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军队编余军官哭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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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燕生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又发生了国民党３００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１９４５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１２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蒋介石兼任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特殊训练机构。现在这个团又负起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将领的任务。１９４６年４月，我由杭州第六军官总队高级教官任内奉命调到中训团任少将团员，同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的将领有３００多人。报到以后，都由国民党国防部委为中训团中、少将团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如一、二期的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等，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总长陈诚上台以后的“德政”，不然为何都到中训团集训呢？摘除了兵权，当然只能听候处理。
中训团的待遇，是按级发薪，我当时每月领到法币４０万元。可是，当时理一次发需１５０００元，其它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战后编余将级人员，优待的办法是每月发给１２０斤大米、２００斤柴火、２斤食油。有的团员为了一家老小的活命，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起先是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初，由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我们讲话，大意是：“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材投到各部门加强生产建设，你们都是抗战有功的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们。如果仍放你们去担任师长、军长，也是干不长久的，因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官。你们不看看现在的大势吗？有人正在和我们争夺地盘。为长远计，你们还是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知道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除我们的时间到了，紧接着就是几天一批的指名办退役。
哭灵的前奏和导火线
据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对我们透露内部消息说：“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级人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眩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没有特殊表现的（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也一律清除。”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议论，都感到多年袍泽，亲如手足的同窗旧友，从此天涯海角，流离失所。
相悲均已年华老大，又无专门技能，何处是安身之所？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同学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种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
于是也有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主张散传单的。一期同学李模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大家顾虑重重，只好隐忍不发。
一期同学陈天民，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１９４７年２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妇，景况十分凄凉，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四十 几位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友好。这天看到陈兄身后萧条，莫不感到悲痛！陈兄的下场，即吾辈日后的榜样。于是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盍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心愿，一致认为晋谒官邰拦车、告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记得有炮校教官蔡忠笏、黄埔一期同学钟焕全、张际鹏、军校教官俞遇期，连我在内共计五人开始准备。我综合了各位同学的意见，拟定了祭文，记得祭文是这样的：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
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谒陵演成“哭灵”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晨９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３００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个个将级领章，金碧辉煌。其实内心都是说不出的苦闷。这些将级人员于１０时齐集灵堂前，年轻的只有３０余岁，年长也不过５０左右，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献花后读祭文，静默３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先生为中国之和平统一、自由平等，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愧成为后世之楷模。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石坪。首先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大意是劝勉各人离开以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等等沉痛的谈论，大家含着一包热泪，相对唏嘘。陈天民同学的妻子，领着三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痛哭失声。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当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也在悲切中摄下了这场今古奇闻。
哭灵以后
这件传为奇谈的事件发生以后，次日《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新闻，隔一天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相继登载，引起各小报也大做文章。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陆大同学龚橙生（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参谋）对我谈起这件事后果，他说：“老头子平常看的报纸，是中央宣传部专门给他印的，对外面的事报喜不报忧，免得他烦恼不愉快。也不知是哪个无心人，把一份外面的报纸遗落在老头子的起居室里，他看了当即大发雷霆，起初大骂这些谒陵人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说不定又是共产党的策动。继而又改变了主意，把陈总长（诚）叫去大声申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陈诚当即召集了黄杰、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军委会铨叙过的），年龄在５０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４０岁到４５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４０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什么兵役班、财政班、交通班等应运而生。一切安排，都是如龚橙生同学所说的实现了。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现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汤燕生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又发生了国民党３００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１９４５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１２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蒋介石兼任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特殊训练机构。现在这个团又负起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将领的任务。１９４６年４月，我由杭州第六军官总队高级教官任内奉命调到中训团任少将团员，同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的将领有３００多人。报到以后，都由国民党国防部委为中训团中、少将团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如一、二期的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等，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总长陈诚上台以后的“德政”，不然为何都到中训团集训呢？摘除了兵权，当然只能听候处理。
中训团的待遇，是按级发薪，我当时每月领到法币４０万元。可是，当时理一次发需１５０００元，其它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战后编余将级人员，优待的办法是每月发给１２０斤大米、２００斤柴火、２斤食油。有的团员为了一家老小的活命，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起先是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初，由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我们讲话，大意是：“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材投到各部门加强生产建设，你们都是抗战有功的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们。如果仍放你们去担任师长、军长，也是干不长久的，因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官。你们不看看现在的大势吗？有人正在和我们争夺地盘。为长远计，你们还是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知道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除我们的时间到了，紧接着就是几天一批的指名办退役。
哭灵的前奏和导火线
据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对我们透露内部消息说：“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级人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眩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没有特殊表现的（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也一律清除。”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议论，都感到多年袍泽，亲如手足的同窗旧友，从此天涯海角，流离失所。
相悲均已年华老大，又无专门技能，何处是安身之所？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同学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种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
于是也有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主张散传单的。一期同学李模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大家顾虑重重，只好隐忍不发。
一期同学陈天民，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１９４７年２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妇，景况十分凄凉，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四十 几位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友好。这天看到陈兄身后萧条，莫不感到悲痛！陈兄的下场，即吾辈日后的榜样。于是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盍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心愿，一致认为晋谒官邰拦车、告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记得有炮校教官蔡忠笏、黄埔一期同学钟焕全、张际鹏、军校教官俞遇期，连我在内共计五人开始准备。我综合了各位同学的意见，拟定了祭文，记得祭文是这样的：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
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谒陵演成“哭灵”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晨９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３００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个个将级领章，金碧辉煌。其实内心都是说不出的苦闷。这些将级人员于１０时齐集灵堂前，年轻的只有３０余岁，年长也不过５０左右，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献花后读祭文，静默３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先生为中国之和平统一、自由平等，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愧成为后世之楷模。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石坪。首先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大意是劝勉各人离开以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等等沉痛的谈论，大家含着一包热泪，相对唏嘘。陈天民同学的妻子，领着三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痛哭失声。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当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也在悲切中摄下了这场今古奇闻。
哭灵以后
这件传为奇谈的事件发生以后，次日《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新闻，隔一天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相继登载，引起各小报也大做文章。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陆大同学龚橙生（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参谋）对我谈起这件事后果，他说：“老头子平常看的报纸，是中央宣传部专门给他印的，对外面的事报喜不报忧，免得他烦恼不愉快。也不知是哪个无心人，把一份外面的报纸遗落在老头子的起居室里，他看了当即大发雷霆，起初大骂这些谒陵人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说不定又是共产党的策动。继而又改变了主意，把陈总长（诚）叫去大声申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陈诚当即召集了黄杰、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军委会铨叙过的），年龄在５０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４０岁到４５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４０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什么兵役班、财政班、交通班等应运而生。一切安排，都是如龚橙生同学所说的实现了。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现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又发生了国民党３００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１９４５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１２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蒋介石兼任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特殊训练机构。现在这个团又负起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将领的任务。１９４６年４月，我由杭州第六军官总队高级教官任内奉命调到中训团任少将团员，同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的将领有３００多人。报到以后，都由国民党国防部委为中训团中、少将团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如一、二期的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等，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总长陈诚上台以后的“德政”，不然为何都到中训团集训呢？摘除了兵权，当然只能听候处理。
中训团的待遇，是按级发薪，我当时每月领到法币４０万元。可是，当时理一次发需１５０００元，其它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战后编余将级人员，优待的办法是每月发给１２０斤大米、２００斤柴火、２斤食油。有的团员为了一家老小的活命，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起先是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初，由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我们讲话，大意是：“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材投到各部门加强生产建设，你们都是抗战有功的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们。如果仍放你们去担任师长、军长，也是干不长久的，因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官。你们不看看现在的大势吗？有人正在和我们争夺地盘。为长远计，你们还是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知道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除我们的时间到了，紧接着就是几天一批的指名办退役。
哭灵的前奏和导火线
据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对我们透露内部消息说：“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级人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眩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没有特殊表现的（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也一律清除。”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议论，都感到多年袍泽，亲如手足的同窗旧友，从此天涯海角，流离失所。
相悲均已年华老大，又无专门技能，何处是安身之所？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同学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种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
于是也有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主张散传单的。一期同学李模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大家顾虑重重，只好隐忍不发。
一期同学陈天民，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１９４７年２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妇，景况十分凄凉，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四十 几位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友好。这天看到陈兄身后萧条，莫不感到悲痛！陈兄的下场，即吾辈日后的榜样。于是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盍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心愿，一致认为晋谒官邰拦车、告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记得有炮校教官蔡忠笏、黄埔一期同学钟焕全、张际鹏、军校教官俞遇期，连我在内共计五人开始准备。我综合了各位同学的意见，拟定了祭文，记得祭文是这样的：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
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谒陵演成“哭灵”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晨９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３００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个个将级领章，金碧辉煌。其实内心都是说不出的苦闷。这些将级人员于１０时齐集灵堂前，年轻的只有３０余岁，年长也不过５０左右，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献花后读祭文，静默３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先生为中国之和平统一、自由平等，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愧成为后世之楷模。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石坪。首先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大意是劝勉各人离开以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等等沉痛的谈论，大家含着一包热泪，相对唏嘘。陈天民同学的妻子，领着三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痛哭失声。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当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也在悲切中摄下了这场今古奇闻。
哭灵以后
这件传为奇谈的事件发生以后，次日《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新闻，隔一天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相继登载，引起各小报也大做文章。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陆大同学龚橙生（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参谋）对我谈起这件事后果，他说：“老头子平常看的报纸，是中央宣传部专门给他印的，对外面的事报喜不报忧，免得他烦恼不愉快。也不知是哪个无心人，把一份外面的报纸遗落在老头子的起居室里，他看了当即大发雷霆，起初大骂这些谒陵人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说不定又是共产党的策动。继而又改变了主意，把陈总长（诚）叫去大声申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陈诚当即召集了黄杰、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军委会铨叙过的），年龄在５０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４０岁到４５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４０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什么兵役班、财政班、交通班等应运而生。一切安排，都是如龚橙生同学所说的实现了。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现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汤燕生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１９４７年又发生了国民党３００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１９４５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１２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蒋介石兼任团长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特殊训练机构。现在这个团又负起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将领的任务。１９４６年４月，我由杭州第六军官总队高级教官任内奉命调到中训团任少将团员，同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的将领有３００多人。报到以后，都由国民党国防部委为中训团中、少将团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如一、二期的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等，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大家都认为这是参谋总长陈诚上台以后的“德政”，不然为何都到中训团集训呢？摘除了兵权，当然只能听候处理。
中训团的待遇，是按级发薪，我当时每月领到法币４０万元。可是，当时理一次发需１５０００元，其它可想而知了。我们这些战后编余将级人员，优待的办法是每月发给１２０斤大米、２００斤柴火、２斤食油。有的团员为了一家老小的活命，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起先是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初，由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我们讲话，大意是：“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材投到各部门加强生产建设，你们都是抗战有功的人员，各行各业都需要你们。如果仍放你们去担任师长、军长，也是干不长久的，因为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官。你们不看看现在的大势吗？有人正在和我们争夺地盘。为长远计，你们还是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听了这些话，知道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除我们的时间到了，紧接着就是几天一批的指名办退役。
哭灵的前奏和导火线
据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对我们透露内部消息说：“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级人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眩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没有特殊表现的（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也一律清除。”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议论，都感到多年袍泽，亲如手足的同窗旧友，从此天涯海角，流离失所。
相悲均已年华老大，又无专门技能，何处是安身之所？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同学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种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
于是也有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主张散传单的。一期同学李模认为，将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大家顾虑重重，只好隐忍不发。
一期同学陈天民，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１９４７年２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妇，景况十分凄凉，全体同学集资为之料理后事。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四十 几位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友好。这天看到陈兄身后萧条，莫不感到悲痛！陈兄的下场，即吾辈日后的榜样。于是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盍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心愿，一致认为晋谒官邰拦车、告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记得有炮校教官蔡忠笏、黄埔一期同学钟焕全、张际鹏、军校教官俞遇期，连我在内共计五人开始准备。我综合了各位同学的意见，拟定了祭文，记得祭文是这样的：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垄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三十六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
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谒陵演成“哭灵”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晨９时许，除有事不能到场者外，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３００余人。为了表示隆重，全部一色黄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个个将级领章，金碧辉煌。其实内心都是说不出的苦闷。这些将级人员于１０时齐集灵堂前，年轻的只有３０余岁，年长也不过５０左右，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由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光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献花后读祭文，静默３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先生为中国之和平统一、自由平等，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愧成为后世之楷模。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石坪。首先由主祭人丁德隆发言，大意是劝勉各人离开以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继之是几位将领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等等沉痛的谈论，大家含着一包热泪，相对唏嘘。陈天民同学的妻子，领着三个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谢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得放声大哭。大家一面劝慰，多数也痛哭失声。于是庄严肃穆的谒陵，竟发展成为震惊中外的“哭灵”。当时在场的中外新闻界人士，也在悲切中摄下了这场今古奇闻。
哭灵以后
这件传为奇谈的事件发生以后，次日《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新闻，隔一天连国民党《中央日报》也相继登载，引起各小报也大做文章。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陆大同学龚橙生（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参谋）对我谈起这件事后果，他说：“老头子平常看的报纸，是中央宣传部专门给他印的，对外面的事报喜不报忧，免得他烦恼不愉快。也不知是哪个无心人，把一份外面的报纸遗落在老头子的起居室里，他看了当即大发雷霆，起初大骂这些谒陵人员是“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说不定又是共产党的策动。继而又改变了主意，把陈总长（诚）叫去大声申斥。责成陈诚即速处理，以平舆论。陈诚当即召集了黄杰、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军委会铨叙过的），年龄在５０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４０岁到４５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４０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什么兵役班、财政班、交通班等应运而生。一切安排，都是如龚橙生同学所说的实现了。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现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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