散 步队伍继续行进，电话响了起来，凯文把我叫进厨房。打电话来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从巴黎祝我新年快乐。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聊天，我迫不及待要跟她分享有关抵制中国的最新消息—确切地说，是炫耀。我们先热了热身，接着，我告诉她，新年一开始我们就行动。
她的反应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她哼了一声。
“你会惨到没衣服穿，还会连带着全家破产。”她嘲弄说，“你以为你能靠着美国造满足日常需求？你还真爱做白日梦。那是过去的事儿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础，就是爱买东西的老百姓，而中国造的东西便宜，买起来也就更容易。中国造的一切，人们都包圆儿。”
我赶紧纠正她。
“我不是说我们只买美国产品，而是不买中国造。”我说。
她根本没注意。
“每年夏天我回圣迭戈，都会大包小包地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可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她说，“就跟白捡似的，差不多不要钱—太便宜了，而且啥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因为东西卖得太便宜垮掉的，到时候美国可就遭罪喽，因为他们把厂子都搬到那边去了。”
她的观点似乎是赞成抵制中国货，所以我摸不准她为啥要和我辩。而且她话还没说完。
“中国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每当有人做出打架的样子朝我走来，我就有点心慌，即便是最善意的质问都会叫我昏头转向。几年前，另有一位朋友建议说，我们把工作都辞了，把钱凑起来，在佛蒙特买一块地，弄个公社，建立委员会，种菜、施肥、搞卫生。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他第二次说到这事，我恐慌万状。我担心我们会住在冰雪覆盖的围村里，为了拖拉机和山羊开数不清的会。我问凯文该怎么朝这个主意浇冷水。
“就告诉他我们不乐意就得了。”他说。
我完全不明白凯文何以能想出这么个法子。
这天早晨，轮到我给抵制中国找借口，我再一次显得笨手笨脚。
她的反应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她哼了一声。
“你会惨到没衣服穿，还会连带着全家破产。”她嘲弄说，“你以为你能靠着美国造满足日常需求？你还真爱做白日梦。那是过去的事儿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础，就是爱买东西的老百姓，而中国造的东西便宜，买起来也就更容易。中国造的一切，人们都包圆儿。”
我赶紧纠正她。
“我不是说我们只买美国产品，而是不买中国造。”我说。
她根本没注意。
“每年夏天我回圣迭戈，都会大包小包地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可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她说，“就跟白捡似的，差不多不要钱—太便宜了，而且啥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因为东西卖得太便宜垮掉的，到时候美国可就遭罪喽，因为他们把厂子都搬到那边去了。”
她的观点似乎是赞成抵制中国货，所以我摸不准她为啥要和我辩。而且她话还没说完。
“中国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她说，“你等着瞧吧。”
每当有人做出打架的样子朝我走来，我就有点心慌，即便是最善意的质问都会叫我昏头转向。几年前，另有一位朋友建议说，我们把工作都辞了，把钱凑起来，在佛蒙特买一块地，弄个公社，建立委员会，种菜、施肥、搞卫生。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他第二次说到这事，我恐慌万状。我担心我们会住在冰雪覆盖的围村里，为了拖拉机和山羊开数不清的会。我问凯文该怎么朝这个主意浇冷水。
“就告诉他我们不乐意就得了。”他说。
我完全不明白凯文何以能想出这么个法子。
这天早晨，轮到我给抵制中国找借口，我再一次显得笨手笨脚。
“我觉得能办到，”我对朋友说，“不容易，但能做到。”
她发出了最后一击。
“你绝对办不到。”
我们只好把这个话题暂时搁下。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谈到了她的孩子，我的孩子，她那儿的天气，我这儿的天气。我们再次向彼此道了新年快乐，接着挂机。
这次聊天叫我很不爽。我想要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在我们长达30年的友谊中，我不就是这样待她的吗！又或许我不该这么惊讶。打从她四年级时搬来街上，很快就在全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最聪明的姑娘加最好看的发型，之后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大姐头；而我的角色一直是温顺有趣的伙伴。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种时候，她应该克制冲动，少发表她那些不同的观点，支持我的计划。
在这次跟朋友的恼火交流中，总算还留着一线生机。于是，那天过后，我跑到另一位朋友家去参加聚会，围在电视前看玫瑰碗（美国橄榄球季后赛之一）。我对比赛结果并不在意，因为我对密歇根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较量毫无认识，但我渴望跟一屋子朋友聚在一起—一群手里捧着啤酒、脑瓜子里想着橄榄球、对熟人护短的地道美国朋友，一群过去五年没住在巴黎、没变得傲慢、刻薄又法国味儿的土生美国朋友。
等我们到了场，在橄榄球聚会上找好座位，一切便开始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从这群人里获得赞美是很容易的，因为里头还有一对夫妇是我的同事。以下是我从他们那儿挤出认可的做法：到了广告时间，总该有人说点什么，我假装很有兴趣地问大家，有没有许什么新年愿望。这是个稳妥做法，不管他们是打算提高自我修养，还是像凯文那样眼珠儿一翻，根本没想过这一点，我反正是一味说好。等他们说完了，我就问，“想听听我的吗？”谁也不能在这时候说“不”吧。
然后，我把抵制计划告诉了他们，身子往后一靠，静待赞美。一时间好话一片：多了不起的想法啊，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吧，还有，祝你好运。到了半场休息时间，我又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中国和我们即将开始的家庭战斗上。每个人都从地板和附近的柜子里拿起物件，翻过来看产地标签。结果，朋友的家跟我家一样“中国”，只有一个人翻出了小小的惊喜：一件叫“饥饿河马”的塑料玩具，美国制。回家的时候，我内心充斥着极大的满足。
她发出了最后一击。
“你绝对办不到。”
我们只好把这个话题暂时搁下。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谈到了她的孩子，我的孩子，她那儿的天气，我这儿的天气。我们再次向彼此道了新年快乐，接着挂机。
这次聊天叫我很不爽。我想要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在我们长达30年的友谊中，我不就是这样待她的吗！又或许我不该这么惊讶。打从她四年级时搬来街上，很快就在全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最聪明的姑娘加最好看的发型，之后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大姐头；而我的角色一直是温顺有趣的伙伴。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种时候，她应该克制冲动，少发表她那些不同的观点，支持我的计划。
在这次跟朋友的恼火交流中，总算还留着一线生机。于是，那天过后，我跑到另一位朋友家去参加聚会，围在电视前看玫瑰碗（美国橄榄球季后赛之一）。我对比赛结果并不在意，因为我对密歇根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较量毫无认识，但我渴望跟一屋子朋友聚在一起—一群手里捧着啤酒、脑瓜子里想着橄榄球、对熟人护短的地道美国朋友，一群过去五年没住在巴黎、没变得傲慢、刻薄又法国味儿的土生美国朋友。
等我们到了场，在橄榄球聚会上找好座位，一切便开始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从这群人里获得赞美是很容易的，因为里头还有一对夫妇是我的同事。以下是我从他们那儿挤出认可的做法：到了广告时间，总该有人说点什么，我假装很有兴趣地问大家，有没有许什么新年愿望。这是个稳妥做法，不管他们是打算提高自我修养，还是像凯文那样眼珠儿一翻，根本没想过这一点，我反正是一味说好。等他们说完了，我就问，“想听听我的吗？”谁也不能在这时候说“不”吧。
然后，我把抵制计划告诉了他们，身子往后一靠，静待赞美。一时间好话一片：多了不起的想法啊，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吧，还有，祝你好运。到了半场休息时间，我又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中国和我们即将开始的家庭战斗上。每个人都从地板和附近的柜子里拿起物件，翻过来看产地标签。结果，朋友的家跟我家一样“中国”，只有一个人翻出了小小的惊喜：一件叫“饥饿河马”的塑料玩具，美国制。回家的时候，我内心充斥着极大的满足。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到哪儿就把抵制的事儿传到哪儿。
“我老公肯定爱死这个了，”街对面的邻居，一位我基本上不认识的妇女这么说，“样样东西都打中国来，他都快气疯了。”
“太神奇了，”另一位从城外过来串门的朋友说。她转过头冲着丈夫（丈夫似乎对我们的成功几率不太看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说他们能成，你赌多少？”
自然，想让每个人都接受不太现实。
“连中国菜也不吃了？”在某写手作坊碰到的一位妇女如此问道。
“中国菜可以，”我解释说，“只要不是打中国来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憎恨起中国来了？”偶然在聚会上碰到朋友丹尼，他面无表情地这么说。之后他又说：“你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我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的。”他重复说。
丹尼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蠢蛋素来没什么耐心。他从不浪费时间，所以，要是他告诉你，该把这事儿写下来，那你就该写下来。要是他告诉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你就真的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仔细思量他的话，心跳突然加速了。
肯定会碰到什么事儿。
ゥゥゥ
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
“我老公肯定爱死这个了，”街对面的邻居，一位我基本上不认识的妇女这么说，“样样东西都打中国来，他都快气疯了。”
“太神奇了，”另一位从城外过来串门的朋友说。她转过头冲着丈夫（丈夫似乎对我们的成功几率不太看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说他们能成，你赌多少？”
自然，想让每个人都接受不太现实。
“连中国菜也不吃了？”在某写手作坊碰到的一位妇女如此问道。
“中国菜可以，”我解释说，“只要不是打中国来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憎恨起中国来了？”偶然在聚会上碰到朋友丹尼，他面无表情地这么说。之后他又说：“你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我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的。”他重复说。
丹尼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蠢蛋素来没什么耐心。他从不浪费时间，所以，要是他告诉你，该把这事儿写下来，那你就该写下来。要是他告诉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你就真的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仔细思量他的话，心跳突然加速了。
肯定会碰到什么事儿。
ゥゥゥ
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
“这个没写是哪儿产的。”他说。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
放完假上班之后，我在一大摞旧报纸里翻翻检检，坐下来把这故事重新读了一遍。斯麦德列太太和她丈夫戴夫，很不满意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离岸外包给中国的做法。“我知道，要是你都沦落到上街宣传的地步，谁都会以为你走投无路了，”故事引用她的话说，“但你总得动手试试看啊。”为了买到棒球、靴子和喝葡萄酒用的玻璃杯，斯麦德列太太在一家又一家的大卖场淘宝。她打开盒子，对比标签，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耗光了无数汽油。她花的大部分心血得偿所愿，连美国产的棒球都给她找到一个。当然也有空欢喜的时候。她找到一套美国产的大富翁游戏，可发现盒子里的骰子居然是中国造，于是退了货。最后她只好买了一张高速公路费预付卡送给丈夫当礼物，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头忍不住一颤。这故事让我很着迷，可读完之后我却几乎全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以为抵制中国的念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再次读了这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来自斯麦德列太太的启发。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
放完假上班之后，我在一大摞旧报纸里翻翻检检，坐下来把这故事重新读了一遍。斯麦德列太太和她丈夫戴夫，很不满意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离岸外包给中国的做法。“我知道，要是你都沦落到上街宣传的地步，谁都会以为你走投无路了，”故事引用她的话说，“但你总得动手试试看啊。”为了买到棒球、靴子和喝葡萄酒用的玻璃杯，斯麦德列太太在一家又一家的大卖场淘宝。她打开盒子，对比标签，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耗光了无数汽油。她花的大部分心血得偿所愿，连美国产的棒球都给她找到一个。当然也有空欢喜的时候。她找到一套美国产的大富翁游戏，可发现盒子里的骰子居然是中国造，于是退了货。最后她只好买了一张高速公路费预付卡送给丈夫当礼物，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头忍不住一颤。这故事让我很着迷，可读完之后我却几乎全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以为抵制中国的念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再次读了这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来自斯麦德列太太的启发。
下班之后，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她的建议。根据现有信息找出她的联系方法很容易，几分钟之后我就拨通了她的电话。斯麦德列太太声音友善，带着几分明显的中西部鼻音。待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她坦率地发表了意见。
“你恐怕会碰到些麻烦，”她说，“累个半死。”
她列举了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填充玩具、游戏用品、鞋子、各种塑料制品，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别指望了；想买iPod也最好断了这个念头；电视游戏，更加没有可能。
“所有的电视游戏都是中国造。”她说。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说的写在笔记本上。
接着，斯麦德列太太又提出了一长串让人头痛的问题。
“你只想买美国货？那些跟我们建立了自由开放贸易关系的公司的产品，你会买吗？产品里有中国造的元件怎么办？要是零件是中国造，但在别处组装，这怎么算？”
她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声称贩卖美国产品的网站。
“根本靠不住，”她说，“产品目录也不行，因为你必须亲眼检查产品是哪儿造的。有时候盒子上写的美国造，内里却说是中国制。不是谁都会像你那样仔细检查盒子里头的。为了这，我还跟售货员吵过架呢。”
跟斯麦德列太太通完电话，我整个晕菜了。中国造的元件？我根本没想这么复杂。而且，美国跟哪些国家建立了公平开放贸易关系呢？她提到了瑞典和日本，但我真不记得上一次在我们家产品标签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了。斯麦德列太太只买美国货的努力，叫我好生敬佩，但我担心，在未来12个月里，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个标准。
斯麦德列太太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节日礼物上，而不是要过一整年日子。况且她丈夫戴夫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妻子送他高速公路付费卡当礼物，他也照样欢天喜地。而我，必须把我家那个“最薄弱环节”安排好，在圣诞节收到付费卡，他肯定受不了；在我们长达16年的婚姻中，我从来不曾攻克他的意志。想想看，要是我鼓足勇气建议他把咱家的新年愿望改成只买美国货，他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你恐怕会碰到些麻烦，”她说，“累个半死。”
她列举了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填充玩具、游戏用品、鞋子、各种塑料制品，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别指望了；想买iPod也最好断了这个念头；电视游戏，更加没有可能。
“所有的电视游戏都是中国造。”她说。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说的写在笔记本上。
接着，斯麦德列太太又提出了一长串让人头痛的问题。
“你只想买美国货？那些跟我们建立了自由开放贸易关系的公司的产品，你会买吗？产品里有中国造的元件怎么办？要是零件是中国造，但在别处组装，这怎么算？”
她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声称贩卖美国产品的网站。
“根本靠不住，”她说，“产品目录也不行，因为你必须亲眼检查产品是哪儿造的。有时候盒子上写的美国造，内里却说是中国制。不是谁都会像你那样仔细检查盒子里头的。为了这，我还跟售货员吵过架呢。”
跟斯麦德列太太通完电话，我整个晕菜了。中国造的元件？我根本没想这么复杂。而且，美国跟哪些国家建立了公平开放贸易关系呢？她提到了瑞典和日本，但我真不记得上一次在我们家产品标签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了。斯麦德列太太只买美国货的努力，叫我好生敬佩，但我担心，在未来12个月里，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个标准。
斯麦德列太太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节日礼物上，而不是要过一整年日子。况且她丈夫戴夫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妻子送他高速公路付费卡当礼物，他也照样欢天喜地。而我，必须把我家那个“最薄弱环节”安排好，在圣诞节收到付费卡，他肯定受不了；在我们长达16年的婚姻中，我从来不曾攻克他的意志。想想看，要是我鼓足勇气建议他把咱家的新年愿望改成只买美国货，他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坐在桌子旁边，目光茫然，思绪纷乱。接着，我拿定了执行决议：我们不管什么自由开放市场，不管什么友好贸易关系，不管什么中国元件，只看盒子和标签上写的产地。我也许不会在商店货架上打开盒子仔细看，但要是回家之后发现包装里头是中国造，我会退货。圣诞节后两天我们坐在沙发上拿定的那个主意，已经够有挑战性了。
我们不买的只有一样：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
ゥゥゥ
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诞辰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凯文朝门口走的时候，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了，”他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
“好运！”我跟在凯文身后说，这事儿没点运气可不行。
“记住，爸爸，不要中国造。”维斯接茬儿道。他不清楚什么是中国造，但知道这是个不能买的东西。
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有点泄气，但脸上还能挂着笑。他极为详尽地把外出经历一一道来。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接着他开到本地的五金店，找到一根售价五美元的巴西造木销子，还在一个空柜子里找到若干钉子，售货员赌咒发誓说是美国产。
“可他似乎回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凯文说，“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只是想做成生意而已。我觉得他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话毕，他消失在工作间里。
等他一个小时后再度现身，微笑消失了。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此事不容否认，但要让我说点恭维话，那简直是太为难了。维斯看了一眼，大声说，爸爸给他做了辆“铅笔车”。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可等他们爷俩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小车涂成了蓝色，它却显得有了几分复古的魅力。凯文用螺丝刀把木头轮子上好，趴在地上把小车往前一推。它滑行了几尺远，接着歪到一边停下了。维斯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我们不买的只有一样：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
ゥゥゥ
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诞辰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凯文朝门口走的时候，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了，”他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
“好运！”我跟在凯文身后说，这事儿没点运气可不行。
“记住，爸爸，不要中国造。”维斯接茬儿道。他不清楚什么是中国造，但知道这是个不能买的东西。
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有点泄气，但脸上还能挂着笑。他极为详尽地把外出经历一一道来。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接着他开到本地的五金店，找到一根售价五美元的巴西造木销子，还在一个空柜子里找到若干钉子，售货员赌咒发誓说是美国产。
“可他似乎回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凯文说，“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只是想做成生意而已。我觉得他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话毕，他消失在工作间里。
等他一个小时后再度现身，微笑消失了。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此事不容否认，但要让我说点恭维话，那简直是太为难了。维斯看了一眼，大声说，爸爸给他做了辆“铅笔车”。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可等他们爷俩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小车涂成了蓝色，它却显得有了几分复古的魅力。凯文用螺丝刀把木头轮子上好，趴在地上把小车往前一推。它滑行了几尺远，接着歪到一边停下了。维斯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啊。”苏菲说。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ゥゥゥ
没有中国的日子，倒也有些好处。有个多雨的下午，我们在塔吉特，凯文飞快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的放屁垫子的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把它放了回去。他又在其他几个柜台前逛了几圈，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具，我们都不必掏腰包了。再没有什么尖头塑料恐龙，寸把高的玩具建筑工人，或者色彩鲜艳的戏水玩具。我们得靠现有的东西应付过去。
然而，抵制中国货还是有不少危险—包括社交风险。
一天晚上，我小姑子惊恐万状地打来电话，她说，她刚发现自己留在我家门口、庆祝维斯小手术成功的礼品盒里有两辆中国造的小摩托。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说，“太对不住了。我没看它们是哪儿产的。我完全忘了。要不要我去把它们退掉换个别的？”
隔了不久，邻居拿着一盒糖果过来拜访。
“新泽西产的，”她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看了标签。”
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我是挺能克制自满情绪的人，可显然我估计错了。我一心忙着琢磨自己干的事，也就是不买中国货；可我却完全忽视了周围人在干嘛—他们在忙着买中国货。在制定新年游戏规则之前，我压根没想起礼物这档子事，这可是我家中国产品的一条重要来源啊。
有那么一刻，我用了点劲才站稳。
“你没必要留意标签啊，”我告诉小姑子，“我们不买中国货，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买啊。这就跟我吃素，不等于大家都得吃素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计划，跟你无关。我们可没打算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难道你不想把中国东西隔在屋外吗？”她问，“让我把摩托车拿回来吧。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ゥゥゥ
没有中国的日子，倒也有些好处。有个多雨的下午，我们在塔吉特，凯文飞快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的放屁垫子的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把它放了回去。他又在其他几个柜台前逛了几圈，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具，我们都不必掏腰包了。再没有什么尖头塑料恐龙，寸把高的玩具建筑工人，或者色彩鲜艳的戏水玩具。我们得靠现有的东西应付过去。
然而，抵制中国货还是有不少危险—包括社交风险。
一天晚上，我小姑子惊恐万状地打来电话，她说，她刚发现自己留在我家门口、庆祝维斯小手术成功的礼品盒里有两辆中国造的小摩托。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说，“太对不住了。我没看它们是哪儿产的。我完全忘了。要不要我去把它们退掉换个别的？”
隔了不久，邻居拿着一盒糖果过来拜访。
“新泽西产的，”她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看了标签。”
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我是挺能克制自满情绪的人，可显然我估计错了。我一心忙着琢磨自己干的事，也就是不买中国货；可我却完全忽视了周围人在干嘛—他们在忙着买中国货。在制定新年游戏规则之前，我压根没想起礼物这档子事，这可是我家中国产品的一条重要来源啊。
有那么一刻，我用了点劲才站稳。
“你没必要留意标签啊，”我告诉小姑子，“我们不买中国货，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买啊。这就跟我吃素，不等于大家都得吃素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计划，跟你无关。我们可没打算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难道你不想把中国东西隔在屋外吗？”她问，“让我把摩托车拿回来吧。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
我张口结舌。
“你不必刻意这么做。”我说。
“真的？你肯定？”她问了至少五次。“我可以把它们拿回来，你知道的，一点儿不费事儿。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再次宽慰了她一番，但挂断电话时，她还在不住地道歉。
对邻居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根本不买账。
“我们可不想担上破坏你实验的罪名。”她这么说。
我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人。几天前，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吃午餐，到柜台前等着付钱。店主指着一柜四月狂欢节的主题首饰叫我看。我相中了耳环和手链，就近拿起一副耳环细细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手把它翻了个面，瞅了一眼背后的标签。
“是不是挺可爱的？”店主问我。
我点点头，接着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我多嘴了—唉，我早就知道不该这么做。
“真遗憾，我不能买。”我把耳环放回架子，有几分抱歉地说。“我今年不能买中国货，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明年我再来关照你吧。”
店主眯缝着眼睛。
“嘿，要是像你这样的人不肯帮忙，那些中国三岁小孩儿怎么过活咧？”
我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打算不管了。我做出一个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示意我明白了她的要点（我当然没有），接着怪不好意思地付了饭钱，逃到一张桌子背后坐着。代卖中国器具的店主（我估计她那些东西都是中国造的）肯定不欣赏我的计划，自然也不会喜欢我那副充满优越感的腔调，可我居然没有想到。我最受不了充满优越感的腔调。我以为跟斯麦德列太太的接触已经治愈了我自欺欺人的毛病，可我现在才发现，那叫人难以忍受的余烬还在我内心燃烧。
独自就着盘子吃饭的时候，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你知道，骄兵必败，幻影老妈说。
别再提醒我了，老妈。我栽在这上面几百回了。
那你准备怎么改正呢？她想知道。
我会把嘴巴紧紧闭上。我不会购买中国产品，但我会把这件事藏而不露。我要像所有正派人一样，少拿自己的事王婆卖瓜，绝不再招摇过市，引人注意。我会把上嘴唇和下嘴唇牢牢实实缝起来，直到明年1月1日。
“你不必刻意这么做。”我说。
“真的？你肯定？”她问了至少五次。“我可以把它们拿回来，你知道的，一点儿不费事儿。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再次宽慰了她一番，但挂断电话时，她还在不住地道歉。
对邻居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根本不买账。
“我们可不想担上破坏你实验的罪名。”她这么说。
我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人。几天前，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吃午餐，到柜台前等着付钱。店主指着一柜四月狂欢节的主题首饰叫我看。我相中了耳环和手链，就近拿起一副耳环细细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手把它翻了个面，瞅了一眼背后的标签。
“是不是挺可爱的？”店主问我。
我点点头，接着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我多嘴了—唉，我早就知道不该这么做。
“真遗憾，我不能买。”我把耳环放回架子，有几分抱歉地说。“我今年不能买中国货，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明年我再来关照你吧。”
店主眯缝着眼睛。
“嘿，要是像你这样的人不肯帮忙，那些中国三岁小孩儿怎么过活咧？”
我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打算不管了。我做出一个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示意我明白了她的要点（我当然没有），接着怪不好意思地付了饭钱，逃到一张桌子背后坐着。代卖中国器具的店主（我估计她那些东西都是中国造的）肯定不欣赏我的计划，自然也不会喜欢我那副充满优越感的腔调，可我居然没有想到。我最受不了充满优越感的腔调。我以为跟斯麦德列太太的接触已经治愈了我自欺欺人的毛病，可我现在才发现，那叫人难以忍受的余烬还在我内心燃烧。
独自就着盘子吃饭的时候，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你知道，骄兵必败，幻影老妈说。
别再提醒我了，老妈。我栽在这上面几百回了。
那你准备怎么改正呢？她想知道。
我会把嘴巴紧紧闭上。我不会购买中国产品，但我会把这件事藏而不露。我要像所有正派人一样，少拿自己的事王婆卖瓜，绝不再招摇过市，引人注意。我会把上嘴唇和下嘴唇牢牢实实缝起来，直到明年1月1日。
星期五黄昏时节，天正飘雨，我们来到城郊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商业街，那儿有间首饰店。店主是一对越南移民夫妇，他们主营手工首饰，大多是现场制作的，还有翻版Gucci钱包，迷你摩托车—我估计开上街肯定违法。与其说这是家首饰店，倒不如说是家卖金银、钱包和小摩托的折扣店。我是头一次来，但当时就喜欢上了这地方。
我们到这商场，并不是为了买首饰、钱包，或是非传统型交通工具的，而是要完成一件乏味的任务：给三只表换电池。我跟店主打了招呼，接着把表递给他，问能不能换电池。他钻进里屋。
“你需要新表带吗？”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表，皮表带裂成了两半。他指了指店门口的柜台，我走过去看了看，选了一条替换表带，冷不防凯文靠过来，清了清喉咙。
“你看了它们是哪儿产的吗？”他问。
店主和我茫然地看着他。我做了个鬼脸，把表带盒翻过来看了一眼。一看之下心都凉了：中国制造。我又看了看店主，他带着和气又疑惑的眼神，对我微微笑着。我呆住了。过了几秒钟，我冲口而出，把抵制计划坦白告诉了店主。买卖搞不成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笑起来。
“是啊，你说得没错，所有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他说。他告诉我们，越南也充斥着中国货。
“我回家的时候，举目所见，”他接着说，“都是中国，中国，中国。”
我们付了电池钱，走进雨里，来到湿漉漉的停车场。凯文对他插嘴感到很过意不去。
“我只是觉得你该看看那表带。”他说。
“开玩笑啊你？你能提醒我，我求之不得呢。”我说，“要是买了回去又开车回来解释为什么要退货，岂非更糟糕。”
我们钻进车里，凯文坐上驾驶座。接着我又想到了别的。“你怎么没问电池是哪儿产的？”我问。
凯文摇摇头。
“我想过，可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账似的。”他说。
没关系，我想。等我想出个不那么荒谬的说法，再打电话去问电池是哪儿产的。这会费点儿劲，但我肯定能想出招儿。再说，说不定我们运气好，电池是波兰、墨西哥，甚至是美国产的呢。电池比较美国，我对自己说，就好像电视游戏比较中国一样。别担心，等会儿我再想办法。
我们到这商场，并不是为了买首饰、钱包，或是非传统型交通工具的，而是要完成一件乏味的任务：给三只表换电池。我跟店主打了招呼，接着把表递给他，问能不能换电池。他钻进里屋。
“你需要新表带吗？”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表，皮表带裂成了两半。他指了指店门口的柜台，我走过去看了看，选了一条替换表带，冷不防凯文靠过来，清了清喉咙。
“你看了它们是哪儿产的吗？”他问。
店主和我茫然地看着他。我做了个鬼脸，把表带盒翻过来看了一眼。一看之下心都凉了：中国制造。我又看了看店主，他带着和气又疑惑的眼神，对我微微笑着。我呆住了。过了几秒钟，我冲口而出，把抵制计划坦白告诉了店主。买卖搞不成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笑起来。
“是啊，你说得没错，所有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他说。他告诉我们，越南也充斥着中国货。
“我回家的时候，举目所见，”他接着说，“都是中国，中国，中国。”
我们付了电池钱，走进雨里，来到湿漉漉的停车场。凯文对他插嘴感到很过意不去。
“我只是觉得你该看看那表带。”他说。
“开玩笑啊你？你能提醒我，我求之不得呢。”我说，“要是买了回去又开车回来解释为什么要退货，岂非更糟糕。”
我们钻进车里，凯文坐上驾驶座。接着我又想到了别的。“你怎么没问电池是哪儿产的？”我问。
凯文摇摇头。
“我想过，可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账似的。”他说。
没关系，我想。等我想出个不那么荒谬的说法，再打电话去问电池是哪儿产的。这会费点儿劲，但我肯定能想出招儿。再说，说不定我们运气好，电池是波兰、墨西哥，甚至是美国产的呢。电池比较美国，我对自己说，就好像电视游戏比较中国一样。别担心，等会儿我再想办法。
等凯文提了速，我又打量了一番他的侧脸轮廓。帅得像个电影明星，而且致力于抵制中国事业。你还要奢望什么？再叫他“最薄弱环节”似乎有点残忍，虽说我只是在心里这么说过几回。
我往后靠着椅背，朝前凝视着雨中闪闪发亮的街道。我不知道我干嘛要这么担心。在动手之前，抵制中国似乎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说实在的也真没什么。看看标签，说声不要，谢谢。每个人都会笑着点点头。无非是坚持罢了。
小菜一碟
我往后靠着椅背，朝前凝视着雨中闪闪发亮的街道。我不知道我干嘛要这么担心。在动手之前，抵制中国似乎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说实在的也真没什么。看看标签，说声不要，谢谢。每个人都会笑着点点头。无非是坚持罢了。
小菜一碟
这天一开始，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这时是星期一早晨7点，儿子维斯全神贯注地张着嘴在看《大红狗》，我则蹲在沙发前，费力地想把他的脚塞进球鞋。由于一连串可预料的事件（比如追着女儿跑了好几个房间，才给她穿上紧身衣和小裙子），我们快迟到了。对她的鞋子，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一上去学校的车，她就会把它们扯下来。在冲出房门之前，让维斯的脚穿上鞋子，是我最后一道障碍。
我的问题很蠢，因为我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神秘色彩。维斯的脚长得太大，穿不下鞋啦。
我总算把他的脚塞进了鞋子，之后，我用拇指捏了捏鞋尖。上次检查的时候，好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脚趾头离鞋尖还有足足半寸，甚至昨天我给他穿鞋还很顺当。可这个早晨，哪怕他还坐着，大脚趾到鞋尖也最多还有不到半厘米。午饭的时候我合计了一下，吃下一份快餐再加3个小时的发育，他的脚趾就会紧紧抵在球鞋顶上，接着脚就会挤变形啦。
心底涌起一连串的担心。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中国凭借对美国童鞋的垄断找我秋后算账的日子，还有几个月呢。我叹了口气，使劲把维斯的另一只脚往鞋里塞。我别无选择。他的整个鞋柜里就只有这一双白色的中国网球鞋。
给他系鞋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个蠢问题。
“你这脚丫子到底是趁啥时候长的啊？”
维斯沉浸在电视幽蓝的辉光中，没有回答。凯文端着杯咖啡从厨房里遛了出来，蹲在沙发旁的两个孩子之间。
“维斯的鞋小得没法穿了。”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买新的呗。”他转过头看起了电视。
我本指望凯文也能着个急，但念想落了空。不过这倒也不足为奇，从不惊慌是凯文的好品质。狗冲着他汪汪大叫，他也能面不改色地站着。有一回，3个无赖在一处废弃的购物中心将他围住，想偷他的表。他却告诉对方，这表不值钱（当然这也是老实话），成功地劝阻了他们。还有一次，我们在落基山脉远足，一只大角羊不知从哪儿跑出来。它跃过树丛，径直冲向我们，在几尺之外停了下来，用黄色的眼睛打量着凯文。凯文从地上拾起一根粗棍子，摆了个功夫姿势：双手持棍，膝盖微弯。好在身后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一群山地骑手，把大角羊吓了一跳，匆匆逃回树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这时是星期一早晨7点，儿子维斯全神贯注地张着嘴在看《大红狗》，我则蹲在沙发前，费力地想把他的脚塞进球鞋。由于一连串可预料的事件（比如追着女儿跑了好几个房间，才给她穿上紧身衣和小裙子），我们快迟到了。对她的鞋子，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一上去学校的车，她就会把它们扯下来。在冲出房门之前，让维斯的脚穿上鞋子，是我最后一道障碍。
我的问题很蠢，因为我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神秘色彩。维斯的脚长得太大，穿不下鞋啦。
我总算把他的脚塞进了鞋子，之后，我用拇指捏了捏鞋尖。上次检查的时候，好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脚趾头离鞋尖还有足足半寸，甚至昨天我给他穿鞋还很顺当。可这个早晨，哪怕他还坐着，大脚趾到鞋尖也最多还有不到半厘米。午饭的时候我合计了一下，吃下一份快餐再加3个小时的发育，他的脚趾就会紧紧抵在球鞋顶上，接着脚就会挤变形啦。
心底涌起一连串的担心。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中国凭借对美国童鞋的垄断找我秋后算账的日子，还有几个月呢。我叹了口气，使劲把维斯的另一只脚往鞋里塞。我别无选择。他的整个鞋柜里就只有这一双白色的中国网球鞋。
给他系鞋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个蠢问题。
“你这脚丫子到底是趁啥时候长的啊？”
维斯沉浸在电视幽蓝的辉光中，没有回答。凯文端着杯咖啡从厨房里遛了出来，蹲在沙发旁的两个孩子之间。
“维斯的鞋小得没法穿了。”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买新的呗。”他转过头看起了电视。
我本指望凯文也能着个急，但念想落了空。不过这倒也不足为奇，从不惊慌是凯文的好品质。狗冲着他汪汪大叫，他也能面不改色地站着。有一回，3个无赖在一处废弃的购物中心将他围住，想偷他的表。他却告诉对方，这表不值钱（当然这也是老实话），成功地劝阻了他们。还有一次，我们在落基山脉远足，一只大角羊不知从哪儿跑出来。它跃过树丛，径直冲向我们，在几尺之外停了下来，用黄色的眼睛打量着凯文。凯文从地上拾起一根粗棍子，摆了个功夫姿势：双手持棍，膝盖微弯。好在身后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一群山地骑手，把大角羊吓了一跳，匆匆逃回树林。
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个特别勇敢的人—凯文准备对付大角羊的时候，我正徒劳地往树上爬—而且我承认勇气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品质，可我坚持认为，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正如此时此刻，在我家的客厅，我们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除非他变成一棵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肉桩子，从此动也不动，偶尔叫人给他端杯热巧克力喝喝。我说惊慌有理，是因为，眼下解决维斯生长过速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全是中国来的。这一点，镇定的凯文并不知情。
我做了个草率的决定。
“我要去给维斯找双新运动鞋，”我说，“新的，非中国产运动鞋。而且，我今天就去找。”
ゥゥゥ
下午过得窝囊透顶。中午我下了班，一头冲向我们买过很多童鞋（全是中国产）的大商场。
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九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我沮丧地走向汽车，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鞋子踩在商场过道铮亮的地板上，可我老感觉着双腿不搭调。我紧张又焦虑，我担心的不光是维斯的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鞋子也算一件）。我觉得把整个国家的制鞋业都交给中国肯定不妥，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我身边那些购物人毫不在意。我一边着急地往出口赶，一边谨慎地琢磨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就跟大草原上的奶牛一般怡然自得。大多数人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装满了这样那样的商品—毫无疑问，大都是中国造的。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占领了全美的鞋子市场，或者其他任何部分，甚至占领全世界也没什么打紧。
我做了个草率的决定。
“我要去给维斯找双新运动鞋，”我说，“新的，非中国产运动鞋。而且，我今天就去找。”
ゥゥゥ
下午过得窝囊透顶。中午我下了班，一头冲向我们买过很多童鞋（全是中国产）的大商场。
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九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我沮丧地走向汽车，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鞋子踩在商场过道铮亮的地板上，可我老感觉着双腿不搭调。我紧张又焦虑，我担心的不光是维斯的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鞋子也算一件）。我觉得把整个国家的制鞋业都交给中国肯定不妥，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我身边那些购物人毫不在意。我一边着急地往出口赶，一边谨慎地琢磨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就跟大草原上的奶牛一般怡然自得。大多数人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装满了这样那样的商品—毫无疑问，大都是中国造的。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占领了全美的鞋子市场，或者其他任何部分，甚至占领全世界也没什么打紧。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高档商店，很多年以前我曾在那儿给维斯买过一双鞋。经营那地方的女士，刚一看到我们，就露出一副诧异表情，怀疑我们根本买不起她店里贵得过分的德国和法国鞋子。结果，我花65美元买了双婴儿鞋，跟那妇女赌气，示意她看走了眼—当然，她没有看走眼。很久以后，我打算看看鞋里的标签，却发现原来是印度尼西亚产的，只不过是挂了个德国牌子。这件事过后，我只去折扣店给孩子买鞋，这么一来，他们脚上就只能穿中国鞋了。
回想起在这家名牌鞋店的经历，为这个惨淡的下午带来了一个亮点。经过店址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朝外一看，发现店里黑漆漆的，没生意，闪亮的招牌早没了影。我妈会告诉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好。她自己从不曾沉溺于这般的喜悦，但有时候，我却克制不住。我幻想那妇女就坐在我身后，于是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你家店倒了。
ゥゥゥ
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围绕中国玩具，维斯小小造了次反。我走进客厅，看见维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叉着胳膊噘着嘴。看样子，他很想跟人吵上一架。大概他的脚丫子疼起来了？要不更糟—难道他的脚趾头已经给挤弯了？
“你必须跟你妈说说。”我听见凯文对维斯说。我不喜欢那语气。我靠在沙发背上，用指头耙弄着维斯的头发。
“怎么啦？”我问。
他摇头挣脱我的手指，掉过脑袋瞪着我。
“我想要开始买中国东西了，”他说，“我想要一个‘鳄鱼医生’，可老爸说它是中国来的，不能给我买。”
鳄鱼医生是个塑料玩具，每回按下它的一颗牙齿，它的大嘴就会突然闭上，要点是在它的牙齿咬着你之前把指头抽出来。这玩意儿挺叫人上瘾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了无数回。我把鳄鱼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希望它不是中国造。可惜，事与愿违。
我从视线的余光发觉凯文在看我。我觉得他眼神儿里带着挑战意味，他迫切希望看到我怎么应付这事儿，最好是看到我应付不了。我转过头看着维斯的眼睛，晚饭过后，他的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回想起在这家名牌鞋店的经历，为这个惨淡的下午带来了一个亮点。经过店址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朝外一看，发现店里黑漆漆的，没生意，闪亮的招牌早没了影。我妈会告诉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不好。她自己从不曾沉溺于这般的喜悦，但有时候，我却克制不住。我幻想那妇女就坐在我身后，于是我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你家店倒了。
ゥゥゥ
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围绕中国玩具，维斯小小造了次反。我走进客厅，看见维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叉着胳膊噘着嘴。看样子，他很想跟人吵上一架。大概他的脚丫子疼起来了？要不更糟—难道他的脚趾头已经给挤弯了？
“你必须跟你妈说说。”我听见凯文对维斯说。我不喜欢那语气。我靠在沙发背上，用指头耙弄着维斯的头发。
“怎么啦？”我问。
他摇头挣脱我的手指，掉过脑袋瞪着我。
“我想要开始买中国东西了，”他说，“我想要一个‘鳄鱼医生’，可老爸说它是中国来的，不能给我买。”
鳄鱼医生是个塑料玩具，每回按下它的一颗牙齿，它的大嘴就会突然闭上，要点是在它的牙齿咬着你之前把指头抽出来。这玩意儿挺叫人上瘾的，上个星期，我在一个朋友家玩了无数回。我把鳄鱼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希望它不是中国造。可惜，事与愿违。
我从视线的余光发觉凯文在看我。我觉得他眼神儿里带着挑战意味，他迫切希望看到我怎么应付这事儿，最好是看到我应付不了。我转过头看着维斯的眼睛，晚饭过后，他的眼睛变得又大又圆。
“今年我们可以买德国东西，美国东西，日本东西，全世界各地的东西，但不能买中国东西。”我告诉他，“而鳄鱼医生是中国产的，我们今年不能买。我们可以明年再买鳄鱼医生—如果你乖的话。”
“那明年什么时候来？”他问。
“很久以后。”我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着，”我告诉他，“我们还可以玩家里现在有的玩具。圣诞节才刚过去6个星期。瞧，你的玩具区都装满了。”
我指了指客厅地板上散布的积木块、玩具车、尖头塑料动物。维斯也扭头过去看了看，接着一脸茫然、仿佛啥也没看到似的又掉头对着我。他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我成功地让他哑口无言了。
还算容易，我想，太容易了。但转眼之间我明白了原因：对维斯来说，现在为时尚早，他还没来得及把支持中国的造反平台搭建好。我赶紧换了话题。
“你明天想去动物园吗？”我问。他微笑着点点头。凯文继续盯着我。我如履薄冰，但玩具战争总算暂时化解了。
ゥゥゥ
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那明年什么时候来？”他问。
“很久以后。”我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着，”我告诉他，“我们还可以玩家里现在有的玩具。圣诞节才刚过去6个星期。瞧，你的玩具区都装满了。”
我指了指客厅地板上散布的积木块、玩具车、尖头塑料动物。维斯也扭头过去看了看，接着一脸茫然、仿佛啥也没看到似的又掉头对着我。他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我成功地让他哑口无言了。
还算容易，我想，太容易了。但转眼之间我明白了原因：对维斯来说，现在为时尚早，他还没来得及把支持中国的造反平台搭建好。我赶紧换了话题。
“你明天想去动物园吗？”我问。他微笑着点点头。凯文继续盯着我。我如履薄冰，但玩具战争总算暂时化解了。
ゥゥゥ
星期六，我们去了动物园，接着星期天又去了马戏团。
“看哪，妈妈，”维斯说着，朝一排闪光棍子、帽子和花哨T恤指了指。他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的光芒。“一把剑！”
离开演还有5分钟了，我们应当尽快找着自己的座位。我买了两张马戏票，好带着维斯去看大象小丑耍把戏，吉普车开过大力士的身子。但还来不及走进大棚找着座位，来自中国的各类小玩意儿，就把维斯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狂热兴奋的小朋友们推挤着我们，他们身上大多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纪念品，手里攥着大团大团粉红色的棉花糖。扬声喇叭召唤人群进场，尽快找到座位，演出即将开始。
“给我买一个吧，妈妈？”维斯问我。他一只手拖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指着售卖纪念品的小摊儿。“你看见了吗？是把剑呢，真正的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我顺着维斯的手指，看见一把亮绿色的剑，装在塑料剑鞘里。旁边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签：15美元。
可别误会了我，我对男孩耍刀弄剑的心情十分理解，尤其是一个穿着一双小得不行的鞋子的男孩，渴望一把带鞘的剑—这心情，我太理解不过了。但我绝对不会掏出15块钱来买一把容易断掉的绿色塑料，我甚至根本不需要把那剑从挂钩上取下来，透过它闪闪的荧光翻检一番，才能告诉你它是哪儿产的—我可不是19世纪出生的人。那把剑，满身满脸都写着“中国制造”。只不过，抵制中国东西的人是我，不是维斯。维斯从来没提出要抵制中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抵制，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ゥゥゥ
过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附近的街上逛悠，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看见邻居家12岁的小女孩靠在自家前院的篱笆边上朝我挥手
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ゥゥゥ
过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附近的街上逛悠，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看见邻居家12岁的小女孩靠在自家前院的篱笆边上朝我挥手
“我爸爸今天去了沃尔玛，”等我走近了，她这么对我说。她喘着气，带着一丝居心不良的笑意，因为有机会向大人告状而备觉兴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给艾克买了鞋。”
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她停了一下。
“中国鞋子。”她压低声音，却又故意让我听见。
女孩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跟我打了招呼，刚好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窘。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不必向我，或者向任何人道歉，他就说了声对不起。
“我觉得不大好，”他说，“可我还是买了。”
我们的邻居有3个孩子，还要供房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现在是美术教授，专门画鸟，作品精彩极了。跟凯文一样，他完全赞同全美的沃尔玛狂热会让美国加速走向毁灭。此前，听说了我们的抵制中国计划，他举起大拇指，并告诉我，今年他发誓不到沃尔玛买东西。如今，他自食其言，屈服于“低价格”的邪恶召唤，因为，他到这条街上的体育用品商店看了，70块一双的跑鞋，他实在买不起。
“我不能这么做，至少，不能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买70美元的鞋子啊！”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开车到沃尔玛，在那儿买了几双鞋，我到现在还觉得挺难过。”
他一副沮丧样子，就好像是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傻站着，指望世界突然炸成一个大火球，把我也炸飞上天，或者，至少叫我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打破紧张气氛啊。
“我只是觉得该告诉你一声。”他说，回头消沉地朝屋子走去。
他女儿胜利般凝望着他的背影。我在暮色中又站了一小会儿，惊恐地想到自己竟然当了一回邻居的忏悔牧师。那天晚上我才想起，我也应该向他忏悔的。我应该在夜色里冲着他高叫，我竟然铁着心肠，让我家老大稚嫩的脚丫上穿着完全不合适的小鞋，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去沃尔玛买东西的人？
ゥゥゥ
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所以，问题来了。
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她停了一下。
“中国鞋子。”她压低声音，却又故意让我听见。
女孩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跟我打了招呼，刚好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窘。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不必向我，或者向任何人道歉，他就说了声对不起。
“我觉得不大好，”他说，“可我还是买了。”
我们的邻居有3个孩子，还要供房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现在是美术教授，专门画鸟，作品精彩极了。跟凯文一样，他完全赞同全美的沃尔玛狂热会让美国加速走向毁灭。此前，听说了我们的抵制中国计划，他举起大拇指，并告诉我，今年他发誓不到沃尔玛买东西。如今，他自食其言，屈服于“低价格”的邪恶召唤，因为，他到这条街上的体育用品商店看了，70块一双的跑鞋，他实在买不起。
“我不能这么做，至少，不能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买70美元的鞋子啊！”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开车到沃尔玛，在那儿买了几双鞋，我到现在还觉得挺难过。”
他一副沮丧样子，就好像是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傻站着，指望世界突然炸成一个大火球，把我也炸飞上天，或者，至少叫我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打破紧张气氛啊。
“我只是觉得该告诉你一声。”他说，回头消沉地朝屋子走去。
他女儿胜利般凝望着他的背影。我在暮色中又站了一小会儿，惊恐地想到自己竟然当了一回邻居的忏悔牧师。那天晚上我才想起，我也应该向他忏悔的。我应该在夜色里冲着他高叫，我竟然铁着心肠，让我家老大稚嫩的脚丫上穿着完全不合适的小鞋，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去沃尔玛买东西的人？
ゥゥゥ
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所以，问题来了。
我对消费僵尸症咒语很敏感。一出有关非洲的压抑电视节目，或是报纸上一条有关饥饿儿童的新闻，会让我连续几个星期对自己大手大脚买东西懊悔不已。有一回，我看了《国家地理》出的阿富汗地图。跟寻常地图一样，这幅地图也有曲线和圆点，此外还有小的文字框，概述了阿富汗人民及其邻国的一些细节信息。头一回看这地图的时候，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文字框里的信息读了又读。它们对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做了简洁的说明，从此以后成了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碰到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就冒出头来。
比方说，我可以告诉你，阿富汗人平均在地球上只能活46个春秋，可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人的平均寿命则是64岁上下；只有3/10的阿富汗人识字，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书呆子国度，98%的人口识字。但真正叫我受刺激的是有关贫困的数字，塔吉克斯坦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100美元，而在阿富汗，普通人的收入是每年800美元。于是我养成了一个怪习惯，每当看到邮购目录或商店橱窗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立刻用它的价格跟阿富汗人的平均收入做对比。60块一条的牛仔裤？差不多相当于阿富汗人一个月的薪水了。150块的被子？两个月薪水。我中午点的三明治？我最好还是别想这个了。这个习惯对锻炼算术能力很有帮助，但在商场，它让我无所适从。我发现，我对喂养体内那头贪婪的物质主义怪兽没了胃口。
自然而然地，我怪罪起了老妈。
“因为她总是提到穷人，”一天晚上，我喝着饮料对朋友解释。“所以我特别容易受地图上小文字框的影响。我居然没办法去买床被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有病、太固执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床被子。卧室糟糕透了。”
朋友用一种医生般的超然眼光，越过酒杯上缘仔细打量我。她的眼睛暴露了她在想什么：我疯了，那表现绝非健康人所为。
“你还好吧？”她问。
“是暂时状况，”我告诉她，“我能熬过来的。”
我总是能熬过来的。我摆脱了那些沉闷的数字，过回了反复无常又好冲动的日子。我或许要用两个月时间才买下一床100美元（相当于阿富汗人平均年收入的1/12）的被子，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变回了正常的美国消费者。
比方说，我可以告诉你，阿富汗人平均在地球上只能活46个春秋，可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人的平均寿命则是64岁上下；只有3/10的阿富汗人识字，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书呆子国度，98%的人口识字。但真正叫我受刺激的是有关贫困的数字，塔吉克斯坦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100美元，而在阿富汗，普通人的收入是每年800美元。于是我养成了一个怪习惯，每当看到邮购目录或商店橱窗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立刻用它的价格跟阿富汗人的平均收入做对比。60块一条的牛仔裤？差不多相当于阿富汗人一个月的薪水了。150块的被子？两个月薪水。我中午点的三明治？我最好还是别想这个了。这个习惯对锻炼算术能力很有帮助，但在商场，它让我无所适从。我发现，我对喂养体内那头贪婪的物质主义怪兽没了胃口。
自然而然地，我怪罪起了老妈。
“因为她总是提到穷人，”一天晚上，我喝着饮料对朋友解释。“所以我特别容易受地图上小文字框的影响。我居然没办法去买床被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有病、太固执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床被子。卧室糟糕透了。”
朋友用一种医生般的超然眼光，越过酒杯上缘仔细打量我。她的眼睛暴露了她在想什么：我疯了，那表现绝非健康人所为。
“你还好吧？”她问。
“是暂时状况，”我告诉她，“我能熬过来的。”
我总是能熬过来的。我摆脱了那些沉闷的数字，过回了反复无常又好冲动的日子。我或许要用两个月时间才买下一床100美元（相当于阿富汗人平均年收入的1/12）的被子，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变回了正常的美国消费者。
所以，这天下午，我坐在桌子旁，凝望着那双拯救维斯宝贵脚丫的意大利运动鞋的照片，再次想起了阿富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两周里的烦心经历，我可不想再拖下去。我访问了无数的网站，发邮件给陌生人（大部分都没理我），给蒙大拿到宾夕法尼亚的鞋店打电话。我发现，一些著名的美国鞋厂早就不再生产真正的美国鞋了，至少，从鞋子的产地来看—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它们不再是“美国造”了。有些下午，我因为在电脑前坐得太久，屁股都麻了。甚至还有一次，我给缅因州一家制鞋公司的总部打电话，问他们鞋子是哪儿产的，对方态度极为火爆。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这事儿？”营销部的一位女士呛声问道，“而且，你为什么要问我？”
“接线员转给你的。”我告诉她。
“是中国产的，可我搞不懂你干嘛非得知道这个。”她说，接着唐突地挂了电话。
罪过，罪过，罪过啊。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找到了密苏里制造的黑漆皮行进乐队鞋，可维斯还太小，不能参加行进乐队。我找到了得克萨斯产的女童便鞋，可维斯又不是女孩。我还找到了瑞典产的木屐，可要是我给维斯穿这玩意儿，凯文一定会杀了我。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你好像搞得太过火了吧。”凯文几乎每天都这么对我说，但对维斯脚趾头的担忧，迫使我继续努力。
这个下午，我的搜索行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只要给邮购目录页脚的客服号码打个电话就成了。然后，我坐在桌子前，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我对着目录大皱眉头，试图整理一下思绪。老妈和《国家地理》不断在提醒我是多么幸运，这让我备觉烦恼。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这事儿？”营销部的一位女士呛声问道，“而且，你为什么要问我？”
“接线员转给你的。”我告诉她。
“是中国产的，可我搞不懂你干嘛非得知道这个。”她说，接着唐突地挂了电话。
罪过，罪过，罪过啊。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找到了密苏里制造的黑漆皮行进乐队鞋，可维斯还太小，不能参加行进乐队。我找到了得克萨斯产的女童便鞋，可维斯又不是女孩。我还找到了瑞典产的木屐，可要是我给维斯穿这玩意儿，凯文一定会杀了我。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你好像搞得太过火了吧。”凯文几乎每天都这么对我说，但对维斯脚趾头的担忧，迫使我继续努力。
这个下午，我的搜索行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只要给邮购目录页脚的客服号码打个电话就成了。然后，我坐在桌子前，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我对着目录大皱眉头，试图整理一下思绪。老妈和《国家地理》不断在提醒我是多么幸运，这让我备觉烦恼。
正在此时，眼角的余光看见点儿东西。是我们街区一个严肃的女士，午后出门遛弯儿。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出前门，跳下台阶，在大门口叫住了她。她迟疑地靠过来。我问她，如果我花68美元给维斯买双意大利鞋子，她是否觉得太过分。
“你不觉得这太奢侈吗？”我问，“要知道，他才4岁，而且是男孩儿。”
她不惊不诧，就好像每天都有人问她这个问题似的。
“这有什么呀。”她有些蛮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每个月花几百美元买美肤霜，免得因为抽烟长皱纹。这个美妙的信息立刻让我陶醉起来，把鞋子的事儿甩到了一边。
“我觉得她该戒烟。”我斟酌着词句，努力做出毫无偏见的样子。
“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女士说道，“可她既不想戒烟，又想要漂亮。”
我们的对话走向了结束。我试图从她那儿打听更多有关这个朋友的细节，可我看出，我对此话题的过分热衷，让她有点后悔方才的轻率。不过，我也不在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终断谈话—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我挥手跟她道别，带着突然而来的圣洁感，“飘”回了前门的台阶。
进了屋，我拿起电话订了鞋。在交易当中，我只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给维斯订了至少大一号的鞋，我可不希望在短时间内再来一次鞋子历险记。这样想起来，鞋子也不算太贵，因为维斯可以穿很久，我的愧疚之情也减半了。
ゥゥゥ
那卡车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轮毂周围的白漆锈迹斑斑，窗户上点缀着褪色了的贴纸。我慢慢把车开进街区药店油腻腻的停车场，看到了车身后保险杠上的贴纸。上面写着，“抵制法国”。
我的头一个想法是，看来这辆卡车的主人，早在法国拒绝参加对伊战争之前就不买勃艮第葡萄酒和布里白乳酪了。我妈肯定不赞同。我东看西看，寻找着司机的身影。在我想象中，那肯定是个红脸的大肚子男人，说不定他在里面买胃药呢。当然，这只不过是个猜测，不太厚道的猜测，但我怀疑，他跟法国的最近距离接触，就是在麦当劳买“法式”炸薯条—哦，我是说，“自由”炸薯条。
“你不觉得这太奢侈吗？”我问，“要知道，他才4岁，而且是男孩儿。”
她不惊不诧，就好像每天都有人问她这个问题似的。
“这有什么呀。”她有些蛮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每个月花几百美元买美肤霜，免得因为抽烟长皱纹。这个美妙的信息立刻让我陶醉起来，把鞋子的事儿甩到了一边。
“我觉得她该戒烟。”我斟酌着词句，努力做出毫无偏见的样子。
“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女士说道，“可她既不想戒烟，又想要漂亮。”
我们的对话走向了结束。我试图从她那儿打听更多有关这个朋友的细节，可我看出，我对此话题的过分热衷，让她有点后悔方才的轻率。不过，我也不在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终断谈话—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我挥手跟她道别，带着突然而来的圣洁感，“飘”回了前门的台阶。
进了屋，我拿起电话订了鞋。在交易当中，我只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给维斯订了至少大一号的鞋，我可不希望在短时间内再来一次鞋子历险记。这样想起来，鞋子也不算太贵，因为维斯可以穿很久，我的愧疚之情也减半了。
ゥゥゥ
那卡车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轮毂周围的白漆锈迹斑斑，窗户上点缀着褪色了的贴纸。我慢慢把车开进街区药店油腻腻的停车场，看到了车身后保险杠上的贴纸。上面写着，“抵制法国”。
我的头一个想法是，看来这辆卡车的主人，早在法国拒绝参加对伊战争之前就不买勃艮第葡萄酒和布里白乳酪了。我妈肯定不赞同。我东看西看，寻找着司机的身影。在我想象中，那肯定是个红脸的大肚子男人，说不定他在里面买胃药呢。当然，这只不过是个猜测，不太厚道的猜测，但我怀疑，他跟法国的最近距离接触，就是在麦当劳买“法式”炸薯条—哦，我是说，“自由”炸薯条。
保险杠上的贴纸让我陷入了沉思。回家之后，我噗通一声坐在了电脑跟前，在网上搜索起“抵制”加“中国”。结果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些网站措辞尖利，有些考虑周到。
接着我又输入了“抵制”加“法国”，这一回我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反法人士比起来，抵制中国的群众们可就太温柔了。有家名字下流的网站，站长极度擅长意识流、大写字母和感叹号表达方式。他对这三者的滥用无度，肯定会叫我妈反胃。我快速浏览了一下此人的亵渎想法，大部分是发泄对希拉克先生及其同胞—显然，希拉克先生的同胞就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找到几家售卖“抵制法国”贴纸的网站，还有一家网站，列出了法国公司、可能是法国的公司、或者至少在法国设有办事处的公司，敦促访客对其加以抵制。
搜索工作让我再度确认了自己早就知道的一些事。我不是那种站在肥皂箱上声嘶力竭叫卖的人，也不是那种在保险杠上贴口号的人。我家丰田车背后只贴过一张标签，是动物园的包月卡，早就过期了。我也不是爱抵制的那种人，至少不会用保险杠、感叹号和无数大写字母号召别人参与。不过，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到底在干嘛？
ゥゥゥ
这天，我头一遭做了一个关于抵制的梦。周末时节，我来到一个离奇的山区小镇。有人要结婚，我出门去置办婚礼上穿的衣服。我走进一家满是摩登夏装的亮堂小店。除了我和女售货员，店里没别的人。这姑娘年轻得紧，一头深色的卷发，说话稍有口音，挺有异国情调。她很是热情，招待我试穿了所有东西。显然，我正处于购物状态。我挑了一大堆裙子和轻纱物件，好些在我这把年纪穿估计根本不合适，胳膊和大腿露得也太多了些。可尽管有理智的提醒，我还是克制不住地想买。等姑娘开始清点我买的东西，柜台上的衣服已经堆成山了。
到了这时，我才猛然醒觉，我还没检查衣服的产地标签呢。我随手拿起一件，翻开领口瞅了一眼，看到了我最害怕的字眼：“中国制造”。我又拿起另一件，还是一样。顿时，一梭子恐怖把我的身体打穿成了筛子。现在再说不买已经太迟了，对那姑娘太不公平啦，她用了大半个小时等我呢。再说，我该对她怎么说？我不能买这些裙子，因为它们是中国制造？我不能这么说，也不会这么说，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让抵制活动半途而废啊。姑娘朝衣服山靠了过来，一点没察觉我准备拔腿而逃，不再回来—要是我能叫双腿动弹起来，我早就跑了。要不，我就得撒一个弥天大谎，告诉她我把信用卡忘在车里了，我很快就回来—虽然我没敢这么说，也知道这是个何其空洞虚伪的说法啊。
接着我又输入了“抵制”加“法国”，这一回我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反法人士比起来，抵制中国的群众们可就太温柔了。有家名字下流的网站，站长极度擅长意识流、大写字母和感叹号表达方式。他对这三者的滥用无度，肯定会叫我妈反胃。我快速浏览了一下此人的亵渎想法，大部分是发泄对希拉克先生及其同胞—显然，希拉克先生的同胞就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找到几家售卖“抵制法国”贴纸的网站，还有一家网站，列出了法国公司、可能是法国的公司、或者至少在法国设有办事处的公司，敦促访客对其加以抵制。
搜索工作让我再度确认了自己早就知道的一些事。我不是那种站在肥皂箱上声嘶力竭叫卖的人，也不是那种在保险杠上贴口号的人。我家丰田车背后只贴过一张标签，是动物园的包月卡，早就过期了。我也不是爱抵制的那种人，至少不会用保险杠、感叹号和无数大写字母号召别人参与。不过，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到底在干嘛？
ゥゥゥ
这天，我头一遭做了一个关于抵制的梦。周末时节，我来到一个离奇的山区小镇。有人要结婚，我出门去置办婚礼上穿的衣服。我走进一家满是摩登夏装的亮堂小店。除了我和女售货员，店里没别的人。这姑娘年轻得紧，一头深色的卷发，说话稍有口音，挺有异国情调。她很是热情，招待我试穿了所有东西。显然，我正处于购物状态。我挑了一大堆裙子和轻纱物件，好些在我这把年纪穿估计根本不合适，胳膊和大腿露得也太多了些。可尽管有理智的提醒，我还是克制不住地想买。等姑娘开始清点我买的东西，柜台上的衣服已经堆成山了。
到了这时，我才猛然醒觉，我还没检查衣服的产地标签呢。我随手拿起一件，翻开领口瞅了一眼，看到了我最害怕的字眼：“中国制造”。我又拿起另一件，还是一样。顿时，一梭子恐怖把我的身体打穿成了筛子。现在再说不买已经太迟了，对那姑娘太不公平啦，她用了大半个小时等我呢。再说，我该对她怎么说？我不能买这些裙子，因为它们是中国制造？我不能这么说，也不会这么说，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让抵制活动半途而废啊。姑娘朝衣服山靠了过来，一点没察觉我准备拔腿而逃，不再回来—要是我能叫双腿动弹起来，我早就跑了。要不，我就得撒一个弥天大谎，告诉她我把信用卡忘在车里了，我很快就回来—虽然我没敢这么说，也知道这是个何其空洞虚伪的说法啊。
这时候不知有什么东西把我弄醒了，我终于脱了钩。我躺在漆黑的夜里，静听心脏怦怦响，好不容易才又睡了过去。
这个梦暗示着我对抵制中国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情，但如果把买到非中国物品看做好运，那我们最近可算是运气相当不错了。我给女儿找到了立陶宛产的袜子。维斯给学校的朋友们送了美国产的情人节卡片。为庆祝情人节，我给凯文买了烤肉架，产自伊利诺伊州的巴拉丁；他则送给我一本《中国企业》（ChinaInc.），美国印刷，书中充斥着高速崛起的中国的各项惊人数据（看到封底上说中国每个月修起一座曼哈顿那么大的城市，我下巴都掉了）。凯文从衣阿华一家“纯素鞋店”买到了一双以色列产的沙地靴。维斯牺牲了在马戏团看到的中国剑，我给他买了美国产的“饥饿河马”。另外，他也非常喜欢自己那双超大的意大利运动鞋。至于苏菲，我们没找到非中国产的洋娃娃，但有天晚上，凯文带回家一辆能在很小地方转弯的德国产小三轮车。虽说我们并未因此自大起来，可也逐渐发现，中国毕竟还没能统治咱们的世界啊。于是，我放松了警惕，结果到了月底，碰上一桩不幸事件。
一天晚上，我上楼给苏菲洗澡，凯文叫住了我。他站在台阶底下，手里拿着一小盒罐头，一脸奸笑，就好像是一只刚吞了耗子的猫，乐呵得过分。我顿时感到事情对我不妙。
“以后买东西可得小心着点儿。”他抬起头对我说。
我眯起眼睛。
“你想说什么？”我问，有点小怒。
他把罐头抛给我。
“橘子，”他说，“你就没想过它们是哪儿产的吗？”
啊，该死！实验开始还没到两个月，我就拐错了弯，从桥上掉了下来，跌进了漆黑的河水里。我居然摔倒在给孩子买的中国水果罐头上！橘子—何其明显。好几年来，我每个星期都会买几盒罐头，谁能想得到连一盒糖水罐头也是中国产的呢？谁能想得到，我连买罐头食品都该保持高度警惕呢？
我埋怨着自己，同时赶紧冲进浴室把湿淋淋的宝宝拎起来。我决心以后要当心，此外，我还暗暗发誓：要找个机会，向那“最薄弱的环节”回击！
这个梦暗示着我对抵制中国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情，但如果把买到非中国物品看做好运，那我们最近可算是运气相当不错了。我给女儿找到了立陶宛产的袜子。维斯给学校的朋友们送了美国产的情人节卡片。为庆祝情人节，我给凯文买了烤肉架，产自伊利诺伊州的巴拉丁；他则送给我一本《中国企业》（ChinaInc.），美国印刷，书中充斥着高速崛起的中国的各项惊人数据（看到封底上说中国每个月修起一座曼哈顿那么大的城市，我下巴都掉了）。凯文从衣阿华一家“纯素鞋店”买到了一双以色列产的沙地靴。维斯牺牲了在马戏团看到的中国剑，我给他买了美国产的“饥饿河马”。另外，他也非常喜欢自己那双超大的意大利运动鞋。至于苏菲，我们没找到非中国产的洋娃娃，但有天晚上，凯文带回家一辆能在很小地方转弯的德国产小三轮车。虽说我们并未因此自大起来，可也逐渐发现，中国毕竟还没能统治咱们的世界啊。于是，我放松了警惕，结果到了月底，碰上一桩不幸事件。
一天晚上，我上楼给苏菲洗澡，凯文叫住了我。他站在台阶底下，手里拿着一小盒罐头，一脸奸笑，就好像是一只刚吞了耗子的猫，乐呵得过分。我顿时感到事情对我不妙。
“以后买东西可得小心着点儿。”他抬起头对我说。
我眯起眼睛。
“你想说什么？”我问，有点小怒。
他把罐头抛给我。
“橘子，”他说，“你就没想过它们是哪儿产的吗？”
啊，该死！实验开始还没到两个月，我就拐错了弯，从桥上掉了下来，跌进了漆黑的河水里。我居然摔倒在给孩子买的中国水果罐头上！橘子—何其明显。好几年来，我每个星期都会买几盒罐头，谁能想得到连一盒糖水罐头也是中国产的呢？谁能想得到，我连买罐头食品都该保持高度警惕呢？
我埋怨着自己，同时赶紧冲进浴室把湿淋淋的宝宝拎起来。我决心以后要当心，此外，我还暗暗发誓：要找个机会，向那“最薄弱的环节”回击！
3月初，我碰到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然，我是在梦里碰到他的，诚如我碰见米克?贾格尔和穆阿迈尔?卡扎菲。在梦里，我正在父母家，穿着浴袍，往浴缸里倒浴盐，突然有人敲门，说拉姆斯菲尔德来见我。我没料到他会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形象也有所觉悟，但我觉得这是跟国防大臣谈话的唯一机会。于是我冲进少女时代的卧室，会面就在这儿举行。拉姆斯菲尔德紧跟着也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位名叫詹姆斯?韦伯的神秘联邦官员，还有一群黑着脸的助手。所有人都穿着深色西装，但没人提到我的浴袍。一连串拘谨的自我介绍后，我开始提问题。
突然之间，喧嚣一片，因为我们一下子从我原先的卧室变到了一处空旷、巨大的机场入口。我们坐的地方，正对着停机坪，几码开外就是冒着烟轰鸣的喷气机。我使劲地大叫，可拉姆斯菲尔德和韦伯紧闭着嘴，一语不发。他们什么也没听见。接着，飞机的引擎突然停了下来，四周嗖地一下安静了。结果，我重复问题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响亮：我们买这么多从中国来的东西，这对美国工人来说是好是坏呢？
韦伯说：“这并非事出偶然，这是我们身为美国人所做的抉择。”我把这话写了下来。接着一个深色西装的陌生人扑了过来，把韦伯拐走了，于是只剩下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我。他说，他也该动身了，我陪他上了飞机。拉姆斯菲尔德转过身的时候，我打量着他的侧脸，发现他比电视上显得老得多。我还发现，他看起来仿佛有点像是中东人，还把头发染成了一种不自然的黑色—他变成了安瓦尔?萨达特，几年前被恐怖分子暗杀的埃及总统。
次日清晨醒来，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韦伯说的话写下来。搅咖啡的时候，我对凯文复述了自己做的梦，还带着恰如其分的庄严感，引用了韦伯说的话。“最薄弱环节”却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傻笑道，“他根本不是和你一路的啊。”
我早就该知道跟他说就这结果。
之后，我开始调查詹姆斯?韦伯这个人的身份。在梦里，韦伯精妙地概括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的关系，我也愿意把这功劳归到他头上，但那到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当真说过呢？我以为，既然是我梦到某人说了什么话，那这句话的首创权，归根结底该算我的；可要是我曾在新闻报道里读到过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对中国发表的评论，只不过在梦里又想了起来，那该怎么算？
突然之间，喧嚣一片，因为我们一下子从我原先的卧室变到了一处空旷、巨大的机场入口。我们坐的地方，正对着停机坪，几码开外就是冒着烟轰鸣的喷气机。我使劲地大叫，可拉姆斯菲尔德和韦伯紧闭着嘴，一语不发。他们什么也没听见。接着，飞机的引擎突然停了下来，四周嗖地一下安静了。结果，我重复问题的声音就显得特别响亮：我们买这么多从中国来的东西，这对美国工人来说是好是坏呢？
韦伯说：“这并非事出偶然，这是我们身为美国人所做的抉择。”我把这话写了下来。接着一个深色西装的陌生人扑了过来，把韦伯拐走了，于是只剩下了拉姆斯菲尔德和我。他说，他也该动身了，我陪他上了飞机。拉姆斯菲尔德转过身的时候，我打量着他的侧脸，发现他比电视上显得老得多。我还发现，他看起来仿佛有点像是中东人，还把头发染成了一种不自然的黑色—他变成了安瓦尔?萨达特，几年前被恐怖分子暗杀的埃及总统。
次日清晨醒来，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韦伯说的话写下来。搅咖啡的时候，我对凯文复述了自己做的梦，还带着恰如其分的庄严感，引用了韦伯说的话。“最薄弱环节”却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傻笑道，“他根本不是和你一路的啊。”
我早就该知道跟他说就这结果。
之后，我开始调查詹姆斯?韦伯这个人的身份。在梦里，韦伯精妙地概括了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的关系，我也愿意把这功劳归到他头上，但那到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当真说过呢？我以为，既然是我梦到某人说了什么话，那这句话的首创权，归根结底该算我的；可要是我曾在新闻报道里读到过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对中国发表的评论，只不过在梦里又想了起来，那该怎么算？
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先生并不难找，他自己有网站。他是海军部前部长，越战英雄，畅销书作家—虽说我没读过他的书。在我梦里，他苍白瘦弱，西装晃晃悠悠地挂在身上，公文包的重量都把他给压垮了。而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头发浓密，外表健壮，就好像一巴掌就能把你打趴下。网站上说他从前是拳击手，看起来也真的像。
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喜欢谈论战争，尤其是越战，但我找了半天，并没看到他对美国人民迷恋中国进口货发表过什么看法。我得出结论，他在我梦里说的话，应该属于我的下意识想法，或者至少这么说，梦里那位詹姆斯?韦伯是我创造出来的—都是一回事儿。
最初，我对梦里韦伯一针见血的概括相当自得。他怎么说来着？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我们身为美国人所做的抉择。真有点像周日脱口秀上听到的那种东西。但我想得越深入，对梦中韦伯看世界的观点就越发感到怀疑。不错，很多美国人—据我所知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卖的产品买个没完，但这真的是他们做的抉择吗？还是仅仅是因为受不了便宜玩具和电视的诱惑而短视盲从？
再说，韦伯给我的算是什么回答？我问他中国进口的东西对美国工人是好还是坏，他却给我来了个无厘头，把我推离了轨道。乍一听起来他显得很聪明，可我越想越觉得他像个虚弱、营养不良的失败者，光靠塞在他公文箱里的那些官僚文件过活。他不是在为我说话，再也不是。其他人尽可以继续围在中国食槽边抢食，可今年，我做了另一个决定，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坚持到底。
所以，去你的吧，詹姆斯?韦伯—确切地说，是我梦中的詹姆斯?韦伯。
ゥゥゥ
结婚16年，你大概会以为够了解一个家伙了。之后，你知道他能力有限，发现他鬼鬼祟祟，健忘，不擅掩饰。至少，在春天将临的一个美妙星期六，我发现凯文就是这么一号人。
事情伊始，全无预兆。我站在屋外的露台上，戳穿了家得宝的塑料口袋，照看着沙箱里的孩子们。刚才凯文去了趟家得宝，拿回来一袋子叫人提不起兴致的东西：一条美国软管，一大把便宜儿童画笔。我发现这些画笔跟我前几天在车库里看到的旧画笔一模一样—而旧画笔，是中国造。我拾起一支新画笔，看见标明产地的标签给撕了；我又拿起一支，这支上的产地标签掉了；再拿起一支，还是一样。我抬起头，凝望着远处的草坪，琢磨为什么会有人要这么费事儿地弄掉一堆便宜货上的标签。
真正的詹姆斯?韦伯喜欢谈论战争，尤其是越战，但我找了半天，并没看到他对美国人民迷恋中国进口货发表过什么看法。我得出结论，他在我梦里说的话，应该属于我的下意识想法，或者至少这么说，梦里那位詹姆斯?韦伯是我创造出来的—都是一回事儿。
最初，我对梦里韦伯一针见血的概括相当自得。他怎么说来着？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我们身为美国人所做的抉择。真有点像周日脱口秀上听到的那种东西。但我想得越深入，对梦中韦伯看世界的观点就越发感到怀疑。不错，很多美国人—据我所知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卖的产品买个没完，但这真的是他们做的抉择吗？还是仅仅是因为受不了便宜玩具和电视的诱惑而短视盲从？
再说，韦伯给我的算是什么回答？我问他中国进口的东西对美国工人是好还是坏，他却给我来了个无厘头，把我推离了轨道。乍一听起来他显得很聪明，可我越想越觉得他像个虚弱、营养不良的失败者，光靠塞在他公文箱里的那些官僚文件过活。他不是在为我说话，再也不是。其他人尽可以继续围在中国食槽边抢食，可今年，我做了另一个决定，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坚持到底。
所以，去你的吧，詹姆斯?韦伯—确切地说，是我梦中的詹姆斯?韦伯。
ゥゥゥ
结婚16年，你大概会以为够了解一个家伙了。之后，你知道他能力有限，发现他鬼鬼祟祟，健忘，不擅掩饰。至少，在春天将临的一个美妙星期六，我发现凯文就是这么一号人。
事情伊始，全无预兆。我站在屋外的露台上，戳穿了家得宝的塑料口袋，照看着沙箱里的孩子们。刚才凯文去了趟家得宝，拿回来一袋子叫人提不起兴致的东西：一条美国软管，一大把便宜儿童画笔。我发现这些画笔跟我前几天在车库里看到的旧画笔一模一样—而旧画笔，是中国造。我拾起一支新画笔，看见标明产地的标签给撕了；我又拿起一支，这支上的产地标签掉了；再拿起一支，还是一样。我抬起头，凝望着远处的草坪，琢磨为什么会有人要这么费事儿地弄掉一堆便宜货上的标签。
正在此时，凯文大步迈进了我的视线，肩上扛着一袋20磅重的草坪护根料，嘴唇紧紧地抿着，一副果决的样子。东西挺重，可他步子还是迈得很大。他很喜欢在开春儿给草坪培土，用铁铲戳开袋子时，就仿佛在用刺刀对付敌人。过一会儿，他就会吩咐孩子们让开路，然后干上一整天的培土活，在草坪上挥斥方遒，像个将军。
我叫住他，把画笔扔了过去。
“你注意它们是哪儿产的了吗？”我大声问他。
我的话，让凯文的膝盖冷不丁地一弯，接着肩上的袋子砰地一声掉在了地上。他身体开始发抖，用手撑在膝盖上。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他病了。可紧接着，他抬起头，裂开嘴，露出至少20颗牙齿。
“中国。”他脱口而出，笑得话都说不顺溜了。我从阳台上对他怒目而视。
“我坦白，”过了几分钟，他用手指拍了拍眼睛，说，“但我害怕你会叫我去退货。”
他说，他根本没想要检查画笔是哪儿产的，等回到家得宝的停车场，苏菲在汽车后座上哭闹起来，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于是他看了标签，发现是中国造。他想，拽着哭闹的孩子回店里去退掉价值59美分的画笔，没门儿！于是他站在车旁边，伴着苏菲越来越响亮的哭声，一支挨一支地把画笔上的标签给撕了。
“我原本希望你没发现。”他说。
“切，我当然会发现。”我说。
笑声渐渐止住，他显得有点担心起来。
“你想让我怎么做？难不成你真的要我开车过去退货？”
“我不会要你做任何事，”我说，“但你得对得起你的良心。别再出这种事儿。”
他认罪伏法地点点头，重新把护根料袋子扛上肩，朝着花圃走去。他居然吹起了口哨。
我不能怪凯文撞上了中国，最近几天，我也连续碰到了中国的东西。我发现杂货店的九折柜上放着芭比形状的中国巧克力；J.Crew的邮购清单上卖起了中国婚纱；商店里假日货品柜上所有塑料复活节彩蛋和布娃娃兔子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以上概无虚言，因为我挨个儿检查过。
我叫住他，把画笔扔了过去。
“你注意它们是哪儿产的了吗？”我大声问他。
我的话，让凯文的膝盖冷不丁地一弯，接着肩上的袋子砰地一声掉在了地上。他身体开始发抖，用手撑在膝盖上。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他病了。可紧接着，他抬起头，裂开嘴，露出至少20颗牙齿。
“中国。”他脱口而出，笑得话都说不顺溜了。我从阳台上对他怒目而视。
“我坦白，”过了几分钟，他用手指拍了拍眼睛，说，“但我害怕你会叫我去退货。”
他说，他根本没想要检查画笔是哪儿产的，等回到家得宝的停车场，苏菲在汽车后座上哭闹起来，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于是他看了标签，发现是中国造。他想，拽着哭闹的孩子回店里去退掉价值59美分的画笔，没门儿！于是他站在车旁边，伴着苏菲越来越响亮的哭声，一支挨一支地把画笔上的标签给撕了。
“我原本希望你没发现。”他说。
“切，我当然会发现。”我说。
笑声渐渐止住，他显得有点担心起来。
“你想让我怎么做？难不成你真的要我开车过去退货？”
“我不会要你做任何事，”我说，“但你得对得起你的良心。别再出这种事儿。”
他认罪伏法地点点头，重新把护根料袋子扛上肩，朝着花圃走去。他居然吹起了口哨。
我不能怪凯文撞上了中国，最近几天，我也连续碰到了中国的东西。我发现杂货店的九折柜上放着芭比形状的中国巧克力；J.Crew的邮购清单上卖起了中国婚纱；商店里假日货品柜上所有塑料复活节彩蛋和布娃娃兔子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以上概无虚言，因为我挨个儿检查过。
不过，凯文对中国画笔事件的轻松心态，仍然是个麻烦，因为在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我只能利用愧疚情绪，让他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过。唠叨显然没用，要是我逼他太甚，他还击就更猛。我不敢叫抵制中国运动半途而废，可凯文会。从实际上来说，他已经这么做了。要是我弄得过火，麻烦可就没完了，而且他还会背着我买更多中国东西。反过来说，要是我对他太宽容，他明明犯了错却没受惩戒，他肯定会再次搞鬼。我指望他有点怕我，但我们都结婚16年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可能办得到这一点。我决定偷偷检查他买的东西的标签，就好像有些妻子爱检查丈夫衣领上有没有口红印一样。
ゥゥゥ
“啊？不是吧，你假装的吧？”我说，“你开玩笑的吧？”
“为啥啊？我可不觉得丢脸，”凯文说，“我觉得自己脑瓜子好使。”
“你太荒谬了。”我说。
“我很好。”他说。
3月中旬的一个温热下午，凯文下班回家，整个人都变了。变的是他的脸—居然戴着一副儿童太阳镜。还不只是儿童太阳镜哦—是超小款的女童太阳镜，热辣的粉红衬黑色，一边的镜片上还写着“街头美少女”字样。“街头美少女”是一出儿童节目的衍生玩具，一组乐呵呵的中国造洋娃娃。凯文的脑袋一定是给这副小到不行的太阳镜给压傻了，可当我提醒他赶紧把它摘下来扔掉时，他反而做出“我偏不”的挑衅样子。更糟的是，他告诉我他是在哪儿找到那玩意儿的—在幼儿园的失物招领篮里，紧挨着家长签到表。
“你偷的？”
“我观察好久了，”他说，“它搁在那儿好几个月了，说不定都有一年了。它不算是失物，谁想要谁要。”
凯文堕落到这般田地，始于上个星期他把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给弄丢之后。自从发现眼镜不在了，他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那副太阳镜他戴了10年了，他坚称戴上它，自己就好像《壮志凌云》（TopGun）里的汤姆?克鲁斯。他知道，要是想不买中国产的太阳镜，就会花掉一大笔钱，可我们最近正好缺钱。前几天，他工作上的一个朋友，为他的困境提供了一段哲学般的建议，让他大感振作。朋友说，人是不会丢太阳镜的，他们只不过是把它放进了一个遍及全球的遗失物品摸彩袋里。凯文没有弄丢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而是把它捐进了摸彩袋，朋友说。另外一副由别人捐赠的太阳镜，很快就会出现，到时候，凯文尽管自便取用，朋友强调说。
ゥゥゥ
“啊？不是吧，你假装的吧？”我说，“你开玩笑的吧？”
“为啥啊？我可不觉得丢脸，”凯文说，“我觉得自己脑瓜子好使。”
“你太荒谬了。”我说。
“我很好。”他说。
3月中旬的一个温热下午，凯文下班回家，整个人都变了。变的是他的脸—居然戴着一副儿童太阳镜。还不只是儿童太阳镜哦—是超小款的女童太阳镜，热辣的粉红衬黑色，一边的镜片上还写着“街头美少女”字样。“街头美少女”是一出儿童节目的衍生玩具，一组乐呵呵的中国造洋娃娃。凯文的脑袋一定是给这副小到不行的太阳镜给压傻了，可当我提醒他赶紧把它摘下来扔掉时，他反而做出“我偏不”的挑衅样子。更糟的是，他告诉我他是在哪儿找到那玩意儿的—在幼儿园的失物招领篮里，紧挨着家长签到表。
“你偷的？”
“我观察好久了，”他说，“它搁在那儿好几个月了，说不定都有一年了。它不算是失物，谁想要谁要。”
凯文堕落到这般田地，始于上个星期他把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给弄丢之后。自从发现眼镜不在了，他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那副太阳镜他戴了10年了，他坚称戴上它，自己就好像《壮志凌云》（TopGun）里的汤姆?克鲁斯。他知道，要是想不买中国产的太阳镜，就会花掉一大笔钱，可我们最近正好缺钱。前几天，他工作上的一个朋友，为他的困境提供了一段哲学般的建议，让他大感振作。朋友说，人是不会丢太阳镜的，他们只不过是把它放进了一个遍及全球的遗失物品摸彩袋里。凯文没有弄丢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而是把它捐进了摸彩袋，朋友说。另外一副由别人捐赠的太阳镜，很快就会出现，到时候，凯文尽管自便取用，朋友强调说。
“你的学生，会把太阳镜撂在教室里，”朋友向凯文拍胸脯，“那就是你的下一副太阳镜。”
这一可疑推论的最终结果，成就了今天下午我家厨房站着的这个讨厌家伙—一个46岁老男人，戴着一副女童太阳镜！
“让我瞅瞅。”我说。
太阳镜后头的男人一脸怀疑。
“你不会故意把它弄坏吧，嗯？”凯文问。
他分外不情愿地把眼镜递给我，我朝镜架里瞟了一眼。诚如我的怀疑，它是中国货，但凯文知道规矩。礼物、废料和二手货，不在此次抵制行动之列。我把眼镜还给了他。
“我希望你别当众戴它，”我说，“至少，看在我的份上，别这么做。”
“我当然要当众戴它，”凯文回答，“我又没有其他的太阳镜。反正现在它是我的了。”他提醒我说，医生吩咐他一出门就得戴太阳镜，因为他年轻时晒了太多太阳，如今眼睛里长了个小瘤子。
“我确实需要太阳镜。”他说着，把它重新架回了鼻梁。
两天之后，我们再次在厨房里讨论起了太阳镜的话题。
“你为了这副白痴眼镜跟卡罗琳吵架了？不是真的吧？”我问。
“那不是吵架，”凯文说，“只是争论而已。再说，是我赢了。”
我闷哼一声。
“当然，你赢了，”我说，“人家卡罗琳才4岁。”
卡罗琳是维斯幼儿园班上的同学。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发束上差不多编着几百万根发带，古怪精灵极了。今天，凯文和维斯一起在幼儿园餐厅吃午饭，卡罗琳告诉在座的所有人，维斯的爸爸是个偷太阳镜的贼。凯文弯腰往盘子里捡鸡块和什锦水果时，把那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塞在衬衣口袋里—“免得有人认出来”，他之后告诉我说—但卡罗琳的眼睛尖得像老鹰。
“那是大个儿凯瑟琳的眼镜。”卡罗琳大声说。
“不是。”凯文说。
“是的！”她说。
“不，不是！”他重复说。
“您不该偷东西，凯文先生。”卡罗琳说，伸出指头冲着桌子对面的凯文摇了摇。
这一可疑推论的最终结果，成就了今天下午我家厨房站着的这个讨厌家伙—一个46岁老男人，戴着一副女童太阳镜！
“让我瞅瞅。”我说。
太阳镜后头的男人一脸怀疑。
“你不会故意把它弄坏吧，嗯？”凯文问。
他分外不情愿地把眼镜递给我，我朝镜架里瞟了一眼。诚如我的怀疑，它是中国货，但凯文知道规矩。礼物、废料和二手货，不在此次抵制行动之列。我把眼镜还给了他。
“我希望你别当众戴它，”我说，“至少，看在我的份上，别这么做。”
“我当然要当众戴它，”凯文回答，“我又没有其他的太阳镜。反正现在它是我的了。”他提醒我说，医生吩咐他一出门就得戴太阳镜，因为他年轻时晒了太多太阳，如今眼睛里长了个小瘤子。
“我确实需要太阳镜。”他说着，把它重新架回了鼻梁。
两天之后，我们再次在厨房里讨论起了太阳镜的话题。
“你为了这副白痴眼镜跟卡罗琳吵架了？不是真的吧？”我问。
“那不是吵架，”凯文说，“只是争论而已。再说，是我赢了。”
我闷哼一声。
“当然，你赢了，”我说，“人家卡罗琳才4岁。”
卡罗琳是维斯幼儿园班上的同学。她有一头浓密的金发，发束上差不多编着几百万根发带，古怪精灵极了。今天，凯文和维斯一起在幼儿园餐厅吃午饭，卡罗琳告诉在座的所有人，维斯的爸爸是个偷太阳镜的贼。凯文弯腰往盘子里捡鸡块和什锦水果时，把那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塞在衬衣口袋里—“免得有人认出来”，他之后告诉我说—但卡罗琳的眼睛尖得像老鹰。
“那是大个儿凯瑟琳的眼镜。”卡罗琳大声说。
“不是。”凯文说。
“是的！”她说。
“不，不是！”他重复说。
“您不该偷东西，凯文先生。”卡罗琳说，伸出指头冲着桌子对面的凯文摇了摇。
“我没偷。”他撒谎道。
“您偷了，”她说，“您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哈哈，没偷！”他说。
“哈，哈。”她说。
“停，停，”我说，举起手打断凯文的故事，“我可受不了你继续这样说下去。”
凯文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不仅意犹未尽，他简直兴高采烈。接着，我想到一些事，脑袋飞快地转起来。为了站稳脚跟，我得靠着橱柜上。我想起大个儿凯瑟琳来了，她是挺大个儿，去年她离开幼儿园去上学前班了，所以那副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才会在失物招领篮里搁了那么久。
所以，卡罗琳没说错—维斯的爸爸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ゥゥ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环大洋中国”这么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跨大洋中国”。我在《CIA各国基本国情收集》（CIAWorldFactbook）里仔细翻检，本来是想弄个清楚，结果它们居然跟绿野仙踪一样，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凯文在杂货店里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廉价太阳镜，产地标签上都写着这样的地名。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另一个说法，”他说，“我可没那么好糊弄。”
我为凯文顶住了太阳镜的诱惑感到骄傲，因为他原本可以辩论说，买“环大洋中国”或“跨大洋中国”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与我们的抵制计划并不冲突。他的意志力真叫人惊讶，因为，如今他再次迫切需要一副眼镜—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太阳镜玩完了。跟卡罗琳吵架那天，它解体了，它是副儿童太阳镜，硬架在成人的大脸上实在撑不了多久。凯文生气地把它破碎的残骸扔在灶台上，我咬着舌头才克制住大笑的冲动。
“高兴了？”他问我。
当然，我想，高兴死了。
我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几年前我们决定做登山客时他买的。我们的登山本领，打从买了雪镜和登山鞋之后就再无进展，但在这三月刺眼的阳光下，我很容易就想到了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在街区湖边跑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吸引了无数惊恐的目光，马上就来了劲。
“您偷了，”她说，“您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哈哈，没偷！”他说。
“哈，哈。”她说。
“停，停，”我说，举起手打断凯文的故事，“我可受不了你继续这样说下去。”
凯文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不仅意犹未尽，他简直兴高采烈。接着，我想到一些事，脑袋飞快地转起来。为了站稳脚跟，我得靠着橱柜上。我想起大个儿凯瑟琳来了，她是挺大个儿，去年她离开幼儿园去上学前班了，所以那副粉红衬黑色的太阳镜才会在失物招领篮里搁了那么久。
所以，卡罗琳没说错—维斯的爸爸偷了大个儿凯瑟琳的太阳镜。
ゥゥゥ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环大洋中国”这么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跨大洋中国”。我在《CIA各国基本国情收集》（CIAWorldFactbook）里仔细翻检，本来是想弄个清楚，结果它们居然跟绿野仙踪一样，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凯文在杂货店里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廉价太阳镜，产地标签上都写着这样的地名。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另一个说法，”他说，“我可没那么好糊弄。”
我为凯文顶住了太阳镜的诱惑感到骄傲，因为他原本可以辩论说，买“环大洋中国”或“跨大洋中国”的东西，从技术上来说与我们的抵制计划并不冲突。他的意志力真叫人惊讶，因为，如今他再次迫切需要一副眼镜—那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太阳镜玩完了。跟卡罗琳吵架那天，它解体了，它是副儿童太阳镜，硬架在成人的大脸上实在撑不了多久。凯文生气地把它破碎的残骸扔在灶台上，我咬着舌头才克制住大笑的冲动。
“高兴了？”他问我。
当然，我想，高兴死了。
我在阁楼的一口箱子里，为凯文的困境找到了临时解决方案：一副雪镜—几年前我们决定做登山客时他买的。我们的登山本领，打从买了雪镜和登山鞋之后就再无进展，但在这三月刺眼的阳光下，我很容易就想到了雪镜。它镜片又大又圆，黑得不透光，两边还有皮眼罩，凯文戴上它，就像是一匹拉车的老马。在街区湖边跑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吸引了无数惊恐的目光，马上就来了劲。
别人都以为我是瞎子，所以看见我在跑步很惊讶，”他说，“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就跑得更快了。”
但归根结底，用雪镜来代替那副丢失的意大利太阳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他只得大幅度地把脑袋甩过来甩过去，免得钻进前面大拖车的屁股，免得在变线时撞倒路人。看起来像匹马，他倒是无所谓，但这改变不了事实—这副眼镜是给登山者用的，不适合平常戴。
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打算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配件柜台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直敲锣打鼓—大概150美元起跳。从前给凯文买意大利太阳镜的时候，我们年轻又大手大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虽说现在也没变聪明多少，可信用卡催款通知天天下午成群结队地滑进信箱，打消了我们过帝王般奢侈日子的野心。这倒不是说我们如今不再爱慕意大利太阳镜了，而是—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我琢磨，或许凯文那位同事朋友并不完全是个傻子，或许凯文真该等到全球摸彩袋送给他另一副能用的免费眼镜。
最后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一天早上，他走进大学的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搁着两副太阳镜。
“是中国产的，不过，是人家送我的礼物。”他告诉我，免得我想拒绝。“她在一元店里买的，一副一块钱，因为她听够了我的抱怨。”
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块钱。一天下午，我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跟凯文那副一样贵—也找不着了。钱包和车里我都翻遍了，然后又翻了钱包，但它真的不在了，显然，是跟我永别了。我在橱柜上找到了凯文的部门秘书送给他的多余的那副太阳镜，戴在鼻梁上，细细打量着自己在镜中的形象—镜片大得土气，镜架松松垮垮，我脑袋轻轻动一下，它就会从脸上滑下来。于是我把它摘下来，放回橱柜。我决心在整个春天眯缝着眼过，并指望遗失太阳镜全球摸彩袋尽快还给我一副漂亮的替代品。
但归根结底，用雪镜来代替那副丢失的意大利太阳镜，并不太理想。它太重了，戴了20分钟，凯文的脑袋就痛了起来。皮眼罩挡住了他眼角的余光，开车太危险，他只得大幅度地把脑袋甩过来甩过去，免得钻进前面大拖车的屁股，免得在变线时撞倒路人。看起来像匹马，他倒是无所谓，但这改变不了事实—这副眼镜是给登山者用的，不适合平常戴。
所以我尽了自己为妻的本分，打算援救凯文的眼睛。我开车去了商场，在配件柜台急速穿梭，再一次咬牙切齿地想到中国占领了全世界—至少，占领了全世界的商场。我挑了至少60副太阳镜，全都是中国货。回到家里，我发现网上卖的美国、意大利太阳镜不少，但看到价格心里直敲锣打鼓—大概150美元起跳。从前给凯文买意大利太阳镜的时候，我们年轻又大手大脚，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虽说现在也没变聪明多少，可信用卡催款通知天天下午成群结队地滑进信箱，打消了我们过帝王般奢侈日子的野心。这倒不是说我们如今不再爱慕意大利太阳镜了，而是—我们只买得起中国太阳镜。我琢磨，或许凯文那位同事朋友并不完全是个傻子，或许凯文真该等到全球摸彩袋送给他另一副能用的免费眼镜。
最后凯文的部门秘书救了他。一天早上，他走进大学的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搁着两副太阳镜。
“是中国产的，不过，是人家送我的礼物。”他告诉我，免得我想拒绝。“她在一元店里买的，一副一块钱，因为她听够了我的抱怨。”
我真感激她决定破费两块钱。一天下午，我自己的意大利太阳镜—跟凯文那副一样贵—也找不着了。钱包和车里我都翻遍了，然后又翻了钱包，但它真的不在了，显然，是跟我永别了。我在橱柜上找到了凯文的部门秘书送给他的多余的那副太阳镜，戴在鼻梁上，细细打量着自己在镜中的形象—镜片大得土气，镜架松松垮垮，我脑袋轻轻动一下，它就会从脸上滑下来。于是我把它摘下来，放回橱柜。我决心在整个春天眯缝着眼过，并指望遗失太阳镜全球摸彩袋尽快还给我一副漂亮的替代品。
3月底的一天晚上，一缕“中国”悄悄溜回了我们家—至少有点像是一缕“中国”。当时我坐在浴缸边，帮苏菲吹干头发，偶然间看见她淡黄色的小脑袋上露出一缕黑色发丝。我抗议地哼了一声，用毛巾把它擦擦干，又看了一眼。
在她粉红色的头皮上，一头白金般的小卷毛，包围着一根黑色发丝。我再次擦了擦那根黑头发，确定它真的是长在苏菲头顶上的。之后，我叫凯文赶紧进来看看女儿，可小宝宝却使劲挣扎，不让我看个端详。凯文慢吞吞地走进来，态度漠然。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一边努力想让宝宝别乱动，一边再三问道。
凯文眯着眼睛点点头。维斯出现在门边，他爸冲他招招手，示意他过来，然后把他抱起来看个清楚。
“是中国，从你妹妹头上冒出来啦。”凯文告诉维斯。
我们一起瞪着苏菲的头皮好几秒。之后，家里的男人们看够了，鱼贯出了浴室。我没办法那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让苏菲光着身子爬出来，自己在浴缸边上坐了足足一分钟。我在努力把中国往屋子外头推，可它却轻松地就回来了，提醒我，还有苏菲，身体里流动着它的血脉因子。“你可以在塑料购物袋里抵制我，可我在这儿哪！”中国似乎在说。
我从不相信预兆、幽灵、神迹一类的东西，可事到如今，我恐怕该对这档子事重新换个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当生物学家的哥哥打了电话。我问他，宝宝头上的黑头发，从遗传学上来看，是不是比其他头发更中国。我听见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她所有的头发，都有着同样的遗传密码，不管什么颜色，”他叹息说，“颜色跟这事儿没关系。”
“那她怎么会突然长出来一根黑头发呢？”
“那可能是一根变异头发，但可能跟什么中国祖先毫无关系。”他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头发的变异。”
他说话的时候权威感十足，但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对。我告诉自己，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对海生珊瑚特别有兴趣，头发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而且我不喜欢他在讨论他侄女的头发时，如此轻松地说那叫“变异”。我还是被另一件与苏菲头发有关联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因为，尽管有我哥的异议在前，那根头发到底是什么，还得由我来判断。我还得考虑要不要把它给拔了，要是就这么不管它了，说不定它哪天在运动场上跟其他宝宝混战的时候就自己掉了，谁也不会相信它曾跟苏菲的脑袋有过关系。
在她粉红色的头皮上，一头白金般的小卷毛，包围着一根黑色发丝。我再次擦了擦那根黑头发，确定它真的是长在苏菲头顶上的。之后，我叫凯文赶紧进来看看女儿，可小宝宝却使劲挣扎，不让我看个端详。凯文慢吞吞地走进来，态度漠然。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一边努力想让宝宝别乱动，一边再三问道。
凯文眯着眼睛点点头。维斯出现在门边，他爸冲他招招手，示意他过来，然后把他抱起来看个清楚。
“是中国，从你妹妹头上冒出来啦。”凯文告诉维斯。
我们一起瞪着苏菲的头皮好几秒。之后，家里的男人们看够了，鱼贯出了浴室。我没办法那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让苏菲光着身子爬出来，自己在浴缸边上坐了足足一分钟。我在努力把中国往屋子外头推，可它却轻松地就回来了，提醒我，还有苏菲，身体里流动着它的血脉因子。“你可以在塑料购物袋里抵制我，可我在这儿哪！”中国似乎在说。
我从不相信预兆、幽灵、神迹一类的东西，可事到如今，我恐怕该对这档子事重新换个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当生物学家的哥哥打了电话。我问他，宝宝头上的黑头发，从遗传学上来看，是不是比其他头发更中国。我听见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她所有的头发，都有着同样的遗传密码，不管什么颜色，”他叹息说，“颜色跟这事儿没关系。”
“那她怎么会突然长出来一根黑头发呢？”
“那可能是一根变异头发，但可能跟什么中国祖先毫无关系。”他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头发的变异。”
他说话的时候权威感十足，但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对。我告诉自己，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对海生珊瑚特别有兴趣，头发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而且我不喜欢他在讨论他侄女的头发时，如此轻松地说那叫“变异”。我还是被另一件与苏菲头发有关联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因为，尽管有我哥的异议在前，那根头发到底是什么，还得由我来判断。我还得考虑要不要把它给拔了，要是就这么不管它了，说不定它哪天在运动场上跟其他宝宝混战的时候就自己掉了，谁也不会相信它曾跟苏菲的脑袋有过关系。
话是这么说，可看到苏菲的黄色小脑袋上长出了黑色头发，仍然是一件仿佛只有在医学教科书或者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才会出现的事情。贸然将之拔掉，似乎有点遗憾。在拿定主意之前，我打算干另一件事—找人求证。
“太怪异了，”我拖着苏菲到了邻居家，把宝宝的脑袋给她看，她这么说，“你绝对应该把它拔掉。”
“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下一站是小姑子家，她说，“你应该把它留着。”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妈从加州过来玩的时候说。她坐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把苏菲抱在膝盖上，用一根指头扒拉她的头发，“我觉得是你编出来糊弄人的。”
老妈逼我动了手，我决定拔掉它。我飞快地一扯，把头发装入一个塑料口袋，放到了我书房的书架上。这真是可笑、荒谬，根本不像我平常的行事作风，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辈子只碰得到一回的事，是科学怪癖，是对我们抵制活动的冷嘲热讽。张先生似乎总像是遥远历史里的一段失真细节，可他就在这儿，以肉体的形式—姑且这么说吧—附在苏菲的头皮上，尽力最后一搏。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目睹到这样奇迹。
过了几天，我又在苏菲的发际线看到一根中国头发，跟前一根一样，漆黑、不容置疑。我决定把它留着，我已经有证据了，这一回，尽管由张先生去找乐子吧。
ゥゥゥ
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还是有些好处的。穿越客厅的时候，赤脚踩在硬邦邦的玩具上，痛得我大叫一声—这种事，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到了。从前至少一个星期碰到一回。房子里也不再那么乱糟糟了，因为原先的玩具、衣服扔进柜子之后，我没用新的中国商品把地方又占满。当我发现复活节玩具市场并未完全抛弃自己之后，内心充满了力量。我买了一盒子墨西哥产的糖果复活节彩蛋，盒子封面上写着激励人心的口号，比如“远离毒品”，“重视教育”。我们用墨西哥彩蛋和去年剩下的几个中国蛋玩了找蛋蛋游戏。复活节，本年度的第一个中国节，过得很成功。
不过，我碰到一个与抵制相关的新问题：晚上在书房工作，我看不见了。原来的台灯熄火了，由于家里台灯短缺，我在其他房间找不到闲置台灯备用。于是，在截稿期即将到来之前，我坐在漆黑的夜里，就着电脑屏幕的光亮，照亮我的稿子。我尝试了诸多解决办法，包括把眼睛凑得更近一些，用手电照亮书本上记的笔记，但这些补救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我需要一盏台灯，而台灯产自中国—这是我在本地商场连续逛了好几个下午之后得出的无奈结论。
“太怪异了，”我拖着苏菲到了邻居家，把宝宝的脑袋给她看，她这么说，“你绝对应该把它拔掉。”
“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下一站是小姑子家，她说，“你应该把它留着。”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妈从加州过来玩的时候说。她坐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把苏菲抱在膝盖上，用一根指头扒拉她的头发，“我觉得是你编出来糊弄人的。”
老妈逼我动了手，我决定拔掉它。我飞快地一扯，把头发装入一个塑料口袋，放到了我书房的书架上。这真是可笑、荒谬，根本不像我平常的行事作风，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辈子只碰得到一回的事，是科学怪癖，是对我们抵制活动的冷嘲热讽。张先生似乎总像是遥远历史里的一段失真细节，可他就在这儿，以肉体的形式—姑且这么说吧—附在苏菲的头皮上，尽力最后一搏。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目睹到这样奇迹。
过了几天，我又在苏菲的发际线看到一根中国头发，跟前一根一样，漆黑、不容置疑。我决定把它留着，我已经有证据了，这一回，尽管由张先生去找乐子吧。
ゥゥゥ
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还是有些好处的。穿越客厅的时候，赤脚踩在硬邦邦的玩具上，痛得我大叫一声—这种事，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到了。从前至少一个星期碰到一回。房子里也不再那么乱糟糟了，因为原先的玩具、衣服扔进柜子之后，我没用新的中国商品把地方又占满。当我发现复活节玩具市场并未完全抛弃自己之后，内心充满了力量。我买了一盒子墨西哥产的糖果复活节彩蛋，盒子封面上写着激励人心的口号，比如“远离毒品”，“重视教育”。我们用墨西哥彩蛋和去年剩下的几个中国蛋玩了找蛋蛋游戏。复活节，本年度的第一个中国节，过得很成功。
不过，我碰到一个与抵制相关的新问题：晚上在书房工作，我看不见了。原来的台灯熄火了，由于家里台灯短缺，我在其他房间找不到闲置台灯备用。于是，在截稿期即将到来之前，我坐在漆黑的夜里，就着电脑屏幕的光亮，照亮我的稿子。我尝试了诸多解决办法，包括把眼睛凑得更近一些，用手电照亮书本上记的笔记，但这些补救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我需要一盏台灯，而台灯产自中国—这是我在本地商场连续逛了好几个下午之后得出的无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