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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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次重大政治动乱。受其牵连的人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被宣布正式结束，但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将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看作是文革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认为毛泽东应为其负一定责任。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些人则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试图夺取并巩固其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用来打击政敌。文革十年破坏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传统文化价值观被摧毁，一大批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被批斗、否定，甚至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与肉体上的折磨。同时，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群众式民主的一种实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力的。
但是，今天依然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利益受到损害的工人、农民等同情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革中，工人、无产阶级被广泛尊重，而之后的改革开放则令许许多多工人“下岗”失业，贫富差距扩大。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它割裂了中国的文化传承，使中国人至今无法形成属于自己民族的价值观。
大跃进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
但是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毛、刘矛盾的恶化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回顾1958年大跃进中的成果，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
1960年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严重下滑，使已经是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农村，数千万人因饥荒而死亡（有数据称1960年～1962年三年内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到4400万人），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也很紧张。有学者指出，“1958年～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虽然毛泽东本人并不承认，但他在党内的权力还是渐渐被减弱。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邓小平开始掌握实权。刘、邓两人纠正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撤销人民公社制度，恢复大跃进以前的正常体制。
毛泽东对此感到不满，重申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两人的矛盾逐步恶化，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代表，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在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已经埋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次重大政治动乱。受其牵连的人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被宣布正式结束，但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将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看作是文革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认为毛泽东应为其负一定责任。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些人则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试图夺取并巩固其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用来打击政敌。文革十年破坏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传统文化价值观被摧毁，一大批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被批斗、否定，甚至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与肉体上的折磨。同时，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群众式民主的一种实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力的。
但是，今天依然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利益受到损害的工人、农民等同情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革中，工人、无产阶级被广泛尊重，而之后的改革开放则令许许多多工人“下岗”失业，贫富差距扩大。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它割裂了中国的文化传承，使中国人至今无法形成属于自己民族的价值观。
大跃进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
但是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毛、刘矛盾的恶化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回顾1958年大跃进中的成果，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
1960年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严重下滑，使已经是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农村，数千万人因饥荒而死亡（有数据称1960年～1962年三年内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到4400万人），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也很紧张。有学者指出，“1958年～1961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虽然毛泽东本人并不承认，但他在党内的权力还是渐渐被减弱。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邓小平开始掌握实权。刘、邓两人纠正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撤销人民公社制度，恢复大跃进以前的正常体制。
毛泽东对此感到不满，重申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两人的矛盾逐步恶化，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代表，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在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已经埋下.

序幕1960年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表了《海瑞罢官》历史剧剧本。这个剧本原本受到喜爱历史的毛泽东的赏识，但到1965年有关该剧本的评价却出现大逆转。1965年11月，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甚至认为影射了彭德怀事件。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彭真、吴晗等人。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已经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咽喉《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再度攻击北京市委。6月1日，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有社论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此后局势迅速恶化，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7月28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文革的序幕也由此拉开。文化大革命[编辑]
1966：批斗与串联196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以打倒“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任务的文革全面开始。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12日，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陈伯达，康，李。林成了中共二号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而周，刘，朱，陈云的副主席身份没有了。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泽东被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辩论，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逐渐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大批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残酷殴打、虐待，并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批斗，学生公开殴打、侮辱自己的老师，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冤死狱中）。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1] (http://zbhcjx.com/wg/wangwen/ww20/ww2018.htm)，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暴力行为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称“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据信超过200万到700万人[2] (http://zbhcjx.com/wg/wangwen/ww20/ww2061.htm)。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随后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受批斗。

1967：风暴与武斗1967年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划了“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再度被“声讨”，而陈伯达、康生则开始对准第四号人物陶铸，一场全国的夺权行动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揪出来，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2月，陈毅、叶剑英等人对当前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强硬谈话。江青指责其为“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一批群众游行，江青批是“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励红卫兵抢军队的权，煽动不同派系之间的武斗。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编辑]
1968：狂热崇拜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而林彪等人也利用这个浪潮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不过此时的毛泽东也已经发现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停止武斗。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一年后在河南开封的牢狱中去世。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林彪时代（1969～1971）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是最大的赢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的地位已经下降。会议首先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他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最后选举了党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等人的亲信也顺利进入政治局，周恩来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局中势力单薄，至于陈云等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然而林彪希望的是能够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当主席，他任副主席，这样能够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又一次在庐山召开。25日，陈伯达首先发言，大谈天才论，称赞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陈伯达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甚至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陈伯达的失宠其实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个警告。林彪在九大后不断提升的权威已经令毛泽东警觉，认为其有夺权的计划，怀疑林彪要搞垮他。而在二中全会上陈不合时宜地提出国家主席问题，对毛而言无疑更确信了他的怀疑（事后证明，其怀疑不无道理），国家主席对毛泽东而言并无任何要害，对林彪则不同，副主席能够在主席去世后立即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试图夺权失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采用武力来夺取政权。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联合舰队”，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道，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后来得知，9月13日林彪乘喷气飞机逃往苏联，在飞入蒙古国领空几百英里后坠落，机毁人亡。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30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也是十年文革中唯一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一年。

四人帮（1971年～1976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10届1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极左派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周恩来而来的，后者却巧妙地强调林彪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入院。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在中国传统上是个龙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当年的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聚集在广场上。四人帮派出警察没收花圈，并驱赶在广场上的人群，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死前的一句“你办事，我放心”，让之前被四人帮认为是没有政治野心的华国锋成了中共中央主席。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军队的支持下，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编辑]
文革之后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奉行的依然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没有邓小平，他很难主持工作。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功臣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8月召开了第十一届党代表大会，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为政治局常委。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1980年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辞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1月开始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们都在10多年后释放，江青在1990年在释放后两周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影响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不计其数。仅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出版3.5亿册。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文革中，知识份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唯一的政治理论，对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在全国蔓延，毛泽东个人被完全神化，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都会被批判被投入监狱直至杀头。而全国盛行的所谓“造反有理”的口号，则令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国家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毛主席语录就是最高指示）。有趣的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就是“破四旧”，但是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又何尝不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文革中“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而成分论在文革中也是十分流行，家庭出身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又红又专”的唯一标准，甚至成为进入高等学府的评判标准之一。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好的东西在文革中被完全摧毁，坏的东西发扬光大恶性发展。红卫兵一遍高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面则对自己的家人、师长大打出手、划清界限。而红卫兵之间则武斗盛行。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直接对准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工人罢工运动，在西方国家，毛泽东主义的信奉者也有很多人响应号召。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文化界的一次浩劫，对于文革我们应予以否定，但对于文革十年“67-77”中国在社会公共建设上还是有相当成就的。如胜利油田的开采，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成立，湘黔铁路的开通等。国际关系更趋加强，与美国，日本建交，重新回到联合国。因此我们应坚持唯物的历史观，客观的看待文革

不止这些吧？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文化界的一次浩劫，对于文革我们应予以否定，但对于文革十年“67-77”中国在社会公共建设上还是有相当成就的。如胜利油田的开采，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成立，湘黔铁路的开通等。国际关系更趋加强，与美国，日本建交，重新回到联合国。因此我们应坚持唯物的历史观，客观的看待文革。这些成就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吗？除了是发生在文革期间。

已经发布公告，文革等党史定论题材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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