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 大陆现时某些理论的另类解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02:30
老朽认真拜读了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原来自己活了一大把年纪，居然是喝“狼奶”长大的。老朽决定，现在要和过去彻底决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本着不让后代继续喝狼奶的原则，老朽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入手，加以点评，欲掀起思想界的伟大改革思潮。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慕尼黑条约》
希特勒一直为生活在捷克的德意志人的情况感到担忧，在捷克的德意志人有几百万，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捷克政府不能保护人权，甚至纵容反德行为，扩军备战。人权，多么神圣，和平，多么宝贵。为保护德意志人，在多国努力下，终于签订《慕尼黑条约》，武力避免了。这是一份国际条约，希特勒严格按条约办事，体现出法制精神，和捷克组成一个新德国（“吞并”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应该废弃，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也是如此）。
网络上有 马立诚 先生论抗日战争（唉，老朽受狼奶影响太深，此处应该是“中国治安战”）的话：“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老朽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老朽认为在那时的捷克也是如此情况。德国人一向给人遵守纪律的影响，再说，纳粹的制服多漂亮、形象多好、军事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啊，至今网络上有无数的哈德（纳粹）人士。德国捷克的工业水平（工业文明）要高于当时的中国、日本。所以合并（谢天谢地，此时老朽没有用“tunbing”一词，作者自语。）后捷克和德国完全接轨，由德国引进高素质的行政官员从事国家管理，从德国获得很多订货，也获得了很多机器、技术，和德国技术人员有技术交流，生产任务饱满；在一个国家内，人员来往也废除了繁琐的手续；没有了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养，节省了巨额军费，相对的，用于百姓生活教育、医疗的钱就会增加。
但总有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狂热。 马立诚 先生接着说：“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真是精辟。捷克也有类似的情况。举例，捷克亡命之徒（居然被成为捷克的英雄）从英国非法入境（请注意，是非法入境，跳伞，老朽翻遍所有历史材料，未发现该次飞行向捷克当地航空管制部门的申请）。可以说，除了人是捷克人，其余的一切，包括武器、飞机、行动计划及相应情报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以国家的名义扮演了一个非法入境、杀手的角色。）刺杀了当地的最高官员哈因里希（此人管理才能极高，兴趣广泛），结果导致一个和此事毫无关联的村庄被集体屠杀（罪过，老朽又用这些刺目的意识形态用语，应该是“制裁”。）。显然，没有非法入境刺杀事件，这个村庄在当时不会有此劫难。
希特勒严格执行国际法，堪称楷模（英国有个财团，在捷克有一重要工厂，纳粹兴冲冲去接受时，发现是英资企业，就没有强行接受，完全尊重国际法。）相比清政府那些不知国际法，不守条约，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殴打外国人的百姓和官员，真是好。当然，也有少数官员有国际视野，按国际法、国际惯例办事，和希特勒一样。
关于“奇怪的战争”
希特勒“进出”波兰时（“入侵”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是阶级斗争词汇，不是文明词汇，应该修改），英法因为自己的国际法义务，对德宣战（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条约的典范）。不过西线无战事，史称“奇怪的战争”。但老朽认为，这是严格执行国际法与人的生命、人性、人权之高无上完美融合的典范。两方面都做到完美。老朽认为，应该将其该为“完美的战争”。
关于英国“不列颠空战”
“不列颠空战”是英国大肆吹嘘的空战，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占重要地位。但隐藏在背后有什么呢？
丘吉尔一向喜欢搞战争。在英国举国欢呼《慕尼黑条约》带来一代人的和平时，他却对该条约恶语相加。
丘吉尔当上首相后，好容易把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国，然后立刻对德国关上国门。要知道，德国当时可是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闭关锁国怎么行。德国希望可以自由进出英国，“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袁伟时 教授讲得多好啊，老朽以为是袁伟时文章的点睛之笔。同理，德国人进出英国，在今天是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每天多少人来往两国。德国进出波兰、北欧国家、低地国家、以至进出法国，都出现了一些状况，但很快解决。唯独英国，德国海上力量不行，难以渡海，就从空中进入英国。英国居然不让进。如同在捷克，德国不能忍受这种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不能忍受这种耻辱，闹得天翻地覆，历时数年，兵戎相见。
袁伟时 教授说：“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对照当时的英国、德国，德国实力占优。作为英国，应该找来英国、德国（包括其合并的、占领的东欧、北欧、西欧诸国）的经济数字，各排一列，再找哪怕一个小学生，在其中填大于、等于、小于符号，数数那边多，胜负立判，德国占优。但丘吉尔好战，就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硬要打。结果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遭到大规模轰炸，，人员伤亡惨重，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人心惶惶。据说为了所谓的密码，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和字母，居然付出考文垂一城的代价。丘吉尔，你眼里还有人命关天、还有人性吗？无数英国人民为了你，付出巨大的、毫无必要的代价。看看法国，在维希成立新政府，和德国合作，法国就没有受到这样的轰炸，依旧是田园诗一般的浪漫国度。
再看看蒋介石，为了维护中日和平，不过分刺激日本，不发兵东北，而且派兵剿灭了吉鸿昌等抗日（罪过，应该是反日武装，纵容反日行为显然是不可以的）武装，和日老朽签订了很多协定（如何梅协定等），搞北自治等。 胡适 先生也赞成不抵抗，并认为应该让“满洲国”独立，以获得发展时间。汪精卫分析中日实力，认定应该和而不应该战，于是组织了“低调俱乐部”。最后更是勇敢战出来和日老朽合作，在南京重组政府，维持地方秩序。老朽认为，我们不能用“狼奶”的观点看待所谓的“汉奸”，应该肯定他们是有才气的人（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历史是大大有名），有高级趣味的人，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在和日老朽合作期间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周作人，一直说他是汉奸，不仅共产党说，国民党还判他14年刑。但他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担任伪职（罪过，应该是政府职务）期间，北大的财产未见减少（老朽衷心希望社会精英对日本当局和周作人保护校产的具体行为进行详细的研究，拿转帖 大陆现时某些理论的另类解释 出研究成果以使那些思想陷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狂热的人无话可说。至于留在北大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因未担任伪职，贡献肯定可以忽略不计。）。汪精卫主政期间，南京、上海等繁华地带的高级饭店等也照常营业，老百姓还在务农、经商、工厂还在开工、学校也在上课，至少头上没有炸弹掉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就是日老朽，还在中国开设工厂，新办工业（如钢铁厂、军服工厂等），将现代工业文明引进中国。
比较一下，丘吉尔真是战争狂人。
若干年前，有一电影《伦敦上空的鹰》，讲的就是不列颠空战。该片的恶劣程度和“狼奶”教科书绝对有得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真惨，早点停战议和不久没事了，生命得以保全。有几个德国人跟着到了英国，前面说了，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不就是几个德国人非法越境吗？英国居然大动干戈，四处搜捕，搞得大家在战争时期仅有的一点娱乐时间都被打扰，隐私受到严重侵犯。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德国人不就是要破坏雷达吗？雷达是国家财产，又不是谁的私产，再值钱的财产能和人的命比吗？破坏就破坏吧，为什么要追杀他们？结果，德国人全部死亡。英国人也死了很多。这样的影片，居然引进放映，真是觉得喂“狼奶”不够，还要喂“狼食”。
关于英美的战略大轰炸
英美对德国的轰炸，在西方评价很高。事实如何？其实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悲剧。英美对德国的大轰炸，如同 袁伟时 教授对义和团运动分析的那样，是对德国人、德国文明成果的盲目仇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极端敌视的极端愚昧的野蛮过程。破坏程度、野蛮程度和手拿原始工具的义和团是天壤之别。
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重要国家，工农业发达，科技领先，人文荟萃，GDP很高。那时的轰炸有对城市的轰炸，所以大轰炸是一种对德国人、德国文明的盲目的仇视轰炸。德国人的生活的困苦难以想象。
再让我们看看英美重要的轰炸目标，有油田和石油工厂（众所周之，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不能想象没有石油的现代社会），有轴承工厂（无法想象没有轴承的机器，更无法想象没有机器的社会，那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倒退300年），有飞机制造厂（航空工业是但是最尖端的工业），兵工厂（人类几乎所有技术成就都首先用于军事，兵工厂内有大量的熟练工人）。而且英美轰炸了德国火箭研究基底，火箭工业至今都是最尖端的工业，当时还在襁褓中，应该妥善照顾，英美居然对其轰炸。另外，德国还在研究原子能，英国居然炸了挪威的重水工厂，还将花费巨额资金生产的重水炸入湖水中。这些野蛮的毁坏现代最尖端工业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文明社会文明人最最强烈的谴责，并追究其责任。任何尊重技术尊重文明的人，都会赞成这一点。
转自台湾人论坛二马p同名文章老朽认真拜读了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原来自己活了一大把年纪，居然是喝“狼奶”长大的。老朽决定，现在要和过去彻底决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本着不让后代继续喝狼奶的原则，老朽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入手，加以点评，欲掀起思想界的伟大改革思潮。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慕尼黑条约》
希特勒一直为生活在捷克的德意志人的情况感到担忧，在捷克的德意志人有几百万，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捷克政府不能保护人权，甚至纵容反德行为，扩军备战。人权，多么神圣，和平，多么宝贵。为保护德意志人，在多国努力下，终于签订《慕尼黑条约》，武力避免了。这是一份国际条约，希特勒严格按条约办事，体现出法制精神，和捷克组成一个新德国（“吞并”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应该废弃，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也是如此）。
网络上有 马立诚 先生论抗日战争（唉，老朽受狼奶影响太深，此处应该是“中国治安战”）的话：“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老朽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老朽认为在那时的捷克也是如此情况。德国人一向给人遵守纪律的影响，再说，纳粹的制服多漂亮、形象多好、军事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啊，至今网络上有无数的哈德（纳粹）人士。德国捷克的工业水平（工业文明）要高于当时的中国、日本。所以合并（谢天谢地，此时老朽没有用“tunbing”一词，作者自语。）后捷克和德国完全接轨，由德国引进高素质的行政官员从事国家管理，从德国获得很多订货，也获得了很多机器、技术，和德国技术人员有技术交流，生产任务饱满；在一个国家内，人员来往也废除了繁琐的手续；没有了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养，节省了巨额军费，相对的，用于百姓生活教育、医疗的钱就会增加。
但总有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狂热。 马立诚 先生接着说：“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真是精辟。捷克也有类似的情况。举例，捷克亡命之徒（居然被成为捷克的英雄）从英国非法入境（请注意，是非法入境，跳伞，老朽翻遍所有历史材料，未发现该次飞行向捷克当地航空管制部门的申请）。可以说，除了人是捷克人，其余的一切，包括武器、飞机、行动计划及相应情报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以国家的名义扮演了一个非法入境、杀手的角色。）刺杀了当地的最高官员哈因里希（此人管理才能极高，兴趣广泛），结果导致一个和此事毫无关联的村庄被集体屠杀（罪过，老朽又用这些刺目的意识形态用语，应该是“制裁”。）。显然，没有非法入境刺杀事件，这个村庄在当时不会有此劫难。
希特勒严格执行国际法，堪称楷模（英国有个财团，在捷克有一重要工厂，纳粹兴冲冲去接受时，发现是英资企业，就没有强行接受，完全尊重国际法。）相比清政府那些不知国际法，不守条约，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殴打外国人的百姓和官员，真是好。当然，也有少数官员有国际视野，按国际法、国际惯例办事，和希特勒一样。
关于“奇怪的战争”
希特勒“进出”波兰时（“入侵”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是阶级斗争词汇，不是文明词汇，应该修改），英法因为自己的国际法义务，对德宣战（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条约的典范）。不过西线无战事，史称“奇怪的战争”。但老朽认为，这是严格执行国际法与人的生命、人性、人权之高无上完美融合的典范。两方面都做到完美。老朽认为，应该将其该为“完美的战争”。
关于英国“不列颠空战”
“不列颠空战”是英国大肆吹嘘的空战，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占重要地位。但隐藏在背后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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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教授说：“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对照当时的英国、德国，德国实力占优。作为英国，应该找来英国、德国（包括其合并的、占领的东欧、北欧、西欧诸国）的经济数字，各排一列，再找哪怕一个小学生，在其中填大于、等于、小于符号，数数那边多，胜负立判，德国占优。但丘吉尔好战，就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硬要打。结果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遭到大规模轰炸，，人员伤亡惨重，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人心惶惶。据说为了所谓的密码，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和字母，居然付出考文垂一城的代价。丘吉尔，你眼里还有人命关天、还有人性吗？无数英国人民为了你，付出巨大的、毫无必要的代价。看看法国，在维希成立新政府，和德国合作，法国就没有受到这样的轰炸，依旧是田园诗一般的浪漫国度。
再看看蒋介石，为了维护中日和平，不过分刺激日本，不发兵东北，而且派兵剿灭了吉鸿昌等抗日（罪过，应该是反日武装，纵容反日行为显然是不可以的）武装，和日老朽签订了很多协定（如何梅协定等），搞北自治等。 胡适 先生也赞成不抵抗，并认为应该让“满洲国”独立，以获得发展时间。汪精卫分析中日实力，认定应该和而不应该战，于是组织了“低调俱乐部”。最后更是勇敢战出来和日老朽合作，在南京重组政府，维持地方秩序。老朽认为，我们不能用“狼奶”的观点看待所谓的“汉奸”，应该肯定他们是有才气的人（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历史是大大有名），有高级趣味的人，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在和日老朽合作期间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周作人，一直说他是汉奸，不仅共产党说，国民党还判他14年刑。但他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担任伪职（罪过，应该是政府职务）期间，北大的财产未见减少（老朽衷心希望社会精英对日本当局和周作人保护校产的具体行为进行详细的研究，拿转帖 大陆现时某些理论的另类解释 出研究成果以使那些思想陷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狂热的人无话可说。至于留在北大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因未担任伪职，贡献肯定可以忽略不计。）。汪精卫主政期间，南京、上海等繁华地带的高级饭店等也照常营业，老百姓还在务农、经商、工厂还在开工、学校也在上课，至少头上没有炸弹掉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就是日老朽，还在中国开设工厂，新办工业（如钢铁厂、军服工厂等），将现代工业文明引进中国。
比较一下，丘吉尔真是战争狂人。
若干年前，有一电影《伦敦上空的鹰》，讲的就是不列颠空战。该片的恶劣程度和“狼奶”教科书绝对有得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真惨，早点停战议和不久没事了，生命得以保全。有几个德国人跟着到了英国，前面说了，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不就是几个德国人非法越境吗？英国居然大动干戈，四处搜捕，搞得大家在战争时期仅有的一点娱乐时间都被打扰，隐私受到严重侵犯。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德国人不就是要破坏雷达吗？雷达是国家财产，又不是谁的私产，再值钱的财产能和人的命比吗？破坏就破坏吧，为什么要追杀他们？结果，德国人全部死亡。英国人也死了很多。这样的影片，居然引进放映，真是觉得喂“狼奶”不够，还要喂“狼食”。
关于英美的战略大轰炸
英美对德国的轰炸，在西方评价很高。事实如何？其实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悲剧。英美对德国的大轰炸，如同 袁伟时 教授对义和团运动分析的那样，是对德国人、德国文明成果的盲目仇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极端敌视的极端愚昧的野蛮过程。破坏程度、野蛮程度和手拿原始工具的义和团是天壤之别。
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重要国家，工农业发达，科技领先，人文荟萃，GDP很高。那时的轰炸有对城市的轰炸，所以大轰炸是一种对德国人、德国文明的盲目的仇视轰炸。德国人的生活的困苦难以想象。
再让我们看看英美重要的轰炸目标，有油田和石油工厂（众所周之，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不能想象没有石油的现代社会），有轴承工厂（无法想象没有轴承的机器，更无法想象没有机器的社会，那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倒退300年），有飞机制造厂（航空工业是但是最尖端的工业），兵工厂（人类几乎所有技术成就都首先用于军事，兵工厂内有大量的熟练工人）。而且英美轰炸了德国火箭研究基底，火箭工业至今都是最尖端的工业，当时还在襁褓中，应该妥善照顾，英美居然对其轰炸。另外，德国还在研究原子能，英国居然炸了挪威的重水工厂，还将花费巨额资金生产的重水炸入湖水中。这些野蛮的毁坏现代最尖端工业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文明社会文明人最最强烈的谴责，并追究其责任。任何尊重技术尊重文明的人，都会赞成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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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慕尼黑条约》
希特勒一直为生活在捷克的德意志人的情况感到担忧，在捷克的德意志人有几百万，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捷克政府不能保护人权，甚至纵容反德行为，扩军备战。人权，多么神圣，和平，多么宝贵。为保护德意志人，在多国努力下，终于签订《慕尼黑条约》，武力避免了。这是一份国际条约，希特勒严格按条约办事，体现出法制精神，和捷克组成一个新德国（“吞并”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应该废弃，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也是如此）。
网络上有 马立诚 先生论抗日战争（唉，老朽受狼奶影响太深，此处应该是“中国治安战”）的话：“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老朽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老朽认为在那时的捷克也是如此情况。德国人一向给人遵守纪律的影响，再说，纳粹的制服多漂亮、形象多好、军事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啊，至今网络上有无数的哈德（纳粹）人士。德国捷克的工业水平（工业文明）要高于当时的中国、日本。所以合并（谢天谢地，此时老朽没有用“tunbing”一词，作者自语。）后捷克和德国完全接轨，由德国引进高素质的行政官员从事国家管理，从德国获得很多订货，也获得了很多机器、技术，和德国技术人员有技术交流，生产任务饱满；在一个国家内，人员来往也废除了繁琐的手续；没有了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养，节省了巨额军费，相对的，用于百姓生活教育、医疗的钱就会增加。
但总有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狂热。 马立诚 先生接着说：“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真是精辟。捷克也有类似的情况。举例，捷克亡命之徒（居然被成为捷克的英雄）从英国非法入境（请注意，是非法入境，跳伞，老朽翻遍所有历史材料，未发现该次飞行向捷克当地航空管制部门的申请）。可以说，除了人是捷克人，其余的一切，包括武器、飞机、行动计划及相应情报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以国家的名义扮演了一个非法入境、杀手的角色。）刺杀了当地的最高官员哈因里希（此人管理才能极高，兴趣广泛），结果导致一个和此事毫无关联的村庄被集体屠杀（罪过，老朽又用这些刺目的意识形态用语，应该是“制裁”。）。显然，没有非法入境刺杀事件，这个村庄在当时不会有此劫难。
希特勒严格执行国际法，堪称楷模（英国有个财团，在捷克有一重要工厂，纳粹兴冲冲去接受时，发现是英资企业，就没有强行接受，完全尊重国际法。）相比清政府那些不知国际法，不守条约，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殴打外国人的百姓和官员，真是好。当然，也有少数官员有国际视野，按国际法、国际惯例办事，和希特勒一样。
关于“奇怪的战争”
希特勒“进出”波兰时（“入侵”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是阶级斗争词汇，不是文明词汇，应该修改），英法因为自己的国际法义务，对德宣战（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条约的典范）。不过西线无战事，史称“奇怪的战争”。但老朽认为，这是严格执行国际法与人的生命、人性、人权之高无上完美融合的典范。两方面都做到完美。老朽认为，应该将其该为“完美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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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空战”是英国大肆吹嘘的空战，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占重要地位。但隐藏在背后有什么呢？
丘吉尔一向喜欢搞战争。在英国举国欢呼《慕尼黑条约》带来一代人的和平时，他却对该条约恶语相加。
丘吉尔当上首相后，好容易把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国，然后立刻对德国关上国门。要知道，德国当时可是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闭关锁国怎么行。德国希望可以自由进出英国，“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袁伟时 教授讲得多好啊，老朽以为是袁伟时文章的点睛之笔。同理，德国人进出英国，在今天是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每天多少人来往两国。德国进出波兰、北欧国家、低地国家、以至进出法国，都出现了一些状况，但很快解决。唯独英国，德国海上力量不行，难以渡海，就从空中进入英国。英国居然不让进。如同在捷克，德国不能忍受这种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不能忍受这种耻辱，闹得天翻地覆，历时数年，兵戎相见。
袁伟时 教授说：“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对照当时的英国、德国，德国实力占优。作为英国，应该找来英国、德国（包括其合并的、占领的东欧、北欧、西欧诸国）的经济数字，各排一列，再找哪怕一个小学生，在其中填大于、等于、小于符号，数数那边多，胜负立判，德国占优。但丘吉尔好战，就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硬要打。结果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遭到大规模轰炸，，人员伤亡惨重，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人心惶惶。据说为了所谓的密码，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和字母，居然付出考文垂一城的代价。丘吉尔，你眼里还有人命关天、还有人性吗？无数英国人民为了你，付出巨大的、毫无必要的代价。看看法国，在维希成立新政府，和德国合作，法国就没有受到这样的轰炸，依旧是田园诗一般的浪漫国度。
再看看蒋介石，为了维护中日和平，不过分刺激日本，不发兵东北，而且派兵剿灭了吉鸿昌等抗日（罪过，应该是反日武装，纵容反日行为显然是不可以的）武装，和日老朽签订了很多协定（如何梅协定等），搞北自治等。 胡适 先生也赞成不抵抗，并认为应该让“满洲国”独立，以获得发展时间。汪精卫分析中日实力，认定应该和而不应该战，于是组织了“低调俱乐部”。最后更是勇敢战出来和日老朽合作，在南京重组政府，维持地方秩序。老朽认为，我们不能用“狼奶”的观点看待所谓的“汉奸”，应该肯定他们是有才气的人（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历史是大大有名），有高级趣味的人，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在和日老朽合作期间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周作人，一直说他是汉奸，不仅共产党说，国民党还判他14年刑。但他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担任伪职（罪过，应该是政府职务）期间，北大的财产未见减少（老朽衷心希望社会精英对日本当局和周作人保护校产的具体行为进行详细的研究，拿转帖 大陆现时某些理论的另类解释 出研究成果以使那些思想陷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狂热的人无话可说。至于留在北大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因未担任伪职，贡献肯定可以忽略不计。）。汪精卫主政期间，南京、上海等繁华地带的高级饭店等也照常营业，老百姓还在务农、经商、工厂还在开工、学校也在上课，至少头上没有炸弹掉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就是日老朽，还在中国开设工厂，新办工业（如钢铁厂、军服工厂等），将现代工业文明引进中国。
比较一下，丘吉尔真是战争狂人。
若干年前，有一电影《伦敦上空的鹰》，讲的就是不列颠空战。该片的恶劣程度和“狼奶”教科书绝对有得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真惨，早点停战议和不久没事了，生命得以保全。有几个德国人跟着到了英国，前面说了，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不就是几个德国人非法越境吗？英国居然大动干戈，四处搜捕，搞得大家在战争时期仅有的一点娱乐时间都被打扰，隐私受到严重侵犯。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德国人不就是要破坏雷达吗？雷达是国家财产，又不是谁的私产，再值钱的财产能和人的命比吗？破坏就破坏吧，为什么要追杀他们？结果，德国人全部死亡。英国人也死了很多。这样的影片，居然引进放映，真是觉得喂“狼奶”不够，还要喂“狼食”。
关于英美的战略大轰炸
英美对德国的轰炸，在西方评价很高。事实如何？其实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悲剧。英美对德国的大轰炸，如同 袁伟时 教授对义和团运动分析的那样，是对德国人、德国文明成果的盲目仇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极端敌视的极端愚昧的野蛮过程。破坏程度、野蛮程度和手拿原始工具的义和团是天壤之别。
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重要国家，工农业发达，科技领先，人文荟萃，GDP很高。那时的轰炸有对城市的轰炸，所以大轰炸是一种对德国人、德国文明的盲目的仇视轰炸。德国人的生活的困苦难以想象。
再让我们看看英美重要的轰炸目标，有油田和石油工厂（众所周之，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不能想象没有石油的现代社会），有轴承工厂（无法想象没有轴承的机器，更无法想象没有机器的社会，那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倒退300年），有飞机制造厂（航空工业是但是最尖端的工业），兵工厂（人类几乎所有技术成就都首先用于军事，兵工厂内有大量的熟练工人）。而且英美轰炸了德国火箭研究基底，火箭工业至今都是最尖端的工业，当时还在襁褓中，应该妥善照顾，英美居然对其轰炸。另外，德国还在研究原子能，英国居然炸了挪威的重水工厂，还将花费巨额资金生产的重水炸入湖水中。这些野蛮的毁坏现代最尖端工业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文明社会文明人最最强烈的谴责，并追究其责任。任何尊重技术尊重文明的人，都会赞成这一点。
转自台湾人论坛二马p同名文章老朽认真拜读了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原来自己活了一大把年纪，居然是喝“狼奶”长大的。老朽决定，现在要和过去彻底决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本着不让后代继续喝狼奶的原则，老朽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入手，加以点评，欲掀起思想界的伟大改革思潮。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慕尼黑条约》
希特勒一直为生活在捷克的德意志人的情况感到担忧，在捷克的德意志人有几百万，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捷克政府不能保护人权，甚至纵容反德行为，扩军备战。人权，多么神圣，和平，多么宝贵。为保护德意志人，在多国努力下，终于签订《慕尼黑条约》，武力避免了。这是一份国际条约，希特勒严格按条约办事，体现出法制精神，和捷克组成一个新德国（“吞并”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应该废弃，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也是如此）。
网络上有 马立诚 先生论抗日战争（唉，老朽受狼奶影响太深，此处应该是“中国治安战”）的话：“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老朽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老朽认为在那时的捷克也是如此情况。德国人一向给人遵守纪律的影响，再说，纳粹的制服多漂亮、形象多好、军事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啊，至今网络上有无数的哈德（纳粹）人士。德国捷克的工业水平（工业文明）要高于当时的中国、日本。所以合并（谢天谢地，此时老朽没有用“tunbing”一词，作者自语。）后捷克和德国完全接轨，由德国引进高素质的行政官员从事国家管理，从德国获得很多订货，也获得了很多机器、技术，和德国技术人员有技术交流，生产任务饱满；在一个国家内，人员来往也废除了繁琐的手续；没有了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养，节省了巨额军费，相对的，用于百姓生活教育、医疗的钱就会增加。
但总有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狂热。 马立诚 先生接着说：“但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是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甚至是没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与现在的巴以局势十分类似。”真是精辟。捷克也有类似的情况。举例，捷克亡命之徒（居然被成为捷克的英雄）从英国非法入境（请注意，是非法入境，跳伞，老朽翻遍所有历史材料，未发现该次飞行向捷克当地航空管制部门的申请）。可以说，除了人是捷克人，其余的一切，包括武器、飞机、行动计划及相应情报都是英国提供的，英国以国家的名义扮演了一个非法入境、杀手的角色。）刺杀了当地的最高官员哈因里希（此人管理才能极高，兴趣广泛），结果导致一个和此事毫无关联的村庄被集体屠杀（罪过，老朽又用这些刺目的意识形态用语，应该是“制裁”。）。显然，没有非法入境刺杀事件，这个村庄在当时不会有此劫难。
希特勒严格执行国际法，堪称楷模（英国有个财团，在捷克有一重要工厂，纳粹兴冲冲去接受时，发现是英资企业，就没有强行接受，完全尊重国际法。）相比清政府那些不知国际法，不守条约，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殴打外国人的百姓和官员，真是好。当然，也有少数官员有国际视野，按国际法、国际惯例办事，和希特勒一样。
关于“奇怪的战争”
希特勒“进出”波兰时（“入侵”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意识形态太明显，是阶级斗争词汇，不是文明词汇，应该修改），英法因为自己的国际法义务，对德宣战（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条约的典范）。不过西线无战事，史称“奇怪的战争”。但老朽认为，这是严格执行国际法与人的生命、人性、人权之高无上完美融合的典范。两方面都做到完美。老朽认为，应该将其该为“完美的战争”。
关于英国“不列颠空战”
“不列颠空战”是英国大肆吹嘘的空战，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占重要地位。但隐藏在背后有什么呢？
丘吉尔一向喜欢搞战争。在英国举国欢呼《慕尼黑条约》带来一代人的和平时，他却对该条约恶语相加。
丘吉尔当上首相后，好容易把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国，然后立刻对德国关上国门。要知道，德国当时可是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闭关锁国怎么行。德国希望可以自由进出英国，“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袁伟时 教授讲得多好啊，老朽以为是袁伟时文章的点睛之笔。同理，德国人进出英国，在今天是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每天多少人来往两国。德国进出波兰、北欧国家、低地国家、以至进出法国，都出现了一些状况，但很快解决。唯独英国，德国海上力量不行，难以渡海，就从空中进入英国。英国居然不让进。如同在捷克，德国不能忍受这种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不能忍受这种耻辱，闹得天翻地覆，历时数年，兵戎相见。
袁伟时 教授说：“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对照当时的英国、德国，德国实力占优。作为英国，应该找来英国、德国（包括其合并的、占领的东欧、北欧、西欧诸国）的经济数字，各排一列，再找哪怕一个小学生，在其中填大于、等于、小于符号，数数那边多，胜负立判，德国占优。但丘吉尔好战，就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硬要打。结果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遭到大规模轰炸，，人员伤亡惨重，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人心惶惶。据说为了所谓的密码，几个冷冰冰的数字和字母，居然付出考文垂一城的代价。丘吉尔，你眼里还有人命关天、还有人性吗？无数英国人民为了你，付出巨大的、毫无必要的代价。看看法国，在维希成立新政府，和德国合作，法国就没有受到这样的轰炸，依旧是田园诗一般的浪漫国度。
再看看蒋介石，为了维护中日和平，不过分刺激日本，不发兵东北，而且派兵剿灭了吉鸿昌等抗日（罪过，应该是反日武装，纵容反日行为显然是不可以的）武装，和日老朽签订了很多协定（如何梅协定等），搞北自治等。 胡适 先生也赞成不抵抗，并认为应该让“满洲国”独立，以获得发展时间。汪精卫分析中日实力，认定应该和而不应该战，于是组织了“低调俱乐部”。最后更是勇敢战出来和日老朽合作，在南京重组政府，维持地方秩序。老朽认为，我们不能用“狼奶”的观点看待所谓的“汉奸”，应该肯定他们是有才气的人（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历史是大大有名），有高级趣味的人，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在和日老朽合作期间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周作人，一直说他是汉奸，不仅共产党说，国民党还判他14年刑。但他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担任伪职（罪过，应该是政府职务）期间，北大的财产未见减少（老朽衷心希望社会精英对日本当局和周作人保护校产的具体行为进行详细的研究，拿转帖 大陆现时某些理论的另类解释 出研究成果以使那些思想陷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狂热的人无话可说。至于留在北大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因未担任伪职，贡献肯定可以忽略不计。）。汪精卫主政期间，南京、上海等繁华地带的高级饭店等也照常营业，老百姓还在务农、经商、工厂还在开工、学校也在上课，至少头上没有炸弹掉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就是日老朽，还在中国开设工厂，新办工业（如钢铁厂、军服工厂等），将现代工业文明引进中国。
比较一下，丘吉尔真是战争狂人。
若干年前，有一电影《伦敦上空的鹰》，讲的就是不列颠空战。该片的恶劣程度和“狼奶”教科书绝对有得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真惨，早点停战议和不久没事了，生命得以保全。有几个德国人跟着到了英国，前面说了，这根本算不上一回事。不就是几个德国人非法越境吗？英国居然大动干戈，四处搜捕，搞得大家在战争时期仅有的一点娱乐时间都被打扰，隐私受到严重侵犯。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德国人不就是要破坏雷达吗？雷达是国家财产，又不是谁的私产，再值钱的财产能和人的命比吗？破坏就破坏吧，为什么要追杀他们？结果，德国人全部死亡。英国人也死了很多。这样的影片，居然引进放映，真是觉得喂“狼奶”不够，还要喂“狼食”。
关于英美的战略大轰炸
英美对德国的轰炸，在西方评价很高。事实如何？其实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悲剧。英美对德国的大轰炸，如同 袁伟时 教授对义和团运动分析的那样，是对德国人、德国文明成果的盲目仇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极端敌视的极端愚昧的野蛮过程。破坏程度、野蛮程度和手拿原始工具的义和团是天壤之别。
德国是欧洲大陆上的重要国家，工农业发达，科技领先，人文荟萃，GDP很高。那时的轰炸有对城市的轰炸，所以大轰炸是一种对德国人、德国文明的盲目的仇视轰炸。德国人的生活的困苦难以想象。
再让我们看看英美重要的轰炸目标，有油田和石油工厂（众所周之，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不能想象没有石油的现代社会），有轴承工厂（无法想象没有轴承的机器，更无法想象没有机器的社会，那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倒退300年），有飞机制造厂（航空工业是但是最尖端的工业），兵工厂（人类几乎所有技术成就都首先用于军事，兵工厂内有大量的熟练工人）。而且英美轰炸了德国火箭研究基底，火箭工业至今都是最尖端的工业，当时还在襁褓中，应该妥善照顾，英美居然对其轰炸。另外，德国还在研究原子能，英国居然炸了挪威的重水工厂，还将花费巨额资金生产的重水炸入湖水中。这些野蛮的毁坏现代最尖端工业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文明社会文明人最最强烈的谴责，并追究其责任。任何尊重技术尊重文明的人，都会赞成这一点。
转自台湾人论坛二马p同名文章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偶准备去看一看，这个袁伟时很有名，2006年弄出了《冰点》事件。大家可以百度一下:b
哈哈。
好文。很是犀利，突然想起了上海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听说都不教啥具体的国家民族文明发展脉络啥的，改什么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啥的，甚是和谐，不知执行如何？该书具体成效怎样？
好文。很是犀利，突然想起了上海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听说都不教啥具体的国家民族文明发展脉络啥的，改什么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啥的，甚是和谐，不知执行如何？该书具体成效怎样？
其实……包括“狼奶”这个名词本身，都是经过“精英”异化的。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街头，人们随处可以看到与狼有关的雕像。走进罗马卡彼托林博物馆，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一尊母狼的青铜雕像上。这只母狼两耳竖起，嘴巴微张，尖牙半露，圆睁的双眼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在它的腹下，有两个可爱的男婴，他们仰着头，正在吮吸着母狼的乳汁。据说，那两个吃狼奶的孩子就是罗马人的祖先。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呢。
传说希腊人用十年时间攻陷了特洛伊城。有些特洛伊人侥幸逃脱出来，他们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上。当他们在台伯河上岸后，发现这里森林密布，土壤肥沃。于是，这些特洛伊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亚尔巴龙伽。
许多年后，亚尔巴龙伽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当时的亚尔巴龙伽王的弟弟阿穆留斯篡夺了王位。阿穆留斯并不害怕老朽无能的哥哥，所以留下了他的性命。他担心的只是哥哥的后代报仇。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不顾罪上加罪，在一次狩猎时，杀害了他哥哥的儿子；还强迫他哥哥的女儿西尔维亚到庙里去当女祭司，而女祭司是不能结婚的。他以为这样一来，他的哥哥就不会有后代，他的王位就稳固了。
可是，由于神意的安排，战神玛尔斯竟来和西尔维亚结合，使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阿穆留斯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惊恐，下令处死孩子的妈妈，并让一个女奴将双胞胎扔到台伯河去，以防他们长大后复仇。
这时台伯河正在泛滥，大水不断上涨，沿岸白浪滔滔。女奴不敢走到水里，她把装着孩子的篮子放在河水边就走开了。她心想，河水再涨高些，孩子就会被水淹死。可是河水并没有冲走篮子，反而把篮子冲到岸边。
这时，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头母狼来到河边喝水，它发现了正在啼哭的孩子，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慈爱地用舌头舔干他们的泪水，温存地用奶水把他们喂饱。不久，一个牧羊人看到这神奇的景象，十分惊讶，他把两个孩子带回自己家中抚养，给他们起了名字，一个叫罗慕路斯，一个叫勒莫。
后来，牧羊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弄清这对双胞胎男孩原来是老国王的后代。为了孩子的安全，牧羊人对此一直守口如瓶，从未对别人讲起过此事。
在牧羊人的精心养育下，这对孪生兄弟长大了。他们健壮勇敢，力大无比，武艺出众。直到这时，牧羊人才把他们的身世秘密告诉了他们。兄弟俩听了以后，决心杀死阿穆留斯，为自己的母亲和舅舅报仇雪恨。
两兄弟同心协力，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杀死了阿穆留斯。他们又找到了隐居乡间的外公，把王国的政权交还给他。罗慕路斯和勒莫做完这些事后，不愿再留在亚尔巴龙伽，决定到他们得救的地方——帕拉丁山冈建立一座新城。
可是，他们俩在建城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争执的原因是，他俩是孪生，该用谁的名字命名新城，由谁统治这个城市呢？两个人争吵起来，越吵越厉害，失去理智的罗慕路斯竟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弟弟。接着，他把勒莫埋葬在与帕拉丁山遥遥相对的阿芬相山。
之后罗慕路斯举行了新城的奠基仪式。他把一对公牛和母牛套在犁上，赶着它们绕着帕拉丁山冈，犁出了一道深深的犁沟。到了预定开设城的地方，他把犁头抬起，城墙的轮廓就这样确定了下来。罗慕路斯成为这新城之王。他还用自己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罗马城。据说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这一天也成了罗马人的开国纪念日。
在忽略了基本的原则前提之下，说什么都是没有苍白的．
看来中国人的劣根一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日本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全面殖民统治，已经造就了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的感情．
这方面还真佩服棒子，人家被殖民的历史也不短，对日本的态度那么坚定．
看来中国人的劣根一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日本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全面殖民统治，已经造就了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的感情．
这方面还真佩服棒子，人家被殖民的历史也不短，对日本的态度那么坚定．
原帖由 点水族 于 2008-9-6 22:06 发表
在忽略了基本的原则前提之下，说什么都是没有苍白的．
看来中国人的劣根一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日本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全面殖民统治，已经造就了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的感情．
这方面还真 ...
其实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造成的,是一部分JY的劣根性造成的,完了以后还污蔑说中国人的劣根性........
原帖由 xsxsxs123456 于 2008-9-6 22:44 发表
其实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造成的,是一部分JY的劣根性造成的,完了以后还污蔑说中国人的劣根性........
哎~~~这么长时间了，xsxsxs123456先生的这句话还是值得顶一下的
给大家找来袁伟时的原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大家自己看一看吧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篇幅太长，补发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偶以前虽然对袁教授的某些思想是支持的，但对他2006年的这篇文章实在不敢苟同
原帖由 点水族 于 2008-9-6 22:06 发表
在忽略了基本的原则前提之下，说什么都是没有苍白的．
看来中国人的劣根一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日本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全面殖民统治，已经造就了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的感情．
这方面还真 ...
其实这是一名大陆网友在台湾人论坛发的:L
下面转发一些网友对袁的批驳
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龚书铎
近日读到一篇题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作者袁伟时，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为靶子，选取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两件事为抨击的例子，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章说：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
文章列举了一些史料来论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英法等西方列强挑起的侵略战争，而是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造成的，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现有条约”（按：指不平等条约）。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按照文章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是他们自己，如外国传教士就未遵守条约规定，随意到内地传教。所请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事件”，就是因此引起的。法国与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无非以此为借口，没有“马神甫事件”，它也会另找借口。况且当时的所谓国际法，是按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制订的，它维护不平等条约。西方对外侵略扩张，也不是按国际法行事。如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出兵占胶洲湾等等，又是哪一条国际法的规定？按照文章的逻辑，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人民长期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斗争都是“违约”的，是“愚蠢”的；而义和团的“最恨和约”——痛恨不平等条约起而反对帝国主义则更是“罪恶行径”。列强在近代之所以屡屡发动对华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由它们的殖民扩张政策所决定的，而非中国人的反抗使然，更不是信守条约、逆来顺受就可以避免的。实际上，从晚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往往是一再退让，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但最终却总是被一步步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不得不起而抵抗。
关于义和团运动，文章说：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作者的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进行这场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振振有辞。可是，他忘记或者回避了义和团运动又是谁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剥削、烧杀抢掠在前，才有义和团被迫反抗在后。义和团的揭贴说：“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恨“洋鬼子”，为什么要起来反抗，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战的根本原因。义和团存在着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错误，被作者说成是犯下了“肆意摧毁现代文明”的滔天大罪。当年八国联军侵略者也是这样说的，是“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作者可谓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可是，列宁对于义和团运动则是另一种说法：“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l卷第278-279页）不同的立场、观点，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义和团运动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外国的教会势力，但是，在历史上，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早就传入了中国，却并未出现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其中原因，显而易见。只要不是偏见过甚，就连义和团的敌人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义和团运动时期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柴武郎（后升任大将），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对于战争的起因，他的分析是：“近年来，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当时德国《柏林民报》发表的文章也认为，“外国人至中国，元非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此系中国神人所共愤之事……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为何分人之国，为何强使华人购买西之物”。“不能因此而怨华民也”。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当时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支持义和团，题目就叫《我也是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认为，由义和团反抗所反映出的民气可以断定，瓜分中国实为下策。我们面前的这篇文章却说，这只是瓦德西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德国政府，“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八国联军侵华最后未能实现瓜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义和团反侵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力量。不仅是瓦德西这样认为，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吃也。”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讨论对华方针时说：“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因此，“吾英宜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团结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外国统治者”，“将到处呈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值得吗？”
对于义和团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所起的作用，孙中山曾说：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喜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篇文章否定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所要消灭的恰恰是孙中山提倡的这种民族思想、民族精神。
“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 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所谓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它却终究被瓜分了。这是因为列强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都是可凭协商或战争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有效的武装斗争。
文章作者认为像义和团运动既破坏了国际条约，又摧毁了现代文明，“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真是罪大恶极。按照作者开出来的办法，就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乞求帝国主义修改条约，而不能反抗。它们不改，只好忍受，只能当“顺民”。
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
文章的作者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否定革命，主张中国近代的任务就是向西方学习，搞现代化。他说：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
文章的观点很明确，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要走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即“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这就是说，革命（或暴力反抗）是不必要也是错误的，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去搞改革，实现现代化。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1938年蒋廷黻写的《中国近代史》中就已经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化吗？”他的意思是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实现西洋化。蒋出版此书，正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却不要中国人民去抗日，而是去实现现代化、西洋化。袁伟时的说法与蒋廷黻如出一辙。党的十五大文件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国家繁荣富强”就是实现现代化，二者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可能实现后者。
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
文章说，日本教科书问题，“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是政府行为。作者说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中国的罪行是“缺乏忏悔意识”，说明“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同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于“反洋人”、“杀洋人”也“缺乏忏悔意识”，也说明“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由此，文章攻击我们党提倡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说：“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按：这是歪曲和污蔑，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文章的意思是说，今天提倡爱国主义，是在“盲目煽动民族情绪”，是传统文化中的“严华夷之辨”的余毒未消，是非理性化的，不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何对待中国，都“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理性化）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
作者甚至说，不能让国民性理性、宽容内在化，是“制度环境”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是公然指责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吃人的狼”，而且是以之来教育青少年——让他们吃“狼奶”，也成为“吃人的狼”。
文章所谓“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并不仅限于近代中国，实际上其最终的指向是现在，也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在他于2003年再版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中都已经写过。他发表于2005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的《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一文也有表述。* 联系他的这些著作所阐发的观点来看，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其用意所在。他借美化清末“新政”来鼓吹“‘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按：指西方资本主义）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这里所说的“历史必由之路”不是别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把改革开放以来为完善社会主义立法、司法而进行的改革与清末新政的法律改革相提并论，把它说成是“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如此歪曲历史，混淆其根本区别，无非是想证明他所鼓吹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
此人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并不奇怪，亦不陌生，因为从他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专著中，我们看到过更为系统、直白的论述。他的一系列观点，不过是近年来流行一时的试图否定革命、改写中国近现代史错误思潮的一种反映。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中国青年报》为何会如此慷慨地提供版面，使之谬种流传
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龚书铎
近日读到一篇题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作者袁伟时，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为靶子，选取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两件事为抨击的例子，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一、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归之为清政府和义和团造成的，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文章说：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
文章列举了一些史料来论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英法等西方列强挑起的侵略战争，而是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造成的，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现有条约”（按：指不平等条约）。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按照文章的说法，只要清政府不“违约”，西方列强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实际上首先违约的是他们自己，如外国传教士就未遵守条约规定，随意到内地传教。所请法国传教士“马神甫事件”，就是因此引起的。法国与英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无非以此为借口，没有“马神甫事件”，它也会另找借口。况且当时的所谓国际法，是按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制订的，它维护不平等条约。西方对外侵略扩张，也不是按国际法行事。如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出兵占胶洲湾等等，又是哪一条国际法的规定？按照文章的逻辑，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人民长期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斗争都是“违约”的，是“愚蠢”的；而义和团的“最恨和约”——痛恨不平等条约起而反对帝国主义则更是“罪恶行径”。列强在近代之所以屡屡发动对华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由它们的殖民扩张政策所决定的，而非中国人的反抗使然，更不是信守条约、逆来顺受就可以避免的。实际上，从晚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往往是一再退让，希望能够息事宁人，但最终却总是被一步步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不得不起而抵抗。
关于义和团运动，文章说：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作者的意思很明确，帝国主义进行这场规模空前的侵华战争，是由义和团造成的，振振有辞。可是，他忘记或者回避了义和团运动又是谁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剥削、烧杀抢掠在前，才有义和团被迫反抗在后。义和团的揭贴说：“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恨“洋鬼子”，为什么要起来反抗，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战的根本原因。义和团存在着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缺点、错误，被作者说成是犯下了“肆意摧毁现代文明”的滔天大罪。当年八国联军侵略者也是这样说的，是“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作者可谓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可是，列宁对于义和团运动则是另一种说法：“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l卷第278-279页）不同的立场、观点，得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义和团运动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外国的教会势力，但是，在历史上，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早就传入了中国，却并未出现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其中原因，显而易见。只要不是偏见过甚，就连义和团的敌人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义和团运动时期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的柴武郎（后升任大将），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对于战争的起因，他的分析是：“近年来，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当时德国《柏林民报》发表的文章也认为，“外国人至中国，元非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此系中国神人所共愤之事……中国有中国之教，何以必欲使从西教……为何分人之国，为何强使华人购买西之物”。“不能因此而怨华民也”。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当时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支持义和团，题目就叫《我也是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认为，由义和团反抗所反映出的民气可以断定，瓜分中国实为下策。我们面前的这篇文章却说，这只是瓦德西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德国政府，“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八国联军侵华最后未能实现瓜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义和团反侵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力量。不仅是瓦德西这样认为，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吃也。”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讨论对华方针时说：“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因此，“吾英宜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团结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外国统治者”，“将到处呈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值得吗？”
对于义和团粉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所起的作用，孙中山曾说：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喜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篇文章否定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所要消灭的恰恰是孙中山提倡的这种民族思想、民族精神。
“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 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所谓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它却终究被瓜分了。这是因为列强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都是可凭协商或战争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有效的武装斗争。
文章作者认为像义和团运动既破坏了国际条约，又摧毁了现代文明，“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真是罪大恶极。按照作者开出来的办法，就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乞求帝国主义修改条约，而不能反抗。它们不改，只好忍受，只能当“顺民”。
二、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
文章的作者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否定革命，主张中国近代的任务就是向西方学习，搞现代化。他说：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
文章的观点很明确，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要走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即“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这就是说，革命（或暴力反抗）是不必要也是错误的，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去搞改革，实现现代化。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1938年蒋廷黻写的《中国近代史》中就已经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化吗？”他的意思是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实现西洋化。蒋出版此书，正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却不要中国人民去抗日，而是去实现现代化、西洋化。袁伟时的说法与蒋廷黻如出一辙。党的十五大文件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所谓“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国家繁荣富强”就是实现现代化，二者紧密联系，没有前者，就不可能实现后者。
三、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
文章说，日本教科书问题，“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把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事件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是政府行为。作者说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中国的罪行是“缺乏忏悔意识”，说明“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同样，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于“反洋人”、“杀洋人”也“缺乏忏悔意识”，也说明“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由此，文章攻击我们党提倡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说：“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按：这是歪曲和污蔑，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文章的意思是说，今天提倡爱国主义，是在“盲目煽动民族情绪”，是传统文化中的“严华夷之辨”的余毒未消，是非理性化的，不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何对待中国，都“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理性化）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
作者甚至说，不能让国民性理性、宽容内在化，是“制度环境”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是公然指责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吃人的狼”，而且是以之来教育青少年——让他们吃“狼奶”，也成为“吃人的狼”。
文章所谓“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并不仅限于近代中国，实际上其最终的指向是现在，也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在他于2003年再版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中都已经写过。他发表于2005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的《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一文也有表述。* 联系他的这些著作所阐发的观点来看，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其用意所在。他借美化清末“新政”来鼓吹“‘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按：指西方资本主义）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这里所说的“历史必由之路”不是别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把改革开放以来为完善社会主义立法、司法而进行的改革与清末新政的法律改革相提并论，把它说成是“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如此歪曲历史，混淆其根本区别，无非是想证明他所鼓吹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由之路”。
此人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并不奇怪，亦不陌生，因为从他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专著中，我们看到过更为系统、直白的论述。他的一系列观点，不过是近年来流行一时的试图否定革命、改写中国近现代史错误思潮的一种反映。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中国青年报》为何会如此慷慨地提供版面，使之谬种流传
看了老猿的满纸荒唐言，偶是一把辛酸泪，
狼吃羊，还要怪羊反抗。天下滑稽之处莫过于此:@
狼吃羊，还要怪羊反抗。天下滑稽之处莫过于此:@
网友反驳二
Re: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第一条混蛋逻辑：圆明园可以不被火烧，只要清政府遵守卖国条约。
袁大教授也未免太天真可爱了吧？按照袁大教授的逻辑，如果没有费迪南德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被暗杀事件，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宛平城日本兵的“失踪”就不会有日本侵华战争，如果萨达姆真的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不会被美国进攻——那世界历史真的要被袁大教授改写了。这种寄希望于侵略者的仁慈心肠、良心发现有什么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没有“火烧圆明园”，也可能会有“火烧方明园”。狼吃羊还需要理由吗？
第二条混蛋逻辑，流氓无赖法国神父马赖不该死。
袁大教授说，马氏违反《黄埔条约》，被清地方政府处死，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大教授的逻辑，洋人定的规矩，洋人是可以违反的，我们是不能违反的。洋人违规不算违规，我们违规就算我们“理亏”，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马赖何许人也？兄弟我抽空查了一下：
（1）违规传教：
《黄浦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传教。但马氏1852年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1855年又进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2）违反天主教戒律，勾引*淫妇女：
天主教伦理生活的基本准则“十诫”中第六诫明示：毋行邪淫。但根据西林县当地百姓揭发：马神父千方百计勾引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与这些妇女同处并趁机实施*淫；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弥撒，而他往往利用这些机会*污新娘。
（3）破坏当地风俗，干涉教徒婚姻：
西林县是民族聚居地区，各族男女有较多的婚姻自由权利。马赖却借“教规”规定教徒子女必须嫁娶教徒，如果对方不是教徒，必须受洗入教才准结婚。
（4）勾结贪官强盗，扩展教会势力
马赖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绿林”勾结，扩大实力。马赖曾为拉拢当地土匪，出面行贿当地一位姓陶的县官，使拦路抢劫杀死妇女的土匪无罪开释。
第三条混蛋逻辑：洋人进城，小事一桩。
且不说广州城不让洋人进对不对，袁大教授讲洋人进城小事一桩，实在是混帐话。不让洋人进城是“小事”吗？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何体现，还不是通过口岸、海关进出体现。进美国还要留下指模呢！要是让袁大教授当外交部长，堂堂中华岂不成了可以随便进出的菜市场了。再有，“引狼入室”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吧，相信除了袁大教授，大家都是懂这个道理的。
第四条混蛋逻辑：卖国本属平常事。
袁大教授振振有词地说：“修改（《黄埔条约》）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人家修订条约要干什么？不就是列强要从中国更多的渔利吗！不就是要进一步侵害国人吗！难道我们非得痛痛快快地让人家得逞，连拖延都不行吗？
第五条混蛋逻辑：洋人可以打我们，我们打洋人就不行
袁大教授讲大沽口一战，我们不打这一仗，圆明园不会被烧。袁大教授的逻辑是，面对侵略者的时候，我们别抵抗了，就洗净了脖子让侵略者砍吧。按照这个逻辑，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就投降把，抗日战争也别打了。顺便问一句，那汪精卫就是民族英雄了。
第六条混蛋逻辑：卖国条约就是国际法
袁大教授号称是研究历史的，应当知道《江宁条约》、《望厦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吧，应当知道这些条约是列强用枪炮顶着中国人的脑袋制订的吧。您不会告诉我那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国际法”吧！拿今天的概念说100多年前的事，时空混乱了吧！
您老人家还唾沫横飞的说我们不应该不遵守那些条约，那我就用枪顶着您的脑袋逼您签一个够您恶心一辈子的条约，也让您“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反正你肯定是不会不遵守的，我怕什么？
第七个混蛋逻辑：列强走哪条路进京都是可以的
“大沽口”是当时清政府的军事要塞，地位很重要。不允许从“大沽口”进入，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要求。请问袁大教授，如果你在美国，你能自由穿过美军军事基地吗？人家让你换个路线，你就会打人家吗？
第八个混蛋逻辑：义和团敌视摧毁现代文明，八国联军才进军
袁大教授为何看不到：1840年以来，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有多少，杀了多少人，掳掠了多少财物，霸占了多少妇女？呵，我只听说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在袁大教授那里，却成了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侵略！
第九个混蛋逻辑：袁大教授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
袁大教授说，“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的歌谣，他没查到，所以不足为据。
请问袁大教授，你有几个脑袋，你有多大本领，你真得能穷尽所有的史料吗！除了你，天底下还没有人敢说自己查不到的就不存在呢！天哪，这是什么学阀作风！
第十条混蛋逻辑：义和团破坏铁路是蓄意破坏财产
八国联军想通过铁路运输军队打过来，我们破坏这个铁路有什么错？请问袁大教授，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为了打碎鬼子的“囚笼”政策，延迟敌人的进攻破坏铁路，不也成了“蓄意破坏财产”了。
第十一条混蛋逻辑：中日两国教科书是一回事
袁大教授是外星人吧？把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侮的历史与侵略者施暴的历史等同在一起，汉*卖国贼的嘴脸昭然若揭。袁大教授还有没有一个学者的底线，有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第十二条混蛋逻辑：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
都知道侵略者是狼，被侵略者是羊，从来没听说鼓励爱国就是给人家吃狼奶。
如果这么多年我们吃的都是狼奶，那袁大教授吃的什么？“洋奶”？！
Re: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第一条混蛋逻辑：圆明园可以不被火烧，只要清政府遵守卖国条约。
袁大教授也未免太天真可爱了吧？按照袁大教授的逻辑，如果没有费迪南德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被暗杀事件，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宛平城日本兵的“失踪”就不会有日本侵华战争，如果萨达姆真的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不会被美国进攻——那世界历史真的要被袁大教授改写了。这种寄希望于侵略者的仁慈心肠、良心发现有什么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没有“火烧圆明园”，也可能会有“火烧方明园”。狼吃羊还需要理由吗？
第二条混蛋逻辑，流氓无赖法国神父马赖不该死。
袁大教授说，马氏违反《黄埔条约》，被清地方政府处死，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按照袁大教授的逻辑，洋人定的规矩，洋人是可以违反的，我们是不能违反的。洋人违规不算违规，我们违规就算我们“理亏”，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马赖何许人也？兄弟我抽空查了一下：
（1）违规传教：
《黄浦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传教。但马氏1852年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1855年又进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2）违反天主教戒律，勾引*淫妇女：
天主教伦理生活的基本准则“十诫”中第六诫明示：毋行邪淫。但根据西林县当地百姓揭发：马神父千方百计勾引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与这些妇女同处并趁机实施*淫；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弥撒，而他往往利用这些机会*污新娘。
（3）破坏当地风俗，干涉教徒婚姻：
西林县是民族聚居地区，各族男女有较多的婚姻自由权利。马赖却借“教规”规定教徒子女必须嫁娶教徒，如果对方不是教徒，必须受洗入教才准结婚。
（4）勾结贪官强盗，扩展教会势力
马赖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绿林”勾结，扩大实力。马赖曾为拉拢当地土匪，出面行贿当地一位姓陶的县官，使拦路抢劫杀死妇女的土匪无罪开释。
第三条混蛋逻辑：洋人进城，小事一桩。
且不说广州城不让洋人进对不对，袁大教授讲洋人进城小事一桩，实在是混帐话。不让洋人进城是“小事”吗？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何体现，还不是通过口岸、海关进出体现。进美国还要留下指模呢！要是让袁大教授当外交部长，堂堂中华岂不成了可以随便进出的菜市场了。再有，“引狼入室”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吧，相信除了袁大教授，大家都是懂这个道理的。
第四条混蛋逻辑：卖国本属平常事。
袁大教授振振有词地说：“修改（《黄埔条约》）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人家修订条约要干什么？不就是列强要从中国更多的渔利吗！不就是要进一步侵害国人吗！难道我们非得痛痛快快地让人家得逞，连拖延都不行吗？
第五条混蛋逻辑：洋人可以打我们，我们打洋人就不行
袁大教授讲大沽口一战，我们不打这一仗，圆明园不会被烧。袁大教授的逻辑是，面对侵略者的时候，我们别抵抗了，就洗净了脖子让侵略者砍吧。按照这个逻辑，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就投降把，抗日战争也别打了。顺便问一句，那汪精卫就是民族英雄了。
第六条混蛋逻辑：卖国条约就是国际法
袁大教授号称是研究历史的，应当知道《江宁条约》、《望厦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吧，应当知道这些条约是列强用枪炮顶着中国人的脑袋制订的吧。您不会告诉我那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国际法”吧！拿今天的概念说100多年前的事，时空混乱了吧！
您老人家还唾沫横飞的说我们不应该不遵守那些条约，那我就用枪顶着您的脑袋逼您签一个够您恶心一辈子的条约，也让您“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反正你肯定是不会不遵守的，我怕什么？
第七个混蛋逻辑：列强走哪条路进京都是可以的
“大沽口”是当时清政府的军事要塞，地位很重要。不允许从“大沽口”进入，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要求。请问袁大教授，如果你在美国，你能自由穿过美军军事基地吗？人家让你换个路线，你就会打人家吗？
第八个混蛋逻辑：义和团敌视摧毁现代文明，八国联军才进军
袁大教授为何看不到：1840年以来，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有多少，杀了多少人，掳掠了多少财物，霸占了多少妇女？呵，我只听说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在袁大教授那里，却成了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侵略！
第九个混蛋逻辑：袁大教授不知道的，就是不存在的。
袁大教授说，“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的歌谣，他没查到，所以不足为据。
请问袁大教授，你有几个脑袋，你有多大本领，你真得能穷尽所有的史料吗！除了你，天底下还没有人敢说自己查不到的就不存在呢！天哪，这是什么学阀作风！
第十条混蛋逻辑：义和团破坏铁路是蓄意破坏财产
八国联军想通过铁路运输军队打过来，我们破坏这个铁路有什么错？请问袁大教授，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为了打碎鬼子的“囚笼”政策，延迟敌人的进攻破坏铁路，不也成了“蓄意破坏财产”了。
第十一条混蛋逻辑：中日两国教科书是一回事
袁大教授是外星人吧？把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侮的历史与侵略者施暴的历史等同在一起，汉*卖国贼的嘴脸昭然若揭。袁大教授还有没有一个学者的底线，有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底线！
第十二条混蛋逻辑：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
都知道侵略者是狼，被侵略者是羊，从来没听说鼓励爱国就是给人家吃狼奶。
如果这么多年我们吃的都是狼奶，那袁大教授吃的什么？“洋奶”？！
网友反驳三【1】
读《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有感
袁伟时先生是个高知，看完这位专研哲学的高知的大文后，我对一个人的头衔和其实际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这一哲学意味很浓的话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下面是几点浅见，仅供参考。
一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1马赖之死
袁公开宗的开场白大谈教育的重要，并声言要把国人所受错误教育纠正过来，可他纠正的到底是什哪？叫我们先看他的第一节＜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些文首先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被杀我们是如何理亏，其理由有二，首先是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其次是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
先说这个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根据并不难找到的资料：
1852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在传教中，马赖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留下斑斑劣迹。广西壮族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有记述。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潜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土匪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官员。为收买土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强行干预司法，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赖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播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就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
以上资料随手可得，以袁先生大学教授的条件，对如此易得的有关自己重要研究的资料竟无所知，实难令人相信，果如此袁教授的研究态度又如何负担其开篇正史的豪言，袁先生如对上面这个说法知道但对其真实有疑，大可通过调查与以否定，当然时过境迁如无条件调查也是正常，但也应提出自己的怀疑和理由，无论如何以一句“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一语带过，此言如何今人心服
接这袁教授却不得不认可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马赖连清被迫签定的《黄埔条约》都违反了，不过马上又指出这一行为罪不足死，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如马确只是越界那确罪不足死，但如其不光只是越界哪？袁先生对马越界以外的问题已给出了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的结论，果如此张凤鸣确是胡作非为了，但我想袁先生作为一个要以正史为己任的学者，是不是该对马在华有关行为作更充分的了解，对有关马在华恶行的资料提出反证，或其码提出怀疑及理由，再来作出结论哪。如果我说袁先生上面的结论有问题，有隐瞒资料作春秋笔之嫌，或其码有论举证不足之嫌，算不算是一种过份的批评那。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史料是有冲突的，主要的资料中，教会的基本上把马说成了个圣人，这一点是不奇怪的，而清的结论是在炮口下作出的有多可信也可想而之，目前国内正式的资料是在解放后才在当地调查得出的，我个人倾向于国内的，因为当时传教士决不是谁要办就能办的，那怕他们违了约，与他们的亲近与否决也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喜恶能定的（这点具体的我下面会说），当然袁先生对于国内的正式调查是肯定不信的，但又不好直引洋人的说法，所以只果把他的不能确定，认定为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严格的来说，虽然袁代表不了现代人，但总还算现代人之一，，如果我们强拿政府去压他们，这些人只怕是不服，而且袁虽不认国内的调查，但也没敢拿洋人的说法说事，我们也就跟这他抹一把稀泥。
袁先生无定论也好，胡作非为也好，一大堆帽子，无非就是想说，就是洋人违了约我们也不能处理，如果马违约越界我们不杀他，而是礼送出境，就万事大吉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就连袁自个在下面都指出，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于此，马案不过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系列传教和通商的要求。老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洋人的贼心已起，从以前的情况看，在马越界后，除非清不管他，否则就算不杀他，如袁所说礼送出境，且不说还会不会找别的理由，单就事件本身也还是很可能成为其侵华的理由。
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名传教士就违反"不得越界活动 "的约定，跑到江苏去传教，结果在渡河的时候，与中国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被当地的官员护送回教堂。但是，英方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求必须"惩 办凶手"，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其实中国那有不答应，几个船工，又不是皇帝的儿子，只是一当时尚没抓到。），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英国军舰奉命封锁中国海口，扣留了1400艘中国漕船。结果，清政府将江苏地方官员"革职"，漕船上的10名中国水手 "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被判以流放。首开因教案而拒付关税、封锁海口的先例，一千多艘漕船被阻半个多月；首开因教案而派兵舰进入内河、要挟封疆大吏的先例，首开因教案而惩办地方官员的先例，也首开因教案而任意处罚人民的先例。另外上海道咸龄出身满族贵族，一秉委屈退让的温和精神，在处理教案过程中，他不过据章指明麦都思等人到青浦本系违反约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没有立即应允，其他并无过激之处，但落得撤职下场。这一前车之鉴，使得地方官场由此形成惧怕洋人的惯性。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那怕是洋教士违约在先，中国的官员只要敢管那就没好果子吃，所谓管与不管决不是开明与否的事，不管你就没事，敢管就要倒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有条约定义，但这些传教士就算是违法越界，连道一级的贵族仅因指出越界为违约和没有马上答应无理要求都自身难保，小一些的地方官更是无法应付，按约法办更是一句空话，张一个刚上任的县令，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单以私心来说是否会仅因自个一时的喜好或几百两银子的罚金就弄死这么个洋教士，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所谓礼送出境就没事了，不过是袁的一厢情愿。
2条约
在为马赖叫完屈后袁先生又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规定，接这就把这几项条约里几项非常合理无害但未被清履行的条款拿出来，除这些已有条款，袁对清未答应的洋人对旧约的修改要求作出了如下结论：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折冲樽俎，总比兵戎相见好得多；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并引用当时所谓的有识之士深悉内情的薛福成的反思：“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并把这一点未被教科书说明视为咄咄怪事。接这又引用了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指出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并指出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这里面的第四项我们上面谈了下面先说说前两项。
所谓《江宁条约》大家听这大概耳生，这是因为这个叫法并不广，我不知袁先生为什么不用其广为人知的名字，而用这个相对生的名字，不知是为了显视学问还是别的原因。不过这不是重点，为了大家看这方便我想还是用它那广为人知的名字＜中英南京条约＞更好些，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是英国第一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 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 现在大家是不是有点明白，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因鸦片而起，却被叫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了吧。首先我不知其所谓对条约问题没有反应收自何处，中学教科书虽没提洋人是为条约而来，却明确提到其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通商，事实上我不认为不直谈旧约是为了逃避什么，因为如果教科书有意把通商等事与对《南京条约》的履行挂钩，我想没人会为对这一条约的履行有问题，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反感，书中只谈具体通商问题本身，没提条约以我的浅见，与其说是在给我们自个遮丑倒不如说是在给洋人遮丑，在教科书上把敌人的入侵动机从要求通商改为要求履行《南京条约》，这一变化也许更精确，但对洋人战争的正当性真的是加强了吗？
另此战又叫我们背上了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不过这不是本段重点，重点是其对原《江宁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履行情况的作用。应该说其进一步保障了通商和传教，问题是通商后最大最直接的商务活动有两项，一项是鸦片，另一项是华工出口,而上面袁先生提到的合理的商务条约修改中则包括对鸦片贸易的进一步官方确认及保障，事实上因当时西方商品在中国不对路，一些不错的轻工产品如钟表等物，广大的贫苦百姓没有消费能力，或因生活习惯问题用不上，由国家消费为主的重工业产品，清还没有意识道其作用少有进口，许多军用品尚在对华禁运之列，中外贸易中最大宗的就是鸦片，这点一直到洋务运动兴和武器禁远放松后才有所改变（当然国产鸦片的增加也起了作用），各种商务行为及条约中针对鸦片的内容占了很大份量。
有些人莫名其妙的认为，因为洋人先进，所以贩毒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真是天下奇闻，对此我倒要反问，他认为微软或IBM及中国的联想之类的公司，是不是有权在开发生产电脑之余贩毒，如果他去百货商场，那个柜台的销售员或经销商又有权因他没卖其货品打他并强行贩给他毒品，是卖电脑的，还是卖书的。一个大学教授或公司老总，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打只上过中小学的农民或民工 。这根本是在搅混水，其有优势是一回事，但这种优势和侵略与败毒根本不能抵消，持这种思想的人所应用的完全是强盗逻缉。
3再次入侵
在大约描述了一下＜天津条约＞前情况后，袁为问题总算有个着落，松了口气，但历史并不让他老人家省心，如其所说，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这个节外之枝就是大沽之战，这里其对教科书再次发出了批评，他首先没有指出其所谓教科书的错漏，而是先提出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所谓后果就是打败了，但我不明白打败了的就一定是打错了吗？其说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问题是当时不是中国人去打外军，而是外军以入京换约为由强冲中国要塞，中国军反击有错那放其大军不战而进入就对了，在打不打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要塞军人有选择吗？他们真的该如作者所说因此为后来的一切负则吗？那下面就叫我们看看袁先生的理由吧。
首先他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问的真是理直气壮，但这个问题好象是双向的，中国军人不该为公使走那条路进京不惜一战，因为这不重要，但洋人要是认为不重要为什么要不惜一战来解决这个不重要的小事哪？笔者更为脑怒的是中国军人首先开炮，但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要塞如外国人想过就过，那这个要塞算什么？要塞军人又算什么？如果只是几个外交人员也还好说，但冲过要塞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支强大的外国舰队，要换的约有多少，外交人员又有多少，就算要走海路，一定要一支舰队来运载吗？袁凭什么认为这支舰队自作主张冲过我们的要塞后，我们不发炮他们就不会发动新的入侵，难到象多年以后南洋水师那样停在港里任法军舰出入军港，最后被象打靶一样全部打掉才是对的。
接这袁先生拿出了他的法宝，引用当时僧王幕下的郭嵩焘的日记，和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的话证明，这完全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但问题是僧的话“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前提是“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袁在后来的总结中把这个前提简化为“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条件是什么就不说了，为什么哪？其原话是“ 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如把这句话中的条件写明则是“咸丰皇帝决定在夷人入口不依规矩情况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这两段话有什么不同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分清，可怜啊！我们的国家军队当发现敌入口不依规矩时，不但要先礼后兵，而且这个兵还要偷偷摸摸，敌人可以大模大样不理我们的意见，我们在敌不依规矩，而又对我们的先礼不加理会后，只能偷偷摸摸象作贼一样反击。如此尚不足以足袁先生愿，是不是象后来东北军对日军那样，只有下令洋人不依规矩也不许攻击，有情况只能以礼相待不许动兵，这才是对的，才叫袁先生满意，等洋人大军一直走到北京，再向当年美洲那个被西班牙人烧死的王那样出迎才对。洋人大军动于前，我阻其冲关其攻我，如我不阻谁保证他兵不血刃入境就不攻我了？谁保证？凭什么保证？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不该赞这些守卫要塞的兵，那该怎样？该批，批他们什么？批他们不该向不经允许进入防区的外国军队开炮？批他们执行了守卫国土的职则？又或是批我们的将军命令部队在敌不按规矩入境时可以反击？如此什么又是该夸的，边防对外军不经允许的出入不闻不问是不是该夸？将军命令士兵对不经允许出入国家的外军，就算先礼而不为对方理会后也不能动。
袁最后的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我要问这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吗？袁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在谈历史问题，敌人的舰队在和谈后突然突入我国，请问各位有多少认为这是小事，如果他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那我们可以看看历史，有多少古今中外国家民族，是因这样的明智完蛋的，仅清一朝，一次鸦片战争初败后依约毁损炮台裁撤兵勇，结果紧接这就是进一步的攻击和勒索，甲午避战终不免北洋之灭，南洋更是明智的敌舰开进港都一动不动，这些明智到底是给了我们时间还是给了敌人时间，发展了我们还是发展了敌人，改革了还是退化了。我要再次问一遍，我们反击了，敌人打了我们要了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反击，任其兵不血刃入境谁保证他就不攻我不抢我了？谁保证？凭什么保证？袁先生看这那道不论不类的命令是义愤填膺责其莽撞，可我只想哭，一个国家连敌人主动挑事，先礼而不为所动后企图反击，都要象作贼一样，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读之那里有丝毫血气，根本就是小心翼翼。此尚不足，尚思退避，真不知其后何以为退。
二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铁路，电线，和时间。
在这一章中袁先是引用了一段教科书对联军入京后的暴行的批评，然后就开始责怪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如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但我们这位想纠正历史的袁先生，在责怪教科书只提联军暴行没提联军入侵前团民暴行时，给人的感觉是言果不言因，但同样他只字未提在团民起事前各国那些文明人在鲁冀津等地的劣行。而这些不但在各种相关史料中不少见，在教科书里也是有的，有时我甚至怀疑袁先生对历史书的所谓纠正，是不是专给没看过历史书或看了也不走脑子的人看的。接下来袁先生作了深入的批判。
由于在袁先生指责的一系列对文明事物的毁坏中，其中只提到了铁路和电线大破坏，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吧。在拆毁铁路这个问题上，袁先生指出，教科书只提拳团在六月十至二十六日间八国侵略军入侵时拆铁道抗敌，却不提五月二十七团民就开始在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焚毁铁路及电线，而这一资料恰恰说明了，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是拳团反文明反先进文化的铁证，是其因无知而毫无理性的疯狂破坏先进事物的铁证，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几乎所有反团贴中都能看到，真可谓铁证如山，天下皆知。
袁先生不愧是哲学教授加史学天才，一眼就看出时间的重要性和时间引发的逻辑变化，不过我这蠢人还是有点问题不明白，首先洋人的入侵比袁先生介定的略早，五月二十九日，各国舰队就从大沽口派出陆战队闯入天津，当然这仍在拳团破坏的二十七日之后，所以说袁先生认为其早期的破坏不是针对洋人入侵部队的想法是对的。这点我没问题，问题出在，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兴起在次年六月，在一九零零年四月时，其已遍布鲁津冀各处，势力庞大，其所谓迷信落后在以后还被袁先生称道，显然一月之前也好不到那去，但此间其却并没有大规模破坏铁路电线的记录，只有攻击教堂和教民的计录，为什么一个月后就突然向文明事物发起了毫无理由的破坏，问题出在那哪？
读《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有感
袁伟时先生是个高知，看完这位专研哲学的高知的大文后，我对一个人的头衔和其实际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这一哲学意味很浓的话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下面是几点浅见，仅供参考。
一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1马赖之死
袁公开宗的开场白大谈教育的重要，并声言要把国人所受错误教育纠正过来，可他纠正的到底是什哪？叫我们先看他的第一节＜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些文首先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被杀我们是如何理亏，其理由有二，首先是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其次是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
先说这个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根据并不难找到的资料：
1852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在传教中，马赖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留下斑斑劣迹。广西壮族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有记述。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潜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土匪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官员。为收买土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强行干预司法，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赖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播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就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
以上资料随手可得，以袁先生大学教授的条件，对如此易得的有关自己重要研究的资料竟无所知，实难令人相信，果如此袁教授的研究态度又如何负担其开篇正史的豪言，袁先生如对上面这个说法知道但对其真实有疑，大可通过调查与以否定，当然时过境迁如无条件调查也是正常，但也应提出自己的怀疑和理由，无论如何以一句“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一语带过，此言如何今人心服
接这袁教授却不得不认可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马赖连清被迫签定的《黄埔条约》都违反了，不过马上又指出这一行为罪不足死，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如马确只是越界那确罪不足死，但如其不光只是越界哪？袁先生对马越界以外的问题已给出了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的结论，果如此张凤鸣确是胡作非为了，但我想袁先生作为一个要以正史为己任的学者，是不是该对马在华有关行为作更充分的了解，对有关马在华恶行的资料提出反证，或其码提出怀疑及理由，再来作出结论哪。如果我说袁先生上面的结论有问题，有隐瞒资料作春秋笔之嫌，或其码有论举证不足之嫌，算不算是一种过份的批评那。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史料是有冲突的，主要的资料中，教会的基本上把马说成了个圣人，这一点是不奇怪的，而清的结论是在炮口下作出的有多可信也可想而之，目前国内正式的资料是在解放后才在当地调查得出的，我个人倾向于国内的，因为当时传教士决不是谁要办就能办的，那怕他们违了约，与他们的亲近与否决也不是仅仅靠个人的喜恶能定的（这点具体的我下面会说），当然袁先生对于国内的正式调查是肯定不信的，但又不好直引洋人的说法，所以只果把他的不能确定，认定为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严格的来说，虽然袁代表不了现代人，但总还算现代人之一，，如果我们强拿政府去压他们，这些人只怕是不服，而且袁虽不认国内的调查，但也没敢拿洋人的说法说事，我们也就跟这他抹一把稀泥。
袁先生无定论也好，胡作非为也好，一大堆帽子，无非就是想说，就是洋人违了约我们也不能处理，如果马违约越界我们不杀他，而是礼送出境，就万事大吉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就连袁自个在下面都指出，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于此，马案不过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系列传教和通商的要求。老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洋人的贼心已起，从以前的情况看，在马越界后，除非清不管他，否则就算不杀他，如袁所说礼送出境，且不说还会不会找别的理由，单就事件本身也还是很可能成为其侵华的理由。
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名传教士就违反"不得越界活动 "的约定，跑到江苏去传教，结果在渡河的时候，与中国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被当地的官员护送回教堂。但是，英方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要求必须"惩 办凶手"，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其实中国那有不答应，几个船工，又不是皇帝的儿子，只是一当时尚没抓到。），就"不惜发动一场战争"--英国军舰奉命封锁中国海口，扣留了1400艘中国漕船。结果，清政府将江苏地方官员"革职"，漕船上的10名中国水手 "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被判以流放。首开因教案而拒付关税、封锁海口的先例，一千多艘漕船被阻半个多月；首开因教案而派兵舰进入内河、要挟封疆大吏的先例，首开因教案而惩办地方官员的先例，也首开因教案而任意处罚人民的先例。另外上海道咸龄出身满族贵族，一秉委屈退让的温和精神，在处理教案过程中，他不过据章指明麦都思等人到青浦本系违反约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没有立即应允，其他并无过激之处，但落得撤职下场。这一前车之鉴，使得地方官场由此形成惧怕洋人的惯性。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那怕是洋教士违约在先，中国的官员只要敢管那就没好果子吃，所谓管与不管决不是开明与否的事，不管你就没事，敢管就要倒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有条约定义，但这些传教士就算是违法越界，连道一级的贵族仅因指出越界为违约和没有马上答应无理要求都自身难保，小一些的地方官更是无法应付，按约法办更是一句空话，张一个刚上任的县令，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单以私心来说是否会仅因自个一时的喜好或几百两银子的罚金就弄死这么个洋教士，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所谓礼送出境就没事了，不过是袁的一厢情愿。
2条约
在为马赖叫完屈后袁先生又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规定，接这就把这几项条约里几项非常合理无害但未被清履行的条款拿出来，除这些已有条款，袁对清未答应的洋人对旧约的修改要求作出了如下结论：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折冲樽俎，总比兵戎相见好得多；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并引用当时所谓的有识之士深悉内情的薛福成的反思：“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并把这一点未被教科书说明视为咄咄怪事。接这又引用了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指出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并指出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这里面的第四项我们上面谈了下面先说说前两项。
所谓《江宁条约》大家听这大概耳生，这是因为这个叫法并不广，我不知袁先生为什么不用其广为人知的名字，而用这个相对生的名字，不知是为了显视学问还是别的原因。不过这不是重点，为了大家看这方便我想还是用它那广为人知的名字＜中英南京条约＞更好些，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是英国第一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 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 现在大家是不是有点明白，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因鸦片而起，却被叫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了吧。首先我不知其所谓对条约问题没有反应收自何处，中学教科书虽没提洋人是为条约而来，却明确提到其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通商，事实上我不认为不直谈旧约是为了逃避什么，因为如果教科书有意把通商等事与对《南京条约》的履行挂钩，我想没人会为对这一条约的履行有问题，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反感，书中只谈具体通商问题本身，没提条约以我的浅见，与其说是在给我们自个遮丑倒不如说是在给洋人遮丑，在教科书上把敌人的入侵动机从要求通商改为要求履行《南京条约》，这一变化也许更精确，但对洋人战争的正当性真的是加强了吗？
另此战又叫我们背上了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不过这不是本段重点，重点是其对原《江宁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履行情况的作用。应该说其进一步保障了通商和传教，问题是通商后最大最直接的商务活动有两项，一项是鸦片，另一项是华工出口,而上面袁先生提到的合理的商务条约修改中则包括对鸦片贸易的进一步官方确认及保障，事实上因当时西方商品在中国不对路，一些不错的轻工产品如钟表等物，广大的贫苦百姓没有消费能力，或因生活习惯问题用不上，由国家消费为主的重工业产品，清还没有意识道其作用少有进口，许多军用品尚在对华禁运之列，中外贸易中最大宗的就是鸦片，这点一直到洋务运动兴和武器禁远放松后才有所改变（当然国产鸦片的增加也起了作用），各种商务行为及条约中针对鸦片的内容占了很大份量。
有些人莫名其妙的认为，因为洋人先进，所以贩毒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真是天下奇闻，对此我倒要反问，他认为微软或IBM及中国的联想之类的公司，是不是有权在开发生产电脑之余贩毒，如果他去百货商场，那个柜台的销售员或经销商又有权因他没卖其货品打他并强行贩给他毒品，是卖电脑的，还是卖书的。一个大学教授或公司老总，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打只上过中小学的农民或民工 。这根本是在搅混水，其有优势是一回事，但这种优势和侵略与败毒根本不能抵消，持这种思想的人所应用的完全是强盗逻缉。
3再次入侵
在大约描述了一下＜天津条约＞前情况后，袁为问题总算有个着落，松了口气，但历史并不让他老人家省心，如其所说，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这个节外之枝就是大沽之战，这里其对教科书再次发出了批评，他首先没有指出其所谓教科书的错漏，而是先提出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所谓后果就是打败了，但我不明白打败了的就一定是打错了吗？其说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问题是当时不是中国人去打外军，而是外军以入京换约为由强冲中国要塞，中国军反击有错那放其大军不战而进入就对了，在打不打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要塞军人有选择吗？他们真的该如作者所说因此为后来的一切负则吗？那下面就叫我们看看袁先生的理由吧。
首先他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问的真是理直气壮，但这个问题好象是双向的，中国军人不该为公使走那条路进京不惜一战，因为这不重要，但洋人要是认为不重要为什么要不惜一战来解决这个不重要的小事哪？笔者更为脑怒的是中国军人首先开炮，但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要塞如外国人想过就过，那这个要塞算什么？要塞军人又算什么？如果只是几个外交人员也还好说，但冲过要塞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支强大的外国舰队，要换的约有多少，外交人员又有多少，就算要走海路，一定要一支舰队来运载吗？袁凭什么认为这支舰队自作主张冲过我们的要塞后，我们不发炮他们就不会发动新的入侵，难到象多年以后南洋水师那样停在港里任法军舰出入军港，最后被象打靶一样全部打掉才是对的。
接这袁先生拿出了他的法宝，引用当时僧王幕下的郭嵩焘的日记，和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的话证明，这完全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但问题是僧的话“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前提是“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袁在后来的总结中把这个前提简化为“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这个条件是什么就不说了，为什么哪？其原话是“ 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如把这句话中的条件写明则是“咸丰皇帝决定在夷人入口不依规矩情况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这两段话有什么不同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分清，可怜啊！我们的国家军队当发现敌入口不依规矩时，不但要先礼后兵，而且这个兵还要偷偷摸摸，敌人可以大模大样不理我们的意见，我们在敌不依规矩，而又对我们的先礼不加理会后，只能偷偷摸摸象作贼一样反击。如此尚不足以足袁先生愿，是不是象后来东北军对日军那样，只有下令洋人不依规矩也不许攻击，有情况只能以礼相待不许动兵，这才是对的，才叫袁先生满意，等洋人大军一直走到北京，再向当年美洲那个被西班牙人烧死的王那样出迎才对。洋人大军动于前，我阻其冲关其攻我，如我不阻谁保证他兵不血刃入境就不攻我了？谁保证？凭什么保证？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不该赞这些守卫要塞的兵，那该怎样？该批，批他们什么？批他们不该向不经允许进入防区的外国军队开炮？批他们执行了守卫国土的职则？又或是批我们的将军命令部队在敌不按规矩入境时可以反击？如此什么又是该夸的，边防对外军不经允许的出入不闻不问是不是该夸？将军命令士兵对不经允许出入国家的外军，就算先礼而不为对方理会后也不能动。
袁最后的结论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我要问这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吗？袁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在谈历史问题，敌人的舰队在和谈后突然突入我国，请问各位有多少认为这是小事，如果他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那我们可以看看历史，有多少古今中外国家民族，是因这样的明智完蛋的，仅清一朝，一次鸦片战争初败后依约毁损炮台裁撤兵勇，结果紧接这就是进一步的攻击和勒索，甲午避战终不免北洋之灭，南洋更是明智的敌舰开进港都一动不动，这些明智到底是给了我们时间还是给了敌人时间，发展了我们还是发展了敌人，改革了还是退化了。我要再次问一遍，我们反击了，敌人打了我们要了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反击，任其兵不血刃入境谁保证他就不攻我不抢我了？谁保证？凭什么保证？袁先生看这那道不论不类的命令是义愤填膺责其莽撞，可我只想哭，一个国家连敌人主动挑事，先礼而不为所动后企图反击，都要象作贼一样，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读之那里有丝毫血气，根本就是小心翼翼。此尚不足，尚思退避，真不知其后何以为退。
二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铁路，电线，和时间。
在这一章中袁先是引用了一段教科书对联军入京后的暴行的批评，然后就开始责怪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如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但我们这位想纠正历史的袁先生，在责怪教科书只提联军暴行没提联军入侵前团民暴行时，给人的感觉是言果不言因，但同样他只字未提在团民起事前各国那些文明人在鲁冀津等地的劣行。而这些不但在各种相关史料中不少见，在教科书里也是有的，有时我甚至怀疑袁先生对历史书的所谓纠正，是不是专给没看过历史书或看了也不走脑子的人看的。接下来袁先生作了深入的批判。
由于在袁先生指责的一系列对文明事物的毁坏中，其中只提到了铁路和电线大破坏，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吧。在拆毁铁路这个问题上，袁先生指出，教科书只提拳团在六月十至二十六日间八国侵略军入侵时拆铁道抗敌，却不提五月二十七团民就开始在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焚毁铁路及电线，而这一资料恰恰说明了，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是拳团反文明反先进文化的铁证，是其因无知而毫无理性的疯狂破坏先进事物的铁证，事实上这一观点在几乎所有反团贴中都能看到，真可谓铁证如山，天下皆知。
袁先生不愧是哲学教授加史学天才，一眼就看出时间的重要性和时间引发的逻辑变化，不过我这蠢人还是有点问题不明白，首先洋人的入侵比袁先生介定的略早，五月二十九日，各国舰队就从大沽口派出陆战队闯入天津，当然这仍在拳团破坏的二十七日之后，所以说袁先生认为其早期的破坏不是针对洋人入侵部队的想法是对的。这点我没问题，问题出在，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兴起在次年六月，在一九零零年四月时，其已遍布鲁津冀各处，势力庞大，其所谓迷信落后在以后还被袁先生称道，显然一月之前也好不到那去，但此间其却并没有大规模破坏铁路电线的记录，只有攻击教堂和教民的计录，为什么一个月后就突然向文明事物发起了毫无理由的破坏，问题出在那哪？
网友反驳三【2】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从时间和时事上找原因为好。一九零零年四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以内悉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直接出兵“代为剿平”。应此要求清军在四到六月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对拳团展开了大规模围剿，直到五月末外军入侵才减缓，六月八国联军组成并开始进攻才撤底结束并与拳民联合，所以说在四到六月间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拳团一直在和清军包括最精锐的新军作战（事实上早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清军就开始围剿拳团了）。五月二十二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二十七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以上足见所谓拳团破坏铁路电线纯属蠢昧的非理性行为完全是谣言，五月的大破坏是一种阻止敌机动和通迅的战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对文明事物的仇恨的无理表现，当然拳团的口好和名词用法可能有问题，但他们对手中的洋枪等物也有一些另类的叫法，这些叫法并没有挡住他们对洋枪的失用，而拳团对洋务的另类别称也并不是他们催毁这些东西的原因，事实说明这是一种恰当的战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蠢昧。
2对洋人的滥杀
应该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滥杀都是不对的，在批判完拳民对铁路和电线的破坏后，袁就开始批评，教科书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其首先举出了，山西巡抚毓贤六月二十七对山西境内洋人教堂及医院等设施的破坏，兜拿洋人二百一十一口，并把其中四十四口敢于反抗的洋人及十七口同恶相济的教民杀了。接这袁又以此为引对刚毅等京中大臣的杀洋加一谴则，我不象袁老那样博学，只能就袁老的这根竿爬，首先山西巡抚毓贤对洋人的捉拿及其设施破坏是六月二十七，此时不提外军海军之入侵，单就其陆军，六国外军四百余人未经允许入侵我国国都北京已二十七天，此后零星不断，而八国联军成军入侵，并在大沽首先开火，也已十天了，别人我管不了，我的感想是毓贤的作法不当，在对待入侵的敌对国侨民的关押上，和二战时美国对轴心国移民的作法如出一辙，而其对敢于反抗的洋人及其中国教徒的的处决，更是和后来八国联军剿团时的作比为无异，但这些也最多是不当而以，离袁先生所给的帽子还是差距不小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是联军入侵的果，而不是因。至于其中提到的一些趁火打劫的，这些人各各时期一有乱子就出来趁火打劫，对这种人以反洋为名的有之，后来以反团为名的也有之，为官的有之，为民的也有之，都不是什么好人，相关记录在大批史料和专业书籍中都不鲜见，以教科书之篇幅是否能尽容实在值得怀疑，事实上联军和教会的许多恶行，也并不见于教科书，想来也是这个原因
而说到拳团，早在其起事时就一直把教会和洋人作为重点目标，但此时拳团虽多，但相当一部分只是自保，采取暴力行动的相对尚少，而且这些拳团都受到了官军的剿杀，所以洋人和中外教会人物损失尚少，而这些采取暴力行动的一般都是受洋害较重的地区，被杀之教徒和洋人大部分决非善类，不过应该承认，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是难免的，可以肯定这之中无辜的人是难免的，虽然有证剧证明拳团在进行清洗活动是有区分的，作过一定的调查工作，但因为拳团的分散性，这种活动肯定不是所有的拳团都作到了，因标准的无序其范围和准确性也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把拳团介定为滥杀集团是不对的，撇开上面提到的不说，但就客观条件上他们也不足。大规模的杀洋灭教是在联军入侵后清拳合流后发生的，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出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缺乏组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拳变前各处教会和洋人借不平等条约胡为，所埋下的仇恨，和联军的入侵。
具体到袁所举的例子，全是在联军入侵清拳合流后暴发的，在其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了上万教民和洋人被杀，其说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袁对这些没写入教科书很是不平，我想写上也不要紧，但凡事有因果，加了这些最好也把因加进去，叫大家知道，为什么教徒和洋人如此招人恨，必欲杀之后快。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以上三位大员，我想没人会认为他们是亲团派，这些大员在镇压拳团和其他反洋活动时都不曾手软，但就是他们，在镇压之余也还是看到了事物的因果，只是害不及身，并不打算施力改变。在拳变前教会已遍不各地，而其所到之处不但四处占地建堂（多为强抢），且各堂大多装备快枪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后就不在向国家交纳税务，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会甚至向当地民众中的非教徒收税派差“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如“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说了，其不但通过官府镇压，还私设公堂，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无权处理违法洋人，连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这些教堂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夺中国地，抢中国财，养中国人，成西洋军。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他们对教民说：“你们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国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事实上因为完全不受中国法规制约教会和教徒可以说良善之人实在不多，在拳变前大批的中国非教民，被他们略夺，欺压甚至杀伤，而根本无人关心。
3对国人的滥杀
袁先生在例数了洋人和教徒的损失后，终于想起了国人的损失，不过只限于拳团造成的，他首先提到了火烧大栅栏，这确是个惨剧，此事的惨状袁先生说了，那我就说说他没说的，应该说这次大火是拳团起事中最大的一次错误，当时大栅栏一共被烧了两次，大栅栏德记药房是北京一家洋人所开专卖西药的药房，拳团入京后洋老板躲了，但店确未关，一些拳团经过问明原由，一时血气便把它给点了，可大栅栏店挨点，火一起可就不是烧德记一家了，听袁先生的话说“匪禁水会救火”，这话不假，但他老先生却没说，这个匪禁水会救火是在火烧德记时，而当大火真的蔓延开来，拳团不但不阻还参与救火（只是手段差了些，初时以作法为主），这火烧了三天，可说是损失巨大，是在对火不很了解情况下乱放火的结果，我一直说在各地拳团中北京拳团是最糟糕的，在整个拳团运动中好作用最少，反面作面最大,我曾说过袁先生文中对的地方曲指可数，这应该算是一处，但后来袁把此事和对教民的清算，甚至大战后的全部损失连起来算就不象话了，有关对教民的清算因大火与居民冲突造成的错案有一些，把这部分和火事同算没什么，但把所有的都算上就不对了，因大批被清算的是确实的教民，而有关教民和一般人的区别不是我划的，他们有别于一般人的这一特征，是由不平等条约以法的形式确定的，并在好处多多时被长期行使。而战后的损失连算更不对，因大量损失是由联军造成的，怎能一起算，不提战后的烧杀抢掠，仅在战中，火灾区几座未被烧毁的重要建筑多为联军炮火所毁，如正阳门箭楼及城楼被，另外天安门，正阳门，钟鼓楼等重要建筑也均被炮击，其它的就更别说了。
袁认为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他老人家居然还表示出对民众的同情，真是难得，但他没看到民众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恰恰是因为，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冲突，而是实在的利益冲突，反团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热衷于，把所有或其码大部分引发拳变的原因归于文化和宗教，而对大量直接的冲突避而不谈或极力淡化，因为如不这样，那他们的所谓理论就连他们自个都说服不了了
4慈禧的骨头过硬吗？
袁公在文中大叫：“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我对这老妖从没好感，如真有人替老妖遮掩我想我会和老袁一起骂，但我们的教科书并未给老妖什么好脸，对其专制也没少数落，只是没把八国入侵这一滔天大祸算到她头上罢了，事实上也是对的，因为老妖有一万个错，但八国入侵确不是他的错，因为其和其手下的官员，多年来一直对洋人和洋教的横行少有干涉，在国家发展上也很少上心，以至每每为洋人所败，对忍无可忍的民众却一向是毫不手软的镇压，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之祸，老妖难逃则任，但问题是以袁先生一贯的思路，他这个责显然不是替民众追的，不信各位往下看。
袁首先大讲了一通拳团的毛病，接这就拿出一系列所谓明智者剿团的进言，最后指出老妖充耳不闻，看到了吧，袁先生所谓老妖责任不是因为她不能保民，而是其剿民不利，说到这点老妖是真冤，因为早在拳起前，对各种反洋活动，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清及老妖从未手软，拳团这次也并无例外，从拳团兴起后，清就从没停止过对拳团的围剿，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八九九年六月官府就开始捉拿其首脑，八月暴发了武装冲突，此后互有胜败，后来被袁指责杀洋的毓贤此时尚在山东，因地方部队不利，其派省府马步军各一营助剿，在拳团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官军的围剿就从没停过，在一九零零年四月西方各国下了通牒后，更是动用了中央一级部队围剿，如果说有所松动的化，那就是其初时只打算镇压已采取暴力行动的拳团，对只求自保，尚无主动行动的拳团，则打算劝抚，这从主观上是清和老妖不想过大扩大打击面，客观上也是合理的，而洋人认为应无论是否有行动，全应剿灭，按袁先生的想法，反洋就该死，洋人开了口就更该死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不杀又或是杀的慢了，杀不过来了想多容会公夫，杀的不够多了，杀累了想略歇一会，那都是罪该万死的，老妖该死这没错，但袁先生这样的指责她是冤枉了她的，因为袁不是在指责她妖，而是在指导工指责她不够妖，袁先生要求的标准太高了，能达到的怕是连狗都没几条
接这袁又指出，连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并指出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真是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总算又想起时间来了，他还知道下诏与各国宣战是6月21日，但在这我要提醒，五月底敌海军就闯入我海疆，并不断向各处派兵，在八国联军组成前，已有数千洋兵未经允许进入京津，而六月十日八国联军已发兵进京，6月16日要求大沽守军投降，因守军不从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看到了吧，对八国宣战时，联军首先开火攻占我炮台已四天了。其非法入侵我国也已一个半月了（清放松围剿拳团大批入京就是在此期间），这到底是清想和八国作战还是八国想和清作战，是清向八国宣战还是八国不宣而战，我想会数数的人应该都不难明白。袁先生说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我也想学学嘴说一句，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时间的先后和因果，掩盖了侵略者的罪恶。更是极端不严肃的。
5袁的史料运用严肃吗？
袁先生一谈到史的严肃就一发不可收，以至专拿出一节来说，其首先以“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这一歌谣为突破，提出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1]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我也是个孤陋寡闻的人，我没有条件去翻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事实上因拳团的分散和组织相对无序，加之很快被镇压，其留下的传单之类其代表性本身就不可能全面，很多是以后人传记，而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但袁先生言根本不足为凭，却有问题，因其有固有疑，但其无难道就无疑吗？袁听到“遍地红”马上想到******，但红灯照也是红啊！而保国和逞英雄等词也不是近代才有的，要知道拳团以农民为主，平时这些人是说白话的，之呼者也是典行的文言，是知识分子行文冒酸时用的，而且就是这些人平时也是说白话的，当然我们都不是古人，在这一句半句话上纠缠是没什么用的，不过我手头就有一段这样的拳团宣言，是由当时的洋人记录的，应无太多变造，想来也范不上美化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事实上我的感觉，由劳顿引证的这个拳团宣言，比袁先生纠缠不修的歌谣，更该入教科书，也更显革命。
除了所谓宣言之说，接这是把坛建在于谦庙的问题，这基本就是逗嘴，且无关紧要，对无大对，错无大错，大家自个想就是，我就不多说了，但袁先生有关自我批评精神的问题就一定要好好谈谈，通过上面的文章，大家应看出袁先生是个允满自我批评精神，准确的说应是允满中国批评精神（因为我并没看到他批自个），至于批评的如何，我上面说了很多，大家想来心中有谱。
袁先生举例说“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袁先生首先指出西库什教堂不是“侵略者据点”，而且围西库什教堂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对于西库什教堂是否侵略者据点，这要看各位对洋教和教民的看没而定，袁先生把这些人看的就算不是天使也善良文明，自然得不出侵略者据点的结论，而有关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鸟，我上面说的够多了，再重复实在是无聊，大家就根据自个的看法自判吧，而有关围堂主力，事实上根据史料，对使馆区的围攻以清军为主，但西库什教堂清军全布于外围，对其的围攻主要由拳团进行，这点在洋人事后的回忆中说的很清楚，而从攻击手段除刀矛外以抬枪，火箭，地道装炸药这点看，装备大量较先进的轻武器的清军，对围攻的插手就是有，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批过后，袁先生开始赞了，一赞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慈禧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但其前袁还对把老妖下令给洋人送物资称为暗中，愤愤不平，大叫有令在光明正大，看来老妖的令，是光明正大还是伪要看是否有利于洋人）。这个东南各省的督抚公开声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在与强大的敌人作战，而我们东南各省不但不支援抗敌，还与敌人搞和谈互保，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赞的，同样情况，多年后当强大的日本军人入侵我国时，那些不久前还互相算计，相互打杀的地方军阀，他们把自个的部队拿出来，与不久前的对手合作，面对强大的敌人血战到底，淞沪，台儿庄，这些战役有胜有败，其中也不乏冲突动摇，其手段战法也不乏混乱甚至蠢笨，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停止为了国家和民族与外敌战斗。这些后来的军阀与那些大员有很多不同，军阀的军队地盘是自个打下的，大员们的是国家通过任命给他们的，不同军阀间的隶属只存在于名义上，而大员们的对国家的隶属是明确的，但当国家受到入侵时，大部分军阀在为国而战，那些大员却在和敌人搞什么互保，这和后来的汪伪有什么区别，就算在同时代许多官员将军，如聂将军，他们也反团，但还是死战到底（但死后却被定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所谓的明智大员，和同时代的聂将军，及后世的那些军阀比，那点值得夸赞，倒是和后世的汪伪比多有相似。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该夸还是该骂，是该叫明智还是该叫混蛋，各位自个看这办吧。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从时间和时事上找原因为好。一九零零年四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以内悉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直接出兵“代为剿平”。应此要求清军在四到六月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对拳团展开了大规模围剿，直到五月末外军入侵才减缓，六月八国联军组成并开始进攻才撤底结束并与拳民联合，所以说在四到六月间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拳团一直在和清军包括最精锐的新军作战（事实上早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清军就开始围剿拳团了）。五月二十二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二十七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以上足见所谓拳团破坏铁路电线纯属蠢昧的非理性行为完全是谣言，五月的大破坏是一种阻止敌机动和通迅的战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对文明事物的仇恨的无理表现，当然拳团的口好和名词用法可能有问题，但他们对手中的洋枪等物也有一些另类的叫法，这些叫法并没有挡住他们对洋枪的失用，而拳团对洋务的另类别称也并不是他们催毁这些东西的原因，事实说明这是一种恰当的战术，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蠢昧。
2对洋人的滥杀
应该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滥杀都是不对的，在批判完拳民对铁路和电线的破坏后，袁就开始批评，教科书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其首先举出了，山西巡抚毓贤六月二十七对山西境内洋人教堂及医院等设施的破坏，兜拿洋人二百一十一口，并把其中四十四口敢于反抗的洋人及十七口同恶相济的教民杀了。接这袁又以此为引对刚毅等京中大臣的杀洋加一谴则，我不象袁老那样博学，只能就袁老的这根竿爬，首先山西巡抚毓贤对洋人的捉拿及其设施破坏是六月二十七，此时不提外军海军之入侵，单就其陆军，六国外军四百余人未经允许入侵我国国都北京已二十七天，此后零星不断，而八国联军成军入侵，并在大沽首先开火，也已十天了，别人我管不了，我的感想是毓贤的作法不当，在对待入侵的敌对国侨民的关押上，和二战时美国对轴心国移民的作法如出一辙，而其对敢于反抗的洋人及其中国教徒的的处决，更是和后来八国联军剿团时的作比为无异，但这些也最多是不当而以，离袁先生所给的帽子还是差距不小的,更主要的是，这些是联军入侵的果，而不是因。至于其中提到的一些趁火打劫的，这些人各各时期一有乱子就出来趁火打劫，对这种人以反洋为名的有之，后来以反团为名的也有之，为官的有之，为民的也有之，都不是什么好人，相关记录在大批史料和专业书籍中都不鲜见，以教科书之篇幅是否能尽容实在值得怀疑，事实上联军和教会的许多恶行，也并不见于教科书，想来也是这个原因
而说到拳团，早在其起事时就一直把教会和洋人作为重点目标，但此时拳团虽多，但相当一部分只是自保，采取暴力行动的相对尚少，而且这些拳团都受到了官军的剿杀，所以洋人和中外教会人物损失尚少，而这些采取暴力行动的一般都是受洋害较重的地区，被杀之教徒和洋人大部分决非善类，不过应该承认，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是难免的，可以肯定这之中无辜的人是难免的，虽然有证剧证明拳团在进行清洗活动是有区分的，作过一定的调查工作，但因为拳团的分散性，这种活动肯定不是所有的拳团都作到了，因标准的无序其范围和准确性也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把拳团介定为滥杀集团是不对的，撇开上面提到的不说，但就客观条件上他们也不足。大规模的杀洋灭教是在联军入侵后清拳合流后发生的，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出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缺乏组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拳变前各处教会和洋人借不平等条约胡为，所埋下的仇恨，和联军的入侵。
具体到袁所举的例子，全是在联军入侵清拳合流后暴发的，在其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了上万教民和洋人被杀，其说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袁对这些没写入教科书很是不平，我想写上也不要紧，但凡事有因果，加了这些最好也把因加进去，叫大家知道，为什么教徒和洋人如此招人恨，必欲杀之后快。
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以上三位大员，我想没人会认为他们是亲团派，这些大员在镇压拳团和其他反洋活动时都不曾手软，但就是他们，在镇压之余也还是看到了事物的因果，只是害不及身，并不打算施力改变。在拳变前教会已遍不各地，而其所到之处不但四处占地建堂（多为强抢），且各堂大多装备快枪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后就不在向国家交纳税务，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会甚至向当地民众中的非教徒收税派差“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如“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说了，其不但通过官府镇压，还私设公堂，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无权处理违法洋人，连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这些教堂简直成了国中之国，夺中国地，抢中国财，养中国人，成西洋军。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他们对教民说：“你们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国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事实上因为完全不受中国法规制约教会和教徒可以说良善之人实在不多，在拳变前大批的中国非教民，被他们略夺，欺压甚至杀伤，而根本无人关心。
3对国人的滥杀
袁先生在例数了洋人和教徒的损失后，终于想起了国人的损失，不过只限于拳团造成的，他首先提到了火烧大栅栏，这确是个惨剧，此事的惨状袁先生说了，那我就说说他没说的，应该说这次大火是拳团起事中最大的一次错误，当时大栅栏一共被烧了两次，大栅栏德记药房是北京一家洋人所开专卖西药的药房，拳团入京后洋老板躲了，但店确未关，一些拳团经过问明原由，一时血气便把它给点了，可大栅栏店挨点，火一起可就不是烧德记一家了，听袁先生的话说“匪禁水会救火”，这话不假，但他老先生却没说，这个匪禁水会救火是在火烧德记时，而当大火真的蔓延开来，拳团不但不阻还参与救火（只是手段差了些，初时以作法为主），这火烧了三天，可说是损失巨大，是在对火不很了解情况下乱放火的结果，我一直说在各地拳团中北京拳团是最糟糕的，在整个拳团运动中好作用最少，反面作面最大,我曾说过袁先生文中对的地方曲指可数，这应该算是一处，但后来袁把此事和对教民的清算，甚至大战后的全部损失连起来算就不象话了，有关对教民的清算因大火与居民冲突造成的错案有一些，把这部分和火事同算没什么，但把所有的都算上就不对了，因大批被清算的是确实的教民，而有关教民和一般人的区别不是我划的，他们有别于一般人的这一特征，是由不平等条约以法的形式确定的，并在好处多多时被长期行使。而战后的损失连算更不对，因大量损失是由联军造成的，怎能一起算，不提战后的烧杀抢掠，仅在战中，火灾区几座未被烧毁的重要建筑多为联军炮火所毁，如正阳门箭楼及城楼被，另外天安门，正阳门，钟鼓楼等重要建筑也均被炮击，其它的就更别说了。
袁认为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他老人家居然还表示出对民众的同情，真是难得，但他没看到民众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恰恰是因为，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冲突，而是实在的利益冲突，反团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热衷于，把所有或其码大部分引发拳变的原因归于文化和宗教，而对大量直接的冲突避而不谈或极力淡化，因为如不这样，那他们的所谓理论就连他们自个都说服不了了
4慈禧的骨头过硬吗？
袁公在文中大叫：“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我对这老妖从没好感，如真有人替老妖遮掩我想我会和老袁一起骂，但我们的教科书并未给老妖什么好脸，对其专制也没少数落，只是没把八国入侵这一滔天大祸算到她头上罢了，事实上也是对的，因为老妖有一万个错，但八国入侵确不是他的错，因为其和其手下的官员，多年来一直对洋人和洋教的横行少有干涉，在国家发展上也很少上心，以至每每为洋人所败，对忍无可忍的民众却一向是毫不手软的镇压，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之祸，老妖难逃则任，但问题是以袁先生一贯的思路，他这个责显然不是替民众追的，不信各位往下看。
袁首先大讲了一通拳团的毛病，接这就拿出一系列所谓明智者剿团的进言，最后指出老妖充耳不闻，看到了吧，袁先生所谓老妖责任不是因为她不能保民，而是其剿民不利，说到这点老妖是真冤，因为早在拳起前，对各种反洋活动，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清及老妖从未手软，拳团这次也并无例外，从拳团兴起后，清就从没停止过对拳团的围剿，拳团起于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八九九年六月官府就开始捉拿其首脑，八月暴发了武装冲突，此后互有胜败，后来被袁指责杀洋的毓贤此时尚在山东，因地方部队不利，其派省府马步军各一营助剿，在拳团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官军的围剿就从没停过，在一九零零年四月西方各国下了通牒后，更是动用了中央一级部队围剿，如果说有所松动的化，那就是其初时只打算镇压已采取暴力行动的拳团，对只求自保，尚无主动行动的拳团，则打算劝抚，这从主观上是清和老妖不想过大扩大打击面，客观上也是合理的，而洋人认为应无论是否有行动，全应剿灭，按袁先生的想法，反洋就该死，洋人开了口就更该死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不杀又或是杀的慢了，杀不过来了想多容会公夫，杀的不够多了，杀累了想略歇一会，那都是罪该万死的，老妖该死这没错，但袁先生这样的指责她是冤枉了她的，因为袁不是在指责她妖，而是在指导工指责她不够妖，袁先生要求的标准太高了，能达到的怕是连狗都没几条
接这袁又指出，连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并指出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真是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总算又想起时间来了，他还知道下诏与各国宣战是6月21日，但在这我要提醒，五月底敌海军就闯入我海疆，并不断向各处派兵，在八国联军组成前，已有数千洋兵未经允许进入京津，而六月十日八国联军已发兵进京，6月16日要求大沽守军投降，因守军不从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看到了吧，对八国宣战时，联军首先开火攻占我炮台已四天了。其非法入侵我国也已一个半月了（清放松围剿拳团大批入京就是在此期间），这到底是清想和八国作战还是八国想和清作战，是清向八国宣战还是八国不宣而战，我想会数数的人应该都不难明白。袁先生说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我也想学学嘴说一句，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时间的先后和因果，掩盖了侵略者的罪恶。更是极端不严肃的。
5袁的史料运用严肃吗？
袁先生一谈到史的严肃就一发不可收，以至专拿出一节来说，其首先以“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这一歌谣为突破，提出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1]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我也是个孤陋寡闻的人，我没有条件去翻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事实上因拳团的分散和组织相对无序，加之很快被镇压，其留下的传单之类其代表性本身就不可能全面，很多是以后人传记，而非实物形式存在的，但袁先生言根本不足为凭，却有问题，因其有固有疑，但其无难道就无疑吗？袁听到“遍地红”马上想到******，但红灯照也是红啊！而保国和逞英雄等词也不是近代才有的，要知道拳团以农民为主，平时这些人是说白话的，之呼者也是典行的文言，是知识分子行文冒酸时用的，而且就是这些人平时也是说白话的，当然我们都不是古人，在这一句半句话上纠缠是没什么用的，不过我手头就有一段这样的拳团宣言，是由当时的洋人记录的，应无太多变造，想来也范不上美化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
事实上我的感觉，由劳顿引证的这个拳团宣言，比袁先生纠缠不修的歌谣，更该入教科书，也更显革命。
除了所谓宣言之说，接这是把坛建在于谦庙的问题，这基本就是逗嘴，且无关紧要，对无大对，错无大错，大家自个想就是，我就不多说了，但袁先生有关自我批评精神的问题就一定要好好谈谈，通过上面的文章，大家应看出袁先生是个允满自我批评精神，准确的说应是允满中国批评精神（因为我并没看到他批自个），至于批评的如何，我上面说了很多，大家想来心中有谱。
袁先生举例说“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袁先生首先指出西库什教堂不是“侵略者据点”，而且围西库什教堂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对于西库什教堂是否侵略者据点，这要看各位对洋教和教民的看没而定，袁先生把这些人看的就算不是天使也善良文明，自然得不出侵略者据点的结论，而有关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鸟，我上面说的够多了，再重复实在是无聊，大家就根据自个的看法自判吧，而有关围堂主力，事实上根据史料，对使馆区的围攻以清军为主，但西库什教堂清军全布于外围，对其的围攻主要由拳团进行，这点在洋人事后的回忆中说的很清楚，而从攻击手段除刀矛外以抬枪，火箭，地道装炸药这点看，装备大量较先进的轻武器的清军，对围攻的插手就是有，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批过后，袁先生开始赞了，一赞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慈禧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但其前袁还对把老妖下令给洋人送物资称为暗中，愤愤不平，大叫有令在光明正大，看来老妖的令，是光明正大还是伪要看是否有利于洋人）。这个东南各省的督抚公开声明就是所谓东南互保，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在与强大的敌人作战，而我们东南各省不但不支援抗敌，还与敌人搞和谈互保，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赞的，同样情况，多年后当强大的日本军人入侵我国时，那些不久前还互相算计，相互打杀的地方军阀，他们把自个的部队拿出来，与不久前的对手合作，面对强大的敌人血战到底，淞沪，台儿庄，这些战役有胜有败，其中也不乏冲突动摇，其手段战法也不乏混乱甚至蠢笨，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停止为了国家和民族与外敌战斗。这些后来的军阀与那些大员有很多不同，军阀的军队地盘是自个打下的，大员们的是国家通过任命给他们的，不同军阀间的隶属只存在于名义上，而大员们的对国家的隶属是明确的，但当国家受到入侵时，大部分军阀在为国而战，那些大员却在和敌人搞什么互保，这和后来的汪伪有什么区别，就算在同时代许多官员将军，如聂将军，他们也反团，但还是死战到底（但死后却被定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所谓的明智大员，和同时代的聂将军，及后世的那些军阀比，那点值得夸赞，倒是和后世的汪伪比多有相似。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该夸还是该骂，是该叫明智还是该叫混蛋，各位自个看这办吧。
作为学者，在百家争鸣的可以对很多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应该的，也是应该提倡的！
但也不能把一些根本的事实进行颠倒黑白的解释和所谓的研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前面还有认真和严谨的研究呢．
从一个角度看现在的学术讨论气氛比较宽松，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泥沙俱下，混淆视听的东西也多了．
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我们灌水的难度无疑增加了很多！:Q
但也不能把一些根本的事实进行颠倒黑白的解释和所谓的研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前面还有认真和严谨的研究呢．
从一个角度看现在的学术讨论气氛比较宽松，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泥沙俱下，混淆视听的东西也多了．
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我们灌水的难度无疑增加了很多！:Q
网友反驳三【3】
袁先生第二赞的就是香港的教科书，而其所夸的大部分东西我们上面都说了，只有一件那就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1900年6月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闻本国使馆卫兵将至，乘车出永定门迎接，为董福祥所部兵士杀死（大沽尚未开战，但敌已入侵半月，联军也已组建并出发五天）。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在北京内城城墙上曾下令枪杀义和团团民约20人（当时拳团和清军均未还击）。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犯。6月20日（敌占我大沽三天后）克林德乘轿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恩海击毙，恩海因此被捕。袁认为港的教科书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港的教科我没看过不好评，我也不敢说自个是个不抱偏见的人，我可以肯定的只是，袁先生抱的东西里是肯定有偏见的，而其史料运用，不要提上面各章节，就连这个专章，就谈不上严肃。
6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在《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这一节，袁先生提出没有救世主，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对此本人一百个同意，但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其说：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而事实上这段话完全是空话，首先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希望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列强，我们想要但列强不会给我们，其说义和团对内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但我要问让一大群人不受中国法规制约，不向中国交税而向洋人交税，各地出现装备比政府军都好的武装教民，这难到是社会前进方向，允许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个所谓和平倒底还有什么用？杀洋人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但这些洋人不论是强贩鸦片，还是置身法外的恶行，那条是人道文明的，叫洋人安安生生的建他们的国中之国，中国还谈何自身利益。我们在战败后损失不少银子，不错不打就不会赔那样多的款，可是不要忘了，当时洋人以法外之权吸收大批豪强入教，这些人入教后就不再向国家交税，并向非教民收税派差，长此下去，发展蔓延，每到一处更是强占当地土地房产，我们的仅此一项会损失多少，被躲走的会比赔款少吗？烧杀更不用说了，看看历史就会知道这些文明人的烧杀，到底是因为反抗还是因为其自身的贪婪和掠夺欲。
有关义和团是否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袁先生当然不认了，而瓦德西那段有名的谈话则被定性为个人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对此我想我们只能用资料来说话了。列强瓜分中国有三次危机，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就联军的失败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对非洲那样。但不行，这是因为中国人表现出了旺盛的民间抵抗意志，瓦的想法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见于对国内的上报，和其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列强的代表也不在少数。
9月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认为，“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
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于1901年2月8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不过有的研究者撇开义和团运动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7 是革命粗鄙化还是文明奴才化
袁先生在《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这节中，把拳变问题与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等同，并把孙中山和陈独秀肯定拳团说成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根是可笑，这些人是要宣传某些东西没错，难道他袁先生写这些不是为了宣传某些东西吗？问题是宣传的是什么，是对是错，说实在的，行文至此，以我浅见最该和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想等同的，恰恰是袁先生自个，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袁先生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亡史，他的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有另一个标题《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相应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这个题目往往是作为副标题出现的，我不知这个标题是袁先生还是他的同好加上的，以我的理解这里面的“我们”应该只限于袁先生及其同好自己，而不应包括其他人，其说“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与其行文相对，实在是相去甚远，改成“为了培育奴性的有媚外和自卑观念的现代洋狗，以利于打击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事业，现在是制造谬误破坏历史的时候了”，可能更贴切。
袁先生第二赞的就是香港的教科书，而其所夸的大部分东西我们上面都说了，只有一件那就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1900年6月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闻本国使馆卫兵将至，乘车出永定门迎接，为董福祥所部兵士杀死（大沽尚未开战，但敌已入侵半月，联军也已组建并出发五天）。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在北京内城城墙上曾下令枪杀义和团团民约20人（当时拳团和清军均未还击）。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犯。6月20日（敌占我大沽三天后）克林德乘轿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恩海击毙，恩海因此被捕。袁认为港的教科书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港的教科我没看过不好评，我也不敢说自个是个不抱偏见的人，我可以肯定的只是，袁先生抱的东西里是肯定有偏见的，而其史料运用，不要提上面各章节，就连这个专章，就谈不上严肃。
6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在《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这一节，袁先生提出没有救世主，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对此本人一百个同意，但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其说：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而事实上这段话完全是空话，首先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希望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列强，我们想要但列强不会给我们，其说义和团对内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但我要问让一大群人不受中国法规制约，不向中国交税而向洋人交税，各地出现装备比政府军都好的武装教民，这难到是社会前进方向，允许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这个所谓和平倒底还有什么用？杀洋人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但这些洋人不论是强贩鸦片，还是置身法外的恶行，那条是人道文明的，叫洋人安安生生的建他们的国中之国，中国还谈何自身利益。我们在战败后损失不少银子，不错不打就不会赔那样多的款，可是不要忘了，当时洋人以法外之权吸收大批豪强入教，这些人入教后就不再向国家交税，并向非教民收税派差，长此下去，发展蔓延，每到一处更是强占当地土地房产，我们的仅此一项会损失多少，被躲走的会比赔款少吗？烧杀更不用说了，看看历史就会知道这些文明人的烧杀，到底是因为反抗还是因为其自身的贪婪和掠夺欲。
有关义和团是否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袁先生当然不认了，而瓦德西那段有名的谈话则被定性为个人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对此我想我们只能用资料来说话了。列强瓜分中国有三次危机，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曾就联军的失败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当时“中国列强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对非洲那样。但不行，这是因为中国人表现出了旺盛的民间抵抗意志，瓦的想法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见于对国内的上报，和其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列强的代表也不在少数。
9月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认为，“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
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于1901年2月8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不过有的研究者撇开义和团运动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7 是革命粗鄙化还是文明奴才化
袁先生在《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这节中，把拳变问题与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等同，并把孙中山和陈独秀肯定拳团说成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根是可笑，这些人是要宣传某些东西没错，难道他袁先生写这些不是为了宣传某些东西吗？问题是宣传的是什么，是对是错，说实在的，行文至此，以我浅见最该和日本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想等同的，恰恰是袁先生自个，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袁先生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亡史，他的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有另一个标题《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相应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这个题目往往是作为副标题出现的，我不知这个标题是袁先生还是他的同好加上的，以我的理解这里面的“我们”应该只限于袁先生及其同好自己，而不应包括其他人，其说“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与其行文相对，实在是相去甚远，改成“为了培育奴性的有媚外和自卑观念的现代洋狗，以利于打击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事业，现在是制造谬误破坏历史的时候了”，可能更贴切。
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
张鸣凤如何叫秉公执法呢？
第一，张鸣凤本是代理知县，但既官居父母官就不应该不懂得刑律，即使是中国人知县随意判处而不上报也是决不允许的，更何况是一洋传教士。况且马神甫同案还有25名中国教徒被施以酷刑、剥夺财产，其中二人被一并处死，张鸣凤居然同样不上报。
第二，既然做了何又不敢承认，时间过去五个月消息方传到广州，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结果造成清政府外交上的严重被动。
第三，马神甫实系虐杀，2月24日被捕后严刑拷打五天，斩首后尸体又被脔割喂狗，如果说刑讯逼供算中国古往今来的陋习，那么谁又给了张鸣凤采用肉刑的权力。
原帖由 牧神潘 于 2008-9-6 20:58 发表
哈哈。
好文。很是犀利，突然想起了上海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听说都不教啥具体的国家民族文明发展脉络啥的，改什么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啥的，甚是和谐，不知执行如何？该书具体成效怎样？
上海教科书事件和袁伟时事件完全是两码事，前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
研究慰安妇史和上海租界史的著名爱国学者苏智良先生被动地被推到前台，诚然苏智良先生并不具备驾驭通史教材的能力，充其量只能搞搞上海近代地方志中的某些部分，但不能因为他参与了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把他与另一些人归为一类。
苏智良先生本身反映了上海教科书事件的复杂性。
楼主小心啊，马立成等“精英”可是现在的ZF暗中扶持的思想代表，和谐先锋啊
历史不应该是宣传的产物，无论是左右都不可以，左派的过于强调斗争，这是错误的，但右派呢，装得世界大同，动不动就是从全人类出发，搞得只有世界人，没有中国人似的。起码主权国家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Q
是偶没有全球意识呢，还是他们没有中国意识;funk
是偶没有全球意识呢，还是他们没有中国意识;funk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怪物
原帖由 bsm1940 于 2008-9-7 13:43 发表
历史不应该是宣传的产物，无论是左右都不可以，左派的过于强调斗争，这是错误的，但右派呢，装得世界大同，动不动就是从全人类出发，搞得只有世界人，没有中国人似的。起码主权国家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Q
...
那不是右派，那只不过是些天真的人，或者故意说些天真的话
上海教科书事件和袁伟时事件完全是两码事，前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
当年方荔枝就鼓吹做世界人，现在想起来，19年前的人真是有点不可理喻:Q
有一期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关于航母的，
有袁伟时的发言，
别的嘉宾谈的是现在需不需要航母，他老人家的理论是世界将大同，国防都没必要。
只能说，他老先生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有袁伟时的发言，
别的嘉宾谈的是现在需不需要航母，他老人家的理论是世界将大同，国防都没必要。
只能说，他老先生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原帖由 brpi 于 2008-9-7 21:21 发表
有一期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关于航母的，
有袁伟时的发言，
别的嘉宾谈的是现在需不需要航母，他老人家的理论是世界将大同，国防都没必要。
只能说，他老先生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他老人还说,中国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台湾独立,因为东亚必然共荣,发展军备根本没有必要..
其实他的观点就一个:洋人是文明人,守法纪. 善良的很. 我们只要做顺民就行了,反抗的话是错误的.对国家民族有害的.
，事实上此类“教案”多数实质上是
掺杂了大量现实利益纠纷的文化冲突，因此无论给其贴上“反帝”还是“反现代
化”的政治标签都有点离题太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拿“火烧望海楼”
来比“抵制家乐福”并不恰当。（完）
参考资料：
1，关于“火烧望海楼”的一点历史，作者：雨滴成湖8526，出处：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0888.shtml
2，1870年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http://bbs.tiexue.net/post_2251320_1.html
（该贴内容主要来源于维基百科“天津教案”词条）
掺杂了大量现实利益纠纷的文化冲突，因此无论给其贴上“反帝”还是“反现代
化”的政治标签都有点离题太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拿“火烧望海楼”
来比“抵制家乐福”并不恰当。（完）
参考资料：
1，关于“火烧望海楼”的一点历史，作者：雨滴成湖8526，出处：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0888.shtml
2，1870年天津教案：火烧望海楼，http://bbs.tiexue.net/post_2251320_1.html
（该贴内容主要来源于维基百科“天津教案”词条）
现在出现不少JY们,开始对历史事件作了自取所需的裁剪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很无耻啊...
袁伟时=JY
原帖由 xsxsxs123456 于 2008-9-7 22:29 发表
事实上此类“教案”多数实质上是掺杂了大量现实利益纠纷的文化冲突，因此无论给其贴上“反帝”还是“反现代化”的政治标签都有点离题太u远。
这是句挺好的评论，但是你未必很好地理解了它。所谓帝国主义还是现代化，作为一种政治理念都是社会活动家们不断灌输的结果。用经典的政治术语而论，就是从自在的群体发展成自为的阶级，从自发的活动发展成自觉的活动。当然传统教科书整这么一套，无非还是要证明中共的历史地位和执政基础。
杀几个洋人当然不等于反帝，否则闯到上海闸北警局里捅警察的杨佳，就变成了对抗暴政的英雄了。但是在斗争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野蛮和愚昧，毕竟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也是与中华文明所不相容的。
袁教授根本就是个迂腐文人，不适合从事实际工作。
原帖由 PRC 于 2008-9-7 23:37 发表
袁教授根本就是个迂腐文人，不适合从事实际工作。
我看这厮倒不是迂腐，而是无耻
语不惊人死不休阿，连裤子都不要了:D :D
袁教授=方[:a7:] [:a13:] :D 荔枝
当年的河殇派、民运的口号“要民主不要民族”，看来还阴魂不散。。
中国在被侵略的过程中，自己所犯的错误当然是一大堆的，现在应该直面这种错误。
道德义愤解决不了逻辑推理问题。
道德义愤解决不了逻辑推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