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仇官、仇警---“三仇”是一个新的社会病

《新华网》原文：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8-07/09/content_8514397.htm

上海袭警真相和贵州书记的话：令人深思“三种仇”

云淡水暖


震惊全国的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袭警案的情况，官方7月7日继续向媒体通报了更多的细节，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两篇通讯“上海警方披露闸北袭警案详细经过”、“公安局称袭警案凶手未遭殴打 传谣者已被捕”。第一篇报道很详尽地描述了嫌犯杨佳的作案过程，第二篇报道则试图澄清一个关键的网络传言，就是杨佳在去年被闸北警方以自行车来源不明被闸北区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引起群众围观，被带至派出所处理，期间有没有被“虐待”，以至于“丧失生育能力”，从而引发报复袭警冲动。

其一，从上海警方公布的杨佳袭警过程来看，思路清晰，方案周密、准备充分，“今年6月12日至23日，杨来沪居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某旅馆，并使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情况。6月26日其再次来沪居住在闸北公安分局附近的某招待所。期间，他购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防尘面具、橡胶手套、打火机等物。”。其二，从上海警方公布的关于被“虐待”的说法来源，为“经警方调查，这一传闻为造谣，日前，传播谣言者已经在苏州落网。传播谣言嫌疑人郏啸寅为苏州人，据其交待，他在看到闸北公安局发生袭警案件后，杜撰了杨佳遭警察殴打致生育能力丧失的故事，并在网上传播。现在这起造谣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草民注意到，网络平台上对上海袭警事件的讨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平头百姓杨佳的同情和对警方第一次处理杨佳的态度和手段的质疑，这一点相信随着事件的进一步调查，会有更多的细节证据出来。报道说，当日处理杨佳留有录音、录像资料。杨佳杀警肯定有罪，这一点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但杨佳是如何走向杀警的绝路，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据杨佳的律师说“杨佳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他举例说，杨佳一开始就向他了解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当有人进来拍照时，杨佳又向律师询问，这样的举动是否合法。”。

由网络言论，草民不禁想起贵州省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书记在赴瓮安县处理瓮安事件时，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后的一段感慨“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新华网《瓮安事件始末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纵观石宗源书记及其他领导在瓮安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谈话，有越来越深入、实在的感觉，特别是在走访当地民众之后，领导的话语就愈发沉重起来，想必，“仇官、仇警、仇富”（“三种仇”）现象，恐怕是石书记在省委大院听汇报、看文件所感受不深的。回过头来看上海杨佳袭警事件发生后，网络言论对杨佳的某种同情和对警察牺牲的某种冷漠，是不是也是“三种仇”心理的一种发酵呢。

仔细想想，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是很不应该的，“三种仇”心理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敌，严重败坏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应该看到，“三种仇”心理的存在，责任不在下面，不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善良的、是讲道理的、是明大体的。比如，2008年年初发生的雪灾，3.14藏独闹事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与藏独和西方反华舆论的斗争，四川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重大事件中，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团结一致的精神，震撼世界。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三种仇”心理的出现，正如王书记所说，是“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而这些“怨”和“案”，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公正，还是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看到了一些现象，亲历到一些事情，由此而生“怨”，由此而生“仇”，毛主席还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现在有许多现象，导致了管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读，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利益代表问题，2008年两会，总共出了3个农民工代表，媒体就欢呼得不得了。现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来自底层劳动者的数目越来越少，湖南省人大代表名单中，工人与企业家之比是3：42，农民与企业家之比是：7：42，乡以上党政官员，包括湖南省各级党委政府、中央部委，共计43位代表，占总人数23.7%；企业家42名，占总人数23%。在今年的两会上，最响亮的声音是以中国女首富张茵为代表的群体，对新《劳动合同法》的质疑。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欢呼“中国富人们越发愿意利用话语权展开利益诉求。…中国30年的大发展时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各群体间既有相互合作，也有相互博弈。”，如果这种“博弈”让人们觉得极为不公平，比如，只有富人抱怨的声音，没有劳动者呻吟的机会，就会出现王书记的“仇”的心理。

然而，在两会这样的参政层面，绝大多数成员是有钱的、有权的，在媒体这样的话语层面。能够发出声音的也绝大多数是有钱的、有权的，王书记列举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围绕的一个是“钱”字、一个是“权”字。富人、官员如果勾结在一起，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谋取私利，危害性就极大，“怨”生“仇”就极易。新华社曾经发过一篇特稿“中国应击破贪官等组成的腐败铁三角”，该文章认为，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这种现象如果长此以往，得不到解决，贪官愈贪，商贾愈富，学者愈害，民怨就愈愤，如果得不到舒缓，就会在某一个偶然事件破口而出。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副”的宗旨，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一个社会有矛盾、有冲突，并不奇怪，问题是能不能最切实地、最及时地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居然还有主流经济学家继续鼓吹“还要拉大”；比如，有一年某地警方曾经传出来一个举措，说是要“24小时贴身”为当地的“著名企业家”提供保护，这不是成了富人的“家丁”了么；比如，几千万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工人的出路和保障问题，这次王书记总结的事件动因之一就有“国企改革改制”，国企“改制”有两个“副产品”，一是原企业管理层的暴富；二是大量工人的下岗失业，一进一出之间，由“怨”生“仇”也就隐含在其中了。

现在，媒体上多见到领导们动不动就找专家学者，出谋划策，下基层，走村串户的少了，专家学者也是坐在高楼深院里坐而论道，靠口闭口外国如何如何，“接轨”如何如何，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高层看不见、听不到，石宗源书记在与一个瓮安当地居民谈话时，那居民不客气地说，“你走了，我们咋个办？”，这句话问得好，说出了一个事实，领导干部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家父有一张50年代的旧照片，上面是省里领导带队下乡搞调查的合影，人人草帽一顶、水壶一个，是步行调查，没有车坐的。

“三种仇”的出现，绝非偶然，用石宗源书记的话说，“迟早要来”，就看如何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的号召力和耐心坚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传统去化解了。《新华网》原文：http://news.xinhuanet.com/forum/2008-07/09/content_8514397.htm

上海袭警真相和贵州书记的话：令人深思“三种仇”

云淡水暖


震惊全国的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袭警案的情况，官方7月7日继续向媒体通报了更多的细节，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两篇通讯“上海警方披露闸北袭警案详细经过”、“公安局称袭警案凶手未遭殴打 传谣者已被捕”。第一篇报道很详尽地描述了嫌犯杨佳的作案过程，第二篇报道则试图澄清一个关键的网络传言，就是杨佳在去年被闸北警方以自行车来源不明被闸北区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引起群众围观，被带至派出所处理，期间有没有被“虐待”，以至于“丧失生育能力”，从而引发报复袭警冲动。

其一，从上海警方公布的杨佳袭警过程来看，思路清晰，方案周密、准备充分，“今年6月12日至23日，杨来沪居住在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仅20米的某旅馆，并使用望远镜观察派出所情况。6月26日其再次来沪居住在闸北公安分局附近的某招待所。期间，他购买了催泪瓦斯喷雾剂和单刃刀具、榔头、登山杖、防尘面具、橡胶手套、打火机等物。”。其二，从上海警方公布的关于被“虐待”的说法来源，为“经警方调查，这一传闻为造谣，日前，传播谣言者已经在苏州落网。传播谣言嫌疑人郏啸寅为苏州人，据其交待，他在看到闸北公安局发生袭警案件后，杜撰了杨佳遭警察殴打致生育能力丧失的故事，并在网上传播。现在这起造谣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草民注意到，网络平台上对上海袭警事件的讨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平头百姓杨佳的同情和对警方第一次处理杨佳的态度和手段的质疑，这一点相信随着事件的进一步调查，会有更多的细节证据出来。报道说，当日处理杨佳留有录音、录像资料。杨佳杀警肯定有罪，这一点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但杨佳是如何走向杀警的绝路，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据杨佳的律师说“杨佳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法律问题有一定把握。他举例说，杨佳一开始就向他了解作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当有人进来拍照时，杨佳又向律师询问，这样的举动是否合法。”。

由网络言论，草民不禁想起贵州省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书记在赴瓮安县处理瓮安事件时，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后的一段感慨“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新华网《瓮安事件始末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纵观石宗源书记及其他领导在瓮安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谈话，有越来越深入、实在的感觉，特别是在走访当地民众之后，领导的话语就愈发沉重起来，想必，“仇官、仇警、仇富”（“三种仇”）现象，恐怕是石书记在省委大院听汇报、看文件所感受不深的。回过头来看上海杨佳袭警事件发生后，网络言论对杨佳的某种同情和对警察牺牲的某种冷漠，是不是也是“三种仇”心理的一种发酵呢。

仔细想想，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是很不应该的，“三种仇”心理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敌，严重败坏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应该看到，“三种仇”心理的存在，责任不在下面，不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中国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善良的、是讲道理的、是明大体的。比如，2008年年初发生的雪灾，3.14藏独闹事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与藏独和西方反华舆论的斗争，四川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重大事件中，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团结一致的精神，震撼世界。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三种仇”心理的出现，正如王书记所说，是“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而这些“怨”和“案”，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公正，还是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看到了一些现象，亲历到一些事情，由此而生“怨”，由此而生“仇”，毛主席还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现在有许多现象，导致了管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读，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利益代表问题，2008年两会，总共出了3个农民工代表，媒体就欢呼得不得了。现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来自底层劳动者的数目越来越少，湖南省人大代表名单中，工人与企业家之比是3：42，农民与企业家之比是：7：42，乡以上党政官员，包括湖南省各级党委政府、中央部委，共计43位代表，占总人数23.7%；企业家42名，占总人数23%。在今年的两会上，最响亮的声音是以中国女首富张茵为代表的群体，对新《劳动合同法》的质疑。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欢呼“中国富人们越发愿意利用话语权展开利益诉求。…中国30年的大发展时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各群体间既有相互合作，也有相互博弈。”，如果这种“博弈”让人们觉得极为不公平，比如，只有富人抱怨的声音，没有劳动者呻吟的机会，就会出现王书记的“仇”的心理。

然而，在两会这样的参政层面，绝大多数成员是有钱的、有权的，在媒体这样的话语层面。能够发出声音的也绝大多数是有钱的、有权的，王书记列举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围绕的一个是“钱”字、一个是“权”字。富人、官员如果勾结在一起，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谋取私利，危害性就极大，“怨”生“仇”就极易。新华社曾经发过一篇特稿“中国应击破贪官等组成的腐败铁三角”，该文章认为，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为了小集团私囊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这种现象如果长此以往，得不到解决，贪官愈贪，商贾愈富，学者愈害，民怨就愈愤，如果得不到舒缓，就会在某一个偶然事件破口而出。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副”的宗旨，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一个社会有矛盾、有冲突，并不奇怪，问题是能不能最切实地、最及时地看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居然还有主流经济学家继续鼓吹“还要拉大”；比如，有一年某地警方曾经传出来一个举措，说是要“24小时贴身”为当地的“著名企业家”提供保护，这不是成了富人的“家丁”了么；比如，几千万国有企业下岗失业工人的出路和保障问题，这次王书记总结的事件动因之一就有“国企改革改制”，国企“改制”有两个“副产品”，一是原企业管理层的暴富；二是大量工人的下岗失业，一进一出之间，由“怨”生“仇”也就隐含在其中了。

现在，媒体上多见到领导们动不动就找专家学者，出谋划策，下基层，走村串户的少了，专家学者也是坐在高楼深院里坐而论道，靠口闭口外国如何如何，“接轨”如何如何，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高层看不见、听不到，石宗源书记在与一个瓮安当地居民谈话时，那居民不客气地说，“你走了，我们咋个办？”，这句话问得好，说出了一个事实，领导干部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了。家父有一张50年代的旧照片，上面是省里领导带队下乡搞调查的合影，人人草帽一顶、水壶一个，是步行调查，没有车坐的。

“三种仇”的出现，绝非偶然，用石宗源书记的话说，“迟早要来”，就看如何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的号召力和耐心坚持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传统去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