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国的要害——宋明以来国民精神的坍塌

　一 崇文抑武
　　
　　1、起源
　　
　　今天的国家振兴，莫不隐藏着群体潜意识恢复昔日大国的心理。以千年的历史观来看，中国在世界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领先地位。当今天我们为中国的外汇储量高升、GDP的飞速增长、廉价产品的远销欧美而感到充满希望时，我们无法感觉到，曾经的汉唐风气，才是一种真正的自信豪迈，那时的中国人，心态是那么开放，豁达。
　　
　　强汉盛唐，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梦。这两个王朝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是那么光辉笼罩，蓬勃向上，它们留下的厚重的财富精神，让今天的人们依旧憧憬不已。
　　
　　然而，从何时起，这个帝国的精神开始衰落了？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一个决定中国千年命运的事件在755年发生：安史之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风烟四起，山河破碎，大唐的繁华，从这时衰落，中华帝国的版图，也从这里开始分裂了！
　　
　　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大唐的衰落，丧失了对周遍少数民族的控制，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北方的契丹人也雄心勃勃，日益壮大，最终成为了日后与大宋分庭抗礼的大辽帝国。
　　
　　最终，唐不可避免地亡国，取而代之是混乱的五代十国。这期间，由于节度使权力巨大，藩镇割据严重，每个国家建国不到数年、十数年，就因为军队将领的权力太大，而常常导致皇帝被夺权，江山易主。如后梁太祖朱温登上皇位才五年，就被其次子朱友硅所杀。而朱友硅上台不久，又被其弟朱友贞所杀。再如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亦曾以兵夺权，未能成功，反丢了性命。明宗去世之后，其弟五子李从厚继位，仅只一年，其位即被明宗的养子李从珂所夺。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痛苦和灾难。
　　
　　
　　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时，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
　　
　　而在最后一个朝代后周，掌握着军权的是一位名为赵匡胤的节度使，对于当时的人们，或者对于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悄无声息般的政变即将进行。而这一次，绝对不仅仅是五代十国交替的翻版，而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变革。
　　
　　目光，聚集在公元960年正月，陈桥，北周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从睡梦中醒来。初春的寒风料峭，遮挡不住一场温柔的演变……

　一、崇文抑武
　　 2.历史的必然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第二天，当赵匡胤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忽被一阵“万岁”声惊醒，大将高怀德捧着黄袍，不由分说就批在了赵匡胤的身上，三军高呼万岁，响彻云霄。赵匡胤推辞再三，众人以死相胁，最后赵匡胤依刘邦故事约法三章，大军向东京进军。城内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早已恭候多时，此二人都是赵匡胤的心腹。接下来的事情正如上面所说的，赵匡胤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
　　
　　作为北周节度史的赵匡胤，以军事政变的手段取代北周，建立北宋，仅用十几年时间，就灭亡了除北汉外的其他汉族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大宋王朝的欣欣向荣昭示着一个盛世的到来，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华统一的希望。
　　
　　然而，作为“政变者”而登上帝位的赵匡胤对这个新兴的国家并不放心，他深谙“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之道理，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忧患：他赵匡胤能夺权立国，难保自己手下的大将们不效仿此法吗？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过将领夺权的危机。军队，既是保护国家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危害国家的武器。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无不为此费尽心机，在“集权”与“放权”中寻求平衡，然而，亡国、夺权的悲剧却依旧一次又一次重演：东汉的外戚篡政、西晋的七王之乱、南北朝时期的相互残杀、隋代的贵族叛乱以及唐代的藩镇割据……让坐在皇位上的帝王们忧虑忡忡。
　　
　　怎么办？这个问题像一个巨大的死结，横亘在新朝皇帝的面前。
　　
　　一个新的想法展现出来：文官控制武官。这个想法在当时整个世界，是超前的。
　　
　　自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的普及，国民的文化素养随之增长。国家也愈来愈重视文士的培养，并予以重任。如果说当年强盛的汉王朝是以武力而强大的话，那么大唐帝国则已经趋向于文官执政了，整个帝国的重心处在文人的控制中，文治教化成为了国家维持稳定的最好手段。
　　
　　这是历史的必然。


　一、崇文抑武
　　 3、不一样的王朝
　　
　　相比于其他王朝的帝王，大宋的皇帝显得要仁慈很多。北宋建立之初，太祖赵匡胤便上演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温和变革，采取不流血的方式免除了诸多开国功勋的职位：首先免掉殿前都点检的慕容延之职，并从此不再设置此职；接着解除开国将帅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兵权；然后又将节度使召回京师，赐予宅第，不让回任。与此相应的措施是：重用文臣，任命心腹文臣赵普为枢密使，主掌全国军政，凌驾武将之上。这样，既消除了中央兵变的可能性，又彻底杜绝了藩镇割据的祸源。
　　
　　这个新兴王朝显得是如此与众不同，它崇尚文官，抑制武将。
　　
　　自古以来，政变、夺权的皆是武将，文人永远不会造反。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文人们单靠笔杆子，只能在纸上发表言论，而绝对不会扯起大旗推倒政府。尤其是，中国文人骨子里都孤傲清高，各自为阵，“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们几乎不可能团结在一起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所以，历来皇帝们对文臣是放心的，即使是治罪，也从未有过“造反”之罪名。
　　
　　所以，宋初立国时，便大力推崇文官体系，将军们永远受文臣控制，不得擅自调兵，哪怕是前线作战，也不可自行决断，需受到文臣们的节制。传统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规则，在大宋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武官被有意地压制，使得军队的素质明显下降，士气减弱，将领们在文官面前抬不起头来，整个帝国的民众们思想里也“重文轻武”，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俗语就是从宋朝出现的。
　　
　　不仅仅在制度上消弱武将，同时还大力提升文官的地位。宋独尊儒学，恢复“独尊儒术”的国教传统。不但重用文臣，还厚待文臣，褒扬尊礼有加。宋太祖甚至刻石立约，不杀文臣及言事官，藏之太庙，列为祖训，世代奉行不渝。终宋一朝，文臣士大夫们，可以贬斥，可以流放，但绝无杀身之祸，等于为文臣颁发了一道“人身保护状”。
　　
　　重视文治，古往今来，再没有比宋王朝更加优厚。这个制度的好处是：可以有效避免武将夺权，防止军事政变，对于维护整个国家内部稳定是最好的方法。然而，这种制度的缺陷同时也暴露了出来：外部的异族力量虎视耽耽，缺乏抵抗，整个国家处在一种军事劣势的地位。

　4、国民心理的大转变
　　
　　武官被刻意压制，使得军事方面成为大宋的一个弱势。武官遭受排挤打压的事件，宋史上层出不穷，甚至威镇边关的将帅也难逃此噩运。宋太宗时的名将杨业、仁宗时的名将狄青、王德田等，为国家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甚至以身殉国，都难免遭受文臣的诬陷、贬斥，最後都抑郁而终。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普及兴盛，给予文官们极大的发展空间。相比于唐代，宋代登科名额大肆增加，唐代100多人，而宋太宗时即多达700多人。太祖亲自主持殿试，于是中举文人成了“天子门生”，这是寒门文士做梦都不敢想的荣耀；唐代殿试时皆有人落第，但宋代自仁宗起则“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士子无不欢欣鼓舞；最後是状元及第，到了宋真宗时备极尊荣，而且大半日后必为秉政枢臣。所以，进士成了天之骄子，科举成为读书人入仕的金光大道。
　　
　　崇文轻武的思想弥漫了整个大宋，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心理的巨大变化。
　　
　　汉唐时代歌颂边疆战士、赞扬军功的激情诗歌消失了，曾经向往“沙场报国”、“投笔从戎”的豪迈文人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柔绵绵的宋词弹唱，小资文人们故作的无病呻吟，还有文人们激昂愤青却又无济于事的“河山梦想”……
　　
　　更关键的是——宋王朝的先天不足：这个号称“大”宋的国家，其实并不大，开国疆土远远小于汉唐，控制不了西域，无法恢复北方幽云十六州，至于唐时代的附属国吐蕃、朝鲜、安南等更是自立门户，成为与宋王朝平起平坐的国家。游牧民族的心理在潜意识中逐渐上升，不再认为自己比汉人低等，甚至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主宰；而汉人们在一次次惨败的经历中，不得不屈辱地承认这些周边的“蛮夷”成为了自己的“兄弟国家”，甚至“叔侄国家”，这对中原（中国）民众的精神是一次巨大打击。
　　
　　契丹迅速强大，西夏雄心勃勃，女真族也悄然兴起，整个中国北方，都驰骋着这些彪悍勇猛的游牧民族，他们虎视耽耽，对中原宋朝的繁华充满向往。而宋朝面对如此多的强敌，却始终不能走出困境，宋初太宗两次征讨契丹，欲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却被北方游牧击溃，从此再不能北进；而太宗力劝太祖定都无险可守的开封，而不迁往据有河山天险、易守难攻的洛阳，则为日后金人南侵直破京城埋下了伏笔。
　　
　　总之，汉唐尚武之风不再，大宋立国之初的“崇文抑武”政策就注定了其先天不足，整个国民的心理也随之转变，愈发展到后来，愈增添这个民族的悲剧。

　一 崇文抑武
　　 5、国民精神的下降
　　
　　“重文轻武”政策导致的两宋三百年间积弱挨打的被动局面，甚至一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大大摧毁了中国（中原）民众曾经自信的心理。
　　
　　汉时“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气魄，唐时“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磅礴诗句，宋时弥漫的则是“小阁闲窗，冷风淡月，望断西楼，欲说还休”。相比于汉唐帝王的磅礴大气，宋朝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却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一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但也在潜意识中消减了国民的尚武精神。由于南方的耕地大面积增加，江南经济发展，加之有大运河的疏通作用，宋代的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在宋朝，历史上的文豪、学者也在宋朝济济一堂；宋朝的经济繁荣更加迅猛，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和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然而，物质的丰富更加麻醉了整个大宋王朝。面对北方契丹和西夏，宋王朝一味地消极防御、议和苟安，这是典型的文人性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和为贵。武将们奋战沙场的精神被靡靡的宋词曲调所阉割了，面对强敌压境，宋王朝采取的政策是“以金钱换和平”，宋仁宗年间大臣富弼出使契丹，对契丹君主说：“本朝皇帝曾说，为祖宗守卫疆土，怎敢把土地胡乱送给他人。北朝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租赋而已，朕不忍使两朝赤子丧命疆场，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岁币……”在增加“岁币”后，契丹最后竟然答应了；而到了南宋，整个汉民族的精神更加虚弱，为求得苟安，皇帝竟然屈辱地向金主称臣，把这个昔日的“蛮夷”供为主子一般。
　　
　　反观两宋历史，与虚弱的军事相反，这期间民间科技盛兴，造纸技术、印刷技术、火药技术、罗盘发明等等一系列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先后产生。从全球角度看，这些科技对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化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纸张和印刷技术为欧洲人创造了绘画、文学的条件，罗盘成为欧洲人航海并殖民全球的重要工具，火药被欧洲人制成枪炮，改变了世界军事。——然而，我们看看这些宋人自己发明的技术，都用在了何处：罗盘被当作看风水的工具，火药被制成烟花爆竹。相比于强汉时期为了改良战马而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盛唐时期广泛吸纳西域少数民族作为军事力量，宋朝的统治者显得是如此短视，妥协，柔弱。
　　
　　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如此，在潜移默化中便影响了群体性格。三百年间，宋朝政府每年为强敌赠送大量“岁币”，屈辱求和，已成为国民心中的常态，自金国南侵，铁蹄踏破汴京，大宋北方国民沦为奴隶，汉民族昔日自信的精神再一次遭受重创。岳飞的被杀，成为汉民族心中永远的痛，国民深刻了解到，岳飞这样的抗金大将都被妄杀，整个国家是没有收复的希望了。这种潜意识的精神打击最终蔓延到整个南宋朝廷，到宋孝宗时，尽管这位锐气的帝王希望重振河山，可是满朝上下皆已对金人噤若寒蝉，百官力劝皇帝不要北伐，只需划江而治，力图苟安。如果说当初南宋的妥协还要归罪于秦桧这样的汉奸，那么南宋后期，所有的官员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妥协政策”，甚至连孝宗时期最著名的主战派大臣虞允文——这位昔日以“采石大捷”挫败金海陵王的抗金名臣，最后也对北伐失去信心，一再拖延，不愿出兵，最终导致北伐大计流产，南宋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复中原的机会。
　　
　　纵观两宋三百年的历史，汉民族自信豪迈的心理遭受了一次次严重的打击，尽管这期间有不少的仁人志士激昂奋起，但无力改变整个大环境，国民精神总体持续下降。
　　
　　宋初的杨家将尚能战死疆场，杨门妇女还可为国尽忠，军队仍然还受到嘉奖赞扬，到了南宋时期，主战派内部相互内耗，抗金大臣张浚竟然投靠秦桧，欲陷害韩世宗，又对岳飞被害一事置之不理，抗金大将张浚尚且如此，其他人则更不必多言。岳飞被杀害后，国民精神受到严重摧毁，而到宋孝宗时期，满朝文武已经习惯了苟安状态，主战派大臣之间互不信任，张浚为了自己私利而鲁莽北伐，导致失败，虞允文则更加对北伐失去斗志，整个朝廷死气沉沉，大宋亡国，指日可待了……

　一 崇文抑武
　　 5、国民精神的下降
　　
　　“重文轻武”政策导致的两宋三百年间积弱挨打的被动局面，甚至一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大大摧毁了中国（中原）民众曾经自信的心理。
　　
　　汉时“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气魄，唐时“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磅礴诗句，宋时弥漫的则是“小阁闲窗，冷风淡月，望断西楼，欲说还休”。相比于汉唐帝王的磅礴大气，宋朝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却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一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但也在潜意识中消减了国民的尚武精神。由于南方的耕地大面积增加，江南经济发展，加之有大运河的疏通作用，宋代的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在宋朝，历史上的文豪、学者也在宋朝济济一堂；宋朝的经济繁荣更加迅猛，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和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然而，物质的丰富更加麻醉了整个大宋王朝。面对北方契丹和西夏，宋王朝一味地消极防御、议和苟安，这是典型的文人性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和为贵。武将们奋战沙场的精神被靡靡的宋词曲调所阉割了，面对强敌压境，宋王朝采取的政策是“以金钱换和平”，宋仁宗年间大臣富弼出使契丹，对契丹君主说：“本朝皇帝曾说，为祖宗守卫疆土，怎敢把土地胡乱送给他人。北朝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租赋而已，朕不忍使两朝赤子丧命疆场，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岁币……”在增加“岁币”后，契丹最后竟然答应了；而到了南宋，整个汉民族的精神更加虚弱，为求得苟安，皇帝竟然屈辱地向金主称臣，把这个昔日的“蛮夷”供为主子一般。
　　
　　反观两宋历史，与虚弱的军事相反，这期间民间科技盛兴，造纸技术、印刷技术、火药技术、罗盘发明等等一系列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先后产生。从全球角度看，这些科技对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化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纸张和印刷技术为欧洲人创造了绘画、文学的条件，罗盘成为欧洲人航海并殖民全球的重要工具，火药被欧洲人制成枪炮，改变了世界军事。——然而，我们看看这些宋人自己发明的技术，都用在了何处：罗盘被当作看风水的工具，火药被制成烟花爆竹。相比于强汉时期为了改良战马而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盛唐时期广泛吸纳西域少数民族作为军事力量，宋朝的统治者显得是如此短视，妥协，柔弱。
　　
　　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如此，在潜移默化中便影响了群体性格。三百年间，宋朝政府每年为强敌赠送大量“岁币”，屈辱求和，已成为国民心中的常态，自金国南侵，铁蹄踏破汴京，大宋北方国民沦为奴隶，汉民族昔日自信的精神再一次遭受重创。岳飞的被杀，成为汉民族心中永远的痛，国民深刻了解到，岳飞这样的抗金大将都被妄杀，整个国家是没有收复的希望了。这种潜意识的精神打击最终蔓延到整个南宋朝廷，到宋孝宗时，尽管这位锐气的帝王希望重振河山，可是满朝上下皆已对金人噤若寒蝉，百官力劝皇帝不要北伐，只需划江而治，力图苟安。如果说当初南宋的妥协还要归罪于秦桧这样的汉奸，那么南宋后期，所有的官员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妥协政策”，甚至连孝宗时期最著名的主战派大臣虞允文——这位昔日以“采石大捷”挫败金海陵王的抗金名臣，最后也对北伐失去信心，一再拖延，不愿出兵，最终导致北伐大计流产，南宋失去了最后一次收复中原的机会。
　　
　　纵观两宋三百年的历史，汉民族自信豪迈的心理遭受了一次次严重的打击，尽管这期间有不少的仁人志士激昂奋起，但无力改变整个大环境，国民精神总体持续下降。宋初的杨家将尚能战死疆场，杨门妇女还可为国尽忠，军队仍然还受到嘉奖赞扬，到了南宋时期，主战派内部相互内耗，抗金大臣张浚竟然投靠秦桧，欲陷害韩世宗，又对岳飞被害一事置之不理，抗金大将张浚尚且如此，其他人则更不必多言。岳飞被杀害后，国民精神受到严重摧毁，而到宋孝宗时期，满朝文武已经习惯了苟安状态，主战派大臣之间互不信任，张浚为了自己私利而鲁莽北伐，导致失败，虞允文则更加对北伐失去斗志，整个朝廷死气沉沉，大宋亡国，指日可待了……
　一 崇文抑武
　　 6、宋代屈辱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的窝囊懦弱，给自认为是“天朝大国”的汉民族以沉重打击。辽、金轮番对宋的打击，甚至连小小的西夏也充满挑衅，宋人的精神愈发展到后来，愈显得苍白乏力，最后，蒙古人驰骋欧亚大陆，长驱直入中原，用野蛮方式征服整个中原乃至南方，建立的大元帝国，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次对中国整体甚至是整个欧亚的一次重大精神摧残。元取代宋，是中国的一次整体意义上的消亡，汉民族被蒙古人完全征服，成为“第三、四等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地位降低到最下等，自信心也低落到了极点。
　　
　　华夏中原，自宋以后，便进入一个逐渐走下坡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一次次外力野蛮的摧毁下渐进的，当然，两宋三百年间，同时出现了大批的爱国英雄，仁人志士，文有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辛弃疾、朱熹这样一群先天下之忧的文学巨匠，武有杨业、狄青、岳飞、韩世宗等一批忠肝义胆的大将，他们成为宋朝的精神脊梁，支撑起这个民族的挺立。然而，同时也出现了大批的昏君、国贼、汉奸，宋徽宗的贪图软弱，蔡京高球的奸邪腐败，宋高宗的胆怯妥协，赵构的卖国可耻，汤思退的胆小放弃……无不从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正面。
　　
　　终宋一朝，最关键的要害在于：文人治国，失误颇多；武人征战，毫无建树。
　　
　　神宗年间的两大名相：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本是为了变革国家制度，谋求富强，却相互间猜忌、内斗，最终由好友变成了敌人，各自为阵，成为“新党”与“旧党”两大政治阵营，自后四十年间不断发生冲突，最后在反复折腾中，导致北宋灭亡；孝宗期间本有欣欣向荣收复河山之景象，然而朝中大臣却已习惯妥协政策，抗金名臣张浚为私利名誉而鲁莽北伐，大败而归，主战派大臣虞允文却顾虑重重，不思进取，武将们或是志大才疏，或是失去斗志，在与外敌交战中不仅毫无建树，反而劳民伤财，使脆弱的宋国更加虚弱，也加速了民族的灭亡。
　　
　　或许，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过于强大，辽、金已不是昔日奴隶社会体制的匈奴，而是发展成半封建的国家。但是，昔日汉国尚能“求和”六十年，尔后武帝北击匈奴，成就汉民族伟业，而宋朝则毫无原则地延续了三百年“求和”，并且习惯了这种妥协政策，从此不思进取，妄求苟安，两者在精神层面上孰优孰劣，可见一斑。宋朝的经济如此发达，高度的手工业、冶炼技术的发展，火药、罗盘等重大器具的发明，南方财富的极大积累，成为全世界最富裕先进的国家，却在国防建设上毫无建树，积弱挨打，恐怕，这更多的原因在于自身制度的缺陷、国民精神的下降，而不该归于敌人太强大了吧？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自身强大了，便不惧怕任何外敌；如果自身虚弱，缺陷众多，那么本就不堪一击，脆弱挨打。总之，事实胜于雄辩，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这三百年历史中，中国（中原）在新一轮的国际争霸中丧失主动权，汉民族一度沦为契丹、女真、蒙古人的手下败将，民族自信心下降，国民精神衰落。
　　
　　宋亡之后，中国被蒙古完全征服，一个世纪后，汉人政权再次奋起反抗，赶走异族。然而，这个新兴的大明帝国，本身面临着本民族的思想僵化、制度缺乏创新，而其故步自封、甘于自守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至。明朝的科技、文化相比于宋朝，大打折扣，发展速度也缓慢下来，尤其是宋朝的理学思想，在明朝真正“开花结果”，使得明人的思维进一步受到束缚压抑，国民创新、进取的活力匮乏。直至满清，也终于是无力回天，逝水东流了。
　　
　　纵观宋朝，虽不能说其为国民精神沦丧的罪魁祸首，但至少是始作俑者。宋的“崇文抑武”政策、之后理学的思想桎梏，直接影响到了明朝三百年，也成为中国前进过程中的一个要害。

二 理学的蔓延
　　 1.书院的兴起
　　
　　 接上一篇章，由宋说起。
　　 由于宋的国策“崇文”，科举制大兴发展，远远超越了唐代。唐时的贵族门第依然存在，而到了宋朝，门第贵族之风基本上消失了，天下百姓，无论贵贱，皆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进行人才筛选，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天子门生，达官显贵，应进士试者遍及全国。加之宋朝尤其优待文士，文士享有相当大的言论自由，可以在朝廷之上公开地针砭时弊，相互间做意见交流（这一点明显强于明朝），整个大宋沉浸在文人雅士的言之凿凿当中，人们以“学问”为尊贵。
　　
　　这种风气有弊有利。弊的一面是国人崇文而弃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为日后屈辱挨打、亡国沦丧埋下伏笔；利的一面是文化兴盛，新思潮的诞生，人们言论大大自由，超越历朝历代。
　　
　　所以，在这种风气下，兴办学校书院、提倡私人讲学兴起，成为宋时文人士大夫们最热衷的事件；同时，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术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宋代的书院，是民间儒学主要的讲授传播之所。书院最初不过是历代皇家的图书馆和出版社，到了五代才出现具有教育职能的书院，成为民间私人讲学场所。这种具有私人讲学性质的书院结合了孔子儒家私学、皇家图书馆、汉代经学家的讲堂、精舍、精庐、道家的丛林制度（寺庙）和佛教的禅林精舍而成的一种私立的高等综合教育机构。
　　
　　宋代书院具有现代大学的雏形，它追求对某种事物（尤其是抽象事物）的思考、研究，倡导学生们相互辩论、自由思考，以儒家经典为准则，追求“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最终能够修炼气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比之前朝的官学，宋代以民间私学为主要形式，并且在政府的宽容下获得极大发展。民间的书院犹如今天欧美许多私立的非赢利性的大学，它以培养平民子弟为办学宗旨，向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敞开了大门，打破了学生的身份性限制，打破了官学地域性的限制，儒家“有教无类”的主张得到了实现。
　　
　　在这种文治盛世的大趋势下，一种新兴的儒家学说开始出现了：它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天下人必须都“存在理，灭人欲”，才能达到儒家所说的“天下大同”。
　　
　　这门学问，后世的人们称之为——“理学”。
　二 理学的蔓延
　　 2.理学的要义
　　
　　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更加兴盛。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便是出现在这一时代的。朱熹以先秦时孔孟思想为主干，融合了佛、道的禁欲克己主义，特别是禅宗、华严宗的学说，再加之以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唯心主义先行者的材料，构成一个三教归一、中印合流、唯物唯心兼而有之的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
　　
　　朱熹认为，“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他自觉意识到宇宙间每个事物(包括人)都处在种种矛盾关系中，而他的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就在於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便人生在各种对立面中得到统一。
　　
　　在理学看来，达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亦得到了一种最高的幸福，这种幸福理学家称为“至乐”。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最关键的六个字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认为，儒家大同的世界是能够达成的，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人人都成为圣贤；而世间人人都能成为圣贤，只要他们能够坚持真理，克制欲望，把“小我”消灭，不断地完善提升“大我”，那么这个美好的盛世就必将到来。
　　
　　理学的要义，与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承接着前者，或许，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思想的承接吧。两者思想追求的都是一种“大同社会”，为了这个目标，要求人人都为了“大家”而抛开“小家”，要牺牲“自我”成就“集体”，要舍弃“私”而一心为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奋斗，为真理而不惜一切代价；个人的私欲是可耻的，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驱除人性中所有的“欲望”，完善内心的完美境界。
　　
　　然而，这种思想作为一种个人修养是很好的，但是要求人人都如此去做，那是不可能的。与西方人承认“欲望”，并且赞扬欲望促进社会发展，东方人强调的是“禁欲”，无论是理学、还是印度哲学、还是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思想，都有着这个本质的相同。
　　
　　朱熹本人是一代大儒，追求完美境界。可是，天下人都能如他一样吗？不能。这种学说，从根本上说，只能成为个人修养的“补丁”，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于宋明时期物质极大丰富的中国来说，是与这种禁欲思想所悖的。
　　
　　然而，它却不可避免地在大明帝国生根发芽了……

唉......今天碰到一个白人,他去中国传过好几次教.他都说宋朝的诗和唐朝比起来低迷多了:(

没有比满清替明带来的奴化统治对国民精神伤害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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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现代历史吧,只要是农民起义没有不光荣的,只是为了说明自己是伟大的!

好文，楼主继续:P

　　二 理学的蔓延
　　 3.儒之大者
　　
　　由于宋代重视文治，书院盛行，所以理学在南宋兴起。
　　作为一门思辩的学科，它提出了新的观点，在儒学上是一大进步。朱熹本人也十分优秀，他自幼受到家庭熏陶良好的教育，对道家、佛家颇有研究。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他父亲的诸多好友皆是醉心于佛道之人，这种“禁欲”主义思想在童年的朱熹身上就已打下深深的烙印。十八岁时，朱熹就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而立之年后的朱熹开始钻研儒学，而他早年时期的佛、道思想也很自然地融入进自己的体系当中。
　　
　　综观朱熹一生，实乃大宋当之无愧的仁人志士。他为抗金大业奔走呼告，几次力谏朝廷抗金，坚决反对议和，慷慨激昂地向孝宗呈奏，力劝北伐，又向主战派大将张浚提出自己的北伐计划，无奈这些义举最终都无果而终。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福建故乡修起“寒泉精舍”，埋首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与先秦的孔子、孟子一样，朱熹本人一生致力于救国危难，讲学授业。他担任地方官期间，不顾官务缠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宣扬自己的思想；尔后，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当时场景可谓门庭若市，学生数千，人们纷纷前来聆听、学习朱熹的思想，整个南宋民间学风活跃，莫不与朱熹有极大关联。
　　
　　然而，后世对朱子理学的取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朱子的原意，或者说，把朱子理学变异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或许是理学发扬光大的动力，但也是理学成为害人工具的原因。纵观历史，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繁多，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苏联，列宁按照政党的需要加工改造了其思想，尔后到斯大林时期，更加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进行篡改，而在中国，政党同样根据国情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为“人人有田种，人人有饭吃”、“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中国式的理想，而其原本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改变了。
　　
　　理学，同样如此。朱熹被宣称成儒家圣人，又成为扼杀华夏精神的“凶手”——这不怪罪于他，而在于政府，在于统治者对其思想的利用。
　　朱熹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二 理学的蔓延
　　 4.扭曲的人性
　　
　　综观朱熹的学术思想，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美学思想等一系列思想组成理学。然而，当历史发展到明朝时，官方以理学为正统学科，对其进行了极大的取舍，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维护中央集权思想的观点被放大了：
　　（1）强调正统，尊王攘夷 （2）遏制欲望，束缚人性
　　
　　这两个观点被从理学中提取出来，重点强调。作为一门学科的理学，当它被当作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时，就变得异常可怕。终明一朝，理学强化了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束缚了人们的欲望，这与朱元璋的“农业大家族”思想不谋而和。明朝的制度，将人们控制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得随意流动，又在思想上独尊理学，更加强化了皇权的正统性，也强化了民众对权威的顶礼膜拜。
　　
　　从一个侧面，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对于人性的束缚越来越紧：妇女。
　　
　　理学强调的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强调人必须“克己守礼”。在宋明之前的朝代，汉唐之时，风气开化，人们生活相对自由，对女子的贞操要求并不严格，女子再嫁，社会上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汉时的卓文君、蔡文姬等才女，都属再嫁，甚至三嫁，其故事尚能流传千古；唐时的妇女可以成群结队出游，女子着装大胆艳丽，坦胸露背，主动追求男子，甚至政府里设有“女官”，女子从政也风行一时；到了宋代，随着理学的影响渐深，社会对妇女的禁锢越来越紧，缠足、守节之风日趋盛行，未嫁之女不能随便出门，像李清照这样再嫁便已被文人们不屑了；而到了明代，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笼罩在儒家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中，这其中，“女子守节”成了最突出的现象——政府开始以法定形式鼓励和表彰妇女们守节，“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立贞节牌坊、烈女祠，甚至以“诰命”褒奖“立节完孤”的女子，随之而来的《列女传》、《训女宝箴》等桎梏思想的书籍也普及民间。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烈女”和“节妇”越来越多。“以身殉夫” 、“守节终身”的事层出不穷，女子必须严格遵守三从四德，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据《古令图书集成》记载，“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达36000人，而到了清代，仅安徽省休宁县这一个县，就有2200多人！
　　
　　可见，礼教对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多么强的束缚。自宋到明，再从明至清，中国人越来越缺少宽容的心态，而是越来越多的限制、控制，汉唐时代豪迈大气的风格消失了。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极端稳定、又极端僵化的状态。

　二 理学的蔓延
　　 5.明朝皇帝的悲哀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妇女是受害者，其实，大明一朝，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低贵贱，人人都束缚在理学（准确地说是“统治者所设定的理学”）框架中，不能创新，不能改变，必须死死遵守古制，遏制人天生的本能欲望。
　　
　　甚至连大明的皇帝们，也是这种文化下的牺牲品。
　　
　　大明朝的皇子、太子们，从小就领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一方面，他们尊贵无比，娇宠溺爱，比前朝历代皇子们得到更多的娇惯，明朝的太监、宫女是史上最多的，千百个奴仆在他们面前百依百顺，造成了这些少年性格中极端的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毫不顾忌他人的心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学习诸多繁重的课程，四书五经，繁文缛节，被垂垂老矣的帝师们苦口婆心地教育，因为他们是未来的皇帝，相比于唐代皇子们宽松娱乐的教育（唐代皇子们都擅长歌舞），宋代皇子们自由的学习氛围（宋代重文士，言论自由，不以言治罪），甚至清朝的皇子们还被鼓励“骑射”这种强健体魄的运动，明代的皇子们接受的是“一根经”式的教条主义，填鸭式的教育，必须“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三纲五常的观念强烈注入他们脑中，不允许随意做“调皮”的事情，要乖乖听话，以长辈、古制为一切准则。
　　
　　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使得大明的皇帝们在成年后几乎都有强烈的叛逆心理：有的皇帝喜欢自己的奶娘，有的皇帝想当训兽师，有的皇帝死活要为自己的父母搞个“名正言顺”，有的皇帝只想当木匠，有的皇帝只顾自己修道长生，有的干脆几十年不上朝什么都不管……
　　
　　最为典型的，是明武宗朱厚照，和明神宗朱翊钧。
　　
　　朱厚照的一生都是在被束缚的不快乐和叛逆的快感中矛盾度过的。史载他从小“性聪颖，善骑射”，是个聪明伶俐、活泼好动的孩子。然而，由于弘治皇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对他期望很大，小小年纪的朱厚照，要学习诸多繁重的功课，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童年时期的朱厚照是受压抑的，到了少年时期，父亲对他管教不再严格，他开始叛逆地寻找突破口。到弘治皇帝死后，这位年仅15岁的少年皇帝，终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反叛，他斗鸡走狗，骑马射箭，甚至训练野兽以寻求刺激，经常溜出宫去体验平民世界，他与太监们打成一片，对整个文官群体充满不屑……这个传奇般的皇帝做了许多不可思议、跌宕起伏的事情，让整个大明朝瞠目结舌，自不必一一细说。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却是在努力地反抗传统、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然而，他成功了吗？他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令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他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也是反叛者，也是大明王朝衰落的始作俑者。
　　
　　继武宗之后，嘉靖、万历、天启等诸多皇帝，莫不荒废朝政，误民误国。万历皇帝原本也是一个聪明的少年，可是，道统严厉的张居正给予他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在此举一个事例：十二岁的小皇帝万历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个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们炫耀他的书法了。成年后的万历，完全摈弃了当初锐意进取的精神，龟缩后宫，贪图享乐，判若两人，不能不说，童年的心理压抑、乃至对张居正其人“假道学”的大为失望是其怠政的重要原因。或许，万历已经对这个帝国失去信心了。
　　
　　理学再次强调了孔孟哲学的观念：皇帝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需要对全国人民起道德榜样作用。皇帝们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至于嬉戏、走马等游戏就更是大逆不道了。
　　
　　大明的皇子们，从小到大，一次次被不厌其烦地告诫：君王必须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否则就名分混乱，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然而，理学的教条，最终也没有为大明培养出多少明君来，反而更加逆反了原本聪颖的小皇帝们，逼迫他们走向相反的道路。这种巨大的人性扭曲，导致皇帝们强烈的叛逆，他们对国家丧失了责任心，也使得整个中华帝国在一种混乱、折腾的状态中继续走下坡路。
　　
　　皇帝们是悲哀的，国民也是悲哀的。倘若朱熹在世，看到自己的学术如此摧残、扭曲人性，他又该做如何感想？

二 理学的蔓延
　　 6.农业文明＋理学＝僵化保守
　　
　　由于元代异族人的征服，汉族人心里极强的“华夷之辩”被激发了出来。大明建国伊始，朱元璋便制定下了文化高压政策，其强调皇权正统、三纲五常的力度大大超过以往历朝历代，对于国民的束缚也超过以往的王朝，而同时，大明帝国的农业习性超过以往历朝历代，整个国家在一种极其稳定而又保守的农业文明中运转得越来越慢。在这种情况下，理学成为了农业文明走向僵化的催化剂。
　　
　　纵观历史千年。汉唐时期，中国的重心在关陇地区，黄河周边，这里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接触频繁，周边西域诸国的奇风异俗也不断刺激着中原。因为有了这些源源不断的外界交流，使得汉唐民族保持新鲜的活力，不断开拓，不断进取，诸多游牧的血液时不时会融入进中原，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中国的主体是“半农业半游牧”般的社会状态——所以，汉唐时期，国家既能拥有稳定的财富积累，又能产生开拓性的进取心态。
　　
　　而到了宋明期间，随着中原人向南方不断迁移，经济中心随之转向南方，昔日北方的中心却已凋零、黯淡。按照我本人的理解，宋明时期的中华与汉唐的中华是两码事，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中华”范畴——宋明帝国是以长江为主体的文明，区别于汉唐的黄河文明。因为宋明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江浙、湖广一代繁荣发展，耕地开垦大面积增长，农业粮食获得空前规模的增长。这时的中华帝国缺乏与西域、北方外界的交流，主体局限在了南方的田地水稻当中，小农意识、保守观念有了开花结果蔓延的土壤。在这种环境下，理学当中的一些消极、保守的观念促进了中华继续向僵化的方向发展。
　　
　　每当提到理学对于中国的束缚，便会有人提出相反的例证来反驳：日本同样继承了中国的理学，为何数百年后日本却成为亚洲的强大帝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本人有兴趣做些解答：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综合造成的，并不单单取决于某一个特定的因素。如果单独来看待理学，它是一种全新的角度来阐述人类社会的观点，对于儒学是一次重大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理学观念强调的因素有如下几个：1.追求人心的完美 2.牺牲自我，成就大我 3.极强的正统观念 4.遵循祖宗，遵循古制
　　
　　这些观念中，有些有积极的因素，有些有消极的因素。当消极的因素与某个民族的某种特性结合时，比如“理学＋农业思想”，于是大明这个农业帝国便汲取了理学中“保守、崇古、追求稳定、缺乏进取”的思想，从何衍生出一种消极的帝国观念；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其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同时并存，加上日本一脉相承的“危机感、自卑感”，日本人便从理学思想中汲取了“爱国、牺牲自我成就大我”的观念，遂衍生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终成为日本走向国际列强之路的重要原因。
　　
　　所以可见，中华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理学与农业习性的结合。理学生于中国，没有给中国带来前进的动力，却在日本最终发扬光大，这对中华民族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嘲笑；同样，佛学生于印度，最终在印度整体灭亡，却在邻居中国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难道不也是上天的巨大玩笑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起与毁灭的原因有多方面，某种思想与某种生活环境相结合，会衍生出新的状态来，这是自然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规律，如同两个氧原子与一个炭原子结合，可以生成自然界所需要的二氧化碳，而一个氧原子与一个炭原子结合，却衍生出能够毁灭生命的剧毒气体一氧化碳。这样的道理，在人类社会，也是广泛存在的。
　　
　　中国衰落的要害，起源于宋朝的“崇文抑武”，发展于理学的变异乃至束缚国人的思想。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引导者的作用非常巨大——那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将他人格的缺陷放大到整个帝国，更加速了整个华夏精神坍塌的速度。没有他，或许没有了汉族的复兴；可是，有了他，汉民族的恢复也已经显得有些变味了。他所遗留下来的制度、专制、文化政策，在整个明王朝留下了深刻烙印，甚至成为清朝效仿的模板，所以，他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三 朱元璋的病态人格
　　 1.一个老人的记忆
　　
　　中国的衰落从宋起，至明初反弹上升，中叶后又急剧衰落，到清虽有回光返照之景，却也回天乏力，最后毁灭。总体来看，大趋势是一直下降的，期间虽有小段的反弹回升，但无济于事，犹如股市行情曲折下降，人们在短暂的兴奋后，却更加失望了。
　　
　　始作俑者乃大宋的“崇文抑武”，在国防上毫无建树，最终亡于蒙古铁骑，导致中原（中国）第一次被游牧民族整体上征服，被盛极一时的大元帝国取代。然而，胡人无百运，游牧民族的不稳定性，使元帝国经历了九十七年的中原（中国）统治，回到了它的故乡漠北。中原在短暂时间内又一次兴盛起来，反弹回升，这对于当时的中原（中国）主体汉民族来说，是一场振奋人心的盛事，因为，一个新兴的汉人政权起来了，“我们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
　　
　　十四世纪的中国，名为“明”。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前半身极富传奇色彩，比之秦皇的世袭、唐宗的背景、宋祖的运气，朱元璋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他是踏踏实实从社会最低层爬上来的。白手起家，出身贫寒——他超强的人格控制力，使他成为时代的赢者，也成为后世诸多平民百姓心中的偶像。
　　
　　然而，这个复兴的中华帝国，却在其缔造者的病态心理下显得有些异味。与唐初的君臣同心、宋初的社会和谐相比，大明王朝却似乎有些怪异、阴郁。天下平定，鸟尽弓藏，朱元璋的心理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他看周围的臣子、家人，眼神似乎越来越混沌了。
　　
　　一股阴风扫过，明帝国上空笼罩着不祥的疑云。“年纪越大，朕就越睡不踏实，天天晚上做噩梦……”55岁的朱元璋对着镜子喃喃自语。这个进入暮年的帝王，显得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看上去似乎更老十年，两鬓皆以斑白，眸子也显得浑浊——那是他经常性的焦虑症所导致失眠引起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童年是人的纯真时代，老年是心灵反璞归真的时代。人越接近老年，内心的欲望、想法就越真实了许多，童年的记忆会涌上心头，昔日的场景历历在目，不知不觉中加强了现实的影响。老人们常会回忆过去的艰苦岁月，感叹人事沧桑，那些美好的、痛苦的经历浮现在眼前，让他们重新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审视。
　　
　　55岁的朱元璋开始习惯性地回想他的过去、他的童年。然而，对于这个皇帝来说，他的童年没有快乐，只有痛苦：幼时的他仅读过两个月私塾，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最终辍学，所遭受的邻人白眼至今让他不能忘记，至今对才华横溢的文士充满嫉妒；长年靠为地主放牛为生，被人呵来斥去，任凭打骂，寄人篱下的生活倍感艰辛，也使他极端痛恨那些达官显贵、富裕子弟；尔后迫于生计，无奈出家做和尚，却因社会崩乱、天灾人祸而依旧挨饿，那种饥饿、绝望的心态，牢牢地刻在他的心里，尽管今天他已是帝国的君王，却节俭成性，甚至愈富有愈小气，显得吝啬且斤斤计较。
　　
　　成年后的朱元璋经历了一系列传奇故事，使他几乎忘却了昔日的心理阴影。开国初的大气磅礴，让他体验到人生超越的自信，是的，他是天下的主宰，他应该是最自信、最大度的才对。然而，当暮年到来，夕阳的余辉照亮他的面庞时，他感到了自己强健肌肉的松弛，看到了昔日光泽的皮肤黯淡了，那些逝去的、久远的痛苦记忆竟却不可抑止地涌上心头，一幕幕过去的场景常常在夜里浮现，让他半夜惊醒，失眠……
　　
　　这个老人，征服了天下，却征服不了自己的内心。
　　
　　朝臣们愈来愈感觉到，老皇帝变得阴郁、暴躁了许多，他越来越不能听取臣下们的意见，甚至在朝堂上大发雷霆，哪怕是面对昔日最信任的功臣名将，他也越来越充满敌意，质疑的眼神，狐疑的目光，扫视着所有人。
　　
　　而在朱元璋的眼里，那些昔日与他打天下的兄弟们，如今愈发风光。这些功臣们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他们富裕起来了，由当初的穷哥们变成现在穿金戴银的老爷，拥有豪华的府第，大批恭顺的仆人，他们走在京城大街上，就如当年朱重八眼中的地主恶霸一样。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自己每天殚精竭虑地为了帝国而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地像一个大管家一样操持着这个已经足够富裕了的帝国，他对自己的本职兢兢业业，事无巨细，他不允许手下的人炫耀、富裕、张扬，否则他嫉妒的、创伤的心理会被极大地刺激。他开始怀疑起手下的臣子们，不再相信他们，他悲伤而无助地想：为什么他们都变了？为什么他们都不再像当年那样任劳任怨、忠心为主了？难道他们已经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了？难道他们想自立门户了？难道……他们想造反？难道……人心难测啊……他们每个人都那么工于心计、智慧超群、能言善变、文才横溢，比我优秀很多，他们不会起反心吗？……
　　
　　老年的朱元璋独自坐在深宫里，面对铜镜，幻想着种种可怕的期望。童年时期被欺辱、欺骗、打骂的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眼前，他的心灵被深深刺痛！他开始无法控制地乱想，猜测，疑惑，恐惧……
　　
　　一场秋风拂面，瑟瑟寒意，大明皇宫的上空掠过一群不祥的鸦群。
　　
　　从血火中刚刚复苏的华夏精神，将再一次遭受猛烈的摧残。

2.疯狂杀戮
　　
　　老年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充满恐惧和怀疑，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从心底萌生。他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杀戮，而他的屠刀所指向的人群，就是当年与他同甘共苦、一同打天下的好兄弟、好臣子们。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胡惟庸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由于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财，图谋不轨，被朱元璋诛杀累及三族。如果说胡惟庸一人犯罪理当诛杀，尚情有可原，但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连续十年，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功臣宿将全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因有人密报大将蓝玉功居自傲，图谋造反而不失时机地将蓝玉下狱审讯，不及诛杀，并又连累一万五千多人被诛。
　　这两桩大案涉及明初诸多开国功臣，牵连数万人性命，如此之多的无辜生命受到牵连，极大地反应了朱元璋内心的恐惧与病态。
　　
　　除了这两起重大规模的屠杀案，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都在进行不断的小规模屠杀，逐一清除功臣，到他临终前，几乎把所有有功的大臣都杀光了：
　　
　　开国大将徐达患疽疮病，皆传言被朱元璋赐食鹅肉，病发而死；（“达在北平病背疽，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被赐死；（“因请田触怒太祖，召还，次年赐死”）
　　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被召入京，鞭死”）
　　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职，被朱元璋当即命武士将其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廖永忠被诬偷穿龙袍而死于狱中；（“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被无辜牵连，朱元璋欲诛杀他，最后全家流放，死于贬谪地；（“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十四年卒于夔，年七十二”）；
　　征虏大将军冯胜被处死；（“宋国公冯胜坐事诛”）
　　李文忠被毒死……
　　
　　对于洪武年间的官员，实在是不寒而栗，许多官员早晨上朝时与家人泣而告别，不知今天生死如何，整个官场弥漫着恐怖氛围，全然不是一个开国新朝的欣欣向荣之景象。
　　
　　相比于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是最狠毒、最刻薄、最缺乏心胸的一个皇帝，也是心理素质、人格精神最糟糕的皇帝。明朝之前的历朝历代，我们可以明显做出比较：唐太宗心胸最为宽广，不仅没有诛杀大臣，还能善用自己的政敌魏征以及许多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宋太祖稍逊风骚，却也是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温和地解除诸多功臣职务；秦始皇虽对外残忍，却对自己的手下大将蒙恬等毕生信任，毫无诛杀功臣的历史记录；汉高祖是与朱元璋背景最为相似的一个，但他也只是对个别功臣除之，从未牵连族人，尚厚待萧何、曹参等诸多大臣。而明太祖朱元璋，在他有生之年几乎清洗了所有的功臣，且累计族人、亲戚、朋友等达数万人，这种血腥赤裸裸的杀戮，无不映衬出朱元璋人格的病态，几乎近于疯狂。
　　
　　朱元璋童年的心理阴影无法抹去，在他成为君王之后被无限放大，他内心深处藏有极大的报复感、猜忌情绪、虐待冲动、惩罚快感，甚至一点小小的细节，对他来说都是精神上的打击，令他恼怒不已，欲毁之而后快。比如，一次，朱元璋在京城微服私访，有一老媪指着他称“老头儿”，朱元璋大怒，召来士卒，一声令下，籍没民家甚众。还有一次朱元璋于上元夜微服观灯，见一灯上画一妇怀瓜，猜出谜底是“淮西”，忿恨不已，因为朱元璋是淮西人，江南人对淮西人的粗野无文颇为鄙视，一怒之下，朱元璋命大肆屠杀观灯百姓。一次，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宴间，叶国珍命歌妓穿华丽衣服混坐，朱元璋于是大怒，下令将叶国珍与歌妓捆绑入狱，并残忍地削去鼻尖，毁坏她们的容颜。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残忍处死……
　　
　　诸如此类的事件，层出不穷。朱元璋具有强烈的施虐倾向，报复心理，他还发明了许多残酷、羞辱的刑法，如凌迟、梃杖、抽肠、剥皮。梃杖通俗白话就是“打屁股”，这种方式被朱元璋普遍用于朝廷之上，大臣们被脱光裤子，毫无脸面，羞辱不堪，这极大满足了朱元璋辱没他人的报复心理；而为了激发太子朱标的“坚强心理”，朱元璋命人用车装满尸骨陈列于太子面前，此种行为种种，最终导致太子朱标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抑郁而死。不仅如此，朱元璋对自己残忍的作为还极为欣赏，他将人皮完整剥下，悬挂示众，以致连国子监这样的育才之地也总是“悬尸连比”；他更加喜欢折磨人致死，观察其痛苦之惨状，有一次，朱元璋强迫医官王允坚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观看其毒发难忍，又大粪混入水中让他喝，第二天则将他枭首示众——朱元璋将此事写入《大诰三编》，描述得非常细致，可见此事曾使朱元璋获得极大心理满足，回味无穷。如果朱元璋不是一个开国皇帝，而是像唐朝来俊臣那样的一个握有重权的官员，我想他必定比来俊臣还更加恐怖，其手段也超级毒辣，在历史上以“超级酷吏”的名声盖过来俊臣、周兴等人，其心理变态的程度已经达到丧心病狂，堪比石勒石虎。
　　
　　作为一个影响整个帝国的帝王，尤其是作为一个影响整个朝代的开国帝王，朱元璋立下了太多负面消极的榜样，给后世以效仿的模板。我们可以推测，朱元璋本人的生理基因就是不完善的，整个大明帝国的继承人们也都遗传了这种缺陷基因：明成祖极大地继承了其父嗜杀、猜忌的心理，再一次对整个文官群体、文人精神进行一场摧毁；明武宗、明世宗遗传了其偏执、执拗的心理；明神宗则极其自私、吝啬、斤斤计较；而亡国皇帝崇祯最像其祖朱元璋，一样的疑心，一样的暴躁，一样的盲目狂热却又毫无章法，一样的嗜杀大臣，一样的吝啬小气。
　　
　　所以说，朱元璋本身的心理不健全，导致他开创的大明国先天不足，缺陷甚多，为整个华夏精神复苏后再次遭受摧残开了先锋。他是汉民族复苏的缔造者，也是汉民族心理扭曲的施虐者。相比之下，宋朝开创者太祖、太宗的人格还是比较健全的，其制定的“崇文抑武”政策尽管有负面效应，也依然在文化方面有很大的正面效应；而明太祖朱元璋的诸多弊端，则是完全地扭曲了整个帝国心理，打击了文士的精神。
　　
　　尔后的继任者朱棣，极大地继承了朱元璋的心理性格、行事作风，在“嗜杀”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祖灭胡惟庸尚只有“三族”，成祖灭方孝儒竟却是“十族”！这种大规模的屠杀，无疑对明朝文士的心理产生巨大打击，宋时文士畅所欲言、不以言治罪的宽容氛围消失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开创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先河：嗜杀、文字狱、八股文、特务政治、相权的消灭……这些消极负面的因素被后世帝王们继承、学习，并成为固定的制度延续下来。这种制度被后来的清朝完全继承，并且更加专制、集权，再加上满清本身浓厚的“主子、奴才”思想，最终导致整个帝国衰落、崩溃。
　　
　　由此，我们须从明朝的制度上进一步挖掘其弊端，这其中，诸多政策、制度都重重打下了朱元璋的心理烙印，也波及到了整个华夏文明。

这谁写的呀，开篇就来个青少年精神缺失，立刻让我失去读下去的耐心:L

刘邦背了一个诛杀功臣的名，其实是很冤的，刘邦本人对沛县小集团还是充分信任的，韩信是吕后杀的，刘邦本人原意只是监禁（当然不排除后来杀他的可能），况且韩信在封齐王时已让刘邦警觉了，英布和彭越只是合作伙伴，根本不是刘氏集团的人。
从人事安排上刘邦也是喜欢沛县集团的人，张良和韩信严格上讲还不是刘邦的嫡系。
老朱对淮西小集团的都不信任，在开国君主中也算少见了。

《朱元璋的病态人格之3——农业文明＋专制政治》
　　
　　3.农业文明＋专制政治
　　
　　农业文明，决定了“各家管各家”的习性。与西方商业文明不同，农业所重视的只是埋头生产，相互之间不需要商品的交流，因此，这种社会缺乏相互间紧密的联系，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表面上是一个大袋子，实际上里面的土豆相互松散，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所以，历朝历代中国所重视的必定是——集权，只有通过中央的强化集权，才能把一个广袤的松散农村集体组合在一起，而集权的结果，常常就是“专制”。
　　
　　从一定程度上看，农业帝国与专制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
　　
　　明初的统治者，自然看到这个国家的要害所在，他们无法改变整个国民的农业精神，更不可能像今天中国这样走向工商业的道路，所以唯有通过专制集权，来加强整体国家的强大。这就是“强干弱枝”，“牺牲个人成全集体”。对于皇帝们来说，这或许不该怪罪于他们，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千百年来一脉传承农业思想，本身无可厚非。而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当时全天下的“中心之国”，其延续历朝历代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是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西方外界的异种文化入侵，或许中国将一直在“分裂－统一”的循环中永久下去——而这，本身就符合农业社会的“天地四季”无穷无尽循环的思想。
　　
　　然而，相比于两百年后西方兴起的“人权思想”、“文艺复兴”乃至于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对民主共和的奋斗，中华天朝上国的体制就显得落败了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选取了参照物时，才能发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有了对比，才能定位。
　　
　　明初自胡惟庸案后，取消了丞相，皇权进一步加强，并撤销中书省，相应地加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丞相的职权实际上是由皇帝来行使，天下所有事情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大大强化了皇权力量。然而同时，这也极大地增加了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在废除丞相后，朱元璋平均每天听或看200份奏章，处理近400件政事，虽“日勤不怠”，也已“忧危积心”，力不能支。无疑，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最为勤政的一个君王，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人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之中，天下各衙门所上奏章达一千一百六十件，所言之事有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计，也要有一百一十六万字，这样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批阅二十余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不仅如此，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见各地来京上告的耆民，处理百姓击登闻鼓直接告状的事，定期接见朝觐的官员，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朱元璋曾说，我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奋努力勉励自己，天没亮即临朝，太阳偏西才回宫；夜里想着天下大事，睡不安稳，就披衣起床，观看天象，看到一颗星星位置不对，就会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应当马上办，立刻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惟恐各项事情的处理有一丝一毫的不当。
　　
　　朱元璋是具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之人，与历史上的诸葛亮性格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大到国家的礼仪法典，小到百姓们的吃穿住行，他无一不亲自设立，他的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影响到了大明帝国的各个角落。朱元璋所写的《大诰》，规定全国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庙集会，还规定每个乡都要有专人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宣传普及和谐教育：“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而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朱元璋对人民的控制力，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大大超过以往皇帝，他制定了许多规章，限制人民自由流动，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有离乡证明，不然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
　　
　　这种农民式保守的思想，成了维护专制政治的最好催化剂。在朱元璋的一手打造下，大明王朝兴起了“特务政治”，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分别对百姓和官员进行严密监视：巡检司遍设于各府县的关口要道，盘查行人，抓捕盗贼；锦衣卫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被用来严密监视朝廷文武百官，特务们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官吏们也不敢随便过问他们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明朝的酷刑繁多，诸如杖刑、夹棍、刷洗、油煎、灌毒药等等，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制造大量冤案错案，人心惶惶，人民的生活、思想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显得枯竭、萎缩。
　　
　　有了朱元璋的榜样，明朝的皇帝们都跟着纷纷效仿，成祖朱棣似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明一代，锦衣卫、东厂、西厂等诸多特务机关活跃，在官场、民间各个角落充当皇帝的耳目，钳制人们的思想，这种专制政治深入到国家的各个角落里，无疑压制了自由思想，比之宋朝时期宽松的言论环境已是大大的退步了。

　4.保守稳定的农业社会
　　
　　上一章《理学的蔓延》末节已经提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不仅仅是由某个单一元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正如前文所说的，如果单独看待朱熹的理学，不失为儒学思想的一次革新，尤其对于人性本身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但是，理学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存理遏欲”等观念，与农业文明追求“保守，稳定”的习性相结合，则会使华夏精神走向下坡路，而理学中“牺牲自我，追求大我”等一些观念与日本的海洋文明、危机感相结合，则产生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走向帝国列强的重要因素。
　　
　　中华帝国的衰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第一章所阐述的“崇文抑武”，不过是这场大衰落的序幕而已，真正发展却是从明朝文化的变异开始，这其中，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他的一些消极人格对整个大明留下了深刻烙印，但并非决定性作用，而是相当于“催化剂”——所谓催化剂，是不参与真实的物质融合，但却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变物质的变化方向，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在人类社会中同样可以类比。朱元璋的病态心理，加速了中华帝国的专制集权，而这种统治方式，恰恰又很好地适应了农业文明追求“稳定、保守、拒绝扩张”的习性，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朱元璋出身农民，与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农民心理一样，只要能够有饭吃，维持生存，就不会产生改变的思想，除非穷困到了极点，无法生存，才豁出去干一场，造反。然而，当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当生活富裕起来后，当一切重新走向正规时，这种农民的保守心理就再次重现，成为决定性力量。朱元璋本人的“重农”思想极为浓厚，相比于汉、唐、宋时的帝王们，他的一些思想行为显得非常小器、封闭、保守：洪武时期的皇宫大院里，只要有空地便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还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省吃俭用，闲暇之余便组织宫人种菜——这种农民朴素而封闭的思想，无疑强化了皇帝自身心理的保守。
　　
　　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只需要按照上天的规律，定时播种、收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在农民的思想里，只要遵循上天的意思，就能定期得到物质的回馈。一切农作物的生长都需要最稳定的环境，不要变化，这是最好的选择。老祖宗传下来的种植方式，已经足够让农民生产出粮食来，不需要再为某种额外的需要而去改良、变化。这种农业思想，相比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商业思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那是一片贫瘠的、只能生产橄榄和葡萄的土地，人们没有粮食，所以必须把葡萄和橄榄与外界交换，进行贸易，才能获得生存的必需品，这种不断与外界交流、吸收外界文化的思想，奠定了西方人进取的精神，这是东方人所欠缺的。
　　
　　纵观中华两千年，汉唐时代的大气，源自于与西域、北方民族的不断融合，奇风异俗的交流。奠定强汉的诸多战争物器如弩、良马等都来自于外族的传入，展现盛唐辉煌的诸多艺术如唐三彩、胡琴、琵琶、乐曲等都归功于胡汉风俗的融合，而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由于有了汉文化的输入、汉族先进生产力的传入，则衍生成了强大的半奴隶半封建的侵略国家——可以说，生物界中的“杂交优势”是完全适应于人类社会的。今天的诸多新型农产品，超大的苹果、艳丽的葡萄、多产的水稻、保质期稳定的蔬菜……这些优势农作物莫不来源于“杂交”，而非“纯种”。极端地说，在生物学上，“纯种”的物种是生命力不能长期延续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亲结婚，导致生命的缺陷越发众多，乃至毁灭，或是严重缺陷。
　　
　　而宋明以降，中国（中原）就逐步走入一个“缺乏交流，自我繁殖”的怪圈，在保守僵化的思想中衰落下去。尽管宋明以来南方一些城市的商业经济迅猛发展，但是无法代表更广大的农村社会，也一直受制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人民普遍还是鄙视商业的，“无商不奸”、“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商业经济的典型，而商人们在获取利润后也购买大量土地，当上“地主”，逐渐被强大的农业思想同化。所以，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中国将继续保持超稳定的农业状态，而绝对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更不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
　　
　　而大明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这个典型农民心理的帝王，他以及他身后的子孙们，极大地加速整个国家向保守方向发展：排斥外人（诛杀功臣）、集中自己朱姓一家（分封子孙）、对外人的极大不信任（设置特务机关、强调皇权正统、猜忌、文字狱、中央集权）、保守稳定（倡导八股文）、低贱者一旦富贵的报复发泄心理（嗜杀、各种酷刑的兴起）……
　　
　　从一定程度上，明成祖朱棣极大地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性格心理，或者可以说，明朝三百年的烙印是他们父子二人深刻印下的。如果当初朱元璋不滥杀功臣，那么法定的接班人，建文帝朱允文初登帝位，在面对政变时就不会“无将可派，无兵可用”——朝廷首先派出的耿炳文虽是幸存下来的老将，但缺乏总制大军的经验；继尔派出代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缺乏军事才能的纨袴子弟，以致南京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战败。比较朱棣与朱允文，无疑朱允文更具有宽仁的胸怀，如果他继任皇位的话，或许能给大明带来一次新兴的文化革新。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事实无法改变，如果一切都能有“如果”，那么一千多年前的大秦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理当是皇子扶苏，他性格仁厚，有慈爱之心，再加上能臣蒙毅、大将蒙恬兄弟的辅佐，定能改善始皇的暴政，收取天下人心，国富安定。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不可琢磨的偶然性中，产生变化的必然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穷无尽，最初的一个小小变化，或许会改变最终的历史走向。就像一次蝴蝶翅膀的振动，能衍生成一场急剧破坏力的恐怖飓风——对于漫漫千年的历史长河来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渺小，无法左右历史发展的趋势，甚至，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也不过是宏大场景中的某个片断而已；而相对于整个大自然、宇宙天地来说，人类出现以来的数百万年，更加是那样的渺小微弱，相对于亿年的太阳系、千万亿年的银河系，以及那些遥远而不可知的天外世界来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实在微不足道，我们所创造的这些历史事件、社会变革，更加如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就像那短暂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
　　
　　我们感叹，我们怀念，我们争论，我们创造，我们激情，我们悔恨……可是，这些终究都会很快消失。当年的叱诧风云，激情豪迈，转瞬间，就已烟消云散，灰飞烟灭。赵匡胤建立的大宋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还有那些曾经涌动的大辽、大金、西夏、大元，他们来了，又走了，空留下今天人们的争议，讲述，猜想，重演……甚至直到今天，现在，我们这些人在这个论坛里煮酒论史，如此热烈激昂，如此争执不休，却也不过是沧海瞬间，转眼就消失而去，空留下似有似无的余音回荡……
　　（未完待续，请看下一章）

　　秦始皇烧了多少本书?
　　乾隆编<四库全书>时毁了多少本书?
　　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朱元章也叫文化高压政策?
　　那清康雍乾150多年的文字狱开玩笑的?
　　"清风不识字"都能杀头
　　那时知识份子有哪个敢说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莫谈国是,全体愚民
　　这才是清统治者的最高理想

　　对满清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视而不见，扯什么明太祖的文化高压，知道“四库出，古书无”这句话么？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为改变以前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而创立，本质还是科举制，而且到明末已经快退出历史舞台了，是谁又把这种快被淘汰的东西拣回来？满清！
　　限制中国人的思想？王阳明，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大思想家摆在这里，说话经过了脑子没有？明朝可不像满清，只有一大帮故纸堆里考据学者。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为改变以前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而创立，本质还是科举制，而且到明末已经快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后人的评价还是当时的趋势:o

原帖由 历史研究者 于 2007-10-7 11:41 发表
　　对满清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视而不见，扯什么明太祖的文化高压，知道“四库出，古书无”这句话么？
　　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为改变以前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而创立，本质还是科举制，而且到明末已经快退出历史舞 ...

　　扯哦扯哦，明朝的确不乏思想家，但是除了王阳明之外，别的称不上“大思想家”这几个字，他们的思想更多的是对当前体制的离经叛道，而不是体制内萌发的新思想，这正是对明体制的反抗与失望。

　　明清对思想的限制和禁锢，一般一般，彼此彼此，办斤和八两，谁也别笑话谁。

论明的文字狱,说实话还真不输给清朝,清朝有清风不识字而杀人,明太祖因"殊"为"歹朱"分拆讽刺皇帝而杀人;P

秦始皇烧的书  是民间藏书  项羽火烧秦宫时才焚烧待尽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