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3:28:18

● 郑永年 　　被遏制了多年的中国左派力量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浮现其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股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小看。 　　老左派、新左派，甚至是民族主义者，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对一些现行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改革和对融入世界体系为导向的外部政策的不满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这些力量的结合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驱使下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左派力量的政治话语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对国家政治力量和分配正义的强调，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达到分配正义。 　　左派因此提出要“反思改革”，即反思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不可否认，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的内核，这场改革运动在大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极端的分配不正义，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转变成为多元利益社会，进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化社会。 　　尽管左派尤其是老左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套用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则具有“反动性”，就是说他们提倡要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平衡　 　　 　　很少会有人否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的理想。但问题是这些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实践。在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则有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一些实践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 　　今天的中国纵然问题重重，但很少会有人乐意走回已经证明为失败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式贫穷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当然希望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出现，但这并非是左派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力量而达成的分配正义。“反思改革”不应当是走回头路，而是要修正现行改革模式，遏制社会的恶性分化，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而造就一个多元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最好表达于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在于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偏差和政策实践上的变形。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今天来反思它，不仅是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不公平性，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没有可持续性。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足的，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修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非人道因素。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产物，是要用社会政治力量来修正和遏止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很精确，但在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方法时过分政治化，提倡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这种极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比较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则理性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美国化”，却走向极端 　　 　　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正义不可持续，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贫穷的正义。而没有制约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不正义，最终使人沦落为经济的奴隶。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也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社会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完全是“美国教科书化”。美国的教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产业化，美国的教育评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极端化，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市场化。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的政策话语“美国化”了，而政策话语的“美国化”导致了实际政策面的消极后果。 　　更有甚者，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市场化推波助澜。政府本来应当扮演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解决产业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站在市场化这一端。为了地方利益，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人的利益来保护资本的利益。结果，应该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应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推向市场，而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等则被极端地产业化和市场化了。 　　针对“反思改革”的浪潮，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强调，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回头并没有出路。 　　近年来，“以人为本”政策导向的确立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要市场经济为人服务，就要改革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更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 　　政治改革必须要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在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平衡。人本社会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或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被遏制了多年的中国左派力量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浮现其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股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小看。 　　老左派、新左派，甚至是民族主义者，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对一些现行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改革和对融入世界体系为导向的外部政策的不满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这些力量的结合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驱使下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左派力量的政治话语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对国家政治力量和分配正义的强调，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达到分配正义。 　　左派因此提出要“反思改革”，即反思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不可否认，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的内核，这场改革运动在大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极端的分配不正义，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转变成为多元利益社会，进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化社会。 　　尽管左派尤其是老左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套用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则具有“反动性”，就是说他们提倡要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平衡　 　　 　　很少会有人否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的理想。但问题是这些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实践。在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则有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一些实践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 　　今天的中国纵然问题重重，但很少会有人乐意走回已经证明为失败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式贫穷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当然希望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出现，但这并非是左派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力量而达成的分配正义。“反思改革”不应当是走回头路，而是要修正现行改革模式，遏制社会的恶性分化，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而造就一个多元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最好表达于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在于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偏差和政策实践上的变形。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今天来反思它，不仅是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不公平性，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没有可持续性。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足的，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修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非人道因素。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产物，是要用社会政治力量来修正和遏止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很精确，但在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方法时过分政治化，提倡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这种极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比较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则理性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美国化”，却走向极端 　　 　　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正义不可持续，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贫穷的正义。而没有制约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不正义，最终使人沦落为经济的奴隶。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也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社会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完全是“美国教科书化”。美国的教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产业化，美国的教育评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极端化，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市场化。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的政策话语“美国化”了，而政策话语的“美国化”导致了实际政策面的消极后果。 　　更有甚者，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市场化推波助澜。政府本来应当扮演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解决产业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站在市场化这一端。为了地方利益，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人的利益来保护资本的利益。结果，应该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应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推向市场，而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等则被极端地产业化和市场化了。 　　针对“反思改革”的浪潮，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强调，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回头并没有出路。 　　近年来，“以人为本”政策导向的确立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要市场经济为人服务，就要改革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更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 　　政治改革必须要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在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平衡。人本社会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或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威权时代结束之后 ● 韩山元 　　我国年轻人当中出现的逆反心态，再次提醒我们，新加坡已经告别了威权时代。威权时代的结束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在华人社会也一样非常明显。在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领导华社的年代，靠着这几位德高望重的领袖登高一呼，指挥大家前进，很少人去挑战他们的权威。即便有人目无权威，想唱对台戏，也没多少观众，更难听到喝彩鼓掌声。 　　政坛也一样，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强人政治的色彩十分浓厚。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李光耀的威权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人们如果不了解那段历史背景与过程，以为单凭个人的力量与主观愿望就能形成威权地位，那就等于说一棵参天大树可以脱离土壤、空气与阳光。 　　威权时代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变了，威权时代也就结束了。记得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名剧《伽利略》中有段对白，一个角色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另一个马上回应说：“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个悲哀的时代。”试将两句话中的“英雄”改为“威权”，一样可以发人深思。 　　以上这番话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理解为：乱世需要强人、威权，否则治不了，乱世当然是令人沮丧、悲哀的；另外可以理解为：需要威权是因为老百姓太软弱无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当然是很悲哀的事情。 　　天下大治，强人政治淡出，人们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宽阔的言论空间，这是一种没法抵挡的大趋势。很多人以为只有年轻人才这样想，这就错了，希望个人的自由所受的限制少些，言论的尺度宽些，这绝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难道年长者就喜欢身上多绑几根绳子？这种说法未免荒谬。崇尚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年轻人与年长者的差别只是表达方式，以及态度的温和与强烈有所不同而已。 　　最近李光耀资政与年轻人的对话，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问题已告一段落。我想说的是，某些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接受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全面与深入的。 　　过去，国家领导人曾大力提倡英文，当初的设想是：通过英文接受西方的科技，但是要保留东方的价值观，几乎是中国晚清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加坡版。哪晓得大力提倡英文并对西方文化开绿灯的结果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新生代（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既接受西方的科技，也不加取舍地照单收下西方的政治观。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那种两党制与政党轮替是更为优越，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制衡是最有效的。 　　 政府地位有如大管家 　　 　　还有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情况：接受西式民主观念的人认为政府是人民“聘用”的雇员，选民是老板。雇员干不好，我就用选票将他“解雇”，改聘别人来接手。 　　可是深受东方传统意识影响的人则是把政府当作自己的父母，旧时的中国把好官称为父母官，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子女对父母当然也会有意见甚至不满、怨恨，但是绝不会有人对父母说：你们不行，我要换个人来做我的父母。 　　父母不能换，但是雇员却是可以开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不容易找到结合点与平衡点。将政府视为父母这种观念与强人政治、威权时代是相适应的，一旦威权时代结束，这种观念就难以适应了。 　　以我的观察，新加坡是处在后威权时代，人民不再把政府当作自己的老子，但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把政府当作自己的雇员，自己爬到政府的头上指指点点，而是把政府视为当家的兄长，地位有如大管家。这个大管家管得不好还是要下台的，家庭成员中有更能干的人可以取而代之。 　　大管家做得好好的，让大家安居乐业，大多数人都丰衣足食，有什么理由要换人？如果因为他当家太久，看得“腻”了，不好玩，想换个人来玩玩，那不是把国家大事当儿戏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是不会这么幼稚的。 　　 　　·作者为退休的新闻工作者

第三条道路<10%  社会主义<20% 资本主义>70%现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转帖]中日关系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吉登斯：我已不再提“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和当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民主的第三条出路为什么会有宇宙？探索道路似乎没有终点有没有京沪高的第三选择ZT 中国高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路”--从教感叹中国速度——第三条039B新潜出窝！『超大推荐』美国称:中国眼前面临三条道路! 中国境内有数千条道路可供二炮导弹部队机动无责任的瞎想——常？核？就没有第三条路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