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吉登斯：我已不再提“第三条道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38:39
关于社会学
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
新京报：你早年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研究上来，原因是心理学对现实问题拿不出实质的答案，从现在来看，社会学是不是能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吉登斯：刚步入21世纪时，欧洲对一群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调查，结果85%的学者对21世纪表示悲观。而在20世纪之初，在战争还没发生之前，欧洲同样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结果85%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表示乐观。你瞧，世界的变化难以捉摸，下一秒钟就可能完全不同。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以前的理论都不够用了，在全球化时代，21世纪正寻找新的社会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指引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方向。
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依然很大，只是觉得实验性的心理学没意思。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社会学与小说、艺术创造的关系？
吉登斯：社会学与文艺关系其实很紧密，一切社会学理论的创建都需要想像力，我们要想像跟眼前状况完全不同的形势，而现在正发生的，可能马上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于所有我们肉眼所能见的，我们总要保持辩证的思维。比如全球化大潮汹涌，同时也有反全球化的行为。我们经常能在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想像，这当然有助于社会学家建立理论。但小说所不能替代的是社会学对真实、现实细节的分析、研究。
新京报：像影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社会学的影响大得多吧。
吉登斯：没错，但影视更多是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而不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正面楷模。关于电影中的暴力镜头应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暴力的行为负责，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倒是没多少证据证明这点。但影视媒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个人生活的习惯。至于媒体、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也不仅是参与事件的报道，而是可以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可达到重建社会结构的作用。
关于中国
中国会建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
新京报：你提过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性改变的开端，社会学、政治学不仅是“局内人”需要关切的课题，而是人人都要有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的准备，也就是你所说的“生命哲学”？
吉登斯：人们需要自觉去适应变化。在当前社会，每年至少有20%的雇佣工人由于现代科技、经济的变化而丢掉饭碗。因此工作频繁变更，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你不要指望有一个丢不掉的铁饭碗，你需要适应时代，学会应对不同的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仍然需要能倚赖的归属感、稳定感，因此“家庭”的角色会继续起到根基的作用。至于中国，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我可以预言，中国迟早要建立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在经济跌宕地发展之余，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保护伞。最好的社会应是这样的：人们有能力去应变，同时自我身份并不缺失，且感到稳定与信任。
新京报：可对于没有意识到要应变、要“重建”的人怎么办呢？至少在身边，我就能看到不少人因为不能像过去一样把握生活变化的规律而仓惶失措。
吉登斯：人类都有怀旧情结，这很自然。但不断在回望过去之中寻找安全感，我猜也未必能找到，你说呢？人们通常在回忆时，对过往“罗曼蒂克”化。我想人们需要清醒过来：过去也一样不稳定。在中国，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将极为重要，尤其是在较闭塞的农村，而且尤其是农村妇女。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新进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你根本不可能还沿袭乡下的旧传统、习俗去生活。现在人们有了很多选择，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本质上是件好事。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工业的发展，是18世纪末、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重现吗？
吉登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会走西方工业革命的老路。不会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方面相似，比如中国也发展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但手工业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往前看。需要建立福利系统，需要加强环保。农村的经济应着眼于如何与“先锋”的理念结合，考虑创建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区域。方法肯定有很多。
关于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只是我的一个政治标签
新京报：你不喜欢用“后现代”，而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如何理解？
吉登斯：“后现代”通常含有不可能对历史有秩序、有连续性的概括。我不信这一套。而传统与自然组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据，比如说女人应该生育，过去这是大多数女人的必经之路。可现在，欧洲国家中25%的女性决意不要小孩，传统为她们铺就的“命运”不再生效。全球化之力多少侵略了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重建”生活，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传统、习俗并没有消失，而是也在“重建”。我们不断地发掘自身，发掘与世界联络的方式。
新京报：这也就是社会学对于个体、而不仅是对于政治家、学者的意义？
吉登斯：社会学就是要捕捉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社会变化。假如我看着别人很长时间，对方心里就会开始嘀咕：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又比如我高举起一只手，如果你不知前言后语，你搞不清我到底是在对你说再见，还是打招呼。类似这些情况，复杂得就是计算机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当人与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彼此平等之际，我们需要去学习、体会怎样相处。
新京报：你曾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论，看上去很矛盾。
吉登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论断，是因为考虑到无论什么理论最好有所瞄准，而且从政治角度上看，目标总是超越现实的，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所以就是“乌托邦”。然而跟现实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不好，需要跟现实主义放在一起。这是一对矛盾，我是刻意的，要的就是它们互相平衡。纵然放眼世界，现在再也不是乌托邦，也不再现实。这两对关系也可以放到爱情中去：每当有人步入婚姻殿堂，就产生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形势。因为那是一步蹦入了漆黑中，但愿有“现实”做铺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学界依然将“第三条道路”视为你最重要的学说？
吉登斯：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容，我所说的是：当一个社会创造宏观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能兼顾到穷人，还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较之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提法对我来说更重要。关于社会学
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
新京报：你早年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研究上来，原因是心理学对现实问题拿不出实质的答案，从现在来看，社会学是不是能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吉登斯：刚步入21世纪时，欧洲对一群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调查，结果85%的学者对21世纪表示悲观。而在20世纪之初，在战争还没发生之前，欧洲同样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结果85%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表示乐观。你瞧，世界的变化难以捉摸，下一秒钟就可能完全不同。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以前的理论都不够用了，在全球化时代，21世纪正寻找新的社会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指引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方向。
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依然很大，只是觉得实验性的心理学没意思。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社会学与小说、艺术创造的关系？
吉登斯：社会学与文艺关系其实很紧密，一切社会学理论的创建都需要想像力，我们要想像跟眼前状况完全不同的形势，而现在正发生的，可能马上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于所有我们肉眼所能见的，我们总要保持辩证的思维。比如全球化大潮汹涌，同时也有反全球化的行为。我们经常能在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想像，这当然有助于社会学家建立理论。但小说所不能替代的是社会学对真实、现实细节的分析、研究。
新京报：像影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社会学的影响大得多吧。
吉登斯：没错，但影视更多是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而不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正面楷模。关于电影中的暴力镜头应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暴力的行为负责，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倒是没多少证据证明这点。但影视媒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个人生活的习惯。至于媒体、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也不仅是参与事件的报道，而是可以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可达到重建社会结构的作用。
关于中国
中国会建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
新京报：你提过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性改变的开端，社会学、政治学不仅是“局内人”需要关切的课题，而是人人都要有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的准备，也就是你所说的“生命哲学”？
吉登斯：人们需要自觉去适应变化。在当前社会，每年至少有20%的雇佣工人由于现代科技、经济的变化而丢掉饭碗。因此工作频繁变更，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你不要指望有一个丢不掉的铁饭碗，你需要适应时代，学会应对不同的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仍然需要能倚赖的归属感、稳定感，因此“家庭”的角色会继续起到根基的作用。至于中国，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我可以预言，中国迟早要建立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在经济跌宕地发展之余，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保护伞。最好的社会应是这样的：人们有能力去应变，同时自我身份并不缺失，且感到稳定与信任。
新京报：可对于没有意识到要应变、要“重建”的人怎么办呢？至少在身边，我就能看到不少人因为不能像过去一样把握生活变化的规律而仓惶失措。
吉登斯：人类都有怀旧情结，这很自然。但不断在回望过去之中寻找安全感，我猜也未必能找到，你说呢？人们通常在回忆时，对过往“罗曼蒂克”化。我想人们需要清醒过来：过去也一样不稳定。在中国，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将极为重要，尤其是在较闭塞的农村，而且尤其是农村妇女。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新进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你根本不可能还沿袭乡下的旧传统、习俗去生活。现在人们有了很多选择，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本质上是件好事。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工业的发展，是18世纪末、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重现吗？
吉登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会走西方工业革命的老路。不会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方面相似，比如中国也发展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但手工业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往前看。需要建立福利系统，需要加强环保。农村的经济应着眼于如何与“先锋”的理念结合，考虑创建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区域。方法肯定有很多。
关于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只是我的一个政治标签
新京报：你不喜欢用“后现代”，而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如何理解？
吉登斯：“后现代”通常含有不可能对历史有秩序、有连续性的概括。我不信这一套。而传统与自然组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据，比如说女人应该生育，过去这是大多数女人的必经之路。可现在，欧洲国家中25%的女性决意不要小孩，传统为她们铺就的“命运”不再生效。全球化之力多少侵略了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重建”生活，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传统、习俗并没有消失，而是也在“重建”。我们不断地发掘自身，发掘与世界联络的方式。
新京报：这也就是社会学对于个体、而不仅是对于政治家、学者的意义？
吉登斯：社会学就是要捕捉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社会变化。假如我看着别人很长时间，对方心里就会开始嘀咕：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又比如我高举起一只手，如果你不知前言后语，你搞不清我到底是在对你说再见，还是打招呼。类似这些情况，复杂得就是计算机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当人与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彼此平等之际，我们需要去学习、体会怎样相处。
新京报：你曾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论，看上去很矛盾。
吉登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论断，是因为考虑到无论什么理论最好有所瞄准，而且从政治角度上看，目标总是超越现实的，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所以就是“乌托邦”。然而跟现实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不好，需要跟现实主义放在一起。这是一对矛盾，我是刻意的，要的就是它们互相平衡。纵然放眼世界，现在再也不是乌托邦，也不再现实。这两对关系也可以放到爱情中去：每当有人步入婚姻殿堂，就产生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形势。因为那是一步蹦入了漆黑中，但愿有“现实”做铺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学界依然将“第三条道路”视为你最重要的学说？
吉登斯：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容，我所说的是：当一个社会创造宏观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能兼顾到穷人，还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较之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提法对我来说更重要。
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
新京报：你早年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研究上来，原因是心理学对现实问题拿不出实质的答案，从现在来看，社会学是不是能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吉登斯：刚步入21世纪时，欧洲对一群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调查，结果85%的学者对21世纪表示悲观。而在20世纪之初，在战争还没发生之前，欧洲同样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结果85%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表示乐观。你瞧，世界的变化难以捉摸，下一秒钟就可能完全不同。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以前的理论都不够用了，在全球化时代，21世纪正寻找新的社会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指引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方向。
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依然很大，只是觉得实验性的心理学没意思。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社会学与小说、艺术创造的关系？
吉登斯：社会学与文艺关系其实很紧密，一切社会学理论的创建都需要想像力，我们要想像跟眼前状况完全不同的形势，而现在正发生的，可能马上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于所有我们肉眼所能见的，我们总要保持辩证的思维。比如全球化大潮汹涌，同时也有反全球化的行为。我们经常能在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想像，这当然有助于社会学家建立理论。但小说所不能替代的是社会学对真实、现实细节的分析、研究。
新京报：像影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社会学的影响大得多吧。
吉登斯：没错，但影视更多是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而不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正面楷模。关于电影中的暴力镜头应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暴力的行为负责，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倒是没多少证据证明这点。但影视媒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个人生活的习惯。至于媒体、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也不仅是参与事件的报道，而是可以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可达到重建社会结构的作用。
关于中国
中国会建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
新京报：你提过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性改变的开端，社会学、政治学不仅是“局内人”需要关切的课题，而是人人都要有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的准备，也就是你所说的“生命哲学”？
吉登斯：人们需要自觉去适应变化。在当前社会，每年至少有20%的雇佣工人由于现代科技、经济的变化而丢掉饭碗。因此工作频繁变更，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你不要指望有一个丢不掉的铁饭碗，你需要适应时代，学会应对不同的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仍然需要能倚赖的归属感、稳定感，因此“家庭”的角色会继续起到根基的作用。至于中国，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我可以预言，中国迟早要建立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在经济跌宕地发展之余，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保护伞。最好的社会应是这样的：人们有能力去应变，同时自我身份并不缺失，且感到稳定与信任。
新京报：可对于没有意识到要应变、要“重建”的人怎么办呢？至少在身边，我就能看到不少人因为不能像过去一样把握生活变化的规律而仓惶失措。
吉登斯：人类都有怀旧情结，这很自然。但不断在回望过去之中寻找安全感，我猜也未必能找到，你说呢？人们通常在回忆时，对过往“罗曼蒂克”化。我想人们需要清醒过来：过去也一样不稳定。在中国，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将极为重要，尤其是在较闭塞的农村，而且尤其是农村妇女。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新进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你根本不可能还沿袭乡下的旧传统、习俗去生活。现在人们有了很多选择，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本质上是件好事。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工业的发展，是18世纪末、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重现吗？
吉登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会走西方工业革命的老路。不会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方面相似，比如中国也发展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但手工业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往前看。需要建立福利系统，需要加强环保。农村的经济应着眼于如何与“先锋”的理念结合，考虑创建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区域。方法肯定有很多。
关于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只是我的一个政治标签
新京报：你不喜欢用“后现代”，而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如何理解？
吉登斯：“后现代”通常含有不可能对历史有秩序、有连续性的概括。我不信这一套。而传统与自然组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据，比如说女人应该生育，过去这是大多数女人的必经之路。可现在，欧洲国家中25%的女性决意不要小孩，传统为她们铺就的“命运”不再生效。全球化之力多少侵略了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重建”生活，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传统、习俗并没有消失，而是也在“重建”。我们不断地发掘自身，发掘与世界联络的方式。
新京报：这也就是社会学对于个体、而不仅是对于政治家、学者的意义？
吉登斯：社会学就是要捕捉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社会变化。假如我看着别人很长时间，对方心里就会开始嘀咕：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又比如我高举起一只手，如果你不知前言后语，你搞不清我到底是在对你说再见，还是打招呼。类似这些情况，复杂得就是计算机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当人与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彼此平等之际，我们需要去学习、体会怎样相处。
新京报：你曾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论，看上去很矛盾。
吉登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论断，是因为考虑到无论什么理论最好有所瞄准，而且从政治角度上看，目标总是超越现实的，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所以就是“乌托邦”。然而跟现实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不好，需要跟现实主义放在一起。这是一对矛盾，我是刻意的，要的就是它们互相平衡。纵然放眼世界，现在再也不是乌托邦，也不再现实。这两对关系也可以放到爱情中去：每当有人步入婚姻殿堂，就产生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形势。因为那是一步蹦入了漆黑中，但愿有“现实”做铺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学界依然将“第三条道路”视为你最重要的学说？
吉登斯：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容，我所说的是：当一个社会创造宏观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能兼顾到穷人，还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较之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提法对我来说更重要。关于社会学
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
新京报：你早年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研究上来，原因是心理学对现实问题拿不出实质的答案，从现在来看，社会学是不是能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吉登斯：刚步入21世纪时，欧洲对一群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调查，结果85%的学者对21世纪表示悲观。而在20世纪之初，在战争还没发生之前，欧洲同样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结果85%的知识分子对20世纪表示乐观。你瞧，世界的变化难以捉摸，下一秒钟就可能完全不同。今天的世界变得很难懂，以前的理论都不够用了，在全球化时代，21世纪正寻找新的社会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指引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方向。
我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依然很大，只是觉得实验性的心理学没意思。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社会学与小说、艺术创造的关系？
吉登斯：社会学与文艺关系其实很紧密，一切社会学理论的创建都需要想像力，我们要想像跟眼前状况完全不同的形势，而现在正发生的，可能马上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对于所有我们肉眼所能见的，我们总要保持辩证的思维。比如全球化大潮汹涌，同时也有反全球化的行为。我们经常能在小说中看到类似的想像，这当然有助于社会学家建立理论。但小说所不能替代的是社会学对真实、现实细节的分析、研究。
新京报：像影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社会学的影响大得多吧。
吉登斯：没错，但影视更多是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而不是给大众提供一个正面楷模。关于电影中的暴力镜头应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暴力的行为负责，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倒是没多少证据证明这点。但影视媒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乃至个人生活的习惯。至于媒体、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也不仅是参与事件的报道，而是可以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可达到重建社会结构的作用。
关于中国
中国会建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
新京报：你提过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性改变的开端，社会学、政治学不仅是“局内人”需要关切的课题，而是人人都要有重建自我、重建生活的准备，也就是你所说的“生命哲学”？
吉登斯：人们需要自觉去适应变化。在当前社会，每年至少有20%的雇佣工人由于现代科技、经济的变化而丢掉饭碗。因此工作频繁变更，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你不要指望有一个丢不掉的铁饭碗，你需要适应时代，学会应对不同的工作。与此同时，人们仍然需要能倚赖的归属感、稳定感，因此“家庭”的角色会继续起到根基的作用。至于中国，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但我可以预言，中国迟早要建立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在经济跌宕地发展之余，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保护伞。最好的社会应是这样的：人们有能力去应变，同时自我身份并不缺失，且感到稳定与信任。
新京报：可对于没有意识到要应变、要“重建”的人怎么办呢？至少在身边，我就能看到不少人因为不能像过去一样把握生活变化的规律而仓惶失措。
吉登斯：人类都有怀旧情结，这很自然。但不断在回望过去之中寻找安全感，我猜也未必能找到，你说呢？人们通常在回忆时，对过往“罗曼蒂克”化。我想人们需要清醒过来：过去也一样不稳定。在中国，未来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将极为重要，尤其是在较闭塞的农村，而且尤其是农村妇女。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新进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你根本不可能还沿袭乡下的旧传统、习俗去生活。现在人们有了很多选择，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这本质上是件好事。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工业的发展，是18世纪末、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的重现吗？
吉登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会走西方工业革命的老路。不会是一样的。只是有些方面相似，比如中国也发展了大规模的手工业。但手工业永远不会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往前看。需要建立福利系统，需要加强环保。农村的经济应着眼于如何与“先锋”的理念结合，考虑创建自给自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区域。方法肯定有很多。
关于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只是我的一个政治标签
新京报：你不喜欢用“后现代”，而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如何理解？
吉登斯：“后现代”通常含有不可能对历史有秩序、有连续性的概括。我不信这一套。而传统与自然组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据，比如说女人应该生育，过去这是大多数女人的必经之路。可现在，欧洲国家中25%的女性决意不要小孩，传统为她们铺就的“命运”不再生效。全球化之力多少侵略了我们的生活，迫使我们“重建”生活，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传统、习俗并没有消失，而是也在“重建”。我们不断地发掘自身，发掘与世界联络的方式。
新京报：这也就是社会学对于个体、而不仅是对于政治家、学者的意义？
吉登斯：社会学就是要捕捉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社会变化。假如我看着别人很长时间，对方心里就会开始嘀咕：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又比如我高举起一只手，如果你不知前言后语，你搞不清我到底是在对你说再见，还是打招呼。类似这些情况，复杂得就是计算机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当人与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彼此平等之际，我们需要去学习、体会怎样相处。
新京报：你曾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理论，看上去很矛盾。
吉登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论断，是因为考虑到无论什么理论最好有所瞄准，而且从政治角度上看，目标总是超越现实的，我们需要为之奋斗的，所以就是“乌托邦”。然而跟现实没有关联的乌托邦也不好，需要跟现实主义放在一起。这是一对矛盾，我是刻意的，要的就是它们互相平衡。纵然放眼世界，现在再也不是乌托邦，也不再现实。这两对关系也可以放到爱情中去：每当有人步入婚姻殿堂，就产生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形势。因为那是一步蹦入了漆黑中，但愿有“现实”做铺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学界依然将“第三条道路”视为你最重要的学说？
吉登斯：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容，我所说的是：当一个社会创造宏观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能兼顾到穷人，还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较之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提法对我来说更重要。
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容，我所说的是：当一个社会创造宏观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能兼顾到穷人，还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较之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的提法对我来说更重要。
又准备随风转向了，墙头草啊:D
又准备随风转向了，墙头草啊:D
原帖由 RedTide 于 2007-12-24 18:57 发表
现在大家对“第三条道路”的过分重视，显然误解了我的初衷。“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我对于1989年后的政治标签。现在，除了在“命题作文”的讲演上使用之外，我平时已经不这么提了。标签不重要，重要的是框架之下的内 ...
研究西学者往往如此,跟这国外某些不成熟的观点乱走.
那有什么第三条道路,这是西方左翼政党为竟选需要而提出骗人纲领
张载兄，能否介绍下吉登斯及其相关理论？
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妇女角色的转变、劳动和技术革命、民众对政治的敌意和要求深刻的民主改革，以及许多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环境和安全问题。
人们渴望领导，他们想知道如何适应和成功，在这个变化世界里，如何构筑安全和稳定。
他们接受了中-左派的团结一致、社会公正、责任心以及平等机会的传统价值观。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应该果断地行动起来，超越过时的思维方式。既超越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派。
第三条道路标志着在中-左路线上的新起点。20世纪一直被两大阵营统治着：一种把国家控制视为自己存在目的的原教旨主义左派；另一种是接受这种根本的转向但又主张妥协的更温和的左派。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严肃的重新评价。它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思想和自由主义这两股巨流的汇合中汲取了活力，但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本世纪的分裂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的政治进步。
整个欧洲的老左派和新右派已采取并不断地采取不同的形式。第三条道路没有统一的蓝图。但欧洲进步的政党有共同的价值，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适应所面临的新挑战。
英国工党许多年来作为在野党被视为主张大政府的党。国家主义、干预企业、对犯罪软弱无力、漠不关心家庭生活、受压力集团的控制并且热衷于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公共开支；这是多么不公正！
我们还被视为不善于管理公共事务，受工会和生产者的利益的支配，对优胜劣汰和素质关心甚少。右派能够把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转变成普适的灵丹妙药。
在权利和责任、同情心和野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企业经济和消除贫困及排外之间，一种虚假的对立被建立起来。
新工党带头探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它的价值观。
我们的工作尚在初级阶段，但我们边学习边进步。执政的工党正在把第三条道路付诸实施。
在经济方面，我们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也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程度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未来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但得到工会也得到商界领袖的支持。
教育是急需优先考虑的重点。
高等教育水平对未来的国际竞争及未来包容性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有效的新投资推动着学校的根本改革，对那些衰落的学校预定目标并加强干预，从而使未来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
在福利和就业政策上，第三条道路意味着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它成为就业的一条可能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劳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
第三条道路力求在权利和义务之间保持一种新的平衡――不仅仅是在福利方面，而且要进一步关注青年人犯罪和更强调做父母的义务。一种维护家庭的新方法正在形成，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并帮助家庭尤其是最脆弱的家庭。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第三条道路支持民主的复兴并且努力恢复人们对政治的信任。新工党在联合王国内部下放权力：北爱尔兰举行了议会选举，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第一次选举在下一年举行，伦敦市长的选举是地方复兴政府许多步骤之一。
我们为新时代再造政府。政府在这个世纪一直具有足够的能力凋控货币、发放福利，建造房子，甚至发动战争和载人登月球探险。现在需要我们学习新的技能：通过与私人和自愿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而工作，去分担责任和满足人们更多的要求，用新方法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在国际上，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吸毒和环境破坏，这些更为隐蔽和危险的威胁取代了过去冷战的确定性，对付所有这些威胁需要形式灵活的国际合作。
我们拥护合作但并不排斥爱国主义。新工党支持一个强大的、分权的欧洲。支持东扩的欧洲，它有能力有效地处理跨国性的问题，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运用一体化的手段。
这就是第三条道路。一种进步和正义之间结成的新联盟。一种新的支持基础，要把与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又怀疑我们的实现能力的人纳人到我们的队伍之中。
我们尊重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不因循守旧，为了把21世纪构筑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我们会勇往直前！
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全球市场、持续的贫穷和社会排斥、上升的犯罪率。家庭的崩溃、妇女角色的转变、劳动和技术革命、民众对政治的敌意和要求深刻的民主改革，以及许多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环境和安全问题。
人们渴望领导，他们想知道如何适应和成功，在这个变化世界里，如何构筑安全和稳定。
他们接受了中-左派的团结一致、社会公正、责任心以及平等机会的传统价值观。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应该果断地行动起来，超越过时的思维方式。既超越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派。
第三条道路标志着在中-左路线上的新起点。20世纪一直被两大阵营统治着：一种把国家控制视为自己存在目的的原教旨主义左派；另一种是接受这种根本的转向但又主张妥协的更温和的左派。第三条道路是一种严肃的重新评价。它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思想和自由主义这两股巨流的汇合中汲取了活力，但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本世纪的分裂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的政治进步。
整个欧洲的老左派和新右派已采取并不断地采取不同的形式。第三条道路没有统一的蓝图。但欧洲进步的政党有共同的价值，我们所有人都正在适应所面临的新挑战。
英国工党许多年来作为在野党被视为主张大政府的党。国家主义、干预企业、对犯罪软弱无力、漠不关心家庭生活、受压力集团的控制并且热衷于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公共开支；这是多么不公正！
我们还被视为不善于管理公共事务，受工会和生产者的利益的支配，对优胜劣汰和素质关心甚少。右派能够把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转变成普适的灵丹妙药。
在权利和责任、同情心和野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企业经济和消除贫困及排外之间，一种虚假的对立被建立起来。
新工党带头探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它的价值观。
我们的工作尚在初级阶段，但我们边学习边进步。执政的工党正在把第三条道路付诸实施。
在经济方面，我们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也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程度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未来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但得到工会也得到商界领袖的支持。
教育是急需优先考虑的重点。
高等教育水平对未来的国际竞争及未来包容性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有效的新投资推动着学校的根本改革，对那些衰落的学校预定目标并加强干预，从而使未来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
在福利和就业政策上，第三条道路意味着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它成为就业的一条可能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劳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
第三条道路力求在权利和义务之间保持一种新的平衡――不仅仅是在福利方面，而且要进一步关注青年人犯罪和更强调做父母的义务。一种维护家庭的新方法正在形成，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并帮助家庭尤其是最脆弱的家庭。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第三条道路支持民主的复兴并且努力恢复人们对政治的信任。新工党在联合王国内部下放权力：北爱尔兰举行了议会选举，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第一次选举在下一年举行，伦敦市长的选举是地方复兴政府许多步骤之一。
我们为新时代再造政府。政府在这个世纪一直具有足够的能力凋控货币、发放福利，建造房子，甚至发动战争和载人登月球探险。现在需要我们学习新的技能：通过与私人和自愿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而工作，去分担责任和满足人们更多的要求，用新方法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在国际上，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吸毒和环境破坏，这些更为隐蔽和危险的威胁取代了过去冷战的确定性，对付所有这些威胁需要形式灵活的国际合作。
我们拥护合作但并不排斥爱国主义。新工党支持一个强大的、分权的欧洲。支持东扩的欧洲，它有能力有效地处理跨国性的问题，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运用一体化的手段。
这就是第三条道路。一种进步和正义之间结成的新联盟。一种新的支持基础，要把与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又怀疑我们的实现能力的人纳人到我们的队伍之中。
我们尊重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不因循守旧，为了把21世纪构筑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我们会勇往直前！
《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路径分析》
http://www.so100.cn/html/lunwen/ ... 958443999149832.htm
http://www.so100.cn/html/lunwen/ ... 958443999149832.htm
我个人理解，第三条道路的思维，体现了务实开放的思想特征。即打破了原来的意识形态思维，将左、右两方的理论尽量调和。和邓公的非资非社的思路很相似。只不过，吉的“道路”在左派那里成了叛徒的行经；当然，他也为布莱尔赢得了选举。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对目前中国改革的现实意义不是很大，毕竟环境相差得太大了。我赞同朱学勤先生的看法，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制度平台。
吉登斯自己解释的“第三条道路”，与此前国内媒体介绍（二手货）的完全不一样。《新京报》理解为吉本人已经不再提“第三条道路”，究竟是吉登斯真的不再提了，还是该理解为吉本人的理论与国内原来介绍的完全不同，因而称作“不再提”呢？
吉登斯自己解释的“第三条道路”，与此前国内媒体介绍（二手货）的完全不一样。《新京报》理解为吉本人已经不再提“第三条道路”，究竟是吉登斯真的不再提了，还是该理解为吉本人的理论与国内原来介绍的完全不同，因而称作“不再提”呢？
原帖由 张载 于 2007-12-29 13:43 发表
吉的“道路”在左派那里成了叛徒的行经 ...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插入，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向右移了一步，所以才会被左派视为叛徒。
但吉的这种右移，能不能看作是强烈的现实感所致呢？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8-1-5 11:13 发表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插入，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向右移了一步，所以才会被左派视为叛徒。
但吉的这种右移，能不能看作是强烈的现实感所致呢？
应该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向右转,传统上自由主义指的政治方面
老欧洲向新欧洲的转进这个思路对我们脱离意识形态的牢笼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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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张载 于 2008-1-7 19:46 发表
老欧洲向新欧洲的转进这个思路对我们脱离意识形态的牢笼有一定借鉴意义。
“老欧洲向新欧洲的转进”——指的1959年哥德堡会议？
其实自恩格斯起就已经开始转向了。只是列宁把中国又带到了另一个方向。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8-1-8 00:56 发表
自由主义如果展开来，估计没完没了，这里就只谈吉登斯好了。
吉氏是如何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向右转”而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插入”的？请cdr兄展开下。
自由主义有古典,现代之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你说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插入也可以,但你这里自由主义应该是古典,
原帖由 cdr7777 于 2008-1-8 18:19 发表
自由主义有古典,现代之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你说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插入也可以,但你这里自由主义应该是古典,
是的。“自由主义”在学义上一般指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如果是C兄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一般冠以“新自由主义”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