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苏美两大舰队1973地中海大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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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两大舰队1973地中海大对峙[组图]2008年08月28日 原文连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 ... 2663_751238_3.shtml
著/莱勒·J·戈德斯坦 尤里·M·朱可夫 编译/海潮
大约30年前，美苏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海上对抗事件。这次危机发生于美国海军将其战略注意力连续数年集中于越战的时期，见证了此前10年未在地中海部署海军力量的苏联如何充分利用美国在政治、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弱点。实际上，这次对美国构成的实质性海上挑战，是由苏联这样一个传统上几乎完全实行海岸防御战略的国家所发起的。
美国当前实施的多场全球反恐战争，可能会使美国海军对其争夺制海权的核心使命有所淡化。当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那场几乎被人遗忘的严重危机将提醒美国海军，海上冲突可能随时发生。地中海危机显示的情况表明，美国的对手即使是在面临严重局限性（甚至是在美国保持其传统海上优势）时，仍具备局部的海上拦截能力。
在考察苏联1973年10月阿以战争前后实行的海军战略时，本文通过与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合作、采访苏联海军官员以及参考俄罗斯新近出版的有关回忆录和军事杂志等方式，从俄罗斯获得了新的相关证据。这些新消息来源（其中许多此前未被任何西方分析人士所采用）包括苏联海军第五分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参谋长谢苗诺夫上校从未公开的个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关于当时舰只每日活动的记载，为考察苏联的战略思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些新证据描述的事实是，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当时处于直接干预阿以战争的边缘，并怀有对美国海军实施攻击行动的强烈意愿。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超出了此前的想象。本文观点与其他研究这次冲突的学术文章截然相反，后者通常强调苏联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愿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武力。此外，由于以前的绝大多数解密消息都反映了美国的观点，因此本文具有经验方面的重要价值。俄罗斯方面的有关材料可使人们充分理解一个正在创建和部署远洋舰队的陆地大国所形成的重大挑战。
与加勒比海危机的比较
美苏地中海对峙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此前更为著名的一次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然而，前一次危机显示了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确保作战灵活性和作为政治杠杆方面的重要性；而地中海危机则显示出，两支在作战能力上颇为接近的舰队使美国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做出决定时面临更大的局限性，也使事件结局具有更大的模糊性。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苏联形成了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肯尼迪总统选择了海上封锁方案，而未采取立即实施陆地攻击、“外科手术”式空袭、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或简单地无所作为等其他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苏联进行海上对抗是美国最为有利的选择。
斯大林时期结束后，苏联大幅度压缩了海军建设，使其建立“蓝水海军”的梦想几乎陷入绝望。对于苏联海军指挥员而言，加勒比海是一片与母港相距遥远的陌生海域，苏联无法对其部署在古巴的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甚至是有效补给或增援）。驶向哈瓦那的苏联商船队通常没有军舰护航，苏联当时在该海域几乎未部署可供使用的海上作战力量。
由苏联海军上校维塔利·阿加福诺夫率领的4艘F级常规动力潜艇（北约命名为“狐步”级，苏联海军代号为641型）于1962年10月1日离开北方舰队前往位于哈瓦那的新基地，每艘潜艇都携带了22枚常规鱼雷和1枚核鱼雷。他们将执行穿越美国海军由40艘舰艇、240架飞机和3万名人员组成的封锁线。除了美国海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外，苏军潜艇还不得不处理潜艇本身出现的大量技术和机械故障。由于苏军核潜艇当时的安全性相对较差且未经过测试，因此不得不派遣老式常规动力潜艇。以柴油为动力的“狐步”级不适于执行此类任务。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潜艇的舱温达摄氏50度，迫使艇员泡在齐颈深的水中降低体温。此类潜艇的电池缺乏冷却系统，使充电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狐步”级不得不经常浮出水面，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并对电池充电。
苏军潜艇较大的噪声以及频繁的上浮，使其极易遭受美国海军反潜力量的攻击。美国的陆基水声监听站在亚速尔群岛沿岸发现了这些潜艇。美军飞机在其余下航程内不间断地实施跟踪，“狐步”级潜艇为规避美军跟踪，不得不潜入水下200米深处，但又中断了与莫斯科的通信联络。
苏军第五艘潜艇，Z级常规动力潜艇（“祖鲁”级，苏联称611型）B-58携带了2枚核鱼雷，于同年9月底被派遣至加勒比海，奉命在苏联运输船遭受攻击时提供防护。然而，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后不久，该艇即被莫斯科召回，并于11月10日返回苏联。前述苏军4艘“狐步”级潜艇也未抵达古巴，其中3艘被美军战舰逼出水面后返回苏联基地；另一艘在加勒比海接到命令，要求其在11月20日前返回苏联波利阿尼基地。
虽然加勒比海危机使苏联陷于窘境，但也使苏联海军在常规动力潜艇执行远航任务方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经验，如其潜艇的电池冷却问题在后来很短时间内便被解决。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海军从此又开始重新考虑建立一支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远洋舰队，此后的努力集中于扩展苏联海军在近岸海域的行动。1964年以后，苏联海军迅速加强了其在地中海的力量存在，这可能是苏联海军政策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结果。
地理障碍
与英国和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苏联一直是大陆国家。“恶劣的地理条件”在历史上始终是苏联海军向遥远海域部署的最大制约因素。苏联拥有长达45169千米的海岸线，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北部的北冰洋海域。
人们在迅速浏览地图后就会发现，根据苏联人的观点，地中海并非一个能较为便利地实施海战的地区。苏联战舰只能从三个狭窄通道进入该海域: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但每条通道都很容易被敌方监视、警戒和封锁（如有必要）。此外，对于某些大国（尤其是二战之前的英国）而言，地中海一直是事关其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关键海域。
苏联在地中海维持力量存在的理由植根于其对国家安全重点相关的历史权利的构想。许多苏联精英阶层人士都认为，从历史上看，地中海和黑海本来就是连成一体的水域。苏联作为在黑海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国，自然有必要将其力量延伸至黑海相邻水域，此类观点被苏联海军历史上在地中海实施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加以强化。据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苏联黑海舰队司令的伊万·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回忆，他在苏联海军于1959年首次航行至地中海的行动中，曾与驻阿尔巴尼亚维罗拉海军基地的苏军潜艇官兵进行过交谈:“当时，我方的潜艇官兵们已理解了我国海军出现在地中海的必要性，一位操纵鱼雷的艇员说，‘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以来，苏联海军现在又来到了地中海，我们终于体会到过去的沙俄水兵在斯皮里多夫、乌沙科夫和谢尼亚文等俄罗斯海军名将指挥下航行和作战时的感受’”。
范围更广的背景
虽然苏联早在1955年就开始向埃及提供军火（苏联由此将影响延伸至英国留下的力量空白地区），并从1959年开始利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在爱琴海地区显示力量，但直到美国1963年3月开始部署“北极星”级核潜艇之后，苏联才在地中海部署前沿海军力量。
一、“北极星”级核潜艇
1963年4月14日，美国海军“山姆·休斯顿”号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 609）访问了土耳其伊兹梅尔港，这是弹道导弹潜艇历史上首次在地中海巡航。该艇装备了“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其弹头总当量超过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二战期间投下的炸弹当量总和（包括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该弹的射程（A-2型和A-3型分别为2800和4000千米）、水下发射能力及机动性，使其成为冷战核威慑的里程碑式武器系统。1枚从东地中海发射的弹道导弹具备摧毁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潜力。1961年中期，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SSBN 598）弹道导弹核潜艇已在苏联北部海岸地区完成了3次巡航。然而，“北极星”级潜艇在北方舰队防区内巡航，被认为比在地中海更易遭受苏联海军的反潜打击。根据美国弹道导弹对己方战略弱点构成的威胁，苏联把在地中海建立反制力量列为优先考虑。一位英国前国防情报官员指出:“（苏联）最先作出的反应是建立一个范围为1500海里（约278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该区域覆盖了挪威海、北冰洋和东部（地中海），随后计划建立范围达2500海里（约463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半径覆盖阿拉伯海（苏联海军从1967至1968年开始在该地区部署），而且正好与‘北极星’导弹的射程相吻合。”
苏联对美国SSBN威胁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其陆军在制定总体战略方面的绝对优势。很可能是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促使苏联让那些通常缺乏防护的水面舰艇作为“前沿观察哨”，连续地提供关于美国和北约核打击力量的目标数据信息。
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援
苏联对位于地中海的基地产生新的需求后，开始将目光转向阿拉伯国家。埃及对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反抗，使它成为尤其符合苏联要求的国家。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尤其是1967年阿以战争造成毁灭性灾难之后，时任埃及总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逐渐倾向于接受苏联援助，并接受国内左派政治力量的敦促，对苏联使用埃及港口、机场和海岸支援设施持允许态度。很快，埃及成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代言人。
总体而言，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战时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军事对抗发生之前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在冲突过程中提供补给；在战区附近显示武力；向阿拉伯参战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苏军人员直接参战。苏联在冷战期间一直向中东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上述一种或几种类型的援助，在70年代达到最高潮，这反映了苏联当时更为积极的力量投送能力。
苏美关系的缓和
70年代，苏联在对代理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有兴趣改善苏美关系。苏联海军在地中海不断增强的力量存在，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提倡缓和美苏关系的立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即美国谋求保持地区性霸权的努力只能招致苏联更为强硬的敌对措施，维护美苏双方利益的更好做法就在于采取相互克制政策。这种旨在缓和苏美关系的新政策以1969年11月的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标志，并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1972年5月签署《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时得到确认。
然而，缓和苏美关系的原则在苏联对代理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适用。中东的埃及一直试图利用苏美在冷战期间的敌对实现自身目标。这既体现在其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也体现在它试图收回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领土的努力上。因此，它对因苏美关系的缓和而对苏联援助阿拉伯国家的不利影响感到焦虑。苏联也由此陷于两难境地:它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将直接挑起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提供援助的后果则是会失去对苏联海军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当地港口。
北约的“内湖”和苏联的不利因素
在地中海，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和北约海军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对苏联海军保持着巨大优势，以至于地中海在冷战初期被称作北约的“内湖”。最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成员国控制了两个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土耳其海峡。
美国第六舰队充分得益于当地大量的海军基地和设施，其中包括西班牙的罗塔，意大利的马达莱那、那不勒斯苏达湾及希腊的克里特岛等。此外，由于第六舰队具备很强的海上补给能力，因此通常可在不靠岸的情况下延长海上部署时间。
除部署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外，西方盟国还可动用其航母力量。舰载机可投放常规炸弹和核炸弹，航程超过1000英里（约合1600千米），可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及苏联南部纳入打击范围。只要西方盟国在地中海多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如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的情况），就会再增加90架战机。
苏联从未在地中海拥有永久性基地，苏联海军进入当地港口时常常受到所在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由于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驱逐苏军舰队并没收其武器装备，因此苏联对阿港口的有限利用也被终止。苏联随后寻求提供支援的阿拉伯国家也不可靠。据谢苗诺夫回忆，苏联黑海舰队的2艘潜艇有一次在进入阿尔及尼亚的安纳巴港时，被迫等待了两天，后又被迫离港。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形势面前，地中海分舰队被迫在沿地中海的近岸海域分散部署其联络点，并通过保留辅助舰船的手段尽量减少对当地基地的依赖，此外还采取了限制停泊时间、要求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增援黑海舰队等措施。
如前述，苏联是地中海的“新到者”，它主要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但苏联不愿采取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永久性基地的做法，这将削弱其政治宣传的成效。作为替代措施，苏联海军主要依靠当地的12个近岸锚地，绝大部分此类锚地都位于国际海域，其中的两个主要锚地位于希腊基齐纳岛外海和靠近利比亚中北部海岸的锡德拉湾。苏联海军相对落后的海上补给能力迫使舰艇需定期脱离编队，返回锚地进行补给。
虽然这些锚地具有内在缺陷，但它们使苏联海军具备了“机动性”，并为其例行作战训练提供了便利。苏美两大舰队1973地中海大对峙[组图]2008年08月28日 原文连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 ... 2663_751238_3.shtml
著/莱勒·J·戈德斯坦 尤里·M·朱可夫 编译/海潮
大约30年前，美苏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海上对抗事件。这次危机发生于美国海军将其战略注意力连续数年集中于越战的时期，见证了此前10年未在地中海部署海军力量的苏联如何充分利用美国在政治、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弱点。实际上，这次对美国构成的实质性海上挑战，是由苏联这样一个传统上几乎完全实行海岸防御战略的国家所发起的。
美国当前实施的多场全球反恐战争，可能会使美国海军对其争夺制海权的核心使命有所淡化。当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那场几乎被人遗忘的严重危机将提醒美国海军，海上冲突可能随时发生。地中海危机显示的情况表明，美国的对手即使是在面临严重局限性（甚至是在美国保持其传统海上优势）时，仍具备局部的海上拦截能力。
在考察苏联1973年10月阿以战争前后实行的海军战略时，本文通过与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合作、采访苏联海军官员以及参考俄罗斯新近出版的有关回忆录和军事杂志等方式，从俄罗斯获得了新的相关证据。这些新消息来源（其中许多此前未被任何西方分析人士所采用）包括苏联海军第五分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参谋长谢苗诺夫上校从未公开的个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关于当时舰只每日活动的记载，为考察苏联的战略思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些新证据描述的事实是，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当时处于直接干预阿以战争的边缘，并怀有对美国海军实施攻击行动的强烈意愿。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超出了此前的想象。本文观点与其他研究这次冲突的学术文章截然相反，后者通常强调苏联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愿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武力。此外，由于以前的绝大多数解密消息都反映了美国的观点，因此本文具有经验方面的重要价值。俄罗斯方面的有关材料可使人们充分理解一个正在创建和部署远洋舰队的陆地大国所形成的重大挑战。
与加勒比海危机的比较
美苏地中海对峙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此前更为著名的一次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然而，前一次危机显示了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确保作战灵活性和作为政治杠杆方面的重要性；而地中海危机则显示出，两支在作战能力上颇为接近的舰队使美国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做出决定时面临更大的局限性，也使事件结局具有更大的模糊性。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苏联形成了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肯尼迪总统选择了海上封锁方案，而未采取立即实施陆地攻击、“外科手术”式空袭、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或简单地无所作为等其他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苏联进行海上对抗是美国最为有利的选择。
斯大林时期结束后，苏联大幅度压缩了海军建设，使其建立“蓝水海军”的梦想几乎陷入绝望。对于苏联海军指挥员而言，加勒比海是一片与母港相距遥远的陌生海域，苏联无法对其部署在古巴的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甚至是有效补给或增援）。驶向哈瓦那的苏联商船队通常没有军舰护航，苏联当时在该海域几乎未部署可供使用的海上作战力量。
由苏联海军上校维塔利·阿加福诺夫率领的4艘F级常规动力潜艇（北约命名为“狐步”级，苏联海军代号为641型）于1962年10月1日离开北方舰队前往位于哈瓦那的新基地，每艘潜艇都携带了22枚常规鱼雷和1枚核鱼雷。他们将执行穿越美国海军由40艘舰艇、240架飞机和3万名人员组成的封锁线。除了美国海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外，苏军潜艇还不得不处理潜艇本身出现的大量技术和机械故障。由于苏军核潜艇当时的安全性相对较差且未经过测试，因此不得不派遣老式常规动力潜艇。以柴油为动力的“狐步”级不适于执行此类任务。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潜艇的舱温达摄氏50度，迫使艇员泡在齐颈深的水中降低体温。此类潜艇的电池缺乏冷却系统，使充电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狐步”级不得不经常浮出水面，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并对电池充电。
苏军潜艇较大的噪声以及频繁的上浮，使其极易遭受美国海军反潜力量的攻击。美国的陆基水声监听站在亚速尔群岛沿岸发现了这些潜艇。美军飞机在其余下航程内不间断地实施跟踪，“狐步”级潜艇为规避美军跟踪，不得不潜入水下200米深处，但又中断了与莫斯科的通信联络。
苏军第五艘潜艇，Z级常规动力潜艇（“祖鲁”级，苏联称611型）B-58携带了2枚核鱼雷，于同年9月底被派遣至加勒比海，奉命在苏联运输船遭受攻击时提供防护。然而，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后不久，该艇即被莫斯科召回，并于11月10日返回苏联。前述苏军4艘“狐步”级潜艇也未抵达古巴，其中3艘被美军战舰逼出水面后返回苏联基地；另一艘在加勒比海接到命令，要求其在11月20日前返回苏联波利阿尼基地。
虽然加勒比海危机使苏联陷于窘境，但也使苏联海军在常规动力潜艇执行远航任务方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经验，如其潜艇的电池冷却问题在后来很短时间内便被解决。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海军从此又开始重新考虑建立一支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远洋舰队，此后的努力集中于扩展苏联海军在近岸海域的行动。1964年以后，苏联海军迅速加强了其在地中海的力量存在，这可能是苏联海军政策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结果。
地理障碍
与英国和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苏联一直是大陆国家。“恶劣的地理条件”在历史上始终是苏联海军向遥远海域部署的最大制约因素。苏联拥有长达45169千米的海岸线，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北部的北冰洋海域。
人们在迅速浏览地图后就会发现，根据苏联人的观点，地中海并非一个能较为便利地实施海战的地区。苏联战舰只能从三个狭窄通道进入该海域: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但每条通道都很容易被敌方监视、警戒和封锁（如有必要）。此外，对于某些大国（尤其是二战之前的英国）而言，地中海一直是事关其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关键海域。
苏联在地中海维持力量存在的理由植根于其对国家安全重点相关的历史权利的构想。许多苏联精英阶层人士都认为，从历史上看，地中海和黑海本来就是连成一体的水域。苏联作为在黑海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国，自然有必要将其力量延伸至黑海相邻水域，此类观点被苏联海军历史上在地中海实施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加以强化。据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苏联黑海舰队司令的伊万·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回忆，他在苏联海军于1959年首次航行至地中海的行动中，曾与驻阿尔巴尼亚维罗拉海军基地的苏军潜艇官兵进行过交谈:“当时，我方的潜艇官兵们已理解了我国海军出现在地中海的必要性，一位操纵鱼雷的艇员说，‘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以来，苏联海军现在又来到了地中海，我们终于体会到过去的沙俄水兵在斯皮里多夫、乌沙科夫和谢尼亚文等俄罗斯海军名将指挥下航行和作战时的感受’”。
范围更广的背景
虽然苏联早在1955年就开始向埃及提供军火（苏联由此将影响延伸至英国留下的力量空白地区），并从1959年开始利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在爱琴海地区显示力量，但直到美国1963年3月开始部署“北极星”级核潜艇之后，苏联才在地中海部署前沿海军力量。
一、“北极星”级核潜艇
1963年4月14日，美国海军“山姆·休斯顿”号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 609）访问了土耳其伊兹梅尔港，这是弹道导弹潜艇历史上首次在地中海巡航。该艇装备了“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其弹头总当量超过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二战期间投下的炸弹当量总和（包括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该弹的射程（A-2型和A-3型分别为2800和4000千米）、水下发射能力及机动性，使其成为冷战核威慑的里程碑式武器系统。1枚从东地中海发射的弹道导弹具备摧毁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潜力。1961年中期，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SSBN 598）弹道导弹核潜艇已在苏联北部海岸地区完成了3次巡航。然而，“北极星”级潜艇在北方舰队防区内巡航，被认为比在地中海更易遭受苏联海军的反潜打击。根据美国弹道导弹对己方战略弱点构成的威胁，苏联把在地中海建立反制力量列为优先考虑。一位英国前国防情报官员指出:“（苏联）最先作出的反应是建立一个范围为1500海里（约278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该区域覆盖了挪威海、北冰洋和东部（地中海），随后计划建立范围达2500海里（约463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半径覆盖阿拉伯海（苏联海军从1967至1968年开始在该地区部署），而且正好与‘北极星’导弹的射程相吻合。”
苏联对美国SSBN威胁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其陆军在制定总体战略方面的绝对优势。很可能是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促使苏联让那些通常缺乏防护的水面舰艇作为“前沿观察哨”，连续地提供关于美国和北约核打击力量的目标数据信息。
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援
苏联对位于地中海的基地产生新的需求后，开始将目光转向阿拉伯国家。埃及对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反抗，使它成为尤其符合苏联要求的国家。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尤其是1967年阿以战争造成毁灭性灾难之后，时任埃及总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逐渐倾向于接受苏联援助，并接受国内左派政治力量的敦促，对苏联使用埃及港口、机场和海岸支援设施持允许态度。很快，埃及成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代言人。
总体而言，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战时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军事对抗发生之前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在冲突过程中提供补给；在战区附近显示武力；向阿拉伯参战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苏军人员直接参战。苏联在冷战期间一直向中东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上述一种或几种类型的援助，在70年代达到最高潮，这反映了苏联当时更为积极的力量投送能力。
苏美关系的缓和
70年代，苏联在对代理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有兴趣改善苏美关系。苏联海军在地中海不断增强的力量存在，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提倡缓和美苏关系的立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即美国谋求保持地区性霸权的努力只能招致苏联更为强硬的敌对措施，维护美苏双方利益的更好做法就在于采取相互克制政策。这种旨在缓和苏美关系的新政策以1969年11月的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标志，并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1972年5月签署《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时得到确认。
然而，缓和苏美关系的原则在苏联对代理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适用。中东的埃及一直试图利用苏美在冷战期间的敌对实现自身目标。这既体现在其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也体现在它试图收回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领土的努力上。因此，它对因苏美关系的缓和而对苏联援助阿拉伯国家的不利影响感到焦虑。苏联也由此陷于两难境地:它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将直接挑起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提供援助的后果则是会失去对苏联海军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当地港口。
北约的“内湖”和苏联的不利因素
在地中海，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和北约海军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对苏联海军保持着巨大优势，以至于地中海在冷战初期被称作北约的“内湖”。最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成员国控制了两个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土耳其海峡。
美国第六舰队充分得益于当地大量的海军基地和设施，其中包括西班牙的罗塔，意大利的马达莱那、那不勒斯苏达湾及希腊的克里特岛等。此外，由于第六舰队具备很强的海上补给能力，因此通常可在不靠岸的情况下延长海上部署时间。
除部署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外，西方盟国还可动用其航母力量。舰载机可投放常规炸弹和核炸弹，航程超过1000英里（约合1600千米），可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及苏联南部纳入打击范围。只要西方盟国在地中海多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如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的情况），就会再增加90架战机。
苏联从未在地中海拥有永久性基地，苏联海军进入当地港口时常常受到所在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由于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驱逐苏军舰队并没收其武器装备，因此苏联对阿港口的有限利用也被终止。苏联随后寻求提供支援的阿拉伯国家也不可靠。据谢苗诺夫回忆，苏联黑海舰队的2艘潜艇有一次在进入阿尔及尼亚的安纳巴港时，被迫等待了两天，后又被迫离港。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形势面前，地中海分舰队被迫在沿地中海的近岸海域分散部署其联络点，并通过保留辅助舰船的手段尽量减少对当地基地的依赖，此外还采取了限制停泊时间、要求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增援黑海舰队等措施。
如前述，苏联是地中海的“新到者”，它主要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但苏联不愿采取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永久性基地的做法，这将削弱其政治宣传的成效。作为替代措施，苏联海军主要依靠当地的12个近岸锚地，绝大部分此类锚地都位于国际海域，其中的两个主要锚地位于希腊基齐纳岛外海和靠近利比亚中北部海岸的锡德拉湾。苏联海军相对落后的海上补给能力迫使舰艇需定期脱离编队，返回锚地进行补给。
虽然这些锚地具有内在缺陷，但它们使苏联海军具备了“机动性”，并为其例行作战训练提供了便利。
著/莱勒·J·戈德斯坦 尤里·M·朱可夫 编译/海潮
大约30年前，美苏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海上对抗事件。这次危机发生于美国海军将其战略注意力连续数年集中于越战的时期，见证了此前10年未在地中海部署海军力量的苏联如何充分利用美国在政治、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弱点。实际上，这次对美国构成的实质性海上挑战，是由苏联这样一个传统上几乎完全实行海岸防御战略的国家所发起的。
美国当前实施的多场全球反恐战争，可能会使美国海军对其争夺制海权的核心使命有所淡化。当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那场几乎被人遗忘的严重危机将提醒美国海军，海上冲突可能随时发生。地中海危机显示的情况表明，美国的对手即使是在面临严重局限性（甚至是在美国保持其传统海上优势）时，仍具备局部的海上拦截能力。
在考察苏联1973年10月阿以战争前后实行的海军战略时，本文通过与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合作、采访苏联海军官员以及参考俄罗斯新近出版的有关回忆录和军事杂志等方式，从俄罗斯获得了新的相关证据。这些新消息来源（其中许多此前未被任何西方分析人士所采用）包括苏联海军第五分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参谋长谢苗诺夫上校从未公开的个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关于当时舰只每日活动的记载，为考察苏联的战略思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些新证据描述的事实是，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当时处于直接干预阿以战争的边缘，并怀有对美国海军实施攻击行动的强烈意愿。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超出了此前的想象。本文观点与其他研究这次冲突的学术文章截然相反，后者通常强调苏联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愿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武力。此外，由于以前的绝大多数解密消息都反映了美国的观点，因此本文具有经验方面的重要价值。俄罗斯方面的有关材料可使人们充分理解一个正在创建和部署远洋舰队的陆地大国所形成的重大挑战。
与加勒比海危机的比较
美苏地中海对峙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此前更为著名的一次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然而，前一次危机显示了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确保作战灵活性和作为政治杠杆方面的重要性；而地中海危机则显示出，两支在作战能力上颇为接近的舰队使美国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做出决定时面临更大的局限性，也使事件结局具有更大的模糊性。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苏联形成了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肯尼迪总统选择了海上封锁方案，而未采取立即实施陆地攻击、“外科手术”式空袭、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或简单地无所作为等其他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苏联进行海上对抗是美国最为有利的选择。
斯大林时期结束后，苏联大幅度压缩了海军建设，使其建立“蓝水海军”的梦想几乎陷入绝望。对于苏联海军指挥员而言，加勒比海是一片与母港相距遥远的陌生海域，苏联无法对其部署在古巴的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甚至是有效补给或增援）。驶向哈瓦那的苏联商船队通常没有军舰护航，苏联当时在该海域几乎未部署可供使用的海上作战力量。
由苏联海军上校维塔利·阿加福诺夫率领的4艘F级常规动力潜艇（北约命名为“狐步”级，苏联海军代号为641型）于1962年10月1日离开北方舰队前往位于哈瓦那的新基地，每艘潜艇都携带了22枚常规鱼雷和1枚核鱼雷。他们将执行穿越美国海军由40艘舰艇、240架飞机和3万名人员组成的封锁线。除了美国海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外，苏军潜艇还不得不处理潜艇本身出现的大量技术和机械故障。由于苏军核潜艇当时的安全性相对较差且未经过测试，因此不得不派遣老式常规动力潜艇。以柴油为动力的“狐步”级不适于执行此类任务。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潜艇的舱温达摄氏50度，迫使艇员泡在齐颈深的水中降低体温。此类潜艇的电池缺乏冷却系统，使充电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狐步”级不得不经常浮出水面，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并对电池充电。
苏军潜艇较大的噪声以及频繁的上浮，使其极易遭受美国海军反潜力量的攻击。美国的陆基水声监听站在亚速尔群岛沿岸发现了这些潜艇。美军飞机在其余下航程内不间断地实施跟踪，“狐步”级潜艇为规避美军跟踪，不得不潜入水下200米深处，但又中断了与莫斯科的通信联络。
苏军第五艘潜艇，Z级常规动力潜艇（“祖鲁”级，苏联称611型）B-58携带了2枚核鱼雷，于同年9月底被派遣至加勒比海，奉命在苏联运输船遭受攻击时提供防护。然而，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后不久，该艇即被莫斯科召回，并于11月10日返回苏联。前述苏军4艘“狐步”级潜艇也未抵达古巴，其中3艘被美军战舰逼出水面后返回苏联基地；另一艘在加勒比海接到命令，要求其在11月20日前返回苏联波利阿尼基地。
虽然加勒比海危机使苏联陷于窘境，但也使苏联海军在常规动力潜艇执行远航任务方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经验，如其潜艇的电池冷却问题在后来很短时间内便被解决。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海军从此又开始重新考虑建立一支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远洋舰队，此后的努力集中于扩展苏联海军在近岸海域的行动。1964年以后，苏联海军迅速加强了其在地中海的力量存在，这可能是苏联海军政策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结果。
地理障碍
与英国和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苏联一直是大陆国家。“恶劣的地理条件”在历史上始终是苏联海军向遥远海域部署的最大制约因素。苏联拥有长达45169千米的海岸线，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北部的北冰洋海域。
人们在迅速浏览地图后就会发现，根据苏联人的观点，地中海并非一个能较为便利地实施海战的地区。苏联战舰只能从三个狭窄通道进入该海域: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但每条通道都很容易被敌方监视、警戒和封锁（如有必要）。此外，对于某些大国（尤其是二战之前的英国）而言，地中海一直是事关其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关键海域。
苏联在地中海维持力量存在的理由植根于其对国家安全重点相关的历史权利的构想。许多苏联精英阶层人士都认为，从历史上看，地中海和黑海本来就是连成一体的水域。苏联作为在黑海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国，自然有必要将其力量延伸至黑海相邻水域，此类观点被苏联海军历史上在地中海实施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加以强化。据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苏联黑海舰队司令的伊万·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回忆，他在苏联海军于1959年首次航行至地中海的行动中，曾与驻阿尔巴尼亚维罗拉海军基地的苏军潜艇官兵进行过交谈:“当时，我方的潜艇官兵们已理解了我国海军出现在地中海的必要性，一位操纵鱼雷的艇员说，‘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以来，苏联海军现在又来到了地中海，我们终于体会到过去的沙俄水兵在斯皮里多夫、乌沙科夫和谢尼亚文等俄罗斯海军名将指挥下航行和作战时的感受’”。
范围更广的背景
虽然苏联早在1955年就开始向埃及提供军火（苏联由此将影响延伸至英国留下的力量空白地区），并从1959年开始利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在爱琴海地区显示力量，但直到美国1963年3月开始部署“北极星”级核潜艇之后，苏联才在地中海部署前沿海军力量。
一、“北极星”级核潜艇
1963年4月14日，美国海军“山姆·休斯顿”号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 609）访问了土耳其伊兹梅尔港，这是弹道导弹潜艇历史上首次在地中海巡航。该艇装备了“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其弹头总当量超过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二战期间投下的炸弹当量总和（包括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该弹的射程（A-2型和A-3型分别为2800和4000千米）、水下发射能力及机动性，使其成为冷战核威慑的里程碑式武器系统。1枚从东地中海发射的弹道导弹具备摧毁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潜力。1961年中期，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SSBN 598）弹道导弹核潜艇已在苏联北部海岸地区完成了3次巡航。然而，“北极星”级潜艇在北方舰队防区内巡航，被认为比在地中海更易遭受苏联海军的反潜打击。根据美国弹道导弹对己方战略弱点构成的威胁，苏联把在地中海建立反制力量列为优先考虑。一位英国前国防情报官员指出:“（苏联）最先作出的反应是建立一个范围为1500海里（约278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该区域覆盖了挪威海、北冰洋和东部（地中海），随后计划建立范围达2500海里（约463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半径覆盖阿拉伯海（苏联海军从1967至1968年开始在该地区部署），而且正好与‘北极星’导弹的射程相吻合。”
苏联对美国SSBN威胁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其陆军在制定总体战略方面的绝对优势。很可能是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促使苏联让那些通常缺乏防护的水面舰艇作为“前沿观察哨”，连续地提供关于美国和北约核打击力量的目标数据信息。
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援
苏联对位于地中海的基地产生新的需求后，开始将目光转向阿拉伯国家。埃及对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反抗，使它成为尤其符合苏联要求的国家。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尤其是1967年阿以战争造成毁灭性灾难之后，时任埃及总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逐渐倾向于接受苏联援助，并接受国内左派政治力量的敦促，对苏联使用埃及港口、机场和海岸支援设施持允许态度。很快，埃及成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代言人。
总体而言，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战时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军事对抗发生之前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在冲突过程中提供补给；在战区附近显示武力；向阿拉伯参战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苏军人员直接参战。苏联在冷战期间一直向中东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上述一种或几种类型的援助，在70年代达到最高潮，这反映了苏联当时更为积极的力量投送能力。
苏美关系的缓和
70年代，苏联在对代理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有兴趣改善苏美关系。苏联海军在地中海不断增强的力量存在，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提倡缓和美苏关系的立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即美国谋求保持地区性霸权的努力只能招致苏联更为强硬的敌对措施，维护美苏双方利益的更好做法就在于采取相互克制政策。这种旨在缓和苏美关系的新政策以1969年11月的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标志，并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1972年5月签署《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时得到确认。
然而，缓和苏美关系的原则在苏联对代理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适用。中东的埃及一直试图利用苏美在冷战期间的敌对实现自身目标。这既体现在其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也体现在它试图收回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领土的努力上。因此，它对因苏美关系的缓和而对苏联援助阿拉伯国家的不利影响感到焦虑。苏联也由此陷于两难境地:它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将直接挑起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提供援助的后果则是会失去对苏联海军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当地港口。
北约的“内湖”和苏联的不利因素
在地中海，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和北约海军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对苏联海军保持着巨大优势，以至于地中海在冷战初期被称作北约的“内湖”。最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成员国控制了两个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土耳其海峡。
美国第六舰队充分得益于当地大量的海军基地和设施，其中包括西班牙的罗塔，意大利的马达莱那、那不勒斯苏达湾及希腊的克里特岛等。此外，由于第六舰队具备很强的海上补给能力，因此通常可在不靠岸的情况下延长海上部署时间。
除部署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外，西方盟国还可动用其航母力量。舰载机可投放常规炸弹和核炸弹，航程超过1000英里（约合1600千米），可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及苏联南部纳入打击范围。只要西方盟国在地中海多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如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的情况），就会再增加90架战机。
苏联从未在地中海拥有永久性基地，苏联海军进入当地港口时常常受到所在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由于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驱逐苏军舰队并没收其武器装备，因此苏联对阿港口的有限利用也被终止。苏联随后寻求提供支援的阿拉伯国家也不可靠。据谢苗诺夫回忆，苏联黑海舰队的2艘潜艇有一次在进入阿尔及尼亚的安纳巴港时，被迫等待了两天，后又被迫离港。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形势面前，地中海分舰队被迫在沿地中海的近岸海域分散部署其联络点，并通过保留辅助舰船的手段尽量减少对当地基地的依赖，此外还采取了限制停泊时间、要求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增援黑海舰队等措施。
如前述，苏联是地中海的“新到者”，它主要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但苏联不愿采取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永久性基地的做法，这将削弱其政治宣传的成效。作为替代措施，苏联海军主要依靠当地的12个近岸锚地，绝大部分此类锚地都位于国际海域，其中的两个主要锚地位于希腊基齐纳岛外海和靠近利比亚中北部海岸的锡德拉湾。苏联海军相对落后的海上补给能力迫使舰艇需定期脱离编队，返回锚地进行补给。
虽然这些锚地具有内在缺陷，但它们使苏联海军具备了“机动性”，并为其例行作战训练提供了便利。苏美两大舰队1973地中海大对峙[组图]2008年08月28日 原文连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 ... 2663_751238_3.shtml
著/莱勒·J·戈德斯坦 尤里·M·朱可夫 编译/海潮
大约30年前，美苏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海上对抗事件。这次危机发生于美国海军将其战略注意力连续数年集中于越战的时期，见证了此前10年未在地中海部署海军力量的苏联如何充分利用美国在政治、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弱点。实际上，这次对美国构成的实质性海上挑战，是由苏联这样一个传统上几乎完全实行海岸防御战略的国家所发起的。
美国当前实施的多场全球反恐战争，可能会使美国海军对其争夺制海权的核心使命有所淡化。当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那场几乎被人遗忘的严重危机将提醒美国海军，海上冲突可能随时发生。地中海危机显示的情况表明，美国的对手即使是在面临严重局限性（甚至是在美国保持其传统海上优势）时，仍具备局部的海上拦截能力。
在考察苏联1973年10月阿以战争前后实行的海军战略时，本文通过与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中央海军博物馆合作、采访苏联海军官员以及参考俄罗斯新近出版的有关回忆录和军事杂志等方式，从俄罗斯获得了新的相关证据。这些新消息来源（其中许多此前未被任何西方分析人士所采用）包括苏联海军第五分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参谋长谢苗诺夫上校从未公开的个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关于当时舰只每日活动的记载，为考察苏联的战略思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些新证据描述的事实是，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当时处于直接干预阿以战争的边缘，并怀有对美国海军实施攻击行动的强烈意愿。这种状况的严重性超出了此前的想象。本文观点与其他研究这次冲突的学术文章截然相反，后者通常强调苏联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愿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武力。此外，由于以前的绝大多数解密消息都反映了美国的观点，因此本文具有经验方面的重要价值。俄罗斯方面的有关材料可使人们充分理解一个正在创建和部署远洋舰队的陆地大国所形成的重大挑战。
与加勒比海危机的比较
美苏地中海对峙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此前更为著名的一次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然而，前一次危机显示了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确保作战灵活性和作为政治杠杆方面的重要性；而地中海危机则显示出，两支在作战能力上颇为接近的舰队使美国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做出决定时面临更大的局限性，也使事件结局具有更大的模糊性。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对苏联形成了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肯尼迪总统选择了海上封锁方案，而未采取立即实施陆地攻击、“外科手术”式空袭、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或简单地无所作为等其他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苏联进行海上对抗是美国最为有利的选择。
斯大林时期结束后，苏联大幅度压缩了海军建设，使其建立“蓝水海军”的梦想几乎陷入绝望。对于苏联海军指挥员而言，加勒比海是一片与母港相距遥远的陌生海域，苏联无法对其部署在古巴的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甚至是有效补给或增援）。驶向哈瓦那的苏联商船队通常没有军舰护航，苏联当时在该海域几乎未部署可供使用的海上作战力量。
由苏联海军上校维塔利·阿加福诺夫率领的4艘F级常规动力潜艇（北约命名为“狐步”级，苏联海军代号为641型）于1962年10月1日离开北方舰队前往位于哈瓦那的新基地，每艘潜艇都携带了22枚常规鱼雷和1枚核鱼雷。他们将执行穿越美国海军由40艘舰艇、240架飞机和3万名人员组成的封锁线。除了美国海军这支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外，苏军潜艇还不得不处理潜艇本身出现的大量技术和机械故障。由于苏军核潜艇当时的安全性相对较差且未经过测试，因此不得不派遣老式常规动力潜艇。以柴油为动力的“狐步”级不适于执行此类任务。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这些潜艇的舱温达摄氏50度，迫使艇员泡在齐颈深的水中降低体温。此类潜艇的电池缺乏冷却系统，使充电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狐步”级不得不经常浮出水面，接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并对电池充电。
苏军潜艇较大的噪声以及频繁的上浮，使其极易遭受美国海军反潜力量的攻击。美国的陆基水声监听站在亚速尔群岛沿岸发现了这些潜艇。美军飞机在其余下航程内不间断地实施跟踪，“狐步”级潜艇为规避美军跟踪，不得不潜入水下200米深处，但又中断了与莫斯科的通信联络。
苏军第五艘潜艇，Z级常规动力潜艇（“祖鲁”级，苏联称611型）B-58携带了2枚核鱼雷，于同年9月底被派遣至加勒比海，奉命在苏联运输船遭受攻击时提供防护。然而，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后不久，该艇即被莫斯科召回，并于11月10日返回苏联。前述苏军4艘“狐步”级潜艇也未抵达古巴，其中3艘被美军战舰逼出水面后返回苏联基地；另一艘在加勒比海接到命令，要求其在11月20日前返回苏联波利阿尼基地。
虽然加勒比海危机使苏联陷于窘境，但也使苏联海军在常规动力潜艇执行远航任务方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经验，如其潜艇的电池冷却问题在后来很短时间内便被解决。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海军从此又开始重新考虑建立一支具备可靠作战能力的远洋舰队，此后的努力集中于扩展苏联海军在近岸海域的行动。1964年以后，苏联海军迅速加强了其在地中海的力量存在，这可能是苏联海军政策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结果。
地理障碍
与英国和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苏联一直是大陆国家。“恶劣的地理条件”在历史上始终是苏联海军向遥远海域部署的最大制约因素。苏联拥有长达45169千米的海岸线，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北部的北冰洋海域。
人们在迅速浏览地图后就会发现，根据苏联人的观点，地中海并非一个能较为便利地实施海战的地区。苏联战舰只能从三个狭窄通道进入该海域:直布罗陀海峡、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但每条通道都很容易被敌方监视、警戒和封锁（如有必要）。此外，对于某些大国（尤其是二战之前的英国）而言，地中海一直是事关其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关键海域。
苏联在地中海维持力量存在的理由植根于其对国家安全重点相关的历史权利的构想。许多苏联精英阶层人士都认为，从历史上看，地中海和黑海本来就是连成一体的水域。苏联作为在黑海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国，自然有必要将其力量延伸至黑海相邻水域，此类观点被苏联海军历史上在地中海实施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加以强化。据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苏联黑海舰队司令的伊万·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回忆，他在苏联海军于1959年首次航行至地中海的行动中，曾与驻阿尔巴尼亚维罗拉海军基地的苏军潜艇官兵进行过交谈:“当时，我方的潜艇官兵们已理解了我国海军出现在地中海的必要性，一位操纵鱼雷的艇员说，‘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以来，苏联海军现在又来到了地中海，我们终于体会到过去的沙俄水兵在斯皮里多夫、乌沙科夫和谢尼亚文等俄罗斯海军名将指挥下航行和作战时的感受’”。
范围更广的背景
虽然苏联早在1955年就开始向埃及提供军火（苏联由此将影响延伸至英国留下的力量空白地区），并从1959年开始利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在爱琴海地区显示力量，但直到美国1963年3月开始部署“北极星”级核潜艇之后，苏联才在地中海部署前沿海军力量。
一、“北极星”级核潜艇
1963年4月14日，美国海军“山姆·休斯顿”号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 609）访问了土耳其伊兹梅尔港，这是弹道导弹潜艇历史上首次在地中海巡航。该艇装备了“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其弹头总当量超过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在二战期间投下的炸弹当量总和（包括投放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该弹的射程（A-2型和A-3型分别为2800和4000千米）、水下发射能力及机动性，使其成为冷战核威慑的里程碑式武器系统。1枚从东地中海发射的弹道导弹具备摧毁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潜力。1961年中期，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SSBN 598）弹道导弹核潜艇已在苏联北部海岸地区完成了3次巡航。然而，“北极星”级潜艇在北方舰队防区内巡航，被认为比在地中海更易遭受苏联海军的反潜打击。根据美国弹道导弹对己方战略弱点构成的威胁，苏联把在地中海建立反制力量列为优先考虑。一位英国前国防情报官员指出:“（苏联）最先作出的反应是建立一个范围为1500海里（约278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该区域覆盖了挪威海、北冰洋和东部（地中海），随后计划建立范围达2500海里（约4630千米）的反潜作战区，半径覆盖阿拉伯海（苏联海军从1967至1968年开始在该地区部署），而且正好与‘北极星’导弹的射程相吻合。”
苏联对美国SSBN威胁的高度关注反映了其陆军在制定总体战略方面的绝对优势。很可能是对这些因素的考虑，促使苏联让那些通常缺乏防护的水面舰艇作为“前沿观察哨”，连续地提供关于美国和北约核打击力量的目标数据信息。
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援
苏联对位于地中海的基地产生新的需求后，开始将目光转向阿拉伯国家。埃及对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反抗，使它成为尤其符合苏联要求的国家。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尤其是1967年阿以战争造成毁灭性灾难之后，时任埃及总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逐渐倾向于接受苏联援助，并接受国内左派政治力量的敦促，对苏联使用埃及港口、机场和海岸支援设施持允许态度。很快，埃及成为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代言人。
总体而言，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提供的战时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军事对抗发生之前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在冲突过程中提供补给；在战区附近显示武力；向阿拉伯参战国家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苏军人员直接参战。苏联在冷战期间一直向中东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上述一种或几种类型的援助，在70年代达到最高潮，这反映了苏联当时更为积极的力量投送能力。
苏美关系的缓和
70年代，苏联在对代理国提供援助的同时，也有兴趣改善苏美关系。苏联海军在地中海不断增强的力量存在，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提倡缓和美苏关系的立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即美国谋求保持地区性霸权的努力只能招致苏联更为强硬的敌对措施，维护美苏双方利益的更好做法就在于采取相互克制政策。这种旨在缓和苏美关系的新政策以1969年11月的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标志，并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1972年5月签署《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时得到确认。
然而，缓和苏美关系的原则在苏联对代理国的外交政策中并不适用。中东的埃及一直试图利用苏美在冷战期间的敌对实现自身目标。这既体现在其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也体现在它试图收回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领土的努力上。因此，它对因苏美关系的缓和而对苏联援助阿拉伯国家的不利影响感到焦虑。苏联也由此陷于两难境地:它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将直接挑起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而不提供援助的后果则是会失去对苏联海军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当地港口。
北约的“内湖”和苏联的不利因素
在地中海，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和北约海军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对苏联海军保持着巨大优势，以至于地中海在冷战初期被称作北约的“内湖”。最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成员国控制了两个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土耳其海峡。
美国第六舰队充分得益于当地大量的海军基地和设施，其中包括西班牙的罗塔，意大利的马达莱那、那不勒斯苏达湾及希腊的克里特岛等。此外，由于第六舰队具备很强的海上补给能力，因此通常可在不靠岸的情况下延长海上部署时间。
除部署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外，西方盟国还可动用其航母力量。舰载机可投放常规炸弹和核炸弹，航程超过1000英里（约合1600千米），可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及苏联南部纳入打击范围。只要西方盟国在地中海多部署1个航母战斗群（如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的情况），就会再增加90架战机。
苏联从未在地中海拥有永久性基地，苏联海军进入当地港口时常常受到所在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由于阿尔巴尼亚于1961年驱逐苏军舰队并没收其武器装备，因此苏联对阿港口的有限利用也被终止。苏联随后寻求提供支援的阿拉伯国家也不可靠。据谢苗诺夫回忆，苏联黑海舰队的2艘潜艇有一次在进入阿尔及尼亚的安纳巴港时，被迫等待了两天，后又被迫离港。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形势面前，地中海分舰队被迫在沿地中海的近岸海域分散部署其联络点，并通过保留辅助舰船的手段尽量减少对当地基地的依赖，此外还采取了限制停泊时间、要求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增援黑海舰队等措施。
如前述，苏联是地中海的“新到者”，它主要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但苏联不愿采取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永久性基地的做法，这将削弱其政治宣传的成效。作为替代措施，苏联海军主要依靠当地的12个近岸锚地，绝大部分此类锚地都位于国际海域，其中的两个主要锚地位于希腊基齐纳岛外海和靠近利比亚中北部海岸的锡德拉湾。苏联海军相对落后的海上补给能力迫使舰艇需定期脱离编队，返回锚地进行补给。
虽然这些锚地具有内在缺陷，但它们使苏联海军具备了“机动性”，并为其例行作战训练提供了便利。
1936年的瑞士蒙特勒公约对潜艇通行土耳其海峡的限制意味着苏军潜艇需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才能进入到地中海这片几乎与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相隔绝的海域。苏联将潜艇由相距遥远的北方舰队派遣至地中海，这既限制了苏联部署在该海域的水下力量的作战能力，也降低了危机局势下的反应或增援速度。对此，苏联制定的部分解决方案是延长潜艇在该地区的巡航时间。1967年后，由于被许可进入埃及港口，苏联海军常规潜艇在地中海的部署时间由此前的2个月延长至6个月。
苏联战机向地中海的飞行常遭北约部署于土耳其和希腊的防空力量的拦截。即使是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苏联能够进入埃及阿斯旺和开罗以西地区的机场（1967至1970年的阿以战争期间，苏军利用这些机场阻止以军推进并执行针对美第六舰队的空中侦察任务），苏联在该地区仍无法看到取得空中优势的前景。
1967年后，地中海成为苏联海军航空兵的第一个战区，这种情况建立在一种有限的基础之上。美国于1963年将“北极星”级潜艇部署至地中海后，促使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反潜力量建设，以此跟上北约盟国的发展步伐。“莫斯科”级（1123型）巡洋舰是苏联研制出的第一种大型水面战舰，它于1967年部署至地中海时受到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苏联对海军航空兵的运用方式虽然具有创新性，但它从未用于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莫斯科”号及同级的“列宁格勒”号最多可搭载18架卡-25直升机，与美军航母相比，在航速、航程和续航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且极易遭受北约战斗机的攻击。
苏地中海分舰队
曾任地中海分舰队首任副司令员（负责南部战区）的科斯泰夫指出，该分舰队“可能是苏联海军二战结束后组建的最不同寻常的舰队”，目的是在地中海这个至关重要利益的地区与美国进行对抗，尤其是针对美国和北约在1967年6月阿以战争爆发后在该地区的海上活动。该分舰队的核心任务是监视美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活动、对美军航母战斗群不间断地构成压力、侦察美军SSBN的部署、评估美军SSBN对苏联领土构成的威胁以及削弱美国海军的制海权。
针对美第六舰队的组织结构以及地中海的辽阔海域，苏联将“地中海军事行动战区”分为三部分:东部、中部和西部战区。根据该分舰队的战术目标组建了6个任务编队:OS-50编队包括分舰队旗舰及护航舰艇，没有固定作战区域；OS-51编队包括跟踪美军SSBN的潜艇（每日平均保持6～8艘的作战规模），通常在西部和中部战区活动；OS-52编队由装备舰对舰导弹的水面舰艇组成，主要任务是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进入点开始跟踪美军航母战斗群；OS-53编队包括反潜舰艇，主要在己方战机和潜艇支援下在西部和中部战区活动；OS-54编队是一支两栖作战力量，包括2-3艘登陆舰及1艘护航舰只，通常以埃及赛义德港为部署基地；OS-55编队主要由辅助舰船、油轮、浮动维护设施及其他支援舰船组成。
1969年的利比亚军事政变
1969年9月发生的一次历史事件可作为苏联地中海分舰队作战能力不断增强的实例。1969年8月中旬，苏联在一次演习中向地中海部署了70艘以上各类舰艇。同年9月1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发生军事政变，艾德里斯国王被由卡扎菲为首的一群年轻军官推翻，而当时在利比亚停泊的大批苏联战舰可能是遏制美英实施干预行动的关键性因素。
对于利比亚的政变策划者而言，英军位于托卜鲁克（当地部署有机场）和艾尔·阿德姆的坦克基地是最令其担心的因素，因为这些坦克已处于战备状态，只需从塞浦路斯空运即可投入作战。然而，英国人不愿冒险飞越由苏联海军装备舰空导弹的战舰组成的火力网抵达托卜鲁克。英国于11月5日（当时利比亚旧政权已垮台）宣布，它没有对利比亚政局实施干预的意图。
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自由行动也受到了苏联海军的影响。据谢苗诺夫称，9月1日后，美军“肯尼迪”号航母（CVA 67）战斗群离开法国加莱港，高速通过第勒尼安海并抵达迈锡纳海峡。第六舰队旗舰“小石城”号巡洋舰（CLG 4）及其护航舰艇大约在同时离开意大利加塔港，于9月5日进入爱奥尼亚海并驶向的黎波里。
上述情况并非是指苏联海军实施的演习正好与利比亚发生的政变出现时间上的巧合，然而，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地中海分舰队的发展状况，该分舰队可能有效地（虽然可能是无意的）破坏了英美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
1970年的约旦危机
1970年，苏联在约旦危机中又一次显示了武力，这次事件与利比亚政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1970年9月9日，“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组织成员将2架民航客机劫持到约旦首都安曼附近，尼克松总统随之命令美军“独立”号（CVA 62）航母战斗群抵达黎巴嫩沿岸待命。与此同时，苏联敦促美国谨慎从事，并将地中海分舰队部署于美国特混舰队与海岸之间。
9月1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命令该国陆军打击位于约旦各地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营地。美军另外两个航母战斗群受命抵达该地区为约旦陆军提供支援，其中“萨拉托加”号（CVA 60）航母从马耳他向东进发，“肯尼迪”号则穿越大西洋。同时，第六舰队第61特混舰队（由直升机航母和登陆舰组成）也离开克里特岛驶向黎巴嫩近岸海域。
叙利亚不顾尼克松发出的直接警告，将部队派遣至约旦境内增援巴勒斯坦组织。当美国正准备实施干预行动时，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实施了更富进攻性的海军外交行动。当时，该分舰队战舰数量由47艘增至60艘，占据了作战位置，在美国海军能够用肉眼观察到的距离内将导弹安装至发射架导轨，舰载火控雷达开始跟踪美军战机。作为回应，美第六舰队装备速射舰炮的护航舰艇受命跟踪苏军战舰，以便在必要情况下，在苏方绝大多数巡航导弹尚未发射前将其摧毁。幸运的是，陆上形势的发展消除了超级大国之间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在两天内，叙军在约旦炮兵的打击下以及因机械故障损失了120辆坦克，被迫撤退至本国境内。
与此后1973年10月的阿以战争相比，地中海分舰队在约旦危机期间维持其威慑能力的态势相对较温和。按苏联的观点，有几种不利因素发挥了作用。约旦危机期间，恰逢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盟友--埃及总统纳赛尔于9月20日去世。虽然苏埃关系最初基本未受影响，但此事件对苏联在该地区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苏联对提供给叙军的坦克的急速损失，以及由苏联军事顾问训练的叙军无法对约旦军队构成实质性挑战的状况感到震惊。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倾向于在没有超级大国相互纠缠的情况下干净利落地结束冲突。
美国也同样有理由感到震惊。据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埃尔莫·祖姆沃特上将回忆:“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多次对美国在东地中海的作战能力不足问题表示了担忧。”由于绝大部分美军作战力量当时集结于东南亚地区，而从该地区向中东抽调增援力量又非常困难，因此“美国应尽力避免（在中东地区）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约旦危机使苏联汲取了一条重要经验，即美军战线过长，其中东地区军力较为薄弱。
“赎罪日”战争前的演习
地中海分舰队在1973年10月前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以侦察、收集情报和防空演习为主。由于该舰队缺少航母和邻近机场，因此在地中海的空中活动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1972年7月，埃及驱逐了苏联空军人员（苏联拖延武器交付严重破坏了苏埃关系），地中海分舰队由此失去了在地中海的大部分空中侦察能力。
由于苏联无法在地中海与美国空中优势相抗衡，因此在1973年的演习中对首次攻击给予了特殊重视，这也反映了苏联重视“首次打击”的作战原则。谢苗诺夫在1973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苏联军官对防空作战的简要观点:“舰艇攻击群必须使用所有武器（导弹、舰炮、鱼雷、喷气式推进火箭弹，总之是一切的一切！）袭击空中攻击群，这是因为在空袭后将不会有任何东西浮在海面上。我们应该像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突击队那样攻击对方航母。”一位退役的苏联潜艇军官在回忆有关作战要求时使用了同样语气:“作战原则要求我们有效实施‘首次打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方要在敌方战机升空之前，成为首先实施攻击的一方”。
针对当时第六舰队倾向于在岛屿地区作战、将舰队分遣力量延伸至24千米之外并不间断改变舰队构成的情况，地中海分舰队一直在积极探索相应对策。
地中海分舰队在此期间的监视活动具有高度集中性，即以美军航母特混舰队为主要目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争爆发。1973年1月中旬，苏联驱逐舰在希腊萨洛尼卡海域跟踪美军“福莱斯特”号航母（CAV 59）。地中海分舰队对北约（包括美、英、法、意和土耳其）2月21日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举行的大规模演习进行了监视和分析。据谢苗诺夫称，“莫斯科”号巡洋舰派出了直升机，在“尼古拉耶夫”号反潜巡洋舰（“卡拉”级/1134B型）和1艘“卡辛”级驱逐舰的帮助下，于4月5日至6日在第勒尼安海域监视和跟踪美军弹道导弹核潜艇。在5月9日黎巴嫩军队与巴勒斯坦武装发生大规模冲突时，苏联在东地中海实施了另一项针对美军的大规模搜索行动，直至确信第六舰队没有登陆干涉的意图时方停止了搜索行动。5月14日，苏军舰载直升机实施了另一项大规模反潜行动，在西西里海域搜索美军“乔治·马歇尔”号（SSBN 654）潜艇。美军“独立”号航母于6月29日离开卡迪斯时，也遭到地中海分舰队一个战斗群的持续跟踪。
苏联战机向地中海的飞行常遭北约部署于土耳其和希腊的防空力量的拦截。即使是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苏联能够进入埃及阿斯旺和开罗以西地区的机场（1967至1970年的阿以战争期间，苏军利用这些机场阻止以军推进并执行针对美第六舰队的空中侦察任务），苏联在该地区仍无法看到取得空中优势的前景。
1967年后，地中海成为苏联海军航空兵的第一个战区，这种情况建立在一种有限的基础之上。美国于1963年将“北极星”级潜艇部署至地中海后，促使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反潜力量建设，以此跟上北约盟国的发展步伐。“莫斯科”级（1123型）巡洋舰是苏联研制出的第一种大型水面战舰，它于1967年部署至地中海时受到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苏联对海军航空兵的运用方式虽然具有创新性，但它从未用于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莫斯科”号及同级的“列宁格勒”号最多可搭载18架卡-25直升机，与美军航母相比，在航速、航程和续航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且极易遭受北约战斗机的攻击。
苏地中海分舰队
曾任地中海分舰队首任副司令员（负责南部战区）的科斯泰夫指出，该分舰队“可能是苏联海军二战结束后组建的最不同寻常的舰队”，目的是在地中海这个至关重要利益的地区与美国进行对抗，尤其是针对美国和北约在1967年6月阿以战争爆发后在该地区的海上活动。该分舰队的核心任务是监视美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活动、对美军航母战斗群不间断地构成压力、侦察美军SSBN的部署、评估美军SSBN对苏联领土构成的威胁以及削弱美国海军的制海权。
针对美第六舰队的组织结构以及地中海的辽阔海域，苏联将“地中海军事行动战区”分为三部分:东部、中部和西部战区。根据该分舰队的战术目标组建了6个任务编队:OS-50编队包括分舰队旗舰及护航舰艇，没有固定作战区域；OS-51编队包括跟踪美军SSBN的潜艇（每日平均保持6～8艘的作战规模），通常在西部和中部战区活动；OS-52编队由装备舰对舰导弹的水面舰艇组成，主要任务是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进入点开始跟踪美军航母战斗群；OS-53编队包括反潜舰艇，主要在己方战机和潜艇支援下在西部和中部战区活动；OS-54编队是一支两栖作战力量，包括2-3艘登陆舰及1艘护航舰只，通常以埃及赛义德港为部署基地；OS-55编队主要由辅助舰船、油轮、浮动维护设施及其他支援舰船组成。
1969年的利比亚军事政变
1969年9月发生的一次历史事件可作为苏联地中海分舰队作战能力不断增强的实例。1969年8月中旬，苏联在一次演习中向地中海部署了70艘以上各类舰艇。同年9月1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发生军事政变，艾德里斯国王被由卡扎菲为首的一群年轻军官推翻，而当时在利比亚停泊的大批苏联战舰可能是遏制美英实施干预行动的关键性因素。
对于利比亚的政变策划者而言，英军位于托卜鲁克（当地部署有机场）和艾尔·阿德姆的坦克基地是最令其担心的因素，因为这些坦克已处于战备状态，只需从塞浦路斯空运即可投入作战。然而，英国人不愿冒险飞越由苏联海军装备舰空导弹的战舰组成的火力网抵达托卜鲁克。英国于11月5日（当时利比亚旧政权已垮台）宣布，它没有对利比亚政局实施干预的意图。
美国海军在地中海的自由行动也受到了苏联海军的影响。据谢苗诺夫称，9月1日后，美军“肯尼迪”号航母（CVA 67）战斗群离开法国加莱港，高速通过第勒尼安海并抵达迈锡纳海峡。第六舰队旗舰“小石城”号巡洋舰（CLG 4）及其护航舰艇大约在同时离开意大利加塔港，于9月5日进入爱奥尼亚海并驶向的黎波里。
上述情况并非是指苏联海军实施的演习正好与利比亚发生的政变出现时间上的巧合，然而，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地中海分舰队的发展状况，该分舰队可能有效地（虽然可能是无意的）破坏了英美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
1970年的约旦危机
1970年，苏联在约旦危机中又一次显示了武力，这次事件与利比亚政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1970年9月9日，“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组织成员将2架民航客机劫持到约旦首都安曼附近，尼克松总统随之命令美军“独立”号（CVA 62）航母战斗群抵达黎巴嫩沿岸待命。与此同时，苏联敦促美国谨慎从事，并将地中海分舰队部署于美国特混舰队与海岸之间。
9月1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命令该国陆军打击位于约旦各地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营地。美军另外两个航母战斗群受命抵达该地区为约旦陆军提供支援，其中“萨拉托加”号（CVA 60）航母从马耳他向东进发，“肯尼迪”号则穿越大西洋。同时，第六舰队第61特混舰队（由直升机航母和登陆舰组成）也离开克里特岛驶向黎巴嫩近岸海域。
叙利亚不顾尼克松发出的直接警告，将部队派遣至约旦境内增援巴勒斯坦组织。当美国正准备实施干预行动时，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实施了更富进攻性的海军外交行动。当时，该分舰队战舰数量由47艘增至60艘，占据了作战位置，在美国海军能够用肉眼观察到的距离内将导弹安装至发射架导轨，舰载火控雷达开始跟踪美军战机。作为回应，美第六舰队装备速射舰炮的护航舰艇受命跟踪苏军战舰，以便在必要情况下，在苏方绝大多数巡航导弹尚未发射前将其摧毁。幸运的是，陆上形势的发展消除了超级大国之间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在两天内，叙军在约旦炮兵的打击下以及因机械故障损失了120辆坦克，被迫撤退至本国境内。
与此后1973年10月的阿以战争相比，地中海分舰队在约旦危机期间维持其威慑能力的态势相对较温和。按苏联的观点，有几种不利因素发挥了作用。约旦危机期间，恰逢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盟友--埃及总统纳赛尔于9月20日去世。虽然苏埃关系最初基本未受影响，但此事件对苏联在该地区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更重要的是，苏联对提供给叙军的坦克的急速损失，以及由苏联军事顾问训练的叙军无法对约旦军队构成实质性挑战的状况感到震惊。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倾向于在没有超级大国相互纠缠的情况下干净利落地结束冲突。
美国也同样有理由感到震惊。据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埃尔莫·祖姆沃特上将回忆:“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多次对美国在东地中海的作战能力不足问题表示了担忧。”由于绝大部分美军作战力量当时集结于东南亚地区，而从该地区向中东抽调增援力量又非常困难，因此“美国应尽力避免（在中东地区）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约旦危机使苏联汲取了一条重要经验，即美军战线过长，其中东地区军力较为薄弱。
“赎罪日”战争前的演习
地中海分舰队在1973年10月前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以侦察、收集情报和防空演习为主。由于该舰队缺少航母和邻近机场，因此在地中海的空中活动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1972年7月，埃及驱逐了苏联空军人员（苏联拖延武器交付严重破坏了苏埃关系），地中海分舰队由此失去了在地中海的大部分空中侦察能力。
由于苏联无法在地中海与美国空中优势相抗衡，因此在1973年的演习中对首次攻击给予了特殊重视，这也反映了苏联重视“首次打击”的作战原则。谢苗诺夫在1973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苏联军官对防空作战的简要观点:“舰艇攻击群必须使用所有武器（导弹、舰炮、鱼雷、喷气式推进火箭弹，总之是一切的一切！）袭击空中攻击群，这是因为在空袭后将不会有任何东西浮在海面上。我们应该像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突击队那样攻击对方航母。”一位退役的苏联潜艇军官在回忆有关作战要求时使用了同样语气:“作战原则要求我们有效实施‘首次打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方要在敌方战机升空之前，成为首先实施攻击的一方”。
针对当时第六舰队倾向于在岛屿地区作战、将舰队分遣力量延伸至24千米之外并不间断改变舰队构成的情况，地中海分舰队一直在积极探索相应对策。
地中海分舰队在此期间的监视活动具有高度集中性，即以美军航母特混舰队为主要目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争爆发。1973年1月中旬，苏联驱逐舰在希腊萨洛尼卡海域跟踪美军“福莱斯特”号航母（CAV 59）。地中海分舰队对北约（包括美、英、法、意和土耳其）2月21日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举行的大规模演习进行了监视和分析。据谢苗诺夫称，“莫斯科”号巡洋舰派出了直升机，在“尼古拉耶夫”号反潜巡洋舰（“卡拉”级/1134B型）和1艘“卡辛”级驱逐舰的帮助下，于4月5日至6日在第勒尼安海域监视和跟踪美军弹道导弹核潜艇。在5月9日黎巴嫩军队与巴勒斯坦武装发生大规模冲突时，苏联在东地中海实施了另一项针对美军的大规模搜索行动，直至确信第六舰队没有登陆干涉的意图时方停止了搜索行动。5月14日，苏军舰载直升机实施了另一项大规模反潜行动，在西西里海域搜索美军“乔治·马歇尔”号（SSBN 654）潜艇。美军“独立”号航母于6月29日离开卡迪斯时，也遭到地中海分舰队一个战斗群的持续跟踪。
战争
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于1973年夏季作出了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策,但直到10月4日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发起进攻的日期，此时距冲突爆发仅有2天时间。当天，苏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向萨达特转达的信息中表明，虽然埃及可以依靠苏联援助，但战争决定将由阿拉伯人自行做出。勃氏的唯一要求是埃及允许苏联公民从该国撤出。
此时，苏地中海分舰队由52艘战舰组成，包括11艘潜艇（至少有2艘装备核巡航导弹）、3艘巡洋舰（其中2艘装备导弹）、6艘装备导弹的常规动力驱逐舰、5艘护卫舰、2艘扫雷舰和2艘登陆舰。舰队司令沃洛布耶夫得知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后，于10月4日凌晨1时左右，下令分舰队进行大规模重新部署，机动至埃叙海岸，将苏联公民从战区疏散运输至克里特岛以南。
其他苏军战舰也奉命向战区集结。一位前潜艇军官在回忆当时接到的命令时指出:“1973年10月，我们正准备离开爱奥尼亚海的任务区域，突然收到无线电指令。指令称，在中东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潜艇必须把地中海巡航时间延长10天。此后，我所在的潜艇又奉命向东沿埃及海岸航行。我们当然非常失望，没有人掩饰这种心情。对于我们而言，‘计划外的’10天将比所有其他值勤时间加在一起还要漫长。”
10月5日，苏联海军1艘导弹驱逐舰、4艘潜艇和1艘辅助舰船进入地中海，它们从表面看似乎要接替此前部署于该海域的苏军舰艇。然而苏军并没有进行轮换，上述6艘舰艇的加入，使地中海分舰队的舰艇总数增至58艘。
战争第一阶段
“赎罪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0月6日爆发冲突至美国从10月13日起向以色列实施空运，在此阶段地中海分舰队与第六舰队的紧张关系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苏军舰艇数量有所增加，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在继续实施和平时期的正常活动。第六舰队取消了官兵自由上岸权利，但美国海军宣布没有命令任何舰艇驶往冲突地区。
10月6日，美军在地中海部署有48艘战舰，包括旗舰“惠特尼山”号（LCC 20）、4艘在地中海巡航的潜艇以及第60和61特混舰队。60.1特混编队由“独立”号航母战斗群组成，当时停泊于希腊雅典；60.2特混编队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组成，当时分别部署于西班牙的不同港口。第61特混舰队是两栖作战力量，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LPH 7）和9艘其他两栖舰船，载有1个海军陆战队营（约3000人）。
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当时拥有11艘潜艇、1艘装备反舰导弹的巡洋舰（“肯达”级/58型）、1艘舰炮型巡洋舰（“斯维尔德洛夫”级）、5艘装备舰空导弹的驱逐舰（3艘“卡辛”级和2艘改进型“科特林”级）、2艘舰炮型驱逐舰（“科特林”级）、9艘护卫舰（“佩特拉”级/159型和“米尔卡”级/771型）、2艘扫雷舰及数艘辅助舰船。从总体上看，该分舰队当时能够在首次打击中发射20枚反舰导弹。
苏军旗舰“伏尔加”号的参谋人员已开始忙碌，许多军官都在船舷上观察，其中甚至包括分舰队参谋长亚历山大·乌沙科夫，他在当天夜间被谢苗诺夫接替。谢苗诺夫的日记表明，分舰队参谋长的生活此时已变为一项“疯狂、刺激的工作，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乌沙科夫变成了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分舰队司令员沃洛布耶夫也一样。他们两人都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脾气对调动整个舰队的情绪可能会有好处，但对参谋人员却没有益处……参谋人员只有在平静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工作。”
虽然“赎罪日”战争通常被描述为一场由埃及和叙利亚首先发动突袭的战争，但谢苗诺夫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缺乏突袭要素。他指出，位于苏伊士运河区的以军早在10月1日就已进入戒备状态，以军从10月4日开始实施部分动员，全面动员则从10月6日上午10时开始进行（以方此时已预计敌方即将发动进攻）。谢苗诺夫认为，以方显然已提前进行作战准备的事态迫使阿方提前发动进攻。10月6日下午2时30分，埃叙军队在对以色列机场和通信设施进行轰炸后，分头穿越苏伊士运河并进入戈兰高地。次日，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离开雅典驶向克里特岛以南海域，1艘苏军驱逐舰对其实施了跟踪。
10月8日，埃军已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占领了纵深8～10千米的前沿阵地，叙军在向戈兰高地推进7～10千米后停止了进攻。此后，以军在两条战线上实施反击。与此同时，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与部署在克里特以南的“惠特尼山”号汇合，第61特混舰队受命驶向克里特岛北岸的苏达湾。
10月9日，由于部署时间延长，苏地中海分舰队拥有的潜艇数量达到16艘，其中包括至少4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此时，疏散该地区苏联公民的任务已全部完成。至10月10日，苏联海军在该地区拥有21艘水面舰艇，包括3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其中许多都装备导弹），此外还有2艘两栖舰艇。这些战舰部署于东地中海靠近第六舰队的海域，苏联海军在该海域已对美国海军形成了有效拦截之势。
从10月9日起，苏联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和补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商船队以及苏联的两栖舰艇担负了海运任务，土耳其因抗议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同意运载补给品的苏联飞机飞越其领空，因此苏联军用和民用运输机得以实施空运。这些运输机在苏联黑海港口附近装载了90辆坦克以及装甲车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苏联海军又动用地中海分舰队的大批舰艇为这些运输机提供护航，为此组建了一支由10艘驱逐舰组成的特种编队，由亚沙科夫上校（黑海舰队第70战舰旅旅长）指挥。当时刚刚对叙利亚港口实施过攻击行动的以军飞机和导弹快艇都报告了该苏联海军护航舰队的规模。
苏联向埃叙两国提供补给的行动开始后，地中海分舰队的“伏尔加”号旗舰、“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及3艘“卡辛”级驱逐舰开始跟踪部署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航母战斗群。作为回应，美军增派3艘护航舰艇加入“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情报搜集船（AGI）开始监视部署于苏达湾的美军两栖特混舰队。苏联向美国发出的信号是，如果美国干预苏联运输补给的行动，将会遭到苏方的武力回击。
当时，由于美国不允许其特混舰队自行部署，因此它们极易遭受苏军巡航导弹的攻击。美军航母战斗群受命集结于克里特岛以南的固定海域，主要目的在于显示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并对苏联可能向埃及空运部队的行动实施拦截。然而，该战略却使地中海分舰队大大降低了瞄准攻击目标的难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苏美舰队越来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沃洛布耶夫非常想让第六舰队感到紧张。他采取的办法之一是故意夸张地显示苏军潜艇对美军航母构成的威胁。谢苗诺夫在回忆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小计谋：“美军飞机和直升机不停地在空中飞行并搜索我方潜艇时，我们便向海中投下1枚手榴弹，好象是在与我方潜艇进行联络，这时美军飞机的起降强度便随之不断升高。”沃洛布耶夫说：“让他们神经紧张吧。”
实际上，苏军部分潜艇已按下述方式实施了部署：1艘“回声”Ⅱ级（657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和1艘“朱利叶”级巡航导弹潜艇在靠近克里特岛的第六舰队特混战斗群的西方和南方机动；另1艘“11月”级则部署于该舰队东部；更多的苏联潜艇正奉命由大西洋和地中海西部驶向该海域。一位苏军潜艇军官回忆说：“在1973年的这次事件中，我们的潜艇奉命到靠近利比亚海岸的锡德拉湾附近巡航一段时间。该海域部署有一支美国海军反潜编队，它显然是在执行搜集情报的任务。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军发现了我们的潜艇，即使在我们完全能够听到美军的水声传输装置及其舰艇螺旋桨发出的声音时，情况也是如此。”
10月10日，地中海分舰队的水面舰艇获得了黑海舰队的增援，10月11日，地中海分舰队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了阿以战争。以色列于当天夜间对叙利亚塔图斯港发动的攻击中，无意间击沉了苏联“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商船。以色列官方对此表示遗憾，并向苏联解释说该商船并非既定攻击目标，被攻击目标实际上是两艘叙海军舰只，它们也在这次攻击中被击沉。10月10日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已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以色列对在民用船舶之中巡航的叙军导弹艇实施攻击时，发射的反舰导弹击沉了日本和希腊的货轮各1艘。即便如此，苏联仍不愿接受以方道歉。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向美国表示了苏联对这次攻击以及美国舰艇近期部署于东地中海的抗议，其中舰艇部署可能是指“肯尼迪”号航母战斗群。基辛格10月12日向以色列驻美大使暗示，该航母战斗群很快将抵达地中海。
在苏联方面，莫斯科于10月11日命令3个空降师处于警戒状态。两天后，1艘苏军驱逐舰沿叙利亚海岸为补给品运输船队护航。当时，以色列已停止对叙军前沿阵地的反攻。10月14日，苏联海军授权地中海各战舰舰长，可在以色列或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舰艇对苏联运输船队和飞机构成威胁时向其开火。
战争第二阶段
阿以战争的第二阶段始于10月13日，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当天启动了优先向以色列提供弹药的计划。美国对以色列的补给运输难度很大，除葡萄牙同意美国飞机使用亚速尔机场外，几乎所有北约盟国都拒绝美国飞机在其基地加油。第六舰队受命为飞往以色列的C-5和C-141运输机提供导航、监视、防空和搜救支援，位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航母战斗群不得不抽调大量护航舰艇担负上述任务，从而使它们面临苏军反舰导弹的更大威胁。“肯尼迪”号航母被派往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担负空运支援任务，因而进入地中海的时间也被推迟。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直升机航母“伊沃·吉马”号（LPH 2）装载由2000人组成的营级登陆部队向地中海进发，旨在防范苏军可能在地中海实施的登陆行动。实力日益增强的地中海分舰队（10月14日舰艇总数已达69艘）越来越有能力为苏军登陆提供支援。苏军部署于大西洋的潜艇受命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等待美军的增援力量。
10月15日，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发动全面反攻，彻底粉碎了埃及军队旨在减轻以军对叙利亚的军队压力而发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苏联对这次战争的介入进一步升级，第二艘苏军驱逐舰部署于叙利亚近岸海域，苏军潜艇也开始监视以色列港口附近的军事活动。
相关记载表明，苏军水面舰艇在有限的作战行动中曾与以军发生对抗。其中，黑海舰队的1艘“娜佳”级扫雷舰和SDK-137型中型登陆舰在拉塔基亚港为苏联民用船只提供护航时，曾在10月16日向靠近的以军飞机开火。
虽然苏军舰艇是出于自卫目的向以军飞机开火，但各舰舰长无疑也深知这种做法的风险性。此前，苏联一直严格奉行在苏美关系缓和时代避免直接介入地区性冲突的原则，但该原则在这次阿以战争中被暂时搁置。危险的根源在于，当时陆上和海上的战术形势远远超过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范围。谢苗诺夫10月19日的日记清楚表明，战争的步伐正不断加快，“过去几天来，形势已变得异常复杂，我们看来已处于直接介入这场战争的边缘。”
10月16日，苏军装备舰炮的“摩尔曼斯克”号巡洋舰和1艘“科特林”级驱逐舰替换了装备导弹的“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和1艘“卡辛”级驱逐舰，继续跟踪部署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虽然这次轮换旨在对抗美军航母构成的现实威胁，但与其说是为了发挥军事外交作用，不如说是出于后勤保障方面的考虑。由于无法在海上航行过程中实施补给，“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及其护航舰艇不得不驶往克里特岛以东代号为“15点”的锚地，该地有5艘补给船为其补充燃料。谢苗诺夫在日记中对此抱怨道，“美军舰艇都能由巨大的‘萨克拉门托’号补给舰（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战斗后勤支援舰）提供补给。由于我方运输船是那种满载补给品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的型号，因此我方舰艇不适于实施海上补给！当我看到（美国人）巨大的海上浮动仓库时，心中充满了嫉妒之情！”
10月17日，以军装甲部队穿过苏伊士运河，苏军为此制定了由海军陆战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登陆并有限度“显示”力量的初步方案。这种作战部署并非缺乏先例，据波波夫上校回忆，苏军曾在1968年1月实施过这种登陆行动，目的在于对以色列夺占苏伊士运河的企图做出回应。
苏军此时的登陆行动与1968年“消耗战”期间的登陆行动一样属于显示力量的性质，但苏联在“赎罪日”战争发展至这种敏感时刻，可能会认真考虑不采取直接干预行动。苏军扎博斯基上校在1999年撰文指出，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苏军在实施两栖登陆行动时遇到了后勤保障方面的难题。苏军大批海军陆战队当时仍在塞瓦斯托波尔等待部署至地中海，并已有7艘大型和中型登陆舰部署于该海域，但它们都在用于运输武器装备。因此，时任苏联海军司令的谢尔盖·戈尔什科夫上将命令用已部署的登陆舰作为运兵船，并在地中海海域所有苏军战舰和辅助舰船上的舰员中选取“志愿者”组成登陆部队。据谢苗诺夫称，数千名苏军官兵签名参加将与以军作战的登陆部队。然而，这种措施表明地中海分舰队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困境。
10月19日，美第六舰队司令丹尼尔·墨菲上将通过旗语告知苏地中海分舰队司令沃洛布耶夫上将，要求苏联海军遵守1972年《海事协定》，不要将舰炮和导弹瞄准美军舰船，但地中海分舰队参谋人员确认美军飞机同样违反了上述协定。苏联外交部接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地中海分舰队由此接到了苏联海军参谋长要求更加严格执行协定的命令。
当时，阿拉伯国家的失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10月19日和21日，萨达特两次呼吁苏联迅速采取措施，使阿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22日通过第338号决议，要求参战各方在12小时内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参战各方都对停火协议表示欢迎，叙利亚执行了该协议。然而，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战火仍未停息，埃及陆军第三军已在该地被以军完全包围，并且不顾开罗方面的命令不断试图突围。以色列迅速利用停火协议失效的有利时机，继续进攻被围困的埃及军队并向苏伊士市挺进。
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于1973年夏季作出了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策,但直到10月4日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发起进攻的日期，此时距冲突爆发仅有2天时间。当天，苏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向萨达特转达的信息中表明，虽然埃及可以依靠苏联援助，但战争决定将由阿拉伯人自行做出。勃氏的唯一要求是埃及允许苏联公民从该国撤出。
此时，苏地中海分舰队由52艘战舰组成，包括11艘潜艇（至少有2艘装备核巡航导弹）、3艘巡洋舰（其中2艘装备导弹）、6艘装备导弹的常规动力驱逐舰、5艘护卫舰、2艘扫雷舰和2艘登陆舰。舰队司令沃洛布耶夫得知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后，于10月4日凌晨1时左右，下令分舰队进行大规模重新部署，机动至埃叙海岸，将苏联公民从战区疏散运输至克里特岛以南。
其他苏军战舰也奉命向战区集结。一位前潜艇军官在回忆当时接到的命令时指出:“1973年10月，我们正准备离开爱奥尼亚海的任务区域，突然收到无线电指令。指令称，在中东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潜艇必须把地中海巡航时间延长10天。此后，我所在的潜艇又奉命向东沿埃及海岸航行。我们当然非常失望，没有人掩饰这种心情。对于我们而言，‘计划外的’10天将比所有其他值勤时间加在一起还要漫长。”
10月5日，苏联海军1艘导弹驱逐舰、4艘潜艇和1艘辅助舰船进入地中海，它们从表面看似乎要接替此前部署于该海域的苏军舰艇。然而苏军并没有进行轮换，上述6艘舰艇的加入，使地中海分舰队的舰艇总数增至58艘。
战争第一阶段
“赎罪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0月6日爆发冲突至美国从10月13日起向以色列实施空运，在此阶段地中海分舰队与第六舰队的紧张关系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苏军舰艇数量有所增加，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在继续实施和平时期的正常活动。第六舰队取消了官兵自由上岸权利，但美国海军宣布没有命令任何舰艇驶往冲突地区。
10月6日，美军在地中海部署有48艘战舰，包括旗舰“惠特尼山”号（LCC 20）、4艘在地中海巡航的潜艇以及第60和61特混舰队。60.1特混编队由“独立”号航母战斗群组成，当时停泊于希腊雅典；60.2特混编队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组成，当时分别部署于西班牙的不同港口。第61特混舰队是两栖作战力量，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LPH 7）和9艘其他两栖舰船，载有1个海军陆战队营（约3000人）。
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当时拥有11艘潜艇、1艘装备反舰导弹的巡洋舰（“肯达”级/58型）、1艘舰炮型巡洋舰（“斯维尔德洛夫”级）、5艘装备舰空导弹的驱逐舰（3艘“卡辛”级和2艘改进型“科特林”级）、2艘舰炮型驱逐舰（“科特林”级）、9艘护卫舰（“佩特拉”级/159型和“米尔卡”级/771型）、2艘扫雷舰及数艘辅助舰船。从总体上看，该分舰队当时能够在首次打击中发射20枚反舰导弹。
苏军旗舰“伏尔加”号的参谋人员已开始忙碌，许多军官都在船舷上观察，其中甚至包括分舰队参谋长亚历山大·乌沙科夫，他在当天夜间被谢苗诺夫接替。谢苗诺夫的日记表明，分舰队参谋长的生活此时已变为一项“疯狂、刺激的工作，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乌沙科夫变成了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分舰队司令员沃洛布耶夫也一样。他们两人都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脾气对调动整个舰队的情绪可能会有好处，但对参谋人员却没有益处……参谋人员只有在平静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工作。”
虽然“赎罪日”战争通常被描述为一场由埃及和叙利亚首先发动突袭的战争，但谢苗诺夫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缺乏突袭要素。他指出，位于苏伊士运河区的以军早在10月1日就已进入戒备状态，以军从10月4日开始实施部分动员，全面动员则从10月6日上午10时开始进行（以方此时已预计敌方即将发动进攻）。谢苗诺夫认为，以方显然已提前进行作战准备的事态迫使阿方提前发动进攻。10月6日下午2时30分，埃叙军队在对以色列机场和通信设施进行轰炸后，分头穿越苏伊士运河并进入戈兰高地。次日，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离开雅典驶向克里特岛以南海域，1艘苏军驱逐舰对其实施了跟踪。
10月8日，埃军已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占领了纵深8～10千米的前沿阵地，叙军在向戈兰高地推进7～10千米后停止了进攻。此后，以军在两条战线上实施反击。与此同时，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与部署在克里特以南的“惠特尼山”号汇合，第61特混舰队受命驶向克里特岛北岸的苏达湾。
10月9日，由于部署时间延长，苏地中海分舰队拥有的潜艇数量达到16艘，其中包括至少4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此时，疏散该地区苏联公民的任务已全部完成。至10月10日，苏联海军在该地区拥有21艘水面舰艇，包括3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其中许多都装备导弹），此外还有2艘两栖舰艇。这些战舰部署于东地中海靠近第六舰队的海域，苏联海军在该海域已对美国海军形成了有效拦截之势。
从10月9日起，苏联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和补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商船队以及苏联的两栖舰艇担负了海运任务，土耳其因抗议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同意运载补给品的苏联飞机飞越其领空，因此苏联军用和民用运输机得以实施空运。这些运输机在苏联黑海港口附近装载了90辆坦克以及装甲车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苏联海军又动用地中海分舰队的大批舰艇为这些运输机提供护航，为此组建了一支由10艘驱逐舰组成的特种编队，由亚沙科夫上校（黑海舰队第70战舰旅旅长）指挥。当时刚刚对叙利亚港口实施过攻击行动的以军飞机和导弹快艇都报告了该苏联海军护航舰队的规模。
苏联向埃叙两国提供补给的行动开始后，地中海分舰队的“伏尔加”号旗舰、“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及3艘“卡辛”级驱逐舰开始跟踪部署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航母战斗群。作为回应，美军增派3艘护航舰艇加入“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情报搜集船（AGI）开始监视部署于苏达湾的美军两栖特混舰队。苏联向美国发出的信号是，如果美国干预苏联运输补给的行动，将会遭到苏方的武力回击。
当时，由于美国不允许其特混舰队自行部署，因此它们极易遭受苏军巡航导弹的攻击。美军航母战斗群受命集结于克里特岛以南的固定海域，主要目的在于显示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并对苏联可能向埃及空运部队的行动实施拦截。然而，该战略却使地中海分舰队大大降低了瞄准攻击目标的难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苏美舰队越来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沃洛布耶夫非常想让第六舰队感到紧张。他采取的办法之一是故意夸张地显示苏军潜艇对美军航母构成的威胁。谢苗诺夫在回忆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小计谋：“美军飞机和直升机不停地在空中飞行并搜索我方潜艇时，我们便向海中投下1枚手榴弹，好象是在与我方潜艇进行联络，这时美军飞机的起降强度便随之不断升高。”沃洛布耶夫说：“让他们神经紧张吧。”
实际上，苏军部分潜艇已按下述方式实施了部署：1艘“回声”Ⅱ级（657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和1艘“朱利叶”级巡航导弹潜艇在靠近克里特岛的第六舰队特混战斗群的西方和南方机动；另1艘“11月”级则部署于该舰队东部；更多的苏联潜艇正奉命由大西洋和地中海西部驶向该海域。一位苏军潜艇军官回忆说：“在1973年的这次事件中，我们的潜艇奉命到靠近利比亚海岸的锡德拉湾附近巡航一段时间。该海域部署有一支美国海军反潜编队，它显然是在执行搜集情报的任务。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军发现了我们的潜艇，即使在我们完全能够听到美军的水声传输装置及其舰艇螺旋桨发出的声音时，情况也是如此。”
10月10日，地中海分舰队的水面舰艇获得了黑海舰队的增援，10月11日，地中海分舰队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了阿以战争。以色列于当天夜间对叙利亚塔图斯港发动的攻击中，无意间击沉了苏联“伊里亚·梅奇尼科夫”号商船。以色列官方对此表示遗憾，并向苏联解释说该商船并非既定攻击目标，被攻击目标实际上是两艘叙海军舰只，它们也在这次攻击中被击沉。10月10日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已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以色列对在民用船舶之中巡航的叙军导弹艇实施攻击时，发射的反舰导弹击沉了日本和希腊的货轮各1艘。即便如此，苏联仍不愿接受以方道歉。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向美国表示了苏联对这次攻击以及美国舰艇近期部署于东地中海的抗议，其中舰艇部署可能是指“肯尼迪”号航母战斗群。基辛格10月12日向以色列驻美大使暗示，该航母战斗群很快将抵达地中海。
在苏联方面，莫斯科于10月11日命令3个空降师处于警戒状态。两天后，1艘苏军驱逐舰沿叙利亚海岸为补给品运输船队护航。当时，以色列已停止对叙军前沿阵地的反攻。10月14日，苏联海军授权地中海各战舰舰长，可在以色列或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舰艇对苏联运输船队和飞机构成威胁时向其开火。
战争第二阶段
阿以战争的第二阶段始于10月13日，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当天启动了优先向以色列提供弹药的计划。美国对以色列的补给运输难度很大，除葡萄牙同意美国飞机使用亚速尔机场外，几乎所有北约盟国都拒绝美国飞机在其基地加油。第六舰队受命为飞往以色列的C-5和C-141运输机提供导航、监视、防空和搜救支援，位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航母战斗群不得不抽调大量护航舰艇担负上述任务，从而使它们面临苏军反舰导弹的更大威胁。“肯尼迪”号航母被派往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担负空运支援任务，因而进入地中海的时间也被推迟。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直升机航母“伊沃·吉马”号（LPH 2）装载由2000人组成的营级登陆部队向地中海进发，旨在防范苏军可能在地中海实施的登陆行动。实力日益增强的地中海分舰队（10月14日舰艇总数已达69艘）越来越有能力为苏军登陆提供支援。苏军部署于大西洋的潜艇受命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等待美军的增援力量。
10月15日，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发动全面反攻，彻底粉碎了埃及军队旨在减轻以军对叙利亚的军队压力而发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苏联对这次战争的介入进一步升级，第二艘苏军驱逐舰部署于叙利亚近岸海域，苏军潜艇也开始监视以色列港口附近的军事活动。
相关记载表明，苏军水面舰艇在有限的作战行动中曾与以军发生对抗。其中，黑海舰队的1艘“娜佳”级扫雷舰和SDK-137型中型登陆舰在拉塔基亚港为苏联民用船只提供护航时，曾在10月16日向靠近的以军飞机开火。
虽然苏军舰艇是出于自卫目的向以军飞机开火，但各舰舰长无疑也深知这种做法的风险性。此前，苏联一直严格奉行在苏美关系缓和时代避免直接介入地区性冲突的原则，但该原则在这次阿以战争中被暂时搁置。危险的根源在于，当时陆上和海上的战术形势远远超过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范围。谢苗诺夫10月19日的日记清楚表明，战争的步伐正不断加快，“过去几天来，形势已变得异常复杂，我们看来已处于直接介入这场战争的边缘。”
10月16日，苏军装备舰炮的“摩尔曼斯克”号巡洋舰和1艘“科特林”级驱逐舰替换了装备导弹的“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和1艘“卡辛”级驱逐舰，继续跟踪部署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虽然这次轮换旨在对抗美军航母构成的现实威胁，但与其说是为了发挥军事外交作用，不如说是出于后勤保障方面的考虑。由于无法在海上航行过程中实施补给，“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及其护航舰艇不得不驶往克里特岛以东代号为“15点”的锚地，该地有5艘补给船为其补充燃料。谢苗诺夫在日记中对此抱怨道，“美军舰艇都能由巨大的‘萨克拉门托’号补给舰（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战斗后勤支援舰）提供补给。由于我方运输船是那种满载补给品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的型号，因此我方舰艇不适于实施海上补给！当我看到（美国人）巨大的海上浮动仓库时，心中充满了嫉妒之情！”
10月17日，以军装甲部队穿过苏伊士运河，苏军为此制定了由海军陆战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登陆并有限度“显示”力量的初步方案。这种作战部署并非缺乏先例，据波波夫上校回忆，苏军曾在1968年1月实施过这种登陆行动，目的在于对以色列夺占苏伊士运河的企图做出回应。
苏军此时的登陆行动与1968年“消耗战”期间的登陆行动一样属于显示力量的性质，但苏联在“赎罪日”战争发展至这种敏感时刻，可能会认真考虑不采取直接干预行动。苏军扎博斯基上校在1999年撰文指出，在1973年的阿以战争中，苏军在实施两栖登陆行动时遇到了后勤保障方面的难题。苏军大批海军陆战队当时仍在塞瓦斯托波尔等待部署至地中海，并已有7艘大型和中型登陆舰部署于该海域，但它们都在用于运输武器装备。因此，时任苏联海军司令的谢尔盖·戈尔什科夫上将命令用已部署的登陆舰作为运兵船，并在地中海海域所有苏军战舰和辅助舰船上的舰员中选取“志愿者”组成登陆部队。据谢苗诺夫称，数千名苏军官兵签名参加将与以军作战的登陆部队。然而，这种措施表明地中海分舰队在某种程度上已陷入困境。
10月19日，美第六舰队司令丹尼尔·墨菲上将通过旗语告知苏地中海分舰队司令沃洛布耶夫上将，要求苏联海军遵守1972年《海事协定》，不要将舰炮和导弹瞄准美军舰船，但地中海分舰队参谋人员确认美军飞机同样违反了上述协定。苏联外交部接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地中海分舰队由此接到了苏联海军参谋长要求更加严格执行协定的命令。
当时，阿拉伯国家的失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10月19日和21日，萨达特两次呼吁苏联迅速采取措施，使阿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22日通过第338号决议，要求参战各方在12小时内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参战各方都对停火协议表示欢迎，叙利亚执行了该协议。然而，苏伊士运河东岸的战火仍未停息，埃及陆军第三军已在该地被以军完全包围，并且不顾开罗方面的命令不断试图突围。以色列迅速利用停火协议失效的有利时机，继续进攻被围困的埃及军队并向苏伊士市挺进。
就在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发出上述信息的当天，地中海事态又有了令人震惊的新发展，一支苏联水面舰艇编队被派往赛义德港。该编队由“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2艘“基尔丁”级导弹驱逐舰、1艘“科特林”级驱逐舰、1艘“里加”级/50型护卫舰、1艘“鳄鱼”级/1171型坦克登陆舰以及2艘“波尔诺尼”B级中型登陆舰组成，其中后3艘登陆舰可能装载有根据戈尔什科夫上将的命令由“志愿者”组建的海军陆战队。谢苗诺夫在日记中评论：“看来我们将要从以色列手中拯救赛义德港。”
更明显的是，苏联空降兵部队也处于了警戒状态，该部队包括由5万人组成的7个空降师以及由10万人组成的支援部队，数量超过美军在地中海部署的海军陆战队。苏军飞行员驾驶米格-25“狐蝠”从埃及机场起飞，在战场上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
沃洛布耶夫预计第六舰队可能考虑对苏联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苏联实施干预行动，因此他命令为部署于克里特岛以南的苏军航母战斗群提供装备反舰导弹的增援舰艇。“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在1艘“卡辛” 级导弹驱逐舰和1艘“科特林”级舰炮驱逐舰的掩护下，加入了一直跟踪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的只装备有舰炮的苏军舰队。该行动也暗示苏军可能实施空运行动，而“独立”号航母战斗群正好部署于苏联至埃及的航线上。
此时，集结于克里特岛附近海域的苏军力量包括：2艘舰炮巡洋舰、8艘“卡辛”级导弹驱逐舰和改进型“科特林”级驱逐舰、2艘“科特林”级舰炮驱逐舰。在赛义德港以北机动的两栖登陆力量包括满载海军陆战队员的4艘“鳄鱼”级大型登陆舰和5艘中型登陆舰，此外还有1艘导弹驱逐舰以及几艘舰炮驱逐舰。担负护航任务的几艘“里加”级护卫舰以及2艘扫雷舰也部署于该海域。
此时，更多苏军舰艇正驶向该海域。据称1艘大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已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苏联向中东地区的空运已停止，表明苏联军用运输机（尤其是当时最大型的安-22运输机）已转而用于输送空降部队。另2艘两栖舰船（共可装载10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预计将从黑海驶向地中海，还有5艘潜艇也将驶入地中海，地中海分舰队的潜艇总数达到28艘。
10月25日早些时候，白宫经过一夜紧急磋商后，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回应，即启动第三国防状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当时仍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肯尼迪”号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驶向东地中海，与部署在该海域的“独立”号航母战斗群汇合。美军随后又要求美国海军停止执行向以色列空运提供的支援任务，即除两个护航编队外，其他所有舰艇都回到“独立”号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以色列在美国转告苏联意图并强烈要求它停止军事行动后终于停火。据报道，苏军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登陆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取消。10月25日下午，苏联同意在停火线部署一支不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军队在内的维和部队。
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宣布，美军已开始解除第三国防状态，但第六舰队仍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当日，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开始实施高强度反航母演习，目的是演练攻击部署于东地中海的美军航母和两栖特混舰队，并将美军战舰作为模拟攻击目标。苏军一支舰艇编队跟踪“独立”号航母，另两艘舰艇加入了反航母演习并开始跟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跟踪“独立”号航母的反航母编队包括“格罗兹尼”号巡洋舰、1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舰炮驱逐舰。跟踪“罗斯福”号航母的编队包括“摩尔曼斯克”号巡洋舰和1艘舰炮驱逐舰。美军“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被第三反航母编队跟踪，该编队包括“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及2艘导弹驱逐舰。装载反舰巡航导弹的苏军潜艇也参与了这次演习，此外还有更多的舰艇从北方舰队经直布罗陀海峡驶往地中海。
此外，以“肯达”级导弹巡洋舰为首的第四反航母编队于10月29日驶入地中海，并从10月31日开始跟踪“肯尼迪”号航母。第五反航母编队则开始跟踪“伊沃·吉马”直升机航母。2艘导弹护卫舰（“纳努契卡”级/1234型）由驱逐舰护航，也于10月31日加入反航母编队，这是该级水面舰艇的首次部署。
10月31日，地中海分舰队的舰艇总数达到最高值，共计96艘，其中包括34艘水面舰艇（5艘装备反舰导弹）、23艘潜艇（至少7艘装备反舰导弹），由此组成了一支能在首次攻击中发射88枚反舰导弹的庞大海上力量。与此同时，美军共部署60艘舰艇，包括3艘攻击型航母、2艘两栖攻击型直升机航母和9艘攻击型潜艇。美军发现，它们与苏军作战力量相比，处于形势日益恶化的不利局面之中。在此情况下，如果双方冲突无法避免，那么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将是最佳作战选择。
虽然当时陆上形势已趋于平静，但海上危机不仅仍在持续，而且还进入最危险阶段。4支美国特混舰队始终被苏军作为攻击目标，3支跟踪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苏军反航母编队在针对各自目标发动首次攻击时，各可发射13枚反舰导弹，4艘装备巡航导弹的苏军潜艇在附近海域巡航。位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两栖特混舰队同样也遭到苏军5艘战舰组成的作战编队的跟踪。
谢苗诺夫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描述苏美对峙状态时写道，“我军拥有威力非常强大的巡航导弹，它们所瞄准的美军目标仅有5个：3艘攻击型航母和2艘直升机航母，美军其他舰艇都是次要目标。每个人都在等待一声令下即发起攻击。形势造成的压力已升至突破点。”如果当时美军评估战争即将爆发，那么第六舰队将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即在苏军舰艇发射导弹之前摧毁其火控雷达、导弹发射架、舰炮和处于射程范围内的任何装备反舰导弹的苏军战舰。
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将在战争爆发前采取措施，使第六舰队的航母和护航舰艇在作出反应之前失去作战能力。此后，苏军舰艇的使命将是在尽可能延长生存时间的前提下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苏军在这次对峙中所表现的战术层次和作战情绪，与其“首次打击”的作战原则以及谢苗诺夫表述的“神风攻击”作战思想相呼应。除潜艇（它们可在水面舰艇被消灭后继续作战数日或数周）外，第六舰队和地中海分舰队都没有其他替代性作战力量用于发动首次攻击。一位苏军前潜艇军官对此描述道，“我认为，（苏军潜艇力量）将能够经受住（美军发动的首次攻击）……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人相信我们的潜艇会在1973年10月被潜在的敌人发现。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首先发动第一波攻击……在‘战斗精神’方面，我方艇员已完全准备好执行任何作战命令。”
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墨菲上将同样写道，两支舰队当时“在同一海域近距离对峙，双方都进入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海战’方案实施阶段……虽然双方都无从确切了解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显然都为可能发生的事态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由于苏联海军陆战队显然已不会进入交战地区，且这种态势与墨菲上将几天前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的有关报告相一致，华盛顿遂授权第六舰队的航母战斗群离开克里特岛以南海域向西航行。由于天气条件恶劣，该行动直到10月30日下午4点才开始实施，使苏美对峙的紧张态势迅速缓解。从战术角度看，该决定使美军航母战斗群具备了机动空间，并使地中海分舰队失去了瞄准目标。从战略角度看，美国此举无疑向苏联发出了促使事态缓和的信号。地中海分舰队也从11月3日开始撤离。
即便如此，两支舰队在随后两周内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地中海分舰队仍然确信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仍将在有限范围内持续。11月6日，苏军仍然在实施针对部署于克里特岛以西海域的“肯尼迪”号、“罗斯福”号航母和“伊沃·吉马”号直升机航母的反航母演习。11月9日，跟踪“肯尼迪”号航母的装有反舰导弹的反航母编队被炮舰取代，导弹舰艇驶向亚历山大港休整。当日晚些时候，两支反航母编队被解散，余下三支反航母编队。“格罗兹尼”号巡洋舰随后驶向塞瓦斯托波尔，“摩尔曼斯克”号经直布罗陀海峡回到其位于谢维尔摩尔斯克的北方舰队基地。虽然地中海分舰队的其他同样处于极度疲劳状态的舰艇也一再请求返回基地，但戈尔什科夫在“肯尼迪”号、“独立”号和“罗斯福”号于11月15日返回基地之前，一直不允许苏军舰艇进行大规模削减。
“突然崛起”的海军大国
从这场冷战时期最为严重的海上对峙行动中可汲取几条教训。首先，海上威胁可迅速形成。苏联与以前的沙俄帝国一样属于陆上强国，且传统上将其海军力量用于近岸防御。它与其他国家海军缺乏可比性的舰队通常严重受制于不利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波罗的海舰队所在海域在冬季几乎全部结冰；黑海舰队受到通行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北方舰队距离遥远且气候条件严酷；太平洋舰队的部署位置也极为偏远并缺乏有效补给线路。即便如此，在赫鲁晓夫蒙羞于“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苏联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充其量只处于萌芽状态）10年之后，苏联海军已在被称为北约“内湖”的海域建立了可持续部署的海上力量，并对美国海军构成了极强的实质性威胁。而且，苏联海军是在该地区未部署永久性基地、以及未通过由北约控制的咽喉要道部署所有兵力的条件下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
其次，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其他缺陷，能被敌对方有效利用并服务于其战略目标。由于土耳其反对美国在阿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因而放松了蒙特勒公约中关于苏联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相关限制，并对苏联开放了领空。这种让步极大地便利了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实施海运和空运，并能在危机期间迅速为地中海分舰队提供增援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认为它有必要在东地中海部署作战力量，以此作为美国准备对抗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及战后采取单边行动的信号，第六舰队由此不得不部署于相对固定的海域。这种情况极有利于苏联解决其反航母作战的难题，并使美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冒着向对手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将舰队向西部署，要么使舰队部署于原地并处于不利的战术环境之中。
再次，在与“突然崛起”的海军大国打交道时，战略重点由夺取“制海权”向“打击岸上目标”的转变将导致作战原则和战术处于缺乏准备的状态。曾在这次危机期间服役于第六舰队的一名美国海军飞行员解释说，在地中海危机之前的七年中，美国海军的战略重点一直是为越战的轰炸提供支援。在这段时间内，反航母作战战术和舰对舰导弹可能更适于海上近战而不是海上空战，因此没有受到美军的足够重视。因此，美军在越战中执行的“由海”投送作战力量的任务，对其完成夺取制海权的基本使命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后，与目前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优势相对应的教训是，苏联在地中海危机时对技术差距方面的感觉看来并未使其丧失作战信心。这次行动的一位苏方参与者指出：“我们的舰艇在建造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这已不是秘密。此外，我们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面也落在美国人后面，在无线电定位和电子战方面的落后程度更加严重。我方核潜艇航行时发出巨大噪声也不是秘密。我们了解这些缺陷，并尽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根据我方评估，地中海分舰队的所有舰艇在这次阿以战争中都表现出充分的作战效能。概言之，我们在跟踪和打击敌方航母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虽然苏美舰队作战能力的不对称性无疑非常巨大（在整个冷战期间都呈现这种状况），但苏联采取的海军战略扭转了这种不利，该战略的特定目的就在于缩小苏联海军与美国海军作战能力的不对称差距。
这次地中海对峙与更为著名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有着鲜明对比。虽然苏联在1962年缺乏使用其海军力量作为外交工具的能力，但情况在1973年却发生了变化。在加勒比海，美国在各个层次都拥有巨大优势，美国肆无忌惮地展示其威慑力量的做法充分显示了这些优势。由于美国具备实施海上封锁的能力，因此它有能力控制危机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结局。苏联虽然一直想在加勒比海建立新的力量存在，但最终却不得不在公开蒙受耻辱的状态下退出对抗。然而，在这次危机中，苏美对抗已具备了更大程度的平衡性，美国所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少，而且无法掌握作战先机。这使得苏联能够大胆使用海军外交手段，在其代理国显然处于不利局面的形势下影响了地中海危机的进程和结局。
本文的相关研究可能最适用于美国考虑中国在当代的崛起。美军舰队与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在1973年的对峙有助于美国以更加谨慎的态度，理性思考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前景。与俄罗斯一样，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陆上大国。近代中国海军也曾遭受过类似于俄罗斯在俄日对马海战中的灾难性失败。与苏联海军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陆军的巨大阴影之下。虽然该军种曾接收了大量苏联海军舰艇（它们目前放置于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里），但其发展舰载航空兵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外界通常一致认为，解放军海军仍要等待它自己的“戈尔什科夫”的出现。
因此，令人毫不吃惊的是，美国仅仅将中国视为一个“突然崛起”的海军大国，却很少将其视为一个海军强国。但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越战使美国海军从其夺取制海权的核心作战使命中分散了注意力，美国当前实施的全球反恐战争也可为解放军海军提供同样的机遇。
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曾经具备的海军实力相比，中国是一个更具备成为海军强国潜质的国家。中国除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量隐蔽性较好的锚地外，它还没有像苏联那样严寒结冰的海域、相距遥远的舰队、相互孤立的前沿部署海域以及束缚俄罗斯海军行动的由它国控制的狭窄海峡等不利条件。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将台湾问题作为促进其海军发展的海洋战略问题的焦点。俄罗斯从未确立过这种战略焦点，它始终缺乏一种能持续激励其称霸海洋的焦点问题。此外，台湾距中国大陆海岸仅有100多海里，较之苏联地中海分舰队而言，这是一种条件要好得多的作战环境。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海军力量时，考察苏联海军在恶劣得多的环境下取得的成功将是非常有益的事情。1973年的美苏地中海对抗，可能是冷战期间所有海上危机中最为危险的军事行动，它为当今世界超级海军强国的美国提供了一个谨慎从事的教训。■
更明显的是，苏联空降兵部队也处于了警戒状态，该部队包括由5万人组成的7个空降师以及由10万人组成的支援部队，数量超过美军在地中海部署的海军陆战队。苏军飞行员驾驶米格-25“狐蝠”从埃及机场起飞，在战场上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
沃洛布耶夫预计第六舰队可能考虑对苏联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苏联实施干预行动，因此他命令为部署于克里特岛以南的苏军航母战斗群提供装备反舰导弹的增援舰艇。“格罗兹尼”号巡洋舰在1艘“卡辛” 级导弹驱逐舰和1艘“科特林”级舰炮驱逐舰的掩护下，加入了一直跟踪美军“独立”号航母战斗群的只装备有舰炮的苏军舰队。该行动也暗示苏军可能实施空运行动，而“独立”号航母战斗群正好部署于苏联至埃及的航线上。
此时，集结于克里特岛附近海域的苏军力量包括：2艘舰炮巡洋舰、8艘“卡辛”级导弹驱逐舰和改进型“科特林”级驱逐舰、2艘“科特林”级舰炮驱逐舰。在赛义德港以北机动的两栖登陆力量包括满载海军陆战队员的4艘“鳄鱼”级大型登陆舰和5艘中型登陆舰，此外还有1艘导弹驱逐舰以及几艘舰炮驱逐舰。担负护航任务的几艘“里加”级护卫舰以及2艘扫雷舰也部署于该海域。
此时，更多苏军舰艇正驶向该海域。据称1艘大型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已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苏联向中东地区的空运已停止，表明苏联军用运输机（尤其是当时最大型的安-22运输机）已转而用于输送空降部队。另2艘两栖舰船（共可装载10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预计将从黑海驶向地中海，还有5艘潜艇也将驶入地中海，地中海分舰队的潜艇总数达到28艘。
10月25日早些时候，白宫经过一夜紧急磋商后，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回应，即启动第三国防状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当时仍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肯尼迪”号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驶向东地中海，与部署在该海域的“独立”号航母战斗群汇合。美军随后又要求美国海军停止执行向以色列空运提供的支援任务，即除两个护航编队外，其他所有舰艇都回到“独立”号和“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以色列在美国转告苏联意图并强烈要求它停止军事行动后终于停火。据报道，苏军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登陆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取消。10月25日下午，苏联同意在停火线部署一支不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军队在内的维和部队。
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宣布，美军已开始解除第三国防状态，但第六舰队仍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当日，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开始实施高强度反航母演习，目的是演练攻击部署于东地中海的美军航母和两栖特混舰队，并将美军战舰作为模拟攻击目标。苏军一支舰艇编队跟踪“独立”号航母，另两艘舰艇加入了反航母演习并开始跟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跟踪“独立”号航母的反航母编队包括“格罗兹尼”号巡洋舰、1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舰炮驱逐舰。跟踪“罗斯福”号航母的编队包括“摩尔曼斯克”号巡洋舰和1艘舰炮驱逐舰。美军“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被第三反航母编队跟踪，该编队包括“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巡洋舰及2艘导弹驱逐舰。装载反舰巡航导弹的苏军潜艇也参与了这次演习，此外还有更多的舰艇从北方舰队经直布罗陀海峡驶往地中海。
此外，以“肯达”级导弹巡洋舰为首的第四反航母编队于10月29日驶入地中海，并从10月31日开始跟踪“肯尼迪”号航母。第五反航母编队则开始跟踪“伊沃·吉马”直升机航母。2艘导弹护卫舰（“纳努契卡”级/1234型）由驱逐舰护航，也于10月31日加入反航母编队，这是该级水面舰艇的首次部署。
10月31日，地中海分舰队的舰艇总数达到最高值，共计96艘，其中包括34艘水面舰艇（5艘装备反舰导弹）、23艘潜艇（至少7艘装备反舰导弹），由此组成了一支能在首次攻击中发射88枚反舰导弹的庞大海上力量。与此同时，美军共部署60艘舰艇，包括3艘攻击型航母、2艘两栖攻击型直升机航母和9艘攻击型潜艇。美军发现，它们与苏军作战力量相比，处于形势日益恶化的不利局面之中。在此情况下，如果双方冲突无法避免，那么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将是最佳作战选择。
虽然当时陆上形势已趋于平静，但海上危机不仅仍在持续，而且还进入最危险阶段。4支美国特混舰队始终被苏军作为攻击目标，3支跟踪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苏军反航母编队在针对各自目标发动首次攻击时，各可发射13枚反舰导弹，4艘装备巡航导弹的苏军潜艇在附近海域巡航。位于克里特岛以南的美军两栖特混舰队同样也遭到苏军5艘战舰组成的作战编队的跟踪。
谢苗诺夫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描述苏美对峙状态时写道，“我军拥有威力非常强大的巡航导弹，它们所瞄准的美军目标仅有5个：3艘攻击型航母和2艘直升机航母，美军其他舰艇都是次要目标。每个人都在等待一声令下即发起攻击。形势造成的压力已升至突破点。”如果当时美军评估战争即将爆发，那么第六舰队将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即在苏军舰艇发射导弹之前摧毁其火控雷达、导弹发射架、舰炮和处于射程范围内的任何装备反舰导弹的苏军战舰。
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将在战争爆发前采取措施，使第六舰队的航母和护航舰艇在作出反应之前失去作战能力。此后，苏军舰艇的使命将是在尽可能延长生存时间的前提下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苏军在这次对峙中所表现的战术层次和作战情绪，与其“首次打击”的作战原则以及谢苗诺夫表述的“神风攻击”作战思想相呼应。除潜艇（它们可在水面舰艇被消灭后继续作战数日或数周）外，第六舰队和地中海分舰队都没有其他替代性作战力量用于发动首次攻击。一位苏军前潜艇军官对此描述道，“我认为，（苏军潜艇力量）将能够经受住（美军发动的首次攻击）……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人相信我们的潜艇会在1973年10月被潜在的敌人发现。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首先发动第一波攻击……在‘战斗精神’方面，我方艇员已完全准备好执行任何作战命令。”
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墨菲上将同样写道，两支舰队当时“在同一海域近距离对峙，双方都进入了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海战’方案实施阶段……虽然双方都无从确切了解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显然都为可能发生的事态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由于苏联海军陆战队显然已不会进入交战地区，且这种态势与墨菲上将几天前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的有关报告相一致，华盛顿遂授权第六舰队的航母战斗群离开克里特岛以南海域向西航行。由于天气条件恶劣，该行动直到10月30日下午4点才开始实施，使苏美对峙的紧张态势迅速缓解。从战术角度看，该决定使美军航母战斗群具备了机动空间，并使地中海分舰队失去了瞄准目标。从战略角度看，美国此举无疑向苏联发出了促使事态缓和的信号。地中海分舰队也从11月3日开始撤离。
即便如此，两支舰队在随后两周内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地中海分舰队仍然确信战争可能随时爆发，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仍将在有限范围内持续。11月6日，苏军仍然在实施针对部署于克里特岛以西海域的“肯尼迪”号、“罗斯福”号航母和“伊沃·吉马”号直升机航母的反航母演习。11月9日，跟踪“肯尼迪”号航母的装有反舰导弹的反航母编队被炮舰取代，导弹舰艇驶向亚历山大港休整。当日晚些时候，两支反航母编队被解散，余下三支反航母编队。“格罗兹尼”号巡洋舰随后驶向塞瓦斯托波尔，“摩尔曼斯克”号经直布罗陀海峡回到其位于谢维尔摩尔斯克的北方舰队基地。虽然地中海分舰队的其他同样处于极度疲劳状态的舰艇也一再请求返回基地，但戈尔什科夫在“肯尼迪”号、“独立”号和“罗斯福”号于11月15日返回基地之前，一直不允许苏军舰艇进行大规模削减。
“突然崛起”的海军大国
从这场冷战时期最为严重的海上对峙行动中可汲取几条教训。首先，海上威胁可迅速形成。苏联与以前的沙俄帝国一样属于陆上强国，且传统上将其海军力量用于近岸防御。它与其他国家海军缺乏可比性的舰队通常严重受制于不利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波罗的海舰队所在海域在冬季几乎全部结冰；黑海舰队受到通行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北方舰队距离遥远且气候条件严酷；太平洋舰队的部署位置也极为偏远并缺乏有效补给线路。即便如此，在赫鲁晓夫蒙羞于“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苏联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充其量只处于萌芽状态）10年之后，苏联海军已在被称为北约“内湖”的海域建立了可持续部署的海上力量，并对美国海军构成了极强的实质性威胁。而且，苏联海军是在该地区未部署永久性基地、以及未通过由北约控制的咽喉要道部署所有兵力的条件下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
其次，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其他缺陷，能被敌对方有效利用并服务于其战略目标。由于土耳其反对美国在阿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因而放松了蒙特勒公约中关于苏联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相关限制，并对苏联开放了领空。这种让步极大地便利了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实施海运和空运，并能在危机期间迅速为地中海分舰队提供增援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认为它有必要在东地中海部署作战力量，以此作为美国准备对抗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及战后采取单边行动的信号，第六舰队由此不得不部署于相对固定的海域。这种情况极有利于苏联解决其反航母作战的难题，并使美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冒着向对手发出错误信号的风险将舰队向西部署，要么使舰队部署于原地并处于不利的战术环境之中。
再次，在与“突然崛起”的海军大国打交道时，战略重点由夺取“制海权”向“打击岸上目标”的转变将导致作战原则和战术处于缺乏准备的状态。曾在这次危机期间服役于第六舰队的一名美国海军飞行员解释说，在地中海危机之前的七年中，美国海军的战略重点一直是为越战的轰炸提供支援。在这段时间内，反航母作战战术和舰对舰导弹可能更适于海上近战而不是海上空战，因此没有受到美军的足够重视。因此，美军在越战中执行的“由海”投送作战力量的任务，对其完成夺取制海权的基本使命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后，与目前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优势相对应的教训是，苏联在地中海危机时对技术差距方面的感觉看来并未使其丧失作战信心。这次行动的一位苏方参与者指出：“我们的舰艇在建造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这已不是秘密。此外，我们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面也落在美国人后面，在无线电定位和电子战方面的落后程度更加严重。我方核潜艇航行时发出巨大噪声也不是秘密。我们了解这些缺陷，并尽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根据我方评估，地中海分舰队的所有舰艇在这次阿以战争中都表现出充分的作战效能。概言之，我们在跟踪和打击敌方航母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虽然苏美舰队作战能力的不对称性无疑非常巨大（在整个冷战期间都呈现这种状况），但苏联采取的海军战略扭转了这种不利，该战略的特定目的就在于缩小苏联海军与美国海军作战能力的不对称差距。
这次地中海对峙与更为著名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有着鲜明对比。虽然苏联在1962年缺乏使用其海军力量作为外交工具的能力，但情况在1973年却发生了变化。在加勒比海，美国在各个层次都拥有巨大优势，美国肆无忌惮地展示其威慑力量的做法充分显示了这些优势。由于美国具备实施海上封锁的能力，因此它有能力控制危机的发展趋势和最终结局。苏联虽然一直想在加勒比海建立新的力量存在，但最终却不得不在公开蒙受耻辱的状态下退出对抗。然而，在这次危机中，苏美对抗已具备了更大程度的平衡性，美国所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少，而且无法掌握作战先机。这使得苏联能够大胆使用海军外交手段，在其代理国显然处于不利局面的形势下影响了地中海危机的进程和结局。
本文的相关研究可能最适用于美国考虑中国在当代的崛起。美军舰队与苏联地中海分舰队在1973年的对峙有助于美国以更加谨慎的态度，理性思考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前景。与俄罗斯一样，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陆上大国。近代中国海军也曾遭受过类似于俄罗斯在俄日对马海战中的灾难性失败。与苏联海军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陆军的巨大阴影之下。虽然该军种曾接收了大量苏联海军舰艇（它们目前放置于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里），但其发展舰载航空兵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外界通常一致认为，解放军海军仍要等待它自己的“戈尔什科夫”的出现。
因此，令人毫不吃惊的是，美国仅仅将中国视为一个“突然崛起”的海军大国，却很少将其视为一个海军强国。但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越战使美国海军从其夺取制海权的核心作战使命中分散了注意力，美国当前实施的全球反恐战争也可为解放军海军提供同样的机遇。
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曾经具备的海军实力相比，中国是一个更具备成为海军强国潜质的国家。中国除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量隐蔽性较好的锚地外，它还没有像苏联那样严寒结冰的海域、相距遥远的舰队、相互孤立的前沿部署海域以及束缚俄罗斯海军行动的由它国控制的狭窄海峡等不利条件。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将台湾问题作为促进其海军发展的海洋战略问题的焦点。俄罗斯从未确立过这种战略焦点，它始终缺乏一种能持续激励其称霸海洋的焦点问题。此外，台湾距中国大陆海岸仅有100多海里，较之苏联地中海分舰队而言，这是一种条件要好得多的作战环境。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海军力量时，考察苏联海军在恶劣得多的环境下取得的成功将是非常有益的事情。1973年的美苏地中海对抗，可能是冷战期间所有海上危机中最为危险的军事行动，它为当今世界超级海军强国的美国提供了一个谨慎从事的教训。■
无图无真相~~~~
原帖由 zk8741 于 2008-9-6 17:58 发表
无图无真相~~~~
足以证明现在的图片新闻已经流行到什么地步了。。。。。。。。
要看图去原文,超大发图太麻烦
荼毒甚深啊[:a9:]
不错，我喜欢看文字，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多看看没坏处。顶LZ
占位，，我不喜欢看字。
舰载武器曾刊登过这篇文章
感觉地中海美国还是太吃亏了，俄国的军舰和导弹艇上基本都装满了重型反舰导弹，一直近距离盯着美国人，就等着一声令下来个齐射了，而美国人当时没有足够有效的反制措施，而且人家是以小博大。硬碰硬美国损失更大，地中海那么风平浪静的，小艇在里面开都不用担心高海况设备工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