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的尼泊尔》社论:西藏骚乱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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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7日

马尼克·拉尔·希瑞沙教授

最近几天来,中国西藏自治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骚乱,许多公众财产被毁坏,甚至还有少数人失去了生命。制造这些暴行的人称之为偶然的“起义”、表达了 “人民”的不满,而有些人竟到了称之为“西藏人民摆脱中国占领的独立运动”的地步。中国官方称之为“一小撮犯罪分子”在“阴谋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的指挥下所进行的“蓄意破坏行为”。让我们公正地看待这一事件并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吧。

真正的要求

在这位作者看来,人民有自决的权利,人民完全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地统治自己的无限权利。如果西藏人民有那样的渴望,他们甚至有权利分裂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虽然我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占领了”西藏的说法是被西藏农奴推翻的“国际社会”和封建奴隶主编造的荒诞的赤裸裸的谎言。主要问题是确定:“自由西藏”的呼声是西藏人民的真正要求还是被推翻的西藏封建统治集团提出的口号。

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在1933年,一支英国探险队想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们从尼泊尔境内开始了攀登。然而当他们不得不从北麓攀登时,探险队寻求并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许可,而不是“凯斯雅”(达赖喇嘛的内阁或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所谓的西藏政府)的许可。1923年,当划分英属印度和中国西藏省的边界时,英属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而不是西藏政府)的代表们在西姆拉举行了会谈。英属印度提出的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划分印度和新疆、西藏西部的边境线时,遭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拒绝,会谈失败了。

1959年,美国和印度策划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并鼓动达赖喇嘛到印度避难。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西藏被中国共产党占领”的问题并要求西藏独立。甚至当时以中国名义占据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们也说西藏一直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能存在它被中国占领的问题。

早在1911年,当孙逸仙博士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自由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议会的时候,西藏的达赖喇嘛政府(当地政府)就要求在中国立法机关里有西藏的代表。随后西藏指派了两名代表就任分配给它的两个席位。更早一点,在1791—1792年,当尼泊尔进攻西藏后,中尼战争爆发。西藏政府向中国皇帝报告说尼泊尔廓尔喀士兵侵犯了“皇帝陛下(指中国皇帝)的领土。”

当任达赖喇嘛的前任(还未被中国皇帝正式批准为达赖喇嘛)去世时,西藏当局把他的葬礼推迟了很长时间,等待中国皇帝对这位已故达赖喇嘛的正式承认和加冕典礼。只有在这之后才为达赖喇嘛举行了出殡仪式。这一事实证明达赖喇嘛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者,而是中国政府任命的负责管理西藏自治省事务的地方政府官员。

事实上,对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统治者的任命仪式始于1253年中国皇帝忽必烈可汗(蒙古王朝建立者成吉思汗的儿子)时代。忽必烈可汗因为第五代达赖喇嘛(那时是一个蒙古和尚)对发明蒙古文字的杰出贡献而任命其为第一任统治西藏的达赖。

因此,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对西藏的做法即不是吞并也不是占领。它仅仅是进行了民主改革,这实质上是结束了旧的封建制度和那些拼命想恢复旧制度的封建农奴主的特权。因此,这也是被推翻的西藏统治集团反抗中国政府的原因。

1951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对西藏进行的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实行这些改革之前,西藏三百二十万的总人口中有二百万农奴。然而,在一百二十万自由人中也仅仅有一小部分是农奴主。1951年历史性的变革解放了这二百万的农奴使他们成为西藏和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那些叫嚣中国共产党毁灭西藏文化并声称要保护西藏文化的人实质上是想要恢复农奴主的封建特权。

那些构成了西藏广大人口的解放了的农奴现在掌握着他们自治区的管理。而在以前西藏的管理体制下,占统治地位的僧侣集团并不仅仅是宗教人士,他们还是拥有特权的主人。著名的日本和尚伊凯·卡瓦·古奇在20世纪初考察了统治西藏的佛教徒后说,他们并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伪善的恶棍。这句概括的话并不是指所有的西藏僧侣,而仅仅指封建统治集团。

煽动

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一小撮帮凶——特别是他的幕僚——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企图推翻解放了的西藏的新的革命政权。然而在失败后,他们逃到了印度。现在这一集团又在美国的鼓动下在西藏制造麻烦。在这样的形势下,尼泊尔政府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不允许在尼泊尔的土地上进行反对西藏的活动。

(《新兴的尼泊尔》日报是尼国最大的官方英文报纸,1965年创刊)2008年3月27日

马尼克·拉尔·希瑞沙教授

最近几天来,中国西藏自治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骚乱,许多公众财产被毁坏,甚至还有少数人失去了生命。制造这些暴行的人称之为偶然的“起义”、表达了 “人民”的不满,而有些人竟到了称之为“西藏人民摆脱中国占领的独立运动”的地步。中国官方称之为“一小撮犯罪分子”在“阴谋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的指挥下所进行的“蓄意破坏行为”。让我们公正地看待这一事件并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吧。

真正的要求

在这位作者看来,人民有自决的权利,人民完全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地统治自己的无限权利。如果西藏人民有那样的渴望,他们甚至有权利分裂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虽然我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占领了”西藏的说法是被西藏农奴推翻的“国际社会”和封建奴隶主编造的荒诞的赤裸裸的谎言。主要问题是确定:“自由西藏”的呼声是西藏人民的真正要求还是被推翻的西藏封建统治集团提出的口号。

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在1933年,一支英国探险队想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们从尼泊尔境内开始了攀登。然而当他们不得不从北麓攀登时,探险队寻求并得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许可,而不是“凯斯雅”(达赖喇嘛的内阁或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所谓的西藏政府)的许可。1923年,当划分英属印度和中国西藏省的边界时,英属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而不是西藏政府)的代表们在西姆拉举行了会谈。英属印度提出的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划分印度和新疆、西藏西部的边境线时,遭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拒绝,会谈失败了。

1959年,美国和印度策划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并鼓动达赖喇嘛到印度避难。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西藏被中国共产党占领”的问题并要求西藏独立。甚至当时以中国名义占据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们也说西藏一直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能存在它被中国占领的问题。

早在1911年,当孙逸仙博士推翻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自由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议会的时候,西藏的达赖喇嘛政府(当地政府)就要求在中国立法机关里有西藏的代表。随后西藏指派了两名代表就任分配给它的两个席位。更早一点,在1791—1792年,当尼泊尔进攻西藏后,中尼战争爆发。西藏政府向中国皇帝报告说尼泊尔廓尔喀士兵侵犯了“皇帝陛下(指中国皇帝)的领土。”

当任达赖喇嘛的前任(还未被中国皇帝正式批准为达赖喇嘛)去世时,西藏当局把他的葬礼推迟了很长时间,等待中国皇帝对这位已故达赖喇嘛的正式承认和加冕典礼。只有在这之后才为达赖喇嘛举行了出殡仪式。这一事实证明达赖喇嘛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者,而是中国政府任命的负责管理西藏自治省事务的地方政府官员。

事实上,对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统治者的任命仪式始于1253年中国皇帝忽必烈可汗(蒙古王朝建立者成吉思汗的儿子)时代。忽必烈可汗因为第五代达赖喇嘛(那时是一个蒙古和尚)对发明蒙古文字的杰出贡献而任命其为第一任统治西藏的达赖。

因此,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对西藏的做法即不是吞并也不是占领。它仅仅是进行了民主改革,这实质上是结束了旧的封建制度和那些拼命想恢复旧制度的封建农奴主的特权。因此,这也是被推翻的西藏统治集团反抗中国政府的原因。

1951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对西藏进行的划时代的变革,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实行这些改革之前,西藏三百二十万的总人口中有二百万农奴。然而,在一百二十万自由人中也仅仅有一小部分是农奴主。1951年历史性的变革解放了这二百万的农奴使他们成为西藏和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那些叫嚣中国共产党毁灭西藏文化并声称要保护西藏文化的人实质上是想要恢复农奴主的封建特权。

那些构成了西藏广大人口的解放了的农奴现在掌握着他们自治区的管理。而在以前西藏的管理体制下,占统治地位的僧侣集团并不仅仅是宗教人士,他们还是拥有特权的主人。著名的日本和尚伊凯·卡瓦·古奇在20世纪初考察了统治西藏的佛教徒后说,他们并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伪善的恶棍。这句概括的话并不是指所有的西藏僧侣,而仅仅指封建统治集团。

煽动

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一小撮帮凶——特别是他的幕僚——勾结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企图推翻解放了的西藏的新的革命政权。然而在失败后,他们逃到了印度。现在这一集团又在美国的鼓动下在西藏制造麻烦。在这样的形势下,尼泊尔政府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不允许在尼泊尔的土地上进行反对西藏的活动。

(《新兴的尼泊尔》日报是尼国最大的官方英文报纸,1965年创刊)
著名的日本和尚伊凯·卡瓦·古奇在20世纪初考察了统治西藏的佛教徒后说,他们并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伪善的恶棍。这句概括的话并不是指所有的西藏僧侣,而仅仅指封建统治集团。
原帖由 caisanchun 于 2008-3-29 21:18 发表
著名的日本和尚伊凯·卡瓦·古奇在20世纪初考察了统治西藏的佛教徒后说,他们并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伪善的恶棍。这句概括的话并不是指所有的西藏僧侣,而仅仅指封建统治集团。

这个和尚的汉字名字叫多田等观。
在旧西藏的喇嘛寺庙中,很多人当喇嘛都是被迫的。据哲蚌寺一个康村(基层学经组织)的统计,全康村三百零一人中,被迫当喇嘛的就有二百二十九人,支差当喇嘛的五十二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家有三男,必有一人去支僧差”,实际上,家有二男或仅有一男的,也要去当喇嘛。

“有的人家为了使自己的孩子逃脱重税而让孩子当喇嘛。至于自己家里的后嗣则从其它人家领来养子继承。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苦于向政府交纳实物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当喇嘛,做父母的要拿相当多的物品到村长、镇长那里求情。总之,西藏的民众处在不断被剥削的地位。”这是日本僧人在西藏寺庙里呆了十年的观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藏在民主改革前,寺庙如林,喇嘛咸群的畸形社会现象,既有人民群众在残酷剥削压榨下寻求出路和寄托的因素,也是地方封建政权利用行政命令强迫的结果。

旧西藏寺庙内部等级森严。上层当权喇嘛在寺庙里过着和世俗农奴主一样奢侈糜烂的生活,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农奴主,贫苦喇嘛则是穿着袈裟的农奴。每个喇嘛对寺庙都要负担起各种差役,但每种差役都可以靠出钱赎免,如果能花得起一笔大钱,捐买一个资格,就可以永远免差,而这对农奴出身的喇嘛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因此,他们也就逃脱不了各种差役的负担。尤其是寺庙为一般喇嘛规定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从衣食住行到言语行动的各个方面,把广大僧众束缚得严严密密,稍一触犯,就会构成罪名。如果有钱向当权喇嘛行贿送札,就可不予置问。掌管寺僧纪律的铁棒喇嘛,有置人于残废或死命的权力。新进寺庙的小喇嘛,连个人生活都管理不了,也要担负打水、扫地、背柴等繁重的苦役。不少贫困无依元靠的喇嘛,因违犯“戒律”而被关进监狱,又没有钱向专事敲诈勒索的铁棒喇嘛行贿,有的甚至被活活地折磨致死。

    寺庙的上层喇嘛,从各级活佛到大小格西的头衔(学经僧人的学位),一般都要花上很大数量的一笔钱才能得到(活佛也是买的),当然这对多数贫苦喇嘛来说,是根本不可能想望的事。

    由十三世达赖亲自关照,安排在色拉寺呆了十年之久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不经意间描绘了寺院的等级状况。他写道:“买东西倒没有什么辛苦,但是打水却是件辛苦的活儿,到山谷里去打涌出来的泉水实在太费劲儿。好在寺院中也可以找到打水的小僧侣,有时我只好靠他们暂时应付。但是,我不愿意让生活琐事干扰自己的学习,所以最好是找一个帮工。在我附近住着一个年青的僧人,他愿意给我帮忙。他叫罗桑贡嘎,出身于拉萨西北部的土伦地方,虽然他自幼就生活在寺院,但是他对学术毫无兴趣。一般说来,当喇嘛一定要取得领主的许可,但是他似乎并未得到领主的允许就当了喇嘛,所以还得向领主缴纳劳役税。他对此很不满意。但自从给我这个受达赖喇嘛庇护的人帮工以后,领主就再也不能强迫他缴纳劳役税了,我好似窝藏了罗桑贡嘎。但是有一天,领主派来一名使者,让罗桑贡嘎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劳动,于是我对这个使者说:我是近年从日本来的,罗桑从小在寺院长大,现在给我帮工,你们如果胆敢把罗桑从我这里带走,那么就把他带走吧,我只好将此事转告达赖喇嘛。”

    多田等观还写道:“在考格西时,其候考人不论贫富都要准备出以酥油煮的大米粥,供养当天寺院的全体人员。当时在西藏大米粥算是很珍贵的东西了,是最丰盛的饮食”。“每年的毕业生人数都有限制,如果你上面的渠道没有疏通,你的学问再好,即使是个秀才,也不一定能毕业。”学者杨承丕先生在遗作中讲:格西这种僧侣学位最初创始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加措,最初是为了鼓励僧侣学经,推动僧侣精勤上进而设置的。以后为了适应政教合一体制的需要,逐渐演变成了僧侣参与政权的“敲门砖”,也随之产生了种种流弊。要获得这种学位,必须具备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即便是在自己所在的扎仓按习惯散放一次布施,熬茶饷众而外,赠送每人三、五钱藏银,所费也就十分可观,更不用说对堪布和上师的供养,对有关权贵人物的馈赠,以及经历每一程序的种种请托花费了!这是贫穷僧侣根本无从问津的,除非依靠有雄厚资财的施主资助。所以,格西中总是活佛较多,出生于世俗领主之家的人较多,而一般的僧侣较少。
che同志也关心the rising nepal么?
嗯,还是比较客观的!
说的很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