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老飞行员江达三的蓝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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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火车站那时还不是很大，站前的小广场整齐的坐着我们革大的1200名参军学生，也就差不多满了，那只是我们革大的五分之一学员。
那时阶级斗争还抓得很紧。在我们临上火车的时候，校部的工作人员突然点了有十几个人的名字，让他们回去，就是说他们不能走了。和我一起去革大的歙县人就有一个，他是因为父亲被和谐了，我们都为他而感到可惜。但这件事也让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也为以后的太多太多的经历打下了一个烙印。
火车是在上午十点正开出苏州站的，一声气笛带着落1200颗火热的心，1200个热血青年，也带着1200个梦奔向未来。那时对同行的人还不是很熟悉，因为都是来自各部编起来的。革大的编制是校部，下面是部，部下面是班，班下面是室。一共是六个部，一个部是十个班，一个室是十个人。所以临时凑起来都不认识。我们歙县的也都拆散了.我哥和我也不在一起。但因为年青，加上大家都带着强烈地参军激情，一下子就熟起来了。首先说的是这次是到那儿？这个很快就统一起来了：是去武汉。于是围绕着武汉又议论开了，那是一个大城市，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并起来的，这在我们上地理课时就有印象了。
当初军代表动员说；现在和我们解放战争不一样了，条件好多了。现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啦。现在看来这个动员是不成功的，当时只是一味的把我们动员着参军。没有把不利的一面说清说透，为以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也为在克服困难时带来了一些抵触情绪。因为在每个人脑子中，前面都是一片美好的憧憬，把困难看得少，无形中形成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
在经过了二天一夜的行程后，第二天早上火车忽然不走了，大家看着窗外：那是一个十分破旧的小车站，站上只乎没有人，到处是散落的煤渣，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谁也没有相信这就是目的地，所以都没动，直到后来断断续续地传来：“到了，到了。”才边信边疑的问“是真的吗？”这时还没有人动，再看到来了一些解放军才有点相信了，前面车厢的人开始拿东西下去了，我们才极不情愿地拿着自己的行李下车。
一打听这里是孝感，离武汉还60公里哩。不过大方向是说对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这样开始了，下车就开始整理队伍，一班一排的开始向着营房前进了。反差就由此开始，一切都和革大差好几个档次，道路是泥土的，车站是破旧的，营房虽盖好了，但却没有一块水泥路，连房内都是泥土的。
只是心中的目标还是坚定的，坚信着艰苦的梦就由此而起，所以五里路也不觉长很轻松就到了。
那时阶级斗争还抓得很紧。在我们临上火车的时候，校部的工作人员突然点了有十几个人的名字，让他们回去，就是说他们不能走了。和我一起去革大的歙县人就有一个，他是因为父亲被和谐了，我们都为他而感到可惜。但这件事也让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也为以后的太多太多的经历打下了一个烙印。
火车是在上午十点正开出苏州站的，一声气笛带着落1200颗火热的心，1200个热血青年，也带着1200个梦奔向未来。那时对同行的人还不是很熟悉，因为都是来自各部编起来的。革大的编制是校部，下面是部，部下面是班，班下面是室。一共是六个部，一个部是十个班，一个室是十个人。所以临时凑起来都不认识。我们歙县的也都拆散了.我哥和我也不在一起。但因为年青，加上大家都带着强烈地参军激情，一下子就熟起来了。首先说的是这次是到那儿？这个很快就统一起来了：是去武汉。于是围绕着武汉又议论开了，那是一个大城市，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并起来的，这在我们上地理课时就有印象了。
当初军代表动员说；现在和我们解放战争不一样了，条件好多了。现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啦。现在看来这个动员是不成功的，当时只是一味的把我们动员着参军。没有把不利的一面说清说透，为以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也为在克服困难时带来了一些抵触情绪。因为在每个人脑子中，前面都是一片美好的憧憬，把困难看得少，无形中形成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
在经过了二天一夜的行程后，第二天早上火车忽然不走了，大家看着窗外：那是一个十分破旧的小车站，站上只乎没有人，到处是散落的煤渣，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谁也没有相信这就是目的地，所以都没动，直到后来断断续续地传来：“到了，到了。”才边信边疑的问“是真的吗？”这时还没有人动，再看到来了一些解放军才有点相信了，前面车厢的人开始拿东西下去了，我们才极不情愿地拿着自己的行李下车。
一打听这里是孝感，离武汉还60公里哩。不过大方向是说对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这样开始了，下车就开始整理队伍，一班一排的开始向着营房前进了。反差就由此开始，一切都和革大差好几个档次，道路是泥土的，车站是破旧的，营房虽盖好了，但却没有一块水泥路，连房内都是泥土的。
只是心中的目标还是坚定的，坚信着艰苦的梦就由此而起，所以五里路也不觉长很轻松就到了。
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喜欢拍科幻片？应为他们向前看
为什么中国人都是拍古装片？因为可以从过去的辉煌中安慰自己，感到自豪。
为什么中国人都是拍古装片？因为可以从过去的辉煌中安慰自己，感到自豪。
我们来的部队叫空军第七预科总队。进了营房就被安排在那一排排的平房中，房间大概有18个平米，全是统铺，在六平米的宽度中要睡10个人。好在那时都年青，大热天也照睡不误。
我找到我哥，他也是和我的感觉一样，感到苦，和来时介绍的不一样，但当时就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有其它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学习当年老八路的光荣传统，要在困难中锻炼自己。
可和我们一起来的上海人就有个别的顶不住了，还说这里的干部水平比我们革大差远了，我们革大的班长都是团级干部，而这里的中队干部才是一个连级干部，又是一些工农干部，和我们这些小知识份子有些格格不入，这时的思想相当混乱，甚至有一个竟开了小差。因为是全国都解放了，他跑了也不去追他，在那个年代他回去也不会有好结果。
第二天广东的学员来了，带来了一股新的冲击。因为他们带有强烈的南方色彩，如语言上，生活习惯上，都不一样。特别是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华侨，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越南的，也有缅甸的。他们的日常用品带有很多异国风情。他们把我们的生活一下子给活跃起来。其中有个文艺人才，教唱“我是一个兵”和“解放军进行曲”，可以分四部五部轮唱，开会时那个阵式很是感人。
在编班后就开始发军装等生活用品了，当我拿到一身新军装时那兴奋劲就别说了，因为我梦寐以求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小心细致地把胸章钉在胸前，那上面是白底红边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大字。这在当时是最耀眼的标志了，比现在穿耐克时尚多了！从此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解放军了。一种无形的责任感从我心中由然而升。
我找到我哥，他也是和我的感觉一样，感到苦，和来时介绍的不一样，但当时就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有其它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学习当年老八路的光荣传统，要在困难中锻炼自己。
可和我们一起来的上海人就有个别的顶不住了，还说这里的干部水平比我们革大差远了，我们革大的班长都是团级干部，而这里的中队干部才是一个连级干部，又是一些工农干部，和我们这些小知识份子有些格格不入，这时的思想相当混乱，甚至有一个竟开了小差。因为是全国都解放了，他跑了也不去追他，在那个年代他回去也不会有好结果。
第二天广东的学员来了，带来了一股新的冲击。因为他们带有强烈的南方色彩，如语言上，生活习惯上，都不一样。特别是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华侨，有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越南的，也有缅甸的。他们的日常用品带有很多异国风情。他们把我们的生活一下子给活跃起来。其中有个文艺人才，教唱“我是一个兵”和“解放军进行曲”，可以分四部五部轮唱，开会时那个阵式很是感人。
在编班后就开始发军装等生活用品了，当我拿到一身新军装时那兴奋劲就别说了，因为我梦寐以求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小心细致地把胸章钉在胸前，那上面是白底红边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大字。这在当时是最耀眼的标志了，比现在穿耐克时尚多了！从此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解放军了。一种无形的责任感从我心中由然而升。
穿上了绿军装仅仅是当上解放军的第一步，而要从思想上行动上，和意志上真像一个解放军，那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巨离。首先就要学习三大条令，即：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明确对一个军人的基本要求，慨括起来就是从今后一切都要规范化，比如起居作息，走路列队，吃饭开会都要从头学起。
首先是队列训练，这是凡是当过兵的人印象最深的一节课了，就是要从一个随意的老百姓养成一个挺胸昂首的威武军人，这个训练要三个月，那是比较苦的一门课，腰要挺，腿要直，一训练就是一上午，就是休息也是原地走一下，不能下蹲，那时的教官是相当严厉的，比现在的新兵连要严格多了，也艰苦多了，那是按照校阅部队的要求来进行的。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才能养成一个真正军人的风度，可能就能管他一生，就是现在七老八十的凡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人都能看到他的军人身影。
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学习也是交叉着进行，军人的举止是分二个方面：一是行为举止，一个是衣着和内务。内务就包括被褥，房间的清洁整齐，个人的头发，指甲，胡子，皮鞋是否亮。所以在每个连队都有一面镜子，军人出去都要照一下，这对一个青年是至关重要的，从年青时就养成这样一个良好习惯，那是受用终身的。接着就是纪律条令，这就更重要了，主要是突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凡是干什么都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最小的就是外出要请假回来要销假。纪律对自由散漫的人可能是一种约束，感到不自由，可对自觉的人他并不觉得是约束，是很自然的事。由此而养成军令如山倒的本性，邱少云至所以能在烈火烧身时不动一下就源于此，融于生命。
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了劳动建营房，基本是二大任务：一是将房间的泥土地改成水泥地。这个快，大家动手一个星期就结束了，而修操场就难了，首先是一条 400米的跑道要修成混泥土的，要挖土，取沙，沙在五里外的河滩里，要一框框的挑回来，填沙的工程就像愚公移山那样的艰难，当时真是累的要死，肩膀都红肿了，倒下来真像一口饭那么一丁点，心中想：这要挑到何年何月哟！但毕竟是人多，成绩还是不错，就这样挑了半个月有一大半都填平了，这时劳力又要重新调整，因为还要碾压铺平再用沙浆来和拌，这样就不会一下雨就冲垮了。于是我们就担起了搅拌沙浆的任务。这任务看到是不累，光站在水里和拌，可一件事老是不改变固定一个动作长期的做着，那腰也是受不了的，那水和泥你差一点就不均匀，而且是那时又到了深秋季节了，江汉平原的深秋也是挺冷的，尤其是两脚成天泡在水里都冻裂口了。
不过部队的政治工作还是灵的，总队的宣传队一直在工地上进行宣传，好人好事都能得到及时地表扬，像我们和泥浆的苦她们都看在眼里，人也怪，在苦和累时，当有人在表扬你时，一下子就振奋起来，那种忘我精神就由此而生了。所以当你看到电影上的战斗场面时，就少不了政治工作的存在，这时真的可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是信了。可喜的是劳动建校结束时，我们区队被评为模范区队。在此也给我灌输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凡是在困难的时候只要不失去信心就一定能到达彼岸！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首先是队列训练，这是凡是当过兵的人印象最深的一节课了，就是要从一个随意的老百姓养成一个挺胸昂首的威武军人，这个训练要三个月，那是比较苦的一门课，腰要挺，腿要直，一训练就是一上午，就是休息也是原地走一下，不能下蹲，那时的教官是相当严厉的，比现在的新兵连要严格多了，也艰苦多了，那是按照校阅部队的要求来进行的。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才能养成一个真正军人的风度，可能就能管他一生，就是现在七老八十的凡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人都能看到他的军人身影。
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学习也是交叉着进行，军人的举止是分二个方面：一是行为举止，一个是衣着和内务。内务就包括被褥，房间的清洁整齐，个人的头发，指甲，胡子，皮鞋是否亮。所以在每个连队都有一面镜子，军人出去都要照一下，这对一个青年是至关重要的，从年青时就养成这样一个良好习惯，那是受用终身的。接着就是纪律条令，这就更重要了，主要是突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凡是干什么都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最小的就是外出要请假回来要销假。纪律对自由散漫的人可能是一种约束，感到不自由，可对自觉的人他并不觉得是约束，是很自然的事。由此而养成军令如山倒的本性，邱少云至所以能在烈火烧身时不动一下就源于此，融于生命。
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了劳动建营房，基本是二大任务：一是将房间的泥土地改成水泥地。这个快，大家动手一个星期就结束了，而修操场就难了，首先是一条 400米的跑道要修成混泥土的，要挖土，取沙，沙在五里外的河滩里，要一框框的挑回来，填沙的工程就像愚公移山那样的艰难，当时真是累的要死，肩膀都红肿了，倒下来真像一口饭那么一丁点，心中想：这要挑到何年何月哟！但毕竟是人多，成绩还是不错，就这样挑了半个月有一大半都填平了，这时劳力又要重新调整，因为还要碾压铺平再用沙浆来和拌，这样就不会一下雨就冲垮了。于是我们就担起了搅拌沙浆的任务。这任务看到是不累，光站在水里和拌，可一件事老是不改变固定一个动作长期的做着，那腰也是受不了的，那水和泥你差一点就不均匀，而且是那时又到了深秋季节了，江汉平原的深秋也是挺冷的，尤其是两脚成天泡在水里都冻裂口了。
不过部队的政治工作还是灵的，总队的宣传队一直在工地上进行宣传，好人好事都能得到及时地表扬，像我们和泥浆的苦她们都看在眼里，人也怪，在苦和累时，当有人在表扬你时，一下子就振奋起来，那种忘我精神就由此而生了。所以当你看到电影上的战斗场面时，就少不了政治工作的存在，这时真的可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是信了。可喜的是劳动建校结束时，我们区队被评为模范区队。在此也给我灌输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凡是在困难的时候只要不失去信心就一定能到达彼岸！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早上，队里宣布:"让你下午二点到卫生队去体检”。这下我纳闷了，这不前不后的让我去体检做什么？因为刚来时，已经都检查过了，再检查干什么？带着这个问号到二点，中队值班的就带我们去了。每个人发了一张表，一看可把我给搞懵了。那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飞行人员体格检查表”。天哪！这是真的吗？我一下子原地就蹦了起来，太兴奋了！若是当场体检非得是高血压不可。
这时我再冷静地看了一下，来的人还真不少，共有120人，属于甲等的人都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房间的检查了，检查中我就发现每检查一个房间都有几个人回去，有的是近视，有的是皮肤问题，有的是心脏，也有的是听力，等到最后坐转椅就只有四十多人了，我算是坚持到了最后，说实话那个坐垂直转椅的滋味可不是一般的难受，特别是我们都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猛一下子就把你放到上面去转那是有点受不了的，我看到有些人一转就吓得跑下来了，也有些人一转那头就垂了下来，显然都是不行了。轮到我坐上去时，那左二十下右二十下，可真把人给转得天昏地黑了，不过我坐前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来，虽然那时我已经有些晕了，但还是极力挺住不能倒下，等到转完转椅停下当我自豪的走了下来时，主检医生高兴地拍拍我：“小伙子祝贺你！”，我激动地笑着回答他：“谢谢！”。其实那时呀，我真想吐，但我还是忍住了。接着就是宣布：“留下的人明天早上七点集合到武汉去做X光检查”。我数了一下还有25个。
虽然是体检完了但我的感觉一点也没有结束，坐转椅的难受劲还是在折腾着，想吐又吐不出，就用手在喉咙口抓，这也不行就是吐不出。难受管难受，去武汉还是不能含糊，而且还不能说难受，还好毕竟是年青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武汉，这又是我生平到的最大的城市了。下了火车我们在站台，看到有三个苏联人来接我们，他们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也奇怪这是什么人呢？正在我们纳闷时后面一列火车到了，那上面又下来了十几个空军小伙子，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双毛皮飞行鞋，后来才知道这些苏联人是十九师的飞行顾问，他们是来接这一批飞行员的，误会把我们当成那批飞行员了。真巧，也算是一个有趣的插曲。
那时的X光还是很奇缺的，做一次检查还原要跑到省城来，我们是在中南空军后勤部卫生部做的检查，结果又有三个淘汰，就是说这次一共有22人及格。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到了下午四点我们就又坐车回去了。体检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又安下心来参加班里的正常学习了。可班里的同志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把我们当成飞行员了，有祝贺的有羡慕的，当然也有说话带剌的。当时也顾不得了反正没几天就要走。没想到我哥到是先走了，他去那儿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往东北去。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就宣布我们出发了，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这时我再冷静地看了一下，来的人还真不少，共有120人，属于甲等的人都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房间的检查了，检查中我就发现每检查一个房间都有几个人回去，有的是近视，有的是皮肤问题，有的是心脏，也有的是听力，等到最后坐转椅就只有四十多人了，我算是坚持到了最后，说实话那个坐垂直转椅的滋味可不是一般的难受，特别是我们都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猛一下子就把你放到上面去转那是有点受不了的，我看到有些人一转就吓得跑下来了，也有些人一转那头就垂了下来，显然都是不行了。轮到我坐上去时，那左二十下右二十下，可真把人给转得天昏地黑了，不过我坐前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来，虽然那时我已经有些晕了，但还是极力挺住不能倒下，等到转完转椅停下当我自豪的走了下来时，主检医生高兴地拍拍我：“小伙子祝贺你！”，我激动地笑着回答他：“谢谢！”。其实那时呀，我真想吐，但我还是忍住了。接着就是宣布：“留下的人明天早上七点集合到武汉去做X光检查”。我数了一下还有25个。
虽然是体检完了但我的感觉一点也没有结束，坐转椅的难受劲还是在折腾着，想吐又吐不出，就用手在喉咙口抓，这也不行就是吐不出。难受管难受，去武汉还是不能含糊，而且还不能说难受，还好毕竟是年青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武汉，这又是我生平到的最大的城市了。下了火车我们在站台，看到有三个苏联人来接我们，他们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也奇怪这是什么人呢？正在我们纳闷时后面一列火车到了，那上面又下来了十几个空军小伙子，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双毛皮飞行鞋，后来才知道这些苏联人是十九师的飞行顾问，他们是来接这一批飞行员的，误会把我们当成那批飞行员了。真巧，也算是一个有趣的插曲。
那时的X光还是很奇缺的，做一次检查还原要跑到省城来，我们是在中南空军后勤部卫生部做的检查，结果又有三个淘汰，就是说这次一共有22人及格。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到了下午四点我们就又坐车回去了。体检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又安下心来参加班里的正常学习了。可班里的同志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把我们当成飞行员了，有祝贺的有羡慕的，当然也有说话带剌的。当时也顾不得了反正没几天就要走。没想到我哥到是先走了，他去那儿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往东北去。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就宣布我们出发了，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宣布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目的地就是长春。当我一听是长春后心中就忽然感到要出关了，山海关外那时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呀，在我小时唱的歌中就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但远而且还冷。据说那冷更是令人可怕，据说稍不注意连耳朵都要冻掉，我真担心我们这点衣服能行吗？不过那时还是把一切都看得简单，也没有想那么多，反正人家能行我就能行，跟着走就是了。虽然都是莫糊的，也不知道将来是啥，反正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前面肯定好。
就带着这样的想法上了北上的火车，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丰台，这里离北京还有一站路，也就是五公里吧。其实就到北京下车换车多好呀。还可以看一下天安门，但那时军人就是说一不二的，说在丰台下就只能在丰台下，到北京就是犯纪律了。我们早上到转车要到第二天清晨才走。我记得就到一个客站休息了，在地上打开我们的行李就住下。刚一住下就听到天上的飞机声，那声音真大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好奇的出来看飞行。后来才知道这是六航校，那飞机是米格九、雅克17教练机，据说耗油量太大，不久就淘汰用米格15替代了。
第二天一早就上了火车，到中午到了山海关，我们都好奇的下车去看。其实“关”根本看不到，仅仅是一个感觉而已，但却实在地是把山海关踩在脚底下了。小时候说的那么遥远的地方如今就在我的脚下了。我走南闯北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七分钟后火车又开动了，下午才到沈阳。那时已傍晚，一下车，我们突然感到到了外国，车站上都是苏联人，一打听才知道从大连到满州里都是苏联人管理，那时叫中长铁路。那些苏联服务员都挺敬业的，因为是东北都有暖气，女服务员都是穿着套装，像现在的航空小姐似的，她们看到我们这些小伙子，也挺热情地过来，一口纯正的东北话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婉谢了。不一会我们就又上了火车，天亮时我们就到了长春。来接我们的是苏联吉斯150大卡车，把我们22人全都带走了。十二月的东北已经很冷了，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甚至坐在敞蓬车上也不觉得冷，好奇的看着路过长春的景色，给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千疮百孔”！因为刚解放不久，当年围困长春的战斗是很极其惨酷的，只见那些房子都是通天的，木材全拆光拿去烧火了，特别是到了兴安桥外更是残垣断壁。
我们的学校就是在这些破旧的房子中间。也就是那二栋保存的比较完好，是四层大楼，一栋是教学楼，一栋是住宿。我们就在此安顿下来了。就这样带着又是朦胧的憧憬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带着这样的想法上了北上的火车，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就到了丰台，这里离北京还有一站路，也就是五公里吧。其实就到北京下车换车多好呀。还可以看一下天安门，但那时军人就是说一不二的，说在丰台下就只能在丰台下，到北京就是犯纪律了。我们早上到转车要到第二天清晨才走。我记得就到一个客站休息了，在地上打开我们的行李就住下。刚一住下就听到天上的飞机声，那声音真大根本无法入睡，我们就好奇的出来看飞行。后来才知道这是六航校，那飞机是米格九、雅克17教练机，据说耗油量太大，不久就淘汰用米格15替代了。
第二天一早就上了火车，到中午到了山海关，我们都好奇的下车去看。其实“关”根本看不到，仅仅是一个感觉而已，但却实在地是把山海关踩在脚底下了。小时候说的那么遥远的地方如今就在我的脚下了。我走南闯北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七分钟后火车又开动了，下午才到沈阳。那时已傍晚，一下车，我们突然感到到了外国，车站上都是苏联人，一打听才知道从大连到满州里都是苏联人管理，那时叫中长铁路。那些苏联服务员都挺敬业的，因为是东北都有暖气，女服务员都是穿着套装，像现在的航空小姐似的，她们看到我们这些小伙子，也挺热情地过来，一口纯正的东北话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婉谢了。不一会我们就又上了火车，天亮时我们就到了长春。来接我们的是苏联吉斯150大卡车，把我们22人全都带走了。十二月的东北已经很冷了，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甚至坐在敞蓬车上也不觉得冷，好奇的看着路过长春的景色，给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千疮百孔”！因为刚解放不久，当年围困长春的战斗是很极其惨酷的，只见那些房子都是通天的，木材全拆光拿去烧火了，特别是到了兴安桥外更是残垣断壁。
我们的学校就是在这些破旧的房子中间。也就是那二栋保存的比较完好，是四层大楼，一栋是教学楼，一栋是住宿。我们就在此安顿下来了。就这样带着又是朦胧的憧憬开始了新的生活。
人们常把航校说成飞行员的摇篮，这的确不假，当你跨入航校那一刹，你就会不自觉地感到一切都开始变了。
首先是宿舍，你会看到整齐划一，不带一点趋褶的床单，被子就像豆腐那样四方四楞，除了整齐的被子和洁白的床单，你就看不到一丝杂物，让人顿感我今后的习惯就是这样的了。好在我们有预科总队那半年的训练，还是有那么一点基础，很快就能适应。编班后第一次开班务会时班长宣布了很多规定，如内务规则，规定不是晚上睡觉就不能躺在床上，床铺只能在晚上睡着时才能展开，平时就是再累也只能在地上坐下，所以房间始终是整洁的。队列规则就更明确了，无论到那儿都要二人成列，三人成行，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良好习惯。上课，吃饭都要整齐，列队唱歌。有时首长站在路边，这时你就会听到“向右 --看”，我们就会用正步走的姿势，齐刷刷的从首长跟前走过，而首长则行举手礼，就和检阅一样。良好的军人风度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养成了。当我后来看到日本电影《啊！海军》时，很自然的就想起了当年的航校生活。
接着是课堂纪律，也有诸多细小的规定。比如坐的姿态是胸要挺背要直，头要正，两眼要看正前方，两手放在双腿上。那种场面真是何等军威！当教员提问到谁时，必须立即响亮地回答：“到！”，然后正步走到讲台边，用双手递上书本并报告：“教员同志，3022班学员江达三前来回答问题，可以吗？”教员回答“可以！”。学员说：“是！”，并180度向后转向大家，面对几十双眼晴开始回答。完毕还要向教员报告完毕，才能正步走回坐位坐下。这些动作今天来看似乎有点繁琐，但我感到大有好处，正是这些动作在一点一滴的培养飞行员的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有条不紊的良好心态。
再就是食堂守则。一提起食堂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了飞行员的伙食了。是的，飞行灶是高于一般的伙食标准，从一菜一汤，稀饭镘头，一下子就变成了牛奶面包鸡蛋奶油和四菜一汤了。而且不能有丝毫浪费，给多少就要吃完。而这当中最难的是吃奶油。那时的奶油都很纯的奶油，味道也特难吃，好多人都吃不下。这可惊动了领导。大队政委特地召开大会动员大家吃奶油，说这是为了空军的事业，为了祖国的和平而吃。我们国家现在还很贫穷，为了能让你们早日飞上蓝天，全国人民省吃节用勒紧裤腰带来培养你们，你们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吃下去。之后要求党团小组开会并要作出保证。于是我们开始适应奶油。结果不到五个月体格检查时，我的体重就从64公斤窜到了77公斤了，体检的日本医生看到一个十七岁不到的小伙子竟胖得这么快，都忍不住笑了。
首先是宿舍，你会看到整齐划一，不带一点趋褶的床单，被子就像豆腐那样四方四楞，除了整齐的被子和洁白的床单，你就看不到一丝杂物，让人顿感我今后的习惯就是这样的了。好在我们有预科总队那半年的训练，还是有那么一点基础，很快就能适应。编班后第一次开班务会时班长宣布了很多规定，如内务规则，规定不是晚上睡觉就不能躺在床上，床铺只能在晚上睡着时才能展开，平时就是再累也只能在地上坐下，所以房间始终是整洁的。队列规则就更明确了，无论到那儿都要二人成列，三人成行，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良好习惯。上课，吃饭都要整齐，列队唱歌。有时首长站在路边，这时你就会听到“向右 --看”，我们就会用正步走的姿势，齐刷刷的从首长跟前走过，而首长则行举手礼，就和检阅一样。良好的军人风度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养成了。当我后来看到日本电影《啊！海军》时，很自然的就想起了当年的航校生活。
接着是课堂纪律，也有诸多细小的规定。比如坐的姿态是胸要挺背要直，头要正，两眼要看正前方，两手放在双腿上。那种场面真是何等军威！当教员提问到谁时，必须立即响亮地回答：“到！”，然后正步走到讲台边，用双手递上书本并报告：“教员同志，3022班学员江达三前来回答问题，可以吗？”教员回答“可以！”。学员说：“是！”，并180度向后转向大家，面对几十双眼晴开始回答。完毕还要向教员报告完毕，才能正步走回坐位坐下。这些动作今天来看似乎有点繁琐，但我感到大有好处，正是这些动作在一点一滴的培养飞行员的沉着冷静、遇事不慌、有条不紊的良好心态。
再就是食堂守则。一提起食堂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了飞行员的伙食了。是的，飞行灶是高于一般的伙食标准，从一菜一汤，稀饭镘头，一下子就变成了牛奶面包鸡蛋奶油和四菜一汤了。而且不能有丝毫浪费，给多少就要吃完。而这当中最难的是吃奶油。那时的奶油都很纯的奶油，味道也特难吃，好多人都吃不下。这可惊动了领导。大队政委特地召开大会动员大家吃奶油，说这是为了空军的事业，为了祖国的和平而吃。我们国家现在还很贫穷，为了能让你们早日飞上蓝天，全国人民省吃节用勒紧裤腰带来培养你们，你们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吃下去。之后要求党团小组开会并要作出保证。于是我们开始适应奶油。结果不到五个月体格检查时，我的体重就从64公斤窜到了77公斤了，体检的日本医生看到一个十七岁不到的小伙子竟胖得这么快，都忍不住笑了。
因为朝鲜前方还在炮火连天，急需空军的支援，需要让我们早日能参战。三年的课程要求一年半就要结束，加上我们又晚到了二个月，所以更是要加快把课程赶上去，于是课程紧锣密鼓全面展开：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领航学，轰炸学，地理学，气象学，通信学，照相学，射击学，雷达学,降落伞战术学等等。
除了时间紧，要抢时间争取早日参战以外，更加困难的是学员的文化低，航空课程应该是高中水平的基础，比如无论是飞行原理，还是轰炸学、领航学都离不开三角，但对于初中水平的我则是很困难的，而我们班上还有四分之一的小学生，个别的甚至只识500字、800字，所以就有“斗大的字不识八升”的说法。好在那时我年轻脑子好使，不懂的就死背，这样也能慢慢地跟上学习进度，每课学习结束考试都能拿个四分五分的。
学习是艰苦的，但也有乐趣，原来一张白纸的我开始懵懵懂懂进入了神秘的航空世界，知道了为什么飞机能飞？飞机怎能在空中不迷失方向？炸弹怎么能投到目标上去？什么云能飞什么云不能飞？地图怎么看？什么叫天亮什么叫天黑？空战是如何展开？等等。
当时航校的苏联顾问很多，从大队长顾问到校长顾问都有，而且讲课的教材都是苏联人编的，上课的部份教员也是苏联人，所以一切都是苏联的好，连飞机的发明人都是苏联的莫雅伊斯基，而不是美国的莱克兄弟。当时课堂上苏军在二战中的功勋至今仍是耳熟能详，如苏联的空军战斗英雄阔日杜布打下敌机62架，布克雷什金打下敌机59架。又如被称为空中坦克的攻击机依拉-10，腹部有很厚的钢板，一般的机枪对它根本不起作用，超低空飞行速度又快，用肉眼无法瞄准上。它的两翼下还装了二个警报器，俯冲时发出竭嘶底里的刺耳尖啸声，让地面的敌人听得撕心裂肺。因为是双座机，俯冲时飞行员又投弹又扫射，拉起来时后座射击员继续扫射，杀伤力极大，被德军称为“死神”。
苏联人的“爱国情节很深”，比如东北冬天奇冷，发动机发动先要加温，而苏联的加温机又大又不好启动，噪声又大得不得了，那时也缴获了一些美国的加温机，他们的又小又好发动，声音又小，明显的要好于苏联。但顾问就是不准用。
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我们一步一步的丰富和充实着航天梦。
除了时间紧，要抢时间争取早日参战以外，更加困难的是学员的文化低，航空课程应该是高中水平的基础，比如无论是飞行原理，还是轰炸学、领航学都离不开三角，但对于初中水平的我则是很困难的，而我们班上还有四分之一的小学生，个别的甚至只识500字、800字，所以就有“斗大的字不识八升”的说法。好在那时我年轻脑子好使，不懂的就死背，这样也能慢慢地跟上学习进度，每课学习结束考试都能拿个四分五分的。
学习是艰苦的，但也有乐趣，原来一张白纸的我开始懵懵懂懂进入了神秘的航空世界，知道了为什么飞机能飞？飞机怎能在空中不迷失方向？炸弹怎么能投到目标上去？什么云能飞什么云不能飞？地图怎么看？什么叫天亮什么叫天黑？空战是如何展开？等等。
当时航校的苏联顾问很多，从大队长顾问到校长顾问都有，而且讲课的教材都是苏联人编的，上课的部份教员也是苏联人，所以一切都是苏联的好，连飞机的发明人都是苏联的莫雅伊斯基，而不是美国的莱克兄弟。当时课堂上苏军在二战中的功勋至今仍是耳熟能详，如苏联的空军战斗英雄阔日杜布打下敌机62架，布克雷什金打下敌机59架。又如被称为空中坦克的攻击机依拉-10，腹部有很厚的钢板，一般的机枪对它根本不起作用，超低空飞行速度又快，用肉眼无法瞄准上。它的两翼下还装了二个警报器，俯冲时发出竭嘶底里的刺耳尖啸声，让地面的敌人听得撕心裂肺。因为是双座机，俯冲时飞行员又投弹又扫射，拉起来时后座射击员继续扫射，杀伤力极大，被德军称为“死神”。
苏联人的“爱国情节很深”，比如东北冬天奇冷，发动机发动先要加温，而苏联的加温机又大又不好启动，噪声又大得不得了，那时也缴获了一些美国的加温机，他们的又小又好发动，声音又小，明显的要好于苏联。但顾问就是不准用。
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我们一步一步的丰富和充实着航天梦。
上战术课时有个战例，对我一生都影响很大。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在朝鲜铁山半岛的南端，距鸭绿江口约70公里处有个大和岛，盘踞着南朝鲜及美国陆海空情报机关人员1200余人，设有大功率的雷达、对空指挥台和窃听设备，日夜侦听中朝军队情报，指挥空军轰炸中朝军队重要目标。为了拔除敌人这颗"毒钉"，志愿军总部决定，以志愿军空军配合志愿军地面部队攻占大和岛等岛屿。任务交给了比我们早一年毕业的轰炸机部队——志愿军空军第8师。
1951年11月6日，该师二大队大队长韩明阳率领9架TU－2型轰炸机，从沈阳机场起飞，按预定计划对目标进行了轰炸。投下100公斤杀伤爆破弹72枚，100公斤燃烧弹9枚，命中率高达90％，我机无一损伤。这是我们空军轰炸机群的首次出击，完成非常漂亮，美国甚至一度认为是苏联空军干的。
第一次任务完成的如此之好，对前线官兵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整个师就像过年样的热闹，张灯结彩，空军文工团也来进行慰问演出。到执行任务那天更是锣鼓喧天，出发时女文工团员们还为他们每人带上一朵大红花。
设在大和岛上的敌指挥机构遭到我们空军轰炸后，将指挥所迁至该岛灯塔地区重建，继续搜集、侦听志愿军情报。志愿军空军决定，于11月30日再次轰炸大和岛灯塔地区的敌指挥机构。
但是，第二次出击在时间，地点，航线，高度，都和第一次一样，没有一点变化，这是兵家的大忌。而大张旗鼓的欢送也为敌人侦查情报提供了方便，让敌人有了提前准备的时间。
更关键的是，编队在时间上出了问题。当日14时 19分30秒（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0秒），8师24团1大队大队长高月明率9架TU-2起飞，编队集合过程中带队长机又转弯过早，结果比规定时间提前5分钟到达预定会合点，只与空2师16架拉-11型歼击机会合，同时没有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志愿军空军指挥所。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第3师24架米格-15歼击机却仍在按原计划飞行。这5分钟使轰炸机群失去了我方喷气式歼击机的掩护，结果遭到美国空军31架当时最先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的拦截。本来31比49势均力敌的空战，因为24架米格-15的缺阵，敌我比改变为31比25，从而使老式、笨拙的螺旋桨轰炸机陷入了一场完全劣势的悲壮场面。结果4架TU－2轰炸机和3架拉-11战斗机被击落，4架TU-2和5架杜-2被击伤，战损率高达88%！一边倒的空战结局令空军领导十分意外，并终结了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朝鲜对地进攻作战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飞行员毕武斌，他的驾机被击中后，飞机已失去了平飞的能力，他沉着的指挥机组跳伞，自己则驾机继续飞向敌目标最终不幸失控坠海。毕武斌的照片也和苏联英雄们照片一起，用镜框挂在我们教学大楼的走廊上。
5分钟在地面只是一刹那，而在空中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了，一般空战都是一，两分钟就解决了。所以当空3师米格-15飞机飞到时，美F-86随即退出了战斗....教员说：“甚至有一位战斗机飞行员看到自己战友的惨重损失眼晴都红了，从万米高空一推杆俯冲下来要和敌人拼命，结果速度太大，到低空时拉不起来而坠落大海”。
听了这个惨痛的战例，在我一生的行动中，遵守时间都一直成为了我的信条。不管是在那儿我都能做到差秒不差分。当我听到朋友约会说：“我明天上午来”我就头皮发怵。上午是什么时间？那是意味着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你都可能来呀，那我就寸步不能离开，要在家等着，这是最大的时间浪费。在每次飞行时，我们都要求绝对按时，20秒内为5分，40秒内为4分，超过60秒就不及格了。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在朝鲜铁山半岛的南端，距鸭绿江口约70公里处有个大和岛，盘踞着南朝鲜及美国陆海空情报机关人员1200余人，设有大功率的雷达、对空指挥台和窃听设备，日夜侦听中朝军队情报，指挥空军轰炸中朝军队重要目标。为了拔除敌人这颗"毒钉"，志愿军总部决定，以志愿军空军配合志愿军地面部队攻占大和岛等岛屿。任务交给了比我们早一年毕业的轰炸机部队——志愿军空军第8师。
1951年11月6日，该师二大队大队长韩明阳率领9架TU－2型轰炸机，从沈阳机场起飞，按预定计划对目标进行了轰炸。投下100公斤杀伤爆破弹72枚，100公斤燃烧弹9枚，命中率高达90％，我机无一损伤。这是我们空军轰炸机群的首次出击，完成非常漂亮，美国甚至一度认为是苏联空军干的。
第一次任务完成的如此之好，对前线官兵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整个师就像过年样的热闹，张灯结彩，空军文工团也来进行慰问演出。到执行任务那天更是锣鼓喧天，出发时女文工团员们还为他们每人带上一朵大红花。
设在大和岛上的敌指挥机构遭到我们空军轰炸后，将指挥所迁至该岛灯塔地区重建，继续搜集、侦听志愿军情报。志愿军空军决定，于11月30日再次轰炸大和岛灯塔地区的敌指挥机构。
但是，第二次出击在时间，地点，航线，高度，都和第一次一样，没有一点变化，这是兵家的大忌。而大张旗鼓的欢送也为敌人侦查情报提供了方便，让敌人有了提前准备的时间。
更关键的是，编队在时间上出了问题。当日14时 19分30秒（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0秒），8师24团1大队大队长高月明率9架TU-2起飞，编队集合过程中带队长机又转弯过早，结果比规定时间提前5分钟到达预定会合点，只与空2师16架拉-11型歼击机会合，同时没有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志愿军空军指挥所。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第3师24架米格-15歼击机却仍在按原计划飞行。这5分钟使轰炸机群失去了我方喷气式歼击机的掩护，结果遭到美国空军31架当时最先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的拦截。本来31比49势均力敌的空战，因为24架米格-15的缺阵，敌我比改变为31比25，从而使老式、笨拙的螺旋桨轰炸机陷入了一场完全劣势的悲壮场面。结果4架TU－2轰炸机和3架拉-11战斗机被击落，4架TU-2和5架杜-2被击伤，战损率高达88%！一边倒的空战结局令空军领导十分意外，并终结了中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朝鲜对地进攻作战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飞行员毕武斌，他的驾机被击中后，飞机已失去了平飞的能力，他沉着的指挥机组跳伞，自己则驾机继续飞向敌目标最终不幸失控坠海。毕武斌的照片也和苏联英雄们照片一起，用镜框挂在我们教学大楼的走廊上。
5分钟在地面只是一刹那，而在空中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了，一般空战都是一，两分钟就解决了。所以当空3师米格-15飞机飞到时，美F-86随即退出了战斗....教员说：“甚至有一位战斗机飞行员看到自己战友的惨重损失眼晴都红了，从万米高空一推杆俯冲下来要和敌人拼命，结果速度太大，到低空时拉不起来而坠落大海”。
听了这个惨痛的战例，在我一生的行动中，遵守时间都一直成为了我的信条。不管是在那儿我都能做到差秒不差分。当我听到朋友约会说：“我明天上午来”我就头皮发怵。上午是什么时间？那是意味着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你都可能来呀，那我就寸步不能离开，要在家等着，这是最大的时间浪费。在每次飞行时，我们都要求绝对按时，20秒内为5分，40秒内为4分，超过60秒就不及格了。
转眼就把理论课学完了，开始了紧张的飞行实习。教员要求死记死背，不能有一点差错，那么多仪表数据都要求一扫眼就看到，而且要准确记住它的数据，正常不正常马上知道，甚至动作上要有反应，比如水平仪和倾斜仪，一旦发现飞机的状态如果不是平飞，有倾斜和下滑，手脚要立马联动起来。那段时间，真是连做梦都在记在背。好在我记性很好，很快我就能独立操作了。那段时间还经常去机场飞机上进行座舱实习，把飞机的操作顺序摸得滚瓜烂熟，闭着眼也能操作。
一天下午，发放飞行装具了。又是一阵激动！看到那些散发着皮革芳香的新皮夹克，飞行靴，飞行帽，飞行镜，飞行图囊，飞行皮手套，白丝围巾，白丝衬帽…一一从包装好的箱中打开拿出，发到手中时，那兴奋劲呀！就像拿到飞行员体格检查表那次一样。这些可都是我儿时的梦呀，如今却在一一的实现了。想到了马上就要遨翔在祖国的蓝天时，就不由自主的唱了起了《飞行员之歌》：“蓝色的天空，碧绿的海洋，年青的人民空军自由飞翔，从寒冷的东北，到炎热的南方，从西北高原到东海岸上，我们是和平的保卫者，是新生的国防力量。”
首次飞行，是初夏的日子。开飞那天是早晨七时起飞。东北的夏天天亮特别早，不到三点就亮了。我们由于要飞行，早就没有了睡意，睁大眼晴等起床。到四点就起床洗脸吃饭。大家的动作十分迅速，半小时就上了汽车。当汽车开在长春的大街上时，人们还在甜蜜的梦乡。
到机场就看见机械师已经准备结束。就跑向教员报告：“飞机准备结束，一切良好，可以起飞。”教员又将重点的部位再作一次检查，如起落架，襟翼，升降舵，方向舵。这些都是关键之关键，弄不好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接着我们就背着降落伞进了座舱等待起飞。这是一次体验飞行，就是说是来坐一次飞机，为下次的实际放飞打基础。
在飞机离开地面那一刹那，感觉是人一下轻起来了，视野在逐渐地开阔，地下的房子在慢慢的变小，感觉就像爬山登高那样。虽然是首次，但和坐民航飞机不一样，因为还是作了不少准备，首先是对地标的辨认有了一些慨念，如在空中如何看机场，长春的位置，中长铁路在那儿，我们航校的位置在兴安桥边上。顺着方向看就能看到。这样学着在空中识别地标，也是体验飞行的一个任务。还有看飞机的仪表，在地面只能识别，而没有动感，如今这些仪表都活了。但要很快读出来也是很难的，还好我都能读出来。我最大的特点是遇事不紧张，感觉头脑十分清楚，这可能是当飞行员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飞机在空中盘璇了一圈，通过机场就进入了航线，准备落地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飞行。
一天下午，发放飞行装具了。又是一阵激动！看到那些散发着皮革芳香的新皮夹克，飞行靴，飞行帽，飞行镜，飞行图囊，飞行皮手套，白丝围巾，白丝衬帽…一一从包装好的箱中打开拿出，发到手中时，那兴奋劲呀！就像拿到飞行员体格检查表那次一样。这些可都是我儿时的梦呀，如今却在一一的实现了。想到了马上就要遨翔在祖国的蓝天时，就不由自主的唱了起了《飞行员之歌》：“蓝色的天空，碧绿的海洋，年青的人民空军自由飞翔，从寒冷的东北，到炎热的南方，从西北高原到东海岸上，我们是和平的保卫者，是新生的国防力量。”
首次飞行，是初夏的日子。开飞那天是早晨七时起飞。东北的夏天天亮特别早，不到三点就亮了。我们由于要飞行，早就没有了睡意，睁大眼晴等起床。到四点就起床洗脸吃饭。大家的动作十分迅速，半小时就上了汽车。当汽车开在长春的大街上时，人们还在甜蜜的梦乡。
到机场就看见机械师已经准备结束。就跑向教员报告：“飞机准备结束，一切良好，可以起飞。”教员又将重点的部位再作一次检查，如起落架，襟翼，升降舵，方向舵。这些都是关键之关键，弄不好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接着我们就背着降落伞进了座舱等待起飞。这是一次体验飞行，就是说是来坐一次飞机，为下次的实际放飞打基础。
在飞机离开地面那一刹那，感觉是人一下轻起来了，视野在逐渐地开阔，地下的房子在慢慢的变小，感觉就像爬山登高那样。虽然是首次，但和坐民航飞机不一样，因为还是作了不少准备，首先是对地标的辨认有了一些慨念，如在空中如何看机场，长春的位置，中长铁路在那儿，我们航校的位置在兴安桥边上。顺着方向看就能看到。这样学着在空中识别地标，也是体验飞行的一个任务。还有看飞机的仪表，在地面只能识别，而没有动感，如今这些仪表都活了。但要很快读出来也是很难的，还好我都能读出来。我最大的特点是遇事不紧张，感觉头脑十分清楚，这可能是当飞行员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飞机在空中盘璇了一圈，通过机场就进入了航线，准备落地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飞行。
时间就像流水似的飞逝，转眼一晃一年就过去了，也许是学习紧张，也许是忙得来不及想时间，直到一切都要考试了才想起，呀！学习都完了。怎么没感觉就这样地临近结束了呢？于是大家又开始了忙于迎接考试，航校的考试是很严格的，那架式更是让人望而生畏，以前听说过”三堂会审”，而航校的毕考试则是“五堂会审”：校长，教务主任，教研室主任，课组长，教员。一进教室看到这一字排开的阵式真是十分的威严！
不过这对我来说己经是习以为常了，说实在的在某种情况下，还有一点积极作用，因为反正心中己有数了，有这么多人看到反而会激起一个想表现得更好的欲望。如今我想起了球赛，为什么人多会激活球员的兴奋点呢？道理就在这。经过理论和飞行的内外场考试，我都顺利地通过了。
也是不容易，航校的淘汰率是所有学习的门类中最高的。要通过四关：政治关，思想关，身体关，技术关。前二关好过。当然个别也有思想不过关的，比如公开说：“我就是了不起，我能把一万多斤飞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不听指挥，目中无人。这些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身体和技术不过关，最后毕业淘汰率达到30%。我们班三十六人到最后只剩下二十二人。
在明确了航校生活快结束时，脑子一下放松了，平时被紧张掩盖着的思维一下子浮了出来：“想家了”。虽然飞行员的伙食是不存在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吃饱了不想家的说法。可一旦无所事事的时候，另一个主题就冒出来了，而且很强烈，在这和我家乡反差如此的强烈地域中，对家乡的怀念，就更加地浓烈。那时已经是二月了，春天已降临了江南，而长春则仍是千里冰封。周围的一切还是那么凋零和枯萎，看不到一点生机，我曾不只一次地到楼顶去看那带着沉闷的轰隆声的火车，冒着浓浓的白烟向着关内驶去，心中就在想我那天才能坐着你去到南方呀？同时也想告诉爸妈：我己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
毕业典礼上，校长刘枫亲自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当我们拿着那沉甸甸的毕业证书时，心中油然地升起了一种责任，今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飞行员了，一名空军军官了！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不过这对我来说己经是习以为常了，说实在的在某种情况下，还有一点积极作用，因为反正心中己有数了，有这么多人看到反而会激起一个想表现得更好的欲望。如今我想起了球赛，为什么人多会激活球员的兴奋点呢？道理就在这。经过理论和飞行的内外场考试，我都顺利地通过了。
也是不容易，航校的淘汰率是所有学习的门类中最高的。要通过四关：政治关，思想关，身体关，技术关。前二关好过。当然个别也有思想不过关的，比如公开说：“我就是了不起，我能把一万多斤飞起来”。无组织无纪律，不听指挥，目中无人。这些是极少数。更多的是身体和技术不过关，最后毕业淘汰率达到30%。我们班三十六人到最后只剩下二十二人。
在明确了航校生活快结束时，脑子一下放松了，平时被紧张掩盖着的思维一下子浮了出来：“想家了”。虽然飞行员的伙食是不存在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吃饱了不想家的说法。可一旦无所事事的时候，另一个主题就冒出来了，而且很强烈，在这和我家乡反差如此的强烈地域中，对家乡的怀念，就更加地浓烈。那时已经是二月了，春天已降临了江南，而长春则仍是千里冰封。周围的一切还是那么凋零和枯萎，看不到一点生机，我曾不只一次地到楼顶去看那带着沉闷的轰隆声的火车，冒着浓浓的白烟向着关内驶去，心中就在想我那天才能坐着你去到南方呀？同时也想告诉爸妈：我己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了。
毕业典礼上，校长刘枫亲自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当我们拿着那沉甸甸的毕业证书时，心中油然地升起了一种责任，今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飞行员了，一名空军军官了！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这时，朝鲜战争已经进入尾声。我们作为轰炸机部队，已经没有必要入朝作战了。经过评比和论证，我们被分成三部分：一部份到独四团，一部份到航测团，大部份去组建二十三师，还有个别的被分到了民航。我是分到二十三师，地点在长沙。这样，我早盼晚盼的回江南梦想终于实现了！
一九五三年的三月十五日，上午给我们发了路上的伙食补助，总共是二十一万元（老币），大概相当于现在5000元左右。我也是平生第一次拿着这么多钱，小心谨慎地放在里层衣服袋子里。同时还发了好多干粮，那都是空勤灶的点心，有红肠，面包，饼干，酥饼，水果，比来时好多了。下午上火车，我们包了二个硬卧车箱。想我们来时坐了三天三夜硬坐车，路上就在坐椅底下睡。如今又上了一层楼，睡卧铺了。随着待遇的提高，身上的责任也在增加，这是很明显地感到了。
下午五时正点开车，校部和大队，及教员的代表都来送我们，在声声道别中，火车徐徐地离开了长春站。我们在火车上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一结帐才花了一万元。
第二天当东方发白我醒来时，一看车窗还有温差结成一层冰花，看不见外面的一切。直到火车停站时，才知道到了锦州。气温好像带来些许暖意，不再那么剌骨了，加上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眼看着窗上的冰花在往下掉，列车员顺势就把窗上的碎冰擦掉。车开后窗外就一片明亮了。我就坐在窗前一眨不眨的盯着外面移动着的风景，心中浮想联翩。曾经对我来说是那么地遥远北国，却足足战斗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如今就要告别了，心中又恋恋不舍！
有趣的是我看着火车飞速地前进，不自觉的就把火车的速度测算出来了，这就是职业带来的特点吧。中午时分火车到了山海关。记得一年前经过时那时还是很朦胧，不知它到底位于那儿？如今一年过去了，山海关对我而言太熟悉了。因为这一年我一直在和地图打交道。飞行时就要把机场300公里半径的县城以上地标的方位距离都要背下来，到时一看就知道要飞多少度回来。所以对山海关的就很熟悉了。
第二天天亮时，看着窗外的标牌已过了石家庄，此时的大地再也不那样的寒冷。路边的小溪已开始解冻，溪水在潺潺流淌，麦苗儿已窜出地里好高，看到田间的农民己经在锄地了。一夜之间，我们就从冬季来到了春季。在车过孝感时己经是夜幕中了。
第三天早上醒来，风吹在的脸面上时，己经是湿润的孕暖春风了。久违的家乡感觉顿时浸透了全身。看到田间的油菜花正在盛开，把我带到了对故乡的浓浓思念中，这时在家中也正是拔笋，摘野菜，河中摸鱼的时候啊！这是多少诗人为之赞美的江南春啊！车过岳阳，只见那八百里洞庭湖，白帆点点，好一派丰收的景象。转眼又到了泪罗，这是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湖南这地方倒处都是故事。
傍晚时分，火车总算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长沙。
一九五三年的三月十五日，上午给我们发了路上的伙食补助，总共是二十一万元（老币），大概相当于现在5000元左右。我也是平生第一次拿着这么多钱，小心谨慎地放在里层衣服袋子里。同时还发了好多干粮，那都是空勤灶的点心，有红肠，面包，饼干，酥饼，水果，比来时好多了。下午上火车，我们包了二个硬卧车箱。想我们来时坐了三天三夜硬坐车，路上就在坐椅底下睡。如今又上了一层楼，睡卧铺了。随着待遇的提高，身上的责任也在增加，这是很明显地感到了。
下午五时正点开车，校部和大队，及教员的代表都来送我们，在声声道别中，火车徐徐地离开了长春站。我们在火车上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一结帐才花了一万元。
第二天当东方发白我醒来时，一看车窗还有温差结成一层冰花，看不见外面的一切。直到火车停站时，才知道到了锦州。气温好像带来些许暖意，不再那么剌骨了，加上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眼看着窗上的冰花在往下掉，列车员顺势就把窗上的碎冰擦掉。车开后窗外就一片明亮了。我就坐在窗前一眨不眨的盯着外面移动着的风景，心中浮想联翩。曾经对我来说是那么地遥远北国，却足足战斗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如今就要告别了，心中又恋恋不舍！
有趣的是我看着火车飞速地前进，不自觉的就把火车的速度测算出来了，这就是职业带来的特点吧。中午时分火车到了山海关。记得一年前经过时那时还是很朦胧，不知它到底位于那儿？如今一年过去了，山海关对我而言太熟悉了。因为这一年我一直在和地图打交道。飞行时就要把机场300公里半径的县城以上地标的方位距离都要背下来，到时一看就知道要飞多少度回来。所以对山海关的就很熟悉了。
第二天天亮时，看着窗外的标牌已过了石家庄，此时的大地再也不那样的寒冷。路边的小溪已开始解冻，溪水在潺潺流淌，麦苗儿已窜出地里好高，看到田间的农民己经在锄地了。一夜之间，我们就从冬季来到了春季。在车过孝感时己经是夜幕中了。
第三天早上醒来，风吹在的脸面上时，己经是湿润的孕暖春风了。久违的家乡感觉顿时浸透了全身。看到田间的油菜花正在盛开，把我带到了对故乡的浓浓思念中，这时在家中也正是拔笋，摘野菜，河中摸鱼的时候啊！这是多少诗人为之赞美的江南春啊！车过岳阳，只见那八百里洞庭湖，白帆点点，好一派丰收的景象。转眼又到了泪罗，这是诗人屈原投江的地方。湖南这地方倒处都是故事。
傍晚时分，火车总算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长沙。
下了火车在车站附近转悠了一下。这一转就得到了不少信息，原来我们要去的机场在长沙是大人小孩都知道了的，因为前一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过修机场的劳动，最多时曾有十几万民工上阵。他们说那叫“大托铺机场”，是一个新建的大机场。
大约半个小时的功夫，看到一排长长的车灯闪亮奔来，很快按序整齐的一字排开停下。本来我们只有百把人有四辆车就够了，可足足来了八辆小嘎斯，整齐有序。来接我们的有师作战科长，团政委，参谋长，场站运输股长，连长。开车的都是排长和班长，从这一配备也可看出其重视程度了。
我们依次上了车，老百姓也夹道欢送着这支年青的队伍。从此长沙人都知道了大托铺机场的飞行员来了。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我们的宿舍。虽然是夜晚，但也可看出这是一个全新的营房。
下了车就宣布人员分配名单，我是分在一大队二中队，带队的将我们带至房间。一走进去时那一股浓烈的油漆味扑面而来，强烈地让人感到这是一间刚启用的新房。我一看房间大约有30多平米，摆放着十二张床，是全新的综棚床，床架是乌木色的，地板是黄色的，中间还有二张桌子和四条橙子。
第二天起床后，把内务整理一下，我们就去食堂吃饭了。这个食堂离我们宿舍很远。足足有500米。列队行进途中要唱好多首歌。途中，我好好地看了一下这营房的布局。这是一片丘陵地，硬是人工平整出来的，食堂就在是最高处，到了食堂就可以看到机场了。
食堂也很讲究。进门前有一个很宽的走廊，可以遮阳避雨，还有一排水泥坐位，是放雨伞的地方。当我们走进食堂时真是眼前一亮，这非常像当时我们看到的外国国家元首出访时的宴会厅！整个餐厅分四排长条桌，桌上铺上洁白的台布，摆放着鲜花、刀叉餐具、调料瓶、奶油、面包、果子酱等。
我们面对面的一排一排坐下，餐厅服务员手背着靠墙而站，据说是从火车餐车上和宾馆餐厅抽调来的。我们刚坐定，她们就迅速在我们面前就放好了牛奶、荷包蛋、馒头、面条。这一切，我们这些年青人真是受宠若惊，尤其是大部都是从陆军来的，感觉太新鲜了！可中国有句话叫“随乡入俗”，就这样我们被服务员给“服务规范化”了。
大约半个小时的功夫，看到一排长长的车灯闪亮奔来，很快按序整齐的一字排开停下。本来我们只有百把人有四辆车就够了，可足足来了八辆小嘎斯，整齐有序。来接我们的有师作战科长，团政委，参谋长，场站运输股长，连长。开车的都是排长和班长，从这一配备也可看出其重视程度了。
我们依次上了车，老百姓也夹道欢送着这支年青的队伍。从此长沙人都知道了大托铺机场的飞行员来了。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我们的宿舍。虽然是夜晚，但也可看出这是一个全新的营房。
下了车就宣布人员分配名单，我是分在一大队二中队，带队的将我们带至房间。一走进去时那一股浓烈的油漆味扑面而来，强烈地让人感到这是一间刚启用的新房。我一看房间大约有30多平米，摆放着十二张床，是全新的综棚床，床架是乌木色的，地板是黄色的，中间还有二张桌子和四条橙子。
第二天起床后，把内务整理一下，我们就去食堂吃饭了。这个食堂离我们宿舍很远。足足有500米。列队行进途中要唱好多首歌。途中，我好好地看了一下这营房的布局。这是一片丘陵地，硬是人工平整出来的，食堂就在是最高处，到了食堂就可以看到机场了。
食堂也很讲究。进门前有一个很宽的走廊，可以遮阳避雨，还有一排水泥坐位，是放雨伞的地方。当我们走进食堂时真是眼前一亮，这非常像当时我们看到的外国国家元首出访时的宴会厅！整个餐厅分四排长条桌，桌上铺上洁白的台布，摆放着鲜花、刀叉餐具、调料瓶、奶油、面包、果子酱等。
我们面对面的一排一排坐下，餐厅服务员手背着靠墙而站，据说是从火车餐车上和宾馆餐厅抽调来的。我们刚坐定，她们就迅速在我们面前就放好了牛奶、荷包蛋、馒头、面条。这一切，我们这些年青人真是受宠若惊，尤其是大部都是从陆军来的，感觉太新鲜了！可中国有句话叫“随乡入俗”，就这样我们被服务员给“服务规范化”了。
一九五二年空军党委提出来的一句口号：“为飞行服务”。当时在一部分人员中还是有些抵触的。认为这就是为飞行员服务，思想上不通。我们刚到部队就展开了对这个口号的学习。
说清楚为飞行服务并不就是为飞行员服务，飞行员本身也是在为飞行服务，空军的每一个人都要紧紧围绕着飞行这个大事而工作，失去了这个目标就失去了空军的灵魂和实际意义。在经过大讨论后总算对这个当时空军比较难以说清的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
因为这个机场当时是为歼击师准备的，是根据歼击师配套的，比如宿舍都是按照一个中队四架飞机四个人来设计的，食堂也是按照歼击师来按排的。而现在却是按排了轰炸师当然就拥挤不堪了。一下子超过了三倍。苏联飞行顾问来看我们的房间时说了一句话：“你们是如何为飞行服务的？这样挤能睡好觉吗？长沙的夏天最高温度都在38度以上，睡不好觉又从何谈飞行安全？这个房间最多只能睡四个人。”
一下子要搬走八个人？！到那里去呀！当时是让师里领导为难了一阵，后来经过协商还是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减半，从十二人减至六人，同时安装一个大吊扇，（这在当时也是很现代了）。我们一分为二的人就只能去挤地勤住房了，地勤又回到了统铺。好在刚学了为飞行服务的大讨论，思想上基本能接受。食堂则采取轮班吃饭前后错开四十分钟，这样食堂又苦了，劳动量大大增加了，又增加了炊事员，他们也分二班，这个新矛盾就这样暂时解决了。
因为是新组建的部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在地面准备结束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员和飞机了。地面人员据说是从一个建制陆军师抽掉而来的。己经来了大半年了，而我们来了就是说人员就到齐了，可还有一个主角没有到，那就是飞机了。
这时我们也没有闲着，正好背地图。半径300公里的城镇以上的地标都要背下来，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范围呀，北到湖北武汉，东到江西鹰潭，南到广东韶关，西到怀化、吉首。不但要背距离而且还记住方位。比如说，问到到武汉就能说出距离280公里方位15度47分。这个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一个星期就背下来而且还能画出来。再就是熟悉机场使用规则，要把长沙机场的面积、方向、海拔高度、跑道的长宽都要了解，这个简单，只要坐车去看了一趟就基本清楚了。这是在湘江南岸一片南北的一个开阔地，水陆洲就在跑道北面的正前方，一起飞就在底下。北面除了有岳麓山稍有点高度外就都很平坦，南面的延长线上也是很平坦的，这一点对飞行员是极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以后的白天的穿云，和夜间的飞行。净空不好飞行员是很有顾虑的。
这些地面准备工作结束后，就在四月上旬放了一天假去长沙玩。这下可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当然还有一些规定，比如第一绝对要三人一伍，不能单独活动；第二不能上照相馆（防国民党特务）；第三是不能随便找餐馆，要拿部队食堂发的票到指定的餐馆吃，我记得那时只有二家可以吃：一家是奇珍阁，一家是沙利文。也就是说这二家是经过政审的，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第二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饭，七点半到外面一看四辆美国十轮卡整齐的停在司令部前，带队参谋长安排我们按秩序一二三大队各上一辆车，地勤一辆车。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向长沙进发了。
到了长沙，参谋长说下午四点整回去。于是我们就散开四处游玩了，当然是围绕着“五一转盘”（现五一广场）为中心，“五一”路为重点。解放电影院是我们的重点光顾对象，那时最好的文活娱动就是看电影了。因为那时长沙还没有从抗战“文夕大火”中恢复过来，街道也不是那样开阔，比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差远了，所以能逛的地方不多。再就是天心公园和湘江边上看风景了。
我们下车就租了几辆自行车，在长沙街上编队行进。一下品字型、一下人字型、一下梯队、一下又编指队，说实在地，那时也真显眼，反正年青，啥也不怕，警察看到也不管，知道这些人是大托铺来的。我们就这样从这行进中流览了长沙的市容。中午我们到奇珍阁去吃饭，进出一看都是我们的人。我和刘占刚、汪自诚、林雄耕在一起，凭四张红餐券要了四菜一汤，味道很好，量多得根本吃不完，最大的特点就是辣！下午我们又看了一场电影，最好刚好提前半小时上车，大家就在车上吹起了当天的见闻。回到营房后，大队长就来宣布：接军委空军的命令，我们的飞机还有半个月才能到，让我们马上去开封训练跳伞，明天出发。
说清楚为飞行服务并不就是为飞行员服务，飞行员本身也是在为飞行服务，空军的每一个人都要紧紧围绕着飞行这个大事而工作，失去了这个目标就失去了空军的灵魂和实际意义。在经过大讨论后总算对这个当时空军比较难以说清的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
因为这个机场当时是为歼击师准备的，是根据歼击师配套的，比如宿舍都是按照一个中队四架飞机四个人来设计的，食堂也是按照歼击师来按排的。而现在却是按排了轰炸师当然就拥挤不堪了。一下子超过了三倍。苏联飞行顾问来看我们的房间时说了一句话：“你们是如何为飞行服务的？这样挤能睡好觉吗？长沙的夏天最高温度都在38度以上，睡不好觉又从何谈飞行安全？这个房间最多只能睡四个人。”
一下子要搬走八个人？！到那里去呀！当时是让师里领导为难了一阵，后来经过协商还是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减半，从十二人减至六人，同时安装一个大吊扇，（这在当时也是很现代了）。我们一分为二的人就只能去挤地勤住房了，地勤又回到了统铺。好在刚学了为飞行服务的大讨论，思想上基本能接受。食堂则采取轮班吃饭前后错开四十分钟，这样食堂又苦了，劳动量大大增加了，又增加了炊事员，他们也分二班，这个新矛盾就这样暂时解决了。
因为是新组建的部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在地面准备结束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员和飞机了。地面人员据说是从一个建制陆军师抽掉而来的。己经来了大半年了，而我们来了就是说人员就到齐了，可还有一个主角没有到，那就是飞机了。
这时我们也没有闲着，正好背地图。半径300公里的城镇以上的地标都要背下来，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范围呀，北到湖北武汉，东到江西鹰潭，南到广东韶关，西到怀化、吉首。不但要背距离而且还记住方位。比如说，问到到武汉就能说出距离280公里方位15度47分。这个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一个星期就背下来而且还能画出来。再就是熟悉机场使用规则，要把长沙机场的面积、方向、海拔高度、跑道的长宽都要了解，这个简单，只要坐车去看了一趟就基本清楚了。这是在湘江南岸一片南北的一个开阔地，水陆洲就在跑道北面的正前方，一起飞就在底下。北面除了有岳麓山稍有点高度外就都很平坦，南面的延长线上也是很平坦的，这一点对飞行员是极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以后的白天的穿云，和夜间的飞行。净空不好飞行员是很有顾虑的。
这些地面准备工作结束后，就在四月上旬放了一天假去长沙玩。这下可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当然还有一些规定，比如第一绝对要三人一伍，不能单独活动；第二不能上照相馆（防国民党特务）；第三是不能随便找餐馆，要拿部队食堂发的票到指定的餐馆吃，我记得那时只有二家可以吃：一家是奇珍阁，一家是沙利文。也就是说这二家是经过政审的，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第二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饭，七点半到外面一看四辆美国十轮卡整齐的停在司令部前，带队参谋长安排我们按秩序一二三大队各上一辆车，地勤一辆车。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向长沙进发了。
到了长沙，参谋长说下午四点整回去。于是我们就散开四处游玩了，当然是围绕着“五一转盘”（现五一广场）为中心，“五一”路为重点。解放电影院是我们的重点光顾对象，那时最好的文活娱动就是看电影了。因为那时长沙还没有从抗战“文夕大火”中恢复过来，街道也不是那样开阔，比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差远了，所以能逛的地方不多。再就是天心公园和湘江边上看风景了。
我们下车就租了几辆自行车，在长沙街上编队行进。一下品字型、一下人字型、一下梯队、一下又编指队，说实在地，那时也真显眼，反正年青，啥也不怕，警察看到也不管，知道这些人是大托铺来的。我们就这样从这行进中流览了长沙的市容。中午我们到奇珍阁去吃饭，进出一看都是我们的人。我和刘占刚、汪自诚、林雄耕在一起，凭四张红餐券要了四菜一汤，味道很好，量多得根本吃不完，最大的特点就是辣！下午我们又看了一场电影，最好刚好提前半小时上车，大家就在车上吹起了当天的见闻。回到营房后，大队长就来宣布：接军委空军的命令，我们的飞机还有半个月才能到，让我们马上去开封训练跳伞，明天出发。
第二天上午九点就出发到长沙坐火车。
跳伞是我们在航校学过而没有实际操练过的一门课程，心中很是向往：那从空中飘落的滋味应该很神奇吧？当然也有一点心跳：毕竟是从天上往下跳呀。
车到武汉己经傍晚，我们就住在武汉最热闹的江汉路口的军人饭店。第二天接着坐车，到郑州转车后一小时就到了开封。一进大门，就看到墙上写着：“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中间是个非常大的操场和一个同样非常大的主席台。两边是整齐的营房。防风沙的白扬树挺拔的耸立在四周。我们就住在招待所里。
那时只有这一支伞兵师即801部队，全空军的飞行员练习跳伞都要到这儿来。他们除了自己训练外还要完成兄弟部队跳伞训练任务。选择这儿做跳伞训练基地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它四周全是沙丘，跳下来不容易崴脚。组建这个伞兵师是为了解放台湾时深入敌后作战的，特别强调要有独胆作战的勇猛和经验，所以在抽调干部时都是降一级使用：班长当战士，排长当班长，从全军各野战部队来的人员，组成了一支有着非常强悍战斗力的精兵队伍，而且基本上都有战功的。
可是朝战爆发后解放台湾的战役无限期延后，在和平环境下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人问题。他们资格最嫩的也是渡江战役前参军的，都是25、6岁的老兵了，可按规定还要营级才能结婚。再是待遇问题。如衣服干部是四个口袋，而战士却是二个口袋，干部是皮鞋擦的发亮，而战士却是翻毛皮鞋。正排级月津贴21 万元，以上还要递增，而战士则只有3万元。最让人难受的是，干部可以留发，而战士只能剃光头。都是经过战斗洗礼出生入死的功臣，如今让他们像新兵战士一样训练，的确是不太合情理。所以当时开封伞兵师犯纪律的事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作风小节上，如不请假外出，顶撞领导，打群架，调戏妇女。一次在铁路上打野外，红旗一招把火车停下了，还以为是军事演习哪。开封那时是河南省的省会，陇海线又是一条干线，直接影响到京广线的列车正点，这一下可闹大了。
中央军委最后下决心在1952年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提拔了一批，送军校一批，复员了一批，转业了一批。这样，部队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战斗力。我们是在整顿后去的，看到的就是一支生机勃勃，训练有素的威武之师了。训练我们的教员都是功底很扎实的连排长。看到他们的动作，我从心底里也放心了。
第二天正式训练。跳伞的难点是跳出舱门那一刹那，要求双手紧抱备份伞，以防主伞打不开时能很快顺手把备份伞打开。再是两腿要并拢防止伞开后伞绳缠绕。我运动的基础好，训练中基本没有遇到难题。可是有些人没有这么好运动的基础，就只好专门补课了，从训练机上，下来上去，一天不知道要跳多少回，腿都酸肿得抬不起来了。那些从陆军来的老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副团长、副师长，年龄都偏大了，练的次数更多，走路时连腿都迈不动了。因为这是关系到生命安全的问题，是不能迁就的，放大说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就这样的苦练一个星期，终于在地面考试时大家都过关了。第二天要真的从天上往下跳了。
跳伞是我们在航校学过而没有实际操练过的一门课程，心中很是向往：那从空中飘落的滋味应该很神奇吧？当然也有一点心跳：毕竟是从天上往下跳呀。
车到武汉己经傍晚，我们就住在武汉最热闹的江汉路口的军人饭店。第二天接着坐车，到郑州转车后一小时就到了开封。一进大门，就看到墙上写着：“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中间是个非常大的操场和一个同样非常大的主席台。两边是整齐的营房。防风沙的白扬树挺拔的耸立在四周。我们就住在招待所里。
那时只有这一支伞兵师即801部队，全空军的飞行员练习跳伞都要到这儿来。他们除了自己训练外还要完成兄弟部队跳伞训练任务。选择这儿做跳伞训练基地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它四周全是沙丘，跳下来不容易崴脚。组建这个伞兵师是为了解放台湾时深入敌后作战的，特别强调要有独胆作战的勇猛和经验，所以在抽调干部时都是降一级使用：班长当战士，排长当班长，从全军各野战部队来的人员，组成了一支有着非常强悍战斗力的精兵队伍，而且基本上都有战功的。
可是朝战爆发后解放台湾的战役无限期延后，在和平环境下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人问题。他们资格最嫩的也是渡江战役前参军的，都是25、6岁的老兵了，可按规定还要营级才能结婚。再是待遇问题。如衣服干部是四个口袋，而战士却是二个口袋，干部是皮鞋擦的发亮，而战士却是翻毛皮鞋。正排级月津贴21 万元，以上还要递增，而战士则只有3万元。最让人难受的是，干部可以留发，而战士只能剃光头。都是经过战斗洗礼出生入死的功臣，如今让他们像新兵战士一样训练，的确是不太合情理。所以当时开封伞兵师犯纪律的事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作风小节上，如不请假外出，顶撞领导，打群架，调戏妇女。一次在铁路上打野外，红旗一招把火车停下了，还以为是军事演习哪。开封那时是河南省的省会，陇海线又是一条干线，直接影响到京广线的列车正点，这一下可闹大了。
中央军委最后下决心在1952年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提拔了一批，送军校一批，复员了一批，转业了一批。这样，部队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战斗力。我们是在整顿后去的，看到的就是一支生机勃勃，训练有素的威武之师了。训练我们的教员都是功底很扎实的连排长。看到他们的动作，我从心底里也放心了。
第二天正式训练。跳伞的难点是跳出舱门那一刹那，要求双手紧抱备份伞，以防主伞打不开时能很快顺手把备份伞打开。再是两腿要并拢防止伞开后伞绳缠绕。我运动的基础好，训练中基本没有遇到难题。可是有些人没有这么好运动的基础，就只好专门补课了，从训练机上，下来上去，一天不知道要跳多少回，腿都酸肿得抬不起来了。那些从陆军来的老同志，特别是我们的副团长、副师长，年龄都偏大了，练的次数更多，走路时连腿都迈不动了。因为这是关系到生命安全的问题，是不能迁就的，放大说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就这样的苦练一个星期，终于在地面考试时大家都过关了。第二天要真的从天上往下跳了。
第一次飞行和第一次跳伞有着天壤之别。第一次飞行，一是有教员陪着飞机坐着；二有好多应急的措施准备着；三是那时飞机的速度也比较慢，滑翔比很高，出了小故障也能飞回来，在东北那宽阔平原上迫降也还安全；四是最后实在不行还可跳伞。所以心中虽有激动和兴奋，但并不紧张。
可跳伞就不一样了，从天空往下跳，出舱门那一刹那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虽然降落伞是保险的，万一不行还有备份伞，但这都是在空中进行，有好多的可能性。想着想着，还真的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整齐的列队上车去机场。歌声嘹亮，士气高涨。四月的开封已是春意盎然了，蓝蓝的天，暖风微微的吹。教员说：今天天气真好，风速才2秒米，对你们平稳落地很有利。这时的任何一点信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精神安慰。
第一批是师直干部。我们是第二批。在准备伞具的时候，我感觉再也没有哪样工作会像检查降落伞那样认真了！此时，伞和生命是那样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教员的每次检查我们都是十分虔诚的期待，那怕教员来回反复检查十次百次也不嫌麻烦，相反倒是如果少来一次心里就有看法，好像是对自己不关心似的。
在经过反复检查后我们也就登机了。这是一架C-46飞机，十三师有一个团都是这种飞机，那是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制飞机，可以乘坐近50人。我们这一组是24人分两批，一批12人。跳伞的顺序是按体重来排序的，先重后轻，因为同等降落伞空气阻力下重的下降的快，先跳就不会踩到下面人的伞上。我那时很胖，85公斤，排在第二个。比我重的是俞庆鑫，他一米八五91公斤，人家都叫他大俞。
上了飞机我们分面对面两排坐着，同时将伞钩挂在飞机纵杠上，伞就由它来拉开了。教员在各处察看伞钩挂好了没有。我心中不断的盼望着他再来看一次，好像越看得多就越安全似的。飞机很快就起飞了，转了一圈就对正了航向，直奔跳伞场去了。此时我认真地扫描了大家一眼，每人脸上那凝重的神色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
忽然，预备铃响起，大家就像弹簧一样地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齐刷刷地向着机门后方45度方向半蹲下来，双手紧抱着备份伞，等着铃声的再次响起。教员此时站在机舱门边上笑着说：“天气很好，大家沉着放心大胆地跳吧！”我啥也不想了，就把头紧贴在前面大俞的伞包上，心想：他跳我就跳！
铃声再次响起，我们快速鱼贯冲出飞机。一出舱门耳边的风就像跳水时那样呼呼作响，大约只二秒钟后，一个强大的力量猛地一下子就把我给拽了上去，抬头一看，哈！伞开了！那2秒钟真好像过了一年那么漫长。伞一打开，我们就都情不自禁地大呼唤着战友们的名字，我第一个喊的就是“大俞！大俞！”，大家像是刚从天上回到人间，又再生了一回似的高兴。我接下来又放声唱起歌来。
没有动力的在那蓝天飞翔，天空静悄悄，没有一点声响，云彩也是那么悠闲的漂浮在我们周边，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不一会儿就要落地了，我先把风向调好，以便正面顺风落地，这样就不会向后倒，向后倒是危险的。等我调好，地面也越来越近了，我紧紧地把两腿并拢，只要并拢就绝对不会崴脚。看地面忽忽地往上来，我两眼直朝前方，一下就接地了，一切安全，我成功了！
伞收好后，发了跳伞纪念章，这是我视为最珍贵的一枚，终身永留。那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八日。
晚上大伙儿好好聚了一次餐，我们纷纷碰杯纪念这人生难忘的一次经历。都说新兵跳伞有“三多”：登机前尿多，登机后汗多，着陆后话多。我们也不例外，大声吹嘘着各自的空中感受。我们这一组很顺利，但有些组就出了一点小问题：有的跳到老乡家房顶上去了，幸亏比较机灵，趁伞还没有收拢又接着跳下来，有一个叫徐向群的体重太轻，只有45公斤，结果让风给吹到河对岸去了，等他回来我们都已经到营房了。崴脚的只有一个，住了半年医院才好。
大家正高兴的时候，政委宣布：明天休息一天。大家又欢呼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街了。开封这个大宋京都，久仰了。我小时就喜欢看《水浒》，那一百单八将我都能按顺序背下来。当时香烟促销，每盒烟里都有一张梁山好汉的插卡，我就去大人那里收集，是同学中第一个收全的胜利者。所以我对开封汴梁还是比较熟悉的。那时刚解放不久，相国寺的原有面貌保存的很完整，我眼前好似看到了正月十五戏花灯时,那些纨绔子弟在在小姐群来往穿梭，寻觅着自己猎物……
可跳伞就不一样了，从天空往下跳，出舱门那一刹那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虽然降落伞是保险的，万一不行还有备份伞，但这都是在空中进行，有好多的可能性。想着想着，还真的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整齐的列队上车去机场。歌声嘹亮，士气高涨。四月的开封已是春意盎然了，蓝蓝的天，暖风微微的吹。教员说：今天天气真好，风速才2秒米，对你们平稳落地很有利。这时的任何一点信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精神安慰。
第一批是师直干部。我们是第二批。在准备伞具的时候，我感觉再也没有哪样工作会像检查降落伞那样认真了！此时，伞和生命是那样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教员的每次检查我们都是十分虔诚的期待，那怕教员来回反复检查十次百次也不嫌麻烦，相反倒是如果少来一次心里就有看法，好像是对自己不关心似的。
在经过反复检查后我们也就登机了。这是一架C-46飞机，十三师有一个团都是这种飞机，那是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制飞机，可以乘坐近50人。我们这一组是24人分两批，一批12人。跳伞的顺序是按体重来排序的，先重后轻，因为同等降落伞空气阻力下重的下降的快，先跳就不会踩到下面人的伞上。我那时很胖，85公斤，排在第二个。比我重的是俞庆鑫，他一米八五91公斤，人家都叫他大俞。
上了飞机我们分面对面两排坐着，同时将伞钩挂在飞机纵杠上，伞就由它来拉开了。教员在各处察看伞钩挂好了没有。我心中不断的盼望着他再来看一次，好像越看得多就越安全似的。飞机很快就起飞了，转了一圈就对正了航向，直奔跳伞场去了。此时我认真地扫描了大家一眼，每人脸上那凝重的神色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
忽然，预备铃响起，大家就像弹簧一样地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齐刷刷地向着机门后方45度方向半蹲下来，双手紧抱着备份伞，等着铃声的再次响起。教员此时站在机舱门边上笑着说：“天气很好，大家沉着放心大胆地跳吧！”我啥也不想了，就把头紧贴在前面大俞的伞包上，心想：他跳我就跳！
铃声再次响起，我们快速鱼贯冲出飞机。一出舱门耳边的风就像跳水时那样呼呼作响，大约只二秒钟后，一个强大的力量猛地一下子就把我给拽了上去，抬头一看，哈！伞开了！那2秒钟真好像过了一年那么漫长。伞一打开，我们就都情不自禁地大呼唤着战友们的名字，我第一个喊的就是“大俞！大俞！”，大家像是刚从天上回到人间，又再生了一回似的高兴。我接下来又放声唱起歌来。
没有动力的在那蓝天飞翔，天空静悄悄，没有一点声响，云彩也是那么悠闲的漂浮在我们周边，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不一会儿就要落地了，我先把风向调好，以便正面顺风落地，这样就不会向后倒，向后倒是危险的。等我调好，地面也越来越近了，我紧紧地把两腿并拢，只要并拢就绝对不会崴脚。看地面忽忽地往上来，我两眼直朝前方，一下就接地了，一切安全，我成功了！
伞收好后，发了跳伞纪念章，这是我视为最珍贵的一枚，终身永留。那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八日。
晚上大伙儿好好聚了一次餐，我们纷纷碰杯纪念这人生难忘的一次经历。都说新兵跳伞有“三多”：登机前尿多，登机后汗多，着陆后话多。我们也不例外，大声吹嘘着各自的空中感受。我们这一组很顺利，但有些组就出了一点小问题：有的跳到老乡家房顶上去了，幸亏比较机灵，趁伞还没有收拢又接着跳下来，有一个叫徐向群的体重太轻，只有45公斤，结果让风给吹到河对岸去了，等他回来我们都已经到营房了。崴脚的只有一个，住了半年医院才好。
大家正高兴的时候，政委宣布：明天休息一天。大家又欢呼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街了。开封这个大宋京都，久仰了。我小时就喜欢看《水浒》，那一百单八将我都能按顺序背下来。当时香烟促销，每盒烟里都有一张梁山好汉的插卡，我就去大人那里收集，是同学中第一个收全的胜利者。所以我对开封汴梁还是比较熟悉的。那时刚解放不久，相国寺的原有面貌保存的很完整，我眼前好似看到了正月十五戏花灯时,那些纨绔子弟在在小姐群来往穿梭，寻觅着自己猎物……
回到长沙第三天就听说飞机要来了。这批飞机是从齐齐哈尔八师转来的，他们已改装依勒-28（后来叫轰-五）了。
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天气格外的好，可以说晴空万里。这是大托铺机场地面场站的处女航，加油车，救护车，通信车，指挥车，塔台的指挥，信号员，计时员，标图员，气象员等都是第一次实际操作。
飞机从郑州起飞，预计到场是十一点。这是大托铺机场的一个盛大节日，可能是后勤人员和当地人混熟了泄露了出去。不到十点，跑道的南侧就站满了围观的人群，黑鸦鸦的一片，离跑道很近，十分危险。于是警卫连又忙了起来，好劝歹说总算把老百姓劝到了跑道50米以外去了。
这一批一共是二十一架轰炸机。第一架是先遣机，是领队的也是带点试着落的性质，因为这个跑道验收时据说只降过运输机。首架降落的是八师的一位副团长，他着陆后就到塔台指挥去了，把他的感受和风向风速通报给后面的机群。十分钟后大机群就出现了：机群以中队为编队，以品字队形跟进，通过跑道解散落地。二十架飞机轰隆隆的飞来，把脚下沉睡了千年的湖湘大地好好地震动了一下，热闹了一番。观看群众越来越多，警卫人员竭尽全力地维持着秩序，最后总算没有突破警戒线。
飞机着陆后分成了两部分：十架编为68团，十一架编给我们69团（含师直的一架）。这批飞机中有些参加过前面所述的大和岛战斗，我们团就有一架，还是刘绍基用它打下一架F-86的英雄飞机！
送飞机的飞行员下飞机后就让汽车接走吃饭去了。由于那时大托铺机场还不具备接待条件，没有那么多床位。他们午饭后就直接送到长沙火车站坐火车回去了。留下了六名飞行教员，一个团三位。
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飞行训练。
大托铺机场开始是为歼击机师设计的。歼击机的实弹射击训练对靶场要求很简单，只要在一个大山的上空，下面荒无人烟就可以训练。歼击机主要是练空中格斗，可以靠照相枪射击来检查效果，只要有空域就行。
而轰炸师则大不一样，要想在空中把炸弹投到目标上去，就必须多练多协调，靠照相轰炸来替代实弹轰炸是不行的。轰炸靶场要求地形相对要平，周围半径五公里不能有人居住，因为真枪实弹的轰炸一旦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严重事故。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湖南人口稠密，很难找到合适的靶场。最后只好到离我们最近的靶场—— 郑州25师的基地进行异地训练，每次出动一个大队穿插利用25师训练的间隙进行训练。
这样一来我们在长沙就轻松了，只是进行一些巩固飞行，整天就那么四平八稳的起飞落地，没太大的压力。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段比较悠闲的日子。
我们的食堂和宿舍之间是一个大操场，有蓝球场、排球场、器械区等。比我们早来半年的卫生队一直在那里打球。我们空闲下来后就跟他们打起了对抗赛。开始我是打蓝球，可湖南人为主的卫生队篮球不行，排球技术却很好，连几个女战士的也打得也不错。于是我们也改打起了排球。排球我从来没摸过，就凭我将近1米8的个子，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加上运动基础好，不到一星期我就能扣球了，后来又学会了在后排接扣球。结果半年后我就成了团代表队的主力，一年后就是师代表队的主力了。
虽说是50多年了，但当时的一些小事细节，却仍是至今历历在目。记得一次，卫生队早到了赛场，差人数在等，当我们来时，一位女化验员就急急地大喊：“快脱裤子”（意思是快把长裤脱了），笑得大家前仰后合。
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天气格外的好，可以说晴空万里。这是大托铺机场地面场站的处女航，加油车，救护车，通信车，指挥车，塔台的指挥，信号员，计时员，标图员，气象员等都是第一次实际操作。
飞机从郑州起飞，预计到场是十一点。这是大托铺机场的一个盛大节日，可能是后勤人员和当地人混熟了泄露了出去。不到十点，跑道的南侧就站满了围观的人群，黑鸦鸦的一片，离跑道很近，十分危险。于是警卫连又忙了起来，好劝歹说总算把老百姓劝到了跑道50米以外去了。
这一批一共是二十一架轰炸机。第一架是先遣机，是领队的也是带点试着落的性质，因为这个跑道验收时据说只降过运输机。首架降落的是八师的一位副团长，他着陆后就到塔台指挥去了，把他的感受和风向风速通报给后面的机群。十分钟后大机群就出现了：机群以中队为编队，以品字队形跟进，通过跑道解散落地。二十架飞机轰隆隆的飞来，把脚下沉睡了千年的湖湘大地好好地震动了一下，热闹了一番。观看群众越来越多，警卫人员竭尽全力地维持着秩序，最后总算没有突破警戒线。
飞机着陆后分成了两部分：十架编为68团，十一架编给我们69团（含师直的一架）。这批飞机中有些参加过前面所述的大和岛战斗，我们团就有一架，还是刘绍基用它打下一架F-86的英雄飞机！
送飞机的飞行员下飞机后就让汽车接走吃饭去了。由于那时大托铺机场还不具备接待条件，没有那么多床位。他们午饭后就直接送到长沙火车站坐火车回去了。留下了六名飞行教员，一个团三位。
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飞行训练。
大托铺机场开始是为歼击机师设计的。歼击机的实弹射击训练对靶场要求很简单，只要在一个大山的上空，下面荒无人烟就可以训练。歼击机主要是练空中格斗，可以靠照相枪射击来检查效果，只要有空域就行。
而轰炸师则大不一样，要想在空中把炸弹投到目标上去，就必须多练多协调，靠照相轰炸来替代实弹轰炸是不行的。轰炸靶场要求地形相对要平，周围半径五公里不能有人居住，因为真枪实弹的轰炸一旦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严重事故。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湖南人口稠密，很难找到合适的靶场。最后只好到离我们最近的靶场—— 郑州25师的基地进行异地训练，每次出动一个大队穿插利用25师训练的间隙进行训练。
这样一来我们在长沙就轻松了，只是进行一些巩固飞行，整天就那么四平八稳的起飞落地，没太大的压力。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段比较悠闲的日子。
我们的食堂和宿舍之间是一个大操场，有蓝球场、排球场、器械区等。比我们早来半年的卫生队一直在那里打球。我们空闲下来后就跟他们打起了对抗赛。开始我是打蓝球，可湖南人为主的卫生队篮球不行，排球技术却很好，连几个女战士的也打得也不错。于是我们也改打起了排球。排球我从来没摸过，就凭我将近1米8的个子，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加上运动基础好，不到一星期我就能扣球了，后来又学会了在后排接扣球。结果半年后我就成了团代表队的主力，一年后就是师代表队的主力了。
虽说是50多年了，但当时的一些小事细节，却仍是至今历历在目。记得一次，卫生队早到了赛场，差人数在等，当我们来时，一位女化验员就急急地大喊：“快脱裤子”（意思是快把长裤脱了），笑得大家前仰后合。
轮到我们去郑州已是五四年的夏天了。那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当时长沙一部分地区也已经是一片汪洋了，汽车没法开，只好请求陆军帮忙，他们来了两辆水陆二用坦克把我们送到长沙火车站。
到了武汉，更是亲眼目睹了著名的“武汉五四大洪水”。在武汉长江大堤上看，长江洪水比武汉市的街道还高出几米，和大堤里面的二楼一样高，站在街上看水要抬头看。那时的武汉人民与天斗与地斗的英雄气慨也是很感人的，大堤上昼夜巡逻，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民众乐园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一条大鱼和一条小鱼的对话，小鱼说：“妈，你不是说大水来了要带我们去民众乐园玩吗？”大鱼说：“啊，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啦。”充分体现了自信的武汉人民抗洪的决心和勇气。
我们的六架飞机，因为在鸡公山至信阳之间的一片雷雨区，在武汉机场足足停了十天。那时我们还没有飞过“仪表飞行”（就是窗外可见度为0时，只看仪表进行飞行），最后靠八师调来的两个飞过“仪表飞行”的老飞行员和一位国民党起义的飞行员陈九英（时任师检查主任）来回三次才把飞机飞到郑州。
由于广水到花园一带铁路路基冲掉了，我们在武汉滞留了二天。抢修好了铁路，我们就顺利地到了郑州，开始训练飞行。
要说郑州，我实际上己经是第六次到了，但以前都是一晃而过，而这次却是真正的住下来生活和工作了。
一九五四年中央己经明确河南省会要从开封搬迁到郑州来了。那时，郑州的火车站还是一个大草棚，一切设施都很简陋，候车室根本就没有坐位，却已经承担着南来北往无数趟列车通过的艰巨任务，中州大地铁路枢纽中心地位己无可争议的形成了。我们也看到了正在打拆大建的架式，相信不会很久郑州新站就会拔地而起，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郑州，好像是来见证这历史的变迁一样。
郑州机场位于郑州东郊三公里处的燕庄。这个机场是按照轰炸机来建的，一切都比较适应，房间是四人一间，食堂也是两个大食堂。机场的跑道一般都是和当地的河流走向相同。长沙的湘江是南北，所以大托铺机场跑道也就是南北，黄河郑州段是东西，郑州机场跑道也就是东西。因为飞机的起飞降落最好是逆风，所以跑道的方向要和当地的常年风向相一致。
我们到郑州后就开始背地图，开始熟悉机场周围的地标，这儿是个大平原，净空条件相当好。除西南有嵩山和西北太行山外，东北和东南都是广阔的平原地带，对飞行十分有利。轰炸靶场是在郑州西面汜水北面黄河中间的一个岛上，这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靶场，半径大约有二公里，河中又没有船泊来往，除了沙滩啥也没有。我们的靶场指挥所就设在河对岸的武陟县。
在熟悉了周边后就开始正式训练了，一个机组在郑州只飞四次。是三角航线，航线是从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转弯进入汜水起点。进入起点这二分钟是轰炸机飞行员最关键的功夫了。和歼击机相反。歼击机是要尽自己所能做各种飞行状态不规则的特技动作来和敌机格斗，而轰炸机则是要求在这二分钟的航路上保恃飞机的绝对平稳状态，在这当中还要计算出轰炸的各种诸元，如迅速测出风向风速，准确的算出投弹角和偏流（地速和空速之间的夹角为偏流）。也就是在偌大的天空要把飞机的航迹线和地面目标的延长线重在一起，稍有上升那就可能使投弹早投而不到目标，稍有下滑那就使炸弹可能超过目标。飞机也不能有一点侧滑，否则就会把炸弹甩出去很远。
这一切在今天都是小菜一碟了。现代轰炸机装备了激光、GPS等各种各样的精准轰炸系统。科学越发展操作就越简单，而科学落后就操作越复杂。想想那时就凭一个光学瞄准具，在空中要测算出轰炸所需要的一切诸元，而且还要正确的把炸弹投向目标，真是有点高难度啊！我感受到还是与人的敏感度和意志有关系，虽然紧张，但我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心态，飞机进入航路后我都能够沉着稳定的判断情况及时正确的将炸弹投下。那时成绩都是按苏联的规距来打的，三分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优秀。四次轰炸我的成绩平均都是4分。刚开始实战就有这样的成绩已是相当不错了。飞完四次轰炸己经是八月了。
飞完后宣布休息一天，我们就到郑州玩了一下。记得那时去郑州挺有意思，因为距离近就不派车了，每逢星期天一早营房门口就整齐的排上一排小毛驴车在等我们坐，车价是一角钱。一车坐上三、五个人就走，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城区，但驴车不能进城。那时的郑州还很小，我们下来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市中心二七广场。郑州是二七大罢工的中心，虽然发生在武汉，但最后林详谦是在郑州遇难的，所以郑州叫二七的地方就多，如： 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馆，二七路。那时最热闹的要数德化街了，而德化街上最有名气的就是蔡记混饨馆，那是用鸡丝作料下的混饨，味道真是不错，后来就变成了我们常来光顾的地方了。每次吃罢了混饨都是老一套——到二七电影院看电影。
到了武汉，更是亲眼目睹了著名的“武汉五四大洪水”。在武汉长江大堤上看，长江洪水比武汉市的街道还高出几米，和大堤里面的二楼一样高，站在街上看水要抬头看。那时的武汉人民与天斗与地斗的英雄气慨也是很感人的，大堤上昼夜巡逻，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民众乐园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一条大鱼和一条小鱼的对话，小鱼说：“妈，你不是说大水来了要带我们去民众乐园玩吗？”大鱼说：“啊，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啦。”充分体现了自信的武汉人民抗洪的决心和勇气。
我们的六架飞机，因为在鸡公山至信阳之间的一片雷雨区，在武汉机场足足停了十天。那时我们还没有飞过“仪表飞行”（就是窗外可见度为0时，只看仪表进行飞行），最后靠八师调来的两个飞过“仪表飞行”的老飞行员和一位国民党起义的飞行员陈九英（时任师检查主任）来回三次才把飞机飞到郑州。
由于广水到花园一带铁路路基冲掉了，我们在武汉滞留了二天。抢修好了铁路，我们就顺利地到了郑州，开始训练飞行。
要说郑州，我实际上己经是第六次到了，但以前都是一晃而过，而这次却是真正的住下来生活和工作了。
一九五四年中央己经明确河南省会要从开封搬迁到郑州来了。那时，郑州的火车站还是一个大草棚，一切设施都很简陋，候车室根本就没有坐位，却已经承担着南来北往无数趟列车通过的艰巨任务，中州大地铁路枢纽中心地位己无可争议的形成了。我们也看到了正在打拆大建的架式，相信不会很久郑州新站就会拔地而起，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郑州，好像是来见证这历史的变迁一样。
郑州机场位于郑州东郊三公里处的燕庄。这个机场是按照轰炸机来建的，一切都比较适应，房间是四人一间，食堂也是两个大食堂。机场的跑道一般都是和当地的河流走向相同。长沙的湘江是南北，所以大托铺机场跑道也就是南北，黄河郑州段是东西，郑州机场跑道也就是东西。因为飞机的起飞降落最好是逆风，所以跑道的方向要和当地的常年风向相一致。
我们到郑州后就开始背地图，开始熟悉机场周围的地标，这儿是个大平原，净空条件相当好。除西南有嵩山和西北太行山外，东北和东南都是广阔的平原地带，对飞行十分有利。轰炸靶场是在郑州西面汜水北面黄河中间的一个岛上，这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靶场，半径大约有二公里，河中又没有船泊来往，除了沙滩啥也没有。我们的靶场指挥所就设在河对岸的武陟县。
在熟悉了周边后就开始正式训练了，一个机组在郑州只飞四次。是三角航线，航线是从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转弯进入汜水起点。进入起点这二分钟是轰炸机飞行员最关键的功夫了。和歼击机相反。歼击机是要尽自己所能做各种飞行状态不规则的特技动作来和敌机格斗，而轰炸机则是要求在这二分钟的航路上保恃飞机的绝对平稳状态，在这当中还要计算出轰炸的各种诸元，如迅速测出风向风速，准确的算出投弹角和偏流（地速和空速之间的夹角为偏流）。也就是在偌大的天空要把飞机的航迹线和地面目标的延长线重在一起，稍有上升那就可能使投弹早投而不到目标，稍有下滑那就使炸弹可能超过目标。飞机也不能有一点侧滑，否则就会把炸弹甩出去很远。
这一切在今天都是小菜一碟了。现代轰炸机装备了激光、GPS等各种各样的精准轰炸系统。科学越发展操作就越简单，而科学落后就操作越复杂。想想那时就凭一个光学瞄准具，在空中要测算出轰炸所需要的一切诸元，而且还要正确的把炸弹投向目标，真是有点高难度啊！我感受到还是与人的敏感度和意志有关系，虽然紧张，但我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心态，飞机进入航路后我都能够沉着稳定的判断情况及时正确的将炸弹投下。那时成绩都是按苏联的规距来打的，三分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优秀。四次轰炸我的成绩平均都是4分。刚开始实战就有这样的成绩已是相当不错了。飞完四次轰炸己经是八月了。
飞完后宣布休息一天，我们就到郑州玩了一下。记得那时去郑州挺有意思，因为距离近就不派车了，每逢星期天一早营房门口就整齐的排上一排小毛驴车在等我们坐，车价是一角钱。一车坐上三、五个人就走，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城区，但驴车不能进城。那时的郑州还很小，我们下来走了一会儿就到了市中心二七广场。郑州是二七大罢工的中心，虽然发生在武汉，但最后林详谦是在郑州遇难的，所以郑州叫二七的地方就多，如： 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馆，二七路。那时最热闹的要数德化街了，而德化街上最有名气的就是蔡记混饨馆，那是用鸡丝作料下的混饨，味道真是不错，后来就变成了我们常来光顾的地方了。每次吃罢了混饨都是老一套——到二七电影院看电影。
九月初我们回去时待遇又提高了，坐火车是软卧了。党和人民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这也给了我们更深责任感，我们可要对得起呀。我相信那时的同志们都有这么一种朴素的心理。
我和一个战友睡在一个有两个陆军首长的房间。他们左侧一上一下，我们右侧一上一下，开始双方都显得拘谨。我估计是他们在琢磨我们，这两个小伙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年青？因为那时坐软卧可是要师职以上、地方是司局长以上才能坐，再年青也要三十岁以上。没有此条件你再有钱也不行。所以那时只要你坐进软卧，服务员都管叫你首长。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突破点。因为他们年岁大，我们就主动提出和左侧上铺那个首长换床位，把我这个下铺给了他们.因为下铺的价格比上铺贵也舒服一点,一开始他还不好意思，看到我们是真诚的，也就不推辞了。这一换话就来了，他们先开口问：
“小伙子，你们到那儿哪？”
“长沙。”我们回答。
“哦，那个单位上班呀？”
“大托铺”。
“那你们是去机场？”
“是呀。”
“那你们是飞行员呀？”
“是呀。”
因为看到他们老首长我们也就不避嫌了，本来是不准曝露身份的。我们也趁机反问：“你怎么知道大托铺就是飞行员呀？”
“去年我们江西和湖南同时接到修机场的任务。我们在江西向塘修了个大机场，湖南在大托铺修了个大机场，都是省军区负责的。向塘机场就是我直接指挥的。”
旁边那位就说：“他是我们江西省军区的司令员”，
这位司令员也说：“他是我们的政委”。
嗬！让我们碰上了这么大的官了。顿时倒反而使我们有点拘束了。好在老首长见多了，他们主动的说：“你们是何时入伍的呀？”这个话茬子一开，就好说多了，人也轻松了。我们也知道了他俩都是兴国人，一九三四年就参加红军了，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军团的，打了好多硬仗。他们也问我们一些飞行常识，如在空中到底能否看到地面上人的动静？一天的伙食费是多少？飞行员在空中是如何找到目标的？等等。
这段列车遐遇也成了我们同行的一段佳话。很快车到了长沙，我们向二位老首长敬礼告别，他们送我们到车门握手再见。
在长沙才一年多，好像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回来后恢复了原样的工作生活，球友们特别是女兵们见了是分外的亲切，日久生情这句成语还真有点确切。虽然那时我们都是成人了，但当时的社交知识还仅局限在战友情谊的份上，我们都还没有发展成所谓的异性朋友。原因一是那时远不如现在这样的开放，我们好像是在一个闭塞的世界里。另外年龄也偏小，我才十九岁。但是对女性来讲十八九岁正是豆寇年华，青春似火。可却要把这满腔的情意掩藏起来。因为那时在部队谈恋爱是要服从组织安排的。飞行员谈恋爱的条件是：一要营级干部，二要二十六岁，三要飞完团编队，这三条，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遥远的事。但是地面干部没有这些限制，于是就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一天，我在卫生队换药，给我换药是一位叫小贝的卫生员，开始给换药时还是满面春光，谈笑风生，可卫生队的指导员叫她到政治处去一下。只见她一下子就晴转阴天了，眼中还带着一点泪水，我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也能意识到是什么了。我真想安慰她几句，可说什么呢？我一介小兵又能做什么呢？也许这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特色吧！
我和一个战友睡在一个有两个陆军首长的房间。他们左侧一上一下，我们右侧一上一下，开始双方都显得拘谨。我估计是他们在琢磨我们，这两个小伙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年青？因为那时坐软卧可是要师职以上、地方是司局长以上才能坐，再年青也要三十岁以上。没有此条件你再有钱也不行。所以那时只要你坐进软卧，服务员都管叫你首长。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突破点。因为他们年岁大，我们就主动提出和左侧上铺那个首长换床位，把我这个下铺给了他们.因为下铺的价格比上铺贵也舒服一点,一开始他还不好意思，看到我们是真诚的，也就不推辞了。这一换话就来了，他们先开口问：
“小伙子，你们到那儿哪？”
“长沙。”我们回答。
“哦，那个单位上班呀？”
“大托铺”。
“那你们是去机场？”
“是呀。”
“那你们是飞行员呀？”
“是呀。”
因为看到他们老首长我们也就不避嫌了，本来是不准曝露身份的。我们也趁机反问：“你怎么知道大托铺就是飞行员呀？”
“去年我们江西和湖南同时接到修机场的任务。我们在江西向塘修了个大机场，湖南在大托铺修了个大机场，都是省军区负责的。向塘机场就是我直接指挥的。”
旁边那位就说：“他是我们江西省军区的司令员”，
这位司令员也说：“他是我们的政委”。
嗬！让我们碰上了这么大的官了。顿时倒反而使我们有点拘束了。好在老首长见多了，他们主动的说：“你们是何时入伍的呀？”这个话茬子一开，就好说多了，人也轻松了。我们也知道了他俩都是兴国人，一九三四年就参加红军了，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军团的，打了好多硬仗。他们也问我们一些飞行常识，如在空中到底能否看到地面上人的动静？一天的伙食费是多少？飞行员在空中是如何找到目标的？等等。
这段列车遐遇也成了我们同行的一段佳话。很快车到了长沙，我们向二位老首长敬礼告别，他们送我们到车门握手再见。
在长沙才一年多，好像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回来后恢复了原样的工作生活，球友们特别是女兵们见了是分外的亲切，日久生情这句成语还真有点确切。虽然那时我们都是成人了，但当时的社交知识还仅局限在战友情谊的份上，我们都还没有发展成所谓的异性朋友。原因一是那时远不如现在这样的开放，我们好像是在一个闭塞的世界里。另外年龄也偏小，我才十九岁。但是对女性来讲十八九岁正是豆寇年华，青春似火。可却要把这满腔的情意掩藏起来。因为那时在部队谈恋爱是要服从组织安排的。飞行员谈恋爱的条件是：一要营级干部，二要二十六岁，三要飞完团编队，这三条，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遥远的事。但是地面干部没有这些限制，于是就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一天，我在卫生队换药，给我换药是一位叫小贝的卫生员，开始给换药时还是满面春光，谈笑风生，可卫生队的指导员叫她到政治处去一下。只见她一下子就晴转阴天了，眼中还带着一点泪水，我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也能意识到是什么了。我真想安慰她几句，可说什么呢？我一介小兵又能做什么呢？也许这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特色吧！
好文！
韶山，一个伟人诞生的地方。为了让我们增加一些对革命的感性知识，师里分批安排了我们去参观。我们是第一批。那时去韶山还是沙土路还很难走的，按现今的标准，也就是个低级的三级公路吧。我们先从湘潭乘坐木船过湘江，一次只能载二辆卡车。我们在岸边等车的时候前面己有好多车了，因为我们是军车，所以就让我们优先上去了。当时军车真是非常受照顾的。
车过江后我们就在湘潭玩了一会。湘潭的街道挺宽阔的，只是路面不行，那红沙条石铺砌的地面因时间久远而呈现出坑坑洼洼，很有些萧条和败落感。但整个城市还是有点味道的。我们停留了不一会就继续西行，到湘乡转弯向北，那路就是简易战备路了，只能单车行走，遇车交会要停下慢慢的错过去。就这样紧赶慢赶到中午才赶到韶山。
一到韶山，那心中的神圣感油然而生。这是一个小山冲，大慨也只有几十户人家，新的建筑物也只有二幢。一幢是车站和纪念馆，也不是很大，大慨也只是百来平米吧。再就是一个学校，那是新的。听说开始是让毛主席题“韶山小校”的，结果写的是 “韶山学校”。说是毛主席解释道：“怎么就办小学？将来还要办中学和大学哩”。
我们的重点还是参观毛主席故居。那时参观还很真实，家中的摆设就和我们南方农村人家一样，老三间，中间是堂前，二边是厢房。毛主席是住在左边那一间，和我记忆中外婆的家几乎是一模一样。再左边偏间是厨房，我还在厨房的水缸里喝了一碗冷水呢。接着就是毛主席家人介绍毛主席生平。说实在话，他那一口浓郁的韶山话我真一点也听不懂，我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多看看屋里的陈设和特色，寻找我童年的回忆。
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真实，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一点人为的改变，就和去乡下亲戚家一样，感受到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家，是和平民百姓一样。后来那造神运动，给韶山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全民的四无限，红海洋，搞得面貌全非了。缺少了原来那种真实和亲切感。我相信这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巧的是就在参观后的一个飞行日，我们的航线就是长沙——湘乡——宁乡——平江—— 长沙。我在地图一划忽然发现；从相乡到宁乡航线正好通过韶山冲正上空，而且这条航线一下子要经过三个伟人的故乡，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条航线在今天可谓之真正的“红色航线”了。我告诉了机组后舱的通信员，通过韶山时把照相舱门打开，我要把毛主席家从上空给照下来。
也就是在这次飞行不久的日子，我们师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那天天气很好，68 团的一位飞行员叫伍继汤，在回场落地时忽然飞机落不下来了，在机场上空复飞（正常落地落不下来被迫再次通场叫复飞）。复飞二次以后就引起了全师的人关注了，因为一架飞机在天空老是转悠，是令人们焦虑的。
我们知道凡是因技术原因几次落不下来，飞行员往往就会失去信心，正如我们常说的：“腿肚子就点发抖了”。插一句：最近看到我国新一代空军王牌试飞员李中华，在空中屡屡遭遇特情，但临危不乱，无数次在空中化险为夷，真是了不起，也不愧是我们人民空军的骄傲！
这时塔台的指挥员也开始紧张了，就在指挥员询问飞行状况时，只见飞机在第四边突然就向下一头栽了去了，与此同时还看到机尾有一个小黑点掉了出来，当时我们也不知是何物。这一下我们全场都炸开锅了，大家都在祈祷人员安全。
不过，希望归希望，现实归现实。下午就传来了消息，牺牲三人，惟有后面的射击员还活着。事后知道他是看到飞机不行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果断的跳伞了。在后来的总结会上，当时的中南空军司令员曹里怀说：对射击员是不表扬，（因为他确实是机灵）。也不批评（因为没有机长的命令）。这个可怜的射击员已经是七魂都吓掉九魂了，之后再怎说什么死也不上飞机了，只好让他到了航空俱乐部做地面工作去了。
这次事故主要是因为飞行员用错了方向舵调整片。这个调整片是在方向舵上的一个很小的叶片，它是帮助飞行员保恃方向的一个配套装置，平时在飞机不可很均衡时用它来稍稍平衡一下。而他却用反了，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扭力。越用越反越反就扭力越大，直到无法操作。这个真可谓是血的教训啊。
车过江后我们就在湘潭玩了一会。湘潭的街道挺宽阔的，只是路面不行，那红沙条石铺砌的地面因时间久远而呈现出坑坑洼洼，很有些萧条和败落感。但整个城市还是有点味道的。我们停留了不一会就继续西行，到湘乡转弯向北，那路就是简易战备路了，只能单车行走，遇车交会要停下慢慢的错过去。就这样紧赶慢赶到中午才赶到韶山。
一到韶山，那心中的神圣感油然而生。这是一个小山冲，大慨也只有几十户人家，新的建筑物也只有二幢。一幢是车站和纪念馆，也不是很大，大慨也只是百来平米吧。再就是一个学校，那是新的。听说开始是让毛主席题“韶山小校”的，结果写的是 “韶山学校”。说是毛主席解释道：“怎么就办小学？将来还要办中学和大学哩”。
我们的重点还是参观毛主席故居。那时参观还很真实，家中的摆设就和我们南方农村人家一样，老三间，中间是堂前，二边是厢房。毛主席是住在左边那一间，和我记忆中外婆的家几乎是一模一样。再左边偏间是厨房，我还在厨房的水缸里喝了一碗冷水呢。接着就是毛主席家人介绍毛主席生平。说实在话，他那一口浓郁的韶山话我真一点也听不懂，我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多看看屋里的陈设和特色，寻找我童年的回忆。
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真实，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一点人为的改变，就和去乡下亲戚家一样，感受到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家，是和平民百姓一样。后来那造神运动，给韶山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那全民的四无限，红海洋，搞得面貌全非了。缺少了原来那种真实和亲切感。我相信这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巧的是就在参观后的一个飞行日，我们的航线就是长沙——湘乡——宁乡——平江—— 长沙。我在地图一划忽然发现；从相乡到宁乡航线正好通过韶山冲正上空，而且这条航线一下子要经过三个伟人的故乡，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条航线在今天可谓之真正的“红色航线”了。我告诉了机组后舱的通信员，通过韶山时把照相舱门打开，我要把毛主席家从上空给照下来。
也就是在这次飞行不久的日子，我们师发生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那天天气很好，68 团的一位飞行员叫伍继汤，在回场落地时忽然飞机落不下来了，在机场上空复飞（正常落地落不下来被迫再次通场叫复飞）。复飞二次以后就引起了全师的人关注了，因为一架飞机在天空老是转悠，是令人们焦虑的。
我们知道凡是因技术原因几次落不下来，飞行员往往就会失去信心，正如我们常说的：“腿肚子就点发抖了”。插一句：最近看到我国新一代空军王牌试飞员李中华，在空中屡屡遭遇特情，但临危不乱，无数次在空中化险为夷，真是了不起，也不愧是我们人民空军的骄傲！
这时塔台的指挥员也开始紧张了，就在指挥员询问飞行状况时，只见飞机在第四边突然就向下一头栽了去了，与此同时还看到机尾有一个小黑点掉了出来，当时我们也不知是何物。这一下我们全场都炸开锅了，大家都在祈祷人员安全。
不过，希望归希望，现实归现实。下午就传来了消息，牺牲三人，惟有后面的射击员还活着。事后知道他是看到飞机不行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果断的跳伞了。在后来的总结会上，当时的中南空军司令员曹里怀说：对射击员是不表扬，（因为他确实是机灵）。也不批评（因为没有机长的命令）。这个可怜的射击员已经是七魂都吓掉九魂了，之后再怎说什么死也不上飞机了，只好让他到了航空俱乐部做地面工作去了。
这次事故主要是因为飞行员用错了方向舵调整片。这个调整片是在方向舵上的一个很小的叶片，它是帮助飞行员保恃方向的一个配套装置，平时在飞机不可很均衡时用它来稍稍平衡一下。而他却用反了，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扭力。越用越反越反就扭力越大，直到无法操作。这个真可谓是血的教训啊。
在长沙的日子里，看着湘江缓缓的向北流去，岳麓山上层林尽染，心想着这片古老土地孕育了多少伟大的人杰！我越来越爱上了长沙，好像都不想家了，因为长沙太像我的故乡了！难怪伟人曾感叹：“芙蓉国里尽朝晖”呢。
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们突然接到了转场命令。命令我们二十三师十一月二十日转至河南郑州机场。接到命令只有一个星期就要出发了。此时大托铺机场已经有二个团五十架飞机了。这个组织指挥要求十分严密细致，不能有丝毫差错。六天的准备，首先是地图作业，要将航线划好标好，把沿途的特征都记住，途中有几个迫降场，跑道方向、标高、导航台的周率和呼号等等。
我们分二批走，第一批是68团上午八点整起飞，五分钟一架跟进飞行。我们是下午一点起飞。高度2000米，速度360公里/小时。航线是长沙——武汉—— 郑州。这样的转场飞行是很悠闲的。高度适中，地标明显，不会有迷航的担心，尽可放心地来欣赏这大好河山。何况这条航线我在地面己经是来回走过八次了。于是我把时间分段标好，到时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看个仔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了下来，所以我对到过的地方的方位都比较清楚，因为从地图上仔细看过后，再从上空飞越一次，印象特深。
突然要走，我们跟卫生队的女护士有点依依不舍，因为毕竟日久生情了。而卫生队是属于场站（空军的机场后勤保障系统叫场站，就像汽车站一样），他们是不随飞行部队走的，谁来就为谁服务。好在我们大都没有深入发展，顶多是有一点好感罢了。我们空勤人员只有副团长娶了一个小许为妻带到了郑州。
二十五日那天晴空万里，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早上68团按时起飞。一架跟一架的走了，到了中午就传来一切顺利到达的消息。下午轮到我们。一点二十分正点起飞后很快就进入航线，起点是长沙的中心“五一”广场，一个转弯正好压在广场的正上空对准去武汉市的航向，看到漫江碧透的湘水和万山红遍的岳麓山，我轻轻地在心中说着：再见了，长沙！
不一会儿，汨罗到了，心中又升起了对屈原的起敬，心想汨罗江的滔滔江水怎么就这样无情地吞噬了一位伟人？还来不及多想，八百里洞庭来了，湖面白帆点点，鱼民正在忙碌，又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能见度好，高度适中，视野特别开阔，转眼就看见武汉了。真不愧是大武汉啊，高度在2000米我都无法看到全城全貌。我进入武昌就打开秒表，过了汉口江岸尽头关秒表，飞机足足飞了五分钟，那就说30公里呀！我也是第一次在空中见到长江，这才真的叫大江了，难怪诗人有“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锁大江”、“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感慨！刚过了武汉就到了孝感，那是我们流过汗水的地方，也是我的军营启蒙地。由于方位非常熟悉，很快我就看到了那个大操场，我特别对它有感情，因为那儿有我用手和过的泥浆。只是现今操场上不再是我，而又是另一批新人了。过了孝感，我们沿着京汉线北行，下面的城市地标就像点名似地飞过去，直到过了漯河、许昌，我开始要认真准备降落了。很快，飞机前方就看到了机场，指挥员通报机场风向是西风3 秒米。这是一个绝佳的气象条件。我们从郑州的南侧进入三转弯，调整好气压（飞行高度是以海平面为准，郑州比长沙要高所以要调整），进入跑道延长线落地。接地那一刹是三点十分，我长吁一口气，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一次长距离转场飞行，翅膀就是这样练硬的。
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们突然接到了转场命令。命令我们二十三师十一月二十日转至河南郑州机场。接到命令只有一个星期就要出发了。此时大托铺机场已经有二个团五十架飞机了。这个组织指挥要求十分严密细致，不能有丝毫差错。六天的准备，首先是地图作业，要将航线划好标好，把沿途的特征都记住，途中有几个迫降场，跑道方向、标高、导航台的周率和呼号等等。
我们分二批走，第一批是68团上午八点整起飞，五分钟一架跟进飞行。我们是下午一点起飞。高度2000米，速度360公里/小时。航线是长沙——武汉—— 郑州。这样的转场飞行是很悠闲的。高度适中，地标明显，不会有迷航的担心，尽可放心地来欣赏这大好河山。何况这条航线我在地面己经是来回走过八次了。于是我把时间分段标好，到时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看个仔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了下来，所以我对到过的地方的方位都比较清楚，因为从地图上仔细看过后，再从上空飞越一次，印象特深。
突然要走，我们跟卫生队的女护士有点依依不舍，因为毕竟日久生情了。而卫生队是属于场站（空军的机场后勤保障系统叫场站，就像汽车站一样），他们是不随飞行部队走的，谁来就为谁服务。好在我们大都没有深入发展，顶多是有一点好感罢了。我们空勤人员只有副团长娶了一个小许为妻带到了郑州。
二十五日那天晴空万里，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早上68团按时起飞。一架跟一架的走了，到了中午就传来一切顺利到达的消息。下午轮到我们。一点二十分正点起飞后很快就进入航线，起点是长沙的中心“五一”广场，一个转弯正好压在广场的正上空对准去武汉市的航向，看到漫江碧透的湘水和万山红遍的岳麓山，我轻轻地在心中说着：再见了，长沙！
不一会儿，汨罗到了，心中又升起了对屈原的起敬，心想汨罗江的滔滔江水怎么就这样无情地吞噬了一位伟人？还来不及多想，八百里洞庭来了，湖面白帆点点，鱼民正在忙碌，又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能见度好，高度适中，视野特别开阔，转眼就看见武汉了。真不愧是大武汉啊，高度在2000米我都无法看到全城全貌。我进入武昌就打开秒表，过了汉口江岸尽头关秒表，飞机足足飞了五分钟，那就说30公里呀！我也是第一次在空中见到长江，这才真的叫大江了，难怪诗人有“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锁大江”、“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感慨！刚过了武汉就到了孝感，那是我们流过汗水的地方，也是我的军营启蒙地。由于方位非常熟悉，很快我就看到了那个大操场，我特别对它有感情，因为那儿有我用手和过的泥浆。只是现今操场上不再是我，而又是另一批新人了。过了孝感，我们沿着京汉线北行，下面的城市地标就像点名似地飞过去，直到过了漯河、许昌，我开始要认真准备降落了。很快，飞机前方就看到了机场，指挥员通报机场风向是西风3 秒米。这是一个绝佳的气象条件。我们从郑州的南侧进入三转弯，调整好气压（飞行高度是以海平面为准，郑州比长沙要高所以要调整），进入跑道延长线落地。接地那一刹是三点十分，我长吁一口气，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一次长距离转场飞行，翅膀就是这样练硬的。
1955年，我军向现代化的道路迈进了一大步：一是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二是实行薪金制，三是实行军衔制。实行薪金制，我们一下子从每月十七元津贴费涨到了八十五元，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费就全部是自己的了。那时，衣服是发的，日用品是发的，水果和巧克力也是发的，根本就没有用钱的地方，又没有家庭负担。上大学的同学知道了，就来信请求支援，我也大方的来者不拒。
1955年初，我军打了一次（也是首次）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作战——“一江山岛战役”。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离大陆海岸30余公里，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守岛兵力1100余人。根据中央军委彭德怀副主席“杀鸡用牛刀”的要求，空军出动了15个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184架飞机。领受轰炸任务的是空军轰炸20师，装备的也是杜-2，他们那时驻杭州苋桥机场，还有强击机五师，准备的是伊拉-10，驻蚌埠机场。
1月10日中午12时，20师副师长张伟良率领28架杜-2轰炸机以紧贴海面几十米的高度出航飞临大陈岛，并急速拉起到3000米发现了4000吨的“中权”号登陆舰。领航主任蔡之臣凝神气息盯着轰炸瞄准具，不时发出调整航向的口令："向右两度！"张伟良轻蹬了一下舵。“再向右半度--好，保持！保持！ "。" 中权"号笨重的投影已压到瞄准具纵坐标线上，迅速滑向"十"字中心。当这两个中心重叠的一瞬，蔡之臣按动了投弹按钮。一颗颗重磅炸弹在空中发出咝咝的尖啸。顿时，在靠近"中权"号的海面上冒起两根高高的水柱，接着，“中权"号头部火光一闪，滚出团团浓烟。跟在张伟良机组后面的是3中队宋宗周机组，他们看到“中权"号已被炸伤，大受鼓舞，又狠狠地投下了一批炸弹，准确地直接命中"中权"号的中部和尾部，"中权"号当即沉入了海底。后来在庆功会上把那张空中照片放大摆放在大会主度台的左侧，十分显眼。与此同时，副团长宁福奎率领的3大队也重创蒋军"太和"号护卫驱逐舰。这一仗干净利落，给国民党海军以沉重打击。从这以后，国民党军舰在大陈岛附近海面消声匿迹了。
1955年1月18日，总攻开始。华东空军轮番出动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将蒋军地堡、掩蔽部、榴弹炮阵地、高炮阵地、雷达阵地炸为一片废墟，使敌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下午14时30分，3000多人的登陆部队上陆。蒋军残存的火力点开始疯狂扫射。空军强击航空兵适时出动伊尔-10强击机2个团对登陆部队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强击机每俯冲攻击一次，步兵就冲锋一次。有的飞行员炮弹打光了，燃料即将耗尽，但仍向蒋军阵地俯冲。伊尔-10强击机低空呼啸而过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把蒋军吓得丧魂落魄，纷纷躲藏起来。
1月18日当天占领了一江山岛，到此我军解放了除台澎金马外的全部国土。这是一次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成功典范，也是我们杜-2轰炸机大出风头的一次战斗。由于20师任务完成得好，很快就改装了新飞机——“轰-五”。这种喷气式轰炸机因为是在齐齐哈尔机场进行改装，所以开始我们都叫它“齐-2”。
我们师也一直在打造一支精锐突击部队，不断的在做一些调整，如调来了一些二大队的尖子飞行员，接着又调来了一些三大队的尖子飞行员，我们大队也有一些技术平平的飞行员被调出，几次调整后整个大队明显更加精干了，我们也很自然地增加了一些责任心和自豪感。
下半年，空军决定将20师改装后原来的飞机分批装备给我们师，第一批十架，由一个副团长带队去南京接机直飞郑州，空中距离只有500公里。
我们到了南京己是傍晚，就住在小营南京空军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大校场机场试飞。机场简直就是在市区里，非常近。我们坐车沿跑道转了一圈，南京除了紫金山在跑道的东侧稍高一点外就没有什么太高的标高了。起飞后我们在跑道上空盘旋飞行一圈。从空中俯瞰南京，紫金山就在眼前，满城都是郁郁葱葱，绿化得非常好，而且很有规则。我心中念叨着“六朝古都”、“虎踞龙盘”、“钟山风雨”这些记忆中的词语。
通场一圈还没看够就落地了，总共才十五分钟。晚上放假。我们先是直奔玄武湖。天已经快黑了，那天可真是跑步游园，在几个景点照了几张照片以表明“到此一游”。接着又直奔夫子庙，但夫子庙很让人失望，一片萧条，解放前的红灯区被“破旧”后，还没来得及“立新”。
接下来我和汪自诚、刘占刚一起去南京大学看汪自诚的姐姐。南京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大学，是我大哥解放前上学的地方。解放前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天深夜，国民党特务在学生叛徒的带领下突袭金陵大学，我哥由于偶然临时改睡在上铺（平时他睡在下铺）而侥幸逃脱，在得知上了黑名单后于次日只身逃出了虎口。而当晚被捕的同学则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装入麻袋惨无人道地扔进了长江。所以当我走在这校园的土地上，感觉像是在寻觅前人的脚步。
第二天天气相当好，虽然我们心里倒有点希望天气不好以便在南京多玩一天。我们九点整起飞。飞机拉起后才发现这己是春意正浓的江南四月天了，金黄色的油菜花开遍了江南大地，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955年初，我军打了一次（也是首次）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作战——“一江山岛战役”。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离大陆海岸30余公里，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守岛兵力1100余人。根据中央军委彭德怀副主席“杀鸡用牛刀”的要求，空军出动了15个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184架飞机。领受轰炸任务的是空军轰炸20师，装备的也是杜-2，他们那时驻杭州苋桥机场，还有强击机五师，准备的是伊拉-10，驻蚌埠机场。
1月10日中午12时，20师副师长张伟良率领28架杜-2轰炸机以紧贴海面几十米的高度出航飞临大陈岛，并急速拉起到3000米发现了4000吨的“中权”号登陆舰。领航主任蔡之臣凝神气息盯着轰炸瞄准具，不时发出调整航向的口令："向右两度！"张伟良轻蹬了一下舵。“再向右半度--好，保持！保持！ "。" 中权"号笨重的投影已压到瞄准具纵坐标线上，迅速滑向"十"字中心。当这两个中心重叠的一瞬，蔡之臣按动了投弹按钮。一颗颗重磅炸弹在空中发出咝咝的尖啸。顿时，在靠近"中权"号的海面上冒起两根高高的水柱，接着，“中权"号头部火光一闪，滚出团团浓烟。跟在张伟良机组后面的是3中队宋宗周机组，他们看到“中权"号已被炸伤，大受鼓舞，又狠狠地投下了一批炸弹，准确地直接命中"中权"号的中部和尾部，"中权"号当即沉入了海底。后来在庆功会上把那张空中照片放大摆放在大会主度台的左侧，十分显眼。与此同时，副团长宁福奎率领的3大队也重创蒋军"太和"号护卫驱逐舰。这一仗干净利落，给国民党海军以沉重打击。从这以后，国民党军舰在大陈岛附近海面消声匿迹了。
1955年1月18日，总攻开始。华东空军轮番出动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将蒋军地堡、掩蔽部、榴弹炮阵地、高炮阵地、雷达阵地炸为一片废墟，使敌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下午14时30分，3000多人的登陆部队上陆。蒋军残存的火力点开始疯狂扫射。空军强击航空兵适时出动伊尔-10强击机2个团对登陆部队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强击机每俯冲攻击一次，步兵就冲锋一次。有的飞行员炮弹打光了，燃料即将耗尽，但仍向蒋军阵地俯冲。伊尔-10强击机低空呼啸而过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把蒋军吓得丧魂落魄，纷纷躲藏起来。
1月18日当天占领了一江山岛，到此我军解放了除台澎金马外的全部国土。这是一次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成功典范，也是我们杜-2轰炸机大出风头的一次战斗。由于20师任务完成得好，很快就改装了新飞机——“轰-五”。这种喷气式轰炸机因为是在齐齐哈尔机场进行改装，所以开始我们都叫它“齐-2”。
我们师也一直在打造一支精锐突击部队，不断的在做一些调整，如调来了一些二大队的尖子飞行员，接着又调来了一些三大队的尖子飞行员，我们大队也有一些技术平平的飞行员被调出，几次调整后整个大队明显更加精干了，我们也很自然地增加了一些责任心和自豪感。
下半年，空军决定将20师改装后原来的飞机分批装备给我们师，第一批十架，由一个副团长带队去南京接机直飞郑州，空中距离只有500公里。
我们到了南京己是傍晚，就住在小营南京空军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大校场机场试飞。机场简直就是在市区里，非常近。我们坐车沿跑道转了一圈，南京除了紫金山在跑道的东侧稍高一点外就没有什么太高的标高了。起飞后我们在跑道上空盘旋飞行一圈。从空中俯瞰南京，紫金山就在眼前，满城都是郁郁葱葱，绿化得非常好，而且很有规则。我心中念叨着“六朝古都”、“虎踞龙盘”、“钟山风雨”这些记忆中的词语。
通场一圈还没看够就落地了，总共才十五分钟。晚上放假。我们先是直奔玄武湖。天已经快黑了，那天可真是跑步游园，在几个景点照了几张照片以表明“到此一游”。接着又直奔夫子庙，但夫子庙很让人失望，一片萧条，解放前的红灯区被“破旧”后，还没来得及“立新”。
接下来我和汪自诚、刘占刚一起去南京大学看汪自诚的姐姐。南京大学的前身是金陵大学，是我大哥解放前上学的地方。解放前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天深夜，国民党特务在学生叛徒的带领下突袭金陵大学，我哥由于偶然临时改睡在上铺（平时他睡在下铺）而侥幸逃脱，在得知上了黑名单后于次日只身逃出了虎口。而当晚被捕的同学则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装入麻袋惨无人道地扔进了长江。所以当我走在这校园的土地上，感觉像是在寻觅前人的脚步。
第二天天气相当好，虽然我们心里倒有点希望天气不好以便在南京多玩一天。我们九点整起飞。飞机拉起后才发现这己是春意正浓的江南四月天了，金黄色的油菜花开遍了江南大地，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们在郑州时，人民解放军的编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南空军撤了，改为广州空军和武汉空军。我们隶属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新增原四川广汉的运输十三师，转到开封机场加入了武空。
五月初，我们接到命令去武汉参加演习。武空作战处的王参谋来介绍这次演习，战术背景是伞兵空降突击敌人前沿阵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发起总攻前实施轰炸，彻底摧毁敌方地面火力和永久性工事。演习分为两天。第一天每机携带700公斤穿甲爆破弹，对敌人前沿坚固阵地进行精确轰炸。第二天空降前半小时带1000公斤高爆弹再次实施轰炸。掩护我们的是歼击机十九师的一个大队。合练的目的是准时协同，防止再次出现像大和岛那样的误差。对抗的蓝军是驻在长沙的空十八师。
巧的是，和我们合练的十九师飞行员，正好是我们到武汉做透视X光回去在长沙火车站被苏联顾问接错的那批飞行员。他们也记得那次有趣的插曲，这样无形中彼此都增加了一些亲切感。还有个插曲是，当时正好是万隆会议期间，当我去武汉时，我的家乡就传说是我送周总理去万隆了。
十一日，我们大队九架飞机以三个品字编队飞到武汉王家墩机场。落地后就根据战术背景紧急疏散飞机，将飞机都藏在掩体里。
第二天是五月十二日，万隆会议召开。那天大雨滂沱，拉响警报后，我们全付飞行装具，迅猛的跳上了汽车。一上车，我们仍然歌声嘹亮。行进在繁华的中山大道上，过往行人都侧目注视着我们。当时正值是克什米尔号爆炸坠海，如果有人此时想到战争那是很正常的。我们呼啸而过直奔机场。机场的机务人员都趴在飞机后面的地上，一切按照实战进行。
这次演习，是以中队为单位，要求各中队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在同一时间，同一速度，对同一目标实轰炸。这对我们要求很高，需要保持好高度和航向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否则就会造成严重事故。这样的战术要求虽存在着风险，但也是成功率最大的战术，因为在同一时间大机群多方向进入，地面防守一方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对空射击。
因为没有靶场，不能投掷炸弹，这次演习就用照相轰炸来检查轰炸效果（就是在按弹钮时按下照相开关，根据航拍照片准确测算出弹着点）。
第二天，天气仍然不理想，云层较厚且低，只有1500米。我们只能降低高度，一中队飞1400米，我们二中队是1200米，三中队1000米。我们准时起飞后就按各自不同的航线飞向目标区。在空中，我们根据地标的距离换算出时间，这些在地面都做好了准备，到空中用地标一对照就知道是早是迟。快了要消磨掉，慢了要追回来，如果碰上风速较大，那就要进行绕飞来消磨和追赶时间。那天还好，没有太大的风。我们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减速度来调整时间，整个航程我们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观测、计算、调整速度，一小时后，准点达到了目标区。我找到了起点后就对准平稳进入，同时往两侧扫了一眼，一中队和三中队也都出现了。大家各就各位进行了瞄准轰炸，瞬间就交差穿越了目标上空。当照相结束时，我抬头看了一眼上方，这时红军、蓝军的战斗机正进行着空中格斗。十九师的协同配合也很棒！
回来很快取出照相胶卷拿去冲洗。一个小时就出来了。首先是时间的成绩，结果非常棒，最能说明间题的是：一中队把我们的飞机照下了，我们又把三中队的飞机照下了，这说明三个中队重叠在一起几乎是同时到达目标上方的！大家都非常高兴。不一会儿，照相轰炸成绩也出来了，作战处长过来讲评，给了我们一个极高的评价：弹着点散落半径30米，成绩五分；到达时间仅早到了10秒，成绩也是五分！
我们皆大欢喜地上车回“军人饭店”。这是我们的老地方了，每次我们来武汉就住在这儿，这里离繁华地段，如民众乐园，百货公司，三鲜豆皮的老通成，八卦汤的筱陶园，还有四季美的汤包都很近。我们都喜欢这儿。第二天放假一天。
五月初，我们接到命令去武汉参加演习。武空作战处的王参谋来介绍这次演习，战术背景是伞兵空降突击敌人前沿阵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发起总攻前实施轰炸，彻底摧毁敌方地面火力和永久性工事。演习分为两天。第一天每机携带700公斤穿甲爆破弹，对敌人前沿坚固阵地进行精确轰炸。第二天空降前半小时带1000公斤高爆弹再次实施轰炸。掩护我们的是歼击机十九师的一个大队。合练的目的是准时协同，防止再次出现像大和岛那样的误差。对抗的蓝军是驻在长沙的空十八师。
巧的是，和我们合练的十九师飞行员，正好是我们到武汉做透视X光回去在长沙火车站被苏联顾问接错的那批飞行员。他们也记得那次有趣的插曲，这样无形中彼此都增加了一些亲切感。还有个插曲是，当时正好是万隆会议期间，当我去武汉时，我的家乡就传说是我送周总理去万隆了。
十一日，我们大队九架飞机以三个品字编队飞到武汉王家墩机场。落地后就根据战术背景紧急疏散飞机，将飞机都藏在掩体里。
第二天是五月十二日，万隆会议召开。那天大雨滂沱，拉响警报后，我们全付飞行装具，迅猛的跳上了汽车。一上车，我们仍然歌声嘹亮。行进在繁华的中山大道上，过往行人都侧目注视着我们。当时正值是克什米尔号爆炸坠海，如果有人此时想到战争那是很正常的。我们呼啸而过直奔机场。机场的机务人员都趴在飞机后面的地上，一切按照实战进行。
这次演习，是以中队为单位，要求各中队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在同一时间，同一速度，对同一目标实轰炸。这对我们要求很高，需要保持好高度和航向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否则就会造成严重事故。这样的战术要求虽存在着风险，但也是成功率最大的战术，因为在同一时间大机群多方向进入，地面防守一方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对空射击。
因为没有靶场，不能投掷炸弹，这次演习就用照相轰炸来检查轰炸效果（就是在按弹钮时按下照相开关，根据航拍照片准确测算出弹着点）。
第二天，天气仍然不理想，云层较厚且低，只有1500米。我们只能降低高度，一中队飞1400米，我们二中队是1200米，三中队1000米。我们准时起飞后就按各自不同的航线飞向目标区。在空中，我们根据地标的距离换算出时间，这些在地面都做好了准备，到空中用地标一对照就知道是早是迟。快了要消磨掉，慢了要追回来，如果碰上风速较大，那就要进行绕飞来消磨和追赶时间。那天还好，没有太大的风。我们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减速度来调整时间，整个航程我们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观测、计算、调整速度，一小时后，准点达到了目标区。我找到了起点后就对准平稳进入，同时往两侧扫了一眼，一中队和三中队也都出现了。大家各就各位进行了瞄准轰炸，瞬间就交差穿越了目标上空。当照相结束时，我抬头看了一眼上方，这时红军、蓝军的战斗机正进行着空中格斗。十九师的协同配合也很棒！
回来很快取出照相胶卷拿去冲洗。一个小时就出来了。首先是时间的成绩，结果非常棒，最能说明间题的是：一中队把我们的飞机照下了，我们又把三中队的飞机照下了，这说明三个中队重叠在一起几乎是同时到达目标上方的！大家都非常高兴。不一会儿，照相轰炸成绩也出来了，作战处长过来讲评，给了我们一个极高的评价：弹着点散落半径30米，成绩五分；到达时间仅早到了10秒，成绩也是五分！
我们皆大欢喜地上车回“军人饭店”。这是我们的老地方了，每次我们来武汉就住在这儿，这里离繁华地段，如民众乐园，百货公司，三鲜豆皮的老通成，八卦汤的筱陶园，还有四季美的汤包都很近。我们都喜欢这儿。第二天放假一天。
一九五五年，当我们正在全力以赴苦练精飞时，突然冒出了一个“肃反”运动来。全部停飞。
开始是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起初我们对胡风根本就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学了材料后方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文人，是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的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查日记查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开始查日记了，查查我们是否有漏网份子，有否反革命小集团，有否国民党特务等，于是一场清查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要一个个过关。
在革大的第一堂课就圈定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虽然和胡风不是一个阵营中的人，但却是他可利用的一种力量。于是就开始了从阶级分析检查自己的立场，也开始学会了无限上纲，感到上得越高就是越有觉悟的表现。争相往深里挖，直至挖到离反革命只差一步之遥。
当时日子很难过，会后小组长还来找你谈话，启发你提高你，帮你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当我看到那些老同志被批的比反革命还反革命时，真的有点害怕了，难道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志真的是反革命？太不可思议了。记得有天批我们团里的一个副参谋长，他是1947年起义的，那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呀，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流过血，立过功，可硬是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
后来，57年的反右，59年的反右倾，63年的四清，直到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那些社会精英、开国元勋一个个的倒下，到最后，我们自己也不能幸免。今天回忆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像天方夜谈一般。
开始是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起初我们对胡风根本就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学了材料后方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文人，是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的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查日记查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开始查日记了，查查我们是否有漏网份子，有否反革命小集团，有否国民党特务等，于是一场清查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要一个个过关。
在革大的第一堂课就圈定了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虽然和胡风不是一个阵营中的人，但却是他可利用的一种力量。于是就开始了从阶级分析检查自己的立场，也开始学会了无限上纲，感到上得越高就是越有觉悟的表现。争相往深里挖，直至挖到离反革命只差一步之遥。
当时日子很难过，会后小组长还来找你谈话，启发你提高你，帮你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当我看到那些老同志被批的比反革命还反革命时，真的有点害怕了，难道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志真的是反革命？太不可思议了。记得有天批我们团里的一个副参谋长，他是1947年起义的，那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呀，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流过血，立过功，可硬是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
后来，57年的反右，59年的反右倾，63年的四清，直到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那些社会精英、开国元勋一个个的倒下，到最后，我们自己也不能幸免。今天回忆谈起当时的情况，就像天方夜谈一般。
五五年全国各大军区开始分级的授衔，轮到我们己是十一月了。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刚当兵有个少尉就不错了。可对老兵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大都是建国前参军的，有的还是抗日时期的，可按职务来说却还是个飞行员，这个差别如何拉开还真是难哩。为此我们还专门组织了学习，大家都用张思德同志的精神来对照自己。张思德同志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用它就能战胜任何的思想上的敌人。还有廖汉生同志的事迹，他本来是要授上将军衔的，可是他坚决不要，后来才授了中将军衔。我们就是在学习中完成了评衔工作，大家都觉得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个飞跃。
授衔是在郑州河南剧院进行的，那天我们早早地集合去了市内，坐位是按衔的高低来坐的，我们少尉肯定是在后面了。会场是很庄严的，主席台上端坐着武汉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少将，政委肖前少将，会议由武空政治部主任吕鸿大校主持。重头戏是由司令员宣布授衔人员名单。一个师的名单有500多个都有要点到，整整用了一个小时。宣布完了，就由政委说话，他的主要意思是，今天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这是我军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我们都有要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军人，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地掌握现代技术，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尽快成为一个过硬的飞行人员，做到什么时候只要一声令下，都能飞得动，打得准。
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下午是自由活动，并收到一份请帖，上面写着；江达三少尉军官同志，请于晚六时整在地勤灶食堂携夫人参加庆祝授衔宴会。好新鲜，还带夫人呢，那时我们有几个有夫人哦！但却看出了一种气氛变化了，是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向了一步。那天是好开心，首长们都频频地来到我们跟前举杯祝贺，我们也向首长们回敬祝贺。
七点十分我们又登上了去郑州的气车，到河南剧院去看慰问演出。那天是最精彩的了，三台戏，由常香玉演“花木兰”，马金凤演“穆桂英”，华瀚瑞演“红娘”。这是当时河南三个台柱子，平时根本不可能同台演出，而为了庆祝解放军授衔仪式，这是大事，她们丢掉了平时的隔膜，一同走向舞台向子弟兵们献向一台大戏。这对我们部队河南梆子的戏迷们可算是解了一回渴了。如今的人们也许想像不到河南人对河南梆子的迷恋程度。那时，只要文工团来演出，一旦独唱河南梆子演员上场，不唱四个以上是根本下不了台的，那种狂热劲和如今的年轻粉丝如同一辙。我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也没有见过还有别的什么曲艺像河南梆子那样地被百姓所喜爱。在河南，无论大人小孩都能琅琅上口的哼上二句。人们也许看过电影“李双双”，她的爱人喜旺在踩着落日的余晖，肩杠着锄头，嘴上哼着梆子，那悠闲的样子真好像是天底下只有他是最幸福的人了，我非常佩服导演能抓住这个镜头，太贴近生活了。
授衔是在郑州河南剧院进行的，那天我们早早地集合去了市内，坐位是按衔的高低来坐的，我们少尉肯定是在后面了。会场是很庄严的，主席台上端坐着武汉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少将，政委肖前少将，会议由武空政治部主任吕鸿大校主持。重头戏是由司令员宣布授衔人员名单。一个师的名单有500多个都有要点到，整整用了一个小时。宣布完了，就由政委说话，他的主要意思是，今天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这是我军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我们都有要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军人，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地掌握现代技术，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尽快成为一个过硬的飞行人员，做到什么时候只要一声令下，都能飞得动，打得准。
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下午是自由活动，并收到一份请帖，上面写着；江达三少尉军官同志，请于晚六时整在地勤灶食堂携夫人参加庆祝授衔宴会。好新鲜，还带夫人呢，那时我们有几个有夫人哦！但却看出了一种气氛变化了，是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向了一步。那天是好开心，首长们都频频地来到我们跟前举杯祝贺，我们也向首长们回敬祝贺。
七点十分我们又登上了去郑州的气车，到河南剧院去看慰问演出。那天是最精彩的了，三台戏，由常香玉演“花木兰”，马金凤演“穆桂英”，华瀚瑞演“红娘”。这是当时河南三个台柱子，平时根本不可能同台演出，而为了庆祝解放军授衔仪式，这是大事，她们丢掉了平时的隔膜，一同走向舞台向子弟兵们献向一台大戏。这对我们部队河南梆子的戏迷们可算是解了一回渴了。如今的人们也许想像不到河南人对河南梆子的迷恋程度。那时，只要文工团来演出，一旦独唱河南梆子演员上场，不唱四个以上是根本下不了台的，那种狂热劲和如今的年轻粉丝如同一辙。我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也没有见过还有别的什么曲艺像河南梆子那样地被百姓所喜爱。在河南，无论大人小孩都能琅琅上口的哼上二句。人们也许看过电影“李双双”，她的爱人喜旺在踩着落日的余晖，肩杠着锄头，嘴上哼着梆子，那悠闲的样子真好像是天底下只有他是最幸福的人了，我非常佩服导演能抓住这个镜头，太贴近生活了。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真是一九五六年最恰当的写照。肃反结束了，队伍更加的纯洁了，全体人民正意气奋发地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忘我的工作。资本家敲锣打鼓送喜报参加公私合营，什么马恒昌小组、王崇伦劳动模范、钻头倪、小鲁班，都在那时纷纷出现了。全国都沉浸在一片莺歌燕舞、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中国青年报》号召：青年们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起来！于是小伙子们穿西装，姑娘们穿花裙，成了那时的一道风景。我们也不落后，部队提倡外出尽量穿便服，所以我们也做了西装穿起来。但有一条，我们师长说了，你要飞得好，不要只是穿得好搞草包。
为了鼓励大家飞得好，部队出了一系列奖励政策。如连续三次轰炸，平均4.33分由团通令嘉奖，平均4.66分由师通令嘉奖，平均5分立三等功一次。这样，我就在两个月内受到一次师嘉奖和一次团嘉奖，还上了师光荣榜。看着那穿着飞行服的放大照片张贴在宣传栏的镜框里，我每次路过心里还真有些激动呢！
六月份，我们又和陆七师（驻在河南明港）进行了单机陆空演习。任务是我们向河滩阵地实施轰炸，掩护坦克突击。从郑州起飞到明港要40分钟，我们利用这时间差先在郑州靶场进行一次轰炸练习，投下炸弹就走。我连续三天都是六点起飞，六点三十投下炸弹，再直飞目标所在地轰炸，八点半就回机场了。也就是说整天时间都是自由安排的了，理发，洗澡，写信等都是自己作主。我三次都是五分，立了一次三等功。
就在党的八大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的大队长孙启宗。他是一个标准的山东汉子，身高有1米8，性格豪放，是和我们一起学飞行的，不过他是从陆军部队来的，是经过了战斗洗礼的老兵。
孙启宗大队长不但是技术上的尖子，也是人品上的尖子，他带着我们这个光荣的集体完成了二十三师的多项任务，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愧意的说一声：“我们对得起时代给予我们的信任！”
我终生忘不了和他在一起的那段美好时光，至今仍然庆幸在我正青春年少时有这样一位大哥，他是用那赤诚的心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人生的最高境界，培育了我们做人的原则，懂得如何为着一个崇高的事业而不懈努力。
他也有批评，但那批评是诚挚的，完全是一种善意，背后没有一丝一毫的阴暗，像玻璃一样的透明，让人觉得是关心，是在帮助你完善人生，是在鼓励你前进。那时，我们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把任务完成好，那怕出现了一点差错，都不好意思在大哥面前交待，觉得无地自容、有愧于他的培养。这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他在一起就有一种无往不摧的冲动，让人时时感受到精神的升华。在我们当时那个集体，那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环境，在这儿没有那勾心斗角，使用权绑子，二面三刀的阴暗面，有的是光明正大，直来直去的处事方式。
有一件事很能说他这个人的性格。当时是在中国举行世界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正好我们宿舍大家凑份子买了一台收音机（那时收音机已经是个大家电了），大队长和我是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就约好晚上要听实况转播。为了怕被政委看见特地将窗户用纸糊起来，因为规定九点半必须熄灯。虽然大队长和政委是平职，可也不能破坏这个规定。不巧的是那天竟打满了九场，球赛迟迟没有结束，只能将音量放到最小。为了能听到那小小的声音，大家都能想像得到那听广播的姿势有多狼狈，幸好最后中国队以五比四战了日本，中国第一次夺得了世界男子团体冠军。当时那高兴劲儿真是没法说了，激动得一夜难眠。
他还和我们一起踢足球，踢得腿部肿得出血住院，差点连命都交待了。和我们玩扑克可以玩到通宵。这就是他的原形，可工作起来又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大家也都服他，从心眼里服他，我想这才叫人格的魅力吧！
就是这样，孙启宗大队长总是让你从心里感到温暖，贴心，是一种朋友诚挚的交心。正像目前正在反映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中高连长、史班长那样。从而使我们这个群体，遵纪守法，团结互助，不怕困难，认真负责，热爱事业，勇往直前。
1957年的春天，我的好战友汪自诚住进了空军武汉457医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医院的图书保管员小赵，送来了一本 “静静的顿顿河”让他看。此举让他心跳了一阵。在那个年代，这是男女之间传情的一个大胆举动。从此就心照不宣地开始了来往。后来我在武汉打球见过小赵一次。这是一位很靓丽的姑娘，中等个子，很娴静，长着一双丹风眼，皮肤白晰，是湖南咸宁人。汪自诚真是有福气，桃花运都送上门来了。可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小赵却被457医院辞退了，原因是外调时发现她家是个逃亡地主。天哪，解放时她才九岁，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59年西藏平叛后期，正好赶上我们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虽然在高原参加平叛作战，可在完成任务后也还是要庆祝一下的。玉树有个陆军野战医院，和我们联合举办一场了晚会。汪自诚是文艺骨干，在晚会上认识到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安徽姑娘小周，这位姑娘个子也是高高的，皮肤更显白晰，性格直爽，说话直来直去，敢说敢干，可说又是一次一见钟情，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为了鼓励大家飞得好，部队出了一系列奖励政策。如连续三次轰炸，平均4.33分由团通令嘉奖，平均4.66分由师通令嘉奖，平均5分立三等功一次。这样，我就在两个月内受到一次师嘉奖和一次团嘉奖，还上了师光荣榜。看着那穿着飞行服的放大照片张贴在宣传栏的镜框里，我每次路过心里还真有些激动呢！
六月份，我们又和陆七师（驻在河南明港）进行了单机陆空演习。任务是我们向河滩阵地实施轰炸，掩护坦克突击。从郑州起飞到明港要40分钟，我们利用这时间差先在郑州靶场进行一次轰炸练习，投下炸弹就走。我连续三天都是六点起飞，六点三十投下炸弹，再直飞目标所在地轰炸，八点半就回机场了。也就是说整天时间都是自由安排的了，理发，洗澡，写信等都是自己作主。我三次都是五分，立了一次三等功。
就在党的八大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的大队长孙启宗。他是一个标准的山东汉子，身高有1米8，性格豪放，是和我们一起学飞行的，不过他是从陆军部队来的，是经过了战斗洗礼的老兵。
孙启宗大队长不但是技术上的尖子，也是人品上的尖子，他带着我们这个光荣的集体完成了二十三师的多项任务，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愧意的说一声：“我们对得起时代给予我们的信任！”
我终生忘不了和他在一起的那段美好时光，至今仍然庆幸在我正青春年少时有这样一位大哥，他是用那赤诚的心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人生的最高境界，培育了我们做人的原则，懂得如何为着一个崇高的事业而不懈努力。
他也有批评，但那批评是诚挚的，完全是一种善意，背后没有一丝一毫的阴暗，像玻璃一样的透明，让人觉得是关心，是在帮助你完善人生，是在鼓励你前进。那时，我们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把任务完成好，那怕出现了一点差错，都不好意思在大哥面前交待，觉得无地自容、有愧于他的培养。这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他在一起就有一种无往不摧的冲动，让人时时感受到精神的升华。在我们当时那个集体，那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环境，在这儿没有那勾心斗角，使用权绑子，二面三刀的阴暗面，有的是光明正大，直来直去的处事方式。
有一件事很能说他这个人的性格。当时是在中国举行世界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正好我们宿舍大家凑份子买了一台收音机（那时收音机已经是个大家电了），大队长和我是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就约好晚上要听实况转播。为了怕被政委看见特地将窗户用纸糊起来，因为规定九点半必须熄灯。虽然大队长和政委是平职，可也不能破坏这个规定。不巧的是那天竟打满了九场，球赛迟迟没有结束，只能将音量放到最小。为了能听到那小小的声音，大家都能想像得到那听广播的姿势有多狼狈，幸好最后中国队以五比四战了日本，中国第一次夺得了世界男子团体冠军。当时那高兴劲儿真是没法说了，激动得一夜难眠。
他还和我们一起踢足球，踢得腿部肿得出血住院，差点连命都交待了。和我们玩扑克可以玩到通宵。这就是他的原形，可工作起来又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大家也都服他，从心眼里服他，我想这才叫人格的魅力吧！
就是这样，孙启宗大队长总是让你从心里感到温暖，贴心，是一种朋友诚挚的交心。正像目前正在反映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中高连长、史班长那样。从而使我们这个群体，遵纪守法，团结互助，不怕困难，认真负责，热爱事业，勇往直前。
1957年的春天，我的好战友汪自诚住进了空军武汉457医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医院的图书保管员小赵，送来了一本 “静静的顿顿河”让他看。此举让他心跳了一阵。在那个年代，这是男女之间传情的一个大胆举动。从此就心照不宣地开始了来往。后来我在武汉打球见过小赵一次。这是一位很靓丽的姑娘，中等个子，很娴静，长着一双丹风眼，皮肤白晰，是湖南咸宁人。汪自诚真是有福气，桃花运都送上门来了。可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小赵却被457医院辞退了，原因是外调时发现她家是个逃亡地主。天哪，解放时她才九岁，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59年西藏平叛后期，正好赶上我们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虽然在高原参加平叛作战，可在完成任务后也还是要庆祝一下的。玉树有个陆军野战医院，和我们联合举办一场了晚会。汪自诚是文艺骨干，在晚会上认识到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安徽姑娘小周，这位姑娘个子也是高高的，皮肤更显白晰，性格直爽，说话直来直去，敢说敢干，可说又是一次一见钟情，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十月份，我们的全年任务就基本完成了。全年飞行时间80小时，轰炸二十次，完成大队编队飞行。
也怪，人在紧张时也不觉得累，可一闲下来却想休息了。当时我的扁桃体肥大，时常发炎低烧，我想趁此机会去把扁桃体除掉。航空医生也同意了。于是在经得大队长批准后，办了住院介绍信拿了伙食供给关系，就到汉口空军医院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单个行动，什么都是自己办，挺新鲜的。首先是到团部拿火车换乘单，这个现在看来还真是个文物了，那时军人乘车只需拿张换乘单就行了。到车站军代表窗口，填一下就可坐上软席了。医院那时对飞行员还是蛮重视的，割个扁桃腺，小手术一个，可上阵却是顶尖人物，五管科王海鹏主任亲自操刀。大慨连打麻药加起来也不过半小吧，我就毫无感觉地就下楼来了。护士还以为我没有做手术呢。只是嘴巴不能说话了，喉咙口那儿还是有感觉，痰也多起来了，硬东西是不能吃的，那两天安排了流汁，开始是鸡汤，藕粉，第二天就可吃面条了，当然还有冰激凌。第三天就在球场上见到我了。那时住院的飞行员都没有大病，只是鼻炎，耳朵作响，眼睛砂眼等，都是住院的理由。所以在医院打球那是很正常的，打球还能认识一些朋友，又可交流一些情况。人数不够时，护士们就来凑，武汉空军医院的护士打蓝球还是较有名气的。因为如此，有些护士后来都成了我们师的媳妇了。
不到十天我就出院了。从医院出来又让我去东湖疗养院疗养十天。空军东湖疗养院在珞珈山脚下，离武汉大学只是一步之遥。那时跳舞很流行，疗养院隔一天就跳一次。它有一个小礼堂，水磨石的地面，很光滑，非常适合跳交谊舞。我那时还不会跳，可有位号称是疗养院舞后的护士叫伍家惠，重庆人氏，硬拉我去跳。经过她的耐心调教，我很快就学会了，结果在疗养院的十天就让她给“包” 了。
回到郑州又投入了飞行训练。不久我就去武汉参加大军区积极份子大会。大会由大军区主持，规格很高，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政委钟汉华中将都出席了。
会议结束的晚上，在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举办了一个大型的舞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我看大慨有上千人。伍家惠下午就告诉我她要来参加，到时来找我。七时正果然她出现了，我们就挤在人群中跳开了。不一会她说人太多了，我们到楼上去跳吧。我心想楼上怎么还有舞会呀，也没有多问就跟她上去了。到三楼梯口有人验票，小伍说是马部长让来的，过了一会就见一个载眼镜的少校军官来接，我们就进去了。
这是一个小舞厅，大约只有100平米，那舞厅灯光的色调是那么柔和，不亮不暗，十分温馨。我定晴一看，原来都是首长们在跳，男女一共40来人吧，最低的军衔是少校了，我这个少尉算那门子呀。
第二曲一开始，小伍就让首长请去了，我只能在一旁眼瞪瞪地看着她们在飞速地璇转。午间休息时，首长们就带上舞伴到小客厅去吃点心夜宵。那些女护士也不像平时那样中规中距的穿着直统统的军装了。她们上穿紧身的彩色鲜艳毛衣，下穿带裤线的毕挺的裤子，脚穿净亮的高跟皮鞋，脸上淡淡地抹上了一点口红，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好似华贵的公主一样。
我心中一下子冒出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明明看到还有人闲着，可我就不敢去请她跳舞，心中忽然有了一点自卑了。正在此时，我们师飞行员李云生的女友肖子玉走过来邀我跳跳舞，我好一阵高兴。她是武空医院的护士，也是武空医院的院花，虽是广东人，但身材高挑，皮肤白晰。她很善解人意，边跳边和我聊家常。
我问她：“你有什么东西带给李云生呀？”
她说：“没有”。
我问：“你常来这里吗？”
她说：“不，这是领导安排来的。”
哦，这还有任务呀！
武汉会议回来不久，部队宣布：我晋升为中尉军官。这也是我料想不到的。心中想的只有一条；好好的干，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组织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也怪，人在紧张时也不觉得累，可一闲下来却想休息了。当时我的扁桃体肥大，时常发炎低烧，我想趁此机会去把扁桃体除掉。航空医生也同意了。于是在经得大队长批准后，办了住院介绍信拿了伙食供给关系，就到汉口空军医院来了。
这是我头一回单个行动，什么都是自己办，挺新鲜的。首先是到团部拿火车换乘单，这个现在看来还真是个文物了，那时军人乘车只需拿张换乘单就行了。到车站军代表窗口，填一下就可坐上软席了。医院那时对飞行员还是蛮重视的，割个扁桃腺，小手术一个，可上阵却是顶尖人物，五管科王海鹏主任亲自操刀。大慨连打麻药加起来也不过半小吧，我就毫无感觉地就下楼来了。护士还以为我没有做手术呢。只是嘴巴不能说话了，喉咙口那儿还是有感觉，痰也多起来了，硬东西是不能吃的，那两天安排了流汁，开始是鸡汤，藕粉，第二天就可吃面条了，当然还有冰激凌。第三天就在球场上见到我了。那时住院的飞行员都没有大病，只是鼻炎，耳朵作响，眼睛砂眼等，都是住院的理由。所以在医院打球那是很正常的，打球还能认识一些朋友，又可交流一些情况。人数不够时，护士们就来凑，武汉空军医院的护士打蓝球还是较有名气的。因为如此，有些护士后来都成了我们师的媳妇了。
不到十天我就出院了。从医院出来又让我去东湖疗养院疗养十天。空军东湖疗养院在珞珈山脚下，离武汉大学只是一步之遥。那时跳舞很流行，疗养院隔一天就跳一次。它有一个小礼堂，水磨石的地面，很光滑，非常适合跳交谊舞。我那时还不会跳，可有位号称是疗养院舞后的护士叫伍家惠，重庆人氏，硬拉我去跳。经过她的耐心调教，我很快就学会了，结果在疗养院的十天就让她给“包” 了。
回到郑州又投入了飞行训练。不久我就去武汉参加大军区积极份子大会。大会由大军区主持，规格很高，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政委钟汉华中将都出席了。
会议结束的晚上，在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举办了一个大型的舞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我看大慨有上千人。伍家惠下午就告诉我她要来参加，到时来找我。七时正果然她出现了，我们就挤在人群中跳开了。不一会她说人太多了，我们到楼上去跳吧。我心想楼上怎么还有舞会呀，也没有多问就跟她上去了。到三楼梯口有人验票，小伍说是马部长让来的，过了一会就见一个载眼镜的少校军官来接，我们就进去了。
这是一个小舞厅，大约只有100平米，那舞厅灯光的色调是那么柔和，不亮不暗，十分温馨。我定晴一看，原来都是首长们在跳，男女一共40来人吧，最低的军衔是少校了，我这个少尉算那门子呀。
第二曲一开始，小伍就让首长请去了，我只能在一旁眼瞪瞪地看着她们在飞速地璇转。午间休息时，首长们就带上舞伴到小客厅去吃点心夜宵。那些女护士也不像平时那样中规中距的穿着直统统的军装了。她们上穿紧身的彩色鲜艳毛衣，下穿带裤线的毕挺的裤子，脚穿净亮的高跟皮鞋，脸上淡淡地抹上了一点口红，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好似华贵的公主一样。
我心中一下子冒出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明明看到还有人闲着，可我就不敢去请她跳舞，心中忽然有了一点自卑了。正在此时，我们师飞行员李云生的女友肖子玉走过来邀我跳跳舞，我好一阵高兴。她是武空医院的护士，也是武空医院的院花，虽是广东人，但身材高挑，皮肤白晰。她很善解人意，边跳边和我聊家常。
我问她：“你有什么东西带给李云生呀？”
她说：“没有”。
我问：“你常来这里吗？”
她说：“不，这是领导安排来的。”
哦，这还有任务呀！
武汉会议回来不久，部队宣布：我晋升为中尉军官。这也是我料想不到的。心中想的只有一条；好好的干，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组织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台湾空军的P2V电子侦察机经常利用夜间进入大陆侦察，由于敌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我军多次拦截都未成功。
为此，我军专门改装了几架TU-2飞机，飞机上装了雷达，加装了两门23MM机炮，每门炮备弹200发。其目的是以慢速对慢速，以低空对低空，专门打击P2V。这些飞机由大队长尚德赞同志带领，番号航空兵25师74团2大队，也是全师的“尖子大队”。
1958年大队改装后原驻扎在陕西临潼，后来先后在北京、广州、盐城、苏州、福州、南昌战斗值班，均无功而返，全队弥漫着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和战则必胜的盲目乐观情绪。1960 年9月份，大队进驻郑州。1960年11月19日，台湾空军的P2V电子侦察机1架，18时46分由浙江平阳进入大陆，经青田、金华、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商水、洛阳、三门峡，然后沿入侵航线偏南六十公里回返。那天是农历九月初一，无月，夜间天空下着小雨，20：50，我军发现敌机从阜阳向河南飞行，地面指挥中心命令双机起飞，李学增副大队长带一架在周口上空待命、尚德赞大队长带另一架在许昌上空待命。
李学增机组进入空域后，地面就引导他接敌，但当李学增机组进入敌机尾后四公里时，地面雷达就因电子干扰而丢失目标。等目标再次出现在地面雷达上的时候， P2V已经飞到许昌上空，地面于是指挥李学增机组转向飞往新乡上空待命，同时指挥尚德赞机组接敌。在地面指挥下，经过调整尚德赞机组成功进入敌机尾后2公里处并用机上雷达截获目标，P2V发现有飞机跟踪，就立即释放电子干扰，同时进行机动飞行，但尚德赞机组经过苦练，能够从密密麻麻的干扰波中分辨出敌机，因此我机紧咬著敌机不放，经过27分钟的较量，在900米的漆黑夜空敌机仍然摆脱不了尚德赞机组的追踪，并且越来越接近我机的机炮射程。
但是就在关键时刻，敌机利用机载雷达的技术优势，发现在飞行方向的前方有一座高于双方飞行高度的山峰（就是少林寺所在的中岳嵩山），P2V立即对准山峰飞去，在邻近山峰前突然爬高向前飞去，而尚德赞机组的雷达无法有效的区分山峰和敌机的回波，还继续保持900米的高度向雷达指示器的回波点飞去，而这时雷达指示器的回波是山峰的回波，结果我机来不及拉起，撞到嵩山山峰下约80米处，机上四人全部死亡，他们是：大队长尚德赞、前座飞行员晁中学、空中通信员杜炳良、空中领航员邱业兴。
P2V摆脱了追踪后，继续向我纵深飞行，经洛阳，又飞到三门峡，然后沿入侵航线偏南六十公里回返，23：17，我军命令赵永寿机组起飞，到鲁山方向拦截敌机，紧接着又命令谈国驷机组起飞，准备追击敌机。当赵永寿机组接近到敌机尾后1公里时，飞机上的雷达因受敌人干扰而无法发现目标，地面指挥所命令盲目开炮，开炮后我机就失去无线电联系。第二天发现飞机已经坠毁在河南叶县西南25公里的小山上，飞行员赵永寿、王秀玉、空中通信员刘建强、空中领航员唐路义壮烈牺牲。据事后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是飞行员接到开炮的命令后，即操纵飞机带下滑角开始开炮，由于飞行员距离炮口近，受炮口闪光的影响大，以至于看不清仪表，等发现高度太低，已经来不及，造成机毁人亡的悲剧。
这次战斗后，2大队回到临潼，TU-2也退出了以后的空战。
为此，我军专门改装了几架TU-2飞机，飞机上装了雷达，加装了两门23MM机炮，每门炮备弹200发。其目的是以慢速对慢速，以低空对低空，专门打击P2V。这些飞机由大队长尚德赞同志带领，番号航空兵25师74团2大队，也是全师的“尖子大队”。
1958年大队改装后原驻扎在陕西临潼，后来先后在北京、广州、盐城、苏州、福州、南昌战斗值班，均无功而返，全队弥漫着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和战则必胜的盲目乐观情绪。1960 年9月份，大队进驻郑州。1960年11月19日，台湾空军的P2V电子侦察机1架，18时46分由浙江平阳进入大陆，经青田、金华、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商水、洛阳、三门峡，然后沿入侵航线偏南六十公里回返。那天是农历九月初一，无月，夜间天空下着小雨，20：50，我军发现敌机从阜阳向河南飞行，地面指挥中心命令双机起飞，李学增副大队长带一架在周口上空待命、尚德赞大队长带另一架在许昌上空待命。
李学增机组进入空域后，地面就引导他接敌，但当李学增机组进入敌机尾后四公里时，地面雷达就因电子干扰而丢失目标。等目标再次出现在地面雷达上的时候， P2V已经飞到许昌上空，地面于是指挥李学增机组转向飞往新乡上空待命，同时指挥尚德赞机组接敌。在地面指挥下，经过调整尚德赞机组成功进入敌机尾后2公里处并用机上雷达截获目标，P2V发现有飞机跟踪，就立即释放电子干扰，同时进行机动飞行，但尚德赞机组经过苦练，能够从密密麻麻的干扰波中分辨出敌机，因此我机紧咬著敌机不放，经过27分钟的较量，在900米的漆黑夜空敌机仍然摆脱不了尚德赞机组的追踪，并且越来越接近我机的机炮射程。
但是就在关键时刻，敌机利用机载雷达的技术优势，发现在飞行方向的前方有一座高于双方飞行高度的山峰（就是少林寺所在的中岳嵩山），P2V立即对准山峰飞去，在邻近山峰前突然爬高向前飞去，而尚德赞机组的雷达无法有效的区分山峰和敌机的回波，还继续保持900米的高度向雷达指示器的回波点飞去，而这时雷达指示器的回波是山峰的回波，结果我机来不及拉起，撞到嵩山山峰下约80米处，机上四人全部死亡，他们是：大队长尚德赞、前座飞行员晁中学、空中通信员杜炳良、空中领航员邱业兴。
P2V摆脱了追踪后，继续向我纵深飞行，经洛阳，又飞到三门峡，然后沿入侵航线偏南六十公里回返，23：17，我军命令赵永寿机组起飞，到鲁山方向拦截敌机，紧接着又命令谈国驷机组起飞，准备追击敌机。当赵永寿机组接近到敌机尾后1公里时，飞机上的雷达因受敌人干扰而无法发现目标，地面指挥所命令盲目开炮，开炮后我机就失去无线电联系。第二天发现飞机已经坠毁在河南叶县西南25公里的小山上，飞行员赵永寿、王秀玉、空中通信员刘建强、空中领航员唐路义壮烈牺牲。据事后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是飞行员接到开炮的命令后，即操纵飞机带下滑角开始开炮，由于飞行员距离炮口近，受炮口闪光的影响大，以至于看不清仪表，等发现高度太低，已经来不及，造成机毁人亡的悲剧。
这次战斗后，2大队回到临潼，TU-2也退出了以后的空战。
那是一个莺飞草长，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我们己经完成了团编队——这个白天简单气象最终基本课目，开始进入白天的复杂训练，就是仪表飞行和白天云中飞行。这是一个关键阶段，在开始复杂训练前按排了我们第一次疗养。这好比是小孩学走路己经走稳了，可以休息一下了，等到这一天可不容易呀，整整四年，加上航校就是六年呀！领导考虑到我和汪自诚六年没有回家了，特地批了我和他先走，在家休息七天。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老兵也去探亲，可他们的探亲就不一样了，带有一点相亲的要素。然后我们直接到青岛疗养院集中。
汪自诚是常州人，我们同车到南京下车再各自分开。我在南京看到他下车就转乘东去的列车走了，只需二小时就可到家了，心中真是羡慕。我还要到芜湖再换乘气车，还要坐一天才能到家。那时汽车晚上是不开的，而且速度很慢240公里要跑一整天，路也不好走，颠簸的利害。
第二天我早早的起来洗漱吃早点，六点整就按时走了。一上车见到同车的人就像见到亲人似的那么高兴，乡音也不断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感到特别地亲切，看着这久违的江南的春天大地，坐在这乡亲人们中间，我兴奋得几乎是一路上哼着歌回到家中。下了车，我好像是在一路小跑在回家的路上，真是归心似箭呀！有趣的是，长期在外，参照系变化了，小时候感觉的大街好像变小了，显得很狭窄，一不注意就走过了，差点没找到我家的小巷。
因我回来时是临时的，所以也没有和爸爸妈妈说。当我进门进入家中小院时看到爸爸的背影，我喊了声爸爸，他一时是没有反应，当他清醒了后才惊喜开心地笑了起来。妈妈此时也从厨房走出来，我赶紧喊着妈妈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她那瘦小的身驱。只见她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高兴的泪，是激动的泪。我是她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小到十六岁就没有离开过，现在一下子出去六年，怎能不想啊？
妈妈说得最多就是想念之情，妈说：“你们一下子走了两个，那真是在我心上割肉呀，我几乎是天天想你们想得哭，也怨你大哥怎不把你们留下一个。”可当她看到我回来好好的，也就破涕为笑了。接着就是划算着给我按排七天的食谱了，妈妈的烹调也是我最喜欢的。无论什么只要是她烧的都是我喜欢的。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是甲鱼烧火腿，纯野生甲鱼和优质火腿，吃起来可以把你的咀唇都沾到一起，你看那有多浓！这才是正宗的“火烧铜甲兵”呢，那个菜肴今天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了。
只有七天，时间很短我得抓紧。先是到学校看了老师，再是到乡下去看我童年玩的最多的地方——温塘，看看我外婆家的我大姨、二姨，这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山村，可这儿却藏着我童年的深深记忆，我童年的大部时光都是在这儿玩耍中度过的。我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外婆对我们没有妈妈那严厉的管教，到这儿来自由。一共才七八户，除了大姨家二姨家就没有外姓人家了，好像整个村都是一家人，每家都很喜欢我，所以我也就特别地喜欢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时，这儿是我们家躲避日机轰炸的好地方，因为只有八户人家，让日本飞机也找不到。同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只五里路，我曾亲眼见过日本飞机通过温塘上空俯冲轰炸歙县县城的情景。
还有那竹林和水塘，春天来时可在竹林中拔笋，吃着鲜嫩的笋烹腌腊肉，那也是我们歙县人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冬天又可看二姨夫和邻家拉网捕鱼，那新鲜鱼网上来就杀了烧着吃，真味道。二姨家后院还一个小水池，村民很信这水池有神灵，说她是三姑娘娘的化身，有事时，晚上二姨就用大米放在托盘里，烧上香，念着经，不久就见托盘里的大米写上字了。这个谜我一直没有揭开过。
可是等我去时，却大有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感觉。外婆不在了，大姨二姨也不在了，只有二姨家的二表姐月清还在，但日子过得很艰难，我顺手给了她二十元。但想起那些触景生情的往事，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到竹林中去大哭了一场。
和家人相聚的日子，时间好像过得特快，转眼就要走了。临走时和姐姐大哥一起，在练江的河滩上照了个全家福。此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如今看到就想起那时见面的场景。
我回来是从杭州走。那时的汽车真是很慢，200公里也是要跑大半天。一大早妈妈就起来给我做蛋炒饭，说这饭好，一是耐饥，二是坐长途路上不会小便。我也喜欢吃。临走时，又经历一阵感情的煎熬，老妈的眼泪就不断地在流，不停地嘱咐。虽然己听过千百次，但老人的心总是在悬挂着儿女。我说：“你不是看我好好的吗。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工作的。只是你们二老自己要保重身体，我们不能在身边照应，有劳大哥大姐了。”我坚持不让她们送我到车站，害怕看到汽车开动时亲人分别的情感折磨。
车到杭州己是下午三点了，我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就到西湖去看了一下。那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湖边游人如织。当我看到那双双对对的情侣在湖边依偎着散步，我心中好一阵失落，忽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惆怅。虽然西湖的湖光山色很美，但我己无心观看了。走，以后再来。我当即就去买了第二天去上海的车票。
这是一趟特快，早上七点开车十点到。对面坐着一位陆军中士，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一位机要通信兵。因为没有这个任务士兵是不可能坐软席的。我们很快就聊开了，他是到上海执行任务去的，也是一个安徽兵，这一说就更贴近了。车到嘉兴时，广播说前面车出轨了，要抢修半小时，说旅客可以自由活动一下。我们听了就去嘉兴公园玩去了。正当我们走到公园时就听到火车站广播响了，于是赶紧往回走。一到站台，就看到好多人围着站长说：你们说好要半个小时，怎么十分钟不到就走了？
我的那位陆军中士同伴急了：“我什么都不要，关键是文件。”他已是满头冒汗了。他强烈要求车在前面停下等我们。站长回答说特快停车要铁道部批准。我只好劝说同伴冷静些，在那种情况下如何闹也无济于是，还是赶紧买票坐下班车走。
我们终于在下午三点到了上海。下车前就听到广播，说杭州来的旅客请到三号办公室领取行李。我第一个跑到那里，老远就一眼看到了我的行李：军帽，武装带，旅行包，一件不缺。我也看到那位旅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真是虚惊一场！这个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多么好。
下了车就买了第二天下午去青岛的车票。那时才六亿人口，比现在要少一半还多，所以尽管火车车次比现在少，但是买票却很方便。第二天我一早就跑马观花似的去豫园，外潍，南京路，然后到国际饭店十四层吃了一顿中饭，也算开了个洋荤，其实也和我们空勤灶差不多。下午上车去了青岛。
汪自诚是常州人，我们同车到南京下车再各自分开。我在南京看到他下车就转乘东去的列车走了，只需二小时就可到家了，心中真是羡慕。我还要到芜湖再换乘气车，还要坐一天才能到家。那时汽车晚上是不开的，而且速度很慢240公里要跑一整天，路也不好走，颠簸的利害。
第二天我早早的起来洗漱吃早点，六点整就按时走了。一上车见到同车的人就像见到亲人似的那么高兴，乡音也不断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感到特别地亲切，看着这久违的江南的春天大地，坐在这乡亲人们中间，我兴奋得几乎是一路上哼着歌回到家中。下了车，我好像是在一路小跑在回家的路上，真是归心似箭呀！有趣的是，长期在外，参照系变化了，小时候感觉的大街好像变小了，显得很狭窄，一不注意就走过了，差点没找到我家的小巷。
因我回来时是临时的，所以也没有和爸爸妈妈说。当我进门进入家中小院时看到爸爸的背影，我喊了声爸爸，他一时是没有反应，当他清醒了后才惊喜开心地笑了起来。妈妈此时也从厨房走出来，我赶紧喊着妈妈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她那瘦小的身驱。只见她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高兴的泪，是激动的泪。我是她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小到十六岁就没有离开过，现在一下子出去六年，怎能不想啊？
妈妈说得最多就是想念之情，妈说：“你们一下子走了两个，那真是在我心上割肉呀，我几乎是天天想你们想得哭，也怨你大哥怎不把你们留下一个。”可当她看到我回来好好的，也就破涕为笑了。接着就是划算着给我按排七天的食谱了，妈妈的烹调也是我最喜欢的。无论什么只要是她烧的都是我喜欢的。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是甲鱼烧火腿，纯野生甲鱼和优质火腿，吃起来可以把你的咀唇都沾到一起，你看那有多浓！这才是正宗的“火烧铜甲兵”呢，那个菜肴今天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了。
只有七天，时间很短我得抓紧。先是到学校看了老师，再是到乡下去看我童年玩的最多的地方——温塘，看看我外婆家的我大姨、二姨，这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山村，可这儿却藏着我童年的深深记忆，我童年的大部时光都是在这儿玩耍中度过的。我喜欢这个地方是因为外婆对我们没有妈妈那严厉的管教，到这儿来自由。一共才七八户，除了大姨家二姨家就没有外姓人家了，好像整个村都是一家人，每家都很喜欢我，所以我也就特别地喜欢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时，这儿是我们家躲避日机轰炸的好地方，因为只有八户人家，让日本飞机也找不到。同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只五里路，我曾亲眼见过日本飞机通过温塘上空俯冲轰炸歙县县城的情景。
还有那竹林和水塘，春天来时可在竹林中拔笋，吃着鲜嫩的笋烹腌腊肉，那也是我们歙县人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冬天又可看二姨夫和邻家拉网捕鱼，那新鲜鱼网上来就杀了烧着吃，真味道。二姨家后院还一个小水池，村民很信这水池有神灵，说她是三姑娘娘的化身，有事时，晚上二姨就用大米放在托盘里，烧上香，念着经，不久就见托盘里的大米写上字了。这个谜我一直没有揭开过。
可是等我去时，却大有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感觉。外婆不在了，大姨二姨也不在了，只有二姨家的二表姐月清还在，但日子过得很艰难，我顺手给了她二十元。但想起那些触景生情的往事，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到竹林中去大哭了一场。
和家人相聚的日子，时间好像过得特快，转眼就要走了。临走时和姐姐大哥一起，在练江的河滩上照了个全家福。此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如今看到就想起那时见面的场景。
我回来是从杭州走。那时的汽车真是很慢，200公里也是要跑大半天。一大早妈妈就起来给我做蛋炒饭，说这饭好，一是耐饥，二是坐长途路上不会小便。我也喜欢吃。临走时，又经历一阵感情的煎熬，老妈的眼泪就不断地在流，不停地嘱咐。虽然己听过千百次，但老人的心总是在悬挂着儿女。我说：“你不是看我好好的吗。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工作的。只是你们二老自己要保重身体，我们不能在身边照应，有劳大哥大姐了。”我坚持不让她们送我到车站，害怕看到汽车开动时亲人分别的情感折磨。
车到杭州己是下午三点了，我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就到西湖去看了一下。那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湖边游人如织。当我看到那双双对对的情侣在湖边依偎着散步，我心中好一阵失落，忽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惆怅。虽然西湖的湖光山色很美，但我己无心观看了。走，以后再来。我当即就去买了第二天去上海的车票。
这是一趟特快，早上七点开车十点到。对面坐着一位陆军中士，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一位机要通信兵。因为没有这个任务士兵是不可能坐软席的。我们很快就聊开了，他是到上海执行任务去的，也是一个安徽兵，这一说就更贴近了。车到嘉兴时，广播说前面车出轨了，要抢修半小时，说旅客可以自由活动一下。我们听了就去嘉兴公园玩去了。正当我们走到公园时就听到火车站广播响了，于是赶紧往回走。一到站台，就看到好多人围着站长说：你们说好要半个小时，怎么十分钟不到就走了？
我的那位陆军中士同伴急了：“我什么都不要，关键是文件。”他已是满头冒汗了。他强烈要求车在前面停下等我们。站长回答说特快停车要铁道部批准。我只好劝说同伴冷静些，在那种情况下如何闹也无济于是，还是赶紧买票坐下班车走。
我们终于在下午三点到了上海。下车前就听到广播，说杭州来的旅客请到三号办公室领取行李。我第一个跑到那里，老远就一眼看到了我的行李：军帽，武装带，旅行包，一件不缺。我也看到那位旅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真是虚惊一场！这个小插曲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多么好。
下了车就买了第二天下午去青岛的车票。那时才六亿人口，比现在要少一半还多，所以尽管火车车次比现在少，但是买票却很方便。第二天我一早就跑马观花似的去豫园，外潍，南京路，然后到国际饭店十四层吃了一顿中饭，也算开了个洋荤，其实也和我们空勤灶差不多。下午上车去了青岛。
青岛空军疗养院在汇泉地带，坐落在东海路一号，建在一个小坡上，依山傍海，视野很开阔，向下一望，大海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海军疗养院就在我们空疗的下方。
我们住的是四人间，挺大的，显得很宽广。我住在靠窗户边那张床上，每当清晨起来，正好看见一轮红日像一个鸡蛋黄那样，嫩嫩的晃动着在东海中冉冉升起，这道美景真是不可多得。
这算是真正地享受疗养生活了，一天除了一小时体育锻炼外，就没有什么大事了。疗养院有一架钢琴，平时根本就没有人会弹，巧的是我小时候练习过，可惜当时没有名家指点，也没学个肖邦，莫扎特的几大调，只是自学自弹一些那时的儿歌和流行歌，这次正好为我复习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再是组织参观，先是流览青岛市容。青岛这个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地方，真是名不虚传。街道整洁，房屋排列有序，因长期在德国殖民占领下，整个青岛就像一个万国建筑博览馆一样。而那么大的一个城市，竟没有一憧楼别墅是重复的建筑，不像现在，国内很多省城，一眼看过去都是千篇一律的建筑。
接着是参观海军舰艇。到了基地看到那么多的舰艇好威风。我们上了一艘驱逐舰，看到那么多人都在上面工作。第一印象，就是艰苦。炎热的夏天，在海上那甲板温度高达50度以上，而睡在船舱里的温度比甲板还要高。那时的苏式军舰生活空间也极小，都是睡在只有一人宽的狭窄的小床上，翻身也只能原地翻，上下船舱都是贴墙垂直上下，逢到台风时颠簸呕吐的啥也吃不下。他们说出海一次回来都要瘦十来斤。想起歌曲“军港之夜”唱的那么抒情和甜美，可谁真正知道那个中的苦与乐啊！这就是用海军战士的忠诚和奉献，才谱写出了这样美好的歌曲。当然，现代的国产战舰情况就好多啦。
疗养期中还穿插着一些文体活动。最让人激动的，是我们团和青青岛市排球代表队的一场球赛。当时我们师在郑州是甲级队的前三名，这次要跟青岛队比试一下。我是四号位的扣球手，绝对主力。每当我练习时看到球网低了，那就是说我的状态极佳。那天果然如此，战友们都说：“打疯了！”我那天的弹跳也是超水平发挥了，无论是在四号位还是三号位，都扣得干净利落，球打在地板上“咚咚”作响。不过人家毕竟是市代表队，我们经过五局艰苦的拼搏，最后才以3：2取胜。过后战友说你明天可能要爬不起来了。我当时还没有感觉，可睡了一觉，竟真的不能动了，走起路来一蹦一蹦的，特别是上下楼更是吃力。但心中却暗暗高兴：又体现了一次自我的价值！
在青岛最后做总结的是刘占刚母亲的海鲜宴。那天我们五人：孙大队长，汪自诚，王光耀，刘占刚和我。说实在我至今还没有吃到过一次超过他母亲做的海鲜宴席，大慨有十道菜，可我大部菜都记不住了，只有印象最深的海米，海虎。那个鲜呀，真是难以形容，对虾都排不上号了。开始在疗养院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次对虾。后来就不行了，说是要保证出口。为了防止上岸偷卖，干脆就在海上冷藏包装，上岸就装车运走。不但吃不上，就是连见都见不到了。
我们住的是四人间，挺大的，显得很宽广。我住在靠窗户边那张床上，每当清晨起来，正好看见一轮红日像一个鸡蛋黄那样，嫩嫩的晃动着在东海中冉冉升起，这道美景真是不可多得。
这算是真正地享受疗养生活了，一天除了一小时体育锻炼外，就没有什么大事了。疗养院有一架钢琴，平时根本就没有人会弹，巧的是我小时候练习过，可惜当时没有名家指点，也没学个肖邦，莫扎特的几大调，只是自学自弹一些那时的儿歌和流行歌，这次正好为我复习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再是组织参观，先是流览青岛市容。青岛这个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地方，真是名不虚传。街道整洁，房屋排列有序，因长期在德国殖民占领下，整个青岛就像一个万国建筑博览馆一样。而那么大的一个城市，竟没有一憧楼别墅是重复的建筑，不像现在，国内很多省城，一眼看过去都是千篇一律的建筑。
接着是参观海军舰艇。到了基地看到那么多的舰艇好威风。我们上了一艘驱逐舰，看到那么多人都在上面工作。第一印象，就是艰苦。炎热的夏天，在海上那甲板温度高达50度以上，而睡在船舱里的温度比甲板还要高。那时的苏式军舰生活空间也极小，都是睡在只有一人宽的狭窄的小床上，翻身也只能原地翻，上下船舱都是贴墙垂直上下，逢到台风时颠簸呕吐的啥也吃不下。他们说出海一次回来都要瘦十来斤。想起歌曲“军港之夜”唱的那么抒情和甜美，可谁真正知道那个中的苦与乐啊！这就是用海军战士的忠诚和奉献，才谱写出了这样美好的歌曲。当然，现代的国产战舰情况就好多啦。
疗养期中还穿插着一些文体活动。最让人激动的，是我们团和青青岛市排球代表队的一场球赛。当时我们师在郑州是甲级队的前三名，这次要跟青岛队比试一下。我是四号位的扣球手，绝对主力。每当我练习时看到球网低了，那就是说我的状态极佳。那天果然如此，战友们都说：“打疯了！”我那天的弹跳也是超水平发挥了，无论是在四号位还是三号位，都扣得干净利落，球打在地板上“咚咚”作响。不过人家毕竟是市代表队，我们经过五局艰苦的拼搏，最后才以3：2取胜。过后战友说你明天可能要爬不起来了。我当时还没有感觉，可睡了一觉，竟真的不能动了，走起路来一蹦一蹦的，特别是上下楼更是吃力。但心中却暗暗高兴：又体现了一次自我的价值！
在青岛最后做总结的是刘占刚母亲的海鲜宴。那天我们五人：孙大队长，汪自诚，王光耀，刘占刚和我。说实在我至今还没有吃到过一次超过他母亲做的海鲜宴席，大慨有十道菜，可我大部菜都记不住了，只有印象最深的海米，海虎。那个鲜呀，真是难以形容，对虾都排不上号了。开始在疗养院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次对虾。后来就不行了，说是要保证出口。为了防止上岸偷卖，干脆就在海上冷藏包装，上岸就装车运走。不但吃不上，就是连见都见不到了。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对空二十三师六十九团的同志们都是难忘的。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们的战术演习就在这天进行，任务是以团编队：三个大队以品字队形跟进飞行，总共是二十七架飞机，长机是团长赵长魁，团领航主任李毓堂，从郑州起飞，到南京290度80公里的的滁县对装甲部队进行密集轰炸。
因为是演习就应当当成实战来要求，起飞前由团政委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各个机群要严格保持好队形，听从指挥，密切配合，对敌人要狠，准，快的进行打击。平时训练是为了战时的需要，而今天正是立功的时候到了，希望同志们努力完成任务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
机群是七点正起飞，因为是大编队，二十七架飞机就是每隔20 秒起飞一架，也要520秒来起飞。我们是二中队左僚机，轮到我们起飞是第五架，离第一架不远，一直能看见长机的动作，起飞五分钟就左转弯向起点中牟方向飞去。当我回头看时，嗬！后面二十多架紧紧地跟着来了，当我们升到高度数2000米时己经对着了中牟起点了。飞机的航向也对准了航线，二十七架飞机轰隆隆，黑鸦鸦一片，这样的大机群五十年代后是难得一见的，因为此时己经进入导弹时代了，再像二战那时几十架或上百架飞机大机群轰炸，就真是肉饱子打狗了。
大编队不一会就顺利到了轰炸起点，进入航路后就开始调整队形，要形成密集队形来进行轰炸，各机之间都要缩小到最小程度，也就是五米乘五米，这样的近距离稍有差错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全团104双眼晴都同时注视着长机的任何一个动作。团编队轰炸就是全团在长机的统一行动下实施轰炸，只要长机炸弹一冒出来各僚机就立即按下投弹按钮，把炸弹全部投下。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距离误差就是各机投弹的延期时间。当长机的炸弹冒出时我立即按下弹钮，随即到瞄准具中去观测弹着点，只见81个炸弹全都集中在靶标的周围爆炸，我立即照下弹着点。我相信这时的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太漂亮了，这真是一次完美的演习呀！如果下面是敌人的阵地不就是全部摧毁了吗。扔下了炸弹的飞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加上任务完成的漂亮，我们就像好像小学生考试得了五分那样高兴地回家了。这时我忽然感到要小便了，可还有40分钟呀，我们才到蚌埠，那只有忍了。
在我们满腔喜悦的往回飞时，却传来了一个噩耗：三大队八中队的左僚机将长机的尾巴给削掉了，我们只听无线电里三大队副大队长高玺高声报道着：一架跳伞啦！一架准备迫降！….听得我们都毛骨悚然的。这时我们的大队长孙启宗发话了：“不要说了！”一句话把整个机群给镇住了。大家鸦雀无声地集中精力地驾驶着自己的飞机继续朝前飞行，也防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又来碰上谁。三中长吕明祥不知怎么想的，好像是害怕碰上其他飞机竟擅自带着一个中队往左上方外面飞，飞出去很远。还是大队长孙启宗把他叫了回来。
很快，我们就回到机场通场落地了。接着二大队也编队回来了，三大队缺了二架也编着队通场落地了。落地时，看着跑道两旁可紧张了，消防车，救护车，吊车，牵引车等都一字排开在迎接我们，因为出事了，飞行员的心态都不免受了一些影响。到了停机坪看到好多鲜花都撒在飞机的后面，一问才知道是准备慰问我们胜利归来的，当听到出事了，就又扔掉了。奇怪的是我那急着要小便却不知去向了，后经航医介绍说那是肾功能在起了作用。
在食堂吃饭时就有点伤感了，看到那边二张桌子空着不免多了一层悬挂。这顿饭大家默默地吃完了。其中我们的团长压力太大了，从落地到吃完饭他就没说一句话，饭后就蹲在食堂外墙角边一人在那深思。
我们最担心的是八中队长石雅林，因他的位置跳伞比较困难，这也是杜-二飞机的缺点：没有弹射装置。午睡后就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石雅林从涡阳县人武部打电话回来了。那时打电话可不像现在这样的方便，他是到武装部去打的“上空”电话，这所谓“上空”一般是指有敌机来袭击时才用的。我们最担心的人第一个来了电话，这就说明其他人就更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是在这样地宽解着自己：只要人在就好，人是第一宝贵的。接着八中队的左僚机张荣发从蒙城来电话了，他迫降成功，那儿都是大平原，所以也给迫降提供了条件。
师里也早就派了副师长和作战科长，副团长，作训参谋坐着吉普车去涡阳了。第二天确切消息回来来了，这完全是一次人为事故。左僚机飞行员张荣发，在返航途中，感到太阳太剌眼，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随手将飞仪表时用的遮光帘拉了下来，这样上头的阳光就全挡住了，前面的视力没有受到影响，可上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结果稍一拉杆，机头一抬就把长机的尾巴给削掉了。
长机忽然感到飞机下沉，驾驶杆也不起作用了，可看仪表还正常，待领航长罗佩怡往后一看，天哪！尾巴已经没有了，飞机很快进入平螺旋然后就倒着飞了，石雅林命令跳伞。其实后舱的射击员在尾巴削掉那一瞬间就出去了，因为内外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压差形成了一股吸力，一下子就把人给吸走了，通信员也跟着往后面爬，等爬到一半也给吸走了。最后是领航员跳下后，石雅林才将解保险带解开，此时高度己经很低了，因是飞机是倒扣着飞，所以当飞行员一脱离保险就随即出了飞机，他最后一个跳的却是第一个落地，四个人跳伞全部安全落地，大幸！
僚机张荣发就更是惊险了，在撞上长机后，他的右发动机就悬在机翼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发动机还转着但马力就小多了，飞机很自然的形成了右侧滑而且力量很大，把人挤得不能动弹。领航员邓连平事后说；座舱盖己经打开飞掉了，可右边盖让侧滑的压力顶着，形成了一堵墙，既不能越过，也无法动弹，那时呀就是等死了，那个滋味还真是难以说清呢。就样坚持了有一分钟，那悬着的发动机最终掉了下去，这样飞机就显得轻多了，也不侧滑了，但高度也只有300米了。刚好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他们就这样转危为安地迫降在蒙城。
那一晚他们都是在恶梦中度过的，有的还大喊大叫。这也难怪，这可是生死之间呀！
因为是演习就应当当成实战来要求，起飞前由团政委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各个机群要严格保持好队形，听从指挥，密切配合，对敌人要狠，准，快的进行打击。平时训练是为了战时的需要，而今天正是立功的时候到了，希望同志们努力完成任务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
机群是七点正起飞，因为是大编队，二十七架飞机就是每隔20 秒起飞一架，也要520秒来起飞。我们是二中队左僚机，轮到我们起飞是第五架，离第一架不远，一直能看见长机的动作，起飞五分钟就左转弯向起点中牟方向飞去。当我回头看时，嗬！后面二十多架紧紧地跟着来了，当我们升到高度数2000米时己经对着了中牟起点了。飞机的航向也对准了航线，二十七架飞机轰隆隆，黑鸦鸦一片，这样的大机群五十年代后是难得一见的，因为此时己经进入导弹时代了，再像二战那时几十架或上百架飞机大机群轰炸，就真是肉饱子打狗了。
大编队不一会就顺利到了轰炸起点，进入航路后就开始调整队形，要形成密集队形来进行轰炸，各机之间都要缩小到最小程度，也就是五米乘五米，这样的近距离稍有差错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全团104双眼晴都同时注视着长机的任何一个动作。团编队轰炸就是全团在长机的统一行动下实施轰炸，只要长机炸弹一冒出来各僚机就立即按下投弹按钮，把炸弹全部投下。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距离误差就是各机投弹的延期时间。当长机的炸弹冒出时我立即按下弹钮，随即到瞄准具中去观测弹着点，只见81个炸弹全都集中在靶标的周围爆炸，我立即照下弹着点。我相信这时的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太漂亮了，这真是一次完美的演习呀！如果下面是敌人的阵地不就是全部摧毁了吗。扔下了炸弹的飞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加上任务完成的漂亮，我们就像好像小学生考试得了五分那样高兴地回家了。这时我忽然感到要小便了，可还有40分钟呀，我们才到蚌埠，那只有忍了。
在我们满腔喜悦的往回飞时，却传来了一个噩耗：三大队八中队的左僚机将长机的尾巴给削掉了，我们只听无线电里三大队副大队长高玺高声报道着：一架跳伞啦！一架准备迫降！….听得我们都毛骨悚然的。这时我们的大队长孙启宗发话了：“不要说了！”一句话把整个机群给镇住了。大家鸦雀无声地集中精力地驾驶着自己的飞机继续朝前飞行，也防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又来碰上谁。三中长吕明祥不知怎么想的，好像是害怕碰上其他飞机竟擅自带着一个中队往左上方外面飞，飞出去很远。还是大队长孙启宗把他叫了回来。
很快，我们就回到机场通场落地了。接着二大队也编队回来了，三大队缺了二架也编着队通场落地了。落地时，看着跑道两旁可紧张了，消防车，救护车，吊车，牵引车等都一字排开在迎接我们，因为出事了，飞行员的心态都不免受了一些影响。到了停机坪看到好多鲜花都撒在飞机的后面，一问才知道是准备慰问我们胜利归来的，当听到出事了，就又扔掉了。奇怪的是我那急着要小便却不知去向了，后经航医介绍说那是肾功能在起了作用。
在食堂吃饭时就有点伤感了，看到那边二张桌子空着不免多了一层悬挂。这顿饭大家默默地吃完了。其中我们的团长压力太大了，从落地到吃完饭他就没说一句话，饭后就蹲在食堂外墙角边一人在那深思。
我们最担心的是八中队长石雅林，因他的位置跳伞比较困难，这也是杜-二飞机的缺点：没有弹射装置。午睡后就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石雅林从涡阳县人武部打电话回来了。那时打电话可不像现在这样的方便，他是到武装部去打的“上空”电话，这所谓“上空”一般是指有敌机来袭击时才用的。我们最担心的人第一个来了电话，这就说明其他人就更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是在这样地宽解着自己：只要人在就好，人是第一宝贵的。接着八中队的左僚机张荣发从蒙城来电话了，他迫降成功，那儿都是大平原，所以也给迫降提供了条件。
师里也早就派了副师长和作战科长，副团长，作训参谋坐着吉普车去涡阳了。第二天确切消息回来来了，这完全是一次人为事故。左僚机飞行员张荣发，在返航途中，感到太阳太剌眼，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随手将飞仪表时用的遮光帘拉了下来，这样上头的阳光就全挡住了，前面的视力没有受到影响，可上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结果稍一拉杆，机头一抬就把长机的尾巴给削掉了。
长机忽然感到飞机下沉，驾驶杆也不起作用了，可看仪表还正常，待领航长罗佩怡往后一看，天哪！尾巴已经没有了，飞机很快进入平螺旋然后就倒着飞了，石雅林命令跳伞。其实后舱的射击员在尾巴削掉那一瞬间就出去了，因为内外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压差形成了一股吸力，一下子就把人给吸走了，通信员也跟着往后面爬，等爬到一半也给吸走了。最后是领航员跳下后，石雅林才将解保险带解开，此时高度己经很低了，因是飞机是倒扣着飞，所以当飞行员一脱离保险就随即出了飞机，他最后一个跳的却是第一个落地，四个人跳伞全部安全落地，大幸！
僚机张荣发就更是惊险了，在撞上长机后，他的右发动机就悬在机翼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发动机还转着但马力就小多了，飞机很自然的形成了右侧滑而且力量很大，把人挤得不能动弹。领航员邓连平事后说；座舱盖己经打开飞掉了，可右边盖让侧滑的压力顶着，形成了一堵墙，既不能越过，也无法动弹，那时呀就是等死了，那个滋味还真是难以说清呢。就样坚持了有一分钟，那悬着的发动机最终掉了下去，这样飞机就显得轻多了，也不侧滑了，但高度也只有300米了。刚好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他们就这样转危为安地迫降在蒙城。
那一晚他们都是在恶梦中度过的，有的还大喊大叫。这也难怪，这可是生死之间呀！
我出生于一个徽州中医世家。徽州中医（也叫“新安医学”）在中医历史上还是很有名的。一般来说中医都是综合性的，什么都看。可徽州中医却分工很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新安医学。比如，看喉科就到郑村西园，骨科就是吴山铺，外科就是蜀口，还有妇科，眼科等，都是专司其职的。
我家的专科是“小儿科”。一百多年里，“江村小儿科”在徽州是颇有名望的，至今家里还有一块国民党上将赠送的牌匾。徽州中医都是世袭的。在我家又更为特殊，太太曾祖父，太曾祖父，曾祖父，祖父，和我爸是五世单传，都是只有一个儿子。
我爸大慨在六岁时晚上去看社戏，回家时天黑在路上重重跌了一跤，造成了坐骨粉碎性骨折。当时没有及时治疗，也没有采取什么消炎措施，结果等到化浓了再来清洗，己经晚了，致使右腿萎缩成跛足。这样，他就更安心在家学医看病了。因无二心，专心看病，在祖父的教导下，医术提高的很快。所以只有30多岁的时候，他就在母亲的支持下来到了歙县县城，独立门户开始行医了。小儿科这门学问很是独特的。因为小孩不会叙述病情，看病全靠看，切，摸，问。由于父亲医术精通，医治的效果很好，所以口碑传扬，前来看病的是越来越多，还有上层人物从杭州直接放车来接他。那时，平均一天就要看三、四十人，因此收入颇为丰厚，生活可说是富裕的，没几年就买了一套徽州大宅。
我爸的性格非常随和，可以用“和蔼可亲，诚实可信”来慨括。他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火，对我们三兄弟就像一个大哥哥那样，和我们一起玩，有时还和我们一起耍赖。记得我参军时，他很想挽留我在家中，传艺于我，对我说：“你看我手一搭（指号脉），钱就来了。救治了小孩，大家送来感谢的匾额多的都没处放，这日子多舒服呀！你就在家中跟我学医吧！”可是，我当时一门心思的就是要出去，根本就听不进。父亲终于没有了继承人。到了文革时，家里几大箱秘方和医书被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我们家五世传承的小儿科，就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失传了。
他的腿疾每年到春天都有些反应，但也无大碍。所以到了五八年春天复发时，我们还当是老毛病，也没有当回事。特别是当时我二哥刚送我二嫂回家分娩，见过父亲，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病，只知道他精神不太好。这我们也理解，因为我大哥年前就被打成右派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太大了。本来一家子都很体面的，三个儿子在外面都很优秀（大哥21岁就当了省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第二年调到文化馆当了馆长。二哥在部队成长很快，已经是空军上尉连长了），现在家里一下子出了个右派，这种反差在思想上是很难接受的，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后来没有多少时间就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
那时我们部队也正在进行反右派斗争，在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时，部队没有让我请假回家。直到来了病故电报才给了我七天假回家料理丧事。真没有想到去年回家探亲竟成了和父亲的永别，更想不到去年回家的照片竟成了他的绝照。我日夜兼程的往回赶，可当我到到家时，父亲己出了殡。我只能到山上墓地和他的灵柩作了告别。我也没有想到和我二哥七年再相见竟是在我爸的丧事中。
要说最难过的那肯定是我妈了，当时我爸才五十三岁呀！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医术也正是如日月中天，有多少好日子在等到着他呀，可他却这样匆匆地走了，这叫相处了三十五年的母亲心中有多难受啊！我们在处理好后丧事后，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和母亲在一起，共同劝慰她好好保重身体。爸爸走了也不能再重生，只有活着的妈妈好好地健康生活，才是对爸爸在天之灵最大的慰藉。
为了不降低母亲的生活标准，并解决生活的寂寞，我们一致同意母亲和我姐家住到一起，姐的小孩也由我母亲带。我们再另给母亲每月生活费55元。因我二哥己有小孩了，负担比我重。就由我拿40元，我二哥拿15元。那时一个月40元就可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其实母亲是用不了的，她主要是去贴补一下在劳改队的“右派”大哥。为了防止意外，我特地取出了500元钱给母亲存在银行里，还给她刻了一个私章（我妈不识字）。办好了这一切，我才稍微宽心下来。
处理好家务事，安慰了妈妈，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到屯溪的奕琪去接二嫂。二嫂的产假已到，需要跟二哥一起回哈尔滨。二嫂刚刚满月的女儿江冰，就只好留下来交给她的二姐带。
二嫂的爸妈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大慨也就二个小时一桌正宗地道的徽菜就上来了：鸡是家养的土鸡现杀现做的，鱼是在后屋的小溪中现捞的，又逢春笋上市，全都是新鲜菜肴，说实话比部队的空勤灶强多了。
吃完饭后我们就要动身了，二嫂要和小江冰告别了。看到那场面我才体会到十怀胎的情愫，那真是一步一回头呀，泪水和奶水把衣服都浸湿了，走走又回去看一眼，就这样难分难舍地走走回回的大约有半小时，这可真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啊！最后二嫂毅然下了决心，离开了心头肉，离开了她的爸妈，跟我们一起上了车。
我家的专科是“小儿科”。一百多年里，“江村小儿科”在徽州是颇有名望的，至今家里还有一块国民党上将赠送的牌匾。徽州中医都是世袭的。在我家又更为特殊，太太曾祖父，太曾祖父，曾祖父，祖父，和我爸是五世单传，都是只有一个儿子。
我爸大慨在六岁时晚上去看社戏，回家时天黑在路上重重跌了一跤，造成了坐骨粉碎性骨折。当时没有及时治疗，也没有采取什么消炎措施，结果等到化浓了再来清洗，己经晚了，致使右腿萎缩成跛足。这样，他就更安心在家学医看病了。因无二心，专心看病，在祖父的教导下，医术提高的很快。所以只有30多岁的时候，他就在母亲的支持下来到了歙县县城，独立门户开始行医了。小儿科这门学问很是独特的。因为小孩不会叙述病情，看病全靠看，切，摸，问。由于父亲医术精通，医治的效果很好，所以口碑传扬，前来看病的是越来越多，还有上层人物从杭州直接放车来接他。那时，平均一天就要看三、四十人，因此收入颇为丰厚，生活可说是富裕的，没几年就买了一套徽州大宅。
我爸的性格非常随和，可以用“和蔼可亲，诚实可信”来慨括。他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火，对我们三兄弟就像一个大哥哥那样，和我们一起玩，有时还和我们一起耍赖。记得我参军时，他很想挽留我在家中，传艺于我，对我说：“你看我手一搭（指号脉），钱就来了。救治了小孩，大家送来感谢的匾额多的都没处放，这日子多舒服呀！你就在家中跟我学医吧！”可是，我当时一门心思的就是要出去，根本就听不进。父亲终于没有了继承人。到了文革时，家里几大箱秘方和医书被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我们家五世传承的小儿科，就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失传了。
他的腿疾每年到春天都有些反应，但也无大碍。所以到了五八年春天复发时，我们还当是老毛病，也没有当回事。特别是当时我二哥刚送我二嫂回家分娩，见过父亲，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病，只知道他精神不太好。这我们也理解，因为我大哥年前就被打成右派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太大了。本来一家子都很体面的，三个儿子在外面都很优秀（大哥21岁就当了省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第二年调到文化馆当了馆长。二哥在部队成长很快，已经是空军上尉连长了），现在家里一下子出了个右派，这种反差在思想上是很难接受的，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后来没有多少时间就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
那时我们部队也正在进行反右派斗争，在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时，部队没有让我请假回家。直到来了病故电报才给了我七天假回家料理丧事。真没有想到去年回家探亲竟成了和父亲的永别，更想不到去年回家的照片竟成了他的绝照。我日夜兼程的往回赶，可当我到到家时，父亲己出了殡。我只能到山上墓地和他的灵柩作了告别。我也没有想到和我二哥七年再相见竟是在我爸的丧事中。
要说最难过的那肯定是我妈了，当时我爸才五十三岁呀！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医术也正是如日月中天，有多少好日子在等到着他呀，可他却这样匆匆地走了，这叫相处了三十五年的母亲心中有多难受啊！我们在处理好后丧事后，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和母亲在一起，共同劝慰她好好保重身体。爸爸走了也不能再重生，只有活着的妈妈好好地健康生活，才是对爸爸在天之灵最大的慰藉。
为了不降低母亲的生活标准，并解决生活的寂寞，我们一致同意母亲和我姐家住到一起，姐的小孩也由我母亲带。我们再另给母亲每月生活费55元。因我二哥己有小孩了，负担比我重。就由我拿40元，我二哥拿15元。那时一个月40元就可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其实母亲是用不了的，她主要是去贴补一下在劳改队的“右派”大哥。为了防止意外，我特地取出了500元钱给母亲存在银行里，还给她刻了一个私章（我妈不识字）。办好了这一切，我才稍微宽心下来。
处理好家务事，安慰了妈妈，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到屯溪的奕琪去接二嫂。二嫂的产假已到，需要跟二哥一起回哈尔滨。二嫂刚刚满月的女儿江冰，就只好留下来交给她的二姐带。
二嫂的爸妈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大慨也就二个小时一桌正宗地道的徽菜就上来了：鸡是家养的土鸡现杀现做的，鱼是在后屋的小溪中现捞的，又逢春笋上市，全都是新鲜菜肴，说实话比部队的空勤灶强多了。
吃完饭后我们就要动身了，二嫂要和小江冰告别了。看到那场面我才体会到十怀胎的情愫，那真是一步一回头呀，泪水和奶水把衣服都浸湿了，走走又回去看一眼，就这样难分难舍地走走回回的大约有半小时，这可真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啊！最后二嫂毅然下了决心，离开了心头肉，离开了她的爸妈，跟我们一起上了车。
在基地的日常训练还是很辛苦的。一是飞机场三角航线都是一些小地标，很难找，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地标迷航。二是经常有大风。起飞前看到风向标的风筒平稳的下垂着，心中就和它一样的安定；而看到风筒被风刮得往上飘个不停，那心里也就像小免子似的乱跳，担心炸弹又不知能被吹到多远。三是轰炸。轰炸的靶标明明是用白色的石灰撒成一个50米半径的园圈，中间还有一个大大的十字，老远就能看到的，可就有不少人多次把炸弹投错了地方，造成了事故。回来想想，大家都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可当时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我们把这叫做X神经出了问题。在飞行中，人的大脑有时是很难像正常时候那样思考的。所以那怕你再资格老，技术再高，也没有那个敢说我保证拿五分。在我的战友中有不少平时技术是很精悍的，可就在飞行中出了事故。总之，日常飞行轰炸训练并不轻松。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金色十月，团里决定让我们机组和中队长张自德、刘占刚机组送两架飞机到成都太平寺修理厂去大修。飞过去，坐轮船回来，飞行中又没有轰炸训练任务，这相当于一次休假式的出差了，我们接到任务都很高兴。
成都航线属于西部航线，多山，人烟稀少，地图不精确，还是国民党时期的旧地图。一九五六年独三团有一架依拉—14送一位总参部长到成都，由于偏航而撞上九顶山，十三人牺牲。
为了避开西安南面2720米高的首阳山和3666米高的太白山。我们的航线选择了起飞后向南飞到汉中，再转向成都。
第一站是先到窑村机场，从郑州到临潼就是沿着陇海线飞，都是熟悉的地标，对好航向，卡好时间，一路就是看风景了。首先出现的是苏联援建147项大工程之一的三门峡大坝，我们就从它的上空飞去，看下去的确是十分壮观，可惜由于淤泥问题无法解决，后来基本废弃了。转眼就到了潼关，飞机右面是深沟下滔滔汹涌的黄河，左面是刀削斧劈一样的华山山脉，确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不一会儿，临潼的骊山到了，这也是名闻中外的名山啊。因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路风景无数。
我们在窑村机场降落吃了饭，稍事休息又接着飞。我们从四川的东北面进入，刚飞了一段，就明显感到四川的天气和平原的不一样了。首先是能见度，那么好的天气，下面也是灰蒙蒙的，看地标很吃力，不像我们在中原飞行，一看就是几十公里，很过隐。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根据成都的导航台的无线电导航来飞行。当我们到了金堂时，知道成都就在下方，但过一下就到了双流了，再转一圈又是双流，怎么就看不见太平寺机场，不禁让我们紧张起来。马上通过无线电和张自德联系，他也是感觉不对劲。第三圈，下面好像是太平寺机场，我们短暂确认肯定了一下，下决心落地。但心里还是在打鼓，生怕落错了。当我们落地后滑跑时，忽然看到左侧张自德的飞机己经滑出了跑道，哈，就是它了，心里好一阵轻松！
我们坐汽车出机场时，看到左边有十三个坟墓。司机介绍说：“那是前年撞山机组的坟墓，连部长一共是十三人，中间那个大的就是部长的”。这个坟修在这儿倒是有教育意义，让飞行员每次到机场飞行都能看到它，提示大家注意安全！
我们住在成都军区第一招待所。首先让我们感受到这天府之国真是名不虚传，生活标准很低，飞行灶是2.8元一天，可他们却说：“这太高了，我们没法做”。线果1.5元就做了满满的一桌菜。我们在成都好好地玩了二天，杜甫草堂、武候祠，羊市口……也领受了成都的天气，就是晴天你也看不到太阳，都是雾气重重的，难怪有“蜀犬吠日”之说。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金色十月，团里决定让我们机组和中队长张自德、刘占刚机组送两架飞机到成都太平寺修理厂去大修。飞过去，坐轮船回来，飞行中又没有轰炸训练任务，这相当于一次休假式的出差了，我们接到任务都很高兴。
成都航线属于西部航线，多山，人烟稀少，地图不精确，还是国民党时期的旧地图。一九五六年独三团有一架依拉—14送一位总参部长到成都，由于偏航而撞上九顶山，十三人牺牲。
为了避开西安南面2720米高的首阳山和3666米高的太白山。我们的航线选择了起飞后向南飞到汉中，再转向成都。
第一站是先到窑村机场，从郑州到临潼就是沿着陇海线飞，都是熟悉的地标，对好航向，卡好时间，一路就是看风景了。首先出现的是苏联援建147项大工程之一的三门峡大坝，我们就从它的上空飞去，看下去的确是十分壮观，可惜由于淤泥问题无法解决，后来基本废弃了。转眼就到了潼关，飞机右面是深沟下滔滔汹涌的黄河，左面是刀削斧劈一样的华山山脉，确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不一会儿，临潼的骊山到了，这也是名闻中外的名山啊。因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一路风景无数。
我们在窑村机场降落吃了饭，稍事休息又接着飞。我们从四川的东北面进入，刚飞了一段，就明显感到四川的天气和平原的不一样了。首先是能见度，那么好的天气，下面也是灰蒙蒙的，看地标很吃力，不像我们在中原飞行，一看就是几十公里，很过隐。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根据成都的导航台的无线电导航来飞行。当我们到了金堂时，知道成都就在下方，但过一下就到了双流了，再转一圈又是双流，怎么就看不见太平寺机场，不禁让我们紧张起来。马上通过无线电和张自德联系，他也是感觉不对劲。第三圈，下面好像是太平寺机场，我们短暂确认肯定了一下，下决心落地。但心里还是在打鼓，生怕落错了。当我们落地后滑跑时，忽然看到左侧张自德的飞机己经滑出了跑道，哈，就是它了，心里好一阵轻松！
我们坐汽车出机场时，看到左边有十三个坟墓。司机介绍说：“那是前年撞山机组的坟墓，连部长一共是十三人，中间那个大的就是部长的”。这个坟修在这儿倒是有教育意义，让飞行员每次到机场飞行都能看到它，提示大家注意安全！
我们住在成都军区第一招待所。首先让我们感受到这天府之国真是名不虚传，生活标准很低，飞行灶是2.8元一天，可他们却说：“这太高了，我们没法做”。线果1.5元就做了满满的一桌菜。我们在成都好好地玩了二天，杜甫草堂、武候祠，羊市口……也领受了成都的天气，就是晴天你也看不到太阳，都是雾气重重的，难怪有“蜀犬吠日”之说。
西藏平叛事迹见：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475324&extra=page%3D1
老英雄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dasan
老英雄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dasan
签名档的这个图是老毛的家乡么？？？？？？？？？？？
原帖由 侯景 于 2008-3-30 18:50 发表
签名档的这个图是老毛的家乡么？？？？？？？？？？？
俺滴家乡……:$
我就是冲着下面的签名看下去的，像极了我的家乡。年轻是不知乡愁是什么，现在有儿女方知故乡好，亲情难却却。
不错啊，顶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