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张国焘谈“文化大革命”：预言邓小平复出

2008年06月13日 15:37新闻午报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叛徒。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着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至于晚景凄凉更令人唏嘘。1966年“文革”爆发，美国方面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当时身在香港的张国焘接受了采访，其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为美国堪萨斯大学 写回忆录维持生计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这位被美国人如此看重的老人，有着复杂而奇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为什么到了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到底说了什么？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到西安，转道武汉，投靠国民党，从此叛变革命。不久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被军统抛弃，此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官场辗转沉浮，也曾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但总是郁郁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之极。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际，一些美国的研究机构找上门来，在这些机构看来，张国焘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让他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将有着相当研究价值。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版权，开始以《我的回忆》为题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
揣测“防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

在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不久，张国焘开始被美国政府注意，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密级文件，编号为：POL 1-3 HK/Ea/IVR 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作者注）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革”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重要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革”虽然让毛泽东成功清除了反对者，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但张国焘认为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泽东在“文革”中虽然保有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

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革”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革”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行动。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

但在“文革”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

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革”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毛泽东的那些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晚景凄凉、客死他乡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在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夫妇先是与长子生活在一起，后因其子生活拮据难以养活老两口，于是张国焘夫妇只得住进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遭遇中风，由此半身不遂，只得住进位于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病院的环境很差，医生、护士很少，病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护理，而狭窄闭塞的病房更让张国焘气短，六七平米的病房，还要与一位外国老人分享。到了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萧萧，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这个时候，张国焘瑟瑟发抖，冻得呕吐，只得自己多备几条毛毯，无可奈何地聊度岁月。

1979年12月2日，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虽然多次按铃，但却始终不见护士出现……

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5期 黄东 文2008年06月13日 15:37新闻午报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叛徒。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着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至于晚景凄凉更令人唏嘘。1966年“文革”爆发，美国方面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当时身在香港的张国焘接受了采访，其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为美国堪萨斯大学 写回忆录维持生计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这位被美国人如此看重的老人，有着复杂而奇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为什么到了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到底说了什么？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到西安，转道武汉，投靠国民党，从此叛变革命。不久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被军统抛弃，此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官场辗转沉浮，也曾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但总是郁郁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之极。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际，一些美国的研究机构找上门来，在这些机构看来，张国焘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让他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将有着相当研究价值。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版权，开始以《我的回忆》为题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
揣测“防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

在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不久，张国焘开始被美国政府注意，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密级文件，编号为：POL 1-3 HK/Ea/IVR 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作者注）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革”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重要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革”虽然让毛泽东成功清除了反对者，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但张国焘认为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泽东在“文革”中虽然保有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

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革”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革”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行动。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

但在“文革”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

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革”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毛泽东的那些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晚景凄凉、客死他乡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在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夫妇先是与长子生活在一起，后因其子生活拮据难以养活老两口，于是张国焘夫妇只得住进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遭遇中风，由此半身不遂，只得住进位于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病院的环境很差，医生、护士很少，病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护理，而狭窄闭塞的病房更让张国焘气短，六七平米的病房，还要与一位外国老人分享。到了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萧萧，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这个时候，张国焘瑟瑟发抖，冻得呕吐，只得自己多备几条毛毯，无可奈何地聊度岁月。

1979年12月2日，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虽然多次按铃，但却始终不见护士出现……

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摘自《百年潮》

2008年第5期 黄东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