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张闻天的“总书记问题”：一桩未了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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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7日 09:20《党史文苑》作者： 李庆英 编辑： 刘志明
张闻天是我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虽然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历史情况，特别是他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这段历史，却一度被搅乱，至今还是党史上一桩未能了却的历史公案。
公案的由来：“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１９７６年７月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很快，“四人帮”被打倒，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追悼会，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即遵义会议。这个悼词当然是经过中央审定的。可见，当时党中央是肯定张闻天曾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１９８０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赫然写着：“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这种看法曾在一段时间里代表着党内和学界的共识。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党内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因为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搞得十分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时曾说：“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所以，此后一段时间里，党内一些老同志写建国前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等方面的回忆录，以及史学界有关的研究，都空前地繁荣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部门于１９８２年发现了一份经陈云确认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与此同时，党史界也开始了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的工作。而且，为了做好资料征集工作，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遵义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１９８４年９月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此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等都还健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陈云还就遵义会议调查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份书面的《答复》。
由于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提到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加上他所写的《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于是，张闻天的生平履历被作了重大修改——其遵义会议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这时，史学界也是闻风而动，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也迅速跟了上来。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
于是，此后出版的相关著述中，在提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时，几乎都变成了“负总责”。２００１年由权威部门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样，“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的说法，就成为目前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所任最高职务的权威定论。
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被改为“负总责”以后，党内和学界就有人在为他鸣不平，并向这个权威的“新定论”提出了挑战。杨尚昆、刘英、邓力群、何方、张培森等就在回忆文章和研究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史料，证明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首先必须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一）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党的总书记？
（１）关于向忠发是否当过总书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党史权威部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向忠发被捕前的党内职务名称仍坚持认为是“主席”，这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底至７月初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因此，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这样，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
（２）“总负责”的由来。１９３１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多事之秋。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失节。二人相继叛变，不仅导致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暂时瘫痪，也造成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空缺。没了向忠发，谁当总书记？这个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当时，王明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总书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为在向忠发叛变前，王明已经是党的实际决策者，他当总书记，只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但王明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鉴于国内党内发生的一切，被捕、叛变、坐牢、杀头……，此时王明觉得总书记的位子对他未必合适。他看上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一职务。待在苏联共产国际，既可以遥控国内的党中央，又可以远离凶险和不测。于是王明选择了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第二个最可能的人选是周恩来，他是当时留在上海的惟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立的三位常委中的另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说，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但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以早在头年１０月中央就已决定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婉辞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权力中心，还有一个人——后来叛变了的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惟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曾毛遂自荐，提出自己想当总书记。但在王明看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并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
经过一番权衡，王明选中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即秦邦宪。他属于米夫派，和王明私交很好。于是，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一天，周、王通知他：周将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任团长，请他主持中央工作。博古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说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商妥，再电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由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有不同意见，所以周、王、卢及博古来到一个小酒店聚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这样，王明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博、张于９月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９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６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这样，年仅２４岁的博古就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３）关于遵义会议前博古在党内的任职情况。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李德称长征途中的博古为“总负责同志”的镜头。其实，此时称博古为“总负责”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和考证，早在长征前夕（至少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时），博古就是正式名义上的党中央总书记了。博古是１９３２年底与陈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到达江西瑞金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总书记。对此，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张闻天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
更重要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博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推选为总书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在弄清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前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情况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史实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１）党内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两次提到：“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杨尚昆谈到：“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中谈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担任……”黄克诚在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发表在《解放军报》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２）张闻天本人的“整风笔记”。张闻天平时很少谈自己过去的历史，但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他在“整风笔记”中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从张闻天“反省笔记”中的这些记述中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的“整风笔记”除在自我批评和颂扬毛泽东的问题上有颇多过头之处外，对党史事实的叙述在延安整风中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关于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合法与否就是据它确定的。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就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一部分人为什么不承认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的事实，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六届五中全会是“非法”的。那么，既然承认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那么，博古是总书记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了。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整风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而是以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回忆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３）国外知情者留下的文献。不但党内，就连知情的外国人，也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长征前夕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外国人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亲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４）党的正式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还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总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一篇书面《答复》。但是从此，史学界在提及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时，却普遍地都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近年来，权威的党史和党内重要领导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又在“负中央总的责任”后面加注了一句“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真是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为何也称张闻天为“负总责”了？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史实，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当事人和重要知情者在事后的回忆录中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但是，翻开近年出版的这些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却让人有惊讶的发现：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也一律变成了“负总责”。2007年12月17日 09:20《党史文苑》作者： 李庆英 编辑： 刘志明
张闻天是我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虽然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历史情况，特别是他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这段历史，却一度被搅乱，至今还是党史上一桩未能了却的历史公案。
公案的由来：“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１９７６年７月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很快，“四人帮”被打倒，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追悼会，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即遵义会议。这个悼词当然是经过中央审定的。可见，当时党中央是肯定张闻天曾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１９８０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赫然写着：“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这种看法曾在一段时间里代表着党内和学界的共识。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党内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因为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搞得十分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时曾说：“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所以，此后一段时间里，党内一些老同志写建国前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等方面的回忆录，以及史学界有关的研究，都空前地繁荣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部门于１９８２年发现了一份经陈云确认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与此同时，党史界也开始了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的工作。而且，为了做好资料征集工作，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遵义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１９８４年９月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此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等都还健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陈云还就遵义会议调查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份书面的《答复》。
由于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提到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加上他所写的《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于是，张闻天的生平履历被作了重大修改——其遵义会议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这时，史学界也是闻风而动，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也迅速跟了上来。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
于是，此后出版的相关著述中，在提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时，几乎都变成了“负总责”。２００１年由权威部门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样，“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的说法，就成为目前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所任最高职务的权威定论。
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被改为“负总责”以后，党内和学界就有人在为他鸣不平，并向这个权威的“新定论”提出了挑战。杨尚昆、刘英、邓力群、何方、张培森等就在回忆文章和研究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史料，证明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首先必须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一）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党的总书记？
（１）关于向忠发是否当过总书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党史权威部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向忠发被捕前的党内职务名称仍坚持认为是“主席”，这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底至７月初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因此，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这样，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
（２）“总负责”的由来。１９３１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多事之秋。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失节。二人相继叛变，不仅导致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暂时瘫痪，也造成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空缺。没了向忠发，谁当总书记？这个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当时，王明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总书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为在向忠发叛变前，王明已经是党的实际决策者，他当总书记，只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但王明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鉴于国内党内发生的一切，被捕、叛变、坐牢、杀头……，此时王明觉得总书记的位子对他未必合适。他看上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一职务。待在苏联共产国际，既可以遥控国内的党中央，又可以远离凶险和不测。于是王明选择了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第二个最可能的人选是周恩来，他是当时留在上海的惟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立的三位常委中的另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说，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但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以早在头年１０月中央就已决定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婉辞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权力中心，还有一个人——后来叛变了的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惟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曾毛遂自荐，提出自己想当总书记。但在王明看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并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
经过一番权衡，王明选中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即秦邦宪。他属于米夫派，和王明私交很好。于是，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一天，周、王通知他：周将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任团长，请他主持中央工作。博古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说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商妥，再电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由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有不同意见，所以周、王、卢及博古来到一个小酒店聚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这样，王明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博、张于９月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９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６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这样，年仅２４岁的博古就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３）关于遵义会议前博古在党内的任职情况。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李德称长征途中的博古为“总负责同志”的镜头。其实，此时称博古为“总负责”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和考证，早在长征前夕（至少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时），博古就是正式名义上的党中央总书记了。博古是１９３２年底与陈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到达江西瑞金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总书记。对此，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张闻天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
更重要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博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推选为总书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在弄清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前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情况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史实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１）党内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两次提到：“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杨尚昆谈到：“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中谈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担任……”黄克诚在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发表在《解放军报》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２）张闻天本人的“整风笔记”。张闻天平时很少谈自己过去的历史，但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他在“整风笔记”中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从张闻天“反省笔记”中的这些记述中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的“整风笔记”除在自我批评和颂扬毛泽东的问题上有颇多过头之处外，对党史事实的叙述在延安整风中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关于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合法与否就是据它确定的。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就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一部分人为什么不承认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的事实，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六届五中全会是“非法”的。那么，既然承认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那么，博古是总书记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了。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整风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而是以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回忆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３）国外知情者留下的文献。不但党内，就连知情的外国人，也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长征前夕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外国人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亲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４）党的正式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还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总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一篇书面《答复》。但是从此，史学界在提及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时，却普遍地都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近年来，权威的党史和党内重要领导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又在“负中央总的责任”后面加注了一句“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真是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为何也称张闻天为“负总责”了？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史实，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当事人和重要知情者在事后的回忆录中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但是，翻开近年出版的这些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却让人有惊讶的发现：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也一律变成了“负总责”。
张闻天是我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虽然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历史情况，特别是他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这段历史，却一度被搅乱，至今还是党史上一桩未能了却的历史公案。
公案的由来：“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１９７６年７月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很快，“四人帮”被打倒，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追悼会，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即遵义会议。这个悼词当然是经过中央审定的。可见，当时党中央是肯定张闻天曾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１９８０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赫然写着：“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这种看法曾在一段时间里代表着党内和学界的共识。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党内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因为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搞得十分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时曾说：“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所以，此后一段时间里，党内一些老同志写建国前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等方面的回忆录，以及史学界有关的研究，都空前地繁荣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部门于１９８２年发现了一份经陈云确认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与此同时，党史界也开始了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的工作。而且，为了做好资料征集工作，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遵义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１９８４年９月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此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等都还健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陈云还就遵义会议调查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份书面的《答复》。
由于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提到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加上他所写的《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于是，张闻天的生平履历被作了重大修改——其遵义会议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这时，史学界也是闻风而动，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也迅速跟了上来。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
于是，此后出版的相关著述中，在提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时，几乎都变成了“负总责”。２００１年由权威部门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样，“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的说法，就成为目前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所任最高职务的权威定论。
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被改为“负总责”以后，党内和学界就有人在为他鸣不平，并向这个权威的“新定论”提出了挑战。杨尚昆、刘英、邓力群、何方、张培森等就在回忆文章和研究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史料，证明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首先必须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一）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党的总书记？
（１）关于向忠发是否当过总书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党史权威部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向忠发被捕前的党内职务名称仍坚持认为是“主席”，这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底至７月初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因此，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这样，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
（２）“总负责”的由来。１９３１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多事之秋。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失节。二人相继叛变，不仅导致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暂时瘫痪，也造成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空缺。没了向忠发，谁当总书记？这个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当时，王明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总书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为在向忠发叛变前，王明已经是党的实际决策者，他当总书记，只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但王明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鉴于国内党内发生的一切，被捕、叛变、坐牢、杀头……，此时王明觉得总书记的位子对他未必合适。他看上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一职务。待在苏联共产国际，既可以遥控国内的党中央，又可以远离凶险和不测。于是王明选择了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第二个最可能的人选是周恩来，他是当时留在上海的惟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立的三位常委中的另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说，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但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以早在头年１０月中央就已决定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婉辞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权力中心，还有一个人——后来叛变了的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惟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曾毛遂自荐，提出自己想当总书记。但在王明看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并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
经过一番权衡，王明选中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即秦邦宪。他属于米夫派，和王明私交很好。于是，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一天，周、王通知他：周将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任团长，请他主持中央工作。博古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说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商妥，再电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由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有不同意见，所以周、王、卢及博古来到一个小酒店聚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这样，王明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博、张于９月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９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６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这样，年仅２４岁的博古就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３）关于遵义会议前博古在党内的任职情况。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李德称长征途中的博古为“总负责同志”的镜头。其实，此时称博古为“总负责”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和考证，早在长征前夕（至少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时），博古就是正式名义上的党中央总书记了。博古是１９３２年底与陈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到达江西瑞金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总书记。对此，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张闻天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
更重要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博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推选为总书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在弄清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前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情况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史实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１）党内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两次提到：“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杨尚昆谈到：“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中谈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担任……”黄克诚在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发表在《解放军报》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２）张闻天本人的“整风笔记”。张闻天平时很少谈自己过去的历史，但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他在“整风笔记”中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从张闻天“反省笔记”中的这些记述中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的“整风笔记”除在自我批评和颂扬毛泽东的问题上有颇多过头之处外，对党史事实的叙述在延安整风中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关于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合法与否就是据它确定的。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就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一部分人为什么不承认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的事实，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六届五中全会是“非法”的。那么，既然承认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那么，博古是总书记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了。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整风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而是以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回忆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３）国外知情者留下的文献。不但党内，就连知情的外国人，也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长征前夕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外国人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亲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４）党的正式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还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总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一篇书面《答复》。但是从此，史学界在提及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时，却普遍地都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近年来，权威的党史和党内重要领导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又在“负中央总的责任”后面加注了一句“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真是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为何也称张闻天为“负总责”了？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史实，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当事人和重要知情者在事后的回忆录中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但是，翻开近年出版的这些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却让人有惊讶的发现：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也一律变成了“负总责”。2007年12月17日 09:20《党史文苑》作者： 李庆英 编辑： 刘志明
张闻天是我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上，张闻天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一度被埋没和抹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含冤逝世的张闻天虽然得到了隆重的平反昭雪，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历史情况，特别是他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这段历史，却一度被搅乱，至今还是党史上一桩未能了却的历史公案。
公案的由来：“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１９７６年７月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很快，“四人帮”被打倒，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追悼会，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次会议即遵义会议。这个悼词当然是经过中央审定的。可见，当时党中央是肯定张闻天曾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１９８０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也赫然写着：“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说，这种看法曾在一段时间里代表着党内和学界的共识。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党内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因为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搞得十分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时曾说：“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所以，此后一段时间里，党内一些老同志写建国前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等方面的回忆录，以及史学界有关的研究，都空前地繁荣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部门于１９８２年发现了一份经陈云确认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
与此同时，党史界也开始了收集整理党史资料的工作。而且，为了做好资料征集工作，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遵义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１９８４年９月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此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等都还健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陈云还就遵义会议调查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份书面的《答复》。
由于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提到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加上他所写的《答复》中指出，“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于是，张闻天的生平履历被作了重大修改——其遵义会议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
这时，史学界也是闻风而动，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也迅速跟了上来。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
于是，此后出版的相关著述中，在提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时，几乎都变成了“负总责”。２００１年由权威部门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样，“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的说法，就成为目前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所任最高职务的权威定论。
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被改为“负总责”以后，党内和学界就有人在为他鸣不平，并向这个权威的“新定论”提出了挑战。杨尚昆、刘英、邓力群、何方、张培森等就在回忆文章和研究中披露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史料，证明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究竟是“习惯上”所称的“总书记”，还是正式职务意义上的“总书记”？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首先必须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一）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党的总书记？
（１）关于向忠发是否当过总书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党史权威部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向忠发被捕前的党内职务名称仍坚持认为是“主席”，这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底至７月初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因此，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这样，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
（２）“总负责”的由来。１９３１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多事之秋。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失节。二人相继叛变，不仅导致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暂时瘫痪，也造成了中央最高权力的空缺。没了向忠发，谁当总书记？这个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当时，王明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总书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因为在向忠发叛变前，王明已经是党的实际决策者，他当总书记，只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但王明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鉴于国内党内发生的一切，被捕、叛变、坐牢、杀头……，此时王明觉得总书记的位子对他未必合适。他看上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一职务。待在苏联共产国际，既可以遥控国内的党中央，又可以远离凶险和不测。于是王明选择了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第二个最可能的人选是周恩来，他是当时留在上海的惟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立的三位常委中的另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说，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但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以早在头年１０月中央就已决定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婉辞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权力中心，还有一个人——后来叛变了的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惟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曾毛遂自荐，提出自己想当总书记。但在王明看来，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并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
经过一番权衡，王明选中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即秦邦宪。他属于米夫派，和王明私交很好。于是，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一天，周、王通知他：周将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任团长，请他主持中央工作。博古提出这样安排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说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商妥，再电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由于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有不同意见，所以周、王、卢及博古来到一个小酒店聚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这样，王明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博、张于９月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９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６人组成，秦邦宪负总责。这样，年仅２４岁的博古就一跃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
（３）关于遵义会议前博古在党内的任职情况。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李德称长征途中的博古为“总负责同志”的镜头。其实，此时称博古为“总负责”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根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和考证，早在长征前夕（至少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时），博古就是正式名义上的党中央总书记了。博古是１９３２年底与陈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到达江西瑞金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委员的联席会。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总书记。对此，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张闻天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
更重要的是，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博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推选为总书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在弄清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前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情况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史实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１）党内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闻天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两次提到：“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杨尚昆谈到：“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中谈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担任……”黄克诚在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发表在《解放军报》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２）张闻天本人的“整风笔记”。张闻天平时很少谈自己过去的历史，但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他在“整风笔记”中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从张闻天“反省笔记”中的这些记述中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的“整风笔记”除在自我批评和颂扬毛泽东的问题上有颇多过头之处外，对党史事实的叙述在延安整风中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关于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合法与否就是据它确定的。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就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党内一部分人为什么不承认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总书记”的事实，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六届五中全会是“非法”的。那么，既然承认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那么，博古是总书记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了。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整风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而是以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回忆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３）国外知情者留下的文献。不但党内，就连知情的外国人，也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长征前夕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外国人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亲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４）党的正式文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还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总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一篇书面《答复》。但是从此，史学界在提及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的职务时，却普遍地都由“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近年来，权威的党史和党内重要领导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又在“负中央总的责任”后面加注了一句“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真是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回忆录中为何也称张闻天为“负总责”了？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史实，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当事人和重要知情者在事后的回忆录中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但是，翻开近年出版的这些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却让人有惊讶的发现：在涉及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也一律变成了“负总责”。
（一）两个代表性的例子。
例一：杨尚昆晚年的回忆录。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当年他以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且他本和张闻天有着半个世纪的亲密的情谊。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杨尚昆晚年曾谈到：“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对于杨尚昆同志晚年披露的这段史实，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以前没有人说过”的历史真相，“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充分表现了尚昆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是，翻开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又让人困惑难解。据回忆录的“出版后记”介绍：杨尚昆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后，自１９９５年起酝酿撰写回忆录，并同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谈过，１９９７年５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这一工作。关于撰写回忆录，“杨尚昆同志先后进行了几十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他的生平和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并对整理出来的初稿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到１９９８年９月他逝世前，建国前部分的回忆录已基本完稿”。由此可见，这部回忆录中关于建国前部分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经杨尚昆本人审阅过的。《杨尚昆回忆录》中辟有“遵义会议的回顾”专节，内中有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的细节：
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是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因为当时没有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
同是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问题，同是杨尚昆同志本人晚年的谈话或回忆，那么，为什么他在同刘英的谈话中提出的是“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而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却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和“当时没有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
例二：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自述。可以说，对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情况最了解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是党内资历很深的革命家，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遵义会议后一直跟随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接替了邓小平中央纵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中央到达陕北后，刘英和张闻天结为伴侣，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因此，直到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内部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一位。１９７９年８月，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说：“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但是，最近出版的《刘英自述》收入了刘英在纪念长征胜利５０周年时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对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叙述：
关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２月５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着闻天走了。
那么，一向坚持认为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刘英，为何也在她的回忆录中改称张闻天为“负总的责任”了呢？
（二）当事人和知情者为何改变了对张闻天党内任职的称法？
其实，无论是杨尚昆，还是刘英本人，他们的回忆录中出现这样的变动，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被迫为之。据有的研究者披露，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履历被改为“负总责”时，刘英就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于是，１９８３年７月的一天，她曾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她说那时候她就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她和张闻天结婚，毛主席说她是娘娘也就是因为张闻天是总书记。怎么一下子变成“负总责”哩？她想不通，但是当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劝说下，才在此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上称为总书记”的话。但在多次谈话中，刘英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则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
至于其他一些人对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前后不一的表述，有的研究者作了这样的分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陈云的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书面《答复》被奉为圭臬，由此，张闻天履历上的“总书记”也就被改成了“负总责”。此后，在涉及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一些史书和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后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并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人家给改了，否则也许出不来。”杨尚昆晚年的谈话与其回忆录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吧。
一场争论引发的几点思考
但是，必须看到，关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问题，目前在党内和史学界还未达成最后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还存有争论。坚持张闻天不称为“总书记”的一方认为，应拿出确凿的原始档案来证明张闻天曾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而目前可以证明张闻天不是“总书记”的却有两份历史文献：一份是陈云写于１９３５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上面只是说“常委再进行分工”，而没提选举总书记一事；另一份是１９３８年４月张闻天本人在《新华日报》刊登的一份否认“总书记”的“声明”。
笔者认为，要进一步认识这场争论，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一）如何看待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书面《答复》？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因此，他会后撰写的这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份文献是１９５６年由中办从苏联接手进来的，１９８２年被中央党史部门发现经陈云确认，上面并未提遵义会议选举总书记一事。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陈云还就遵义会议有关问题写了一份书面《答复》，答复中说：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和思考。例如，何方对《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以及《遵义会议文献》的内容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质疑。兹摘引如下：
其一，遵义会议后不到八年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专门清算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强，又时隔不久，记忆犹新，留下了大量书面材料，怎么可能连有无书记处和常委都弄不清？
其二，起码从五大算起就一直设有常委，怎么到六届五中全会竟无缘无故地给取消了？既然没有常委，毛泽东又怎么会“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是会后一个多月写的《传达提纲》（即使写于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还是事隔四十八年后写的《答复》可靠？
其三，既然没有书记处或常委会，怎么能长期以书记处的名义号令全党并和共产国际联系？六届五中全会后不到一年作出的《遵义会议决议》又怎么会多处提到并不存在的书记处？１９３７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和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又从何说起？
其四，《遵义会议文献》选材的标准又是什么？在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上，为什么一概不用许多不同于陈云的说法，如中央关于“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邓小平对张闻天的《悼词》、《彭德怀自述》等？对挑选的人又为什么只摘一方面的说法而不用或删去另方面的说法？如为什么对周恩来多次谈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话不用（包括文革期间说的“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
（二）如何看待张闻天１９３８年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并无所谓总书记”的“声明”？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６日，张闻天因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马的访问记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２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有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张闻天的这份声明写于１９３７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不久。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王明、陈云、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按照共产国际可能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根据有关资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更重视毛泽东，一直在宣传毛泽东，却从未宣传过博古、洛甫、甚至王明），改组书记处，增补上述三人为书记，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总书记，但仍由书记之一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闻天具有不争权和不愿多出头的品德，因此，在这样背景下，有人再称他是“总书记”，显然让张闻天本人觉得不合适。这或许就是张闻天之所以刊登这份声明背后的一个重要潜台词吧。
（三）如何看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党中央总书记与毛泽东领导地位在党内的确立？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在对遵义会议所作的组织变动上，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二是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三是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但是，从遵义会议的史实看，遵义会议虽然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他还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者是周恩来，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因此，说中央以毛泽东为首是不准确的。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似乎也不够准确。但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确实是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军长征中的一些重大军事战略是毛泽东提出的，在执行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毛泽东的战略办的。因此，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这其实与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并不矛盾，承认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并不会削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实际上，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和名义，是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十二月会议之前，多说也就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从六届六中全会到１９４３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为书记之一虽然主持党的工作，不过，按照共产国际指导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决议精神，他已主动将党内“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了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因此，从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时期里，张闻天只是党内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是毛泽东。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也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从这时起才真正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总之，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为首（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正如刘英在回忆录中所说：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他与毛泽东“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长征初期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挽救党和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斗争，到陕北后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过黄河东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抵制和批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闻天对毛主席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听毛主席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主席的主张、方针、策略在闻天这里畅通无阻，能够及时得到贯彻”。难怪毛泽东也禁不住地多次对别人说：“洛甫同志是不争权的”。
近年来关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
自整风后期和七大以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远离了中央领导核心。逐渐地，知道张闻天的人少了，更没几个人知道他当过总书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员的身份亮了一下相。从此以后，他就完全在备受折磨中销声匿迹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十分清晰，但是，这段历史却在党史上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针对这种情况，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呵。”
可喜的是，这种“拨乱反正”已在悄然地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有关张闻天的大量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报刊和其他一些出版物中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也开始多了起来。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当事人开始重新提出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当事人的谈话和学者的研究文章多散见于一些非主流的刊物之中，故影响面不大。可喜的是，一些影响较大的党报也开始刊登关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方面的文章。例如，在张闻天诞辰１０５周年之际，一些报刊刊登了纪念文章，有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及张闻天是总书记，首都的党报——《北京日报》就相继刊发了《当事人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１０月２４日）和《对张闻天任总书记职务的补充》（１１月７日）两篇文章，披露了有关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一些珍贵资料。
其二，权威党史部门在纪念张闻天诞辰１０５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肯定张闻天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下旬，为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１０５周年、刘英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和中共党史出版社举行了一次“理论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曾在两位老革命家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亲属等出席”的规模较大的座谈会，与会同志再次肯定：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时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伟大转折时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权威党史部门作出的一个重大认识。
其三，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由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组长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图册》，书中第一次赫然以“在总书记岗位上（１９３５－１９３８）”为章节，并以大量的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重要情况，无疑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总之，张闻天曾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事实已越来越被众多的人接受。惟愿不久的将来，“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的内容能够堂堂正正地被写进权威的党史之中。
例一：杨尚昆晚年的回忆录。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当年他以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且他本和张闻天有着半个世纪的亲密的情谊。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杨尚昆晚年曾谈到：“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对于杨尚昆同志晚年披露的这段史实，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以前没有人说过”的历史真相，“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也充分表现了尚昆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是，翻开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又让人困惑难解。据回忆录的“出版后记”介绍：杨尚昆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后，自１９９５年起酝酿撰写回忆录，并同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谈过，１９９７年５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这一工作。关于撰写回忆录，“杨尚昆同志先后进行了几十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他的生平和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谈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并对整理出来的初稿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到１９９８年９月他逝世前，建国前部分的回忆录已基本完稿”。由此可见，这部回忆录中关于建国前部分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经杨尚昆本人审阅过的。《杨尚昆回忆录》中辟有“遵义会议的回顾”专节，内中有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的细节：
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同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约是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因为当时没有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
同是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问题，同是杨尚昆同志本人晚年的谈话或回忆，那么，为什么他在同刘英的谈话中提出的是“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而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却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和“当时没有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
例二：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自述。可以说，对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情况最了解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是党内资历很深的革命家，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遵义会议后一直跟随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接替了邓小平中央纵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中央到达陕北后，刘英和张闻天结为伴侣，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因此，直到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内部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一位。１９７９年８月，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说：“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但是，最近出版的《刘英自述》收入了刘英在纪念长征胜利５０周年时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对遵义会议后党内职务交接的问题作了这样的叙述：
关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２月５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着闻天走了。
那么，一向坚持认为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刘英，为何也在她的回忆录中改称张闻天为“负总的责任”了呢？
（二）当事人和知情者为何改变了对张闻天党内任职的称法？
其实，无论是杨尚昆，还是刘英本人，他们的回忆录中出现这样的变动，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被迫为之。据有的研究者披露，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张闻天履历被改为“负总责”时，刘英就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于是，１９８３年７月的一天，她曾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她说那时候她就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她和张闻天结婚，毛主席说她是娘娘也就是因为张闻天是总书记。怎么一下子变成“负总责”哩？她想不通，但是当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劝说下，才在此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上称为总书记”的话。但在多次谈话中，刘英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则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
至于其他一些人对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前后不一的表述，有的研究者作了这样的分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陈云的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书面《答复》被奉为圭臬，由此，张闻天履历上的“总书记”也就被改成了“负总责”。此后，在涉及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党内职务时，“一些史书和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后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并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人家给改了，否则也许出不来。”杨尚昆晚年的谈话与其回忆录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吧。
一场争论引发的几点思考
但是，必须看到，关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问题，目前在党内和史学界还未达成最后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还存有争论。坚持张闻天不称为“总书记”的一方认为，应拿出确凿的原始档案来证明张闻天曾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而目前可以证明张闻天不是“总书记”的却有两份历史文献：一份是陈云写于１９３５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上面只是说“常委再进行分工”，而没提选举总书记一事；另一份是１９３８年４月张闻天本人在《新华日报》刊登的一份否认“总书记”的“声明”。
笔者认为，要进一步认识这场争论，必须弄清以下问题：
（一）如何看待陈云同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和书面《答复》？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没有留下原始记录”，因此，他会后撰写的这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份文献是１９５６年由中办从苏联接手进来的，１９８２年被中央党史部门发现经陈云确认，上面并未提遵义会议选举总书记一事。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陈云还就遵义会议有关问题写了一份书面《答复》，答复中说：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见解和思考。例如，何方对《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以及《遵义会议文献》的内容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质疑。兹摘引如下：
其一，遵义会议后不到八年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专门清算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强，又时隔不久，记忆犹新，留下了大量书面材料，怎么可能连有无书记处和常委都弄不清？
其二，起码从五大算起就一直设有常委，怎么到六届五中全会竟无缘无故地给取消了？既然没有常委，毛泽东又怎么会“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是会后一个多月写的《传达提纲》（即使写于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还是事隔四十八年后写的《答复》可靠？
其三，既然没有书记处或常委会，怎么能长期以书记处的名义号令全党并和共产国际联系？六届五中全会后不到一年作出的《遵义会议决议》又怎么会多处提到并不存在的书记处？１９３７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和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又从何说起？
其四，《遵义会议文献》选材的标准又是什么？在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上，为什么一概不用许多不同于陈云的说法，如中央关于“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邓小平对张闻天的《悼词》、《彭德怀自述》等？对挑选的人又为什么只摘一方面的说法而不用或删去另方面的说法？如为什么对周恩来多次谈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话不用（包括文革期间说的“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
（二）如何看待张闻天１９３８年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并无所谓总书记”的“声明”？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６日，张闻天因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马的访问记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２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有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张闻天的这份声明写于１９３７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不久。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王明、陈云、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按照共产国际可能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根据有关资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更重视毛泽东，一直在宣传毛泽东，却从未宣传过博古、洛甫、甚至王明），改组书记处，增补上述三人为书记，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总书记，但仍由书记之一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闻天具有不争权和不愿多出头的品德，因此，在这样背景下，有人再称他是“总书记”，显然让张闻天本人觉得不合适。这或许就是张闻天之所以刊登这份声明背后的一个重要潜台词吧。
（三）如何看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党中央总书记与毛泽东领导地位在党内的确立？
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长期以来，在对遵义会议所作的组织变动上，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二是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三是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但是，从遵义会议的史实看，遵义会议虽然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他还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者是周恩来，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因此，说中央以毛泽东为首是不准确的。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似乎也不够准确。但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确实是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军长征中的一些重大军事战略是毛泽东提出的，在执行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毛泽东的战略办的。因此，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这其实与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并不矛盾，承认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并不会削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实际上，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和名义，是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十二月会议之前，多说也就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从六届六中全会到１９４３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为书记之一虽然主持党的工作，不过，按照共产国际指导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决议精神，他已主动将党内“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了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因此，从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时期里，张闻天只是党内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是毛泽东。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也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从这时起才真正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总之，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六届六中全会，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为首（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正如刘英在回忆录中所说：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他与毛泽东“一直配合、合作得很好”；“长征初期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挽救党和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斗争，到陕北后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过黄河东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抵制和批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闻天对毛主席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主席商量，听毛主席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主席的主张、方针、策略在闻天这里畅通无阻，能够及时得到贯彻”。难怪毛泽东也禁不住地多次对别人说：“洛甫同志是不争权的”。
近年来关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
自整风后期和七大以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远离了中央领导核心。逐渐地，知道张闻天的人少了，更没几个人知道他当过总书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员的身份亮了一下相。从此以后，他就完全在备受折磨中销声匿迹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十分清晰，但是，这段历史却在党史上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针对这种情况，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呵。”
可喜的是，这种“拨乱反正”已在悄然地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有关张闻天的大量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报刊和其他一些出版物中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也开始多了起来。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当事人开始重新提出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当事人的谈话和学者的研究文章多散见于一些非主流的刊物之中，故影响面不大。可喜的是，一些影响较大的党报也开始刊登关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方面的文章。例如，在张闻天诞辰１０５周年之际，一些报刊刊登了纪念文章，有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及张闻天是总书记，首都的党报——《北京日报》就相继刊发了《当事人谈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１０月２４日）和《对张闻天任总书记职务的补充》（１１月７日）两篇文章，披露了有关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一些珍贵资料。
其二，权威党史部门在纪念张闻天诞辰１０５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肯定张闻天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下旬，为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１０５周年、刘英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和中共党史出版社举行了一次“理论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曾在两位老革命家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亲属等出席”的规模较大的座谈会，与会同志再次肯定：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时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伟大转折时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权威党史部门作出的一个重大认识。
其三，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由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组长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图册》，书中第一次赫然以“在总书记岗位上（１９３５－１９３８）”为章节，并以大量的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重要情况，无疑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总之，张闻天曾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事实已越来越被众多的人接受。惟愿不久的将来，“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的内容能够堂堂正正地被写进权威的党史之中。
这篇文章比较详细的讲述了张闻天同志"总书记"问题.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