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较之满清，李自成若得天下对中华文明是更佳的选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1:22:06
最基本的两条，
1，李自成不会因为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使民族矛盾急剧激化，直接导致二十年的战乱，并从此留下二百余年民族矛盾，满汉分治的祸根。
2，李自成和他的后代不会因为所谓“满汉之分，蛮夷之辩”而大搞文字狱，不会“寓禁书于修书”，使中华文明再遭一次浩劫。
指责大顺军“烧杀抢掠”的话，能和八旗入关后的屠杀相比？
指责大顺军“不得民心”的人，难道大顺军有什么政策能和清朝的“跑马圈地”，“逃人法”，“禁海”相媲美？
指责大顺军入京拷打官员？当陕西的老百姓在大荒时连十万两银子的赈济都得不到，而侥幸没有被饿死的人进入北京发现一个“穷翰林”都有论万银子的家当时，狠狠地夹那些贵族，太监，高官腐败分子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
值得那么些人为那个当时已经腐败黑暗到极点的明朝而痛惜，野蛮残暴到极至的满清去辩护，为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汉族政权的夭折而拍手叫好？最基本的两条，
1，李自成不会因为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使民族矛盾急剧激化，直接导致二十年的战乱，并从此留下二百余年民族矛盾，满汉分治的祸根。
2，李自成和他的后代不会因为所谓“满汉之分，蛮夷之辩”而大搞文字狱，不会“寓禁书于修书”，使中华文明再遭一次浩劫。
指责大顺军“烧杀抢掠”的话，能和八旗入关后的屠杀相比？
指责大顺军“不得民心”的人，难道大顺军有什么政策能和清朝的“跑马圈地”，“逃人法”，“禁海”相媲美？
指责大顺军入京拷打官员？当陕西的老百姓在大荒时连十万两银子的赈济都得不到，而侥幸没有被饿死的人进入北京发现一个“穷翰林”都有论万银子的家当时，狠狠地夹那些贵族，太监，高官腐败分子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
值得那么些人为那个当时已经腐败黑暗到极点的明朝而痛惜，野蛮残暴到极至的满清去辩护，为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汉族政权的夭折而拍手叫好？
1，李自成不会因为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使民族矛盾急剧激化，直接导致二十年的战乱，并从此留下二百余年民族矛盾，满汉分治的祸根。
2，李自成和他的后代不会因为所谓“满汉之分，蛮夷之辩”而大搞文字狱，不会“寓禁书于修书”，使中华文明再遭一次浩劫。
指责大顺军“烧杀抢掠”的话，能和八旗入关后的屠杀相比？
指责大顺军“不得民心”的人，难道大顺军有什么政策能和清朝的“跑马圈地”，“逃人法”，“禁海”相媲美？
指责大顺军入京拷打官员？当陕西的老百姓在大荒时连十万两银子的赈济都得不到，而侥幸没有被饿死的人进入北京发现一个“穷翰林”都有论万银子的家当时，狠狠地夹那些贵族，太监，高官腐败分子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
值得那么些人为那个当时已经腐败黑暗到极点的明朝而痛惜，野蛮残暴到极至的满清去辩护，为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汉族政权的夭折而拍手叫好？最基本的两条，
1，李自成不会因为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使民族矛盾急剧激化，直接导致二十年的战乱，并从此留下二百余年民族矛盾，满汉分治的祸根。
2，李自成和他的后代不会因为所谓“满汉之分，蛮夷之辩”而大搞文字狱，不会“寓禁书于修书”，使中华文明再遭一次浩劫。
指责大顺军“烧杀抢掠”的话，能和八旗入关后的屠杀相比？
指责大顺军“不得民心”的人，难道大顺军有什么政策能和清朝的“跑马圈地”，“逃人法”，“禁海”相媲美？
指责大顺军入京拷打官员？当陕西的老百姓在大荒时连十万两银子的赈济都得不到，而侥幸没有被饿死的人进入北京发现一个“穷翰林”都有论万银子的家当时，狠狠地夹那些贵族，太监，高官腐败分子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
值得那么些人为那个当时已经腐败黑暗到极点的明朝而痛惜，野蛮残暴到极至的满清去辩护，为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汉族政权的夭折而拍手叫好？
讨论这个没一点意义，就像百日维新如果成功了那我们现在也许——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了。
百日维新是不可能，但李自成取得胜利却是可能的。
那很可能中国就没有东北，西藏和新疆了
有的事情不好说的。起码我们的生命力强大的很，经得起折腾
有的事情不好说的。起码我们的生命力强大的很，经得起折腾
原帖由 jiner 于 2007-10-2 08:48 发表不可能,历史证明了.
百日维新是不可能，但李自成取得胜利却是可能的。
大顺军也多次屠城.李一死,大顺军散了架,着点不如大西军,没有李定国那样的帅才.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09:10 发表
不可能,历史证明了.
大顺军也多次屠城.李一死,大顺军散了架,着点不如大西军,没有李定国那样的帅才.
大西军屠城比大顺军厉害多了，就算有李定国大西军还是不行。照张献忠那样杀下去，就算是把中国历代名将都给他，照样输定了。但是如果想想李自成不是那么残酷的对待明朝降官，整顿吏治，重肃军纪再以重兵沿北线防御的话，还是能够建立起新的王朝的。但是李自成自己本身估计也没想能够灭掉明朝，在兵临北京城下时，还准备同崇祯谈判做西北王。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0-2 09:34 发表李带到北京的兵力不足.如果多带一些,则一片石之战未必会败.
大西军屠城比大顺军厉害多了，就算有李定国大西军还是不行。照张献忠那样杀下去，就算是把中国历代名将都给他，照样输定了。但是如果想想李自成不是那么残酷的对待明朝降官，整顿吏治，重肃军纪再以重兵沿北线 ...
打回陕西是错的,应该顺长江而下占据东南,那是财赋之地,再以偏师经略西北,留华北明朝做为对清缓冲.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09:38 发表
李带到北京的兵力不足.如果多带一些,则一片石之战未必会败.
打回陕西是错的,应该顺长江而下占据东南,那是财赋之地,再以偏师经略西北,留华北明朝做为对清缓冲.
个人觉得应该占据中原后以大将率明军沿北线防守，再进取巴蜀，然后以巴蜀为大后方顺长江而下夺取江南。没必要留着明朝。
李身边的文人缺乏范文程那样的人,就算有,李也听不进,跟多尔衮没得比.
从君臣智力来看,清的胜利是天命所归.
从君臣智力来看,清的胜利是天命所归.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09:55 发表
李身边的文人缺乏范文程那样的人,就算有,李也听不进,跟多尔衮没得比.
从君臣智力来看,清的胜利是天命所归.
:hug: 李张是武装农民，南明尽出活宝，清想不得天下都难:time: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09:55 发表
李身边的文人缺乏范文程那样的人,就算有,李也听不进,跟多尔衮没得比.
从君臣智力来看,清的胜利是天命所归.
这不只是李自成的毛病，农民起义军几乎都有这毛病，缺乏重视文人的观念，缺乏战略意识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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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0-2 09:58 发表
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做法就能看出来.他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招降吴三桂失败就是个例证.吴三桂可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主力之一.千万不要真的以为吴三桂是为了个女人才投降清军的.关于吴三桂的问题,百 ...
实际上李自成和地主阶级并非不可调和，但是他单纯的认为似乎自己能够稳稳的坐主天下，根本就没去调和。
大顺大西同样是野蛮残暴的,而在顺势而变上则远不如清了.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10:03 发表
大顺大西同样是野蛮残暴的,而在顺势而变上则远不如清了.
不错，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啊。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0-2 10:00 发表
实际上李自成和地主阶级并非不可调和，但是他单纯的认为似乎自己能够稳稳的坐主天下，根本就没去调和。
李自成这个人自身好象太理想主义了,他开始是想消灭所有地主阶级.可是当自己进北京后.....
另外他手下的人也参杂不齐.记得最早看过一个片子,是讲红娘子和李岩的吧.李岩好象为李自成所嫉,一直不得重用,最后这一对都死的挺惨.
这就是李自成不如刘邦和朱元璋的地方了。
李岩的事,有无还在争呢,红娘子嘛,小说家言.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0-2 10:09 发表
这就是李自成不如刘邦和朱元璋的地方了。
我倒觉得李自成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几百年后的GCD毛主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教训.好象毛主席就研究过李自成这个人.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0-2 10:18 发表
我倒觉得李自成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几百年后的GCD毛主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教训.好象毛主席就研究过李自成这个人.
:D 郭老不还有篇名文吗？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10:17 发表
李岩的事,有无还在争呢,红娘子嘛,小说家言.
也许李言这个人名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原型也应该是农民军里一位比较有分量的人物.小说的题材也来源与历史.从某一方面可以看出李自成不会用人
原帖由 成都乱 于 2007-10-2 10:20 发表
:D 郭老不还有篇名文吗？
这个《甲申三百年祭》？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0-2 10:24 发表
这个《甲申三百年祭》？
是这个吗?我没看过:o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0-2 10:18 发表
我倒觉得李自成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几百年后的GCD毛主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教训.好象毛主席就研究过李自成这个人.
估计李自成应该不会愿意的。汗！！:D :D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0-2 10:27 发表
是这个吗?我没看过:o
恩应该是，毛主席多次提到过。
这个如何？
当西元1650年高一功从李锦手里接过这个帝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政权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的能力。顺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陕西和华北平原相当大的一部分。北方曾经强劲的满族政权在连续遭受几次严重的军事失败后，由于他有限的人力资源，已经陷入了危机。实际上，在1651年，清此前实际的领导者多尔衮病逝以后，满洲贵族集团认为他们已经为摄政王个人的军事冒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趁现在还有一些力量，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并利用距离的优势进行防御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开始逐步的向关外收缩力量。而高一功也很乐于把他的军队转向他的另一个对手，依然控制着云贵和两广地区的明朝残余势力。在高一功巧妙的分化手段和巨大军事压力下，10年以内，南方有组织的抵抗即告瓦解，唯一还保留着一定军事实力的郑成功也满足于保住台湾这个基地（1662 年，利用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的内乱，施琅收复台湾），1661年，再度挥师北上的顺军击破留守清军半心半意的抵抗，1644年以来第二次进入北京，并在长城一线建立起了对游牧民的防御。至此，高一功已经完成了明的遗产继承。同年，按照大臣的意见，他把国号由继承自李氏的“顺”改为“华”，以表示他驱逐北方入侵者的功绩。
这时候摆在高一功（后来被称作世祖）面前的是如何把这个军事征服的帝国迅速的稳定下来。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比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更为影响深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处境大致相同的德川家康相比，同样怀着对前一代制度的强烈不满，但由于高一功在构建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方面大为逊色，往往采取追溯明以前历史和简单反动朱元璋政策的方法，结果反而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灵活的社会结构。
例如，当大臣把“阉祸”作为首要的教训上呈给要求总结明代经验的世祖时，皇帝几乎不加思索的做出了本朝废止宦官制度的决定，惊讶的大臣立刻指出这在实际操作中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内外相隔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皇帝的回答是要求文学侍从查阅历史上宫廷的编成情况，发现后唐明宗的内宫宫女为100人，大臣勉强同意，这个规模的宫廷是不必宦官也可以保持正常运转的，因此世祖就命令把这个数字上限作为给子孙的训诫记载下来。
新朝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其对明代经济政策的全面反动，减免明代苛重的赋税、不设立皇庄、通过免税鼓励垦荒等等都是在建国之前就确定的，但这些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财政拮据，尤其是在为了减少贪污大幅度提高官员薪俸以后。象往常一样，皇帝求助于史籍和实际经验（儒家建议的自上而下的节俭示范在世祖看来似乎毫无用处，因为他已经把他本人的开销降到创下历史纪录的程度——即使《周礼》描述的古代典范帝王，好像也比他更懂得享受），决定执行以获取贵金属为核心的商业政策
这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引起了部分士大夫的抗议，而最终引起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风暴。在从清军手中夺取曲阜的时候，皇帝就对孔氏在清占领下顺从剃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因此决定削除其世袭的封爵。当财政问题引起的本末之争逐渐上升到义利之辨的时候，感到厌烦的皇帝要求支持他的大臣设法彻底压倒狂热而不负责任的谏官们。最终，来自江西的某位大臣突然意识到他一向服膺的陆王之学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他上本指出，杨时实际是阿谀蔡京的奸党，对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朱熹实际是按照自己意图，随意篡改经典的儒学罪人，理学的崇高地位实际是元代异族入侵者确立的，由于这种并非完全符合事实的攻击非常满足皇帝的胃口和需要，新王朝立刻认可了这些论点，并把《学》《庸》剔出考试必读书目。但陆九渊的崇拜者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因为皇帝最后发现，叶適陈亮的学说似乎更为符合他的实际需要，于是开始调停心学和浙东学派。实际上，新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这两者的奇怪混合物。（这场意识形态之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孔子回到了他贞观二年以前的处境：先圣的地位还给了周公，而他取代颜回成为先师。）
与对内的大胆变革相比，新王朝的对外政策是相对保守的，与满清的战争在继续，但采取了稳健的战略，装备大量火器的军队则缓慢的沿着锦西走廊逐渐建立据点，同时努力分化收买内蒙古草原依附满洲的蒙古部落，渡海鼓励朝鲜的反叛。世祖以及继承他的孝宗满意于这样缓慢然而不可逆转的消耗满清的实力，1/4个世纪以后，王朝军队的交通线末端终于延伸到了辽河流域，从而造成了清的经济崩溃。
正是在接收满清的产业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新设立的满洲都护（管理辽河流域以北的广大领土）的巡逻部队在黑龙江上遭遇了俄国的早期殖民者，在几次小规模冲突之后，1689年8月27日，中国与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了边境条约，这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规定了双方外兴安岭-雅布罗夫山脉一线的边界，作为回报，给与了俄国商人以贸易特权。俄国商人成为了古老中国与西方的又一条交流渠道。
《尼布楚条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外交方面，对中国更大的影响是充当两国翻译的耶稣会修士在中国获得了相当的尊敬和特权，到18世纪，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已达到300万，其中包括地位相当高的官员和王室成员。
在南方，中国持续的扩大着他在明代即已拥有的在南洋的经济优势，1712年，当时的皇帝宣宗发布敕令，鼓励中国商人出海。1717年，另一道敕令宣布已经移居南洋的华商可以不受限口通商的限制，在沿海任何允许国内贸易的港口自由进出。
在东方，虽然受到德川锁国的影响，但是通过弟子麻小岛这个针眼，中国商人依然塞进了一只骆驼，他们成功得排挤了荷兰商人，逐渐获得在日本的优势地位。
在宣宗、哲宗、武宗时期，中国卷入了与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准噶尔部的长达70年的战争。就象稍早时候的俄罗斯一样，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迫使耕种民族把自己改造为一个火药帝国，根据战争的经验，以往以火器加强冷兵器的军事结构转变为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水平的冷兵器掩护火器的结构，也逐步发展出中国自己的营方阵和队属火炮。并以这种新式军队最终击败了游牧民。
草原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持续战争产生兵器工业的巨大需求，官营的手工工场急速膨胀，如果仅从规模上讲，遵化的铁矿可以与同期任何西方铁矿相比。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天津成为北方军事工业的中心。
1793年，来到中国试探开辟官方的外交和贸易条件的英国使臣发现，与在非洲或者印度不同，他们接触的帝国即使说依然落后于西方，但较之土耳其或者伊朗，在技术文明角度并无多少逊色。而在组织方面，甚至更为“西方”一些。
附：华朝的制度（部分）
职官
正一品：平章政事，三公（为加衔）
从一品：参知政事，都督内外军事，三孤（为加衔）
正二品：六政府尚书、左右都御史、五京留守
从二品：权将军、各省节度、都护
正三品：六政府侍郎、各省总会、提督
从三品：制将军、各省按察
针对明代君臣相隔的惨痛教训。世祖的反应是恢复明以前的丞相制度（称为平章军国）并给与其极高的地位，当大臣警告这种设置可能威胁皇权的时候，皇帝答复说明代张居正和严嵩的例子说明限制相权乃至不设丞相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决心通过唐宋的集体丞相制度来做出另一角度的尝试：世祖设立了枢密会议，规定由正副丞相以及六部尚书在会议上对国政做出建议，皇帝只负责最后的仲裁，从而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免问题上。
选举
以策论代八股，复王安石三舍法。
食货
银铜并用，铸造银币，兼行纸钞。
盐政用票法代替纲法。
夷商可以在广州、泉州、松江、宁波四处交易，允许其在这四处及香港、澳门、舟山租赁土地，出海华商不受此项限制。
地理
分全国为五京十九省六都护。
建储
第2代皇帝孝宗的长子由于母亲的关系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他的主要兴趣在西方几何学（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后7卷） ，所以太子是他的兄弟（后来的宣宗）——至此确定立储以贤不以长原则。
宣宗在位超过40年，他选中的太子在他之前去世，而皇孙依然很小，按照世祖明确规定的不立幼主，他试图在其他儿子中挑选，但没有一个使他满意，因此他把选择范围扩大到他的侄子（因为他对他兄长主动让出太子位相当感激），选中了后来的哲宗——至此确立皇帝在儿子和侄子中挑选合适的继承人的制度。
年轻的仁宗突然死亡后，他的叔伯们聚会，讨论后选择了仁宗的某位堂兄弟即位（英宗），这种情况在睿宗去世后再度重演——至此确立皇帝没有留下遗诏情况下的游戏规则。
1792年，马尔嘎尼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中国的时候，承担的使命主要有两项，一是为英国商品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因为当时的中英贸易逆差已经到了伦敦政府“受不了”的程度；另一则是最大限度的搜集关于远东这个神秘国度的情报。
在第一项工作方面，英国使团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虽然帝国政府对英国展示的工艺品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但是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完全难以理解，最后只同意增加通商口岸的数目（从广州、泉州、松江、宁波、烟台5处增加到包括天津在内的10处）和允许英国商人有条件的进入内地。
但是在情报方面的收益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使团注意到，虽然国家主导的标准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军队的水平只相当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的欧洲军队，长矛与火绳枪混编的营方阵是其主要作战方式，虽然通过与东南亚的欧洲商人以及俄国人，中国已经获得了燧发滑膛枪及较轻便的队属火炮并成功的予以仿制，正在逐步代替火绳枪和旧式火炮，然而使用方式仍然是旧的，即在长矛的掩护下分列齐射（套环式刺刀被完全拒绝），使团最后得出结论，也许中国并不象他们最初所想象的那么强大。
同时，使团也注意到了在繁荣的背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酝酿着的剧烈冲突。尤其指出了正在变得桀傲不驯的商人阶层。
在整个18世纪中，中国商人对他们的地位总体是满意的，同明代相比，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家正式承认，在一个职业官僚集团（士）的领导下，农工商三民作为赋税的提供者都是值得尊敬的。由于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提供了中国缺乏的白银，政府对商人的海外活动也给予了相当的宽容乃至鼓励。
但是临近19世纪，随着财富的积累，商人们的野心开始随之膨胀，从他们在南洋的贸易对象那里，他们了解到在某些国家，作为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商人是社会上最值得尊重的阶层，国家不仅仅是把商业作为赋税的奶牛来给予照顾，而是用国家的政策扶植乃至帮助本国的商人，于是中国商人很自然的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也这么做呢？难道中国的商人不是为帝国财政做出最大的贡献的阶层吗？票号不也多次稳定帝国银元、并极有效率的解决了华北与西北军队的供应问题吗？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放弃他名存实亡的专卖制度（由于票制，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税）和进一步减轻商业税呢？即使这么做，只要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财政收入自然也会相应的增多而非减少。
这种论调随着东南官僚进入帝国中枢的比例增多而不断上升，到19世纪30年代，帝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植商业的措施，从1837年开始，帝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政策，越来越向商人，尤其是东南拥有大量外贸利益的洋商倾斜，包括取消对茶叶的销售管制，同时开始鹦鹉学舌似的（根据伴随贸易传入的柯尔贝尔等人的著作）讨论对西方构筑关税壁垒，以进一步扩大贵金属流入的可能。
对中国不幸的是，作为后来者，他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的与西方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发生冲突，这就使1856~1861年的战争成为一种必然。
1856年，由于误会，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正在等待的机会，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宣战。战争最初的规模是有限的，由于印度土兵暴动，英国在远东主要的兵力被牵制在印度，但在1858年，英国开始认真的进行这场战争。同时，法国也因为对越南的野心，而作为英国的盟国加入了战争。
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处理国内的同时发生的四场叛乱：
1851年，一个具有早期基督教色彩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动叛乱，虽然其对湖南和广东的进攻被地方驻军所阻挡，但由于地形有利于叛乱者，帝国军队粉碎其广西根据地的多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回汉冲突，1856年在云南，1858年在陕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范围波及全省，如果不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分歧造成云南和广西两方面的激烈冲突，本来可能会对帝国在整个西南和华南的统治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此外，从1853年开始的捻军起义，势力逐渐扩展到了整个淮河流域并切断了对于帝国相当重要的漕运，虽然没有前三者那种宗教狂热和身处帝国边远地带的有利位置，但其领导人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军事才能和施政能力，从而在当地居民间获得了相当的支持，因此可能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
这四场叛乱牵制了帝国军队大部分的军力，而19世纪中期的欧洲近代军队，战术上对于火器冷兵器混合的军队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英法军队利用其无可置疑的海上能力，除了提供灵活的火力支援外，还得以对帝国沿海的守军非常顺利的各个击破。到1860年，中国领导集团中较明智的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劣势，他们发现这场毫无希望的海-陆战争将把帝国财政和防务体系彻底搞垮，从而使内部的叛乱变得完全无法控制，因此决定尽快与英法媾和。
在俄国的斡旋下，中国同英法达成了和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而法国获得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自由（1862~1863年间法国迫使越南割让了3个省，并迫使柬埔寨接受法国保护），同时，英法商人获得了贸易上的特权，包括协定关税和更多的通商口岸。
在和约缔结的第二年，中国政局发生动荡，在内战中与军队建立起良好协作关系的地方文官，主要是湖南和淮南的官吏，开始主宰中国政坛。讽刺性的是，相对于此前的东南官僚集团，内地士绅对于商业（主要是外贸）抱持相对传统或者说保守的态度，这反而得以与胜利的列强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并由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逐步引入西方的技术和体制，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近代化的工业潜力，也就是所谓洋务。洋务的成效在19世纪60、70年代得到验证，四起主要叛乱先后被平定。不过如果说洋务在军事上成效颇著的话，经济上的成绩却是相当糟糕，让只受过行政管理训练的官僚来管理近代企业结果造成了普遍的亏损，结果本来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幸运的是，这个负担在19世纪80年代找到了解脱的办法
200年以来，中国商人在国境线以外缓慢积累起来的经济优势，包括在南洋和日本的有利地位，都因为1860年的和约而受到了威胁，在努力保守原有阵地的同时，部分商人转变为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代理商，但也有部分决心把资本投入新的领域。70年代后期，不堪财政赤字的政府终于被说服除了具有特殊战略利益的项目外，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洋务，随后又把亏损严重的企业廉价出售。标志性的就是1884年8月福州船政局的私有化，表明“官僚的工业”作为一个插曲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
在中国内部近代化的同时，中国也在逐步适应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努力以可以接受的让步保持和平。包括1864年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对俄让步把西部边界退回便于守卫的各个山口，而把这一线以外的约50万平方公里领土让与俄国以表示对俄国斡旋1860年和约的感谢，1879年默许日本并吞流求， 1885年同意以往的藩属缅甸是中英、暹罗是中英法共享利益的地带。但是同时也尽可能维持自己主要的财产，如拒绝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要求，击退 1867年美国、1874年日本在台湾的挑衅。而当机会来临时，中国也不失时机，例如1885年利用中国支持下的非正规武装黑旗军对法作战的胜利，成功的迫使法国放弃1863年获得的领土，只保留在越南南部的经济利益，并以此为突破口修改了1860年条约的部分条款。
但国内舆论渐渐不满于这种稳健的外交，这种不满到1895年发展到顶点。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日的求助引起了东亚正在走向近代化的两个国家直接对峙，在全面评估双方军队的战力后，中国政府决策尽可能避免战争，最终在日本下关与伊藤博文达成朝鲜南部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协议，由于民间长期的对日轻视态度，这个协议公开后立刻被国内舆论斥为卖国外交。以此为契机，国内立宪派发起了全面的攻势，最终在皇帝支持下，于1898年实现立宪，“务求改变大臣把国民的国家作为与己无关的礼物贿赂洋人的局面”。
新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改为执行强硬和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日军备竞赛、公开提出收复香港（导致英日同盟），按照1885年经验支持菲律宾反西武装（在美国利用美西战争接受这一果实后，继续秘密向阿奎纳多政府提供武器以把美国挤走，导致 1900年的一场小规模中美冲突[以中国失败告终]和美国对日本的支持）
1904年，日本在英美支持下选择了战争作为结束他已经无力继续的军备竞赛的方式……
附，
YY的1904年中日军力
日本：陆军13个师团，战争时还可以动员4个，海军平时维持着6艘战列舰6艘装甲巡洋舰的体制，临战前依靠英美贷款，从法国、美国各购得1艘战列舰，从意大利购得2艘装甲巡洋舰。
中国：陆军36个师团，由于缺少有效的动员体制（执行的是募兵制），战时无法大幅增加兵力，海军有11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有已订购的2艘战列舰、3艘装甲巡洋舰正在欧洲造船厂制造。
但是中国的陆军优势和海军均势仅仅是纸面上的：
陆军方面，中国的36个师分布在全国各地，能够迅速集中起来对日作战的不过10个师团左右（战前只有1个在朝鲜北部，4个在东北）。
海军方面，日本的全部主力战舰舰龄都不到10年，而中国有2艘战列舰是建成于1884年的古董，剩下的9艘中，有3艘是倡导“国轮国造”的国会强迫海军向国营江南造船厂和民营马尾造船厂订购的，由于设计有问题，最后不得不把国际主流的4门12英寸主炮改为10英寸的以免上部超重，所以火力颇为不足。装甲巡洋舰方面，日本的装甲巡洋舰是为舰队决战考虑设计的，而中国是为袭击商船考虑的，所以火力和装甲都较弱（理论上，以商船为目标的中国装甲巡洋舰应该航速较快，但4艘中有3艘是189X年制成的，所以并不比日本的装巡快）——也就是说，中国海军真正可以与日本8艘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向提并论的武力，只是 6艘战列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此外，由于各种莫名其妙的政治理由，中国海军的战舰分散在各个港口：为了与俄罗斯一同向日本对库页岛和勘察加的野心施加压力，3艘旧式装甲巡洋舰停泊在海参崴，由于1900年和美国的冲突，4艘最新的战列舰停泊在广州和上海（各2艘），作为北洋舰队主力的旅顺口，开战时只有 2艘新式战列舰，3艘国产战列舰和2艘古董战列舰及1艘新式装甲巡洋舰。
总之，18世纪末的技术达到土耳其或者伊朗的水平就不错了，不过也只是YY。
当西元1650年高一功从李锦手里接过这个帝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政权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的能力。顺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陕西和华北平原相当大的一部分。北方曾经强劲的满族政权在连续遭受几次严重的军事失败后，由于他有限的人力资源，已经陷入了危机。实际上，在1651年，清此前实际的领导者多尔衮病逝以后，满洲贵族集团认为他们已经为摄政王个人的军事冒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趁现在还有一些力量，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并利用距离的优势进行防御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于是开始逐步的向关外收缩力量。而高一功也很乐于把他的军队转向他的另一个对手，依然控制着云贵和两广地区的明朝残余势力。在高一功巧妙的分化手段和巨大军事压力下，10年以内，南方有组织的抵抗即告瓦解，唯一还保留着一定军事实力的郑成功也满足于保住台湾这个基地（1662 年，利用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的内乱，施琅收复台湾），1661年，再度挥师北上的顺军击破留守清军半心半意的抵抗，1644年以来第二次进入北京，并在长城一线建立起了对游牧民的防御。至此，高一功已经完成了明的遗产继承。同年，按照大臣的意见，他把国号由继承自李氏的“顺”改为“华”，以表示他驱逐北方入侵者的功绩。
这时候摆在高一功（后来被称作世祖）面前的是如何把这个军事征服的帝国迅速的稳定下来。事实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比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更为影响深远。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处境大致相同的德川家康相比，同样怀着对前一代制度的强烈不满，但由于高一功在构建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方面大为逊色，往往采取追溯明以前历史和简单反动朱元璋政策的方法，结果反而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灵活的社会结构。
例如，当大臣把“阉祸”作为首要的教训上呈给要求总结明代经验的世祖时，皇帝几乎不加思索的做出了本朝废止宦官制度的决定，惊讶的大臣立刻指出这在实际操作中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内外相隔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皇帝的回答是要求文学侍从查阅历史上宫廷的编成情况，发现后唐明宗的内宫宫女为100人，大臣勉强同意，这个规模的宫廷是不必宦官也可以保持正常运转的，因此世祖就命令把这个数字上限作为给子孙的训诫记载下来。
新朝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其对明代经济政策的全面反动，减免明代苛重的赋税、不设立皇庄、通过免税鼓励垦荒等等都是在建国之前就确定的，但这些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财政拮据，尤其是在为了减少贪污大幅度提高官员薪俸以后。象往常一样，皇帝求助于史籍和实际经验（儒家建议的自上而下的节俭示范在世祖看来似乎毫无用处，因为他已经把他本人的开销降到创下历史纪录的程度——即使《周礼》描述的古代典范帝王，好像也比他更懂得享受），决定执行以获取贵金属为核心的商业政策
这种经济政策的变化引起了部分士大夫的抗议，而最终引起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风暴。在从清军手中夺取曲阜的时候，皇帝就对孔氏在清占领下顺从剃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因此决定削除其世袭的封爵。当财政问题引起的本末之争逐渐上升到义利之辨的时候，感到厌烦的皇帝要求支持他的大臣设法彻底压倒狂热而不负责任的谏官们。最终，来自江西的某位大臣突然意识到他一向服膺的陆王之学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他上本指出，杨时实际是阿谀蔡京的奸党，对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朱熹实际是按照自己意图，随意篡改经典的儒学罪人，理学的崇高地位实际是元代异族入侵者确立的，由于这种并非完全符合事实的攻击非常满足皇帝的胃口和需要，新王朝立刻认可了这些论点，并把《学》《庸》剔出考试必读书目。但陆九渊的崇拜者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因为皇帝最后发现，叶適陈亮的学说似乎更为符合他的实际需要，于是开始调停心学和浙东学派。实际上，新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这两者的奇怪混合物。（这场意识形态之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孔子回到了他贞观二年以前的处境：先圣的地位还给了周公，而他取代颜回成为先师。）
与对内的大胆变革相比，新王朝的对外政策是相对保守的，与满清的战争在继续，但采取了稳健的战略，装备大量火器的军队则缓慢的沿着锦西走廊逐渐建立据点，同时努力分化收买内蒙古草原依附满洲的蒙古部落，渡海鼓励朝鲜的反叛。世祖以及继承他的孝宗满意于这样缓慢然而不可逆转的消耗满清的实力，1/4个世纪以后，王朝军队的交通线末端终于延伸到了辽河流域，从而造成了清的经济崩溃。
正是在接收满清的产业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新设立的满洲都护（管理辽河流域以北的广大领土）的巡逻部队在黑龙江上遭遇了俄国的早期殖民者，在几次小规模冲突之后，1689年8月27日，中国与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了边境条约，这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规定了双方外兴安岭-雅布罗夫山脉一线的边界，作为回报，给与了俄国商人以贸易特权。俄国商人成为了古老中国与西方的又一条交流渠道。
《尼布楚条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外交方面，对中国更大的影响是充当两国翻译的耶稣会修士在中国获得了相当的尊敬和特权，到18世纪，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已达到300万，其中包括地位相当高的官员和王室成员。
在南方，中国持续的扩大着他在明代即已拥有的在南洋的经济优势，1712年，当时的皇帝宣宗发布敕令，鼓励中国商人出海。1717年，另一道敕令宣布已经移居南洋的华商可以不受限口通商的限制，在沿海任何允许国内贸易的港口自由进出。
在东方，虽然受到德川锁国的影响，但是通过弟子麻小岛这个针眼，中国商人依然塞进了一只骆驼，他们成功得排挤了荷兰商人，逐渐获得在日本的优势地位。
在宣宗、哲宗、武宗时期，中国卷入了与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准噶尔部的长达70年的战争。就象稍早时候的俄罗斯一样，游牧民族的骑射优势迫使耕种民族把自己改造为一个火药帝国，根据战争的经验，以往以火器加强冷兵器的军事结构转变为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水平的冷兵器掩护火器的结构，也逐步发展出中国自己的营方阵和队属火炮。并以这种新式军队最终击败了游牧民。
草原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持续战争产生兵器工业的巨大需求，官营的手工工场急速膨胀，如果仅从规模上讲，遵化的铁矿可以与同期任何西方铁矿相比。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天津成为北方军事工业的中心。
1793年，来到中国试探开辟官方的外交和贸易条件的英国使臣发现，与在非洲或者印度不同，他们接触的帝国即使说依然落后于西方，但较之土耳其或者伊朗，在技术文明角度并无多少逊色。而在组织方面，甚至更为“西方”一些。
附：华朝的制度（部分）
职官
正一品：平章政事，三公（为加衔）
从一品：参知政事，都督内外军事，三孤（为加衔）
正二品：六政府尚书、左右都御史、五京留守
从二品：权将军、各省节度、都护
正三品：六政府侍郎、各省总会、提督
从三品：制将军、各省按察
针对明代君臣相隔的惨痛教训。世祖的反应是恢复明以前的丞相制度（称为平章军国）并给与其极高的地位，当大臣警告这种设置可能威胁皇权的时候，皇帝答复说明代张居正和严嵩的例子说明限制相权乃至不设丞相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决心通过唐宋的集体丞相制度来做出另一角度的尝试：世祖设立了枢密会议，规定由正副丞相以及六部尚书在会议上对国政做出建议，皇帝只负责最后的仲裁，从而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免问题上。
选举
以策论代八股，复王安石三舍法。
食货
银铜并用，铸造银币，兼行纸钞。
盐政用票法代替纲法。
夷商可以在广州、泉州、松江、宁波四处交易，允许其在这四处及香港、澳门、舟山租赁土地，出海华商不受此项限制。
地理
分全国为五京十九省六都护。
建储
第2代皇帝孝宗的长子由于母亲的关系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他的主要兴趣在西方几何学（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后7卷） ，所以太子是他的兄弟（后来的宣宗）——至此确定立储以贤不以长原则。
宣宗在位超过40年，他选中的太子在他之前去世，而皇孙依然很小，按照世祖明确规定的不立幼主，他试图在其他儿子中挑选，但没有一个使他满意，因此他把选择范围扩大到他的侄子（因为他对他兄长主动让出太子位相当感激），选中了后来的哲宗——至此确立皇帝在儿子和侄子中挑选合适的继承人的制度。
年轻的仁宗突然死亡后，他的叔伯们聚会，讨论后选择了仁宗的某位堂兄弟即位（英宗），这种情况在睿宗去世后再度重演——至此确立皇帝没有留下遗诏情况下的游戏规则。
1792年，马尔嘎尼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中国的时候，承担的使命主要有两项，一是为英国商品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因为当时的中英贸易逆差已经到了伦敦政府“受不了”的程度；另一则是最大限度的搜集关于远东这个神秘国度的情报。
在第一项工作方面，英国使团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虽然帝国政府对英国展示的工艺品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但是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原则完全难以理解，最后只同意增加通商口岸的数目（从广州、泉州、松江、宁波、烟台5处增加到包括天津在内的10处）和允许英国商人有条件的进入内地。
但是在情报方面的收益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使团注意到，虽然国家主导的标准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军队的水平只相当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的欧洲军队，长矛与火绳枪混编的营方阵是其主要作战方式，虽然通过与东南亚的欧洲商人以及俄国人，中国已经获得了燧发滑膛枪及较轻便的队属火炮并成功的予以仿制，正在逐步代替火绳枪和旧式火炮，然而使用方式仍然是旧的，即在长矛的掩护下分列齐射（套环式刺刀被完全拒绝），使团最后得出结论，也许中国并不象他们最初所想象的那么强大。
同时，使团也注意到了在繁荣的背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酝酿着的剧烈冲突。尤其指出了正在变得桀傲不驯的商人阶层。
在整个18世纪中，中国商人对他们的地位总体是满意的，同明代相比，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家正式承认，在一个职业官僚集团（士）的领导下，农工商三民作为赋税的提供者都是值得尊敬的。由于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提供了中国缺乏的白银，政府对商人的海外活动也给予了相当的宽容乃至鼓励。
但是临近19世纪，随着财富的积累，商人们的野心开始随之膨胀，从他们在南洋的贸易对象那里，他们了解到在某些国家，作为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商人是社会上最值得尊重的阶层，国家不仅仅是把商业作为赋税的奶牛来给予照顾，而是用国家的政策扶植乃至帮助本国的商人，于是中国商人很自然的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也这么做呢？难道中国的商人不是为帝国财政做出最大的贡献的阶层吗？票号不也多次稳定帝国银元、并极有效率的解决了华北与西北军队的供应问题吗？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放弃他名存实亡的专卖制度（由于票制，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税）和进一步减轻商业税呢？即使这么做，只要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财政收入自然也会相应的增多而非减少。
这种论调随着东南官僚进入帝国中枢的比例增多而不断上升，到19世纪30年代，帝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植商业的措施，从1837年开始，帝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政策，越来越向商人，尤其是东南拥有大量外贸利益的洋商倾斜，包括取消对茶叶的销售管制，同时开始鹦鹉学舌似的（根据伴随贸易传入的柯尔贝尔等人的著作）讨论对西方构筑关税壁垒，以进一步扩大贵金属流入的可能。
对中国不幸的是，作为后来者，他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的与西方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发生冲突，这就使1856~1861年的战争成为一种必然。
1856年，由于误会，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正在等待的机会，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宣战。战争最初的规模是有限的，由于印度土兵暴动，英国在远东主要的兵力被牵制在印度，但在1858年，英国开始认真的进行这场战争。同时，法国也因为对越南的野心，而作为英国的盟国加入了战争。
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处理国内的同时发生的四场叛乱：
1851年，一个具有早期基督教色彩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动叛乱，虽然其对湖南和广东的进攻被地方驻军所阻挡，但由于地形有利于叛乱者，帝国军队粉碎其广西根据地的多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回汉冲突，1856年在云南，1858年在陕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范围波及全省，如果不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分歧造成云南和广西两方面的激烈冲突，本来可能会对帝国在整个西南和华南的统治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此外，从1853年开始的捻军起义，势力逐渐扩展到了整个淮河流域并切断了对于帝国相当重要的漕运，虽然没有前三者那种宗教狂热和身处帝国边远地带的有利位置，但其领导人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军事才能和施政能力，从而在当地居民间获得了相当的支持，因此可能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
这四场叛乱牵制了帝国军队大部分的军力，而19世纪中期的欧洲近代军队，战术上对于火器冷兵器混合的军队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英法军队利用其无可置疑的海上能力，除了提供灵活的火力支援外，还得以对帝国沿海的守军非常顺利的各个击破。到1860年，中国领导集团中较明智的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劣势，他们发现这场毫无希望的海-陆战争将把帝国财政和防务体系彻底搞垮，从而使内部的叛乱变得完全无法控制，因此决定尽快与英法媾和。
在俄国的斡旋下，中国同英法达成了和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而法国获得了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自由（1862~1863年间法国迫使越南割让了3个省，并迫使柬埔寨接受法国保护），同时，英法商人获得了贸易上的特权，包括协定关税和更多的通商口岸。
在和约缔结的第二年，中国政局发生动荡，在内战中与军队建立起良好协作关系的地方文官，主要是湖南和淮南的官吏，开始主宰中国政坛。讽刺性的是，相对于此前的东南官僚集团，内地士绅对于商业（主要是外贸）抱持相对传统或者说保守的态度，这反而得以与胜利的列强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并由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逐步引入西方的技术和体制，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近代化的工业潜力，也就是所谓洋务。洋务的成效在19世纪60、70年代得到验证，四起主要叛乱先后被平定。不过如果说洋务在军事上成效颇著的话，经济上的成绩却是相当糟糕，让只受过行政管理训练的官僚来管理近代企业结果造成了普遍的亏损，结果本来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幸运的是，这个负担在19世纪80年代找到了解脱的办法
200年以来，中国商人在国境线以外缓慢积累起来的经济优势，包括在南洋和日本的有利地位，都因为1860年的和约而受到了威胁，在努力保守原有阵地的同时，部分商人转变为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代理商，但也有部分决心把资本投入新的领域。70年代后期，不堪财政赤字的政府终于被说服除了具有特殊战略利益的项目外，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洋务，随后又把亏损严重的企业廉价出售。标志性的就是1884年8月福州船政局的私有化，表明“官僚的工业”作为一个插曲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
在中国内部近代化的同时，中国也在逐步适应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努力以可以接受的让步保持和平。包括1864年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对俄让步把西部边界退回便于守卫的各个山口，而把这一线以外的约50万平方公里领土让与俄国以表示对俄国斡旋1860年和约的感谢，1879年默许日本并吞流求， 1885年同意以往的藩属缅甸是中英、暹罗是中英法共享利益的地带。但是同时也尽可能维持自己主要的财产，如拒绝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要求，击退 1867年美国、1874年日本在台湾的挑衅。而当机会来临时，中国也不失时机，例如1885年利用中国支持下的非正规武装黑旗军对法作战的胜利，成功的迫使法国放弃1863年获得的领土，只保留在越南南部的经济利益，并以此为突破口修改了1860年条约的部分条款。
但国内舆论渐渐不满于这种稳健的外交，这种不满到1895年发展到顶点。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日的求助引起了东亚正在走向近代化的两个国家直接对峙，在全面评估双方军队的战力后，中国政府决策尽可能避免战争，最终在日本下关与伊藤博文达成朝鲜南部属于日本势力范围的协议，由于民间长期的对日轻视态度，这个协议公开后立刻被国内舆论斥为卖国外交。以此为契机，国内立宪派发起了全面的攻势，最终在皇帝支持下，于1898年实现立宪，“务求改变大臣把国民的国家作为与己无关的礼物贿赂洋人的局面”。
新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改为执行强硬和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日军备竞赛、公开提出收复香港（导致英日同盟），按照1885年经验支持菲律宾反西武装（在美国利用美西战争接受这一果实后，继续秘密向阿奎纳多政府提供武器以把美国挤走，导致 1900年的一场小规模中美冲突[以中国失败告终]和美国对日本的支持）
1904年，日本在英美支持下选择了战争作为结束他已经无力继续的军备竞赛的方式……
附，
YY的1904年中日军力
日本：陆军13个师团，战争时还可以动员4个，海军平时维持着6艘战列舰6艘装甲巡洋舰的体制，临战前依靠英美贷款，从法国、美国各购得1艘战列舰，从意大利购得2艘装甲巡洋舰。
中国：陆军36个师团，由于缺少有效的动员体制（执行的是募兵制），战时无法大幅增加兵力，海军有11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有已订购的2艘战列舰、3艘装甲巡洋舰正在欧洲造船厂制造。
但是中国的陆军优势和海军均势仅仅是纸面上的：
陆军方面，中国的36个师分布在全国各地，能够迅速集中起来对日作战的不过10个师团左右（战前只有1个在朝鲜北部，4个在东北）。
海军方面，日本的全部主力战舰舰龄都不到10年，而中国有2艘战列舰是建成于1884年的古董，剩下的9艘中，有3艘是倡导“国轮国造”的国会强迫海军向国营江南造船厂和民营马尾造船厂订购的，由于设计有问题，最后不得不把国际主流的4门12英寸主炮改为10英寸的以免上部超重，所以火力颇为不足。装甲巡洋舰方面，日本的装甲巡洋舰是为舰队决战考虑设计的，而中国是为袭击商船考虑的，所以火力和装甲都较弱（理论上，以商船为目标的中国装甲巡洋舰应该航速较快，但4艘中有3艘是189X年制成的，所以并不比日本的装巡快）——也就是说，中国海军真正可以与日本8艘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向提并论的武力，只是 6艘战列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此外，由于各种莫名其妙的政治理由，中国海军的战舰分散在各个港口：为了与俄罗斯一同向日本对库页岛和勘察加的野心施加压力，3艘旧式装甲巡洋舰停泊在海参崴，由于1900年和美国的冲突，4艘最新的战列舰停泊在广州和上海（各2艘），作为北洋舰队主力的旅顺口，开战时只有 2艘新式战列舰，3艘国产战列舰和2艘古董战列舰及1艘新式装甲巡洋舰。
总之，18世纪末的技术达到土耳其或者伊朗的水平就不错了，不过也只是YY。
大家的精神还真不错啊
原帖由 che 于 2007-10-2 10:32 发表
这个如何？
当西元1650年高一功从李锦手里接过这个帝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政权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展到全国的能力。顺已经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陕西和华北平原相当大的一部分。北方曾经强劲的 ...
汗~~YY小说啊。这个没办法统一思想的,都是假象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啊.:(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0-2 09:34 发表
大西军屠城比大顺军厉害多了，就算有李定国大西军还是不行。照张献忠那样杀下去，就算是把中国历代名将都给他，照样输定了。但是如果想想李自成不是那么残酷的对待明朝降官，整顿吏治，重肃军纪再以重兵沿北线 ...
不是李晋王不行，而是孙可望这类人太多
原帖由 f22 于 2007-10-2 09:55 发表
李身边的文人缺乏范文程那样的人,就算有,李也听不进,跟多尔衮没得比.
从君臣智力来看,清的胜利是天命所归.
有，但是闯匪不重用他，比如李岩
清还是最佳的.当然后期衰败是正常的,哪个朝代不是这样
原帖由 ☆龙骑兵☆ 于 2007-10-2 11:19 发表
清还是最佳的.当然后期衰败是正常的,哪个朝代不是这样
何为最佳？？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0-2 11:04 发表
汗~~YY小说啊。这个没办法统一思想的,都是假象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啊.:(
穿越者有王八之气和先知先觉大能，:D 才会有那么多超前意识啊！作者早慢熊还算严谨，历史发展参照的仍然是真实世界，只不过武器稍微先进一些，割地赔款少了一些，没那么悲惨（最后的结局是旧王朝灭亡了，全国仍然陷入北洋式军阀的混战）。某些写手就不然，汉军的重机枪队1650年就可以在英格兰屠杀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了。;P
原帖由 che 于 2007-10-2 11:21 发表
穿越者有王八之气和先知先觉大能，:D 才会有那么多超前意识啊！作者早慢熊还算严谨，历史发展参照的仍然是真实世界，只不过武器稍微先进一些，割地赔款少了一些，没那么悲惨（最后的结局是旧王朝灭亡了，全 ...
不这样写的话
一定扑
原帖由 萨达姆·侯赛因 于 2007-10-2 11:18 发表
有，但是闯匪不重用他，比如李岩
李岩被嫉,原因之一也和他出身有关。他是地主阶级啊.李自成身边没少人叨咕这个.
原帖由 che 于 2007-10-2 11:21 发表
穿越者有王八之气和先知先觉大能，:D 才会有那么多超前意识啊！作者早慢熊还算严谨，历史发展参照的仍然是真实世界，只不过武器稍微先进一些，割地赔款少了一些，没那么悲惨（最后的结局是旧王朝灭亡了，全 ...
实际上加特林机枪制造并不困难，又不是马克沁机枪。
原帖由 dj98dx 于 2007-10-2 11:23 发表
李岩被嫉,原因之一也和他出身有关。他是地主阶级啊.李自成身边没少人叨咕这个.
牛金星是什么阶级？？？:D
原帖由 萨达姆·侯赛因 于 2007-10-2 11:25 发表
牛金星是什么阶级？？？:D
应该也算地主阶级。
古代农民起义只有这么二条路
一是被剿灭、被招安
二是改天换日，自己当皇帝，自己变成地主:D
一是被剿灭、被招安
二是改天换日，自己当皇帝，自己变成地主:D
原帖由 新北洋水师 于 2007-10-2 11:27 发表
应该也算地主阶级。
他应该也会拍马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