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国扩张精神丧失的原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22:42:37
作者:沂河泥鳅

中国最早的政府文件资料汇编中有篇《禹贡》,其内记载着一种五服制,大意是:

   首都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属于甸服,其间由天子直辖。甸服以外五百里属于侯服,其 间为诸侯的封地。侯服以外五百里属于绥服,其间三百里之内可以斟酌情况推行文教; 三百里之外要靠武力维持秩序。绥服以外五百里属于要服,其间是等待教化的完全野蛮 区。要服以外五百里属荒服,那里是陌生的蛮荒世界。(8)

   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这种标准化的几何政治图纸,真得没打折扣地实行过。作为一种 行政区划的理想模型,它虽然有可能被摆上中央政府的案头,但执行起来肯定要迁就实 际情况。它的作用主要是为天子及官员们提供一套思路,以便于他们理解国家的行政管 理秩序。

   按传统的看法,五服制由大禹创造,近代的学者多有怀疑,有人甚至说它是战国时 期的作品;但我们宁愿相信它出自大禹。它的出现,最迟也不会晚于商朝早期。根据五 服制的描述,政府期待有效控制的区域方圆直径不过二千里,到侯服而矣,侯服以外的 绥服就不再是文明区了;而商政府后期实际控制的文明区已大于这个范围,从陕西的歧 山至山东半岛地区,直线距离何止二千里?周公旦在一篇有关酒的训令中,也间接提到 过这种制度,他说:“殷代在外的职官,如侯、甸、男、卫、邦伯等;在内的职官,如 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以及百姓、里君等,没有人敢沉湎于饮酒,不但不敢,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闲暇。”(9)

   深层次上理解,五服制算得上商朝以前中国人准备征服同化当时已知世界的雄心 勃勃的计划,《禹贡》的最后承接着五服制的规划说:“中国的版图向东要推进到海边, 向西要越过沙漠地带,向南向北要远播政令教化至最炎热和最寒冷的地区,一直到大地 的边缘。”(10)那时的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人,他们贬称文明区以东者为 夷,以西者为戎,以北者为狄,以南者为蛮,对待野蛮人的原则为:先用文德教化,如 果冥顽不化,就用武力惩罚。他们有着普济主义精神,拯救野蛮人的热情,或许只有近 世基督教的传教士才有,但动机要比基督教徒纯洁,基督教徒受商业的熏陶过重,他们 给不开化的人带去福音,拯救他们的灵魂,但要求他们用黄金和土地交换。

   那时中国先民尚武好战的精神惹人注目,宋国宫廷诗人留下的与商朝有关的诗篇有 五,其中三篇是歌颂他们祖先商王开疆拓域之赫赫武功的,而且都提到了大禹王的规划, 例如:

  “上帝命令武王成汤,治理本土征服四方。遍告四方诸侯,全部拥有天下九州。” ──《玄鸟》。
  “在聪明智慧的商王的治理下,商国保持着持久的福庆吉祥。上古时期洪水茫茫, 大禹治平洪水教化四方。那时商国紧靠着夏王王畿的边疆。”──《长发》

  “上天命令众多诸侯君长,设都于大禹规划过的地方。岁岁遵行朝礼拜见商王。” ──《殷武》。(11)
   周朝开国,其灵魂人物周公继续重申武功的重要性,他训诫侄子成王天子说:“现 在,文王的子子孙孙都寄希望你这位年轻的王。……希望你多多关心武备,把军队训练 好,以响应大禹王的号召,把文德教化推行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全世界的人,没有不 服从你的。”(12)

  经过一千余年的努力,至东周后期,中国人已把文明区的边界向东推到了海边,向 西推到了巴蜀,向北推过了燕山,向南推过了长江。但这些成绩,随后被秦帝国的光芒 掩盖。秦帝国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嬴政帝的主持下,发起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征服殖民运 动,中国的版图剧烈膨胀。在北方,帝国的一条宽约50步的公路从咸阳之北一直深入到 鄂尔多斯地区;在南方, 帝国黑色的旗帜插到了广州、插到了隐蔽在热带丛林中的红河 沿岸。始皇帝自以为完成了神圣的使命,是真正的世界之王了,他爬到泰山上封禅,又 巡视东海岸,刻石自颂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13)

   应当承认,秦始皇确实基本上把中国的疆界推到了当时不应再向外推的地方,但他 还是给伟大的汉武帝留下了不少可以继续扩张的余地。这位具有惊人魄力的好战皇帝, 不但成功地实现了向朝鲜、贵州、四川西南部及河西走廊直接派遣官吏的愿望,并且掌 握了中亚与漠北地区。但他的殖民扩张显然超出了限线,因此不仅没有得到颂扬,反而 受到了批评。在汉朝人看来,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向蛮荒地区挺进得不偿失,他们算成本 帐:“边疆的郡不设在山上,即处于谷中,气侯极恶劣,天冷时大地都会冻裂。大风刮 时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远离中原去开拓疆域,得到 的都是寒冷不毛之地,这等于放着江河边上的沃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中开恳。用 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民苦于守卫,辛勤耕种 却收不到多少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边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张领土够远了,而如今已经超过了蒙恬设的边塞,把郡 县建到了异族那里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 郡和修筑城池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去西南夷 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 瓯、骆而疲于奔命。左将军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一带要承担对秽、貉等地的战争 费用。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倒是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 国外去了。”(14)

   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开始,中国2000余年来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 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限、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与茫茫无际的荒凉的戈壁沙漠,北面是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 林。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的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 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假若没有这些屏障约束,中国的扩张主义或许不会停 顿下来,中国文明适合任何农耕区,它的成熟与完美,对所有乡村社会都有着奇异的魅 力。在地理屏障的包围圈内,凡能农耕的地方,不管离中原多么遥远,一般都乐于接受 中国的秩序。作者:沂河泥鳅

中国最早的政府文件资料汇编中有篇《禹贡》,其内记载着一种五服制,大意是:

   首都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属于甸服,其间由天子直辖。甸服以外五百里属于侯服,其 间为诸侯的封地。侯服以外五百里属于绥服,其间三百里之内可以斟酌情况推行文教; 三百里之外要靠武力维持秩序。绥服以外五百里属于要服,其间是等待教化的完全野蛮 区。要服以外五百里属荒服,那里是陌生的蛮荒世界。(8)

   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这种标准化的几何政治图纸,真得没打折扣地实行过。作为一种 行政区划的理想模型,它虽然有可能被摆上中央政府的案头,但执行起来肯定要迁就实 际情况。它的作用主要是为天子及官员们提供一套思路,以便于他们理解国家的行政管 理秩序。

   按传统的看法,五服制由大禹创造,近代的学者多有怀疑,有人甚至说它是战国时 期的作品;但我们宁愿相信它出自大禹。它的出现,最迟也不会晚于商朝早期。根据五 服制的描述,政府期待有效控制的区域方圆直径不过二千里,到侯服而矣,侯服以外的 绥服就不再是文明区了;而商政府后期实际控制的文明区已大于这个范围,从陕西的歧 山至山东半岛地区,直线距离何止二千里?周公旦在一篇有关酒的训令中,也间接提到 过这种制度,他说:“殷代在外的职官,如侯、甸、男、卫、邦伯等;在内的职官,如 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以及百姓、里君等,没有人敢沉湎于饮酒,不但不敢,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闲暇。”(9)

   深层次上理解,五服制算得上商朝以前中国人准备征服同化当时已知世界的雄心 勃勃的计划,《禹贡》的最后承接着五服制的规划说:“中国的版图向东要推进到海边, 向西要越过沙漠地带,向南向北要远播政令教化至最炎热和最寒冷的地区,一直到大地 的边缘。”(10)那时的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人,他们贬称文明区以东者为 夷,以西者为戎,以北者为狄,以南者为蛮,对待野蛮人的原则为:先用文德教化,如 果冥顽不化,就用武力惩罚。他们有着普济主义精神,拯救野蛮人的热情,或许只有近 世基督教的传教士才有,但动机要比基督教徒纯洁,基督教徒受商业的熏陶过重,他们 给不开化的人带去福音,拯救他们的灵魂,但要求他们用黄金和土地交换。

   那时中国先民尚武好战的精神惹人注目,宋国宫廷诗人留下的与商朝有关的诗篇有 五,其中三篇是歌颂他们祖先商王开疆拓域之赫赫武功的,而且都提到了大禹王的规划, 例如:

  “上帝命令武王成汤,治理本土征服四方。遍告四方诸侯,全部拥有天下九州。” ──《玄鸟》。
  “在聪明智慧的商王的治理下,商国保持着持久的福庆吉祥。上古时期洪水茫茫, 大禹治平洪水教化四方。那时商国紧靠着夏王王畿的边疆。”──《长发》

  “上天命令众多诸侯君长,设都于大禹规划过的地方。岁岁遵行朝礼拜见商王。” ──《殷武》。(11)
   周朝开国,其灵魂人物周公继续重申武功的重要性,他训诫侄子成王天子说:“现 在,文王的子子孙孙都寄希望你这位年轻的王。……希望你多多关心武备,把军队训练 好,以响应大禹王的号召,把文德教化推行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全世界的人,没有不 服从你的。”(12)

  经过一千余年的努力,至东周后期,中国人已把文明区的边界向东推到了海边,向 西推到了巴蜀,向北推过了燕山,向南推过了长江。但这些成绩,随后被秦帝国的光芒 掩盖。秦帝国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嬴政帝的主持下,发起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征服殖民运 动,中国的版图剧烈膨胀。在北方,帝国的一条宽约50步的公路从咸阳之北一直深入到 鄂尔多斯地区;在南方, 帝国黑色的旗帜插到了广州、插到了隐蔽在热带丛林中的红河 沿岸。始皇帝自以为完成了神圣的使命,是真正的世界之王了,他爬到泰山上封禅,又 巡视东海岸,刻石自颂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13)

   应当承认,秦始皇确实基本上把中国的疆界推到了当时不应再向外推的地方,但他 还是给伟大的汉武帝留下了不少可以继续扩张的余地。这位具有惊人魄力的好战皇帝, 不但成功地实现了向朝鲜、贵州、四川西南部及河西走廊直接派遣官吏的愿望,并且掌 握了中亚与漠北地区。但他的殖民扩张显然超出了限线,因此不仅没有得到颂扬,反而 受到了批评。在汉朝人看来,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向蛮荒地区挺进得不偿失,他们算成本 帐:“边疆的郡不设在山上,即处于谷中,气侯极恶劣,天冷时大地都会冻裂。大风刮 时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远离中原去开拓疆域,得到 的都是寒冷不毛之地,这等于放着江河边上的沃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中开恳。用 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民苦于守卫,辛勤耕种 却收不到多少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边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张领土够远了,而如今已经超过了蒙恬设的边塞,把郡 县建到了异族那里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 郡和修筑城池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去西南夷 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 瓯、骆而疲于奔命。左将军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一带要承担对秽、貉等地的战争 费用。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倒是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 国外去了。”(14)

   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开始,中国2000余年来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 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限、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与茫茫无际的荒凉的戈壁沙漠,北面是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 林。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的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 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假若没有这些屏障约束,中国的扩张主义或许不会停 顿下来,中国文明适合任何农耕区,它的成熟与完美,对所有乡村社会都有着奇异的魅 力。在地理屏障的包围圈内,凡能农耕的地方,不管离中原多么遥远,一般都乐于接受 中国的秩序。
 汉武帝激进扩张留下的最危险的遗症,到后汉光武帝执政时仍被忽视。光武帝刘秀 虽然意识到维持前汉设在边远蛮荒地区的军事据点困难重重,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 问题:由于疆域扩张的速度太快,被并入疆土内的蛮族人数太多,彻底同化他们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光武帝之性格,据说遇小事怯,遇大事勇,他 的魄力促使他决心进行一场赌博。公元50年春,他派使者接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二世的 请降,并大胆地把单于属下的八个部安置在山西、内蒙、陕西、甘肃北部地区。匈奴势 大凶悍,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劲敌,现在允许他们以半独立的方式在中国境内存在,中国 无疑要接受可怕的考验。在南匈奴内附之前,帝国的秩序内已容纳了很多蛮族。在西北, 青海、甘肃边境地区的羌人桀骜不驯,他们曾令前汉苦恼,光武帝想一劳永逸地解除这 一祸患,早在15年前就诏令马援将军把他们强行迁移到天水郡、陇西郡,有些部甚至被 安排到了关中等帝国的腹心地区。在东北,作为对乌桓部族忠诚的奖赏,皇帝于公元49 年授予他们81名部落酋长王或侯的称号,允许他们作帝国几个边疆郡的居民。

  光武帝希望迅速同化这些野蛮人的良苦用心,在朝廷的具体政策上有着充分的体现。 为全面有效地改造蛮族,他首先迫使汉人与他们杂居,设立专门的政府职能机构管理他 们,例如在匈奴聚住区内设匈奴中郎将,负责教单于像中国人一样行事,同时他掌握着 数千名士兵,名为保护单于宫廷,实为对他们监视。其次,要求蛮族酋长送一名儿子到 首都洛阳做人质,规定每年年底送来新质子,换回旧质子,这一方面是为了牵制蛮族人, 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每个可能的未来蛮族领袖接受汉化教育。再则,中央政府每年都要给 予蛮族大量的实物援助,如公元91年,中央财政提供给南匈奴的财货折合价值达1亿多文, 这一方面是出于安抚的目的,而更重要的用意是想让他们忘却过去的生活习俗,接受文 明的新生活方式。

   光武帝知识人物出身,曾在前汉的最高学府就读过,他熟悉古人同化蛮族的手法, 也颇有一份自信,但这次他的胃口张得太大。首先,政府的移民杂居计划遭受到挫折, 不仅如此,当事地区的原居民与蛮族新居民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他们毕竟有太多的差 异与隔阂。出于某种并非多余的忧虑,北方的中国人纷纷放弃他们的土地,越过秦岭进 入四川等南方诸郡,据公元140年一次人口状况调查显示,西北地区的原中国人,在一百 多年间减少了70%左右,约为650万人;与之相反,蛮族的人口大量增加,例如南匈奴内 迁之初,八部的人口总和为5万左右,但40年后激增到23万之众。

   光武帝当初或许应该对疲惫不堪的北匈奴积极用兵,夺取漠北大草原,交给驯服了 的南匈奴管理,以减少他们在内地的人口。但他拒绝这样做,他视南匈奴为囊中之物, 认为北匈奴政权已衰落而不足为虑,灭掉他们让南匈奴重返草原,等于放虎归山。公元 91年,被汉政府与天灾严重削弱了的北匈奴政权遭到了丁零、鲜卑人的毁灭性打击而不 得不向西逃亡,朝廷不做积极反应,任凭整个蒙古草原自由存在,结果鲜卑人填补了戈 壁以北的空白,成为帝国新的祸害。正如公元177年蔡邕在奏折中所言:“自匈奴遁逃, 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 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15)

  深层的忧虑是:帝国北部境内所容纳的匈奴、羌、鲜卑、乌桓等蛮族太多了,汉族 人口杂于其中不能占足够比例的优势,在乌桓聚居区,他们甚至同化了文明人;况且, 帝国北部与西北部不是最理想的农耕区,有些蛮族虽然内附,仍喜欢以游牧半游牧的方 式在边缘地区流浪;因此,尽管朝廷的同化政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与彻底同化他们 所需的时间相比,东汉王朝一个半世纪的有效统治,毕竟嫌短暂了。这个难题不可避免 地留给了后来的晋朝。

   晋朝开局就感到了这方面的压力,因此,侍御史郭钦建议晋帝清理平阳、弘农、魏 郡、京兆、上党等地的匈奴。江统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奏折中称:“……当今之宜, 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徒冯翊、兆地、新安、平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仟、析支 之地……各附本种,反其旧土。(16)”可是这不过一厢情愿罢了,晋政府缺乏这方面的 勇气,更缺少这方面的能力。西晋后期那些所谓乱中华的五胡,主要指内附了的那些汉 化与半汉化的蛮族。第一个给晋帝国制造麻烦的混血将领刘渊,出身南匈奴,同时又是 汉朝公主的后裔,史书说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 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17) 另一个起兵夺了 晋朝半壁江山的石勒,名义是羯族人,实际上基本被汉化。《晋书》上说,他基业的创 就,主要得力于汉人张宾。张宾,字孟孙,中山太守张瑶的儿子,他经常自夸:“吾自 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经过近三个世纪令人痛苦的煎熬,到隋主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后,由汉光武皇帝留下 的帝国消化不良症才算大致痊愈。在此期间,各混入中国的蛮族除少数在相互混战中被 杀绝了种外,其余多数消声匿迹于汉族的人群中了。应当指出,两晋南北朝的大动乱, 实际起了加速蛮族汉化的催化剂的作用。开始时,汉政府以征服者的姿态将他们驱赶或 者说安置于境内比较贫瘠又易于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多是半农耕半游牧区,他们的生 活比较贫苦。西晋末,由于政府控制力衰弱,他们凭借军事上的力量得以驰聘整个北中 国,而一旦占据了相对富庶肥沃的平原地带,强大的以农耕为基础创立起来的中国文明 立即就会像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他们。当然,在他们全面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前,也 不是不作任何抵抗,北魏皇帝拓拔焘杀贺狄干的理由即是:“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 为慕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但这种抵抗是徒劳的,在中华世界体系内,一个部族 不管具有什么血统,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他们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 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的选择就 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事实上 即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生活, 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然而,中国北疆广垠无际的蒙古大草原永远是帝国的忧愁所在。在草原上游荡的野 蛮人可以教化,大草原不能教化。因此,当一批牧羊人跑进长城消失在种田人的人群中 之后,很快就有另一批不知来路的游牧者成为草原王国的新主人。时至隋唐,草原王国 的主要统治者为突厥人,他们的来历有多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说为平凉杂胡演化, 二说其故国在今突库曼斯坦附近。突厥人缺乏其先辈匈奴人的好运气,他们刚刚趋向强 盛即碰上了钢硬的隋唐两朝,来不及向中原发威即遭受到严厉的军事制裁。最初的惩罚 来自隋文皇帝,他遣窦荣定、高颍等人率兵出塞,大败沙钵略大可汗的部落联军。这一 战的深远意义在于促成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削弱了他们的力量。隋唐交接之时,东突 厥趁中国内乱,谋求东亚霸主的地位,他们的事业辉煌之时,吓得唐高祖李渊荫生放弃 长安向南迁都的念头,但这样的黄金岁月过于短暂。公元629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主持 下,唐将徐世责力、李靖出塞发动攻击,颉利可汗作了俘虏,东突厥亡。

   关于如何处置东突厥的遗民问题,长安宫廷内发生了辩论。中书令温彦博一派主张 效法光武皇帝的作法,把他们安置在中国内地,以便充分予以教化。颜师古、魏徵、李 百药等人则极力反对,他们坚信突厥人本性冥顽,难以教化,因此建议仍把他们留在草 原上,加强监管。太宗皇帝倾向温彦博一派,他裁决把突厥部落拆散,让他们散居在今 河北、山西、陕西等北部州县从事农耕。突厥贵族被允许到长安定居,朝廷对他们当中 的一部分予以重用,封为将军。 事后太宗皇帝得意洋洋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 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朝自视为汉朝事业的继承者。到公元657年,唐将苏定方、萧嗣业灭掉西突厥,控 制了天山南北诸绿洲王国之后,唐朝基本上恢复了汉朝的疆域,还略有扩大。唐朝对帝 国体系内蛮族的消化,总体而言痛苦较小。唐朝延续了289年,比东汉长近一个世纪,它 的时间比东汉充足;再加上唐朝物质文化的高度繁荣及李世民皇帝定下的宽容基调,因 此相对比东汉成功。促使帝国衰落的安禄山、史思明,虽出身营州突厥杂种胡,但他们 的反叛与自己的蛮族背景关系不大;况且,中央阵营中有类似家庭背景的将领并不在少 数,如李光弼出身契丹、哥舒翰出身突厥。

  与汉朝人偏重武功相比,唐朝文治武功协调并用,总的趋势倾向文教。这使它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也是当时地球上先进与文明的典范;然而,它缺乏汉朝人那 种尚武的激情,因此一旦在中亚、青藏及西南战事中遭到败绩,即产生厌战情绪,不肯 锲而不舍地予以报复。这或许可以称为正视现实,但一个民族一旦丧失攻击性,它本身 的自由即成为问题。

   长远处观察,唐帝国的格局在汉朝就布置好了。汉朝刀剑在前,犁锄在后,奠定 了帝国的基本规模,又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农耕文明的芳香已到处可闻。唐朝既无力用 刀剑突破地理屏障发展事业,它只能顺势在经济及文化上表现自己。它试图通过修文德 而吸引外夷归顺,所以有意给自己涂上世界主义的色彩,以开放的胸襟欢迎各类胡人、 蛮人、倭人、番客等来帝国经商、访问、求学。这种貌似明智的政策,既让人无奈,又 让人沮丧。晚唐吐蕃亡国之时,朝廷本来可以趁机收复对中亚绿洲诸国的控制权,但放 弃了,从此一直到清朝,中央政权都不再作这方面的努力。中国人教化世界的锐气及好 战精神,在挫折与困难面前丧失了。
  在地理屏障内部,中国灿烂的文明普遍为周边蛮夷地区的居民仰慕,即便大草原上的牧羊人,也开始尊敬圣人,通文识字了。在帝国东北、南方及西南等偏远地区,一些模仿中央政权组织起来的土著政权开始出现,它们不比愚昧无知的部落,它们的统治者即使不是中国移民出身,往往也有着近似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能用中文及用中国的方式处理政务。这类政权持久、稳固,往往能利用地理环境上的优势挫败中央试图将之纳入郡县体系的努力,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保持着自主或半独立的封建状态。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对后继而起的宋朝是个严峻的考验。

   宋朝开局,即在北方碰上了一个厉害的冤家对头。契丹人是鲜卑族遗在蒙古大草原东部潢水附近的支裔,在唐代开始以东胡人的身份频繁与内地交往。公元907年,酋长之 一耶律阿保机以其雄才组织起部落联盟。他重用汉人,建造城池,积极发展农业,并仿效中原王朝组织起来了自己的政权。所不同之处,是他智慧地在官制设立上分开南院与 北院两个系统,南院官衙治理种田人,即便官长由契丹人充任,也要守“授汉官者从汉仪”的原则;北院官衙治理游牧人与渔猎人。耶律阿保机家族的汉化程度很深,据记载,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能诗善画,艺术造诣不亚于中原文士,他与弟弟耶律德光争夺帝位失势后,携书浮海投奔后唐,改名李赞华,其绘画作品收入《宣和画谱》的有15件,流传至今的为《获鹿图》。

   经过东征西讨,契丹人继匈奴、突厥之后,成为蒙古大草原无可争议的主人;但阿保机与他的继承人有着昔日蛮酋所不可比拟的成就,他们创建的契丹辽,有效地把统治范围推进到华北平原,而匈奴与突厥人只会掳掠破坏,不能持久管理农耕区。

   宋朝与辽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即是华北平原北部的所谓燕云十六州。宋朝君臣缺乏收复汉唐旧疆的信心与魄力,但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理应拥有地理屏障内的优良农耕区,因此拒绝承认公元936年石敬瑭与耶律德光签订的割土协议。宋太祖赵匡胤职业军人出身,虽明知对契丹辽用兵困难重重,但他决心坚定,最低要求乃“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幽燕。”太宗赵光义继承哥哥的遗志,从公元979年始连续组织北伐三次,他勇气很大,不惜御驾亲征,但总是先胜后败,他本人也死于征辽所留下的箭伤之上。由于辽国在华北平原上扎了根,再加上缺乏尚武精神及扩张热情的支持,太宗皇帝在生前就明智地做出了与辽国和谈的决定。事实上,宋朝的尴尬命运早在唐朝就隐隐安排好了。赵匡胤帝对军人的猜忌与修文疏武的政策,不完全由他个人的性格决定,是社会群体心理起了关键作用。

   北宋的第六任皇帝神宗,极想振作,他作诗自励,大意说:“五代十国天下失纲,蛮夷戎狄得以猖狂。我英明的祖先创立大宋,试图削平群雄使天下和详。所以开设内殿府库,用以招募勇士、练兵筹饷。我做子孙的继承伟业,岂敢将他的伟志遗忘。”(18)他起用王安石变法,试图整军备战。他最大胆的梦想是收复陷于辽与西夏之手的耕地,但这样有限的目标却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积极备战会引起辽与西夏的军事反弹,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国内政局的不稳,因此建议神宗皇帝“二十年口不言兵”,专心修明德政,以强大的文化与经济辐射力教化四夷。司马光历史学家出身,这大概是他总结古人经验而得出的结论。然而经济与文化的繁荣要靠刀与剑的保卫,现代有位西方历史学家在谈到古代印度人的悲剧时说过句名言:“永远保持警惕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民族应该爱好和平,但要时刻准备战斗。”(19)宋朝人对于战争不是不作准备,但过于沉溺于哲学与艺术氛围中,准备得非常不充分。公元1125年,从松花江流域悄悄兴起的女真人,灭了宋的死对头契丹辽,并一鼓作气打过黄河,掳走了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帝徽宗、钦宗父子,灭了北宋。

   如果说北宋自称代表中国文明的正统还有些道理──它虽然没有世界共主的威德,还常常给辽国送礼,但它毕竟能勉强维持对中国核心文明区的控制,而且思想学术、文艺科技方面相当发达,也远比北辽、西夏及大理等国富足。可是南宋宣称自己代表正统 则难以令人信服了,首先金国就有意见,女真人虽兴起于蛮夷之地,可接受汉化已久,受中国文明熏染极深。金国皇帝着中国式冕服,开科取士,亲自主持祭孔,封孔子的第四十九世孙为爵。他们自称是中国上古时代神礻氏人物的遗裔,完全有资格重返中原。南宋君臣骂他们腥膻未脱,他们则理直气壮地回骂南宋为蛮邦,当时江南地区尚欠发达,开化半开化的蛮族确实很多。
  蒙古人征服的成功,把游牧民族的事业推向辉煌的顶点。公元1279年,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由他的宰相陆秀夫陪着在广东崖山蹈海而亡,整个亚欧大陆,除了少数边缘区 ──西欧、南印度、东南亚及日本──几乎全部处于了蒙古人的军事监管之下。但大蒙古帝国的分裂速度不亚于其对外征服的速度,这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技术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他们以野蛮人的身份征服文明人,很容易掉进被征服者的文化染缸,事实上,他们很快就为伊斯兰教、东正教、佛教、儒家分割俘虏。

   马克;波罗称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但是,这位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实际只是位中国皇帝,他的命令很难在中东的伊儿汗国及远在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发挥效用。作为蒙古帝国的东方部分,中国四周天然的地理屏障没有丧失作用,它独成单元,在忽必烈及其继承人的经营下仍基本上按传统的方式运转。蒙古元的国际背景,无助于拓展中国人的视野,更没有使之染上世界居民的性格。蒙古的骑兵加上农耕人的攻城技术,虽在游牧区与农耕区所向披靡,但对热带丛林与凶险莫测的海洋只能悲叹,元帝国在日本、爪哇、印度支那的军事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吐蕃故地──西藏虽然纳入了中国版图,但那片令人生畏的高原仍难以逾越。对元代的中国人来讲,只有西北的中亚方向视野开阔些,然而那里是无际的荒凉,唯有散落在戈壁绿洲上的各小国,偶尔能引起种田人关于汉唐事业的回忆与遐思。忽必烈帝虽然大量引用来自遥远西方的异域人到朝廷供职,但当时中国的繁荣在世界上无可匹敌,中国人有足够的资格蔑视他们;而且他们来做官隐含着朝廷压制中国人的意图,因此普遍受到敌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波罗关于东方的报道在西方能引起轩然大波,而某些旅行者关于西方的报道在中国却无人理会。

   朱明王朝因其理性引人注目。太祖朱元璋以元朝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自居──在他建的帝王庙中,元世祖与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但他也充分意识到自己农耕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他游方和尚出身,腹有诗书,写的菊花诗颇见气势:"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平日爱读《汉书》、《宋史》,发得议论常不同凡响,汉朝开疆拓域的莽撞,宋朝缩手缩脚的软弱,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留给子孙的明皇祖训,大概是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 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国名列于后:
   北东: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刺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20)

   明成祖朱棣皇帝,曾久在元大都北平为藩王,他与他的朋友们受过游牧人豪气的熏染,而且可能还知道很多国际传闻。他勇武而有魄力,时有违背他父亲遗命的举动。公元1406年,他主动介入安南国的内部纠纷,派新城侯张辅率军进入安南国,顺势将之重新纳入到中央政府的正式行政体系内,设置交趾布政使司。然而很快即起叛乱,由于镇压不当,直到他去世,局势也未稳定下来。在北方,为具体考察草原王国,寻求有效管理漠北的方法,他亲率大军,先后五次深入草原讨伐蒙古残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最后病死在远征途中。

   成祖最令人瞠目的举动是派遣宦官郑和连续七次下西洋。郑和第一次出海的舰船计有62艘之多,其中最巨的一艘长约134米,宽约57米。那是当时地球上规模最庞大、技术装备最精良的舰队,它的出动震惊了南洋诸岛、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可是成祖皇帝此举的动机让人琢磨不透,引出了多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军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惠帝朱允火文,有人传说这位被他叔叔趋逐出宫廷的前皇帝遁迹南洋去了;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为了商业利益,元朝垮台后,亚欧大陆上的大陆交通线被层层阻隔,皇帝想为商人们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第三种观点认为,纯粹是为了提高明政府的海外威望。

   对于这个问题,从成祖皇帝一贯的作风及帝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很可能是皇帝试图经略海洋的大胆尝试。当时帝国的领导集团明确意识到帝国在陆上已没有回旋余地,青藏高原、中亚大漠、北部草原、印度支那丛林,都多次被古人证明难以逾越,唯有海洋屏障没有被试探过;帝国想施展汉唐的作为,必须走向蓝色的世界。然而,海洋属于工商文明,农耕人与之无缘。郑和统率的舰队背后,是庞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他从海外带回来的大量香料、珍宝、奇禽异兽等,除了供应宫廷外,几乎没有用场;而每次舰队的出动,其国库耗费不亚于大军出塞远征。中国舰队虽有过干预爪哇国内政、擒捕锡兰国王的壮举,但这类似于唐朝在北印度的行动,除了有助于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外,没有其他实惠。不像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他们的出航往往能获得巨额利润,而得到的利润又能进一步刺激与支持他们作下一次远航,从而唤起整个社会对海洋越来越大的热情。

   成祖雄壮的小插曲过后,明廷又恢复了收缩政策,这是一种无奈的冷静,可在局外人耶稣教士利玛窦看来,却多少有点令人奇怪,他写道:“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与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不想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21)
满清王朝的疆域远远大于朱明王朝,这与满洲人的两栖性格有关。满洲人的前身是女真人,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其先祖乃中原移民,但至少他们与汉人没有种族上的差异.早在宋时,女真人的一部就入主中原建立了著名的完颜氏金国,后来这部分女真人接受教化混入了汉人族群中,其遗落在关东故乡的同胞则继续以半野蛮人的方式生活。到明朝时,他们依地理分布主要有建州、海西、野人三部,统由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属建州女真,基地在今浑河、苏子河上游地区。建州女真土地肥沃,禾谷丰茂,在入关前,他们的汉化程度最高。努尔哈赤事业的承续者,从不把自己当中国社会的局外人看,他们突入文明世界的公开理由是替被李闯王逼死的崇祯皇帝报仇。清朝建立后,虽有剃头令之类试图给新朝代打下特殊烙记的举措,但基本上仍沿续了明朝旧制;总体而言,清帝对传统的尊重,并不亚于前朝。

   历史上入主中原的腥膻民族一般面临两种命运,要么彻底汉化,要么很快被当成异类赶出去,其中南北朝时期的拓跋魏选择了第一种命运,元朝的蒙古人接受了第二种命运。满州人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虽倾心汉化,但又努力保持着少许游牧渔猎的习惯,以期既熟悉农耕区,又不忘怀疏远游牧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庞大的人口规模,加上成熟的政治体制及技术条件,也有助于成就其新的扩张事业。清朝的人口,在康熙时代约有2亿,至乾隆后期突破3亿,到道光、咸丰执政时超过4亿。严峻的生存压力,迫使大量的无地贫民向边远地区移动,他们是自发的、无奈的、难以遏制的。他们的行动虽然无助于从根本上减轻中国社会的人口压力,但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能使这种痛苦得以短暂舒解。在西方,大批移民进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甚至深入到了一些贫瘠干旱的高原地区;在北方,他们越过长城,主动到蒙古草原的边缘地区寻求生计;在东北,清皇族故乡肥沃的黑土地与茂密的森林吸引了无数鲁、冀、豫等中原移民,他们不顾朝廷的禁令,向前挺进、挺进,越过外兴安岭,渡过黑龙江,使这片广袤的处女地迅速汉化;在东南沿海,农业剩余人口纷纷渡海 到海外寻找事业,尤其福建移民对台湾岛的开发,使这个美丽的岛屿成了福建的一部分;在西南,武装移民深入贵州、云南、川西南等山区,不道德地与那里半开化的土著争夺生存空间,他们夺得的土地如此贫瘠,以至他们虽然辛苦劳作,可生活条件难以改善,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不过,清朝的殖民扩张运动没有完成。它虽然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版图,但如果不是碰上西方列强的干扰,移民们也许还会继续向西伯利亚、印度支那与南洋诸岛移动
  
17世纪前,一个民族的活力主要通过领土扩张来表现;17世纪至20世纪主要靠殖民来表现;20世纪以后,主要靠商品占领市场来表现.不过,近几年来有些反复,由于资源短缺,往往谁的领土多,谁就占有优势,近来俄罗斯利用石油资源发力就是例证.中国地寡人众,要想再扩张,除商战外,别无它途;军事手段扩张没有希望,我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更非美国的对手,且现代进行军事扩张将没有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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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多少跟地理环境有关系,汉族四周的地区大多国力不如中原,并且道路崎岖。军事行动带不来直接的利益,皇帝自然就没兴趣,再加上中国古代并不以贸易见长,所以对外交流的意愿也就仅限于宣扬国威。
发重了,抱歉
写的真不错~~~
古代中国还是农业社会,蒙古高原完全不适合农业发展,东北地区没有耐寒的农作物和现代化的耕作技术根本开发不起来。西北环境交通不便,青藏有农业的地区都在卫藏地区其它都 是牧区,中原地区控制不易。更遥远的地方单在交通上就不可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