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张闻天:曾经模糊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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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曾经模糊的总书记

文|张培森

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张闻天(洛甫)是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这一职务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当选的。但是如此重大的史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一直是讳言的。
上世纪50年代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过去党史的经典有两个本子,一是收入《毛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个就是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这两个本子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领导又是如何表述的呢?前者是这样写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而后者呢,则直接写道:“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时至今日只要一说及遵义会议,总还有人顾忌宣传张闻天就会贬低毛泽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他的冤案的平反和史料的不断发掘,许多长期被搞乱的问题终于逐步得到澄清,而且党史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统说法也不同程度地得到纠正。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明确了张闻天的三件大事,一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做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但是到了1982年,党史部门却又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另外的指示,要求将其改为一种含混的称呼叫做“负总责”,直至今日,许多出版物在按此口径称他“负总责”,但又不能否认“总书记”的说法时,便在“负总责”后面加一个括号(习惯称总书记)。其实,这种看上去很全面的说法却仍旧是告诉人们张闻天并没有正式当总书记的职务。
事实上对遵义会议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至少是四人,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而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也正是由于他的重大贡献而被会议选为总书记。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就是上述毛、张、周、王四人,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 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相关雕塑只有毛、周、王三人,恰恰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 月1 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当他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同志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

遵义会议内幕: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

1986年笔者在广州访问过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他为我提供了一点很难得的背景。罗明说,长征 途中就在他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泽东同张闻天谈话,于是只好在门口等候。这样他亲耳听到了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是军事问题,张对毛谈了湘江战役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告诉了毛。毛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显然毛张二人的这次谈话乃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而通道会议现在看来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毛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而张闻天这时在中央起到的促进和带头作用,显然对于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要。
红军虽然按毛的主张实行了转兵,然而高层的分歧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因此在部队进入贵州之后,就有中央黎平会议的举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方针,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张闻天在这次会后进一步考虑到必须解决组织问题,于是就有如今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橘林谈话”:
在贵州乌江边一个叫黄平地区的一片橘子园地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另一边则是王稼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谈话。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因为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当晚即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件重要史实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在1990 年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提供的。耿飚说,以上情况是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首先告诉他的,接着刘伯承也告诉了他,刘是总参谋长,当时在前线指挥。这样,团长耿飚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
耿飚所提供的史实,虽然只是历史关口瞬间的一幕,从中却可以看出张闻天在当时确实是党内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人物,因为他那时是中央常任委,被人们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出的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而耿飚对此事所作的评价也确实指出了张当时这一挺举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后来在七大时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时还要指出的一点是,遵义会议是有各军团领导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有这些事先得到信息并赞成毛出来的军事负责人出席会议,也确实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张闻天的“总书记”为何成了“负总责”

就目前所见,明确说及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是邓小平1965年6月14日接见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他在谈遵义会议这个话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
而在较大范围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的则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次讲话,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党内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长篇的“两条路线史”的讲话,明确地说:遵义会议后“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同年7月5日,周在又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更加具体说到当时总书记的交接,他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作为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恩来如此明确说出张闻天的职务,应该看作是可靠的基本事实。
“文革”结束后明文确认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第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是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第二个党的正式文件就是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公开宣布总书记是由遵义会议选举,这是第一次。张闻天夫人刘英不只一次地说过:《悼词》中关于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加上的,也就在追悼会后的第二年,在由胡乔木主编的1980《中国百科年鉴》所载张闻天条目中也是明确称他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然而,1982年中央有关党史部门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提纲中没有说到会议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而只有这样一段话:“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任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于是,上面要求改变为“负总责”。
在此之前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说到张闻天时都是用的“总书记”,当时一些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也有不少人用了“总书记”的称呼,然而胡乔木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后竟指责说这是“混淆视听”,于是有些老同志的文章就不得不按统一口径改成“负总责”,不过有的老同志如杨尚昆就在“负总责”的后面加上“习惯称总书记”,但是有些老同志后来出版的书籍就是坚持不改,如伍修权1991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中就仍然用的“总书记”; 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也未作更改。

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的

众所周知,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毛选》上被称为“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可是过去所有的党史书上说到这次会议时都只举出这次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连会议通过的决议都很少提及,至于会议谁是主持人,会议的具体地址,会议的决议又是谁起草的等等,人们更是一概不知。以至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前面部分“历史的回顾”中说到这次重大历史转变时,还是作如此表述: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现在不仅弄清楚了会议主持人是张闻天,会议地址就在张的窑洞,会议决议的起草也是张闻天。从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揭示出一个重要背景,即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的代表张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后,就在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的窑洞中同张彻夜长谈,首次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那时毛泽东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是张闻天在瓦窑堡,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问题拟好了方案,通过电报征求毛周等的意见,并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12 月2日遂接到毛的回电,其中称“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早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国际七大之前,张闻天在陕北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一篇署名文章,就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次讲话是1935 年10 月22 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刚抵达陕北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均有讲话,毛的讲话侧重于军事问题,而张的讲话则是从政治上提出了长途行军结束后党和红军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指出要将目前保卫苏区的反“围剿”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讲话是11 月13 日,这时毛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张在后方的这次讲话则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11 月17 日,他就在瓦窑堡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的文章。这篇文章向全党提出了要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个中心问题,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节),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如果说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尤为突出地显示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的话,而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则是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更为突出地从国内以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出发,始终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真正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会议,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至少应该是与遵义会议不相上下,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

西安事变后,张闻天力主和平解决,反对毛泽东的“审蒋”、“除蒋”

过去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国焘则主张要杀蒋介石。至于总书记张闻天根本不提,直至上世纪80 年代初上演的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当屏幕上出现陕北窑洞党中央讨论会的会场时,张闻天竟连一个身影都没有。近些年来虽然承认会上有张,然而又出现另一种说法,说是在1936年12 月13 日中央讨论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其实这些都是歪曲史实的一种混乱。
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的讨论应对事变的会议上,有过不同意见的恰恰主要是会议的主持者张闻天总书记和会议报告人毛泽东。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做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分管军事、外交的毛泽东做报告。毛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到了张国焘发言时,则是发展到了极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也正是在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发言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 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 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 月1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作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现在有些人总是顾忌说张闻天总书记这段历史,无非是怕它同毛从遵义会议开始就确立了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不一致,这样掩盖事实的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是,埋下了滋长个人崇拜的不良种子。仅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至少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也还没有确立起毛的这种地位,到真正确立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应该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1期,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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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培森

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
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张闻天(洛甫)是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这一职务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当选的。但是如此重大的史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一直是讳言的。
上世纪50年代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过去党史的经典有两个本子,一是收入《毛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个就是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这两个本子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领导又是如何表述的呢?前者是这样写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而后者呢,则直接写道:“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时至今日只要一说及遵义会议,总还有人顾忌宣传张闻天就会贬低毛泽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他的冤案的平反和史料的不断发掘,许多长期被搞乱的问题终于逐步得到澄清,而且党史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统说法也不同程度地得到纠正。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明确了张闻天的三件大事,一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做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但是到了1982年,党史部门却又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另外的指示,要求将其改为一种含混的称呼叫做“负总责”,直至今日,许多出版物在按此口径称他“负总责”,但又不能否认“总书记”的说法时,便在“负总责”后面加一个括号(习惯称总书记)。其实,这种看上去很全面的说法却仍旧是告诉人们张闻天并没有正式当总书记的职务。
事实上对遵义会议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至少是四人,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而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也正是由于他的重大贡献而被会议选为总书记。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就是上述毛、张、周、王四人,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 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相关雕塑只有毛、周、王三人,恰恰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 月1 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当他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同志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

遵义会议内幕:张闻天推举毛泽东指挥军队

1986年笔者在广州访问过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他为我提供了一点很难得的背景。罗明说,长征 途中就在他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泽东同张闻天谈话,于是只好在门口等候。这样他亲耳听到了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是军事问题,张对毛谈了湘江战役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告诉了毛。毛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显然毛张二人的这次谈话乃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而通道会议现在看来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毛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而张闻天这时在中央起到的促进和带头作用,显然对于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要。
红军虽然按毛的主张实行了转兵,然而高层的分歧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因此在部队进入贵州之后,就有中央黎平会议的举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方针,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张闻天在这次会后进一步考虑到必须解决组织问题,于是就有如今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橘林谈话”:
在贵州乌江边一个叫黄平地区的一片橘子园地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另一边则是王稼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谈话。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因为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当晚即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件重要史实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在1990 年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提供的。耿飚说,以上情况是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首先告诉他的,接着刘伯承也告诉了他,刘是总参谋长,当时在前线指挥。这样,团长耿飚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
耿飚所提供的史实,虽然只是历史关口瞬间的一幕,从中却可以看出张闻天在当时确实是党内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人物,因为他那时是中央常任委,被人们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出的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而耿飚对此事所作的评价也确实指出了张当时这一挺举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后来在七大时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时还要指出的一点是,遵义会议是有各军团领导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有这些事先得到信息并赞成毛出来的军事负责人出席会议,也确实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张闻天的“总书记”为何成了“负总责”

就目前所见,明确说及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是邓小平1965年6月14日接见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他在谈遵义会议这个话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
而在较大范围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的则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次讲话,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党内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长篇的“两条路线史”的讲话,明确地说:遵义会议后“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同年7月5日,周在又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更加具体说到当时总书记的交接,他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作为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恩来如此明确说出张闻天的职务,应该看作是可靠的基本事实。
“文革”结束后明文确认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第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是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第二个党的正式文件就是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公开宣布总书记是由遵义会议选举,这是第一次。张闻天夫人刘英不只一次地说过:《悼词》中关于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加上的,也就在追悼会后的第二年,在由胡乔木主编的1980《中国百科年鉴》所载张闻天条目中也是明确称他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然而,1982年中央有关党史部门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提纲中没有说到会议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而只有这样一段话:“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任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于是,上面要求改变为“负总责”。
在此之前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说到张闻天时都是用的“总书记”,当时一些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也有不少人用了“总书记”的称呼,然而胡乔木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后竟指责说这是“混淆视听”,于是有些老同志的文章就不得不按统一口径改成“负总责”,不过有的老同志如杨尚昆就在“负总责”的后面加上“习惯称总书记”,但是有些老同志后来出版的书籍就是坚持不改,如伍修权1991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中就仍然用的“总书记”; 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也未作更改。

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的

众所周知,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毛选》上被称为“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可是过去所有的党史书上说到这次会议时都只举出这次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连会议通过的决议都很少提及,至于会议谁是主持人,会议的具体地址,会议的决议又是谁起草的等等,人们更是一概不知。以至1981 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前面部分“历史的回顾”中说到这次重大历史转变时,还是作如此表述: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现在不仅弄清楚了会议主持人是张闻天,会议地址就在张的窑洞,会议决议的起草也是张闻天。从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揭示出一个重要背景,即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的代表张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后,就在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的窑洞中同张彻夜长谈,首次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那时毛泽东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是张闻天在瓦窑堡,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问题拟好了方案,通过电报征求毛周等的意见,并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12 月2日遂接到毛的回电,其中称“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早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国际七大之前,张闻天在陕北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一篇署名文章,就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次讲话是1935 年10 月22 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刚抵达陕北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均有讲话,毛的讲话侧重于军事问题,而张的讲话则是从政治上提出了长途行军结束后党和红军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指出要将目前保卫苏区的反“围剿”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讲话是11 月13 日,这时毛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张在后方的这次讲话则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11 月17 日,他就在瓦窑堡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的文章。这篇文章向全党提出了要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个中心问题,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节),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如果说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尤为突出地显示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的话,而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则是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更为突出地从国内以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出发,始终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真正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会议,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至少应该是与遵义会议不相上下,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

西安事变后,张闻天力主和平解决,反对毛泽东的“审蒋”、“除蒋”

过去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国焘则主张要杀蒋介石。至于总书记张闻天根本不提,直至上世纪80 年代初上演的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当屏幕上出现陕北窑洞党中央讨论会的会场时,张闻天竟连一个身影都没有。近些年来虽然承认会上有张,然而又出现另一种说法,说是在1936年12 月13 日中央讨论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其实这些都是歪曲史实的一种混乱。
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的讨论应对事变的会议上,有过不同意见的恰恰主要是会议的主持者张闻天总书记和会议报告人毛泽东。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做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分管军事、外交的毛泽东做报告。毛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到了张国焘发言时,则是发展到了极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也正是在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发言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 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 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 月19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作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现在有些人总是顾忌说张闻天总书记这段历史,无非是怕它同毛从遵义会议开始就确立了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不一致,这样掩盖事实的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是,埋下了滋长个人崇拜的不良种子。仅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至少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也还没有确立起毛的这种地位,到真正确立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应该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1期,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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