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岛海战战败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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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这就是关于中途岛海战日本方面的记载——中途岛海战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战略演变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怎样酝酿、怎样策划和怎样付诸实施的。在本书结尾时，作者们想试图对日本失利的主要原因加以总结，并对前面各章——没有详细谈到一些方面作些补充。

　　美国著名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Ｅ·莫里森教授把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的胜利称之为“情报的胜利”。作者们完全同意这个判断。美军提前发现日本的攻击计划，是日本失利的唯一最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置疑的。从日本方面来看，敌人情报工作这一成就转而成为我方的失败——我们没有采取充分的保密措施。倘若攻占中途岛的意图的秘密能象袭击珍珠港的计划那样彻底掩盖的话，这次战役的结果就很可能会大不相同了。

　　但是，说他是美国情报工作的胜利，其意义还不止与此，这一次敌人情报工作积极成就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反面：日本情报工作的糟糕和不顶事。军令部的状态最有力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战斗前夕，军令部一直错误地认为和估计，并且通知了正在开赴战场的日本部队，美国特混舰队正在所罗门地区作战，这样就强烈暗示敌方还没有发觉日本部队即将进攻中途岛。联合舰队的情报工作也好不了多少。从５月３０日到６月１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尽管注意到夏威夷地区敌人异常活跃，却没有把这个情况看作是敌方在做应付准备的严重倾向而需要警告南云部队。

　　中途岛海战失利的另一个的根本原因是作战的基本计划本身有错误。在这方面最突出和最明显的错误是各种海军兵力的部署不当。作战计划的决策者们沿用了他们得意的一着，而这一次却成为致命的一着，即分散部署兵力。联合舰队不是把日本部队编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机动部队，而是采取了分散兵力的方针，结果各部队的兵力都比较薄弱。从战略上看，分散部署在阿留申的兵力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支兵力的目的也是为了摧毁那里的美军设施和短时期占领北方几个小岛，然后再予以放弃。从战术上看，北方部队的作战目的是转移敌人对中途岛主攻的注意力，凡是以牺牲集中兵力这个肯定的有利条件，换取牵制敌人这个没有把握的好处，无异是不妥当的。想要牵制敌人可能牵制不了，而实际上确实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而且分散兵力还不只限于兵分两路，在阿留申和中途岛两个地区之内的兵力也是分散的。在北方，角田的机动部队在高须的战列舰警戒部队之前三百海里单独作战。中途岛各部队分散得尤其荒唐。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在中途岛西北；山本的战列舰主力在后面三百海里处；近藤的攻略部队主力在中途岛的南面和南西；粟田的直接支援部队同攻略部队输送船队和从南面或南西接近中途岛。兵力不集中，对于陆、海、空作战都是一种基本战术弱点。在中途岛，这一弱点给敌人歼灭南云部队提供了方便条件，因为其它日本部队都离得很远，一点也不能发挥作用。南云的航空母舰一旦被歼，日本方面由于兵力分散而产生的弱点就使日军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此相反，美方部队的部署却是很紧凑有力的。在这次作战中，美方部队自始至终很集中，不论是攻击还是防御，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

　　几个具体例子来说，倘若比较明智地部署兵力，这一战役本来是可以取得不同的结果的，譬如主力和南云部队一起行动，由山本海军大将的几艘庞大的战列舰掩护航空母舰的话，这样兵力就会大大加强。战列舰和护航舰只的巨大火力将会击退许多来袭敌机，无疑可以吸引进攻的敌机也离开倒霉的航空母舰。此外，山本海军大将还能直接控制战局，而他之所以不能驾驭局势就是因为他距离太远了。如果好好使用战列舰，本来是可以在战斗中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和威力。

　　作战计划中存在着另一个错误是，没有把重点牢牢地放在作战的中心目标上——歼灭敌舰队。作战计划的原来的意图是，以进攻中途岛作为诱使敌舰队出来决战的手段。可是联合舰队的战术计划却给航空母舰规定了固定的行动时间，并规定他们负责支援中途岛攻略作战的任务，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原来的意图。结果使航空母舰失去了为舰队作战所要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行动上的灵活机动性。也许联合舰队认为这样做比较安全，因为他们深信，在中途岛受到攻击以前，敌舰队是不会离开基地的。但是，他们也应该为应付万一发生与此相反的局势做好准备。应该毫不含糊地把歼灭敌舰队定为这次作战的最主要目标，其它一切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据此，理应把整个作战推延一些时候，以待“瑞鹤号”和“翔鹤号”航空母舰完成准备工作，来加强机动部队实力。而联合舰队由于过分强调要使中途岛登陆作战获取最有力的气候条件而不肯这样做。

　　进攻前的搜索和侦察计划同样是有缺点和不充分的。由于潜艇推迟了两天从本土出发，他们就完全不可能及时到达阵位，以监视敌舰队向战区接近并我舰队报警。而且即使他们能按时就位，由于每艘潜艘是在固定基本固定的阵位上，他们能否发现美国部队也是有问题的。不仅应该规定这些潜艇决定必须按时到达，而且还应命令他们从中途岛的以东沿夏威夷群岛一线进行搜索。对珍珠港进行空中侦察的“Ｋ号作战”计划对于中途岛攻略作战的成败关系重大，但制定得也是很偏狭，很不严密，没有为在这项基本计划如告失败时提供其它的办法。

　　由于作战基本计划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严重的缺陷，使我方部队司令官们一开头就吃了两个大亏。即使如此，如果他们的战术指挥上不犯错误，似乎可以肯定说结果也不是如此之败。有人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会犯错误，而胜利则属于犯错误较少一方。在中途岛海战中，哪一方犯错误更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的确，把美日双方作战情况加以研究不能不承认这次中作战中所有错误都是日本方面的。

　　南云海军中将犯的错误最多，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才干比不上别的司令长官。他的运气不好，因为南云部队是唯一跟敌人真正交锋的日本部队。他的处境使他不得不作出绝大部分影响战斗结局的决定。其他司令长官，包括被认为指挥全部日本部队的山本海军大将在内，都处于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地位。既然他们不像南云那样必须作出关系成败的决定，他们就不可能犯错误。

　　说了这许多对我们司令长官开脱的话之后，也让我们说点批评的话。按照事后的检讨，南云海军中将显然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在空袭中途岛那天清晨，他没有作出充分的搜索部署。如果他早一点派出双相搜索，就有可能很快发现还没有被察觉到的敌特混舰队，这样，南云就可以先发制人，而不致挨打。至少在他所知道的“筑摩号”和“利根号“的搜索机不能按时起飞后，应该立即派出别的飞机，填补封锁方面的空白。当然，“筑摩号”的第五号搜索机没能发现敌航空母舰（尽管这些飞机大概从敌航空母舰上飞过），是不能归咎于南云海军中将的。

　　南云的第二个错误是和它采用的把舰载飞机分成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方法有关的。每次攻击波都是从四艘航空母舰上按比例抽调出来的飞机编成，而不是由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一攻击波，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二攻击波。虽然同时使用四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回收的时间，但在收回飞机和紧接在收回飞机之后的时间如遭到敌机攻击时，必然增加了脆弱性，因为那时四艘航空母舰全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能马上使自己的飞机起飞，以抗击敌机进攻。同时这还意味着这个时间内，机动部队，不能对敌航空母舰发动攻击，不管情况如何迫切需要。倘若南云只能从两艘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去空袭中途岛，让另外两艘航空母舰飞机待机已备万一，他就不致于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束缚了。

　　南云的第三个错误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当他发现敌特混舰队有一艘航空母舰之后，没有立即用全部飞机进攻。不管这些飞机装备的炸药时是否合适，或甚至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也应该出动。这样做所冒的风险诚然是很大的，但难道比正当飞机在甲板上摆着、手忙脚乱地加油和更换弹药时遭到敌舰载机的攻击不少冒着风险吗？南云难道有理由和指望别人在这最不堪一击的时刻来进攻？他不愿冒险派出没有掩护和弹药装得不合适的轰炸机去攻击敌人，结果是怎样吗？他所选择的办法结果使自己的轰炸机被敌人歼灭了，直至连反击一下以索回损失代价这个能力都化为乌有了。山口海军少将在这紧急关头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南云选择的自以为正统的和比较安全的方针，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几艘航空母舰就注定要遭劫了。

　　南云的错误判断使他的机动部队在山本海军大将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以前就被断送了。换句话说，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能应用判断来影响事态之前，日本部队就几乎已经彻底战败了。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山本海军大将是否也犯了象南云那样优柔寡断的错误呢？他的幕僚献策由他本人裁可的与敌人进行海上夜战来挽回战局的夜战计划，十分明显的是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压根儿就没有多大希望。到最后被迫承认这项计划无成功的可能时，山本海军大将立即放弃战斗，认为战局已定，无可挽救了。

　　问题是，真个无计可施了吗？在局势不可挽救的了吗？固然南云的航空母舰都已完蛋，然而，山本海军大将有理由相信，敌人的三艘航空母舰中有两艘也已被“飞龙号”的飞机击伤。就是说，敌人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还没有受到损伤，再没有别的航空母舰可投入战斗了，而山本在北方却还有角田第二机动部队两艘未遭损伤的航空母舰，他自己的部队和近藤部队也还由“瑞风号”和“风翔号”两艘航空母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为什么又恢复了一度停止的阿留申作战，而不仍然命令角田部队南下加入中途岛部队，并等角田到达后，把“瑞风号”、“风翔号”航空母舰和角田的两艘航空母舰加在一起组成一支新的实力仍相当可观的机动部队呢？山本海军大将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令人费解的。尤其是因为两天以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仅仅用“瑞风号”和“凤祥号”的飞机加上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提供空中支援——此外就只有威克岛岸基飞机不大可靠的间接支援——去跟追击的敌特混舰队进行决战。

　　山本海军大将决定不采取那个方针，其所依据的理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它不是推卸或力求减轻自己对失败负责的那种司令长官。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那么人们可以怀疑他企图在阿留申群岛取得战果已冲淡中途岛遭受惨败的打击。

　　在指挥安排上，中途岛作战有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指日本海军的传统、即作战时司令长官应亲临前线产生的。所以山本海军大将把他的大将旗挂在“大和号”上并开到海上以鼓舞作战部队士气。显然，这种陈旧的观念是不符合现代海上战争要求。司令长官应了解全局并能对其所统率的全军通报情况和保持控制，这远比所涉及的任何时期问题重要的多。美国人是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始终是在岸上，最初是在珍珠港，后来迁到关岛。山本自己既在“大和号”上，又由于一直到最后时刻对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舰只实行无线电静默，他就无法跟他的各部属舰队通讯。所以他不能把东京发来的最新敌情通报转给南云，也不能及时对作战施加任何控制。如果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岸上，最好是设在交通和情报中心的东京，使用无线电便不受限制，而山本不仅能把最新的战局发展情况和敌情通告给他的部队，而且能始终牢牢地控制战局。

二、战列舰万能的神话

　　关于“旧派”海军人员过时的见解和他们的战列舰至上论，在本书和其他文献已经谈得很多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去建造“大和号”、“武藏号”和“信浓号”超级战列舰，使热心航空事业的人大吃一惊。诚然，“信浓号”在建造中改成了航空母舰是明智的。不幸的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信浓号”刚刚下水十七天，在它服役和首航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在东京湾被美国潜艇击沉了。“信浓号”大概是历来最短命的一艘军舰了。

　　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还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革也好，直到后来已经很晚的时候都没有能影响“战列舰至上论者”的思想。早在三十年代和中日战争时期，就已显而易见，在现代战争中必须把航空兵当作一支实在的力量。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头几个月，日本航空兵获得了了不起的成果和战果，完全证实和加强了这种看法。但是，顽固派却仍贬低飞机在战斗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最初的胜利纯属侥幸。它们硬说，航空母舰的根本性质就是太经不起攻击了。岸基航空兵航程有限，在广阔太平洋上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海上战争的最后胜负仍然跟以往一样要靠战列舰。这些鼓吹者们相信，现代战列舰的火力足以使他们能够防卫自己对付敌机的空袭。

　　在天平的另一头，那些鼓吹航空兵万能论者说，他们把最初取得的空中战果，作为单靠飞机和航空母舰就能打赢战斗和战争的证明。这种观点也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完全不考虑战列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来应起的作用。结果是，飞行人员普遍认为战列舰部队完全无用，并引为笑料，把战列舰部队讥为“柱岛舰队”。

　　海军航空兵确实已取代了战列舰的地位，成了决定性的海上打击力量。战争的最初两天之内，日本海军的舰载和岸基飞机分别在珍珠港歼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兵力和在马来亚海上歼灭了英国远东舰队的战列舰兵力，这些都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指向日本本土后，把日本打败的攻势作战中所使用的也是舰载飞机和岸基飞机。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日本虽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使美国吃了亏，但后者却从早期的痛苦经验中吸取教训，整顿了它的部队，改变了旧有的东西，同时发展了他所没有的东西，以赢得太平洋战争。

　　美国海军与战列舰使用，就是一个很生动的范例。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取得突出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拥有强大火炮的美国战列舰就无所作为的，只能模模糊糊地盼望着能大模大样打一仗。相反，在进攻日本岛屿之前，美国战列舰巧妙地炮击了日本的前哨岛屿。他们打得很猛，这是岛上的日本守军中任何人员还活着的人都能证实的。美国海军还很好地使用战列舰掩护航空母舰部队。这些战列舰的强大对空火网有效地阻止了日本飞机接近和攻击美国航空母舰。

　　日本海军首脑并非不了解海洋战争中发生的变化，但他们似乎不愿面对现实。例如，１９４２年3月１日，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从南线调回东京，在途中曾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情况。他着重谈到了在和敌人交战中偏重面有了变化，说明水面炮战比之空战和空对海的作战，退居次要地位。大西的意见遭到冷遇。这可从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的反应中看到，他说，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仅根据南线局部作战的情况作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宇垣的当天日记中的记载可以说明当时日本海军上层对这个问题的思想。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广阔太平洋上，只能小规模地使用岸基航空兵。我认为，单靠航空母舰不能为攻势作战提供足够的航空兵力。福留（军令部第一部部长）告诉我，岛田（海军大臣）主张停止建造“武藏号”，这个决定被他搁置了。大家都认为，战列舰是有价值的作战工具。除非我们有别的办法制服别人的战列舰，否则，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战列舰实利。”

　　这就是战列舰至上论者的坚定观点。

三、海军航空兵的错误方针

　　日本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海军航空兵采取了所谓的“精兵政策”。在这个政策支配下，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全部调到航空母舰的飞行队，担负作战任务。反对这个政策的人认为，这种作法眼光短浅。他们主张应该把一些最优秀的和最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派到海军航空队去当教员，以便把他们的智慧和作战经验传授给年轻无经验的学员。但由于“精兵政策”在珍珠港和印度洋作战方面显得如此成功，以致从航空母舰抽调去担任教官的飞行员，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的。

　　结果是珊瑚海海战后，没有干练的预备役飞行员，就是说，没有能马上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来填补这次海战中损失的飞行员的空额。珊瑚海海战后补充到航空母舰上的最好飞行员，单就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和降落就必须进行星期的基础训练，还要花几个星期掌握作战技术，才能执行作战任务。缺少能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这是“瑞鹤号”不能参加中途岛海战的唯一原因。如果我们的军舰修理能力能象美国那样效率很高，也许我们能修好“翔鹤号”，让他参加中途岛海战，但话要说出来，也要有能补充的飞行员才行。

　　由于首脑人物目光短浅，致使这次海战我方至少少了一艘顶事（甚至是举足轻重的）航空母舰参加。他们没有认识到，空中战争是一种消耗战，即令是技术高超的飞行员，如果人数很有限，也不可能战胜能力平常和数量无限的飞行员。

四、科学技术的模糊信息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成就方面也是落后的，而且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缺少雷达。在向中途岛出发前两天，“伊势号”和“日向号”战列舰装了雷达。他们是最早装备雷达的日本军舰。几个月以前，海军当局曾极力主张给我们的四艘航空母舰安装雷达，但由于日本在电子技术方面落后得可怜，最后所提供的两套也是是实验样机，而且还不是给航空母舰的。如果我们在发展雷达方面提前了六月，那么，对于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来说，将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有利条件。雷达能够穿透阻碍南云部队前进和接近战场道路上的大雾。更重要的是，雷达可以及时发现敌侦察机和测出其位置，这样我方战斗机能够在敌机向敌舰队报告我方阵位之前将其歼灭。雷达还可以提早发出敌机来攻击我方航空母舰的警报。而且如果我方侦察机装备了雷达，就能比目力更早发现敌特混舰队。

　　这些推想，使人想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达发展的一桩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雷达的一个关键部位是定向天线。这种天线是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八木秀次博士最先制成的。１９３２年，八木在国内发表了他的发明。不久，他访问了美国，有几家美国杂志也发表了他的发明。进攻上海的日本部队发现那里电子设备采用了八木天线，但这对他们不过是一时可感到骄傲的事。英国和美国都已利用了这个发明，并且，把它加以发展供他们自己使用，而日本自己反倒没有做到这一点。

　　应该指出，日本国民的本性是不适于搞大规模生产的。人们都乐于搞手工业而不愿搞流水作业。正如在训练飞行员、舰船修建、许多关于战争的重要问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日本从一开头就发现自己是落后的，而且时间越久，差距越大。的确，也有例外，比如氧气鱼雷，是美国鱼雷所不及的。还有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也确实比盟军在太平洋使用的任何飞机都好，但不久就被美国新产品超过了。日本的光学仪器是久负盛名的。毫无问题，我方军舰所用到夜用望远镜的高质量是使我方夜间作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夜用望远镜终究比不上雷达。

五、狂妄自大

　　从“满洲事变”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除对弱敌取得轻易的胜利以外，没有别的经验。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它是有点担心。开战后的头几个月，日本接连获得大胜，这使它自己和别的国家一样感到意外。它最初对战事的担心于是很快便消失了。在继续挺进的时候，国力的人民和前方的士兵都欢欣鼓舞，没有多久，他们就不再把敌人作战和抵抗能力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轻敌的傲慢态度。到中途岛海战时，这种心理上狂妄自大的程度已达到了浸透作战部队的官兵的思想和行动中。这种过分自负的毛病就被很恰当地称之为“胜利狂”，而它的流毒极广，在计划和执行中途岛作战的人员中都存在。

　　直到１９４２年春天，战事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帆风顺的。看来，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那些人完全是根据想象敌人大概会怎样做，而不是敌人可能怎样做或者有能力怎样做来制定计划的。进行舰队决战是我方追求的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攻敌要害。如果敌人不出来保卫中途岛，那也很好，我们可以把该岛和北面的阿留申群岛几处基地据为我方的前哨据点。这样我方防御圈可以延伸，我们可以沿夏威夷一线推进，直到敌人最后被迫出来决战为止。可是，在这样的设想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敌人的行动可能和我们所预料的不一样。不光是联合舰队这样盲目；军令部发言人在一次中途岛作战陆海军联席会议上也宣称：“在这次作战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敌人不愿和我们的舰队交锋，不肯从基地出来作战。”这种狂妄自大、对敌人的过低估计是再错误也没有了。应不仅不是不愿出来迎战，而且是求之不得并作好了准备的。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出其不意，这是因为我们满以为我们的计划不会泄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方兵力分散是狂妄自大的又一表现。分散兵力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如果敌人一旦被我诱出而情况又需要时，我方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集中起来进行有效地战斗，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计划的荒谬。

　　我方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感染的胜利狂也绝不亚于我们的司令官，只不过影响所及不那么厉害、后果不那么深远罢了，但症状是很明显的。６月４日，我方航空母舰遭到致命打击时，绝大部分伤亡并不是由于爆炸和弹片造成的，而是由于烧伤。如果舰员照规矩穿上作战服装的话，很多起这种烧伤本身可以避免的。可是他们只穿短袖衬衫和短裤。是啊，为什么不这样穿？热带的夏天很热，又不必担心敌人的攻击，何苦穿那么多衣服来保护自己防止治烧伤呢？此外，还有从飞机上卸下炸弹换上鱼雷时，那样随随便便放置炸弹，根本没有考虑到把这些炸弹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而只堆积在甲板上。敌人决不会击中我们的军舰的。但他们却真的击中了。

　　准备中途岛作战时进行图上演习的人们的态度，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狂妄自大竟轻率和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根据演习的一项规则计算，敌人投中了九弹，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这些结果，却被任意地先改为命中三弹，击沉一艘航空母舰，另一艘受伤，最后竟索性改为一艘也没有损失。对于确定飞机的损失，也采用同样的灵活办法，当然都是对日本人十分有利的办法。

　　归根到底，不仅在中途岛海战中，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根源是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中。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往往自相矛盾。地方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主观固执，因循守旧，对于即令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我们优柔寡断，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这又是使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投机取巧，缺乏大胆和独立精神，习惯于依赖别人和奉承上司。由于我们缺乏理性，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因而行事缺乏慎重计划。只有草率的行动失败后，我们才会理性地去考虑它，即使是思考了，但又往往是为失败寻觅借口。总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成熟而又不善于调整适应，因此，我们便不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什么时候作出牺牲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这些就是日本民族性的弱点。至于这些弱点都反映在中途岛海战失败中，而这次失败使在那里作战的人们的一切事迹和可贵的牺牲都付诸东流了。日本人所遭到不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弱点。--------------------------------------------------------------------------------


一、概述

　　这就是关于中途岛海战日本方面的记载——中途岛海战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战略演变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怎样酝酿、怎样策划和怎样付诸实施的。在本书结尾时，作者们想试图对日本失利的主要原因加以总结，并对前面各章——没有详细谈到一些方面作些补充。

　　美国著名海军历史学家塞缪尔·Ｅ·莫里森教授把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的胜利称之为“情报的胜利”。作者们完全同意这个判断。美军提前发现日本的攻击计划，是日本失利的唯一最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置疑的。从日本方面来看，敌人情报工作这一成就转而成为我方的失败——我们没有采取充分的保密措施。倘若攻占中途岛的意图的秘密能象袭击珍珠港的计划那样彻底掩盖的话，这次战役的结果就很可能会大不相同了。

　　但是，说他是美国情报工作的胜利，其意义还不止与此，这一次敌人情报工作积极成就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反面：日本情报工作的糟糕和不顶事。军令部的状态最有力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战斗前夕，军令部一直错误地认为和估计，并且通知了正在开赴战场的日本部队，美国特混舰队正在所罗门地区作战，这样就强烈暗示敌方还没有发觉日本部队即将进攻中途岛。联合舰队的情报工作也好不了多少。从５月３０日到６月１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尽管注意到夏威夷地区敌人异常活跃，却没有把这个情况看作是敌方在做应付准备的严重倾向而需要警告南云部队。

　　中途岛海战失利的另一个的根本原因是作战的基本计划本身有错误。在这方面最突出和最明显的错误是各种海军兵力的部署不当。作战计划的决策者们沿用了他们得意的一着，而这一次却成为致命的一着，即分散部署兵力。联合舰队不是把日本部队编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机动部队，而是采取了分散兵力的方针，结果各部队的兵力都比较薄弱。从战略上看，分散部署在阿留申的兵力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支兵力的目的也是为了摧毁那里的美军设施和短时期占领北方几个小岛，然后再予以放弃。从战术上看，北方部队的作战目的是转移敌人对中途岛主攻的注意力，凡是以牺牲集中兵力这个肯定的有利条件，换取牵制敌人这个没有把握的好处，无异是不妥当的。想要牵制敌人可能牵制不了，而实际上确实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而且分散兵力还不只限于兵分两路，在阿留申和中途岛两个地区之内的兵力也是分散的。在北方，角田的机动部队在高须的战列舰警戒部队之前三百海里单独作战。中途岛各部队分散得尤其荒唐。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在中途岛西北；山本的战列舰主力在后面三百海里处；近藤的攻略部队主力在中途岛的南面和南西；粟田的直接支援部队同攻略部队输送船队和从南面或南西接近中途岛。兵力不集中，对于陆、海、空作战都是一种基本战术弱点。在中途岛，这一弱点给敌人歼灭南云部队提供了方便条件，因为其它日本部队都离得很远，一点也不能发挥作用。南云的航空母舰一旦被歼，日本方面由于兵力分散而产生的弱点就使日军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与此相反，美方部队的部署却是很紧凑有力的。在这次作战中，美方部队自始至终很集中，不论是攻击还是防御，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

　　几个具体例子来说，倘若比较明智地部署兵力，这一战役本来是可以取得不同的结果的，譬如主力和南云部队一起行动，由山本海军大将的几艘庞大的战列舰掩护航空母舰的话，这样兵力就会大大加强。战列舰和护航舰只的巨大火力将会击退许多来袭敌机，无疑可以吸引进攻的敌机也离开倒霉的航空母舰。此外，山本海军大将还能直接控制战局，而他之所以不能驾驭局势就是因为他距离太远了。如果好好使用战列舰，本来是可以在战斗中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和威力。

　　作战计划中存在着另一个错误是，没有把重点牢牢地放在作战的中心目标上——歼灭敌舰队。作战计划的原来的意图是，以进攻中途岛作为诱使敌舰队出来决战的手段。可是联合舰队的战术计划却给航空母舰规定了固定的行动时间，并规定他们负责支援中途岛攻略作战的任务，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原来的意图。结果使航空母舰失去了为舰队作战所要取得成功所必需的行动上的灵活机动性。也许联合舰队认为这样做比较安全，因为他们深信，在中途岛受到攻击以前，敌舰队是不会离开基地的。但是，他们也应该为应付万一发生与此相反的局势做好准备。应该毫不含糊地把歼灭敌舰队定为这次作战的最主要目标，其它一切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据此，理应把整个作战推延一些时候，以待“瑞鹤号”和“翔鹤号”航空母舰完成准备工作，来加强机动部队实力。而联合舰队由于过分强调要使中途岛登陆作战获取最有力的气候条件而不肯这样做。

　　进攻前的搜索和侦察计划同样是有缺点和不充分的。由于潜艇推迟了两天从本土出发，他们就完全不可能及时到达阵位，以监视敌舰队向战区接近并我舰队报警。而且即使他们能按时就位，由于每艘潜艘是在固定基本固定的阵位上，他们能否发现美国部队也是有问题的。不仅应该规定这些潜艇决定必须按时到达，而且还应命令他们从中途岛的以东沿夏威夷群岛一线进行搜索。对珍珠港进行空中侦察的“Ｋ号作战”计划对于中途岛攻略作战的成败关系重大，但制定得也是很偏狭，很不严密，没有为在这项基本计划如告失败时提供其它的办法。

　　由于作战基本计划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严重的缺陷，使我方部队司令官们一开头就吃了两个大亏。即使如此，如果他们的战术指挥上不犯错误，似乎可以肯定说结果也不是如此之败。有人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会犯错误，而胜利则属于犯错误较少一方。在中途岛海战中，哪一方犯错误更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的确，把美日双方作战情况加以研究不能不承认这次中作战中所有错误都是日本方面的。

　　南云海军中将犯的错误最多，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才干比不上别的司令长官。他的运气不好，因为南云部队是唯一跟敌人真正交锋的日本部队。他的处境使他不得不作出绝大部分影响战斗结局的决定。其他司令长官，包括被认为指挥全部日本部队的山本海军大将在内，都处于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地位。既然他们不像南云那样必须作出关系成败的决定，他们就不可能犯错误。

　　说了这许多对我们司令长官开脱的话之后，也让我们说点批评的话。按照事后的检讨，南云海军中将显然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在空袭中途岛那天清晨，他没有作出充分的搜索部署。如果他早一点派出双相搜索，就有可能很快发现还没有被察觉到的敌特混舰队，这样，南云就可以先发制人，而不致挨打。至少在他所知道的“筑摩号”和“利根号“的搜索机不能按时起飞后，应该立即派出别的飞机，填补封锁方面的空白。当然，“筑摩号”的第五号搜索机没能发现敌航空母舰（尽管这些飞机大概从敌航空母舰上飞过），是不能归咎于南云海军中将的。

　　南云的第二个错误是和它采用的把舰载飞机分成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方法有关的。每次攻击波都是从四艘航空母舰上按比例抽调出来的飞机编成，而不是由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一攻击波，另外两艘航空母舰的飞机编成第二攻击波。虽然同时使用四艘航空母舰的飞机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和回收的时间，但在收回飞机和紧接在收回飞机之后的时间如遭到敌机攻击时，必然增加了脆弱性，因为那时四艘航空母舰全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能马上使自己的飞机起飞，以抗击敌机进攻。同时这还意味着这个时间内，机动部队，不能对敌航空母舰发动攻击，不管情况如何迫切需要。倘若南云只能从两艘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去空袭中途岛，让另外两艘航空母舰飞机待机已备万一，他就不致于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束缚了。

　　南云的第三个错误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当他发现敌特混舰队有一艘航空母舰之后，没有立即用全部飞机进攻。不管这些飞机装备的炸药时是否合适，或甚至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也应该出动。这样做所冒的风险诚然是很大的，但难道比正当飞机在甲板上摆着、手忙脚乱地加油和更换弹药时遭到敌舰载机的攻击不少冒着风险吗？南云难道有理由和指望别人在这最不堪一击的时刻来进攻？他不愿冒险派出没有掩护和弹药装得不合适的轰炸机去攻击敌人，结果是怎样吗？他所选择的办法结果使自己的轰炸机被敌人歼灭了，直至连反击一下以索回损失代价这个能力都化为乌有了。山口海军少将在这紧急关头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南云选择的自以为正统的和比较安全的方针，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几艘航空母舰就注定要遭劫了。

　　南云的错误判断使他的机动部队在山本海军大将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以前就被断送了。换句话说，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能应用判断来影响事态之前，日本部队就几乎已经彻底战败了。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山本海军大将是否也犯了象南云那样优柔寡断的错误呢？他的幕僚献策由他本人裁可的与敌人进行海上夜战来挽回战局的夜战计划，十分明显的是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压根儿就没有多大希望。到最后被迫承认这项计划无成功的可能时，山本海军大将立即放弃战斗，认为战局已定，无可挽救了。

　　问题是，真个无计可施了吗？在局势不可挽救的了吗？固然南云的航空母舰都已完蛋，然而，山本海军大将有理由相信，敌人的三艘航空母舰中有两艘也已被“飞龙号”的飞机击伤。就是说，敌人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还没有受到损伤，再没有别的航空母舰可投入战斗了，而山本在北方却还有角田第二机动部队两艘未遭损伤的航空母舰，他自己的部队和近藤部队也还由“瑞风号”和“风翔号”两艘航空母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为什么又恢复了一度停止的阿留申作战，而不仍然命令角田部队南下加入中途岛部队，并等角田到达后，把“瑞风号”、“风翔号”航空母舰和角田的两艘航空母舰加在一起组成一支新的实力仍相当可观的机动部队呢？山本海军大将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令人费解的。尤其是因为两天以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仅仅用“瑞风号”和“凤祥号”的飞机加上他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提供空中支援——此外就只有威克岛岸基飞机不大可靠的间接支援——去跟追击的敌特混舰队进行决战。

　　山本海军大将决定不采取那个方针，其所依据的理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它不是推卸或力求减轻自己对失败负责的那种司令长官。如果他是那样的人，那么人们可以怀疑他企图在阿留申群岛取得战果已冲淡中途岛遭受惨败的打击。

　　在指挥安排上，中途岛作战有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指日本海军的传统、即作战时司令长官应亲临前线产生的。所以山本海军大将把他的大将旗挂在“大和号”上并开到海上以鼓舞作战部队士气。显然，这种陈旧的观念是不符合现代海上战争要求。司令长官应了解全局并能对其所统率的全军通报情况和保持控制，这远比所涉及的任何时期问题重要的多。美国人是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始终是在岸上，最初是在珍珠港，后来迁到关岛。山本自己既在“大和号”上，又由于一直到最后时刻对所有参加这次作战的舰只实行无线电静默，他就无法跟他的各部属舰队通讯。所以他不能把东京发来的最新敌情通报转给南云，也不能及时对作战施加任何控制。如果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岸上，最好是设在交通和情报中心的东京，使用无线电便不受限制，而山本不仅能把最新的战局发展情况和敌情通告给他的部队，而且能始终牢牢地控制战局。

二、战列舰万能的神话

　　关于“旧派”海军人员过时的见解和他们的战列舰至上论，在本书和其他文献已经谈得很多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去建造“大和号”、“武藏号”和“信浓号”超级战列舰，使热心航空事业的人大吃一惊。诚然，“信浓号”在建造中改成了航空母舰是明智的。不幸的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信浓号”刚刚下水十七天，在它服役和首航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在东京湾被美国潜艇击沉了。“信浓号”大概是历来最短命的一艘军舰了。

　　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还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革也好，直到后来已经很晚的时候都没有能影响“战列舰至上论者”的思想。早在三十年代和中日战争时期，就已显而易见，在现代战争中必须把航空兵当作一支实在的力量。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头几个月，日本航空兵获得了了不起的成果和战果，完全证实和加强了这种看法。但是，顽固派却仍贬低飞机在战斗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最初的胜利纯属侥幸。它们硬说，航空母舰的根本性质就是太经不起攻击了。岸基航空兵航程有限，在广阔太平洋上不能起重要作用，所以，海上战争的最后胜负仍然跟以往一样要靠战列舰。这些鼓吹者们相信，现代战列舰的火力足以使他们能够防卫自己对付敌机的空袭。

　　在天平的另一头，那些鼓吹航空兵万能论者说，他们把最初取得的空中战果，作为单靠飞机和航空母舰就能打赢战斗和战争的证明。这种观点也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完全不考虑战列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来应起的作用。结果是，飞行人员普遍认为战列舰部队完全无用，并引为笑料，把战列舰部队讥为“柱岛舰队”。

　　海军航空兵确实已取代了战列舰的地位，成了决定性的海上打击力量。战争的最初两天之内，日本海军的舰载和岸基飞机分别在珍珠港歼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兵力和在马来亚海上歼灭了英国远东舰队的战列舰兵力，这些都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指向日本本土后，把日本打败的攻势作战中所使用的也是舰载飞机和岸基飞机。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日本虽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使美国吃了亏，但后者却从早期的痛苦经验中吸取教训，整顿了它的部队，改变了旧有的东西，同时发展了他所没有的东西，以赢得太平洋战争。

　　美国海军与战列舰使用，就是一个很生动的范例。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取得突出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拥有强大火炮的美国战列舰就无所作为的，只能模模糊糊地盼望着能大模大样打一仗。相反，在进攻日本岛屿之前，美国战列舰巧妙地炮击了日本的前哨岛屿。他们打得很猛，这是岛上的日本守军中任何人员还活着的人都能证实的。美国海军还很好地使用战列舰掩护航空母舰部队。这些战列舰的强大对空火网有效地阻止了日本飞机接近和攻击美国航空母舰。

　　日本海军首脑并非不了解海洋战争中发生的变化，但他们似乎不愿面对现实。例如，１９４２年3月１日，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从南线调回东京，在途中曾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情况。他着重谈到了在和敌人交战中偏重面有了变化，说明水面炮战比之空战和空对海的作战，退居次要地位。大西的意见遭到冷遇。这可从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的反应中看到，他说，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仅根据南线局部作战的情况作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宇垣的当天日记中的记载可以说明当时日本海军上层对这个问题的思想。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广阔太平洋上，只能小规模地使用岸基航空兵。我认为，单靠航空母舰不能为攻势作战提供足够的航空兵力。福留（军令部第一部部长）告诉我，岛田（海军大臣）主张停止建造“武藏号”，这个决定被他搁置了。大家都认为，战列舰是有价值的作战工具。除非我们有别的办法制服别人的战列舰，否则，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战列舰实利。”

　　这就是战列舰至上论者的坚定观点。

三、海军航空兵的错误方针

　　日本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海军航空兵采取了所谓的“精兵政策”。在这个政策支配下，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全部调到航空母舰的飞行队，担负作战任务。反对这个政策的人认为，这种作法眼光短浅。他们主张应该把一些最优秀的和最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派到海军航空队去当教员，以便把他们的智慧和作战经验传授给年轻无经验的学员。但由于“精兵政策”在珍珠港和印度洋作战方面显得如此成功，以致从航空母舰抽调去担任教官的飞行员，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的。

　　结果是珊瑚海海战后，没有干练的预备役飞行员，就是说，没有能马上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来填补这次海战中损失的飞行员的空额。珊瑚海海战后补充到航空母舰上的最好飞行员，单就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和降落就必须进行星期的基础训练，还要花几个星期掌握作战技术，才能执行作战任务。缺少能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这是“瑞鹤号”不能参加中途岛海战的唯一原因。如果我们的军舰修理能力能象美国那样效率很高，也许我们能修好“翔鹤号”，让他参加中途岛海战，但话要说出来，也要有能补充的飞行员才行。

　　由于首脑人物目光短浅，致使这次海战我方至少少了一艘顶事（甚至是举足轻重的）航空母舰参加。他们没有认识到，空中战争是一种消耗战，即令是技术高超的飞行员，如果人数很有限，也不可能战胜能力平常和数量无限的飞行员。

四、科学技术的模糊信息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成就方面也是落后的，而且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缺少雷达。在向中途岛出发前两天，“伊势号”和“日向号”战列舰装了雷达。他们是最早装备雷达的日本军舰。几个月以前，海军当局曾极力主张给我们的四艘航空母舰安装雷达，但由于日本在电子技术方面落后得可怜，最后所提供的两套也是是实验样机，而且还不是给航空母舰的。如果我们在发展雷达方面提前了六月，那么，对于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来说，将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有利条件。雷达能够穿透阻碍南云部队前进和接近战场道路上的大雾。更重要的是，雷达可以及时发现敌侦察机和测出其位置，这样我方战斗机能够在敌机向敌舰队报告我方阵位之前将其歼灭。雷达还可以提早发出敌机来攻击我方航空母舰的警报。而且如果我方侦察机装备了雷达，就能比目力更早发现敌特混舰队。

　　这些推想，使人想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达发展的一桩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雷达的一个关键部位是定向天线。这种天线是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八木秀次博士最先制成的。１９３２年，八木在国内发表了他的发明。不久，他访问了美国，有几家美国杂志也发表了他的发明。进攻上海的日本部队发现那里电子设备采用了八木天线，但这对他们不过是一时可感到骄傲的事。英国和美国都已利用了这个发明，并且，把它加以发展供他们自己使用，而日本自己反倒没有做到这一点。

　　应该指出，日本国民的本性是不适于搞大规模生产的。人们都乐于搞手工业而不愿搞流水作业。正如在训练飞行员、舰船修建、许多关于战争的重要问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日本从一开头就发现自己是落后的，而且时间越久，差距越大。的确，也有例外，比如氧气鱼雷，是美国鱼雷所不及的。还有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也确实比盟军在太平洋使用的任何飞机都好，但不久就被美国新产品超过了。日本的光学仪器是久负盛名的。毫无问题，我方军舰所用到夜用望远镜的高质量是使我方夜间作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夜用望远镜终究比不上雷达。

五、狂妄自大

　　从“满洲事变”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除对弱敌取得轻易的胜利以外，没有别的经验。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它是有点担心。开战后的头几个月，日本接连获得大胜，这使它自己和别的国家一样感到意外。它最初对战事的担心于是很快便消失了。在继续挺进的时候，国力的人民和前方的士兵都欢欣鼓舞，没有多久，他们就不再把敌人作战和抵抗能力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轻敌的傲慢态度。到中途岛海战时，这种心理上狂妄自大的程度已达到了浸透作战部队的官兵的思想和行动中。这种过分自负的毛病就被很恰当地称之为“胜利狂”，而它的流毒极广，在计划和执行中途岛作战的人员中都存在。

　　直到１９４２年春天，战事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帆风顺的。看来，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那些人完全是根据想象敌人大概会怎样做，而不是敌人可能怎样做或者有能力怎样做来制定计划的。进行舰队决战是我方追求的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攻敌要害。如果敌人不出来保卫中途岛，那也很好，我们可以把该岛和北面的阿留申群岛几处基地据为我方的前哨据点。这样我方防御圈可以延伸，我们可以沿夏威夷一线推进，直到敌人最后被迫出来决战为止。可是，在这样的设想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敌人的行动可能和我们所预料的不一样。不光是联合舰队这样盲目；军令部发言人在一次中途岛作战陆海军联席会议上也宣称：“在这次作战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敌人不愿和我们的舰队交锋，不肯从基地出来作战。”这种狂妄自大、对敌人的过低估计是再错误也没有了。应不仅不是不愿出来迎战，而且是求之不得并作好了准备的。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出其不意，这是因为我们满以为我们的计划不会泄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方兵力分散是狂妄自大的又一表现。分散兵力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如果敌人一旦被我诱出而情况又需要时，我方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集中起来进行有效地战斗，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计划的荒谬。

　　我方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感染的胜利狂也绝不亚于我们的司令官，只不过影响所及不那么厉害、后果不那么深远罢了，但症状是很明显的。６月４日，我方航空母舰遭到致命打击时，绝大部分伤亡并不是由于爆炸和弹片造成的，而是由于烧伤。如果舰员照规矩穿上作战服装的话，很多起这种烧伤本身可以避免的。可是他们只穿短袖衬衫和短裤。是啊，为什么不这样穿？热带的夏天很热，又不必担心敌人的攻击，何苦穿那么多衣服来保护自己防止治烧伤呢？此外，还有从飞机上卸下炸弹换上鱼雷时，那样随随便便放置炸弹，根本没有考虑到把这些炸弹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而只堆积在甲板上。敌人决不会击中我们的军舰的。但他们却真的击中了。

　　准备中途岛作战时进行图上演习的人们的态度，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狂妄自大竟轻率和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根据演习的一项规则计算，敌人投中了九弹，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这些结果，却被任意地先改为命中三弹，击沉一艘航空母舰，另一艘受伤，最后竟索性改为一艘也没有损失。对于确定飞机的损失，也采用同样的灵活办法，当然都是对日本人十分有利的办法。

　　归根到底，不仅在中途岛海战中，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根源是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中。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往往自相矛盾。地方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主观固执，因循守旧，对于即令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我们优柔寡断，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这又是使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投机取巧，缺乏大胆和独立精神，习惯于依赖别人和奉承上司。由于我们缺乏理性，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因而行事缺乏慎重计划。只有草率的行动失败后，我们才会理性地去考虑它，即使是思考了，但又往往是为失败寻觅借口。总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成熟而又不善于调整适应，因此，我们便不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什么时候作出牺牲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这些就是日本民族性的弱点。至于这些弱点都反映在中途岛海战失败中，而这次失败使在那里作战的人们的一切事迹和可贵的牺牲都付诸东流了。日本人所遭到不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