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思考(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8 06:18:08
发这帖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有个论坛叫毛泽东论坛,里面都是这玩意。大家可以去看看,发表一下意见。我klose007正在告诉他们,他们活错了年代。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必须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始终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区别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面对着中国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獗,以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真正称得起无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继巴黎公社起义至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实践,开创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组织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探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她是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和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她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通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失去了领袖条件之后,敌对势力立即反扑过来,而被“彻底否定”。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中所说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继续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并且在无产阶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斗争中,肯定会一再表现出来。
二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⑴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这其中,我们有十年的亲身经历,又有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路线变化的对比和冷静的理论思考,应该说我们有了对这场大革命进行再认识的一切必要条件,我们理应锻炼得成熟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读一读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便不得不叹服这两个光辉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所作的种种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已经在苏东各国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事实,不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一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看来,它的历史意义远比它当时的现实意义更重要、更伟大。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给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而又把自己毕生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党内的情况。他深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在党的最高核心集体中,又确实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身后的实践证明,他当时没有看错)。所以,他一再向人们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⑵。他询问人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⑶他发现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当然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四清”运动被提出来了。然而,他却又一次看到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对象等路线问题,党的核心内部已经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分歧。在制定运动指导文件时、在与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阶级概念,并且指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显然,他想通过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如果要取得预期的胜利,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修正主义者掌了权,就会接过“整走资派”这个革命口号,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也就是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最危险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当“四清”运动尚未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火已经被他点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与外宾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⑷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直白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可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最高昂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深深打着革命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造反也有理吗?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众多的党员和干部都想不明白这个费解的难题。显然,他们没有弄清,这一次有理的造反并不是针对着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所进行的一次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情况时,人民群众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
为了给予人民以造反的权利,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人民拥有了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与此同时,作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战略性决定。林彪反党集团把“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他们抢班夺权的纲领;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同时又提出所谓“依法治国”方针。这一切,无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势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力图以法律手段来强行贯彻他们的意志,从法统上彻底剥夺革命人民造反的权利。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必须注意两点:
1、这场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着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势力,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2、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
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谋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学生、工农兵,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武装夺取政权,相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么武装政变、议会道路以及当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类的幻想。因此,在他看来,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舍去人民起义,别无它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可以干什么?二十几年来已经干了些什么?如今党和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要继续向那里变化?促使这些变化的主持者们究竟要把党和国家推向那里?他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和他留给后人的继续革命理论及文化大革命实践这份珍贵革命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抚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心灵上所受到的误伤,给历史的无奈多一些谅解,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失误多一份宽容发这帖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有个论坛叫毛泽东论坛,里面都是这玩意。大家可以去看看,发表一下意见。我klose007正在告诉他们,他们活错了年代。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必须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始终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区别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面对着中国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獗,以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真正称得起无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继巴黎公社起义至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实践,开创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组织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探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她是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和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她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通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失去了领袖条件之后,敌对势力立即反扑过来,而被“彻底否定”。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中所说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继续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并且在无产阶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斗争中,肯定会一再表现出来。
二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⑴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这其中,我们有十年的亲身经历,又有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路线变化的对比和冷静的理论思考,应该说我们有了对这场大革命进行再认识的一切必要条件,我们理应锻炼得成熟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读一读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便不得不叹服这两个光辉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所作的种种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已经在苏东各国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事实,不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一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看来,它的历史意义远比它当时的现实意义更重要、更伟大。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给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而又把自己毕生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党内的情况。他深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在党的最高核心集体中,又确实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身后的实践证明,他当时没有看错)。所以,他一再向人们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⑵。他询问人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⑶他发现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当然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四清”运动被提出来了。然而,他却又一次看到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对象等路线问题,党的核心内部已经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分歧。在制定运动指导文件时、在与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阶级概念,并且指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显然,他想通过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如果要取得预期的胜利,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修正主义者掌了权,就会接过“整走资派”这个革命口号,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也就是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最危险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当“四清”运动尚未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火已经被他点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与外宾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⑷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直白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可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最高昂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深深打着革命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造反也有理吗?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众多的党员和干部都想不明白这个费解的难题。显然,他们没有弄清,这一次有理的造反并不是针对着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所进行的一次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情况时,人民群众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
为了给予人民以造反的权利,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人民拥有了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与此同时,作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战略性决定。林彪反党集团把“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他们抢班夺权的纲领;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同时又提出所谓“依法治国”方针。这一切,无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势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力图以法律手段来强行贯彻他们的意志,从法统上彻底剥夺革命人民造反的权利。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必须注意两点:
1、这场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着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势力,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2、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
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谋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学生、工农兵,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武装夺取政权,相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么武装政变、议会道路以及当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类的幻想。因此,在他看来,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舍去人民起义,别无它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可以干什么?二十几年来已经干了些什么?如今党和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要继续向那里变化?促使这些变化的主持者们究竟要把党和国家推向那里?他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和他留给后人的继续革命理论及文化大革命实践这份珍贵革命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抚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心灵上所受到的误伤,给历史的无奈多一些谅解,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失误多一份宽容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必须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始终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区别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面对着中国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獗,以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真正称得起无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继巴黎公社起义至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实践,开创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组织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探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她是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和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她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通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失去了领袖条件之后,敌对势力立即反扑过来,而被“彻底否定”。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中所说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继续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并且在无产阶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斗争中,肯定会一再表现出来。
二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⑴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这其中,我们有十年的亲身经历,又有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路线变化的对比和冷静的理论思考,应该说我们有了对这场大革命进行再认识的一切必要条件,我们理应锻炼得成熟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读一读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便不得不叹服这两个光辉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所作的种种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已经在苏东各国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事实,不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一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看来,它的历史意义远比它当时的现实意义更重要、更伟大。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给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而又把自己毕生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党内的情况。他深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在党的最高核心集体中,又确实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身后的实践证明,他当时没有看错)。所以,他一再向人们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⑵。他询问人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⑶他发现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当然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四清”运动被提出来了。然而,他却又一次看到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对象等路线问题,党的核心内部已经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分歧。在制定运动指导文件时、在与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阶级概念,并且指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显然,他想通过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如果要取得预期的胜利,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修正主义者掌了权,就会接过“整走资派”这个革命口号,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也就是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最危险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当“四清”运动尚未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火已经被他点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与外宾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⑷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直白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可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最高昂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深深打着革命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造反也有理吗?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众多的党员和干部都想不明白这个费解的难题。显然,他们没有弄清,这一次有理的造反并不是针对着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所进行的一次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情况时,人民群众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
为了给予人民以造反的权利,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人民拥有了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与此同时,作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战略性决定。林彪反党集团把“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他们抢班夺权的纲领;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同时又提出所谓“依法治国”方针。这一切,无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势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力图以法律手段来强行贯彻他们的意志,从法统上彻底剥夺革命人民造反的权利。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必须注意两点:
1、这场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着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势力,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2、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
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谋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学生、工农兵,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武装夺取政权,相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么武装政变、议会道路以及当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类的幻想。因此,在他看来,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舍去人民起义,别无它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可以干什么?二十几年来已经干了些什么?如今党和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要继续向那里变化?促使这些变化的主持者们究竟要把党和国家推向那里?他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和他留给后人的继续革命理论及文化大革命实践这份珍贵革命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抚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心灵上所受到的误伤,给历史的无奈多一些谅解,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失误多一份宽容发这帖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有个论坛叫毛泽东论坛,里面都是这玩意。大家可以去看看,发表一下意见。我klose007正在告诉他们,他们活错了年代。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必须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始终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区别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面对着中国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共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獗,以马克思主义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真正称得起无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继巴黎公社起义至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光辉实践,开创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在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组织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以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探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她是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和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她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通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失去了领袖条件之后,敌对势力立即反扑过来,而被“彻底否定”。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中所说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继续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并且在无产阶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复辟,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斗争中,肯定会一再表现出来。
二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能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⑴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这其中,我们有十年的亲身经历,又有了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路线变化的对比和冷静的理论思考,应该说我们有了对这场大革命进行再认识的一切必要条件,我们理应锻炼得成熟起来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读一读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们便不得不叹服这两个光辉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所作的种种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已经在苏东各国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事实,不仅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就会丧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一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局面。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看来,它的历史意义远比它当时的现实意义更重要、更伟大。
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给予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毛泽东这位深谙唯物辩证法,而又把自己毕生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党内的情况。他深知“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在党的最高核心集体中,又确实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身后的实践证明,他当时没有看错)。所以,他一再向人们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⑵。他询问人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⑶他发现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当然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四清”运动被提出来了。然而,他却又一次看到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对象等路线问题,党的核心内部已经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分歧。在制定运动指导文件时、在与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阶级概念,并且指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显然,他想通过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如果要取得预期的胜利,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修正主义者掌了权,就会接过“整走资派”这个革命口号,而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倒;也就是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最危险的”问题。而在他看来,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当“四清”运动尚未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圣火已经被他点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与外宾谈话中,第一次道出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⑷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直白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可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最高昂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深深打着革命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造反也有理吗?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众多的党员和干部都想不明白这个费解的难题。显然,他们没有弄清,这一次有理的造反并不是针对着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所进行的一次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情况时,人民群众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
为了给予人民以造反的权利,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写进了我国宪法,人民拥有了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与此同时,作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战略性决定。林彪反党集团把“设立国家主席”作为他们抢班夺权的纲领;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设立国家主席,并且由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同时又提出所谓“依法治国”方针。这一切,无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势力从自己的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力图以法律手段来强行贯彻他们的意志,从法统上彻底剥夺革命人民造反的权利。
由此可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我们必须注意两点:
1、这场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着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势力,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
2、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
毛泽东是一位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谋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学生、工农兵,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武装夺取政权,相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么武装政变、议会道路以及当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类的幻想。因此,在他看来,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舍去人民起义,别无它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可以干什么?二十几年来已经干了些什么?如今党和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要继续向那里变化?促使这些变化的主持者们究竟要把党和国家推向那里?他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看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和他留给后人的继续革命理论及文化大革命实践这份珍贵革命遗产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抚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心灵上所受到的误伤,给历史的无奈多一些谅解,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失误多一份宽容
四
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反反复复批判毛泽东,用戈培尔的方式,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使那些哪怕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在谈到他的时候也不禁摇头叹息:可惜啊,可惜!似乎铁证如山,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还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由头,各种各样的视角,像当年国民党大骂共产党为“共匪”,搞“共产共妻”那样,搞臭造反派、红卫兵。于是,现今的人们,从影视节目和所谓“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就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眼中的“刁民”、“痞子”、“流寇”、“暴徒”一样,都成了“匪类”,亿万革命人民跟随着党和领袖毛泽东所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群众运动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们完全丑化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但有对立的两派,而且有先后之别。这个先后时期的划分,是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积极推行他的以派出工作组,矛头向下、重在党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五十多天为先期。毛主席回到北京,发现刘少奇一伙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及时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之后为后期。
先期的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学校,他们之中以干部子女为主体,像北京“联动”那样的红卫兵组织,甚至以每个成员的老子的级别高低决定该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标榜“根儿红苗正”,自称为“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学,叫做“黑五类”,而“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哪有你们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旧”为名,抓人、抄家、游街、斗“黑帮”、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这批早期红卫兵搞起来的。人民文学家老舍蒙冤自沉,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剃发扫街,以及许多知识界、文艺界的名流,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号称“红色恐怖”实为白色恐怖的波涛,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战线、各单位。当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前文革”,以下简称“文革”),除在校学生外,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工作人员和职工中,也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类“文革”和红卫兵,因为是官办的,他们之中有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党团骨干分子,有先进模范人物,当然也有善于迎奉拍马,深受领导赏识的“红人”。他们成立起组织之后,并不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本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翻档案,查材料,排名单,搞外调,把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或是已经贴了党委大字报,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历史有问题,或是出身知识分子又常对领导评头品足,或是以往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是性格倔强、不好领导,或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甚至仅仅是与领导关系不好,为领导所厌恶,以及戴过和摘过“五类分子”帽子的人统统“揪出来示众”,分别给这些人戴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三家村村长”、“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门罪名的纸糊高帽,挂上纸板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队伍前面敲锣打鼓,队伍后边红旗招展,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文革委员”们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那些日子真是热闹非常:从早晨到夜里,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拉着本单位的“反革命”们,像赶庙会、赶大集一样涌上街头。只见大街小巷,一队队游街的过来了,一队队抄家的过去了,锣鼓喧天,红旗飞舞,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这真苦了这些“反革命”们了。不知是哪位很会“革命”的人发明的这种酷刑:“反革命”们必须赤着脚,两只手各提着一只鞋,还要用双手扶着硕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于手提的两只鞋底不断地晃动着拍打他们汗泪双流的两颊,他们的脸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们赤着的双脚踩在晒得流油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馍的鏊子上一样滚烫难熬。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们”。她们大都被剪光了头发,或是被剃去一半(据说这叫“阴阳头”),“革命者”们找来一些破了帮子的破鞋挂在她们的脖子上。队伍不时停下来,“革命群众”围在“反革命”们的周围,进行所谓“街头批斗”。男女“反革命”们像被耍的猴子一样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强迫交代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当你耳闻目睹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文革委员”和“红卫兵”们一声声断喝下,无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发生过男女关系------”“几次?说!”“×次。”的时候,你的心能不颤抖吗?我记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马门教授》的德国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但那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恣意侮辱犹太人的镜头。当时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愕然:这难道就是革命?这难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一切暴行的制造者们是人,实在是玷污了“人”这个字眼儿!
在各单位,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都被关进本单位的“牛棚”里。各单位普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迫“犯人”们挽起裤腿,跪炉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请罪”。不少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和对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杀了;死后还落个“畏罪自杀”的恶名!许多家庭由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方针,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在本学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学生们年龄小,不懂、不会、也还不敢斗争老师,官办“文革”和“红小兵”组织成立后,都由学校领导人和“革命教师”们去斗“有问题”的教师。也是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游街示众、群众批斗这一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斯文,由知识分子们自己动手打了个粉碎,孩子们只顾睁大了惊奇的两眼,看着他们平素敬重的师长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学就大大不同了。中学的孩子们正处在“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调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种各样的孬主意、恶作剧,来整治那些曾经用知识的乳汁哺育着他们、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唆使、指挥下,轮番批斗“黑帮”。他们像过节一样,情绪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造反有理”--批“黑帮”;闲了没事--批“黑帮”;一时心血来潮--批“黑帮”;有时完全是为了取乐也批“黑帮”。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来了“猫玩儿老鼠”的“灵感”,居然“创作”了一首《黑帮歌》,一时风靡各中学。这可真把这些“反革命”书生们整苦了:他们挨斗时要唱《黑帮歌》;“请罪”时要唱《黑帮歌》;开饭时,“黑帮”们要集体合唱《黑帮歌》!就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在经受着丑恶灵魂的折磨和摧残!
在大学里,斗争的矛头也首先指向了广大教师。
知识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论校政,语多讥讽。于是,运动一来,领导稍加“引导”,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与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青年学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指导下,各个学校都在发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清查所谓“右派学生”,抓所谓“游鱼”、所谓“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们“行动起来,保卫校党委”。一些读过《十六条》后,心潮澎湃,毅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党委“怕字当头”、矛头向下的学生便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攻击党”的罪名。各个大学的校园里,用苇席竖起的大字报“围墙”上,铺天盖地,密密实实贴满了声讨、批判所谓“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声称:他们批评校党委就是攻击党、就是反党。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不仅遭到大字报的围攻,还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一些学生没有经过政治斗争的锻炼,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自缢,有的跳楼,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许多高等院校都发生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这一切残酷迫害干部、迫害群众的罪行,都被“翻案派”们故意把水搅浑,而后卑鄙无耻地栽到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的头上!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所一手制造的种种罪恶,都被“翻案派”们颠倒黑白地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上,算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正在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相反方向推进的关键时刻,他的一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此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重要通告》已经随处可见了。《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条措辞明确而严厉的规定,如: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必须立即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任何单位都不准私设公堂,私设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须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员必须立即释放;单位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本人被逼所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等等。
这真是“一声春雷震天响”!它炸开了笼罩在中国上空近两个月的滚滚黑云;它炸开了遍地的“牛棚”,解放了无数被迫害、被凌辱的人们;它炸开了亿万革命人民心头上的镣铐;它炸开了阻挡革命前进的层层大堤,革命的洪流奔腾而出,一泻万里。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被党委、“文革”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在平反会上,当这些“反革命”们接到《平反书》的时候,有的泣不成声,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跑到主席台上,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的人激动地高呼:“解放不忘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整个会场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被平反的人们中,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体验过工人、贫下中农在四九年、在土改中,一下子获得解放的那种激动、兴奋、幸福和渴望报答的复杂情感,如今他们体会到了。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个人乃至他们全家的命运都与毛泽东的路线连在一起了,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他们就仍然有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在会上,受迫害的人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反动路线给予他们的种种残酷的迫害,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子女所造成的痛苦,叫听着的人们不能不不洒下同情的泪水。当场声明退出“文革”的人们,则反戈一击,揭发“文革”在党委领导人的指使下,是如何整理群众的黑材料,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使听着的人们看清了领导干部们是如何扭转运动的方向,整群众、保自己的真相。
通过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的单位还不止召开一次),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迅速提高,往往大会一散,人们就纷纷退出“文革”,重新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官办的“文革”则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党委的领导人们由于执行了反动路线,民愤很大,威信扫地,成了被控诉、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党委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能力,名存实亡,处于了瘫痪状态。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而,又必须看到,各单位的党组织虽然瘫痪了,但是党并没有瘫痪,反而倒是加强了。这个“党”就是毛主席,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着人民群众。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基本上都被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所误导,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正是鼓励人民群众敢于冲决一切阻力、敢于起来造反这个目的所形成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成了压制、阻挡群众起来造反的阻力。
一批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而获得解放的群众中,除去少数人心有余悸,什么组织也不参加,当了所谓“逍遥派”以外,多数人参加或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包括“文革”成员、早期红卫兵和党员、团员、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们,通过批判反动路线,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退出官办“文革”,从追随、执行反动路线的“官方”圈子里跳了出来,也成立了真正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就是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
这时,各单位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文革”成员和红卫兵们,除去退出的人员之外,余下的人员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称自己是造反派,并且由于他们的组织里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平时听领导的话、与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多,所以他们自恃是最纯粹、最正统、最革命的造反派。尽管由于党中央的政策压头,又迫于全国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声势,他们不得不、也不敢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但是,他们始终想不通这件事,始终不理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励、动员人民群众敢于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不是“镇反”、“肃反”,也不是反右派;是叫人民通过这场运动学会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并树立敢于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大人物们造反的精神。人们的两只眼睛应该盯住党内、盯住党内的当权派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理解这个要害。他们固守着57年反右派运动的老经验:“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跟着领导走,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甚至有的人根深蒂固地信奉着“现官不如现管”的古训,宁可不听毛主席、不听党中央的,也要听单位领导的。因此,他们的两眼总是盯着党外,总是盯着下头。由于他们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所以他们对群众、对运动有怨气:“我们紧跟党委有什么错?谁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他们有怒气:“×××就是有问题嘛,他跑不了,早晚还得抓他的反革命!”他们不服气:“我们出身贫下中农,一心一意跟着党,我们倒错了,他们倒成了革命的了!”他们甚至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怎么相信他们了呢?”总之,他们像“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一样,也不许除他们之外的一切人等革命,似乎只有他们拥有革命的“专利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其他群众组织处于对立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群众分成两大派,其根源就在于来自刘少奇的部署,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各地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都带领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以至使相当一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与被镇压的群众及反对他们镇压群众的更多的群众形成了对立。可见,“走资派”的阴谋--蒙蔽、利用一些人,打击另一些人--是造成群众分裂的祸根。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各个单位的不同派别的组织都与其他单位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了起来,于是跨行业的地区性(全县、全市、全省)的组织出现了。尽管在一个地区有成千上万个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基本上分成左、中、右三派,虽然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其中却有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自称拥护文化大革命而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的“造反派”,以及介于二者之间--既不赞成保守派的假造反,又不赞成真造反的“过激行动”的造反派。不过,与前两派比较,这一派人数少,所以通常只讲“对立的两派”。
群众被分成对立的两派之后,运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公开亮相,表明自己对于各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这无疑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次考验,考验他们对于革命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所出现的错误、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在亮相过程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从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公开声明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欢迎造反派群众造自己的反、造走资派的反,表示愿意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被称为“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重新取得了威信。可是,保守派组织却把他们打成“走资派”,整理他们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材料,召开批斗会,声明不把他们打倒,“决不收兵”。
而另外一些干部则公开声明支持保守派组织,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坚决和这一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样,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造反群众视为“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立场”,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一时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资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保守派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往往是出于对这些干部的“叛变”行为的惩罚。他们说:当初我们听你的,你现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反而站在他们那一边;你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我们倒成了“站错队群众”!他们不允许执行过反动路线的干部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干部,则不去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去做跟着自己犯了错误的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消除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牢牢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反而声称,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依然在利用这些群众来干扰运动保自己,依然在坚持反动路线的立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战”,所谓“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很多干部”,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广大干部还是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都不是坏事情。从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看问题,这正是对干部和群众识别修正主义能力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各派在打倒支持对方的干部的同时,都拼命地保护支持自己的干部,阻止对方批斗。这样,就发生了“抢干部”的斗争:把支持自己的干部藏起来,把支持自己而被对方“揪走”的干部抢回来。于是出现了武斗。由抢干部的武斗,后来发展到把对方从人家占据的地方打跑,把对方的广播站砸毁,把对方的物资、器材、用品抢走等等的所谓“打砸抢”。
由此可见,群众分裂也好,“打倒一切”也好,“全面内战”也好,其总根源全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极其自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指向资产阶级的大革命,那么它就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干扰、破坏和拼死抵抗。这是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反反复复批判毛泽东,用戈培尔的方式,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使那些哪怕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在谈到他的时候也不禁摇头叹息:可惜啊,可惜!似乎铁证如山,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还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由头,各种各样的视角,像当年国民党大骂共产党为“共匪”,搞“共产共妻”那样,搞臭造反派、红卫兵。于是,现今的人们,从影视节目和所谓“文学作品”中所见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就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眼中的“刁民”、“痞子”、“流寇”、“暴徒”一样,都成了“匪类”,亿万革命人民跟随着党和领袖毛泽东所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群众运动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们完全丑化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不但有对立的两派,而且有先后之别。这个先后时期的划分,是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积极推行他的以派出工作组,矛头向下、重在党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五十多天为先期。毛主席回到北京,发现刘少奇一伙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及时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之后为后期。
先期的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学校,他们之中以干部子女为主体,像北京“联动”那样的红卫兵组织,甚至以每个成员的老子的级别高低决定该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标榜“根儿红苗正”,自称为“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学,叫做“黑五类”,而“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哪有你们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旧”为名,抓人、抄家、游街、斗“黑帮”、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这批早期红卫兵搞起来的。人民文学家老舍蒙冤自沉,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剃发扫街,以及许多知识界、文艺界的名流,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号称“红色恐怖”实为白色恐怖的波涛,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战线、各单位。当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前文革”,以下简称“文革”),除在校学生外,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工作人员和职工中,也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类“文革”和红卫兵,因为是官办的,他们之中有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党团骨干分子,有先进模范人物,当然也有善于迎奉拍马,深受领导赏识的“红人”。他们成立起组织之后,并不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本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翻档案,查材料,排名单,搞外调,把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或是已经贴了党委大字报,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历史有问题,或是出身知识分子又常对领导评头品足,或是以往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是性格倔强、不好领导,或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甚至仅仅是与领导关系不好,为领导所厌恶,以及戴过和摘过“五类分子”帽子的人统统“揪出来示众”,分别给这些人戴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三家村村长”、“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门罪名的纸糊高帽,挂上纸板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队伍前面敲锣打鼓,队伍后边红旗招展,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文革委员”们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那些日子真是热闹非常:从早晨到夜里,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拉着本单位的“反革命”们,像赶庙会、赶大集一样涌上街头。只见大街小巷,一队队游街的过来了,一队队抄家的过去了,锣鼓喧天,红旗飞舞,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这真苦了这些“反革命”们了。不知是哪位很会“革命”的人发明的这种酷刑:“反革命”们必须赤着脚,两只手各提着一只鞋,还要用双手扶着硕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于手提的两只鞋底不断地晃动着拍打他们汗泪双流的两颊,他们的脸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们赤着的双脚踩在晒得流油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馍的鏊子上一样滚烫难熬。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们”。她们大都被剪光了头发,或是被剃去一半(据说这叫“阴阳头”),“革命者”们找来一些破了帮子的破鞋挂在她们的脖子上。队伍不时停下来,“革命群众”围在“反革命”们的周围,进行所谓“街头批斗”。男女“反革命”们像被耍的猴子一样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强迫交代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当你耳闻目睹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文革委员”和“红卫兵”们一声声断喝下,无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发生过男女关系------”“几次?说!”“×次。”的时候,你的心能不颤抖吗?我记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马门教授》的德国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但那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恣意侮辱犹太人的镜头。当时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愕然:这难道就是革命?这难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一切暴行的制造者们是人,实在是玷污了“人”这个字眼儿!
在各单位,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都被关进本单位的“牛棚”里。各单位普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迫“犯人”们挽起裤腿,跪炉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请罪”。不少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和对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杀了;死后还落个“畏罪自杀”的恶名!许多家庭由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方针,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在本学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学生们年龄小,不懂、不会、也还不敢斗争老师,官办“文革”和“红小兵”组织成立后,都由学校领导人和“革命教师”们去斗“有问题”的教师。也是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游街示众、群众批斗这一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斯文,由知识分子们自己动手打了个粉碎,孩子们只顾睁大了惊奇的两眼,看着他们平素敬重的师长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学就大大不同了。中学的孩子们正处在“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调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种各样的孬主意、恶作剧,来整治那些曾经用知识的乳汁哺育着他们、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唆使、指挥下,轮番批斗“黑帮”。他们像过节一样,情绪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造反有理”--批“黑帮”;闲了没事--批“黑帮”;一时心血来潮--批“黑帮”;有时完全是为了取乐也批“黑帮”。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来了“猫玩儿老鼠”的“灵感”,居然“创作”了一首《黑帮歌》,一时风靡各中学。这可真把这些“反革命”书生们整苦了:他们挨斗时要唱《黑帮歌》;“请罪”时要唱《黑帮歌》;开饭时,“黑帮”们要集体合唱《黑帮歌》!就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在经受着丑恶灵魂的折磨和摧残!
在大学里,斗争的矛头也首先指向了广大教师。
知识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论校政,语多讥讽。于是,运动一来,领导稍加“引导”,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与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青年学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指导下,各个学校都在发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清查所谓“右派学生”,抓所谓“游鱼”、所谓“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们“行动起来,保卫校党委”。一些读过《十六条》后,心潮澎湃,毅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党委“怕字当头”、矛头向下的学生便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攻击党”的罪名。各个大学的校园里,用苇席竖起的大字报“围墙”上,铺天盖地,密密实实贴满了声讨、批判所谓“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声称:他们批评校党委就是攻击党、就是反党。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不仅遭到大字报的围攻,还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一些学生没有经过政治斗争的锻炼,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自缢,有的跳楼,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许多高等院校都发生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这一切残酷迫害干部、迫害群众的罪行,都被“翻案派”们故意把水搅浑,而后卑鄙无耻地栽到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的头上!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所一手制造的种种罪恶,都被“翻案派”们颠倒黑白地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上,算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正在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相反方向推进的关键时刻,他的一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此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重要通告》已经随处可见了。《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条措辞明确而严厉的规定,如: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必须立即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任何单位都不准私设公堂,私设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须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员必须立即释放;单位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本人被逼所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等等。
这真是“一声春雷震天响”!它炸开了笼罩在中国上空近两个月的滚滚黑云;它炸开了遍地的“牛棚”,解放了无数被迫害、被凌辱的人们;它炸开了亿万革命人民心头上的镣铐;它炸开了阻挡革命前进的层层大堤,革命的洪流奔腾而出,一泻万里。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被党委、“文革”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在平反会上,当这些“反革命”们接到《平反书》的时候,有的泣不成声,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跑到主席台上,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的人激动地高呼:“解放不忘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整个会场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被平反的人们中,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体验过工人、贫下中农在四九年、在土改中,一下子获得解放的那种激动、兴奋、幸福和渴望报答的复杂情感,如今他们体会到了。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个人乃至他们全家的命运都与毛泽东的路线连在一起了,不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他们就仍然有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在会上,受迫害的人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反动路线给予他们的种种残酷的迫害,给他们个人和家庭、子女所造成的痛苦,叫听着的人们不能不不洒下同情的泪水。当场声明退出“文革”的人们,则反戈一击,揭发“文革”在党委领导人的指使下,是如何整理群众的黑材料,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使听着的人们看清了领导干部们是如何扭转运动的方向,整群众、保自己的真相。
通过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的单位还不止召开一次),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迅速提高,往往大会一散,人们就纷纷退出“文革”,重新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官办的“文革”则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党委的领导人们由于执行了反动路线,民愤很大,威信扫地,成了被控诉、被批判、被打倒的对象;党委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能力,名存实亡,处于了瘫痪状态。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然而,又必须看到,各单位的党组织虽然瘫痪了,但是党并没有瘫痪,反而倒是加强了。这个“党”就是毛主席,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着人民群众。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基本上都被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所误导,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正是鼓励人民群众敢于冲决一切阻力、敢于起来造反这个目的所形成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成了压制、阻挡群众起来造反的阻力。
一批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而获得解放的群众中,除去少数人心有余悸,什么组织也不参加,当了所谓“逍遥派”以外,多数人参加或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包括“文革”成员、早期红卫兵和党员、团员、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们,通过批判反动路线,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退出官办“文革”,从追随、执行反动路线的“官方”圈子里跳了出来,也成立了真正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就是在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
这时,各单位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文革”成员和红卫兵们,除去退出的人员之外,余下的人员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称自己是造反派,并且由于他们的组织里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平时听领导的话、与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多,所以他们自恃是最纯粹、最正统、最革命的造反派。尽管由于党中央的政策压头,又迫于全国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声势,他们不得不、也不敢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但是,他们始终想不通这件事,始终不理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励、动员人民群众敢于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不是“镇反”、“肃反”,也不是反右派;是叫人民通过这场运动学会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并树立敢于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大人物们造反的精神。人们的两只眼睛应该盯住党内、盯住党内的当权派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理解这个要害。他们固守着57年反右派运动的老经验:“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跟着领导走,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甚至有的人根深蒂固地信奉着“现官不如现管”的古训,宁可不听毛主席、不听党中央的,也要听单位领导的。因此,他们的两眼总是盯着党外,总是盯着下头。由于他们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所以他们对群众、对运动有怨气:“我们紧跟党委有什么错?谁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他们有怒气:“×××就是有问题嘛,他跑不了,早晚还得抓他的反革命!”他们不服气:“我们出身贫下中农,一心一意跟着党,我们倒错了,他们倒成了革命的了!”他们甚至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怎么相信他们了呢?”总之,他们像“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一样,也不许除他们之外的一切人等革命,似乎只有他们拥有革命的“专利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其他群众组织处于对立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群众分成两大派,其根源就在于来自刘少奇的部署,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各地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都带领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犯了镇压群众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以至使相当一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与被镇压的群众及反对他们镇压群众的更多的群众形成了对立。可见,“走资派”的阴谋--蒙蔽、利用一些人,打击另一些人--是造成群众分裂的祸根。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各个单位的不同派别的组织都与其他单位相同观点的组织联合了起来,于是跨行业的地区性(全县、全市、全省)的组织出现了。尽管在一个地区有成千上万个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基本上分成左、中、右三派,虽然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其中却有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自称拥护文化大革命而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的“造反派”,以及介于二者之间--既不赞成保守派的假造反,又不赞成真造反的“过激行动”的造反派。不过,与前两派比较,这一派人数少,所以通常只讲“对立的两派”。
群众被分成对立的两派之后,运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公开亮相,表明自己对于各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这无疑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次考验,考验他们对于革命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自己所出现的错误、对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在亮相过程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从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纷纷贴出大字报,公开声明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欢迎造反派群众造自己的反、造走资派的反,表示愿意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被称为“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重新取得了威信。可是,保守派组织却把他们打成“走资派”,整理他们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材料,召开批斗会,声明不把他们打倒,“决不收兵”。
而另外一些干部则公开声明支持保守派组织,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坚决和这一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样,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造反群众视为“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立场”,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一时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成了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资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保守派把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往往是出于对这些干部的“叛变”行为的惩罚。他们说:当初我们听你的,你现在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反而站在他们那一边;你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我们倒成了“站错队群众”!他们不允许执行过反动路线的干部改正自己的错误。而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干部,则不去主动承担责任,耐心去做跟着自己犯了错误的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消除与造反派群众的对立情绪,牢牢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反而声称,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依然在利用这些群众来干扰运动保自己,依然在坚持反动路线的立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战”,所谓“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很多干部”,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广大干部还是对于广大群众来说,都不是坏事情。从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看问题,这正是对干部和群众识别修正主义能力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各派在打倒支持对方的干部的同时,都拼命地保护支持自己的干部,阻止对方批斗。这样,就发生了“抢干部”的斗争:把支持自己的干部藏起来,把支持自己而被对方“揪走”的干部抢回来。于是出现了武斗。由抢干部的武斗,后来发展到把对方从人家占据的地方打跑,把对方的广播站砸毁,把对方的物资、器材、用品抢走等等的所谓“打砸抢”。
由此可见,群众分裂也好,“打倒一切”也好,“全面内战”也好,其总根源全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极其自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指向资产阶级的大革命,那么它就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干扰、破坏和拼死抵抗。这是两个阶级的生死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指引下,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 在经济上,主要有:
1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4·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2·1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4·7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3·3倍;粮食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12·1%。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65年的6·7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1973年从国外引进13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
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长890公里的焦枝线。1971年,全程1085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209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
全长6700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1959年动工,1968年胜利建成。
此外,1974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间轴1800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20%左右。
5、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⑹。
(二)、 在政治上,主要有:
1解决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隐患。后期又揭露了“邓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⑺的真面目,并及时作出了组织处理。
2、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3、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政治锻炼,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这一点,从今天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对腐化、西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普遍抵制和批判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发展,还必将进一步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播下造反的种子,在现实阶级斗争雨露的浇灌下,必将破土而出,这是苏东各国所不可比拟的。
4、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农革命积极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实现了列宁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5、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革命大旗,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从而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声誉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1971年10月,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1976年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了111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三)、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有:
1、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牢固地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2、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
3、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
4、全国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务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把文化知识带到了广大农村,并且涌现出了像徐春泽、邢燕子、董加耕、侯隽、薛喜梅------这些千百万建设新农村的积极分子和带头人,为农业的现代化输送了可靠的生力军。与此同时,也减轻了城市劳动就业的负担。
5、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6、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此外,在“全国学习解放军”口号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人民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军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为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国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我国国防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总之,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党有了一整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方针、政策和基本路线;有了一个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一个独立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高度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队伍相结合的革命武装。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然而,不幸的是,这场革命在它的统帅逝世的同时,便被它的对手以迅猛的攻势“彻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这场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也随着被取消、被剥夺了。一场由亿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变成了一场“空前浩劫”,变成了“缺席审判”毛泽东的一大罪证!从中央到地方,以所谓“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名,上下动手,各自为战,镇压异己,反攻倒算。有了一个“除恶务尽”的口号还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深深冒犯了的巴金、这个一向标榜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道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居然发表文章,叫喊“要斩草除根”!似乎不来个“石头过火人过刀”是解不了他们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的。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知识分子的善良?什么道德斯文?什么文学泰斗?一张张画皮统统被他自己撕得精光,赤裸裸地露出来一个惯于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老手的狰狞面目!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全国上下,从党政机关到群众团体,从大专院校到事业单位,从工矿企业到人民公社,凡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泽东造反闹革命的人,包括最基层的小萝卜头们也没有被放过。由于清算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是把“四人帮”当作毛泽东的“替身”进行的,所以他们统统被戴上了“四人帮的黑爪牙”、“篡党夺权的黑干将”、“迫害老干部的急先锋”、“打砸抢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轻者被撤消职务,清除出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重者被逮捕法办,假的“牛棚”换成了真的监狱。他们轻的被判三年、五年,重的判了十年、二十年,有的当了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工农分子竟被判了无期徒刑。由于不堪折磨,有的人惨死在狱中。毛泽东当年为他们所预见到的这种悲壮而惨烈的命运终于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如同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当一场革命被镇压之后,监狱和绞架便是革命者们命定的归宿。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通过“彻底否定”,至少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可以痛痛快快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二是通过“彻底否定”,动摇、破坏和瓦解毛泽东的革命领袖地位,以及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后来推翻他的路线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将拥护他的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新老“毛派势力”统统清除,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统统搞臭、搞掉,以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政治上、组织上铲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三是以此笼络、蒙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这样或那样委屈的一大批真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却又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难以认同的老同志,将他们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同盟军,以骗取他们对于“新路线”的支持,减少推行“新路线”的阻力。
事情果然如此,在“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肃清了“毛派”力量,形成了歪曲、污蔑和丑化毛泽东的政治舆论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这些具有特定而隐蔽内容的口号一个个提了出来,人们被牵着鼻子一步一步沿着“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走到了今天。当人们发现跟着走的这条路线似乎并不通往东方的时候,距离“总设计师”和“改革家”们的目的地已经没有几步路了。于是,在今天,许多人忧虑国家正面临着不祥的命运,而更多的人则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到了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些什么的时候了。人民在怀念毛泽东,社会在呼唤文化大革命!
(一)、 在经济上,主要有:
1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4·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2·1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4·7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3·3倍;粮食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12·1%。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65年的6·7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1973年从国外引进13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
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长890公里的焦枝线。1971年,全程1085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209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
全长6700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1959年动工,1968年胜利建成。
此外,1974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间轴1800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20%左右。
5、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⑹。
(二)、 在政治上,主要有:
1解决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清除了隐患。后期又揭露了“邓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⑺的真面目,并及时作出了组织处理。
2、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3、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政治锻炼,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这一点,从今天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对腐化、西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普遍抵制和批判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发展,还必将进一步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播下造反的种子,在现实阶级斗争雨露的浇灌下,必将破土而出,这是苏东各国所不可比拟的。
4、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农革命积极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实现了列宁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对国家的管理。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5、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革命大旗,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从而赢得了空前的国际声誉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1971年10月,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1976年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了111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三)、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有:
1、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牢固地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2、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
3、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
4、全国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扎根务农,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把文化知识带到了广大农村,并且涌现出了像徐春泽、邢燕子、董加耕、侯隽、薛喜梅------这些千百万建设新农村的积极分子和带头人,为农业的现代化输送了可靠的生力军。与此同时,也减轻了城市劳动就业的负担。
5、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6、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此外,在“全国学习解放军”口号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人民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军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为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国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我国国防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总之,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党有了一整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方针、政策和基本路线;有了一个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一个独立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高度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队伍相结合的革命武装。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然而,不幸的是,这场革命在它的统帅逝世的同时,便被它的对手以迅猛的攻势“彻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这场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也随着被取消、被剥夺了。一场由亿万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变成了一场“空前浩劫”,变成了“缺席审判”毛泽东的一大罪证!从中央到地方,以所谓“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名,上下动手,各自为战,镇压异己,反攻倒算。有了一个“除恶务尽”的口号还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深深冒犯了的巴金、这个一向标榜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道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居然发表文章,叫喊“要斩草除根”!似乎不来个“石头过火人过刀”是解不了他们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的。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知识分子的善良?什么道德斯文?什么文学泰斗?一张张画皮统统被他自己撕得精光,赤裸裸地露出来一个惯于同无产阶级斗争的老手的狰狞面目!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全国上下,从党政机关到群众团体,从大专院校到事业单位,从工矿企业到人民公社,凡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泽东造反闹革命的人,包括最基层的小萝卜头们也没有被放过。由于清算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是把“四人帮”当作毛泽东的“替身”进行的,所以他们统统被戴上了“四人帮的黑爪牙”、“篡党夺权的黑干将”、“迫害老干部的急先锋”、“打砸抢分子”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轻者被撤消职务,清除出党,开除公职,劳动教养;重者被逮捕法办,假的“牛棚”换成了真的监狱。他们轻的被判三年、五年,重的判了十年、二十年,有的当了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工农分子竟被判了无期徒刑。由于不堪折磨,有的人惨死在狱中。毛泽东当年为他们所预见到的这种悲壮而惨烈的命运终于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如同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记载的那样:当一场革命被镇压之后,监狱和绞架便是革命者们命定的归宿。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通过“彻底否定”,至少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可以痛痛快快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二是通过“彻底否定”,动摇、破坏和瓦解毛泽东的革命领袖地位,以及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后来推翻他的路线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将拥护他的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新老“毛派势力”统统清除,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统统搞臭、搞掉,以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从政治上、组织上铲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三是以此笼络、蒙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这样或那样委屈的一大批真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却又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难以认同的老同志,将他们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同盟军,以骗取他们对于“新路线”的支持,减少推行“新路线”的阻力。
事情果然如此,在“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肃清了“毛派”力量,形成了歪曲、污蔑和丑化毛泽东的政治舆论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这些具有特定而隐蔽内容的口号一个个提了出来,人们被牵着鼻子一步一步沿着“改革开放”的总路线走到了今天。当人们发现跟着走的这条路线似乎并不通往东方的时候,距离“总设计师”和“改革家”们的目的地已经没有几步路了。于是,在今天,许多人忧虑国家正面临着不祥的命运,而更多的人则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到了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些什么的时候了。人民在怀念毛泽东,社会在呼唤文化大革命!
中国有句古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作为一位对唯物辩证法运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伟大哲学家,毛泽东是非常富有自知之明的。而且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头脑越是冷静。七二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手指着欢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向他称道时,他告诉斯诺,其实拥护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很多人是跟着喊的。七六年在病危中,他同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他心如明镜,洞若观火。他的一生是何等地辉煌,可是他却说自己毕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对这场革命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远。不过,他讲的“反对的人不少”倒确实是实情。他辞世不到一个月,埋葬这场革命的“战斗”便结束了。可以这么说:这场革命是随同他一道启程的。一位无与伦比的时代伟人,他和他的事业就这样结束了吗?这个问题,最终是要人民来回答的,是要由党内外广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来回答的,而他们是会做出回答的,历史必将证实这一点!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这两种人都不是指的人民。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⑿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大官们”中的人。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们要否定。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毛泽东在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⒀这种人无疑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第二种,是那种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有心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到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在应该享受”的人。他们可能不象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但是,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成为了列宁所斥责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寄生虫。
第三种人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触动自己某些利益和观念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予他们个人的某些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接受。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广大群众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群众运动。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在全国没有几个人。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是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帐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的日子。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只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惜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不惜饱受艰辛、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们,却跟随着走资派欢欣鼓舞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打通了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经过了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折腾,我们的社会主义,除去“特色”还有什么呢?所谓“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名存实亡了--集体经济早已荡然无存,国营经济的比重也由87%跌到不足23%了,而且国有最大的500强企业正在招引跨国公司来购并,同时,共产党的大门也向老板和“大款”们敞开,资本家们和无产阶级战士们竟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
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的这些无比热爱社会主义的“老革命”,还在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却也是一切为了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而牺牲的先烈们和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奋斗的人们的悲哀!
但是,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所说的:“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⒁情况正是这样。在今天之中国,继续坚守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高举着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同一切腐化、西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反共势力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许许多多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老战士都义无返顾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他们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着他们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来与“彻底否定”的主持们是志同道合,统属一派的。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正是周恩来流下的一个遗愿。
这真是弥天大谎。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它,并且不断地变换内容,翻新花样,它就成了人云亦云的“真理”、不胫而走的“事实”。其实,只要看一看制造这种舆论时的政治风云,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制造这种谣言,“翻案派”们的用心是什么呢?
第一、贬毛抬周是为了稳定政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贬损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诺大的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领袖真空,那么由谁来填补呢?看了看,数了数,他们之中谁也不行;他们谁出来当领袖,都会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认可,于是只好抬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抗衡。因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贬毛抬周是妄图“证明”: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们,“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开国元勋”,而且连周恩来也在被“迫害”之中!这是为了进一步贬损毛泽东,极力“证实”他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暴君”。
第三、说周恩来是他们一派的“首领”,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是妄图利用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来抬高和巩固他们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营造这种神话的结果,尽管严重地损害了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把周恩来按照他们的需要丑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毫无气节,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资产阶级政客和两面派。然而,策划者们却从丑化周恩来的勾当中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全党一大批既热爱毛泽东,又热爱周恩来,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始终心存芥蒂的高级干部们,自以为和周恩来站到了一起,因而获得了一丝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从而使“彻底否定”干得心安理得、皆大欢喜,这样,也就保证了“新路线”的顺利贯彻和推行。
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毕竟是事实。它可以一时被歪曲,但是最终谁也改变不了它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时,打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两位伟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真知灼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两位伟人之间心心相通,志同道合,亲密团结,默契合作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还是林彪的武班子,他们都不能取代周恩来的地位。尽管林彪披上了“亲密战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亲密战友却是周恩来。这只要看一看,当林彪外逃之时,周恩来是如何地紧握三军指挥权,当机立断,决然处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是何等地相互信赖,毛泽东又是如何地倚重于周恩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两届党代表大会、两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泽东全权委托以周恩来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没有周恩来亲自挂帅,要想完成这些重大的国务活动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翻案派们还刻意编造出一个病重中的周恩来,痛苦地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这样一个听了令人发指的故事。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内幕》为题,分两期连载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国学大师、著名的“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的一篇文章。发表时,《每周文摘》编者,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中国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正视听……”周文中,专门有一节写了关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写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敬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其实,想一想当年的“评《水浒》,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或者是什么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现在“聚义厅”不是已经改成“忠义堂”了吗?国外的“方腊”们,不是也已经被我们官方呼之为“恐怖主义组织”和“分裂主义势力”了吗?并且,我们不是“替天行道”,着实狠狠地惩罚了越南这个“霸权主义国家”一顿,让我们大洋彼岸的那个“战略伙伴”长长出了一口恶气吗?……
不管人们用怎样阴险、卑劣的手段去涂抹历史,历史的真面目都不会改变。“指鹿为马”只是暴露了赵高的奸恶,鹿终究是鹿,马也还是马,叫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注释:
⑴ 转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⑵ 转引自1967年第7期《红旗》杂志
⑶ 转引自1967年第13期《红旗》杂志
⑷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⑸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⑹ 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⑺ 引自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⑻ 苏 楚:《“文革”时期的外交》
⑼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⑽ 转引自196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⑾ 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⑿ 转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⒀ 毛泽东:《在工业十条讨论会上的讲话》
⒁ 转引自196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这两种人都不是指的人民。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⑿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大官们”中的人。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们要否定。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毛泽东在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⒀这种人无疑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第二种,是那种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有心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到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在应该享受”的人。他们可能不象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但是,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成为了列宁所斥责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寄生虫。
第三种人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触动自己某些利益和观念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予他们个人的某些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接受。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广大群众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群众运动。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在全国没有几个人。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是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帐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的日子。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只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理解和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惜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不惜饱受艰辛、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们,却跟随着走资派欢欣鼓舞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打通了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经过了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折腾,我们的社会主义,除去“特色”还有什么呢?所谓“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名存实亡了--集体经济早已荡然无存,国营经济的比重也由87%跌到不足23%了,而且国有最大的500强企业正在招引跨国公司来购并,同时,共产党的大门也向老板和“大款”们敞开,资本家们和无产阶级战士们竟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
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的这些无比热爱社会主义的“老革命”,还在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却也是一切为了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而牺牲的先烈们和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奋斗的人们的悲哀!
但是,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所说的:“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⒁情况正是这样。在今天之中国,继续坚守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阵地,高举着科学社会主义大旗,同一切腐化、西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反共势力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许许多多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老战士都义无返顾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他们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着他们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来与“彻底否定”的主持们是志同道合,统属一派的。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正是周恩来流下的一个遗愿。
这真是弥天大谎。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它,并且不断地变换内容,翻新花样,它就成了人云亦云的“真理”、不胫而走的“事实”。其实,只要看一看制造这种舆论时的政治风云,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制造这种谣言,“翻案派”们的用心是什么呢?
第一、贬毛抬周是为了稳定政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贬损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诺大的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领袖真空,那么由谁来填补呢?看了看,数了数,他们之中谁也不行;他们谁出来当领袖,都会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认可,于是只好抬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抗衡。因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贬毛抬周是妄图“证明”: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们,“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开国元勋”,而且连周恩来也在被“迫害”之中!这是为了进一步贬损毛泽东,极力“证实”他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暴君”。
第三、说周恩来是他们一派的“首领”,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是妄图利用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来抬高和巩固他们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营造这种神话的结果,尽管严重地损害了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把周恩来按照他们的需要丑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毫无气节,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资产阶级政客和两面派。然而,策划者们却从丑化周恩来的勾当中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全党一大批既热爱毛泽东,又热爱周恩来,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始终心存芥蒂的高级干部们,自以为和周恩来站到了一起,因而获得了一丝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从而使“彻底否定”干得心安理得、皆大欢喜,这样,也就保证了“新路线”的顺利贯彻和推行。
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毕竟是事实。它可以一时被歪曲,但是最终谁也改变不了它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时,打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两位伟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真知灼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两位伟人之间心心相通,志同道合,亲密团结,默契合作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还是林彪的武班子,他们都不能取代周恩来的地位。尽管林彪披上了“亲密战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亲密战友却是周恩来。这只要看一看,当林彪外逃之时,周恩来是如何地紧握三军指挥权,当机立断,决然处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是何等地相互信赖,毛泽东又是如何地倚重于周恩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两届党代表大会、两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泽东全权委托以周恩来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没有周恩来亲自挂帅,要想完成这些重大的国务活动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翻案派们还刻意编造出一个病重中的周恩来,痛苦地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这样一个听了令人发指的故事。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内幕》为题,分两期连载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国学大师、著名的“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的一篇文章。发表时,《每周文摘》编者,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中国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正视听……”周文中,专门有一节写了关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写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敬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其实,想一想当年的“评《水浒》,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或者是什么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现在“聚义厅”不是已经改成“忠义堂”了吗?国外的“方腊”们,不是也已经被我们官方呼之为“恐怖主义组织”和“分裂主义势力”了吗?并且,我们不是“替天行道”,着实狠狠地惩罚了越南这个“霸权主义国家”一顿,让我们大洋彼岸的那个“战略伙伴”长长出了一口恶气吗?……
不管人们用怎样阴险、卑劣的手段去涂抹历史,历史的真面目都不会改变。“指鹿为马”只是暴露了赵高的奸恶,鹿终究是鹿,马也还是马,叫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注释:
⑴ 转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⑵ 转引自1967年第7期《红旗》杂志
⑶ 转引自1967年第13期《红旗》杂志
⑷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⑸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⑹ 引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⑺ 引自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
⑻ 苏 楚:《“文革”时期的外交》
⑼ 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⑽ 转引自196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⑾ 引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⑿ 转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⒀ 毛泽东:《在工业十条讨论会上的讲话》
⒁ 转引自196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看了一点,就看不下去了,写小、这些的人难道就没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吗?
这还好呢。
你去毛泽东论坛看看。
我去发了两天言,他们派了个人和我辩 。说不过我就把我的帖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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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奇怪,不要说他们那样的垃圾论坛,就连超大这里都有很多这样文革遗留下来的败类,
前段时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这帮人闹得最凶,我当时不过说了句"对毛泽东的功过应该5:5分,不该7:3分",结果这帮人就群起而攻我之,侮蔑诽谤之类的手段都用上了,甚至说我“曾经强奸了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之类的话。
我常来超大这个坛看,但是以前一般不说话,现在只要是有批评毛泽东的帖,我都出来顶
前段时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这帮人闹得最凶,我当时不过说了句"对毛泽东的功过应该5:5分,不该7:3分",结果这帮人就群起而攻我之,侮蔑诽谤之类的手段都用上了,甚至说我“曾经强奸了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之类的话。
我常来超大这个坛看,但是以前一般不说话,现在只要是有批评毛泽东的帖,我都出来顶
群众心里有杆枰,抬到天上和贬到地下都没用。
他们是不是在那场革命里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以下是引用cy1222在2004-3-6 20:47:00的发言:
这个不奇怪,不要说他们那样的垃圾论坛,就连超大这里都有很多这样文革遗留下来的败类,
前段时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这帮人闹得最凶,我当时不过说了句"对毛泽东的功过应该5:5分,不该7:3分",结果这帮人就群起而攻我之,侮蔑诽谤之类的手段都用上了,甚至说我“曾经强奸了小学2年级的小女孩“之类的话。
我常来超大这个坛看,但是以前一般不说话,现在只要是有批评毛泽东的帖,我都出来顶
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是无知吗,还是高干后代
我不理解.都什么年代了.还讨论这么肤浅的问题
哎所以落后啊
如果把中国的经济比作一辆汽车的话,老毛就是最蹩脚的司机。以为开了一个破解放(以默认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才从老毛子那里得来的)就很了不起了,要跟美国,英国的高级跑车玩飚车,结果不是一会撞墙,就是擦着护栏了,到了60年的时候,车子只差没散架。
后来老毛只好放弃司机岗位,到一边凉快去了,把司机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但没多一会,看着刘的技术挺好,把车开得既快又稳,他心里又老大不舒服了。
66年发动一帮愣头青把老刘给撵了下来,还把他扔下了车。这回倒好,他老毛不但不开车了,还搞起了文革,把所有能看出他是一个蹩脚司机的人全部敲打一通,还把所有教人开车的书也烧了个精光,美其名曰"知识越多越反动"。
本来中国这辆车子就破,被他这么一搞,根本就没法上路了。不得不借小日本的钱来修车。当然,小日本的钱也不是白借的,把中国索赔权利全放弃了!
他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本人T62不是一个喜欢长篇大论的人,否则,几万字洋洋洒洒写下来,他怕是要羞得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后来老毛只好放弃司机岗位,到一边凉快去了,把司机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但没多一会,看着刘的技术挺好,把车开得既快又稳,他心里又老大不舒服了。
66年发动一帮愣头青把老刘给撵了下来,还把他扔下了车。这回倒好,他老毛不但不开车了,还搞起了文革,把所有能看出他是一个蹩脚司机的人全部敲打一通,还把所有教人开车的书也烧了个精光,美其名曰"知识越多越反动"。
本来中国这辆车子就破,被他这么一搞,根本就没法上路了。不得不借小日本的钱来修车。当然,小日本的钱也不是白借的,把中国索赔权利全放弃了!
他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本人T62不是一个喜欢长篇大论的人,否则,几万字洋洋洒洒写下来,他怕是要羞得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我说上个世纪中国最反动莫过老毛!有本事的来反驳我啊!
他反文化(破四旧,多少几百上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到老毛手里给毁了),
反教育(把许多高水平的教授打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十年人才断档,优秀的学术传统、治学精神被严重破坏,现在的科技腐败有老毛的功劳),
反科技(控制人口(小学时我老妈跟我一说就懂)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懂,让中华的复兴背上了一个最沉重的包袱),
反经济建设(劳而无功的大跃进,60年饿死上千万人。63年明明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增产,他视而不见,令其中止),
反自然环保(搞什么以粮为纲。围湖造田,98洪水第一功要算在老毛头上;在内蒙开荒,把草原变沙漠,现在北京的沙尘暴少不了他的功劳),
反国家体制,(68年用造反派夺权,让国家体制陷于瘫痪,公、检、法被砸烂,文革后大量低素质的人进入公、检、法,没老毛当年的破坏,公、检、法的"坏"不会坏到现在这种程度)
解放后反了那么多,唯独小日本不反,还感谢小日本,把小日本歉全体中国人的的血债一笔勾销,连个钓鱼岛都要不回来!?
他反文化(破四旧,多少几百上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到老毛手里给毁了),
反教育(把许多高水平的教授打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十年人才断档,优秀的学术传统、治学精神被严重破坏,现在的科技腐败有老毛的功劳),
反科技(控制人口(小学时我老妈跟我一说就懂)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懂,让中华的复兴背上了一个最沉重的包袱),
反经济建设(劳而无功的大跃进,60年饿死上千万人。63年明明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增产,他视而不见,令其中止),
反自然环保(搞什么以粮为纲。围湖造田,98洪水第一功要算在老毛头上;在内蒙开荒,把草原变沙漠,现在北京的沙尘暴少不了他的功劳),
反国家体制,(68年用造反派夺权,让国家体制陷于瘫痪,公、检、法被砸烂,文革后大量低素质的人进入公、检、法,没老毛当年的破坏,公、检、法的"坏"不会坏到现在这种程度)
解放后反了那么多,唯独小日本不反,还感谢小日本,把小日本歉全体中国人的的血债一笔勾销,连个钓鱼岛都要不回来!?
提这个?
说毛的功过是七三开的是邓小平,邓没必要替毛说好话吧?邓要说五五开,也没人能反驳,毕竟是他清楚.要不同意的话,去找邓评理好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她。有些出版物说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见,邓小平是临时决定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法拉奇采访,这并不符合实际。
她采访小平同志当然是有备而来。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话要说。关于这次采访的国内问题部分大体已摘要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层层深入,紧迫不舍。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 “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原来法拉奇到北京后,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考虑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谈两次的要求。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再谈一次,看来是因为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正是国内老百姓普遍关心,国际上非常关注的问题,法拉奇要求采访时有言在先,采访记将全文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他的独到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小平同志微笑而谦逊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发表把握不大,要求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同志帮助进行校核。为了帮助她确切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选择确切的英语表达方法,花了比采访更多的时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说毛的功过是七三开的是邓小平,邓没必要替毛说好话吧?邓要说五五开,也没人能反驳,毕竟是他清楚.要不同意的话,去找邓评理好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她。有些出版物说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见,邓小平是临时决定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法拉奇采访,这并不符合实际。
她采访小平同志当然是有备而来。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话要说。关于这次采访的国内问题部分大体已摘要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层层深入,紧迫不舍。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 “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原来法拉奇到北京后,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考虑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谈两次的要求。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再谈一次,看来是因为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正是国内老百姓普遍关心,国际上非常关注的问题,法拉奇要求采访时有言在先,采访记将全文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他的独到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小平同志微笑而谦逊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发表把握不大,要求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同志帮助进行校核。为了帮助她确切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选择确切的英语表达方法,花了比采访更多的时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以下是引用T62在2004-3-11 9:44:00的发言:
我说上个世纪中国最反动莫过老毛!有本事的来反驳我啊!
他反文化(破四旧,多少几百上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到老毛手里给毁了),
反教育(把许多高水平的教授打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十年人才断档,优秀的学术传统、治学精神被严重破坏,现在的科技腐败有老毛的功劳),
反科技(控制人口(小学时我老妈跟我一说就懂)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懂,让中华的复兴背上了一个最沉重的包袱),
反经济建设(劳而无功的大跃进,60年饿死上千万人。63年明明在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大幅增产,他视而不见,令其中止),
反自然环保(搞什么以粮为纲。围湖造田,98洪水第一功要算在老毛头上;在内蒙开荒,把草原变沙漠,现在北京的沙尘暴少不了他的功劳),
反国家体制,(68年用造反派夺权,让国家体制陷于瘫痪,公、检、法被砸烂,文革后大量低素质的人进入公、检、法,没老毛当年的破坏,公、检、法的"坏"不会坏到现在这种程度)
解放后反了那么多,唯独小日本不反,还感谢小日本,把小日本歉全体中国人的的血债一笔勾销,连个钓鱼岛都要不回来!?
仔细看了你话我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是弱智,包括邓小平.只有你最清醒.
我也可以说,我xxx毛泽东他xxxxx 这样就有意义了?
有本事的来反驳我啊!!!
我觉得邓小平这么说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犯赫鲁晓夫的错误.当时批斯大林曾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即使毛有错误也是一步步来纠正.
好象那年赫苏共20大秘密报告,邓是中共代表.
其实我对毛的评价有55开就不错了,邓73开还差不多.
好象那年赫苏共20大秘密报告,邓是中共代表.
其实我对毛的评价有55开就不错了,邓73开还差不多.
文革罪行录:中华文化大浩劫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 “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 “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转帖]丁抒: 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⑴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⑵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⑶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凤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后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⑷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一九六四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⑸《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坏小说”。⑹《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⑺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⑻
老舍的悲剧更在于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干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总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⑼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⑽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⑾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⑿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四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 迈出最后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⒀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⒁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⒂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注 释
⑴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⑵《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65页。
⑶老舍夫人胡洁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69页。
⑷《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358页。
⑸《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七七页。
⑹《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113页。
⑺《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第99页。
⑻《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期第250页。
⑼《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59页。
⑽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⑾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二八页。
⑿《嘹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39期第40页,王文革中死于监狱,谢和赓的回忆。
⒀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十六页。
⒁《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三卷第148页。
⒂同上,第149页。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⑴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⑵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⑶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凤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后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⑷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一九六四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⑸《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坏小说”。⑹《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⑺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⑻
老舍的悲剧更在于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干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总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⑼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⑽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⑾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⑿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四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 迈出最后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⒀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⒁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⒂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注 释
⑴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⑵《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65页。
⑶老舍夫人胡洁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69页。
⑷《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358页。
⑸《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七七页。
⑹《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113页。
⑺《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第99页。
⑻《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期第250页。
⑼《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59页。
⑽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⑾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二八页。
⑿《嘹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39期第40页,王文革中死于监狱,谢和赓的回忆。
⒀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十六页。
⒁《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三卷第148页。
⒂同上,第149页。
大跃进前的毛泽东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嗫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②。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③。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邑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 毛在邑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
“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着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 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 ,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 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①。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嗫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②。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③。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邑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 毛在邑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
“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着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 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 ,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 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①。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11 13:52:05编辑过]
经典评论毛泽东
文/沧海一笑
几天前,寒江兄在撰坛抒发了一番对政府软弱的不满之后,写下了深情的的结束语"毛主席,怀念您!",令人为之动容。
我相信寒江的真诚,也理解寒江兄对当前政府"怒其不争"的心态,然而这句"毛主席,怀念您"却让我很不是滋味。我以为,回到过去那种"父权时代"无论如何也不能是解决当今中国各种问题的途径。而寒江兄的这种"父权情结"恰恰是当下许多国人不具备完整的主体人格的表现,这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沉淀在国人心中的一种封建顽症!这也是为什么近百年中国的变革会显得如此的激烈但却缓慢,为什么中国革命轰轰烈烈一百年却终于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的原因。
(一)
我丝毫不怀疑毛泽东的雄才伟略,也承认他对中国革命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毛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大众觉醒了吗?--我以为毛时代甚至比五四运动更加倒退了,人民前所未有的愚昧,谎言充斥,人性沦丧;农民解放了吗?--农民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区别的对待,人为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人民富裕起来了吗?--在和平的中国我们居然还能看到饿殍遍地的景象;民主了自由了吗?--没有,至今还只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中国人站起来了吗?--有一句玩笑话,"中国站起来了,但中国人却趴下来了",这句话虽然偏激,但却有一定道理,我相信,这样的"站"起来对于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能让寒江兄崇拜毛的恐怕只有这一点:能直起腰板对列强说话!能够让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闻风丧胆!以此逻辑,蒋介石也应该是寒江崇拜的对象。老蒋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对帝国主义也绝不含糊,不仅收回了租界,修订了满清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也是意义非凡的吧?老蒋无非就是独裁了点法西斯了点嘛,既然毛泽东的"专制"可以忽略不计,那为什么不能容忍蒋介石的残暴呢?
蒋介石虽然亲美,但却坚决反苏的。当年的苏联不仅霸占着我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且鼓动着蒙古闹独立,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毛还和他们搞在一块与"祖国政府"对抗,以今天的话来说,这不是"民运"是什么?抗战后,老蒋的中国还成为当时的世界四大国之一,并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这样的"外交成就"也该让寒江你扬眉吐气了吧?况且,老蒋也不完全对美国言听计从,他就识破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阴谋,不顾美国的劝告,拒绝了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和平计划,捍然发动内战"统一祖国",以显示其"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当然也因此得罪了杜鲁门,以致后来蒋介石溃败之后,宋美龄到美国求援而杜鲁门拒绝接见的一幕。举上述例子,只是想说明,看待历史不能只看一个方面。由于我们长期受到一种在潜意识里的仇恨和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很难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
毛泽东固然反美反得让大家心花怒放,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和听话程度决不亚于蒋介石对于美国!既然毛是民族英雄,那他怎么不理直气壮的向苏联提出那被霸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领土要求?而且对于蒙古的独立他居然能够一声不吭的?(你想想,当年我们被英美法德日霸占的国土哪一寸没要回来?而被俄国侵占的又哪一寸要回来了?这难道与毛的对苏政策无关?);斯大林说要抗美援朝,毛就抗美援朝了,结果错失了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美国是个利益至上的国家,决定了他们的政府见风使舵的特点,为了与苏联争夺中国大陆,尽管蒋介石溃败,但美国仍然不放弃中国大陆,他们也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一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求援,一方面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保护,默许中共可以打过台湾;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挑拔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李承晚告急之后,美国才在仁川登陆的,斯大林这样做,为的是拉中国下水,把中国推向了其与美国对抗的最前台,毛只不过是斯大林全球战略中的一颗棋子,有什么可自豪的?)。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死得早,毛不能容忍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批判,看到斯大林身后悲惨的境遇,也害怕自己有一样的下场,才断然举起"反修"的大旗,与苏联交恶。否则,毛对苏联老大哥的言听计从就不知道还要多久了。
如果说自那以后我们选择反美是环境所致,那么当年毛完全可以避免那种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与美国达成默契,你攻打你的朝鲜,我解放我的台湾,苏联被*急了自然自己会出兵;另一方面与苏美两国都保持正常的关系,而国内则可以相应的坚持既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没必要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毛为了"革命"的需要还是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而后来终于发现原来苏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结果使我国陷入了被两头封锁的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说白了,反美只是因为要投苏,是一种冒进的外交政策,因此因为毛泽东反美而崇拜毛是非常幼稚的。
人民选择毛泽东,不是因为中国人民天然的具有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阶级仇恨,也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觉悟"已经高到要跟随苏联用马列主义思想去解放全人类的程度。人民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是中国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法西斯暴政的最耀眼的明星,更是许多有识之士心目中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当年毛泽东也曾以美国模式作为向蒋介石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的利器,这一点在《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有据可查,或者可以翻一翻四十年代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然而,历史最终无情的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为求解放求自由求民主奋斗了二十七年,流尽了两千万优秀儿女的鲜血,换来一个不穿皇袍的皇帝,一张至今尚未兑现的民主自由的空头支票。
(二)
寒江兄在撰坛子很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大意如此:我们现在还受益于毛泽东的余荫,但不久我们就将承受邓小平给我们带来的恶果了。寒江所谓的毛泽东的余荫,大概是这两个方面:第一,毛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为现在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毛搞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为后来邓的改革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两点当然没什么问题了。只是我不明白了,怎么都成了毛的功劳了?好象没了毛泽东,中国的工人就不会干活,中国的科学家就不会思考了?三十年的和平,如果没搞出点名堂来,你老毛还对得起中国人吗?我相信,如果也给老蒋三十年的和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说不定蒋介石搞得更好呢,至少中国就不会发生什么大跃进、十年内乱了。而且,美国人为了包围和封锁苏联,没准在中国也来个马歇尔计划,那中国不是渔翁得利了吗?恐怕现在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了!就那么点重工业,甚至做不出一辆象样的小轿车,搞不出一驾象样的战斗机,怎么就让寒江你自豪了这么久?
毛有句名言:"我们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善于重建一个新世界。"且看毛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后是怎样重建一个"新世界"的:解放初,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十六位,超英赶美十几年后,硬是超到了一百五十多位;解放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与日本相当,而现在还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了。是啊,我们在进步,可人家进步的更快!可偏偏就是有这么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只许纵向比较不许横向比较。管理会计学上有个"机会成本"的概念,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采取一种方案时,必然要放弃另一种方案,因此计算得失的时候,不能只计算这种方案的收入,还要扣除因放弃另外一种方案而失去的可能收入,即所谓的机会成本。今天我们的周边国家的发展现状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大家不妨减一减,是得是失,心中就有数了。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而且认识到当时中国落后的两大根源:一是人为的政治灾难,二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因此,他断然采取了相应的两种措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虽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了政治灾难的根源,但至少让大部分中国人清醒了二十年,从情感上唾弃了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某些人因为近年出现的社会不公,开始怀念毛时代,甚至有人要为文革招魂,以为以此就可以重新整合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社会不公了,真是匪夷所思!我以为,今天的社会不公现象恰恰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延续至今的恶果:进行了经济改革却没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原来的官僚集团和特权集团依然存在,权力分配不公就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分配不公,这才是今天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由于毛长期的思想专制,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的人文精神都没能在新中国建立或发展起来,而且,通过大跃进、放卫星、造神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告密、说谎、拍马、残暴以及嫉恨等两千年来一直躲在中国人内心暗处的阴暗心理,被合法的、充分的、光明正大的激发出来,对整整三代中国人的道德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这才是今天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的根源!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力图公平的权力分配;重塑国人的道德,让人文精神深入人心。而回到毛时代,权力更加集权,在物质资料丰富的今天,其结果只能是更严重的两极分化,更可怕的道德论丧!至于改革开放,这无疑是邓小平先生最伟大的举措,中国只有参与世界竞争,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而参与国际竞争,就要遵守一定的竞争规则,就必然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权利,这本就是我们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打个比方:一个人把自己封闭在屋子里,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生存问题并不是光凭"自力更生"就能解决,他必须与社会接触才能生存。所以,他要遵守社会的规范和法律,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换取自己其他更大权利受到社会的保障。时下,颇有些人为表爱国作痛心疾首状,痛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绥靖政策,辱骂朱总理的入世是卖国云云,我倒想奉劝那些人,如果你们不习惯竞争的环境,那干脆把自己关在屋里别出门算了!
(三)寒江兄的毛情结,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毛的人格魅力。我承认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但毛真的伟大吗?他终身占据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这一点他不如连任两届总统后为开美国民主宪政之先河而主动隐退的华盛顿;他也排除异已,巩固权力,这一点使他逊色于"天下为公"为胸怀的孙中山;他好大喜功,"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他的杰作,这一点又使他输给了以实干而著称的邓小平......他也听不得彭德怀的批评,看不得刘少奇的强大,而林彪的马屁居然也能让他飘飘然......他是一个人,一代枭雄,懂得权术,精通谋略,或许还有一点才情,仅此而已。
要了解毛泽东,不得不从他的《泌园春.雪》开始,其中一句让中国人沸腾了半个世纪的名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已足以显示他的个人野心及他的帝王心态,至于课本上的所谓的"领导世界潮流的是今天的人民大众"的解释,根本就是牵强附会.而以后的历史证明,他的作风与历朝历代每一个成功的帝王有着惊人的相似:推行均田制--土地改革、排除异己诛杀功臣--十大元帅中超过一半遭到清算、大兴文字狱--"百花齐放"引蛇出洞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笔者的高中时代曾有幸参观过毛在其家乡(湘潭市)修建的行宫--滴水洞天。那是一处修建在当地著名风景名胜的毛个人专用的官邸--当然,我们是将其作为革命胜地来参观的,里面的设施极其完备,有公园、会议室、舞厅、游泳池以及地下防御工事,几乎占用了整座山,尽管屋里的摆设尽量显得很简朴,但我还是看到了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的电视机和席梦思床垫--据说那是六十年代华国锋(当时任湘潭地委书记)为经常回家乡的毛专门建造的,至于华国锋后来的飞黄腾达是否与此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年代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自然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所以我们的主席独享一处名胜也算不得过份。但是,毛主席原先在我心目中大公无私的高大形象就大大打了折扣。
毛泽东始终未能理解"民主"精神的真谛,他所理解的民主,无非就是"虚心接受批评,听取人民大众的意见,走群众路线"--而这一切恰恰是以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为前提,大概只停留在古代开明君主"虚心纳谏"的高度。他的这种认识与他的知识构成和视野有关。除了解放后去过两次苏联,毛的一生都没出过国,所以他不可能对西方文化和政治有深刻的理解;据说,毛的卧室的书柜里放着的百分这九十以上是《资治通鉴》之类的中国传统书籍,这已足以说明毛的知识构成。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这也是毛成功的关键--在普遍缺乏人文环境的中国,毛的主张容易得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支持,也较迎合那种长期受压迫或嫉妒所致的暴力倾向和复仇心态。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毛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东西,他所做的不过是用最激烈的方式重新整合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但中国还是中国,终于没有新的变化。
这为什么许多中国人会有"毛情结"?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缺乏个性基因,受此影响,许多中国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主体人格,因此需要借助强势的群体或圣贤人物的完美人格作为自己人格的外延,也难怪两千年来中国的造神运动会长盛不衰。还是鲁迅先生把中国人看得最透:"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自信,有的只是合群的自大(大意)",寒江兄自称崇拜鲁迅,却未能真正理解鲁迅。
寒江兄有一点是对的,中国人需要的是自强。但自强不仅仅是外在的自强(强大的国防,铁碗的领袖),更应该是国家的内在的自强--每个公民因富裕而充满自信,因尊严而独立思考,并且自由的生活着。
文/沧海一笑
几天前,寒江兄在撰坛抒发了一番对政府软弱的不满之后,写下了深情的的结束语"毛主席,怀念您!",令人为之动容。
我相信寒江的真诚,也理解寒江兄对当前政府"怒其不争"的心态,然而这句"毛主席,怀念您"却让我很不是滋味。我以为,回到过去那种"父权时代"无论如何也不能是解决当今中国各种问题的途径。而寒江兄的这种"父权情结"恰恰是当下许多国人不具备完整的主体人格的表现,这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沉淀在国人心中的一种封建顽症!这也是为什么近百年中国的变革会显得如此的激烈但却缓慢,为什么中国革命轰轰烈烈一百年却终于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的原因。
(一)
我丝毫不怀疑毛泽东的雄才伟略,也承认他对中国革命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毛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大众觉醒了吗?--我以为毛时代甚至比五四运动更加倒退了,人民前所未有的愚昧,谎言充斥,人性沦丧;农民解放了吗?--农民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区别的对待,人为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人民富裕起来了吗?--在和平的中国我们居然还能看到饿殍遍地的景象;民主了自由了吗?--没有,至今还只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中国人站起来了吗?--有一句玩笑话,"中国站起来了,但中国人却趴下来了",这句话虽然偏激,但却有一定道理,我相信,这样的"站"起来对于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能让寒江兄崇拜毛的恐怕只有这一点:能直起腰板对列强说话!能够让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闻风丧胆!以此逻辑,蒋介石也应该是寒江崇拜的对象。老蒋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对帝国主义也绝不含糊,不仅收回了租界,修订了满清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和领事裁判权,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也是意义非凡的吧?老蒋无非就是独裁了点法西斯了点嘛,既然毛泽东的"专制"可以忽略不计,那为什么不能容忍蒋介石的残暴呢?
蒋介石虽然亲美,但却坚决反苏的。当年的苏联不仅霸占着我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并且鼓动着蒙古闹独立,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毛还和他们搞在一块与"祖国政府"对抗,以今天的话来说,这不是"民运"是什么?抗战后,老蒋的中国还成为当时的世界四大国之一,并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这样的"外交成就"也该让寒江你扬眉吐气了吧?况且,老蒋也不完全对美国言听计从,他就识破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阴谋,不顾美国的劝告,拒绝了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和平计划,捍然发动内战"统一祖国",以显示其"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当然也因此得罪了杜鲁门,以致后来蒋介石溃败之后,宋美龄到美国求援而杜鲁门拒绝接见的一幕。举上述例子,只是想说明,看待历史不能只看一个方面。由于我们长期受到一种在潜意识里的仇恨和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很难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
毛泽东固然反美反得让大家心花怒放,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和听话程度决不亚于蒋介石对于美国!既然毛是民族英雄,那他怎么不理直气壮的向苏联提出那被霸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领土要求?而且对于蒙古的独立他居然能够一声不吭的?(你想想,当年我们被英美法德日霸占的国土哪一寸没要回来?而被俄国侵占的又哪一寸要回来了?这难道与毛的对苏政策无关?);斯大林说要抗美援朝,毛就抗美援朝了,结果错失了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美国是个利益至上的国家,决定了他们的政府见风使舵的特点,为了与苏联争夺中国大陆,尽管蒋介石溃败,但美国仍然不放弃中国大陆,他们也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一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求援,一方面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保护,默许中共可以打过台湾;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挑拔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李承晚告急之后,美国才在仁川登陆的,斯大林这样做,为的是拉中国下水,把中国推向了其与美国对抗的最前台,毛只不过是斯大林全球战略中的一颗棋子,有什么可自豪的?)。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死得早,毛不能容忍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批判,看到斯大林身后悲惨的境遇,也害怕自己有一样的下场,才断然举起"反修"的大旗,与苏联交恶。否则,毛对苏联老大哥的言听计从就不知道还要多久了。
如果说自那以后我们选择反美是环境所致,那么当年毛完全可以避免那种历史环境。一方面可以与美国达成默契,你攻打你的朝鲜,我解放我的台湾,苏联被*急了自然自己会出兵;另一方面与苏美两国都保持正常的关系,而国内则可以相应的坚持既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没必要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毛为了"革命"的需要还是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而后来终于发现原来苏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结果使我国陷入了被两头封锁的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说白了,反美只是因为要投苏,是一种冒进的外交政策,因此因为毛泽东反美而崇拜毛是非常幼稚的。
人民选择毛泽东,不是因为中国人民天然的具有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阶级仇恨,也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觉悟"已经高到要跟随苏联用马列主义思想去解放全人类的程度。人民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是中国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是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法西斯暴政的最耀眼的明星,更是许多有识之士心目中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当年毛泽东也曾以美国模式作为向蒋介石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的利器,这一点在《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有据可查,或者可以翻一翻四十年代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然而,历史最终无情的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为求解放求自由求民主奋斗了二十七年,流尽了两千万优秀儿女的鲜血,换来一个不穿皇袍的皇帝,一张至今尚未兑现的民主自由的空头支票。
(二)
寒江兄在撰坛子很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大意如此:我们现在还受益于毛泽东的余荫,但不久我们就将承受邓小平给我们带来的恶果了。寒江所谓的毛泽东的余荫,大概是这两个方面:第一,毛建立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为现在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毛搞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为后来邓的改革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两点当然没什么问题了。只是我不明白了,怎么都成了毛的功劳了?好象没了毛泽东,中国的工人就不会干活,中国的科学家就不会思考了?三十年的和平,如果没搞出点名堂来,你老毛还对得起中国人吗?我相信,如果也给老蒋三十年的和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说不定蒋介石搞得更好呢,至少中国就不会发生什么大跃进、十年内乱了。而且,美国人为了包围和封锁苏联,没准在中国也来个马歇尔计划,那中国不是渔翁得利了吗?恐怕现在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了!就那么点重工业,甚至做不出一辆象样的小轿车,搞不出一驾象样的战斗机,怎么就让寒江你自豪了这么久?
毛有句名言:"我们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善于重建一个新世界。"且看毛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后是怎样重建一个"新世界"的:解放初,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十六位,超英赶美十几年后,硬是超到了一百五十多位;解放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与日本相当,而现在还不到人家的四分之一了。是啊,我们在进步,可人家进步的更快!可偏偏就是有这么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只许纵向比较不许横向比较。管理会计学上有个"机会成本"的概念,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采取一种方案时,必然要放弃另一种方案,因此计算得失的时候,不能只计算这种方案的收入,还要扣除因放弃另外一种方案而失去的可能收入,即所谓的机会成本。今天我们的周边国家的发展现状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大家不妨减一减,是得是失,心中就有数了。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而且认识到当时中国落后的两大根源:一是人为的政治灾难,二是长期的闭关锁国。因此,他断然采取了相应的两种措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虽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了政治灾难的根源,但至少让大部分中国人清醒了二十年,从情感上唾弃了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某些人因为近年出现的社会不公,开始怀念毛时代,甚至有人要为文革招魂,以为以此就可以重新整合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社会不公了,真是匪夷所思!我以为,今天的社会不公现象恰恰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延续至今的恶果:进行了经济改革却没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原来的官僚集团和特权集团依然存在,权力分配不公就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分配不公,这才是今天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由于毛长期的思想专制,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的人文精神都没能在新中国建立或发展起来,而且,通过大跃进、放卫星、造神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使告密、说谎、拍马、残暴以及嫉恨等两千年来一直躲在中国人内心暗处的阴暗心理,被合法的、充分的、光明正大的激发出来,对整整三代中国人的道德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这才是今天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的根源!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力图公平的权力分配;重塑国人的道德,让人文精神深入人心。而回到毛时代,权力更加集权,在物质资料丰富的今天,其结果只能是更严重的两极分化,更可怕的道德论丧!至于改革开放,这无疑是邓小平先生最伟大的举措,中国只有参与世界竞争,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而参与国际竞争,就要遵守一定的竞争规则,就必然要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权利,这本就是我们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打个比方:一个人把自己封闭在屋子里,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生存问题并不是光凭"自力更生"就能解决,他必须与社会接触才能生存。所以,他要遵守社会的规范和法律,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以换取自己其他更大权利受到社会的保障。时下,颇有些人为表爱国作痛心疾首状,痛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绥靖政策,辱骂朱总理的入世是卖国云云,我倒想奉劝那些人,如果你们不习惯竞争的环境,那干脆把自己关在屋里别出门算了!
(三)寒江兄的毛情结,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毛的人格魅力。我承认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但毛真的伟大吗?他终身占据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这一点他不如连任两届总统后为开美国民主宪政之先河而主动隐退的华盛顿;他也排除异已,巩固权力,这一点使他逊色于"天下为公"为胸怀的孙中山;他好大喜功,"大跃进"、"超英赶美"是他的杰作,这一点又使他输给了以实干而著称的邓小平......他也听不得彭德怀的批评,看不得刘少奇的强大,而林彪的马屁居然也能让他飘飘然......他是一个人,一代枭雄,懂得权术,精通谋略,或许还有一点才情,仅此而已。
要了解毛泽东,不得不从他的《泌园春.雪》开始,其中一句让中国人沸腾了半个世纪的名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已足以显示他的个人野心及他的帝王心态,至于课本上的所谓的"领导世界潮流的是今天的人民大众"的解释,根本就是牵强附会.而以后的历史证明,他的作风与历朝历代每一个成功的帝王有着惊人的相似:推行均田制--土地改革、排除异己诛杀功臣--十大元帅中超过一半遭到清算、大兴文字狱--"百花齐放"引蛇出洞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笔者的高中时代曾有幸参观过毛在其家乡(湘潭市)修建的行宫--滴水洞天。那是一处修建在当地著名风景名胜的毛个人专用的官邸--当然,我们是将其作为革命胜地来参观的,里面的设施极其完备,有公园、会议室、舞厅、游泳池以及地下防御工事,几乎占用了整座山,尽管屋里的摆设尽量显得很简朴,但我还是看到了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的电视机和席梦思床垫--据说那是六十年代华国锋(当时任湘潭地委书记)为经常回家乡的毛专门建造的,至于华国锋后来的飞黄腾达是否与此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年代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自然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所以我们的主席独享一处名胜也算不得过份。但是,毛主席原先在我心目中大公无私的高大形象就大大打了折扣。
毛泽东始终未能理解"民主"精神的真谛,他所理解的民主,无非就是"虚心接受批评,听取人民大众的意见,走群众路线"--而这一切恰恰是以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为前提,大概只停留在古代开明君主"虚心纳谏"的高度。他的这种认识与他的知识构成和视野有关。除了解放后去过两次苏联,毛的一生都没出过国,所以他不可能对西方文化和政治有深刻的理解;据说,毛的卧室的书柜里放着的百分这九十以上是《资治通鉴》之类的中国传统书籍,这已足以说明毛的知识构成。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这也是毛成功的关键--在普遍缺乏人文环境的中国,毛的主张容易得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支持,也较迎合那种长期受压迫或嫉妒所致的暴力倾向和复仇心态。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毛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东西,他所做的不过是用最激烈的方式重新整合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烈的,但中国还是中国,终于没有新的变化。
这为什么许多中国人会有"毛情结"?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缺乏个性基因,受此影响,许多中国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主体人格,因此需要借助强势的群体或圣贤人物的完美人格作为自己人格的外延,也难怪两千年来中国的造神运动会长盛不衰。还是鲁迅先生把中国人看得最透:"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自信,有的只是合群的自大(大意)",寒江兄自称崇拜鲁迅,却未能真正理解鲁迅。
寒江兄有一点是对的,中国人需要的是自强。但自强不仅仅是外在的自强(强大的国防,铁碗的领袖),更应该是国家的内在的自强--每个公民因富裕而充满自信,因尊严而独立思考,并且自由的生活着。
“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的故事看"文革成就"zz
看过一个专门讲述两弹元勋故事的电视记录片,对这个人物的故事印象极为深刻。
姚桐斌, 民国 11年(1922年)9月3日生,民国35年考取留英公费生,1951年,他以《金属材料粘度研究》一文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冶金博士学位。1952年进英国皇家矿院冶金系担任实习指导员。在英留学期间,国内革命运动高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促使他思想产生转变,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1956年9月在中国驻外使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冬回到国内。历任中共七机部一院委员、七O三所党委常委、所长等职。在长期从事国防科研期间,他与技术人员一道解决了多项重大技术关键,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成功地主持新型金属材料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火箭及卫星制造提供了材料保证,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代火箭材料工艺研究人才。
文革期间,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的姚桐斌,多次同干部商量避免生产停顿,但无济于事。姚桐斌不愿意随波逐流,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说: “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 然而,“文革”没有给这位善良的、一心效力于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家“大干一场”的机会。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武斗,姚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里,但他惦念孩子,还是回家了。就在这一刻,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人闯进家来,高呼着“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口号,拳打脚踢将他推出门外。在拖往“总部”途中,两个狠心的家伙——七机部下属二一一厂炊事员高某,以及从七机部在永定路下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用他们砍骨头、抡榔头的手,各执一根钢管,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姚桐斌头冒鲜血,不省人事。但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姚桐斌光着一只脚被他们架到“总部”,继续拷问……下午3时许,中国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被折磨至死。
姚桐斌,应该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从电视上的照片能看出来,从他妻子的描述中也
能感觉到。在电视里面看着他的妻子描述谈起他在七七事变看到日机轰炸轮船萌生的家国
之恨,当初他意气风发的满腔报国之志,得知国内解放后的热血沸腾,还有 “我愿随他
到天涯海角”浪漫和无悔,不禁泪满双眶。
此外,发明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的育秧盆文革中曾被揪斗他的造反派砸碎
。。。。。。
这个单子可以列很长很长,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记录下来。
这些反冒进派、秋后算帐派、小脚女人、右倾分子、白专典型、逍遥派、翻案分子、臭老
九,反动学术权威们,能够从反右,文革等等重重浩劫中活下来,并且在种种干扰下还取
得了很多科技进步,确实是奇迹。只是,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有人会无耻地拿
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压力,排除干扰做出来的成果,来证明毛时代文革的“成果”
!
我不禁想问,如果没有这些破坏,这些干扰,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会不会更多,更好?
T62: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飞机歼教-1的总设计师徐XX(中学看《航空知识》知道的,名字记不太清了)就是在文革中被整死的。
在一期《夕阳红》电视节目中,主角是云南一个在运动中被打成叛徒的人,在经过无休止的审问后触电自杀未遂,两只胳膊被截肢。全家7、8口人只有老伴打临工的收入,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疯了(因为他爸爸是"叛徒",在学校饱受歧视),两个读书极好的女儿因为家穷,只好辍学。从被打成叛徒到平反用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今天,生活仍很清贫。
在近几年福建一次清理超期羁押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被关了二十八年。因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八年前文革中有一次有人说他私藏了台蒋的空飘传单。几年后,办他的案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犯了什么罪,但就这样一天被关下去。到清超人员发现他时,他已基本丧失语言能力,完全无法与人交流,生活不能自理。在寻找他家属的两年内,他只能住在精神病院。
老毛时代真好啊!!!
看过一个专门讲述两弹元勋故事的电视记录片,对这个人物的故事印象极为深刻。
姚桐斌, 民国 11年(1922年)9月3日生,民国35年考取留英公费生,1951年,他以《金属材料粘度研究》一文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冶金博士学位。1952年进英国皇家矿院冶金系担任实习指导员。在英留学期间,国内革命运动高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促使他思想产生转变,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1956年9月在中国驻外使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冬回到国内。历任中共七机部一院委员、七O三所党委常委、所长等职。在长期从事国防科研期间,他与技术人员一道解决了多项重大技术关键,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成功地主持新型金属材料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火箭及卫星制造提供了材料保证,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代火箭材料工艺研究人才。
文革期间,航天材料研究所所长的姚桐斌,多次同干部商量避免生产停顿,但无济于事。姚桐斌不愿意随波逐流,每天坚持到办公室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说: “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 然而,“文革”没有给这位善良的、一心效力于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家“大干一场”的机会。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武斗,姚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里,但他惦念孩子,还是回家了。就在这一刻,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人闯进家来,高呼着“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口号,拳打脚踢将他推出门外。在拖往“总部”途中,两个狠心的家伙——七机部下属二一一厂炊事员高某,以及从七机部在永定路下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用他们砍骨头、抡榔头的手,各执一根钢管,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姚桐斌头冒鲜血,不省人事。但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姚桐斌光着一只脚被他们架到“总部”,继续拷问……下午3时许,中国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被折磨至死。
姚桐斌,应该是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从电视上的照片能看出来,从他妻子的描述中也
能感觉到。在电视里面看着他的妻子描述谈起他在七七事变看到日机轰炸轮船萌生的家国
之恨,当初他意气风发的满腔报国之志,得知国内解放后的热血沸腾,还有 “我愿随他
到天涯海角”浪漫和无悔,不禁泪满双眶。
此外,发明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的育秧盆文革中曾被揪斗他的造反派砸碎
。。。。。。
这个单子可以列很长很长,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记录下来。
这些反冒进派、秋后算帐派、小脚女人、右倾分子、白专典型、逍遥派、翻案分子、臭老
九,反动学术权威们,能够从反右,文革等等重重浩劫中活下来,并且在种种干扰下还取
得了很多科技进步,确实是奇迹。只是,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有人会无耻地拿
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压力,排除干扰做出来的成果,来证明毛时代文革的“成果”
!
我不禁想问,如果没有这些破坏,这些干扰,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会不会更多,更好?
T62: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飞机歼教-1的总设计师徐XX(中学看《航空知识》知道的,名字记不太清了)就是在文革中被整死的。
在一期《夕阳红》电视节目中,主角是云南一个在运动中被打成叛徒的人,在经过无休止的审问后触电自杀未遂,两只胳膊被截肢。全家7、8口人只有老伴打临工的收入,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疯了(因为他爸爸是"叛徒",在学校饱受歧视),两个读书极好的女儿因为家穷,只好辍学。从被打成叛徒到平反用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今天,生活仍很清贫。
在近几年福建一次清理超期羁押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被关了二十八年。因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八年前文革中有一次有人说他私藏了台蒋的空飘传单。几年后,办他的案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犯了什么罪,但就这样一天被关下去。到清超人员发现他时,他已基本丧失语言能力,完全无法与人交流,生活不能自理。在寻找他家属的两年内,他只能住在精神病院。
老毛时代真好啊!!!
评《有关“三年灾害饿死三千万人”纯属虚构》[推荐]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很实在,驳斥大灾荒里饿死三千万人的结论用了所谓“普通大陆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普通大陆人的感觉”是啥?我也无权代表普通大陆人来同意或否定作者的立论,不过我相信作者和他认识的“普通大陆人”并没有经历过所谓“自然灾害”,因此他说的“普通大陆人的感觉”也就只能代表他自己或他认识的那些没有经历过“自然灾害”的“普通大陆人”的感觉,绝不能代表普通经历过困难时期的大陆人的切肤感受。
说大饥荒时期死亡三千万人不仅见于海外文献,也见于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局)这样的大陆出版的书中。近年来,官方也逐渐开放有关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官方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据是二千万人。丁抒依据之前的官方不完全公布的数据所作的保守估计是二千五百一十万人(参见<丁抒《人祸. 第九章“饿神州遍野哀鸿”p201》)。
其实,作者有什么话不如直说,何必转弯抹角地的去驳三千万人这个数字,而且美其名曰:感觉。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的本意是想用可能不准确的数字去驳“自然灾害”饿死大量人的事实。轻轻松松一个感觉,就可以把一场亘古仅见的人祸一笔勾消,欺人乎?欺天乎?
1960--1962的三年大饥荒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直接后果。造成这一后果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人民公社化时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村余粮吃完,以至于进一步吃光种子粮;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调动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农忙时去大炼钢铁,使最需要抢收的粮食烂在地里。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时曾批判了老农的反对密植,结果老农的意见无人去听。当1959年春耕来临的时候,农民既无积级性,又无气力去耕种。由于1959年秋收的减产,农民更加没气力去耕种,造成后来两年里的恶性循环。
我无权代表普通大陆人说话。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大陆人,至少在经历过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感受或者如作者所说的“感觉”上,比作者或那些没有体验过“自然灾害”的人更有发言权。
记得1958年秋天,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老师带领全班参观成都市西郊茶店子公社。参观时社员们正在吃午饭。好家伙!只看见一个大木桶装满了大米饭,大桶旁边是一桶一桶的菜和汤,记得有“回锅肉”,“蛋花汤”,香喷喷的,看得我们小学生口水直流。最使人振奋的是,家家都从自家屋里端出脸盆一类大型容器,随便往里面舀菜舀饭。我和几个小学生就向班主任提出了这样一个很天真的问题:“现在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全国人民就吃得这么好!就能随便乱吃,共产主义实现了是啥样子啊?”,老师怎样回答已经记不起了,然而当时大家那种兴奋,那种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却记忆犹新。
好景不长,当1959年来临之时,所有粮食都严格定了量,生活开始变得严峻起来。在我的记忆中,1956年以前,日子还过得不错,但从1957年起,猪肉的供应首先出现了紧张。1957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彻夜排队购买猪肉,以后两年的春节都要守夜排班买猪肉,不过还没有在日常生活里明显感到主食不够吃。可是1959年的粮食定量供应,却使得人人都得收紧肚皮来吃饭了。
1959年的端午节,是我永生难忘的节日。那一天,我已经三天粒米不沾。原来是我在公共食堂的饭票在最后几天掉了,我怕父母把他们有限的定量分给我,于是就决定炼炼“饿功”,以为坚持饿几天熬过月底就能领上新的饭票。
那天中午,在学校集合准备散学之际,觉得身体轻飘飘地,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实在是在这三天中,不仅粒米未沾,甚至连菜也没吃,因为菜票也随饭票一起掉了,只喝了几杯清水。我想我这个被迫的“绝食”,绝对不比学生二哥的自愿“绝食”更假,至少我没有偷吃东西,因为没有东西让我去偷来吃,也没有让白大褂给抬上救护车送医院打葡萄
糖针。我飘飘摇回家里,却发现母亲正在为我煮着一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鸡蛋,这算是那年端午盛会的庆祝品。母亲见我脸色苍白,忙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支支吾吾地说不是,一边接过母亲的鸡蛋,把它狼吞虎咽地塞进咀里。母亲这才发觉我是饿坏了,忙把她从食堂里端回来的饭倒给我,催我吃。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还记得那时我的狼狈样子,还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家里。
第二年的春天,我正上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初中学生去东郊大面公社参加为期半个月的“支农”活动。这是大饥荒中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的定量又比1959年有所减少,全年只在春节前配给过一次肉(一斤),定量的粮食主要由红薯组成。我们在农村劳动期间,全靠学校拉去的红薯、大米和叫住“厚皮菜”的渡荒菜。每顿都以稀稀的红薯厚皮菜粥补充能量,学生们实在饿得没有多少气力去干活。这顿才吃完,就又掂着下一顿,食欲特好。
最令大家奇怪的是,虽然中学生号称“支农”,但田里竟未发现一个农民在劳动,整整半个月都如此。后来我们发觉,学校把学生在地里挖的东西偷偷运回校让老师们分了,反正农民也没气力来监督。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的仓库里半夜遇“盗”,几个高年级同学与体育老师把“小偷”抓了。一审,才知道三个小偷全是当地农民。这几个农民听说城里头来的人带了米菜到仓库里住,就来夜袭粮草。当然,如果不是我们带米菜来,这座仓库已是空空如也,这些人是不会来袭击它的。我们带来的东西自然是“重兵”捍卫,何况这些“小偷”全是嬴兵,能成功占领“乌巢”吗?(官渡之战中,曹操偷袭袁绍的粮草处)。
连续几日,每当我们出工时,都看见路边卧着人,有时一个,有时两三个。老师叫大家别靠近,说是饿死的尸体要传染病。
川西平原自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历史上从未记载过有大的天灾。几千年来人民就在这遍土地上不用花多少气力就能收获农产品,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呢?后来一次下乡中,一位贫下中农偷偷告诉我,是因为1958年把种子粮吃光了,地里没东西种下去。又兼社队干部一味向上胡夸“高产”,种出的东西也全部上缴公粮去充胡夸出来的数字,所以农民索性就磨洋工,不干活,结果就出现了大歉收。
应该说,我所看到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这些农村靠近大城市。至于四川边远地区,情况就更严重了。我有两位大学同学,一位来自宜宾地区高县的一个小镇,他亲自看见了有作父母的煮自己的婴儿来吃;另一位来自泸州,按说还是川南富庶地区,而且他还不是在农村的生活,可是他吃过白鳝泥(观音土,学名高岭土)。
四川最严重的地方是荣经县,据说饿死的人是全省之最。我的两位未见过面生活在川南农村中的二伯和四伯、婶娘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就在那场“自然灾害”中饿死。
虽然我没听说过大城市里有直接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间接饿死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普遍流行水肿病和黄疸性肝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成员患有不同程度的水肿,有些患严重黄疸病的,患严重水肿病的就这样死了。青少年中患水肿病的要少一些,但因为在发育时期缺乏必要的营养,使得我们那一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不良。
当然,四川由于李井泉同志的“活学活用”,与安徽河南并称灾害最重的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要轻一些,比较好的地区是江浙与陕西与新疆。初中时,经常听说某某学生跑新疆去了,某某女生嫁陕西去了。
大灾荒给全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不是用任何“感觉”与所谓“推理”能一笔勾消得了的。饿死三千万人或两千万人在有些人看来其实都一回事。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一颗红彤彤“爱”国心。三千万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他们喊累了“爱”国口号以后,又来玩一种新鲜的数字游戏而已。
然而,历史的记录,血泪的记忆,就能如此这般阉割了吗?
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粉饰罪行呢?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很实在,驳斥大灾荒里饿死三千万人的结论用了所谓“普通大陆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普通大陆人的感觉”是啥?我也无权代表普通大陆人来同意或否定作者的立论,不过我相信作者和他认识的“普通大陆人”并没有经历过所谓“自然灾害”,因此他说的“普通大陆人的感觉”也就只能代表他自己或他认识的那些没有经历过“自然灾害”的“普通大陆人”的感觉,绝不能代表普通经历过困难时期的大陆人的切肤感受。
说大饥荒时期死亡三千万人不仅见于海外文献,也见于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局)这样的大陆出版的书中。近年来,官方也逐渐开放有关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资料,官方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据是二千万人。丁抒依据之前的官方不完全公布的数据所作的保守估计是二千五百一十万人(参见<丁抒《人祸. 第九章“饿神州遍野哀鸿”p201》)。
其实,作者有什么话不如直说,何必转弯抹角地的去驳三千万人这个数字,而且美其名曰:感觉。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的本意是想用可能不准确的数字去驳“自然灾害”饿死大量人的事实。轻轻松松一个感觉,就可以把一场亘古仅见的人祸一笔勾消,欺人乎?欺天乎?
1960--1962的三年大饥荒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直接后果。造成这一后果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人民公社化时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村余粮吃完,以至于进一步吃光种子粮;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调动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农忙时去大炼钢铁,使最需要抢收的粮食烂在地里。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时曾批判了老农的反对密植,结果老农的意见无人去听。当1959年春耕来临的时候,农民既无积级性,又无气力去耕种。由于1959年秋收的减产,农民更加没气力去耕种,造成后来两年里的恶性循环。
我无权代表普通大陆人说话。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大陆人,至少在经历过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感受或者如作者所说的“感觉”上,比作者或那些没有体验过“自然灾害”的人更有发言权。
记得1958年秋天,正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老师带领全班参观成都市西郊茶店子公社。参观时社员们正在吃午饭。好家伙!只看见一个大木桶装满了大米饭,大桶旁边是一桶一桶的菜和汤,记得有“回锅肉”,“蛋花汤”,香喷喷的,看得我们小学生口水直流。最使人振奋的是,家家都从自家屋里端出脸盆一类大型容器,随便往里面舀菜舀饭。我和几个小学生就向班主任提出了这样一个很天真的问题:“现在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全国人民就吃得这么好!就能随便乱吃,共产主义实现了是啥样子啊?”,老师怎样回答已经记不起了,然而当时大家那种兴奋,那种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却记忆犹新。
好景不长,当1959年来临之时,所有粮食都严格定了量,生活开始变得严峻起来。在我的记忆中,1956年以前,日子还过得不错,但从1957年起,猪肉的供应首先出现了紧张。1957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彻夜排队购买猪肉,以后两年的春节都要守夜排班买猪肉,不过还没有在日常生活里明显感到主食不够吃。可是1959年的粮食定量供应,却使得人人都得收紧肚皮来吃饭了。
1959年的端午节,是我永生难忘的节日。那一天,我已经三天粒米不沾。原来是我在公共食堂的饭票在最后几天掉了,我怕父母把他们有限的定量分给我,于是就决定炼炼“饿功”,以为坚持饿几天熬过月底就能领上新的饭票。
那天中午,在学校集合准备散学之际,觉得身体轻飘飘地,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实在是在这三天中,不仅粒米未沾,甚至连菜也没吃,因为菜票也随饭票一起掉了,只喝了几杯清水。我想我这个被迫的“绝食”,绝对不比学生二哥的自愿“绝食”更假,至少我没有偷吃东西,因为没有东西让我去偷来吃,也没有让白大褂给抬上救护车送医院打葡萄
糖针。我飘飘摇回家里,却发现母亲正在为我煮着一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鸡蛋,这算是那年端午盛会的庆祝品。母亲见我脸色苍白,忙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支支吾吾地说不是,一边接过母亲的鸡蛋,把它狼吞虎咽地塞进咀里。母亲这才发觉我是饿坏了,忙把她从食堂里端回来的饭倒给我,催我吃。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还记得那时我的狼狈样子,还埋怨我为什么不早告诉家里。
第二年的春天,我正上初中一年级,学校组织初中学生去东郊大面公社参加为期半个月的“支农”活动。这是大饥荒中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的定量又比1959年有所减少,全年只在春节前配给过一次肉(一斤),定量的粮食主要由红薯组成。我们在农村劳动期间,全靠学校拉去的红薯、大米和叫住“厚皮菜”的渡荒菜。每顿都以稀稀的红薯厚皮菜粥补充能量,学生们实在饿得没有多少气力去干活。这顿才吃完,就又掂着下一顿,食欲特好。
最令大家奇怪的是,虽然中学生号称“支农”,但田里竟未发现一个农民在劳动,整整半个月都如此。后来我们发觉,学校把学生在地里挖的东西偷偷运回校让老师们分了,反正农民也没气力来监督。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的仓库里半夜遇“盗”,几个高年级同学与体育老师把“小偷”抓了。一审,才知道三个小偷全是当地农民。这几个农民听说城里头来的人带了米菜到仓库里住,就来夜袭粮草。当然,如果不是我们带米菜来,这座仓库已是空空如也,这些人是不会来袭击它的。我们带来的东西自然是“重兵”捍卫,何况这些“小偷”全是嬴兵,能成功占领“乌巢”吗?(官渡之战中,曹操偷袭袁绍的粮草处)。
连续几日,每当我们出工时,都看见路边卧着人,有时一个,有时两三个。老师叫大家别靠近,说是饿死的尸体要传染病。
川西平原自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历史上从未记载过有大的天灾。几千年来人民就在这遍土地上不用花多少气力就能收获农产品,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呢?后来一次下乡中,一位贫下中农偷偷告诉我,是因为1958年把种子粮吃光了,地里没东西种下去。又兼社队干部一味向上胡夸“高产”,种出的东西也全部上缴公粮去充胡夸出来的数字,所以农民索性就磨洋工,不干活,结果就出现了大歉收。
应该说,我所看到的情况还算好的,因为这些农村靠近大城市。至于四川边远地区,情况就更严重了。我有两位大学同学,一位来自宜宾地区高县的一个小镇,他亲自看见了有作父母的煮自己的婴儿来吃;另一位来自泸州,按说还是川南富庶地区,而且他还不是在农村的生活,可是他吃过白鳝泥(观音土,学名高岭土)。
四川最严重的地方是荣经县,据说饿死的人是全省之最。我的两位未见过面生活在川南农村中的二伯和四伯、婶娘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就在那场“自然灾害”中饿死。
虽然我没听说过大城市里有直接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间接饿死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普遍流行水肿病和黄疸性肝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成员患有不同程度的水肿,有些患严重黄疸病的,患严重水肿病的就这样死了。青少年中患水肿病的要少一些,但因为在发育时期缺乏必要的营养,使得我们那一代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不良。
当然,四川由于李井泉同志的“活学活用”,与安徽河南并称灾害最重的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要轻一些,比较好的地区是江浙与陕西与新疆。初中时,经常听说某某学生跑新疆去了,某某女生嫁陕西去了。
大灾荒给全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不是用任何“感觉”与所谓“推理”能一笔勾消得了的。饿死三千万人或两千万人在有些人看来其实都一回事。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一颗红彤彤“爱”国心。三千万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他们喊累了“爱”国口号以后,又来玩一种新鲜的数字游戏而已。
然而,历史的记录,血泪的记忆,就能如此这般阉割了吗?
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粉饰罪行呢?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实事求是分析“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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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俺的故乡,沿河边蜿蜒十数里,有一条不大不小的黄土道,凸起如铁路路基。道路有时遇沟而断,或有几根从沟底拔地而起的水泥残柱,或有半截未完成的桥梁,满是苍苔水锈,演示着岁月的无情侵蚀。
县档案室的老人说,这是当年大跃进时轰轰烈烈上马的工程,说是要修铁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调整整顿,压缩基建规模,不得不下马。这一下马,便再无重建的机会。如今家乡早通了火车,走的却是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小镇。这条路荒废至今,完全未派上用场,只有那些断梁残柱,默默地为一段历史作见证。
这条路的兴建,持续了一年多。它已完成的部分,当年不仅算了产值,计入了增长速度之中,而且还披红戴绿、敲锣打鼓的向党中央报过喜。随后工程下马,道路荒废。按一般统计规范,以前既然将它计入产值,算了国民收入,则后来废弃之时,就应当作为资本损失,冲减后来年份的产值和国民收入。当俺就这一点,请教统计局的老同志时,他一楞:“当年哪个管这个!产值产值,顾名思义,就是本年生产的价值,不虚报就很好了,还冲减麽个子资本损失。那时我没听到有这个说法。”
俺再问:“既然不从后来的产值中冲减,那现在统计中的1958年产值,是不是刨去了这个工程呢?”。他回答:“没听说。那时只核实了虚报的粮食产量。这个不算虚报,又不知道是暂时下马还是永久废弃,哪个去调它?”
这样子的统计水分,恐怕以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尤为严重。按统计口径规定,本年生产的全部产品,包括在建固定资产,以及尚未卖出而加入库存的产品等等,都要计算产值和国民收入,这在中国和西方的统计中都一样,没啥区别。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旦遇到在建固定资产意外毁弃、或不得不处理库存时,都会计算资本损失,冲减收入和利润。此损失在汇总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DP)时,也是从中刨去了的。
在这方面,资本家企业主唯利是图,为了减税,计算起资本损失来不遗余力,不惜拿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找,可谓捐滴不漏。计划经济则恰恰相反,管企业的都是官,产值是考核指标,利润动机极弱,没什么人在乎资本损失,倒是产值报越高越好。
由于这个原因,计划经济中增长1%,与市场经济中增长1%,并不完全可比。前者常是花里胡哨,虚头不少,外表漂亮,里实遭糠;后者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往往货真价实,多得实惠。这种经济实效方面的差距,当增长平稳的时候,或许还不大。一旦计划经济出现剧烈波动,项目上马下马频繁,资本损失变得显著了,这时候谈计划经济的增长率,就不能不特别的谨慎。
不幸的是,中国在从1949到1979这三十年期间,经济波动之剧,世所罕见。本来,1958年前,毛泽东不直接插手经济事务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尚称稳健,速度也不低。没料想毛泽东对此却很不高兴。为了发挥他赶英超美的奇思妙想,不惜耍手腕*迫周恩来提出辞职再挽留,既杀鸡儆猴,又顺势夺取经济指挥大权,掀起了一场歇丝底里的全民大狂热。结果,1961年社会总产值下降34%,1962年再降10%,倒是创造了经济大跃退的世界奇迹,其间高达两千万的非正常死亡,更创造了二十世纪世界之最。
面对千万饿死冤魂,毛泽东不得不拱手交出经济指挥大权,退居二线,终日懒床,跟女服务员吵架斗嘴呕气去也。灾星闭关不管事,国民经济也就开始逐渐恢复生气。经过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人数年调理,经济重新步入轨道,至1965年已大致出现全面增长的起飞势头。偏偏毛泽东又不甘寂寞了,他发动了举世闻名、史无前例、至今仍被毛派们津津乐道缅怀不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连续两年大衰退:1967年生产下降10%,1968年再下降5%。除此之外,无数项目停工,设备锈蚀,工程报废,资本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报废的工程,仍然算在毛时代的经济成就中,没有人想到将其从国民收入中除去。
从1966到1976年,整个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就象患了疟疾一样,大打摆子。两年经济衰退之后,1969年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速度高达25%。同时毛泽东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财政经济管理权限大幅下放给地方,削弱了中央综合平衡能力,各地大肆投资,经济过热,以致1970年增长率仍在24%居高不下。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导致原材料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此即所谓一放就乱,无法持久。于是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逐年下滑,1972年降低到只有4.5%。以后就象打摆子一样,一年奇高,一年又奇低:1973年增长率涨到8.6%,74年却跌到仅1.9%,在邓小平整顿下,75年增长率上升到11%, 76年毛泽东打倒邓小平,增长率又跌落至仅1.4%。
在中国这样靠高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增长率隔一年就降低只有 1-2%的水平,是极不正常的事情。扣除经济波动带来的资本损失后,这实际上相当于零增长甚至轻微负增长。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61-62年和1967-68年的经济崩溃。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邓小平,称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显然是有根据的。
可笑今天为文革翻案的左派们,连这点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敢承认。只能玩弄花招,将25%的高峰增长率与负10%的大衰退平均平均,然后两眼一瞪,说道:这不是还有7%的增长率吗?于是得胜还朝,洋洋得意地宣称,所谓“崩溃的边缘”是个大谎言。照这种逻辑,大概60年代初的大衰退大灾荒也是不存在的――将61-62年的负增长与前三年的增长率一平均,不是也有4-5%的增长吗?怎么能说是衰退呢?
俺已经说过,由于大起大落所导致巨额资本损失,这种平均增长率的水分极大,可能大大高于实际的经济增长。有意思的是,就算用如此夸大了的增长率来计算经济成就,也不能证明某些文革派所吹嘘的,文革时期或毛时期的增长率创造了“世界奇迹”。请看下表: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 ====================================
社会 工业 国民 职工平 居民消费水平时期
总产值 总产值 收入 均工资 农村 城镇
56-66 6.46 10.3 4.66 -0.31 1.29 1.34
66-76 6.79 8.8 4.95 -0.14 1.48 3.30
76-86 10.59 11.8 9.10 8.14 7.32 5.1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不难看出,文革时期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充其量也只是与曾经发生大灾荒的1956-66年持平,其工业发展速度甚至还低于后者,根本没有什么好吹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5%,不仅远远低于后来的邓小平时代,也比不上同时代的东亚邻国和台湾。如果这样的中等增长也可以吹成奇迹,则毛泽东的奇迹似乎也太便宜了一点儿。
最说明问题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动。文革时期连同其前十年,职工平均工资不仅没涨,反而持续下降。即使加上各项福利,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才有3%的低速增长。农民更惨,消费水平只有1.5%的些微提高,辛辛苦苦三十年,到1976年仍有两亿五千多万农民食不裹腹,衣不保暖,挣扎在温饱线以下。过来人回忆文革时期的困苦情形,至此完全从统计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既然经济发展了,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没提高?拥毛人士回答说,前人载树,后人乘凉,当时人民都勒紧裤腰带积累了,才挣下了邓小平时代高速增长的家底。如果此说为真,毛时代的积累率应当大大高于以后才是。实情如何呢?我们还是用统计数据来说话:
各个时期的积累和消费占国民收入比率 =============================================
积累率(%) 消费率(%) ---------------------------------------------
1952-57 24.2 75.8 1958-62 30.8 69.2
1963-65 22.7 77.3 1966-70 26.3 73.7
1971-75 33.0 67.0 1976-80 33.2 66.8
1980-85 31.2 68.7 1986-90 34.3 65.7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显而易见,毛时代的积累率通常只有25-30%左右,不仅不高,反而低于毛后时代的30-35%。拥毛人士特别喜欢引用的积累一说,完全无法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事实上,前三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无法用高积累来说明。依俺看,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实际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在毛泽东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的瞎折腾下,多少工程上马了又下马?多少不合需要的产品生产了又丢?折腾来折腾去,有多少被当官的浪费了的“学费”,没有使人民得到实惠,却始终鱼目混珠于增长数字中,为那个时代硬充着门面?
回顾前三十年,即使按照充满水分的平均增长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只不过是平平庸庸的中速增长,完全无法与毛后时代辉煌灿烂的高速发展相比拟。扣除水分后,更是令人难堪的低速增长。人民生活改进的惊人缓慢,不少地方甚至日益贫困化,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到两亿五千多万,在在为此提供了映证。
如果毛时代有奇迹,那就是,在有毛泽东这样的经济灾星不断干扰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没有变得更糟,而是在艰难而缓慢地成长着。虽然比不上同时崛起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比起那些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取得成就,也可以算是相当不错了。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科技成就的取得,更是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也就因为这些,某些拥毛人士,便贪天之功为毛有,拿这些成就来为那个时代的主宰毛泽东评功摆好了。
可惜历史的真实轨迹,却给我们提供了极有讽刺意味的图景。发明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的育秧盆,文革中就曾被揪斗他的造反派砸碎。当他望碎片流泪的时候,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文革派会无耻地拿他当时顶着压力做的成果,来证明文化大革命好!就象袁隆平一样,真正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大多是那些被毛泽东批判过的反冒进派、秋后算帐派、小脚女人、右倾分子、白专典型、逍遥派、翻案分子、臭老九们,以及广大缺乏毛所谓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老百姓们。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他们,排除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激进运动的干扰,于千辛万苦中艰难备至艰苦卓绝忍辱负重地干出来的。没有毛泽东这个大灾星对经济的干扰破坏,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所能取得的成就何止于此?
有时候,听到那些“贪天之功为毛有”的言论,俺很是惊异于他们的浅薄无知或是卑鄙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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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俺的故乡,沿河边蜿蜒十数里,有一条不大不小的黄土道,凸起如铁路路基。道路有时遇沟而断,或有几根从沟底拔地而起的水泥残柱,或有半截未完成的桥梁,满是苍苔水锈,演示着岁月的无情侵蚀。
县档案室的老人说,这是当年大跃进时轰轰烈烈上马的工程,说是要修铁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调整整顿,压缩基建规模,不得不下马。这一下马,便再无重建的机会。如今家乡早通了火车,走的却是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小镇。这条路荒废至今,完全未派上用场,只有那些断梁残柱,默默地为一段历史作见证。
这条路的兴建,持续了一年多。它已完成的部分,当年不仅算了产值,计入了增长速度之中,而且还披红戴绿、敲锣打鼓的向党中央报过喜。随后工程下马,道路荒废。按一般统计规范,以前既然将它计入产值,算了国民收入,则后来废弃之时,就应当作为资本损失,冲减后来年份的产值和国民收入。当俺就这一点,请教统计局的老同志时,他一楞:“当年哪个管这个!产值产值,顾名思义,就是本年生产的价值,不虚报就很好了,还冲减麽个子资本损失。那时我没听到有这个说法。”
俺再问:“既然不从后来的产值中冲减,那现在统计中的1958年产值,是不是刨去了这个工程呢?”。他回答:“没听说。那时只核实了虚报的粮食产量。这个不算虚报,又不知道是暂时下马还是永久废弃,哪个去调它?”
这样子的统计水分,恐怕以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尤为严重。按统计口径规定,本年生产的全部产品,包括在建固定资产,以及尚未卖出而加入库存的产品等等,都要计算产值和国民收入,这在中国和西方的统计中都一样,没啥区别。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旦遇到在建固定资产意外毁弃、或不得不处理库存时,都会计算资本损失,冲减收入和利润。此损失在汇总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DP)时,也是从中刨去了的。
在这方面,资本家企业主唯利是图,为了减税,计算起资本损失来不遗余力,不惜拿放大镜一点一点地找,可谓捐滴不漏。计划经济则恰恰相反,管企业的都是官,产值是考核指标,利润动机极弱,没什么人在乎资本损失,倒是产值报越高越好。
由于这个原因,计划经济中增长1%,与市场经济中增长1%,并不完全可比。前者常是花里胡哨,虚头不少,外表漂亮,里实遭糠;后者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往往货真价实,多得实惠。这种经济实效方面的差距,当增长平稳的时候,或许还不大。一旦计划经济出现剧烈波动,项目上马下马频繁,资本损失变得显著了,这时候谈计划经济的增长率,就不能不特别的谨慎。
不幸的是,中国在从1949到1979这三十年期间,经济波动之剧,世所罕见。本来,1958年前,毛泽东不直接插手经济事务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尚称稳健,速度也不低。没料想毛泽东对此却很不高兴。为了发挥他赶英超美的奇思妙想,不惜耍手腕*迫周恩来提出辞职再挽留,既杀鸡儆猴,又顺势夺取经济指挥大权,掀起了一场歇丝底里的全民大狂热。结果,1961年社会总产值下降34%,1962年再降10%,倒是创造了经济大跃退的世界奇迹,其间高达两千万的非正常死亡,更创造了二十世纪世界之最。
面对千万饿死冤魂,毛泽东不得不拱手交出经济指挥大权,退居二线,终日懒床,跟女服务员吵架斗嘴呕气去也。灾星闭关不管事,国民经济也就开始逐渐恢复生气。经过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人数年调理,经济重新步入轨道,至1965年已大致出现全面增长的起飞势头。偏偏毛泽东又不甘寂寞了,他发动了举世闻名、史无前例、至今仍被毛派们津津乐道缅怀不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直接后果,是中国经济再次出现连续两年大衰退:1967年生产下降10%,1968年再下降5%。除此之外,无数项目停工,设备锈蚀,工程报废,资本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报废的工程,仍然算在毛时代的经济成就中,没有人想到将其从国民收入中除去。
从1966到1976年,整个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就象患了疟疾一样,大打摆子。两年经济衰退之后,1969年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速度高达25%。同时毛泽东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财政经济管理权限大幅下放给地方,削弱了中央综合平衡能力,各地大肆投资,经济过热,以致1970年增长率仍在24%居高不下。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导致原材料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此即所谓一放就乱,无法持久。于是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逐年下滑,1972年降低到只有4.5%。以后就象打摆子一样,一年奇高,一年又奇低:1973年增长率涨到8.6%,74年却跌到仅1.9%,在邓小平整顿下,75年增长率上升到11%, 76年毛泽东打倒邓小平,增长率又跌落至仅1.4%。
在中国这样靠高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增长率隔一年就降低只有 1-2%的水平,是极不正常的事情。扣除经济波动带来的资本损失后,这实际上相当于零增长甚至轻微负增长。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其严重程度仅次于1961-62年和1967-68年的经济崩溃。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邓小平,称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显然是有根据的。
可笑今天为文革翻案的左派们,连这点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敢承认。只能玩弄花招,将25%的高峰增长率与负10%的大衰退平均平均,然后两眼一瞪,说道:这不是还有7%的增长率吗?于是得胜还朝,洋洋得意地宣称,所谓“崩溃的边缘”是个大谎言。照这种逻辑,大概60年代初的大衰退大灾荒也是不存在的――将61-62年的负增长与前三年的增长率一平均,不是也有4-5%的增长吗?怎么能说是衰退呢?
俺已经说过,由于大起大落所导致巨额资本损失,这种平均增长率的水分极大,可能大大高于实际的经济增长。有意思的是,就算用如此夸大了的增长率来计算经济成就,也不能证明某些文革派所吹嘘的,文革时期或毛时期的增长率创造了“世界奇迹”。请看下表: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 ====================================
社会 工业 国民 职工平 居民消费水平时期
总产值 总产值 收入 均工资 农村 城镇
56-66 6.46 10.3 4.66 -0.31 1.29 1.34
66-76 6.79 8.8 4.95 -0.14 1.48 3.30
76-86 10.59 11.8 9.10 8.14 7.32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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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不难看出,文革时期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充其量也只是与曾经发生大灾荒的1956-66年持平,其工业发展速度甚至还低于后者,根本没有什么好吹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5%,不仅远远低于后来的邓小平时代,也比不上同时代的东亚邻国和台湾。如果这样的中等增长也可以吹成奇迹,则毛泽东的奇迹似乎也太便宜了一点儿。
最说明问题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动。文革时期连同其前十年,职工平均工资不仅没涨,反而持续下降。即使加上各项福利,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才有3%的低速增长。农民更惨,消费水平只有1.5%的些微提高,辛辛苦苦三十年,到1976年仍有两亿五千多万农民食不裹腹,衣不保暖,挣扎在温饱线以下。过来人回忆文革时期的困苦情形,至此完全从统计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既然经济发展了,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没提高?拥毛人士回答说,前人载树,后人乘凉,当时人民都勒紧裤腰带积累了,才挣下了邓小平时代高速增长的家底。如果此说为真,毛时代的积累率应当大大高于以后才是。实情如何呢?我们还是用统计数据来说话:
各个时期的积累和消费占国民收入比率 =============================================
积累率(%) 消费率(%) ---------------------------------------------
1952-57 24.2 75.8 1958-62 30.8 69.2
1963-65 22.7 77.3 1966-70 26.3 73.7
1971-75 33.0 67.0 1976-80 33.2 66.8
1980-85 31.2 68.7 1986-90 34.3 65.7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显而易见,毛时代的积累率通常只有25-30%左右,不仅不高,反而低于毛后时代的30-35%。拥毛人士特别喜欢引用的积累一说,完全无法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事实上,前三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无法用高积累来说明。依俺看,主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实际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在毛泽东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的瞎折腾下,多少工程上马了又下马?多少不合需要的产品生产了又丢?折腾来折腾去,有多少被当官的浪费了的“学费”,没有使人民得到实惠,却始终鱼目混珠于增长数字中,为那个时代硬充着门面?
回顾前三十年,即使按照充满水分的平均增长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只不过是平平庸庸的中速增长,完全无法与毛后时代辉煌灿烂的高速发展相比拟。扣除水分后,更是令人难堪的低速增长。人民生活改进的惊人缓慢,不少地方甚至日益贫困化,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到两亿五千多万,在在为此提供了映证。
如果毛时代有奇迹,那就是,在有毛泽东这样的经济灾星不断干扰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没有变得更糟,而是在艰难而缓慢地成长着。虽然比不上同时崛起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比起那些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我们在艰难困苦中取得成就,也可以算是相当不错了。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科技成就的取得,更是足以使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也就因为这些,某些拥毛人士,便贪天之功为毛有,拿这些成就来为那个时代的主宰毛泽东评功摆好了。
可惜历史的真实轨迹,却给我们提供了极有讽刺意味的图景。发明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的育秧盆,文革中就曾被揪斗他的造反派砸碎。当他望碎片流泪的时候,也许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文革派会无耻地拿他当时顶着压力做的成果,来证明文化大革命好!就象袁隆平一样,真正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大多是那些被毛泽东批判过的反冒进派、秋后算帐派、小脚女人、右倾分子、白专典型、逍遥派、翻案分子、臭老九们,以及广大缺乏毛所谓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老百姓们。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他们,排除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激进运动的干扰,于千辛万苦中艰难备至艰苦卓绝忍辱负重地干出来的。没有毛泽东这个大灾星对经济的干扰破坏,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所能取得的成就何止于此?
有时候,听到那些“贪天之功为毛有”的言论,俺很是惊异于他们的浅薄无知或是卑鄙无耻。
毛泽东和张春桥
晓哲 2003-12-25 2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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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家”张春桥:
毛泽东虽然自己从没有说他是思想家,但是,他内心一定不会否认这点,而这点也不会有人来否认。然而,毛长期以来并不认为党内可以荣膺这种头衔的人很多,他说:“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并不多,以致于让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多年。”这句话在1966年说的时候,指的是刘少奇,在1971年说的时候,则指的是陈伯达。可是,无论是1966年还是1971年毛泽东说起张春桥时,他都要说:春桥是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而长年随侍左右的康生至死不过是理论家。可见,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期许之深了。
张春桥早在五十年中期就已经对毛泽东的一些建国之后的想法开始做系统的研究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完《西行漫记》就决定跟着主席吃辣椒,干革命了。”张春桥本人从来不吃辣椒,但是,因为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张春桥居然练习吃辣椒,连上海滩的徐老三徐景贤都对张春桥的揣摩功夫表示由衷的佩服。后来,中央负责徐景贤专案的人员之一的张挺透露:张春桥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的时候,经常大段大段的背诵毛泽东讲话,在毛泽东两次莅临上海时,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近期上海和华东资产阶级思想动态报告之时,毛泽东对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印象非常深刻。事后,毛泽东对大区书记包括柯庆施和李井泉、王任重说:上海有一个秀才,叫张春桥,文章写的好,政治嗅觉敏锐,值得培养。
第一次庐山会议过后,毛泽东曾经对柯庆施说:秘书要选对,也不容易,这点上我不如你,小舟、李锐都反对我,张春桥就支持你。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张春桥的看法出现新的转变。认定这位山东秀才是无产阶级阵营的中坚力量了。
安亭事件处理结束后,毛泽东对左右说过:春桥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考虑无产阶级利益,而陶铸总是把老爷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党内也要各领风骚几百年嘛,这次春桥
就领了风骚嘛。而后,陶铸下台,江青奉命传达毛泽东的这部分讲话,党内高层终于看出了张春桥的份量。
而在文革成立之初,张春桥就一直不甘心只作一个陪衬,他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全局才能。特别是和谭震林、李先念的争执,虽然张本人体现了足够的领导经济的外行,但是,却得到毛泽东的一再肯定,1966年11月,毛泽东就谭震林和张春桥的意见对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震林同志是老资格,但是,也有经验主义,现在是三娘教子,还是子教三娘?我看是子教三娘。春桥的意见值得国务院考虑,为什么喜欢当官做老爷而不愿意下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呢?”李先念随后向张春桥道歉,取得了张的谅解,而谭震林自恃毛泽东对自己的宠眷未衰,断然拒绝了张向他投来的橄榄枝,于是,终于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张的足够报复。毛泽东曾经愤怒的指责谭震林:“你已经入党了几十年嘛,怎么办?你已经活了六十六岁了吗?怎么办?。”(这话是针对谭震林说自己不应该入党几十年,和活了六十多岁的说法)接着,毛泽东继续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
春桥提醒你,你为什么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毛泽东在1967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碰头会议上的讲话)老一辈的三老四帅就此彻底的明白了毛泽东对于张春桥的态度,但是,有些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请假检讨了。
然而,林彪集团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又一轮的打击就此重新展开。
林彪最初看重的是关锋,刘志坚、萧华倒了以后,林彪在论及总政治部的人选时,曾经指出:“罗荣桓以后,总政没有什么好人了,是庙小妖风大,谭政抵制我,也抵制其他军委领导,萧华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听罗瑞卿的,不听毛主席的,也不听我的。
总理的话他也不听。关锋同志一直是穿了军装的秀才是红秀才。”所以,在关锋的任命上,林彪一直赞同关出任副主任乃至将来出任主任。总政并不是林彪的地盘,而且,是林彪一直准备拿下的领地,多位总政主任并不是和林彪相处的非常融洽。林彪自己就讲过:我多年突出政治,以政治管军事,但是,总政总是和我唱对台戏,奇怪嘛。然而,直到林彪死前,总政的印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交给林彪。关锋的下场更是说明了这点,王关戚三人被捕是各有各的原因,而关锋的被捕和林彪的信任是有直接关系的,其中直接致命关锋的就是张春桥。
张春桥最早看出林彪准备拉拢王力、关锋进而拉拢陈伯达的意图的,中央文革内部一向山头林立,老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和代表各大区局的郭影秋等人倒了以后,就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和王关戚这几派了,其中戚本禹一直是追随江青的,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的排挤,戚本禹最终难逃厄运。而王力主要是攀附毛泽东、康生,王力的野心比较大,他是一向以邓小平、彭真等人自诩的,所以,很快失宠,但是,王力也是陈伯达赏识的人之一,王力垮台,陈伯达居然毫无办法,至于关锋,也是陈伯达的老部下之一,陈伯达以为林彪可以伸手,但是,关锋被捕,林彪有苦说不出,根本无法相援,而林彪、张春桥的结怨也由此而来。林彪对吴法宪等人说过:“不要小看了一些阴谋家,主席百年以后,他们要兴风作浪呢。”不巧的是这句话在后来的九届二中全会大区讨论时被吴法宪捅了出去,成为林彪打响反张春桥的总攻击令了。
毛泽东两次刻意的树立张春桥的权威。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天才的讨论,毛泽东首先把口风透给张,所以,才有了让吴法宪、许世友、李作鹏、韩先楚等人大发雷霆的那句“讽刺”一说,其后,韩先楚等大将因为和林彪无关被保护过关,而保护人竟然是张春桥。至于吴法宪等人自然是要追究幕后人物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事前除了江青、谢富治等极少数人知道,连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何况林彪呢。毛泽东打垮林彪是险胜,而且同林彪集团过早的暴露火力还有直接的关联。张春桥固然不是毛林翻脸的原因,但是,却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而在张春桥来说,借此打倒自己一直视为眼中钉的陈伯达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第二次是林彪死后,批判林彪。当时,周恩来、康生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是康生)的会议上和政治局打招呼会上都是强调的批左,批极左。但是,张春桥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大唱反调,说:反左不能没有界限,不能无限上纲,没有什么极左。只有极右。事后,凡是迎合周恩来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张春桥再次成为所谓真理的化身。其背后的直接授权人就是毛泽东。汪东兴曾经不无醋意的说起张春桥:“春桥同志理论水平很高,是我们党的诸葛亮呢。”
从九大到十大张春桥在毛泽东扶持之下,扶摇直上,虽然他的地位不过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实权非常可观,即使是名义上在他之前的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德生、王洪文等其实也不在他的眼中。最为说明问题的是,当华国锋将被委以重任之时,毛远新传达最高指示居然要华国锋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多和春桥商量着办。
毛泽东在得知张春桥写的“有感”一文之后,居然没有发火和恼怒,反而让江青去安慰张春桥,说起自己的难处,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居然迁就张春桥的牢骚,可见,张的炙手可热了。
张春桥之所以被毛泽东看重,除了紧跟以外和江青的美言,最为主要的是他是领会晚年毛泽东意图最为明确的一个人。后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华国锋是一个投机分子,迟早要断送主席的伟大革命成果的。”如果从结束文革浩劫的角度来看,张的评论自然是谬误的,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继续革命论来看,张还是很有预见的。此外,长沙告状的主谋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一直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根据后来汪东兴的回忆,张春桥多次对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其实比刘少奇、林彪更有可能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在后来出尔反尔的打倒邓小平时,提到了张春桥的这句名言。
张春桥被捕以后,李先念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主席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
晓哲 2003-12-25 2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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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家”张春桥:
毛泽东虽然自己从没有说他是思想家,但是,他内心一定不会否认这点,而这点也不会有人来否认。然而,毛长期以来并不认为党内可以荣膺这种头衔的人很多,他说:“我们党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并不多,以致于让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多年。”这句话在1966年说的时候,指的是刘少奇,在1971年说的时候,则指的是陈伯达。可是,无论是1966年还是1971年毛泽东说起张春桥时,他都要说:春桥是齐鲁豪杰之士,是我们党的难得的思想家。而长年随侍左右的康生至死不过是理论家。可见,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期许之深了。
张春桥早在五十年中期就已经对毛泽东的一些建国之后的想法开始做系统的研究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完《西行漫记》就决定跟着主席吃辣椒,干革命了。”张春桥本人从来不吃辣椒,但是,因为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张春桥居然练习吃辣椒,连上海滩的徐老三徐景贤都对张春桥的揣摩功夫表示由衷的佩服。后来,中央负责徐景贤专案的人员之一的张挺透露:张春桥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的时候,经常大段大段的背诵毛泽东讲话,在毛泽东两次莅临上海时,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近期上海和华东资产阶级思想动态报告之时,毛泽东对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印象非常深刻。事后,毛泽东对大区书记包括柯庆施和李井泉、王任重说:上海有一个秀才,叫张春桥,文章写的好,政治嗅觉敏锐,值得培养。
第一次庐山会议过后,毛泽东曾经对柯庆施说:秘书要选对,也不容易,这点上我不如你,小舟、李锐都反对我,张春桥就支持你。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张春桥的看法出现新的转变。认定这位山东秀才是无产阶级阵营的中坚力量了。
安亭事件处理结束后,毛泽东对左右说过:春桥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考虑无产阶级利益,而陶铸总是把老爷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党内也要各领风骚几百年嘛,这次春桥
就领了风骚嘛。而后,陶铸下台,江青奉命传达毛泽东的这部分讲话,党内高层终于看出了张春桥的份量。
而在文革成立之初,张春桥就一直不甘心只作一个陪衬,他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全局才能。特别是和谭震林、李先念的争执,虽然张本人体现了足够的领导经济的外行,但是,却得到毛泽东的一再肯定,1966年11月,毛泽东就谭震林和张春桥的意见对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震林同志是老资格,但是,也有经验主义,现在是三娘教子,还是子教三娘?我看是子教三娘。春桥的意见值得国务院考虑,为什么喜欢当官做老爷而不愿意下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呢?”李先念随后向张春桥道歉,取得了张的谅解,而谭震林自恃毛泽东对自己的宠眷未衰,断然拒绝了张向他投来的橄榄枝,于是,终于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张的足够报复。毛泽东曾经愤怒的指责谭震林:“你已经入党了几十年嘛,怎么办?你已经活了六十六岁了吗?怎么办?。”(这话是针对谭震林说自己不应该入党几十年,和活了六十多岁的说法)接着,毛泽东继续说:“你谭震林抓经济,抓农林我看也不高明,上个月的报告我看了,你还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没有纲举目张啊?我看没有啊。
春桥提醒你,你为什么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不愿意脱裤子嘛。”(毛泽东在1967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碰头会议上的讲话)老一辈的三老四帅就此彻底的明白了毛泽东对于张春桥的态度,但是,有些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请假检讨了。
然而,林彪集团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又一轮的打击就此重新展开。
林彪最初看重的是关锋,刘志坚、萧华倒了以后,林彪在论及总政治部的人选时,曾经指出:“罗荣桓以后,总政没有什么好人了,是庙小妖风大,谭政抵制我,也抵制其他军委领导,萧华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听罗瑞卿的,不听毛主席的,也不听我的。
总理的话他也不听。关锋同志一直是穿了军装的秀才是红秀才。”所以,在关锋的任命上,林彪一直赞同关出任副主任乃至将来出任主任。总政并不是林彪的地盘,而且,是林彪一直准备拿下的领地,多位总政主任并不是和林彪相处的非常融洽。林彪自己就讲过:我多年突出政治,以政治管军事,但是,总政总是和我唱对台戏,奇怪嘛。然而,直到林彪死前,总政的印信毛泽东也一直没有交给林彪。关锋的下场更是说明了这点,王关戚三人被捕是各有各的原因,而关锋的被捕和林彪的信任是有直接关系的,其中直接致命关锋的就是张春桥。
张春桥最早看出林彪准备拉拢王力、关锋进而拉拢陈伯达的意图的,中央文革内部一向山头林立,老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和代表各大区局的郭影秋等人倒了以后,就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和王关戚这几派了,其中戚本禹一直是追随江青的,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的排挤,戚本禹最终难逃厄运。而王力主要是攀附毛泽东、康生,王力的野心比较大,他是一向以邓小平、彭真等人自诩的,所以,很快失宠,但是,王力也是陈伯达赏识的人之一,王力垮台,陈伯达居然毫无办法,至于关锋,也是陈伯达的老部下之一,陈伯达以为林彪可以伸手,但是,关锋被捕,林彪有苦说不出,根本无法相援,而林彪、张春桥的结怨也由此而来。林彪对吴法宪等人说过:“不要小看了一些阴谋家,主席百年以后,他们要兴风作浪呢。”不巧的是这句话在后来的九届二中全会大区讨论时被吴法宪捅了出去,成为林彪打响反张春桥的总攻击令了。
毛泽东两次刻意的树立张春桥的权威。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天才的讨论,毛泽东首先把口风透给张,所以,才有了让吴法宪、许世友、李作鹏、韩先楚等人大发雷霆的那句“讽刺”一说,其后,韩先楚等大将因为和林彪无关被保护过关,而保护人竟然是张春桥。至于吴法宪等人自然是要追究幕后人物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事前除了江青、谢富治等极少数人知道,连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何况林彪呢。毛泽东打垮林彪是险胜,而且同林彪集团过早的暴露火力还有直接的关联。张春桥固然不是毛林翻脸的原因,但是,却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而在张春桥来说,借此打倒自己一直视为眼中钉的陈伯达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第二次是林彪死后,批判林彪。当时,周恩来、康生在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是康生)的会议上和政治局打招呼会上都是强调的批左,批极左。但是,张春桥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大唱反调,说:反左不能没有界限,不能无限上纲,没有什么极左。只有极右。事后,凡是迎合周恩来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张春桥再次成为所谓真理的化身。其背后的直接授权人就是毛泽东。汪东兴曾经不无醋意的说起张春桥:“春桥同志理论水平很高,是我们党的诸葛亮呢。”
从九大到十大张春桥在毛泽东扶持之下,扶摇直上,虽然他的地位不过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实权非常可观,即使是名义上在他之前的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德生、王洪文等其实也不在他的眼中。最为说明问题的是,当华国锋将被委以重任之时,毛远新传达最高指示居然要华国锋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多和春桥商量着办。
毛泽东在得知张春桥写的“有感”一文之后,居然没有发火和恼怒,反而让江青去安慰张春桥,说起自己的难处,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居然迁就张春桥的牢骚,可见,张的炙手可热了。
张春桥之所以被毛泽东看重,除了紧跟以外和江青的美言,最为主要的是他是领会晚年毛泽东意图最为明确的一个人。后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华国锋是一个投机分子,迟早要断送主席的伟大革命成果的。”如果从结束文革浩劫的角度来看,张的评论自然是谬误的,但是,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继续革命论来看,张还是很有预见的。此外,长沙告状的主谋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一直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根据后来汪东兴的回忆,张春桥多次对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其实比刘少奇、林彪更有可能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在后来出尔反尔的打倒邓小平时,提到了张春桥的这句名言。
张春桥被捕以后,李先念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张春桥就是政治局的‘恶霸’,他说的东西我们根本不敢反驳,也不容反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句话是他的,哪句话是主席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张春桥的关系。
我亲眼所见的文革武斗 ZT
本内容由[无花]发表于盛唐社区 http://www.s-tang.net
1966年文革开始,家住武汉的我刚刚十岁,停课闹革命,象我这些不够“革命年龄”的半大孩子虽不能参与,看热闹却是最方便最多的。虽然对当时的局势认知浅薄,却印象深刻。所以能作为局外见证人叙述一下感受。更高层次的评析文革,就是各位的事了。
文革时期的武斗据我所知,一般的起因大致如下:
各造反派组织大都以本厂区、本校区为据点,据点内设有广播站,播音内容基本上是相互攻击,并在大街上刷标语、贴大字报揭露对方如何如何,特大型的学生造反组织还办有报纸,以在舆论上占优,双方还时不时有街头辩论会,这即是所谓文攻;上述行动过程中有时也会大打出手,如有一方觉得仅此不足以击败对方且在武力上占优的话,就会组织攻打对方据点,一场大型武斗就由此而起。此其一。
其二,一方把自己要保的当权派或双方都要斗的当权派先抢到手,保护或押在据点内,另一方来抢人,或以其他事由组织围攻,这样也势必引起大武斗。
还有就是名气大的造反组织头头、笔头响的笔杆子触怒了对方,对方在武力占优的前提下来围攻据点,并点名抓人。
那时候,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看热闹瘾特别大,专程从汉口乘轮渡,到武昌校园区看辩论会、看大字报、看武斗。
校园内的红卫兵,一颗红心、革命到底,不怕流血牺牲、奋力抗暴;校园外的革命造反派,同样满怀革命决心、坚决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那一幕幕昼夜攻打厮杀的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也令人唏嘘不已。
尤其是一个夜晚,我们趴在校园围墙外的树上,看到红卫兵学生点燃篝火围在一起,有的受了伤,头上、臂上还缠着白色纱布,紧紧的手挽手肩并肩,悲声吟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高飞的大雁,请你慢慢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红卫兵战士想念亲人毛泽东”等流行歌曲,那情那景实在催人泪下。他们在没饭吃没水喝的“上甘岭”状况下,依然这么坚强地挺着。我们在树上都看得呆了、傻了,一声不吭,默默地望着他们......而这发生的一切的一切,双方至死都是执着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在“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真的是在“誓死捍卫”!
我们家巷子口正对面就是著名的 “工造总司”总部所在地,他们的女播音员朱*芳的家就住在我们巷内八号。工造总司被攻打那天,我们这条街及附近几条街都被进攻方封锁,巷子里隔几米就有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的人把守,居民一律不准外出行走,往窗外探头也被严厉禁止,说两次不听就冲进家揍人,平时多横的混混也不敢吱声。好在我们可以躲到楼顶露台上观战,看得到双方搏杀的部分情景,进攻方坚决往里冲,防守方砖头瓦块拼命往下砸,一片喊打喊杀声;冲进去后他们在楼道走廊内的搏斗更为激烈,长矛大刀相互对砍。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不断地播出严正声明、强烈抗议、还有鼓舞士气的语录歌;进攻方也调来广播车,武攻加文攻,重申围攻的理由,并警告对方必须投降。
双方反复争夺每一层楼,最后防守方终因寡不敌众,一层一层往上退;有人被俘了,拖到外面还被死命地打,有人跳楼了,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播音的姑娘朱*芳,还不满十八岁,依然坚定地念着抗议书,最后她死了,死在长矛下。我们和她的家人都是听到喇叭里传出一声惨叫,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大多数四十六、七岁以上的武汉人听了会回想得起,这就是武斗双方都有死伤的“6.24惨案”。这些大哥哥甚或是叔叔伯伯们都还健在,我认为指责他们似无必要。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我觉得多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局限,他们既有出于激情、出于忠心、出于虔诚的一面,也有出于无知、无奈、无辜的一面。争斗得死去活来的都是老百姓,都是老百姓的生命啊!
从历史的悲哀这个角度看文革,这就是我的认知决定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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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家住武汉的我刚刚十岁,停课闹革命,象我这些不够“革命年龄”的半大孩子虽不能参与,看热闹却是最方便最多的。虽然对当时的局势认知浅薄,却印象深刻。所以能作为局外见证人叙述一下感受。更高层次的评析文革,就是各位的事了。
文革时期的武斗据我所知,一般的起因大致如下:
各造反派组织大都以本厂区、本校区为据点,据点内设有广播站,播音内容基本上是相互攻击,并在大街上刷标语、贴大字报揭露对方如何如何,特大型的学生造反组织还办有报纸,以在舆论上占优,双方还时不时有街头辩论会,这即是所谓文攻;上述行动过程中有时也会大打出手,如有一方觉得仅此不足以击败对方且在武力上占优的话,就会组织攻打对方据点,一场大型武斗就由此而起。此其一。
其二,一方把自己要保的当权派或双方都要斗的当权派先抢到手,保护或押在据点内,另一方来抢人,或以其他事由组织围攻,这样也势必引起大武斗。
还有就是名气大的造反组织头头、笔头响的笔杆子触怒了对方,对方在武力占优的前提下来围攻据点,并点名抓人。
那时候,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看热闹瘾特别大,专程从汉口乘轮渡,到武昌校园区看辩论会、看大字报、看武斗。
校园内的红卫兵,一颗红心、革命到底,不怕流血牺牲、奋力抗暴;校园外的革命造反派,同样满怀革命决心、坚决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那一幕幕昼夜攻打厮杀的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也令人唏嘘不已。
尤其是一个夜晚,我们趴在校园围墙外的树上,看到红卫兵学生点燃篝火围在一起,有的受了伤,头上、臂上还缠着白色纱布,紧紧的手挽手肩并肩,悲声吟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高飞的大雁,请你慢慢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红卫兵战士想念亲人毛泽东”等流行歌曲,那情那景实在催人泪下。他们在没饭吃没水喝的“上甘岭”状况下,依然这么坚强地挺着。我们在树上都看得呆了、傻了,一声不吭,默默地望着他们......而这发生的一切的一切,双方至死都是执着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在“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真的是在“誓死捍卫”!
我们家巷子口正对面就是著名的 “工造总司”总部所在地,他们的女播音员朱*芳的家就住在我们巷内八号。工造总司被攻打那天,我们这条街及附近几条街都被进攻方封锁,巷子里隔几米就有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的人把守,居民一律不准外出行走,往窗外探头也被严厉禁止,说两次不听就冲进家揍人,平时多横的混混也不敢吱声。好在我们可以躲到楼顶露台上观战,看得到双方搏杀的部分情景,进攻方坚决往里冲,防守方砖头瓦块拼命往下砸,一片喊打喊杀声;冲进去后他们在楼道走廊内的搏斗更为激烈,长矛大刀相互对砍。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不断地播出严正声明、强烈抗议、还有鼓舞士气的语录歌;进攻方也调来广播车,武攻加文攻,重申围攻的理由,并警告对方必须投降。
双方反复争夺每一层楼,最后防守方终因寡不敌众,一层一层往上退;有人被俘了,拖到外面还被死命地打,有人跳楼了,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播音的姑娘朱*芳,还不满十八岁,依然坚定地念着抗议书,最后她死了,死在长矛下。我们和她的家人都是听到喇叭里传出一声惨叫,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大多数四十六、七岁以上的武汉人听了会回想得起,这就是武斗双方都有死伤的“6.24惨案”。这些大哥哥甚或是叔叔伯伯们都还健在,我认为指责他们似无必要。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我觉得多是限于当时的历史局限,他们既有出于激情、出于忠心、出于虔诚的一面,也有出于无知、无奈、无辜的一面。争斗得死去活来的都是老百姓,都是老百姓的生命啊!
从历史的悲哀这个角度看文革,这就是我的认知决定态度吧。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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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待问题,如交待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这一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
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检讨,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做出了公开检讨。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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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待问题,如交待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这一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
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检讨,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做出了公开检讨。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以下是引用klose007在2004-3-11 11:55:00的发言:
我觉得邓小平这么说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犯赫鲁晓夫的错误.当时批斯大林曾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即使毛有错误也是一步步来纠正.
好象那年赫苏共20大秘密报告,邓是中共代表.
其实我对毛的评价有55开就不错了,邓73开还差不多.
这个观点好,但邓掌权后,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纠正,而是在20年中持续了这个观点呢?
其实大家最主要的分歧就是,邓对毛评价是否发自于心.是否是公正客观的.
对于认邓是为了稳定防止思想混乱的人来说,要是你认为功过55开,你肯定说毛有过很大的功劳,但也犯过很大的错误.这样说历史也不会改变.
而记住邓说的是毛的功劳大过错误.
三年大饥荒的真相
在毛-泽-东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
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在共产党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向中国*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共产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
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1: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
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於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於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2: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是苏联*债造成的吗?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1958到1960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
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 -- 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
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著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在毛-泽-东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
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在共产党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向中国*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共产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
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1: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
全可以避免饥馑。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馑。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於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於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2: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馑。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馑的大灾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
大饥荒是苏联*债造成的吗?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1958到1960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
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 -- 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
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著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自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呵呵,别贴了,以前都贴过的.
我的反驳是,邓小平这个受害人的话都不足信,为什么这些就足信?
邓是为了稳定思想?
我也可以说,这些都是受毛迫害的少数几个人,瞎编的.
看看邓的评价就知道什么叫客观了
我的反驳是,邓小平这个受害人的话都不足信,为什么这些就足信?
邓是为了稳定思想?
我也可以说,这些都是受毛迫害的少数几个人,瞎编的.
看看邓的评价就知道什么叫客观了
光说是没有用的.T-62有事实作依据,你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11 13:47:31编辑过]
事实依据?在哪里? 人云亦云而已,
没有毛, 就没有这个当今这个安定的局面,
刚才看到有篇文章竟然说毛使这个国家不如五四以前,那是放屁, 是不是中国好久没被人奴役了,贱骨头又痒了?
没有毛, 就没有这个当今这个安定的局面,
刚才看到有篇文章竟然说毛使这个国家不如五四以前,那是放屁, 是不是中国好久没被人奴役了,贱骨头又痒了?
个人认为毛泽东这个人晚年虽然有过错,但绝对不象现在某些人描述的那样,纯粹是个暴君类型
我认为他发动大跃进,文革等等,出发点不是为了权力之争, 而是他对国家独立,共产主义这个信仰非常执着,不允许存在有任何可能使这个信仰变质的东西而造成的, 从建国以后他推行的各种方面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自立更生和主权尊严是非常看重的。
我认为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会有这么多人批评毛泽东,一个原因固然是他自身的错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和大跃进所整掉的一般都是文人,知识分子, 使这部分人对其坏有恨意, 因此,当言论自由的限制面没有覆盖对毛的批评时, 就出现了大量的对其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论调,说真的,真正控制言论的其实都是文人,文人出的一部部书,大部分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阴暗,他们写出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那个时代是阴暗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都被各种手段迫害过,他们只是写出实情;但如果评价毛泽东全听这些人的话,却又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在当时不是社会的全部,而是很少一部分;而肯定毛泽东的一般只是一些官方的言论,而官方论调经常会给人一种不实际的感觉,许多人认为是有政治目的才如此。 但其实官方论调肯定有其可取之处;
很多80 年代处 ,7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也是这个年纪的人), 小时候接受的思想是,毛泽东是个神, 这些思想从自己的父母,老师那里得来, 但当年龄逐渐长大, 开始接触到各种对毛的批评论调, 而这些论调,都是那些文人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以熟悉的人的遭遇,加以各种修饰,使人不得不信, 于是我们这些开始感到自己以前受了蒙蔽, 物极必反,从对毛泽东的敬仰,有可能变成一种全盘否定, 甚至他许多原本值得尊敬的事, 都被人怀疑为别有用心, 譬如,他把儿子送往朝鲜战场,就有人说他在培养接班人, 可是试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有哪个元首能如此做? 把自己的儿子送往一线战场,要知当时是和联合国部队作战,那里聚集了世界上大多数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没有任何胜算,虽然最后打了个平手,但开始却是冒极大风险的。 直到死,他也没有为他的子女搞过特权, 他的后代,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普通百姓, 不是什么集团的董事什么的。 从中可以看出,说他是为了私心而搞文革, 可能是对他的最大污蔑。
我小的时候对毛很崇拜, 但到了初中以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对其是非常否定, 但这几年在网上看了各个方面他的资料, 尤其很多建国后的外交方针,才感觉到他是一个真正对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有十分责任感的人!
我认为他发动大跃进,文革等等,出发点不是为了权力之争, 而是他对国家独立,共产主义这个信仰非常执着,不允许存在有任何可能使这个信仰变质的东西而造成的, 从建国以后他推行的各种方面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自立更生和主权尊严是非常看重的。
我认为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会有这么多人批评毛泽东,一个原因固然是他自身的错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和大跃进所整掉的一般都是文人,知识分子, 使这部分人对其坏有恨意, 因此,当言论自由的限制面没有覆盖对毛的批评时, 就出现了大量的对其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论调,说真的,真正控制言论的其实都是文人,文人出的一部部书,大部分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阴暗,他们写出了他们眼中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那个时代是阴暗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都被各种手段迫害过,他们只是写出实情;但如果评价毛泽东全听这些人的话,却又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在当时不是社会的全部,而是很少一部分;而肯定毛泽东的一般只是一些官方的言论,而官方论调经常会给人一种不实际的感觉,许多人认为是有政治目的才如此。 但其实官方论调肯定有其可取之处;
很多80 年代处 ,7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也是这个年纪的人), 小时候接受的思想是,毛泽东是个神, 这些思想从自己的父母,老师那里得来, 但当年龄逐渐长大, 开始接触到各种对毛的批评论调, 而这些论调,都是那些文人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以熟悉的人的遭遇,加以各种修饰,使人不得不信, 于是我们这些开始感到自己以前受了蒙蔽, 物极必反,从对毛泽东的敬仰,有可能变成一种全盘否定, 甚至他许多原本值得尊敬的事, 都被人怀疑为别有用心, 譬如,他把儿子送往朝鲜战场,就有人说他在培养接班人, 可是试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有哪个元首能如此做? 把自己的儿子送往一线战场,要知当时是和联合国部队作战,那里聚集了世界上大多数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没有任何胜算,虽然最后打了个平手,但开始却是冒极大风险的。 直到死,他也没有为他的子女搞过特权, 他的后代,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普通百姓, 不是什么集团的董事什么的。 从中可以看出,说他是为了私心而搞文革, 可能是对他的最大污蔑。
我小的时候对毛很崇拜, 但到了初中以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对其是非常否定, 但这几年在网上看了各个方面他的资料, 尤其很多建国后的外交方针,才感觉到他是一个真正对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有十分责任感的人!
以下是引用flybirdz在2004-3-10 22:32:00的发言:
他们是不是在那场革命里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想必如此
一叶知秋文中的"放屁"可以将其归类于毛FANS、左左一类无疑了。
"譬如,他把儿子送往朝鲜战场,就有人说他在培养接班人, 可是试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有哪个元首能如此做?"
无知了吧,英女王便把她的二儿子派往了马岛前线。
"譬如,他把儿子送往朝鲜战场,就有人说他在培养接班人, 可是试想,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有哪个元首能如此做?"
无知了吧,英女王便把她的二儿子派往了马岛前线。
放屁一词是针对那些不要认为所谓的个人自由比国家独立更重要的贱骨头说的,你是不是那种人,我不知道。 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国家都没尊严的时候,个人就没有自由的道理
我自己感觉应该不属毛fans ,如果你硬要说我是,也无所谓,
对一个使国家走向独立的人,我是心存敬仰的,
我对毛晚年所犯错误,向来不否定,
可也看不惯那些所谓公正评价,功劳一笔带过,过错纠住不放的文章,
老看这些文章,感觉有点避重就轻。
我自己感觉应该不属毛fans ,如果你硬要说我是,也无所谓,
对一个使国家走向独立的人,我是心存敬仰的,
我对毛晚年所犯错误,向来不否定,
可也看不惯那些所谓公正评价,功劳一笔带过,过错纠住不放的文章,
老看这些文章,感觉有点避重就轻。
顺便提一提, 英国的对手是谁?
当时中国的对手是谁,
当时中国的对手是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11 17:39:3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