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卷一：复出前夕巡南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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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于眼前。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谅讶：“过去我们怎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
“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他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钟。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丰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
，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
“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
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看到县、社的同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要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提出了一连串有关生产力和农民生活的具体问题。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敌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作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既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多?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平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桔，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桔，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桔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桔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地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向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华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作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钟，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之苦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字。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出了新的一程。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于眼前。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谅讶：“过去我们怎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
“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他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钟。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丰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
，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
“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
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看到县、社的同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要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提出了一连串有关生产力和农民生活的具体问题。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敌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作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既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多?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平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桔，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桔，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桔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桔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地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向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华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作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钟，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之苦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字。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出了新的一程。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于眼前。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谅讶：“过去我们怎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
“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他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钟。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丰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
，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
“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
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看到县、社的同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要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提出了一连串有关生产力和农民生活的具体问题。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敌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作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既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多?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平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桔，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桔，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桔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桔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地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向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华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作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钟，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之苦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字。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出了新的一程。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他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都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华里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只好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塍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于眼前。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他转身问县里的同志：“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座小庙，怎么不见了?”
一位当地老表证实：“不错，是有一座。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现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谅讶：“过去我们怎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中华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了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
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上午，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领着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剥开一颗递过去：“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唔，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说完，他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一作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座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
“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嗔怪道：“又吹牛皮。还没有吹够呀！”
“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邓小平信心十足。当时他已68岁。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他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
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卓琳凑近他耳边：“我都听到了，你还听不到?耳朵又背了?”
邓小平辩解：“不是耳背嘛，是噪声太大。噢，是95度。”
他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他问。
“八十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四百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邓小平站下，认真地对黄达明、也是对糖厂的领导说：“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他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去1小时20分钟。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他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苏区时，在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腔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一百来米远。这当儿，有人认出了他。“邓小平回来啦!”消息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他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丰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这天晚饭后，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来到瑞金宾馆。她叫罗志才，就是邓小平当年在瑞金当书记时与金维映一起从李添富乱杀“社党分子”的屠刀下抢救出来的那个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当时，邓小平培养她当了县妇女部长。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志才编入县游击队，担任了游击队连长。在残酷的斗争中，游击队被打散，她也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隐蔽下来。1949年瑞金解放后，她回到组织怀抱，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担任了县保育院院长，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
，遭到迫害。这次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她想起邓小平和金维映的救命之恩，立即赶来看望，希望老领导能再救她一次。
正在门口值班的宾馆钟副经理看见罗志才，忙问：“志才，你找谁呀?”
罗志才说明来由，钟副经理十分同情地告诉她：“首长正在休息，警卫肯定不让你见他。你最好写个条子，由我交给他的随行人员，看看能不能见着。”
罗志才找来纸笔，写道：“欣闻小平同志来瑞，我感到万分高兴。想当初我是在李添富的屠刀下由阿金挽救我出来的，要求见一面，叙谈叙谈，感到荣幸。此致敬礼。罗志才。”
钟副经理接过条子，进到室内找到随行的同志，将条子交给了他们。过了一会儿，钟副经理被告知：“这次小平同志主要是下来走一走，没有工作任务。下次小平同志回到北京，有机会可以写信去。”
罗志才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宾馆。据说，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不久，就写信给罗志才，要她到北京去。罗志才果然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他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他缓缓地对大家说：
“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
“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历来主张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到了1986年，他还十分关心瑞金的教育事业，特意为瑞金第一中学题写了校名。1991年9月，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60周年。谁也没想到，他竟欣然命笔题词：“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
书局的同志当面将这幅题词交给瑞金县的同志。
看到县、社的同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要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提出了一连串有关生产力和农民生活的具体问题。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按说，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他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000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朱德等一起制定了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战前动员；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著名对联。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发布歼灭进犯龙冈之敌的命令。12月30日，红军获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4天后，在黄陂东北的东韶，红军又歼敌谭道源师过半。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总部移驻黄陂以北的小布村，接着在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项英等率领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从小布再次进驻黄陂的山堂村，领导苏区军民作好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准备，直到3月26日才离开这里。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既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仿佛眼前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多?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平纯收入多少元?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耐心地作了解释。座谈中，他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桔，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回去给我们小孩尝尝。”
小布的金桔，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桔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回去给小孩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鳙鱼头吧?”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桔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地和县农机厂看了看。邓小平向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10华里。”“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他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他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约半小时。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久是会出来的。
1973年2月19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邓小平带着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8日上午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道姓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上饶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一身戎装。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声离开会场，快步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一五一十地作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有三点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霍表示一定照办。
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整容，草草扒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镇委副书记、镇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一直忙到深夜，初步理出了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双双来到镇委办公室，召集镇委常委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镇委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下午4点50分钟，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之苦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见邓小平下车，等候多时的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只不过再也见不到昔日雄鹰翱翔、栖息的景象了。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问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这位前委书记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10点多了，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休息。
室外，一轮皓月拨开乌云，光照大地。
倚窗沉思良久的邓小平，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他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着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宇，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盛大宴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身影。翌日，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赫然醒目地印有邓小平的名字。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197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走出了新的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