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劣根性是文革的根本原因(转)

这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文革，谁之过？或者，在支持文革的人看来，文革的缘起是什么？
　　 在一个九零年出生的人看来，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而这场灾难片的导演、编剧、演员和剪辑也正是整个中华民族。正如不能将红色中国的建立统统归功于毛泽东一样，文革，或是建国后所有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也绝对不能归咎于毛一人。如果我们无法正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劣根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文革必将卷土重来。
　　 在评析文革之前，我不由得想起读书时候的一次课堂大辩论。那是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以后，大家在辩论现阶段可不可以实行民主普选，挺选派和反选派唇枪舌剑，渐渐挺选派占了上风，眼看反选派就要落败，老师过来只说了两句话，挺选派就哑口无言。老师说的两句话是：一，希特勒可是通过合法民选上台的；二，现阶段实行普选，谁能保证中国现状下一定选出的适合人选？
　　 这两句话久久在我脑海中盘绕不去，终于，蒙古由于民选出事了。也许，挺选派会反驳我说以此为理由反对普选是因噎废食，但是如果这口饭吃下去会噎死人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把这口饭细细看看再吃也不迟。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为什么合法民选也会选出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是民主制度有缺陷还是选民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十全十美，而在现阶段中国，民众的奴性，集体无意识决定了普选如今根本不行。
　　 是的，民众的奴性和集体无意识就是我对于文革悲剧原因的全部解答。它们似乎比中华民族的年龄小不了多少。
　　 往往有人认为，西方民族的自由平等观念比起中华民族来深厚的多。我无意去驳斥这种观点，我只是想提醒持这种论调的人：西方民族也有奴性和集体无意识，只不过比起我们来，他们要淡的多。中华民族的奴性和集体无意识，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统治者的依赖，更具体点，是对独裁者的依赖。例如，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被冤枉了，首先想到的是“青天大老爷”，如果没有，就要拦御驾告御状，如果还不行，就寄希望于黑社会的“大侠”，唯独没有对于法律制度的态度。也难怪，数千年的统治，本来就是人治远远大于法治。孔孟理论已经被封建皇朝统治者做成了一件华服，罩在了君主论和法家理论上，出于遮羞欺骗的需要，儒家理论被一次次地肢解误解，最终，中国人心中的两大精神偶像就产生了，那就是被误解的孔夫子，和被粉饰的关夫子。前者代表的是“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者代表的是“义”，舍生取义，两肋插刀。无论是忠还是义，都强调奉献和义务，唯独没有正视人的权利和人的自我思考，自我反省，甚至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方孝孺为了“忠”，可以把十族赔上，无论是永乐帝，还是方孝孺本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人是不是有自我表达的权利；武松为了“义”，帮助一个黑社会去摆平另一个黑社会，连无辜歌妓都不放过；历朝历代，都讲究形而上的东西，故意忽视形而下的东西。
　　当西方社会提倡“人”的时候，我们在“去人欲，存天理”――结果，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平等统统在对被歪曲的三纲五常的赞美歌颂中消失殆尽，剩下的就是一帮奴隶和奴才。鲁迅先生已经分析过这两种人的区别，这里我就不赘叙了。到了后来，溥仪可以退位，大清可以完蛋，老袁可以气死，老蒋可以败走，中国人心中的皇帝情结，奴性却改的不多，并且依然以忠义自诩，忠于皇帝，新的独裁者――如果领袖不神话自己，往往倒台――蒋和毛的一胜一败，起因于此。蒋这个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只要不反对他，几乎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毛，似乎只能允许别人的赞美和歌颂。当胡适嘲讽宋美龄时，当延安的任何场合都会悬挂毛的画像的时候，这场国本之争的结果，就已经决定了。一个奴性成风的国家和民族，只会欢迎强权领袖，被神话的领导人，他们需要被领导被代表。他们往往不会思考和反省，只知道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办，所有官方史书上的东西是不容置疑的，即使造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除此之外，我们的民族精神上，其实没有给宽恕留下余地。孩子们的课本上只有农夫与蛇的故事，没有舜和父母兄弟的故事，即使是《将相和》，也是因为蔺相如顾全强敌压境的大局，如果不是没有选择，很多合作不可能成为可能。而合作，根本不是宽恕。我们往往更推崇“一山不容二虎”，绝对服从“天无二日”。换句话说，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宽恕。因为没有宽恕的余地，因为斗争的需要，所有人和事都被分成对立的两拨，没有中间，没有第三种可能。当文革的红卫兵高叫：“要革命，就过来；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时候，和罗伯斯庇尔的“凡是不参加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论调已经相差无几了。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物脸谱化，固定化，绝对化，某某是君子，某某是小人，我们习惯为事件定性，张居正的改革是好的，那么反对派的措施一定是坏的。由于不宽恕，由于斗争，我们需要区别敌友，制造敌友的两分法，而两分法已经严重伤害了我们本来就比较差的独立思考能力。即使是思考了，不过把汪精卫从汉奸变成志士，把岳飞从英雄变成小人――还是非黑即白。
　　两分法的另一个恐怖之处在于：对于一项政策的不满立刻可以转化为对这项政策的对立政策的拥护。因为改革开放不好，所以文革好。很少考虑改革开放和文革其实都是国策的选择，不是对立关系。没关系，有了两分法，什么都可以对立。
　　另外，我们从来就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对待财富，我们从来就是喜欢又唾弃，对待比我们优秀的人，从来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提到商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无商不奸”，“士农工商”，很少愿意正视商人也是社会精英的可能性。所以自己富了，想到的只是财富如何在血脉中传承，很少想到回报社会；他人富了，首先质疑财富的合法性，继而嫉妒，只要条件一成熟，就要以财富的原罪性质来瓜分他人的财富。总之，平均主义大行其道，决不允许他人的优秀突出。
　　还有，我们往往最大限度的从自身出发去选择盗拓和孔夫子。如果盗拓接济过自己，而孔夫子又批评过自己，对不起，必然选择盗拓，全然不管盗拓的资财来自血腥的掠夺或是正当的劳动。所谓“有奶就是娘”。所以曹为平痛恨邓小平，所以某人痛骂红太阳，都是出于一样的心态，无非是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剥夺者的区别。
　　因为奴性，所以我们选择神话一个人，在这个人死后，继续奴性地意淫；
　　因为不宽恕，所以我们永远有敌人，永远需要两分法，永远非黑即白；
　　因为平均主义，所以我们热爱极左，热爱对别人资产的占有，嫉妒而不是接受学习别人的成功和优秀；
　　因为自私，我们被自身利益蒙蔽了双眼，去撒谎，去訾骂，去粉饰，去拥护。
　　看看现在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这些恶习？这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文革，谁之过？或者，在支持文革的人看来，文革的缘起是什么？
　　 在一个九零年出生的人看来，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而这场灾难片的导演、编剧、演员和剪辑也正是整个中华民族。正如不能将红色中国的建立统统归功于毛泽东一样，文革，或是建国后所有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也绝对不能归咎于毛一人。如果我们无法正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劣根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文革必将卷土重来。
　　 在评析文革之前，我不由得想起读书时候的一次课堂大辩论。那是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发表以后，大家在辩论现阶段可不可以实行民主普选，挺选派和反选派唇枪舌剑，渐渐挺选派占了上风，眼看反选派就要落败，老师过来只说了两句话，挺选派就哑口无言。老师说的两句话是：一，希特勒可是通过合法民选上台的；二，现阶段实行普选，谁能保证中国现状下一定选出的适合人选？
　　 这两句话久久在我脑海中盘绕不去，终于，蒙古由于民选出事了。也许，挺选派会反驳我说以此为理由反对普选是因噎废食，但是如果这口饭吃下去会噎死人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把这口饭细细看看再吃也不迟。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为什么合法民选也会选出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是民主制度有缺陷还是选民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十全十美，而在现阶段中国，民众的奴性，集体无意识决定了普选如今根本不行。
　　 是的，民众的奴性和集体无意识就是我对于文革悲剧原因的全部解答。它们似乎比中华民族的年龄小不了多少。
　　 往往有人认为，西方民族的自由平等观念比起中华民族来深厚的多。我无意去驳斥这种观点，我只是想提醒持这种论调的人：西方民族也有奴性和集体无意识，只不过比起我们来，他们要淡的多。中华民族的奴性和集体无意识，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统治者的依赖，更具体点，是对独裁者的依赖。例如，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被冤枉了，首先想到的是“青天大老爷”，如果没有，就要拦御驾告御状，如果还不行，就寄希望于黑社会的“大侠”，唯独没有对于法律制度的态度。也难怪，数千年的统治，本来就是人治远远大于法治。孔孟理论已经被封建皇朝统治者做成了一件华服，罩在了君主论和法家理论上，出于遮羞欺骗的需要，儒家理论被一次次地肢解误解，最终，中国人心中的两大精神偶像就产生了，那就是被误解的孔夫子，和被粉饰的关夫子。前者代表的是“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者代表的是“义”，舍生取义，两肋插刀。无论是忠还是义，都强调奉献和义务，唯独没有正视人的权利和人的自我思考，自我反省，甚至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方孝孺为了“忠”，可以把十族赔上，无论是永乐帝，还是方孝孺本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人是不是有自我表达的权利；武松为了“义”，帮助一个黑社会去摆平另一个黑社会，连无辜歌妓都不放过；历朝历代，都讲究形而上的东西，故意忽视形而下的东西。
　　当西方社会提倡“人”的时候，我们在“去人欲，存天理”――结果，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平等统统在对被歪曲的三纲五常的赞美歌颂中消失殆尽，剩下的就是一帮奴隶和奴才。鲁迅先生已经分析过这两种人的区别，这里我就不赘叙了。到了后来，溥仪可以退位，大清可以完蛋，老袁可以气死，老蒋可以败走，中国人心中的皇帝情结，奴性却改的不多，并且依然以忠义自诩，忠于皇帝，新的独裁者――如果领袖不神话自己，往往倒台――蒋和毛的一胜一败，起因于此。蒋这个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只要不反对他，几乎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毛，似乎只能允许别人的赞美和歌颂。当胡适嘲讽宋美龄时，当延安的任何场合都会悬挂毛的画像的时候，这场国本之争的结果，就已经决定了。一个奴性成风的国家和民族，只会欢迎强权领袖，被神话的领导人，他们需要被领导被代表。他们往往不会思考和反省，只知道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办，所有官方史书上的东西是不容置疑的，即使造反，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除此之外，我们的民族精神上，其实没有给宽恕留下余地。孩子们的课本上只有农夫与蛇的故事，没有舜和父母兄弟的故事，即使是《将相和》，也是因为蔺相如顾全强敌压境的大局，如果不是没有选择，很多合作不可能成为可能。而合作，根本不是宽恕。我们往往更推崇“一山不容二虎”，绝对服从“天无二日”。换句话说，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宽恕。因为没有宽恕的余地，因为斗争的需要，所有人和事都被分成对立的两拨，没有中间，没有第三种可能。当文革的红卫兵高叫：“要革命，就过来；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时候，和罗伯斯庇尔的“凡是不参加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论调已经相差无几了。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物脸谱化，固定化，绝对化，某某是君子，某某是小人，我们习惯为事件定性，张居正的改革是好的，那么反对派的措施一定是坏的。由于不宽恕，由于斗争，我们需要区别敌友，制造敌友的两分法，而两分法已经严重伤害了我们本来就比较差的独立思考能力。即使是思考了，不过把汪精卫从汉奸变成志士，把岳飞从英雄变成小人――还是非黑即白。
　　两分法的另一个恐怖之处在于：对于一项政策的不满立刻可以转化为对这项政策的对立政策的拥护。因为改革开放不好，所以文革好。很少考虑改革开放和文革其实都是国策的选择，不是对立关系。没关系，有了两分法，什么都可以对立。
　　另外，我们从来就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对待财富，我们从来就是喜欢又唾弃，对待比我们优秀的人，从来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提到商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无商不奸”，“士农工商”，很少愿意正视商人也是社会精英的可能性。所以自己富了，想到的只是财富如何在血脉中传承，很少想到回报社会；他人富了，首先质疑财富的合法性，继而嫉妒，只要条件一成熟，就要以财富的原罪性质来瓜分他人的财富。总之，平均主义大行其道，决不允许他人的优秀突出。
　　还有，我们往往最大限度的从自身出发去选择盗拓和孔夫子。如果盗拓接济过自己，而孔夫子又批评过自己，对不起，必然选择盗拓，全然不管盗拓的资财来自血腥的掠夺或是正当的劳动。所谓“有奶就是娘”。所以曹为平痛恨邓小平，所以某人痛骂红太阳，都是出于一样的心态，无非是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剥夺者的区别。
　　因为奴性，所以我们选择神话一个人，在这个人死后，继续奴性地意淫；
　　因为不宽恕，所以我们永远有敌人，永远需要两分法，永远非黑即白；
　　因为平均主义，所以我们热爱极左，热爱对别人资产的占有，嫉妒而不是接受学习别人的成功和优秀；
　　因为自私，我们被自身利益蒙蔽了双眼，去撒谎，去訾骂，去粉饰，去拥护。
　　看看现在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这些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