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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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9月23日12:09  三联生活周刊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南巡讲话)〔节选〕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总设计师的“举重若轻”

　　“它是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启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主笔◎朱文轶

　　打破僵局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88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一年，邓小平拥有的唯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但这些毫不妨碍这趟充满激情之旅成为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时刻之一。

　　1992年，中国似乎又到了一个发展中的关键时间点。尽管经济增长从1978年以来早已变得深入人心，然而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却成为困扰人们内心的新问题——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意识形态”的武器会被习惯性地再度拿起来。“这一年的微妙在于，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冷战’结束使得国际格局大变，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初见端倪，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速度咄咄逼人，而在国内，我们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刚刚走出低谷，这是能否在新格局中抓住机会的关键时刻。而这一年即将举行的党的‘十四大’需要对此给出一个明确方向。”

　　“在1992年初以前的一段时间，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缓慢爬坡的徘徊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当时负责邓小平南巡接待工作、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对本刊回忆说，“小平同志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宣布‘告别政治’、最后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就说，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

　　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上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的《解放日报》上，这些文章虽然使用了笔名，但毫无掩饰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两年后，对改革速度仍不满意的邓小平决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南巡讲话

　　1992年刚过完元旦，当邓小平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知道他此行具体目的的人寥寥无几。他的妻子卓琳和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与他同行。

　　邓小平中断了他正在享受的退休生活，医生们曾劝告这位身体越来越虚弱的老人不要出巡，但他决意暂时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出来，再一次挺身到这个国家成长和呼吸的脉动中去。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批准出版的传记《邓小平传奇》中写道：“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小平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

　　尽管身体状况不再如前，但邓小平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思想活力和语言幽默。专列途经江西鹰潭时，他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这样直率、朴素而有力量的语言风格是在接下来长达一个月时间里一系列讲话的主体。在触及这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重大问题上，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看上去“举重若轻”。

　　刚开始，人们无法知道“总设计师”到底讲了一些什么。邓小平连惯例应当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带上，媒体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陈开枝当时正在南海度假，他回忆说，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说他当时对南海的官员说：“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陈开枝告诉本刊，那份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当时，我身边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老人家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一切摆设都按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的直觉是：“这将是个大动作。”

　　南巡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邓小平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在专列上，邓小平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清楚地给1990年开始中国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予以“终结”，它成为一系列南巡讲话的开篇，也是所有讲话的核心所在。

　　南巡后期一直作为陪同的陈开枝告诉本刊，他当时多次听邓小平讲“不争论”。“他之所以反复强调‘不争论’，是因为当时的确有不少争论，而且相当激烈。”

　　决策的回响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很快成为中央决策的主轴。江泽民在这一年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

　　尽管经济改革领域是其出发点和切入点，但南巡讲话对中国的推动显然是方方面面的。春节过后，政府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明显加大了。中央批准下达了大量刊载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在江泽民的支持和推动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邓小平的主要思想，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被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中央党校向2000多名学员和教职员分发了南巡讲话的书面稿。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从此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精神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主题。

　　这次从官方文件传达到社会舆论形成，选择了一条颇为奇特的路径。3月26日，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地报纸均在头版头条转发。这篇非同寻常的通讯在民间激起了预料中的波澜和轰动，几乎所有媒体都赞美这场新一轮改革是“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虽然此时距离邓小平南巡已有一个月时间，但民间对南巡所传递信息的触觉甚至要更敏锐。那些紧盯政策动向的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据华西村掌门人吴仁宝回忆，他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四处高息借贷，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回忆：“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3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被反复拿来讲述的吴仁宝和华西村只是当年“顺春风而动”的滚滚人群中的一例，据一本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著作记录：“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到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1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

　　南巡讲话的巨大号召力引起的一连串革命性变化，从中央深入到民间，又从民间反馈到中央。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做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这篇高度受人注意的演讲，与南巡讲话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暗示了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3天后，他专门到邓小平家寻求老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新旗帜的同意，接着又去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主题了。”

　　“江泽民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南巡讲话之后，‘十四大’之前，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国家层面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并且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泽民这次讲话的基调是讨论，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最广泛的共识。”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正式写入报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列入党章还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按当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的说法，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姜淑萍说：“南方讲话和‘十四大’，共同开启了这个新阶段。”

　　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显著加速发展阶段，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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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9月23日12:09  三联生活周刊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南巡讲话)〔节选〕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总设计师的“举重若轻”

　　“它是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启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主笔◎朱文轶

　　打破僵局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88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一年，邓小平拥有的唯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但这些毫不妨碍这趟充满激情之旅成为中国当代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时刻之一。

　　1992年，中国似乎又到了一个发展中的关键时间点。尽管经济增长从1978年以来早已变得深入人心，然而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却成为困扰人们内心的新问题——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意识形态”的武器会被习惯性地再度拿起来。“这一年的微妙在于，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冷战’结束使得国际格局大变，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初见端倪，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速度咄咄逼人，而在国内，我们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刚刚走出低谷，这是能否在新格局中抓住机会的关键时刻。而这一年即将举行的党的‘十四大’需要对此给出一个明确方向。”

　　“在1992年初以前的一段时间，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缓慢爬坡的徘徊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当时负责邓小平南巡接待工作、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对本刊回忆说，“小平同志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宣布‘告别政治’、最后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就说，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

　　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上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的《解放日报》上，这些文章虽然使用了笔名，但毫无掩饰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两年后，对改革速度仍不满意的邓小平决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南巡讲话

　　1992年刚过完元旦，当邓小平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知道他此行具体目的的人寥寥无几。他的妻子卓琳和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与他同行。

　　邓小平中断了他正在享受的退休生活，医生们曾劝告这位身体越来越虚弱的老人不要出巡，但他决意暂时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出来，再一次挺身到这个国家成长和呼吸的脉动中去。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批准出版的传记《邓小平传奇》中写道：“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小平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

　　尽管身体状况不再如前，但邓小平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思想活力和语言幽默。专列途经江西鹰潭时，他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这样直率、朴素而有力量的语言风格是在接下来长达一个月时间里一系列讲话的主体。在触及这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重大问题上，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看上去“举重若轻”。

　　刚开始，人们无法知道“总设计师”到底讲了一些什么。邓小平连惯例应当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带上，媒体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陈开枝当时正在南海度假，他回忆说，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说他当时对南海的官员说：“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陈开枝告诉本刊，那份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当时，我身边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老人家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一切摆设都按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的直觉是：“这将是个大动作。”

　　南巡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邓小平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在专列上，邓小平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清楚地给1990年开始中国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予以“终结”，它成为一系列南巡讲话的开篇，也是所有讲话的核心所在。

　　南巡后期一直作为陪同的陈开枝告诉本刊，他当时多次听邓小平讲“不争论”。“他之所以反复强调‘不争论’，是因为当时的确有不少争论，而且相当激烈。”

　　决策的回响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很快成为中央决策的主轴。江泽民在这一年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

　　尽管经济改革领域是其出发点和切入点，但南巡讲话对中国的推动显然是方方面面的。春节过后，政府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明显加大了。中央批准下达了大量刊载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在江泽民的支持和推动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邓小平的主要思想，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被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中央党校向2000多名学员和教职员分发了南巡讲话的书面稿。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从此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精神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主题。

　　这次从官方文件传达到社会舆论形成，选择了一条颇为奇特的路径。3月26日，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地报纸均在头版头条转发。这篇非同寻常的通讯在民间激起了预料中的波澜和轰动，几乎所有媒体都赞美这场新一轮改革是“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虽然此时距离邓小平南巡已有一个月时间，但民间对南巡所传递信息的触觉甚至要更敏锐。那些紧盯政策动向的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据华西村掌门人吴仁宝回忆，他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四处高息借贷，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回忆：“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3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被反复拿来讲述的吴仁宝和华西村只是当年“顺春风而动”的滚滚人群中的一例，据一本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著作记录：“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到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1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

　　南巡讲话的巨大号召力引起的一连串革命性变化，从中央深入到民间，又从民间反馈到中央。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做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这篇高度受人注意的演讲，与南巡讲话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暗示了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3天后，他专门到邓小平家寻求老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新旗帜的同意，接着又去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主题了。”

　　“江泽民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南巡讲话之后，‘十四大’之前，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国家层面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并且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泽民这次讲话的基调是讨论，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最广泛的共识。”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正式写入报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列入党章还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按当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的说法，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姜淑萍说：“南方讲话和‘十四大’，共同开启了这个新阶段。”

　　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显著加速发展阶段，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一直高居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