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民主的第三条出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6:57:41
简单说,就是个三分模式.高层政权,中层政权,普通公民.中国社会自秦朝开始进入大一统帝国时代以来,逐渐形成三个阶层:朝廷,地方官僚,平民.朝廷即皇室和京官大臣.地方官僚即州府县级官员,平民即老百姓.表面上看,朝廷和地方官僚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官员作为朝廷的代表,为皇室管理平民,并接受皇室的管理,名义上忠诚于皇室.但实际上,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本身并不忠于皇室,至少心理上并不忠于皇室.地方官员上承朝廷,下接百姓,朝廷的命令要经过他们才能具体执行,他们是帝国的实际管理者.这就存在架空朝廷的可能.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他们对于朝廷制定的法令,凡是有利于自己的搜刮百姓的,往往加倍执行,凡是不利于自己搜刮百姓的,便阴奉阳违.王安石变法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而百姓则在传统观念中,将地方官员视为朝廷在基层的延伸,认为他们的行为必然是得了朝廷的令才敢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廷和平民，事实上都是受地方官员的牵制和统制，皇帝和大臣不可能自己去统治广阔的帝国，只能依靠官员，当官员大面积腐败时，他们也无能为力。而平民更无法反抗掌握着权力的官员，官员阶层靠欺上瞒下为自己牟取利益，地方官员无须为帝国兴亡负责,但事实上帝国的崩溃,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而导致,并非由于朝廷的腐败.一如元朝、唐朝、清朝。事实上皇室再穷奢极欲，以中国之大岂能吃穷？但架不住几百万官员整日敲骨吸髓。当帝国再也支撑不住时，百姓便遭受战乱之苦，朝廷则遭受江山易姓之痛，而官员却可以摇身一变，要么为新政权服务，要么逃离是非之地，总之无须为帝国的崩溃买单，这是多么好的买卖！朝廷和平民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都成了官员阶层的工具，官员利用朝廷来威吓百姓，榨取百姓，他们当然知道榨取百姓过多会导致江山崩溃，但这和他们无关，因为崩溃的并不是他们的江山，没有一个官员是真正忠于朝廷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元璋，他主要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但是失败了，因为他不可能把全国的官员查得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杀光全国的官员，有谁能把自己的手指全斩光呢？后来他又颁布法令：农民可以押解官员进京见皇上，但这样的事，整个大明也就出了洪武朝这么一例。究其原因是普通平民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确实没有能力反抗官员阶层，官员阶层也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来压制消息，不让皇帝听到民间的声音。所以朱元璋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要失败。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他企图使用文革这种极端的方法，来促使平民阶层取得对官员阶层的斗争优势。他也错在了方法上，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官员阶层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强大到可以在山呼万岁的同时，借他的名义为自己牟利。他一方面想要打倒官僚，一方面却又天真地以为官僚会忠于他，事实上忠于他的，始终都只是平民，而平民虽然在文革中名义上有权造反，但到了最后，造反变成了平民加入官僚的手段，最后不但没有平衡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反而使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
到目前为止，如果不出现执政党下台，政体完全颠覆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将处于这种朝廷、官僚、平民三分天下的情况，其中仍然以官僚势力最为强大，朝廷的命令现在已经屡屡得不到执行，在他们无节制的压榨下，必然使朝廷与平民的对立进一步尖锐化，最后导致帝国的崩溃以及国力的巨大损失，无论对朝廷和平民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而对于官员这却是天赐良机，不但可以使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还可以在新的体制内再分一块蛋糕，参见俄罗斯的例子。如果中国像俄罗斯那样完全将上层建筑推倒重来，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大出血，恢复期很可能要长于俄罗斯，如果再加上国外势力的影响和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很可能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我认为，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以新的体制在不改变现有政体的情况下，平衡朝廷、官僚、平民三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具体说就是增强朝廷的控制力，增强平民的制约力，削减官僚的上下欺瞒力，以达到一种互相制约的平衡状态，以平稳度过发展期，待国家有一定实力，为彻底民主化铺平道路之后，再进行大方向变革，是一种执行起来较为简单也较为可行的方式。
这只是今天忽然想到的一个点子，未经深思，请大家予以讨论。轻砸:$简单说,就是个三分模式.高层政权,中层政权,普通公民.中国社会自秦朝开始进入大一统帝国时代以来,逐渐形成三个阶层:朝廷,地方官僚,平民.朝廷即皇室和京官大臣.地方官僚即州府县级官员,平民即老百姓.表面上看,朝廷和地方官僚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官员作为朝廷的代表,为皇室管理平民,并接受皇室的管理,名义上忠诚于皇室.但实际上,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本身并不忠于皇室,至少心理上并不忠于皇室.地方官员上承朝廷,下接百姓,朝廷的命令要经过他们才能具体执行,他们是帝国的实际管理者.这就存在架空朝廷的可能.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他们对于朝廷制定的法令,凡是有利于自己的搜刮百姓的,往往加倍执行,凡是不利于自己搜刮百姓的,便阴奉阳违.王安石变法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而百姓则在传统观念中,将地方官员视为朝廷在基层的延伸,认为他们的行为必然是得了朝廷的令才敢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廷和平民，事实上都是受地方官员的牵制和统制，皇帝和大臣不可能自己去统治广阔的帝国，只能依靠官员，当官员大面积腐败时，他们也无能为力。而平民更无法反抗掌握着权力的官员，官员阶层靠欺上瞒下为自己牟取利益，地方官员无须为帝国兴亡负责,但事实上帝国的崩溃,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而导致,并非由于朝廷的腐败.一如元朝、唐朝、清朝。事实上皇室再穷奢极欲，以中国之大岂能吃穷？但架不住几百万官员整日敲骨吸髓。当帝国再也支撑不住时，百姓便遭受战乱之苦，朝廷则遭受江山易姓之痛，而官员却可以摇身一变，要么为新政权服务，要么逃离是非之地，总之无须为帝国的崩溃买单，这是多么好的买卖！朝廷和平民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都成了官员阶层的工具，官员利用朝廷来威吓百姓，榨取百姓，他们当然知道榨取百姓过多会导致江山崩溃，但这和他们无关，因为崩溃的并不是他们的江山，没有一个官员是真正忠于朝廷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元璋，他主要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但是失败了，因为他不可能把全国的官员查得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杀光全国的官员，有谁能把自己的手指全斩光呢？后来他又颁布法令：农民可以押解官员进京见皇上，但这样的事，整个大明也就出了洪武朝这么一例。究其原因是普通平民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确实没有能力反抗官员阶层，官员阶层也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来压制消息，不让皇帝听到民间的声音。所以朱元璋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要失败。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他企图使用文革这种极端的方法，来促使平民阶层取得对官员阶层的斗争优势。他也错在了方法上，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官员阶层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强大到可以在山呼万岁的同时，借他的名义为自己牟利。他一方面想要打倒官僚，一方面却又天真地以为官僚会忠于他，事实上忠于他的，始终都只是平民，而平民虽然在文革中名义上有权造反，但到了最后，造反变成了平民加入官僚的手段，最后不但没有平衡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反而使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
到目前为止，如果不出现执政党下台，政体完全颠覆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将处于这种朝廷、官僚、平民三分天下的情况，其中仍然以官僚势力最为强大，朝廷的命令现在已经屡屡得不到执行，在他们无节制的压榨下，必然使朝廷与平民的对立进一步尖锐化，最后导致帝国的崩溃以及国力的巨大损失，无论对朝廷和平民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而对于官员这却是天赐良机，不但可以使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还可以在新的体制内再分一块蛋糕，参见俄罗斯的例子。如果中国像俄罗斯那样完全将上层建筑推倒重来，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大出血，恢复期很可能要长于俄罗斯，如果再加上国外势力的影响和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很可能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我认为，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以新的体制在不改变现有政体的情况下，平衡朝廷、官僚、平民三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具体说就是增强朝廷的控制力，增强平民的制约力，削减官僚的上下欺瞒力，以达到一种互相制约的平衡状态，以平稳度过发展期，待国家有一定实力，为彻底民主化铺平道路之后，再进行大方向变革，是一种执行起来较为简单也较为可行的方式。
这只是今天忽然想到的一个点子，未经深思，请大家予以讨论。轻砸:$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元璋，他主要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但是失败了，因为他不可能把全国的官员查得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杀光全国的官员，有谁能把自己的手指全斩光呢？后来他又颁布法令：农民可以押解官员进京见皇上，但这样的事，整个大明也就出了洪武朝这么一例。究其原因是普通平民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确实没有能力反抗官员阶层，官员阶层也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来压制消息，不让皇帝听到民间的声音。所以朱元璋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要失败。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他企图使用文革这种极端的方法，来促使平民阶层取得对官员阶层的斗争优势。他也错在了方法上，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官员阶层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强大到可以在山呼万岁的同时，借他的名义为自己牟利。他一方面想要打倒官僚，一方面却又天真地以为官僚会忠于他，事实上忠于他的，始终都只是平民，而平民虽然在文革中名义上有权造反，但到了最后，造反变成了平民加入官僚的手段，最后不但没有平衡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反而使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
到目前为止，如果不出现执政党下台，政体完全颠覆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将处于这种朝廷、官僚、平民三分天下的情况，其中仍然以官僚势力最为强大，朝廷的命令现在已经屡屡得不到执行，在他们无节制的压榨下，必然使朝廷与平民的对立进一步尖锐化，最后导致帝国的崩溃以及国力的巨大损失，无论对朝廷和平民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而对于官员这却是天赐良机，不但可以使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还可以在新的体制内再分一块蛋糕，参见俄罗斯的例子。如果中国像俄罗斯那样完全将上层建筑推倒重来，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大出血，恢复期很可能要长于俄罗斯，如果再加上国外势力的影响和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很可能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我认为，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以新的体制在不改变现有政体的情况下，平衡朝廷、官僚、平民三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具体说就是增强朝廷的控制力，增强平民的制约力，削减官僚的上下欺瞒力，以达到一种互相制约的平衡状态，以平稳度过发展期，待国家有一定实力，为彻底民主化铺平道路之后，再进行大方向变革，是一种执行起来较为简单也较为可行的方式。
这只是今天忽然想到的一个点子，未经深思，请大家予以讨论。轻砸:$简单说,就是个三分模式.高层政权,中层政权,普通公民.中国社会自秦朝开始进入大一统帝国时代以来,逐渐形成三个阶层:朝廷,地方官僚,平民.朝廷即皇室和京官大臣.地方官僚即州府县级官员,平民即老百姓.表面上看,朝廷和地方官僚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官员作为朝廷的代表,为皇室管理平民,并接受皇室的管理,名义上忠诚于皇室.但实际上,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本身并不忠于皇室,至少心理上并不忠于皇室.地方官员上承朝廷,下接百姓,朝廷的命令要经过他们才能具体执行,他们是帝国的实际管理者.这就存在架空朝廷的可能.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他们对于朝廷制定的法令,凡是有利于自己的搜刮百姓的,往往加倍执行,凡是不利于自己搜刮百姓的,便阴奉阳违.王安石变法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而百姓则在传统观念中,将地方官员视为朝廷在基层的延伸,认为他们的行为必然是得了朝廷的令才敢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廷和平民，事实上都是受地方官员的牵制和统制，皇帝和大臣不可能自己去统治广阔的帝国，只能依靠官员，当官员大面积腐败时，他们也无能为力。而平民更无法反抗掌握着权力的官员，官员阶层靠欺上瞒下为自己牟取利益，地方官员无须为帝国兴亡负责,但事实上帝国的崩溃,很多时候正是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而导致,并非由于朝廷的腐败.一如元朝、唐朝、清朝。事实上皇室再穷奢极欲，以中国之大岂能吃穷？但架不住几百万官员整日敲骨吸髓。当帝国再也支撑不住时，百姓便遭受战乱之苦，朝廷则遭受江山易姓之痛，而官员却可以摇身一变，要么为新政权服务，要么逃离是非之地，总之无须为帝国的崩溃买单，这是多么好的买卖！朝廷和平民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都成了官员阶层的工具，官员利用朝廷来威吓百姓，榨取百姓，他们当然知道榨取百姓过多会导致江山崩溃，但这和他们无关，因为崩溃的并不是他们的江山，没有一个官员是真正忠于朝廷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元璋，他主要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但是失败了，因为他不可能把全国的官员查得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杀光全国的官员，有谁能把自己的手指全斩光呢？后来他又颁布法令：农民可以押解官员进京见皇上，但这样的事，整个大明也就出了洪武朝这么一例。究其原因是普通平民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确实没有能力反抗官员阶层，官员阶层也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来压制消息，不让皇帝听到民间的声音。所以朱元璋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要失败。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他企图使用文革这种极端的方法，来促使平民阶层取得对官员阶层的斗争优势。他也错在了方法上，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官员阶层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强大到可以在山呼万岁的同时，借他的名义为自己牟利。他一方面想要打倒官僚，一方面却又天真地以为官僚会忠于他，事实上忠于他的，始终都只是平民，而平民虽然在文革中名义上有权造反，但到了最后，造反变成了平民加入官僚的手段，最后不但没有平衡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反而使官僚与平民的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
到目前为止，如果不出现执政党下台，政体完全颠覆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将处于这种朝廷、官僚、平民三分天下的情况，其中仍然以官僚势力最为强大，朝廷的命令现在已经屡屡得不到执行，在他们无节制的压榨下，必然使朝廷与平民的对立进一步尖锐化，最后导致帝国的崩溃以及国力的巨大损失，无论对朝廷和平民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而对于官员这却是天赐良机，不但可以使他们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还可以在新的体制内再分一块蛋糕，参见俄罗斯的例子。如果中国像俄罗斯那样完全将上层建筑推倒重来，必然导致俄罗斯式的大出血，恢复期很可能要长于俄罗斯，如果再加上国外势力的影响和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很可能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我认为，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以新的体制在不改变现有政体的情况下，平衡朝廷、官僚、平民三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具体说就是增强朝廷的控制力，增强平民的制约力，削减官僚的上下欺瞒力，以达到一种互相制约的平衡状态，以平稳度过发展期，待国家有一定实力，为彻底民主化铺平道路之后，再进行大方向变革，是一种执行起来较为简单也较为可行的方式。
这只是今天忽然想到的一个点子，未经深思，请大家予以讨论。轻砸:$
另外，补充一下，现行的一些制约方法，在可操作性上大多仍然倚重官僚阶层，这才是制约方式不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官僚阶层不可能自己审判自己。我在上面的贴子里也只是提出一个概念，并没有想到具体的方法。
不动手实现的都是乌托邦，说难听点就是嘴炮。
等目前50岁以上的官员都退休了，情况就会好很多了。
期待60后，70后们的表现:victory:
期待60后，70后们的表现:victory:
感觉有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状....
制度进化这东西都是殊途同归
制度进化这东西都是殊途同归
原帖由 xiaoxi777 于 2008-6-16 00:33 发表
等目前50岁以上的官员都退休了，情况就会好很多了。
期待60后，70后们的表现:victory:
这个:L还是别指望了，到时候60，70候的当权者依旧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凭什么改变现有体制
原帖由 haiboisbest 于 2008-6-16 00:27 发表
另外，补充一下，现行的一些制约方法，在可操作性上大多仍然倚重官僚阶层，这才是制约方式不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官僚阶层不可能自己审判自己。我在上面的贴子里也只是提出一个概念，并没有想到具体的方法。
所以 搞纪委这样的体制内监督都是让人笑话的
官僚体制外人民的监督与三权分立才有可能
TG一直对“三权分立”敏感，但是却在宣传孙中山先生时却绝口不提他提出的“五权分立”
这个，解放思想还不到位，，，
]]
思想是比不过 利益的
发6000多贴，看着不像业余选手啊:)
可以去看《帝国的终结》
从03就开始混，挺专业的么。
官僚是不是元老院啊~我要保民官~我仿佛看到了古罗马,古希腊~~~
首先说一下，在世俗社会里，没必要神圣化一些人，也没必要妖魔化的看待一些人。
其次，如果仅仅是制约的话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比如坏的官僚没什么权力去干坏事，同时好的官僚也没什么权力去干好事了。官僚做不了自身职责内的好事，社会就发展不了。
可能还是有一个替代的办法更好一点，比如制度化地组织一个影子地方政府，在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化有一定影响、窝案频发的官僚生态环境下，让不愿同流或是不得志的官僚加入影子地方政府，这样做同时可以减少官僚机构人员的膨胀问题。那么是不是说这样做之后当权的地方政府就必然是由坏官僚组成的呢？也不一定，还是要看其表现，如果做得好，就继续做下去。做不好，就下台，由影子地方政府接替。如果坏地方官僚想用非法组织化的方式，与朝廷、地方影子政府、平民组成的一方进行对抗，1:3，由于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所以正方胜利，Yeah :victo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纯属YY，不要当真啊。
其次，如果仅仅是制约的话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比如坏的官僚没什么权力去干坏事，同时好的官僚也没什么权力去干好事了。官僚做不了自身职责内的好事，社会就发展不了。
可能还是有一个替代的办法更好一点，比如制度化地组织一个影子地方政府，在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化有一定影响、窝案频发的官僚生态环境下，让不愿同流或是不得志的官僚加入影子地方政府，这样做同时可以减少官僚机构人员的膨胀问题。那么是不是说这样做之后当权的地方政府就必然是由坏官僚组成的呢？也不一定，还是要看其表现，如果做得好，就继续做下去。做不好，就下台，由影子地方政府接替。如果坏地方官僚想用非法组织化的方式，与朝廷、地方影子政府、平民组成的一方进行对抗，1:3，由于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所以正方胜利，Yeah :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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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纯属YY，不要当真啊。
记得没错的话 现行的地方法律机构和暴力机关以及检查机构都是被同级的地方政府管理的
而且这些机构的财政也要看地方政府的脸色 变相的这些机构就很难约束地方政府 甚至可能同流合污
如果把这些机构移交上一级机构直接管理 比如把市警察的财政和管辖上交到省 由于省得利益和市的利益 没那么容易统一 这样市警察局 在处理问题是才不会需要看市政府脸色 其他的法律机构也是 对市政府想不安法律办事的威慑就能建立
另一方面就是抓教育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 并且告诉他们有什么权利 自然能加强人民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
而且这些机构的财政也要看地方政府的脸色 变相的这些机构就很难约束地方政府 甚至可能同流合污
如果把这些机构移交上一级机构直接管理 比如把市警察的财政和管辖上交到省 由于省得利益和市的利益 没那么容易统一 这样市警察局 在处理问题是才不会需要看市政府脸色 其他的法律机构也是 对市政府想不安法律办事的威慑就能建立
另一方面就是抓教育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 并且告诉他们有什么权利 自然能加强人民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
这么大段话，就一句讲到“第三条路”，还是个没操作性的口号。
我这辈子能看到司法独立就烧高香了。
原帖由 seacat 于 2008-6-17 01:04 发表
我这辈子能看到司法独立就烧高香了。
司法独立和公平什么的没必然关系
经济观察报
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
2008-6-2 金融界网站 马国川 阅读1861次
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1987年你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评价说，这7年是你的学术黄金时期。
林毅夫：可以这样说吧。这期间我主要研究农业问题，我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应该坚持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同时研究视野也在逐步放宽，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问题上来。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让你的研究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这样的宏观问题上来？
林毅夫：农村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只在农村内部而已。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往外转移，转移必须有工作，所以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跟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相关的。另外，国内喜欢把一个人分为农业经济学家、工业经济学家，国外没有这样的区别，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可能会有差异，并不是方法存在差异。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形势发展很快，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
经济观察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对，其实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而农业问题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八十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成功起飞，这些经济体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行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被誉为“东亚奇迹”。它们的经验是否还有普遍意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而我更关心的是，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和蔡窻、李周两位学者合作，开始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我们的结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超车”。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从来没有人——包括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它们的发展战略进行明确地表述，而我把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为“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观察报：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颇多曲折。
林毅夫：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我称之为“赶超战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五十年代中国制定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百年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大跃进是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它是“赶超战略”的一个很好注脚。
林毅夫：是的。但是“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是“赶超战略”的时间部署，实施路径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都满怀强国富民的抱负。建国后，中国领导人面临采取何种体制组织经济建设、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选择问题。第一代领导人的经济理想和美好愿望，使得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所以，后来虽然放弃了 “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但是仍然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
经济观察报：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条件。
林毅夫：不符合。你想呀，当时中国大陆非常穷，资本非常稀缺，最大的优势是人口众多，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因为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因此，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他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传统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你的意思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林毅夫：对，我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一般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是国际学术界，以及一般民众，都普遍持有这一认识。
林毅夫：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开始动摇这一认识已经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国，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从政治的高度下结论。在80年代末，我和蔡窻、李周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的理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成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要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最终有赖于发展战略的转变。最关键的必须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即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
经济观察报：提倡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成为90年代以来你的学术活动特色。
林毅夫：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已有的全部经济研究和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我以一贯之的学术思想所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很多现象，从这个理论出发，都可以看得更深入一些。
主张渐进的改革路径
经济观察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你和几位同仁创办的，中心自成立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的改革主张也得到了重视。例如你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
林毅夫：确实，我的想法有很多在后来和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农村问题、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宏观调控问题。但是，我从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贯，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赶超战略”转轨到“比较优势战略”上来，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过渡，就要考虑这个现实。我的许多思想和主张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认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但是因为你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性的，所以在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问题上，你给出的回答往往与众不同，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
林毅夫：确实。国有企业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改革以来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仍然延续“放权让利 ”的改革模式，但是每次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于是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我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自生能力？为什么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就是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这时候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个隐形问题，在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
经济观察报：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林毅夫：我不同意这种判断。我认为，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有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经济观察报：国内许多学者也接受了科尔内“预算软约束”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因此国家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问题。
林毅夫：“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而我并不主张私有化。如果政策性负担仍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不会消失。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中国改革确实没有采取私有化的断然措施，没有中断国有企业的生产，而是采取了渐进的改革路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彻底。
林毅夫：中国企业改革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路径，同时放开了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当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原来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难以维持，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国家、企业和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适应新的市场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也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它付出的昂贵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1990年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纷纷解体，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主流思想是“华盛顿共识”，而且以这个共识批评、“唱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看，中国的改革确乎不彻底，而且注定要失败。我在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下，根据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经验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当时真有孤掌难鸣之感。现在对“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还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中国应该走渐进改革的路径，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林毅夫：中国转型基本成功
2008-6-2 金融界网站 马国川 阅读1861次
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经济观察报：1987年你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94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有人评价说，这7年是你的学术黄金时期。
林毅夫：可以这样说吧。这期间我主要研究农业问题，我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应该坚持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同时研究视野也在逐步放宽，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问题上来。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让你的研究从农业问题逐步拓展到中国发展战略这样的宏观问题上来？
林毅夫：农村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只在农村内部而已。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村劳动力往外转移，转移必须有工作，所以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跟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相关的。另外，国内喜欢把一个人分为农业经济学家、工业经济学家，国外没有这样的区别，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可能会有差异，并不是方法存在差异。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形势发展很快，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
经济观察报：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林毅夫：对，其实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而农业问题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八十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成功起飞，这些经济体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行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被誉为“东亚奇迹”。它们的经验是否还有普遍意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而我更关心的是，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能够从它们那里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和蔡窻、李周两位学者合作，开始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我们的结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超车”。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从来没有人——包括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它们的发展战略进行明确地表述，而我把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为“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观察报：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颇多曲折。
林毅夫：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发展战略，我称之为“赶超战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发展起来的。而五十年代中国制定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百年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大跃进是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它是“赶超战略”的一个很好注脚。
林毅夫：是的。但是“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是“赶超战略”的时间部署，实施路径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的领导人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的知识精英都满怀强国富民的抱负。建国后，中国领导人面临采取何种体制组织经济建设、实现强国富民理想的选择问题。第一代领导人的经济理想和美好愿望，使得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所以，后来虽然放弃了 “十年赶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但是仍然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
经济观察报：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条件。
林毅夫：不符合。你想呀，当时中国大陆非常穷，资本非常稀缺，最大的优势是人口众多，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因为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因此，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他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传统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你的意思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林毅夫：对，我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一般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是国际学术界，以及一般民众，都普遍持有这一认识。
林毅夫：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开始动摇这一认识已经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国，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从政治的高度下结论。在80年代末，我和蔡窻、李周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的理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成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要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最终有赖于发展战略的转变。最关键的必须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即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
经济观察报：提倡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成为90年代以来你的学术活动特色。
林毅夫：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已有的全部经济研究和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我以一贯之的学术思想所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很多现象，从这个理论出发，都可以看得更深入一些。
主张渐进的改革路径
经济观察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你和几位同仁创办的，中心自成立以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的改革主张也得到了重视。例如你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一系列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
林毅夫：确实，我的想法有很多在后来和国家政策一致、或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比如农村问题、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宏观调控问题。但是，我从1988年后基本思路都很一贯，我提出的是出于我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一贯看法。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赶超战略”转轨到“比较优势战略”上来，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过渡，就要考虑这个现实。我的许多思想和主张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认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但是因为你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内生性的，所以在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问题上，你给出的回答往往与众不同，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
林毅夫：确实。国有企业改革是个老大难问题。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改革以来相当长时间里，国家仍然延续“放权让利 ”的改革模式，但是每次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于是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我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自生能力？为什么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就是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能依靠政府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这时候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个隐形问题，在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
经济观察报：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林毅夫：我不同意这种判断。我认为，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他有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经济观察报：国内许多学者也接受了科尔内“预算软约束”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因此国家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问题。
林毅夫：“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而我并不主张私有化。如果政策性负担仍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不会消失。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中国改革确实没有采取私有化的断然措施，没有中断国有企业的生产，而是采取了渐进的改革路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彻底。
林毅夫：中国企业改革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路径，同时放开了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当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原来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难以维持，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国家、企业和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适应新的市场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也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它付出的昂贵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在1990年初，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纷纷解体，国际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主流思想是“华盛顿共识”，而且以这个共识批评、“唱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林毅夫：“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观点看，中国的改革确乎不彻底，而且注定要失败。我在这样的时代、思想背景下，根据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经验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当时真有孤掌难鸣之感。现在对“华盛顿共识”产生怀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而且国外还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针锋相对的“北京共识”，我开始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中国应该走渐进改革的路径，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观察报：我发现，你对中国改革一直满怀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何处？
林毅夫：既有现实的根据，也有理论的根据。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者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模仿西方的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杨小凯不同意这种观点，前些年你们之间因此还发生了一场争论。他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因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所以总是倾向于模仿技术而不是制度，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留下长期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
林毅夫：我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我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我用这一学说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学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认为，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林毅夫：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吗？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从经验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同时，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决定于国情，体制也是这样。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但从经验上来看，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模仿就能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当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宪政民主体制不是最优体制？
林毅夫：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因此，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见得是发达国家必然要有的最优体制。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杨教授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其实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同样的困境，其问题根源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观察报：其实你们的争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你并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
林毅夫：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了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因此，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经济，这在实际上怎么可能呢？
经济观察报：你们两位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但“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 “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你和杨小凯之间关于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事实，但体制问题日益凸现也是事实。
林毅夫：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基本是成功的。我们当然要警惕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但是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我认为仍然要坚持事实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林毅夫：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最重要就看其技术能否保持不断升级。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才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那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 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 “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30年，因此，中国经济应该有可能再维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由于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20年左右的7%～10%的快速增长。因此，我相信在21世纪，最慢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中国完全有这个潜力，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如果都能够实事求是态度地解决，我想这个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至于俄罗斯，我还没有看到它能够超越中国的优势所在。
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30周年了，其间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和转型，可是今天看来，中国几乎是最成功的。
林毅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成绩也是最好的，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的转型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它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结果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
林毅夫：同时，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样，发展战略由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就悄悄地转变成为追求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渐发育形成，这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即使是原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和缓冲，其福利一般也并未受损。中国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增量改革，有利于减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这正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林毅夫：“尝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经济观察报：但是，所谓“渐进式改革”也是后来学者们总结出来的，中国改革之初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确实有较大的运气成分。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另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的转型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经济观察报：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为什么实践结果却让人失望呢？
林毅夫：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 果”，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 “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两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而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或者这些企业雇用了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林毅夫：世界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一个经济的具体改革方案和顺序更应该是“诱发性的”，而不是“强加的”，简单移植某个经济的某种成功做法并不能保证另外一个经济可以成功过渡。但是，在资本稀缺条件下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其他相似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制订改革政策时，中国的改革经验仍然有其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 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本文未经林毅夫先生本人审阅)
经济观察报：我发现，你对中国改革一直满怀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何处？
林毅夫：既有现实的根据，也有理论的根据。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者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模仿西方的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
经济观察报：但是杨小凯不同意这种观点，前些年你们之间因此还发生了一场争论。他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还有后发劣势——因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所以总是倾向于模仿技术而不是制度，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短期内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留下长期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
林毅夫：我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我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我用这一学说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学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认为，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林毅夫：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吗？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从经验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同时，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决定于国情，体制也是这样。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但从经验上来看，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模仿就能使经济发展得很快。当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宪政民主体制不是最优体制？
林毅夫：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因此，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见得是发达国家必然要有的最优体制。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杨教授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其实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同样的困境，其问题根源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观察报：其实你们的争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论争，你并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
林毅夫：我从不否认民主制度的终极价值，可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民主制度设计就能了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因此，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经济，这在实际上怎么可能呢？
经济观察报：你们两位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你们的分歧主要在哪里？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虽然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但“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我一直主张进入世界看世界。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 “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你和杨小凯之间关于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事实，但体制问题日益凸现也是事实。
林毅夫：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基本是成功的。我们当然要警惕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但是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我认为仍然要坚持事实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
经济观察报：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会超越中国。
林毅夫：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最重要就看其技术能否保持不断升级。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才走上快速增长的道路。那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 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 “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30年，因此，中国经济应该有可能再维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由于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20年左右的7%～10%的快速增长。因此，我相信在21世纪，最慢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中国完全有这个潜力，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如果都能够实事求是态度地解决，我想这个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至于俄罗斯，我还没有看到它能够超越中国的优势所在。
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30周年了，其间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和转型，可是今天看来，中国几乎是最成功的。
林毅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成绩也是最好的，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崩溃，一直到这几年才有所复苏。前苏联即使到今天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最近欧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29个独联体和转型国家的调查，发现转型经过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转型前好。经过多年改革，转型和发展成功的只是少数，失败的是大多数。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的转型成功，得益于它们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它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为提高积极性，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让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更高收入；在农村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收入。要体现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自主权，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时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时，政府可以放开价格，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结果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
林毅夫：同时，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样，发展战略由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就悄悄地转变成为追求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渐发育形成，这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好处，即使是原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和缓冲，其福利一般也并未受损。中国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增量改革，有利于减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这正是中国转型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吧。
林毅夫：“尝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经济观察报：但是，所谓“渐进式改革”也是后来学者们总结出来的，中国改革之初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确实有较大的运气成分。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资源所限。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另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的转型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经济观察报：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为什么实践结果却让人失望呢？
林毅夫：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 果”，其“因”则在于这些经济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 “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价格自由化、私有化、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两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用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而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或者这些企业雇用了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林毅夫：世界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论。一个经济的具体改革方案和顺序更应该是“诱发性的”，而不是“强加的”，简单移植某个经济的某种成功做法并不能保证另外一个经济可以成功过渡。但是，在资本稀缺条件下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其他相似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制订改革政策时，中国的改革经验仍然有其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 跳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本文未经林毅夫先生本人审阅)
开发民智，以权谋私是个问题，但根本是肥己，肥己必然亏其他人，那么不妨设想，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开启民智，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亏别人的难度就会提高，亏别人的难度提高，肥己的难度因该也会提高！
对搂主朝廷\官僚\百姓三元素的认识大部分是赞同的，不过到底情况比过去王朝时代更复杂了些。俺的想法是中央继续高度集权、地方政府三权分立、加大基层公民政治权利；在永远大一统的框架内加强内部均衡和制约，而且不需要做大方向的改变。
给LZ： 时代早已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