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联合早报 后冷战对中国的困扰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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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西方制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还是制抵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无论是1989年的北京话题，还是2008年的西藏课题，都体现了一个深刻的政治本质：冷战。
冷战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对峙的世界格局并未完全结束，我们可以将1991年之后的弱冷战称之为“后冷战”。
众所周知，冷战的根源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中，冷战双方阵营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以苏联的解体为历史性标志。西方沉浸在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的终结”之喜悦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治秩序、公民社会为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胜利，“到奴役之路”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因此历史终结了。此时，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消退，但在改革、开放之中的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并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相比于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处于一种防守的境地。尽管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加大了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中西方也在交流互动中实践着双赢的良好态势，但中西方却并没有完全跨越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差异，冷战思维依然固执地横亘在双方之间，因此，中西方进入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弱冷战状态，也即“后冷战” 。
受“历史的终结”之鼓舞，西方加强了民主价值在世界推广的热情与步伐，这一民主化在世界各地的浪潮于二十世纪末达到了高潮。西方试图通过外部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中西方对各自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坚持，使中西双方的正常关系受阻。最终，西方进行了战略调整，对中国奉行既合作又遏制的两手政策，认为对话而非孤立更有利于敦促民主的进步。
911事件发生后，世界跨越意识形态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后冷战让位于反恐战争。如今恐怖主义相对衰弱、朝鲜核问题逐渐和解、伊朗核计划构不成威胁之际，中国的快速崛起在西方看来成了寝食难安的威胁。
西方究竟以什么来界定国家利益与威胁？为什么西方对快速崛起的印度没有威胁论，也没有遏制印度崛起的图谋？因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同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阐述了西方界定自己利益的标准：“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以体制、民主政治划分阵营，是冷战的标志。中国的民主现状与快速崛起使西方的冷战思维加温发酵。在此国际背景下，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使中国备受困扰，为此，2007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见，在一个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呼吁。未来的趋势，只要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民主的差异，后冷战不可避免，更为糟糕的是，后冷战有加剧的极大可能。西方非议、甚至扬言制抵北京奥运，怂恿、支持分裂分子在中国境内外进行恐怖活动，甚至通过所谓 “西藏问题决议”，就是在这一后冷战背景下进行的。
后冷战的特点：
★ 既合作又遏制。在世界政治力量逐渐多极化的形势下，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未来还有印度等，世界问题需要各极协作，比如反恐、核问题、气候问题等。遏制是为了保持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合作与遏制符合后冷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论。相对于冷战赤裸裸的对抗，后冷战的遏制常常更具隐瞒性与欺骗性。比如，西方为了在地缘政治上削弱中国，就试图利用台湾和西藏问题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欺骗的伎俩是一方面声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制造两岸对峙。表面上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实际上怂恿、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从事分裂、恐怖活动。后冷战是合作？还是遏制？不仅决定于各自实力，也决定于世界形势。911事件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冷战思维，恳请世界反恐合作。各极利益的公约数越大，则合作成分也越大，反之，遏制则越大。
★ 相互依存。与冷战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同，后冷战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1989年后，西方放弃全面遏制政策，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与对话，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在提高是一个主要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崛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加深，各极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后冷战的对峙程度较为缓和的主要原因。
★ 单向性。与冷战时期双方对意识形态激烈争斗不同，后冷战中，社会主义思潮在消退，最多也只是在坚守，没有了往昔对资本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的民主价值在“历史的终结”之优越感中，呈现对于非民主政治的围攻态势。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诉求等，都呈现出在改革中与世界接轨的迹象。后冷战的未来走势，是加剧后冷战，还是消解后冷战？取决于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意识形态的诉求与民主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面对后冷战的困境是严峻的，关乎国家能否和平崛起。挑战是现实的，关乎能否继续扩大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提高相互合作、减少被遏制，以国家崛起、世界和谐为本务实地借鉴世界民主政治文明解放思想、推进民主改革。（文/邓诗来）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4/t20080416_763735.html
来源：联合早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无论是西方制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还是制抵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无论是1989年的北京话题，还是2008年的西藏课题，都体现了一个深刻的政治本质：冷战。
冷战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对峙的世界格局并未完全结束，我们可以将1991年之后的弱冷战称之为“后冷战”。
众所周知，冷战的根源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中，冷战双方阵营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以苏联的解体为历史性标志。西方沉浸在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的终结”之喜悦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治秩序、公民社会为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胜利，“到奴役之路”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因此历史终结了。此时，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消退，但在改革、开放之中的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并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相比于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处于一种防守的境地。尽管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加大了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中西方也在交流互动中实践着双赢的良好态势，但中西方却并没有完全跨越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差异，冷战思维依然固执地横亘在双方之间，因此，中西方进入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弱冷战状态，也即“后冷战” 。
受“历史的终结”之鼓舞，西方加强了民主价值在世界推广的热情与步伐，这一民主化在世界各地的浪潮于二十世纪末达到了高潮。西方试图通过外部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中西方对各自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坚持，使中西双方的正常关系受阻。最终，西方进行了战略调整，对中国奉行既合作又遏制的两手政策，认为对话而非孤立更有利于敦促民主的进步。
911事件发生后，世界跨越意识形态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后冷战让位于反恐战争。如今恐怖主义相对衰弱、朝鲜核问题逐渐和解、伊朗核计划构不成威胁之际，中国的快速崛起在西方看来成了寝食难安的威胁。
西方究竟以什么来界定国家利益与威胁？为什么西方对快速崛起的印度没有威胁论，也没有遏制印度崛起的图谋？因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同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阐述了西方界定自己利益的标准：“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以体制、民主政治划分阵营，是冷战的标志。中国的民主现状与快速崛起使西方的冷战思维加温发酵。在此国际背景下，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使中国备受困扰，为此，2007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见，在一个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呼吁。未来的趋势，只要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民主的差异，后冷战不可避免，更为糟糕的是，后冷战有加剧的极大可能。西方非议、甚至扬言制抵北京奥运，怂恿、支持分裂分子在中国境内外进行恐怖活动，甚至通过所谓 “西藏问题决议”，就是在这一后冷战背景下进行的。
后冷战的特点：
★ 既合作又遏制。在世界政治力量逐渐多极化的形势下，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未来还有印度等，世界问题需要各极协作，比如反恐、核问题、气候问题等。遏制是为了保持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合作与遏制符合后冷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论。相对于冷战赤裸裸的对抗，后冷战的遏制常常更具隐瞒性与欺骗性。比如，西方为了在地缘政治上削弱中国，就试图利用台湾和西藏问题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欺骗的伎俩是一方面声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制造两岸对峙。表面上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实际上怂恿、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从事分裂、恐怖活动。后冷战是合作？还是遏制？不仅决定于各自实力，也决定于世界形势。911事件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冷战思维，恳请世界反恐合作。各极利益的公约数越大，则合作成分也越大，反之，遏制则越大。
★ 相互依存。与冷战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同，后冷战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1989年后，西方放弃全面遏制政策，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与对话，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在提高是一个主要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崛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加深，各极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后冷战的对峙程度较为缓和的主要原因。
★ 单向性。与冷战时期双方对意识形态激烈争斗不同，后冷战中，社会主义思潮在消退，最多也只是在坚守，没有了往昔对资本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的民主价值在“历史的终结”之优越感中，呈现对于非民主政治的围攻态势。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诉求等，都呈现出在改革中与世界接轨的迹象。后冷战的未来走势，是加剧后冷战，还是消解后冷战？取决于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意识形态的诉求与民主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面对后冷战的困境是严峻的，关乎国家能否和平崛起。挑战是现实的，关乎能否继续扩大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提高相互合作、减少被遏制，以国家崛起、世界和谐为本务实地借鉴世界民主政治文明解放思想、推进民主改革。（文/邓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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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西方制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还是制抵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无论是1989年的北京话题，还是2008年的西藏课题，都体现了一个深刻的政治本质：冷战。
冷战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对峙的世界格局并未完全结束，我们可以将1991年之后的弱冷战称之为“后冷战”。
众所周知，冷战的根源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中，冷战双方阵营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以苏联的解体为历史性标志。西方沉浸在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的终结”之喜悦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治秩序、公民社会为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胜利，“到奴役之路”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因此历史终结了。此时，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消退，但在改革、开放之中的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并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相比于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处于一种防守的境地。尽管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加大了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中西方也在交流互动中实践着双赢的良好态势，但中西方却并没有完全跨越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差异，冷战思维依然固执地横亘在双方之间，因此，中西方进入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弱冷战状态，也即“后冷战” 。
受“历史的终结”之鼓舞，西方加强了民主价值在世界推广的热情与步伐，这一民主化在世界各地的浪潮于二十世纪末达到了高潮。西方试图通过外部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中西方对各自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坚持，使中西双方的正常关系受阻。最终，西方进行了战略调整，对中国奉行既合作又遏制的两手政策，认为对话而非孤立更有利于敦促民主的进步。
911事件发生后，世界跨越意识形态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后冷战让位于反恐战争。如今恐怖主义相对衰弱、朝鲜核问题逐渐和解、伊朗核计划构不成威胁之际，中国的快速崛起在西方看来成了寝食难安的威胁。
西方究竟以什么来界定国家利益与威胁？为什么西方对快速崛起的印度没有威胁论，也没有遏制印度崛起的图谋？因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同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阐述了西方界定自己利益的标准：“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以体制、民主政治划分阵营，是冷战的标志。中国的民主现状与快速崛起使西方的冷战思维加温发酵。在此国际背景下，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使中国备受困扰，为此，2007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见，在一个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呼吁。未来的趋势，只要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民主的差异，后冷战不可避免，更为糟糕的是，后冷战有加剧的极大可能。西方非议、甚至扬言制抵北京奥运，怂恿、支持分裂分子在中国境内外进行恐怖活动，甚至通过所谓 “西藏问题决议”，就是在这一后冷战背景下进行的。
后冷战的特点：
★ 既合作又遏制。在世界政治力量逐渐多极化的形势下，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未来还有印度等，世界问题需要各极协作，比如反恐、核问题、气候问题等。遏制是为了保持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合作与遏制符合后冷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论。相对于冷战赤裸裸的对抗，后冷战的遏制常常更具隐瞒性与欺骗性。比如，西方为了在地缘政治上削弱中国，就试图利用台湾和西藏问题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欺骗的伎俩是一方面声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制造两岸对峙。表面上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实际上怂恿、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从事分裂、恐怖活动。后冷战是合作？还是遏制？不仅决定于各自实力，也决定于世界形势。911事件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冷战思维，恳请世界反恐合作。各极利益的公约数越大，则合作成分也越大，反之，遏制则越大。
★ 相互依存。与冷战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同，后冷战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1989年后，西方放弃全面遏制政策，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与对话，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在提高是一个主要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崛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加深，各极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后冷战的对峙程度较为缓和的主要原因。
★ 单向性。与冷战时期双方对意识形态激烈争斗不同，后冷战中，社会主义思潮在消退，最多也只是在坚守，没有了往昔对资本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的民主价值在“历史的终结”之优越感中，呈现对于非民主政治的围攻态势。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诉求等，都呈现出在改革中与世界接轨的迹象。后冷战的未来走势，是加剧后冷战，还是消解后冷战？取决于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意识形态的诉求与民主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面对后冷战的困境是严峻的，关乎国家能否和平崛起。挑战是现实的，关乎能否继续扩大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提高相互合作、减少被遏制，以国家崛起、世界和谐为本务实地借鉴世界民主政治文明解放思想、推进民主改革。（文/邓诗来）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4/t20080416_763735.html
来源：联合早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无论是西方制抵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还是制抵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无论是1989年的北京话题，还是2008年的西藏课题，都体现了一个深刻的政治本质：冷战。
冷战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对峙的世界格局并未完全结束，我们可以将1991年之后的弱冷战称之为“后冷战”。
众所周知，冷战的根源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中，冷战双方阵营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以苏联的解体为历史性标志。西方沉浸在福山所描述的“历史的终结”之喜悦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以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治秩序、公民社会为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胜利，“到奴役之路”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因此历史终结了。此时，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消退，但在改革、开放之中的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并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相比于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处于一种防守的境地。尽管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加大了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中西方也在交流互动中实践着双赢的良好态势，但中西方却并没有完全跨越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差异，冷战思维依然固执地横亘在双方之间，因此，中西方进入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弱冷战状态，也即“后冷战” 。
受“历史的终结”之鼓舞，西方加强了民主价值在世界推广的热情与步伐，这一民主化在世界各地的浪潮于二十世纪末达到了高潮。西方试图通过外部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中西方对各自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坚持，使中西双方的正常关系受阻。最终，西方进行了战略调整，对中国奉行既合作又遏制的两手政策，认为对话而非孤立更有利于敦促民主的进步。
911事件发生后，世界跨越意识形态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后冷战让位于反恐战争。如今恐怖主义相对衰弱、朝鲜核问题逐渐和解、伊朗核计划构不成威胁之际，中国的快速崛起在西方看来成了寝食难安的威胁。
西方究竟以什么来界定国家利益与威胁？为什么西方对快速崛起的印度没有威胁论，也没有遏制印度崛起的图谋？因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国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同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阐述了西方界定自己利益的标准：“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以体制、民主政治划分阵营，是冷战的标志。中国的民主现状与快速崛起使西方的冷战思维加温发酵。在此国际背景下，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使中国备受困扰，为此，2007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见，在一个仍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这是不切实际的呼吁。未来的趋势，只要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民主的差异，后冷战不可避免，更为糟糕的是，后冷战有加剧的极大可能。西方非议、甚至扬言制抵北京奥运，怂恿、支持分裂分子在中国境内外进行恐怖活动，甚至通过所谓 “西藏问题决议”，就是在这一后冷战背景下进行的。
后冷战的特点：
★ 既合作又遏制。在世界政治力量逐渐多极化的形势下，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未来还有印度等，世界问题需要各极协作，比如反恐、核问题、气候问题等。遏制是为了保持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合作与遏制符合后冷战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论。相对于冷战赤裸裸的对抗，后冷战的遏制常常更具隐瞒性与欺骗性。比如，西方为了在地缘政治上削弱中国，就试图利用台湾和西藏问题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欺骗的伎俩是一方面声称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制造两岸对峙。表面上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实际上怂恿、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从事分裂、恐怖活动。后冷战是合作？还是遏制？不仅决定于各自实力，也决定于世界形势。911事件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放弃冷战思维，恳请世界反恐合作。各极利益的公约数越大，则合作成分也越大，反之，遏制则越大。
★ 相互依存。与冷战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同，后冷战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1989年后，西方放弃全面遏制政策，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与对话，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在提高是一个主要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崛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加深，各极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紧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也是后冷战的对峙程度较为缓和的主要原因。
★ 单向性。与冷战时期双方对意识形态激烈争斗不同，后冷战中，社会主义思潮在消退，最多也只是在坚守，没有了往昔对资本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的民主价值在“历史的终结”之优越感中，呈现对于非民主政治的围攻态势。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诉求等，都呈现出在改革中与世界接轨的迹象。后冷战的未来走势，是加剧后冷战，还是消解后冷战？取决于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意识形态的诉求与民主进程。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面对后冷战的困境是严峻的，关乎国家能否和平崛起。挑战是现实的，关乎能否继续扩大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提高相互合作、减少被遏制，以国家崛起、世界和谐为本务实地借鉴世界民主政治文明解放思想、推进民主改革。（文/邓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