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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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1984年发表的《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url]




2007-09-06 03: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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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文/历史
应广大网友要求，现将发表在《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 期上的《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一文，重新发到《新浪博客·陈景元》上来。


   [编者按]：本文作者对“秦始皇兵马俑”这一当今流行的说法，明确地进行了否定；同时以其多年来探索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大胆提出了秦昭王时曾专权四十一年之久的秦宣太后才是俑坑主人的新观点，从而把秦兵马俑坑的实际营建年代前推了半个世纪左右。

    对“秦俑”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的学术研究，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古问题，它还涉及到自然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它完全应该提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人们要敢于冲破先入为主的思想束缚．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不同的材料依据，提出自己具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也就是出现更多的“一家之言”。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当年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任何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事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并且能得到有足够根据、有周密论证、有系统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我们都一定表示欢迎和支持。



    万人仰慕、誉满全球的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附近发现的大型兵马俑坑，果真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生前预修起来的从葬坑吗?秦始皇果真是这个兵马俑坑真正的主人吗?本文对于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的主属问题，即兵马俑坑的营建年代，提出了与目前所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此求教于国内外广大学人。

   错误的推断---尽管“秦始皇兵马俑”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流行了很多年，然而从学术探讨的角度上看，这种说法一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从包括考古发掘简报在内的二百多篇已经正式发表的专著、论文和评论之中，对于这个有关兵马俑主属的重大结论，自始至终，没有人作过专题的论证，这个本来应该用可靠的材料和科学的语言加以准确、系统、周密阐述的核心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追本穷源，事出有因，最早说秦始皇就是俑坑的主人，从而给兵马俑定性、断代是在1974年的春天。那时，很多事情被颠倒、搞乱，凡是可以和秦始皇的名字挂在一起的东西，都被抬到吓人的高度。它一旦被定了性，有谁敢来置疑，据报道，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坑尚未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凭着他“广博的历史知识”就把一切都决定下来了［1]。据他说：古书上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而“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2]。

    这种看来有文献依据，又有明确里程数量的说法，曾使许多人深信不疑。然而，有关“三百丈”史料的出处，很值得怀疑，且不说在他所说的古书里，没有找到这些字样，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汉的一尺，等于现在的二十三厘米，三百丈的距离，折合现在的尺度，仅有六百九十米左右。难道现在兵马俑坑的位置，当真在秦始皇陵外城以东的六百九十米的范围之内吗？

    据秦俑博物馆自己编印的一个材料上都说：“秦始皇兵马俑，葬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3]，如果再加上一号坑本身的长度二百一十米，则两者之间的实际距离是一千七百一十米。事实充分说明，以“三百丈’的传闻，去推断兵马俑坑的主属关系，在俑坑发掘前就给它定性、断代，这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是不科学而且也是不严肃的。至于，为何如此仓促定性？恐怕是与当时存在于社会上的那种与学术无涉的诸种因素不无关系。


   过时的军阵---在秦俑坑里面出土的兵马俑，大小与真人、真马相当，战车的形制和尺寸，也是按照实用战车，加工制作而成；武士们手里拿的，更是用于实战的兵器，就连陶俑头上的发丝，几乎都刻成与真人的毛发一样逼真。因此，它们並不是一种普通的随葬明器，而是用高超的模拟技术，十分真实地复原了一个特殊条件下的历史原貌，它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一切，都不会背离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型。

    有人说，俑坑里排列着的战车和兵马俑，是秦始皇统帅的强大军事实力的形象记录，是一个宏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他率领千军万马，内平六国、北却匈奴、统一中国的真实图景。是的，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秦始皇如果没有一支组织严整、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强大军队作后盾，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遗憾的是，在俑坑里再现的军队，却是一支落后，陈旧，并且不能真正用于战斗的部队，请看：

    在一号坑、二号坑里，大量的步卒，围绕战车，排列成一个个整齐的大小方阵[4]，战车兵又是这支部队的主力[5]，而车战，则是这支部队最基本的作战方式。人们知道：殷周以来，直至春秋，适于古代车战的军事方阵，随着战争范围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暴露出它致命的弱点。

    它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使相互不能援救的危急状况。《文献通考》上说：“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军伍不整，混然车布，卒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车战之。”在《菽园杂记》中更明确地记载：“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

    事实上，在秦始皇时期，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几无进行车战的痕迹，如《淮南子·人间篇》：“始皇帝既已北逐匈奴，乃使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卒”，就是“步卒”的省称[6]；《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有：“长信侯毐……发县卒及卫卒、官骑；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可见，它与俑坑这个军阵队伍，毫无共同之处，却有天渊之别。


   奇特的武士---俑坑里呈现出来的这支部队的成员，在战场上不具有任何的战斗力。因为所有要冲锋陷阵的武士，有的精梳着各种发髻，有的头戴一顶软帽，而攻坚作战中，自身防卫所必需的头盔，一个都未准备，大量的武士没有护身的铠甲。而“甲胄铠盾”是我国历代军事作战中，不可缺少的护身器，是一切军事进攻过程中最基本的装备。

    这样一支无盔无甲的队伍，在敌方密集弓矢的威逼下，是很难继续向前推进的，连保存自己的原则，都难以做到，还哪里谈得上去消灭敌人?从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的铜镜图案上，可以看到当时秦军的真实形象，他一手执剑，一手持盾[7]，然而在俑坑之中，“盾”的装备，一直没有出现，这与秦军本来的面目大相径庭。

    在车战盛行的年代中，敌我双方，为了取得战车交会格斗的胜利，每一乘战车上，必须载有三名武士，他们按左，中、右排列在车上。左方武士持弓，是一车之首，也称“车左”；右方武士执矛，负有击刺之责，又称“车右”，居中的是，驾驭四匹战马的“御者”。

    在战斗的过程中，战车上两边的武士互相配合，才有真正的战斗力，而在兵马俑坑里，人们能够看到有不少的战车，只有两名武士(这一个材料，从正式发表的一号坑、二号坑们试掘简报中，都可以找到)，用这种只有两名武士的战车，根本是不可能投入正规战争的，说这就是秦始皇横扫六国的精锐之师，实在是令人费解。


   近邻的铁兵---除了一号坑出土一件小铁镞之外，其它成千上万件兵器都是铜质的，有人认为与关东六国相比，秦国既缺乏铁矿资源，又缺少冶炼技术，所以不能生产钢铁兵器，铜质兵器自然是秦军的主要装备，似乎秦始皇的从葬坑里大量出土铜制兵器，也是必然的。

    其实，秦国的冶铁技术水平，并不很低。《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秦始皇对冶铁工业更加重视，他任命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为“秦主铁官”，从云梦秦简中，还可看到秦国有“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吏。《汉书》上明确地说：“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在铁未能锻成钢之前，性能赶不上青铜，它被当作“恶金”，这是事实。但是一旦炼钢技术为人们掌握，就使它的身价提高百倍。到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剑，锋利无比，种类繁多。而秦国自秦昭王开始，也感觉到制造铁剑的紧迫性，秦国铁兵生产的状况，在江淹《铜剑赞》中，说得很清楚：“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逾见其微。”

    除秦国自己制造铁兵器之外，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统一六国后，它既可以缴获足够数量的钢铁兵器，又得到全国的铁山和汇集全国冶铁的技术精华。在这个基础之上，秦王朝军队的武器装备，有条件进行一次彻底的更新。正因为秦始皇时期铁兵甚多，致使许多秦代宫殿“以磁石垒门”，为的是防范人们携带铁制兵器，潜入秦宫。

    现在，秦国冶铁遗址，已在咸阳故都附近发掘出来，秦国的铁刽、铁刀已在陕西风翔高庄出土[8]；甚至在秦始皇陵西侧的秦代刑徒墓葬中，居然也发现铁剑和铁刀[9]。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这类最低贱、最普通的秦墓中，都能用如此精良的兵器随葬，与此相反，在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精锐部队的军事装备中，竟然不见钢铁刀剑的踪影，岂非咄咄怪事！


   违禁的铜戈---后来俑坑里出土了几件带有纪年铭文的铜戈，其中属于秦始皇时期的有“三年相邦吕不韦戈”和“七年相邦吕不韦戈”，有人以“晚出器物不可能为早死的人陪葬”为理由，推定俑坑建于秦始皇执政时期。

    我们认为，兵马俑坑在秦末的战乱中，就已经遭到了人为的严重破坏，俑坑的构筑及其为数众多的兵马俑，包括坑内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扰乱。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千真万确的第二次大开挖，现在从俑坑里得到的各种物品，既有建造俑坑时的原始物，还有秦代末年掘开俑坑后的遗留物。人们在试掘过程中发现的铜剑剑头，就是扰乱者们遗留下来的。

    二号坑里，有四件铜剑剑头，它们都是铜剑的尖子部分，如果建坑时本来是完整无缺的，即使火焚塌陷使铜剑折断，人们在坑里应该找到各节铜剑残节，不会仅有一段剑头，用这种断剑头当初也不可能给帝王陪葬。唯一的解释就是：它们仅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进入俑坑的“客体”。

    最主要的是，秦军以精良的钢铁兵器，更新了自己的装备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下令收缴全国所有的铜制兵器，运入咸阳，悉数销毁，铸成十二个各重三十四万斤的大铜人[10]。应该说，秦国过去铸造过大量铜质兵器，使用过各种铜制兵器，这是事实，但在销铸铜兵之后，任何人继续收藏铜戈、铜剑，就是一种罪死不赦的犯上行为。钢铁兵器，锋利轻便，是青铜兵器无法抵挡的，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这种陈旧、劣等的兵器，去给秦始皇帝作陪葬之物。

    铜兵只能出现在反叛的时刻：项羽兵入咸阳时，歼灭了秦军主力，手中拥有大量精良铁兵，然而，起事最早的陈胜，却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手中只有耜头棍棒。周章沿途收集几十万饥民，逼近咸阳时，面对装备精良的秦军，急需在两军决战的前夕，尽量得到一批武器装备，结果起义队伍，在距俑坑不远的戏水河一线，停止前进。俑坑的完整铜兵器，可能已被周章部队取走，俑坑的折剑头及其它一些铜兵，则是这些“反叛者”遗留的物品。


   犯上的服色---秦始皇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位伟大拥护者和实践者。因为秦朝取代了周朝，周朝崇尚火德，只有水才能克火，因此秦朝一定要以水德继承之[11]。这种土、木、金、火、水五种精气相互取代的学说，与历代政治兴衰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被统治阶级奉若神明。《吕氏春秋·应同篇》里说：“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一个朝代的“德”，又与“服色”始终联系在一起。

    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立即“改正朔，易服色”，规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秦朝“尚黑”的制度，得到全面地贯彻：秦朝新建的宫殿，都以“北阙为正”；秦始皇的陵园也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坐南朝北；“骊”的本身，体现了黑色的存在；面向河川，这是水德的象征；改“民”为“黔首”，销“铜”而用“铁“，都有一种“尚黑”的意义。《通志》上明确记载：“秦制水德，服尚袀黑，……黑旗，皂旆，以从水德，复法水数，驾马以六。”

    俑坑里面呈现出来的，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整个俑坑东西向布置，与《史记·集解》所说“水德属北方，故尚黑”的布局并不一致；俑坑出土的车子，车舆尺寸，大小各不相同，有的大于当时的六尺，有的小于当时的六尺，不仅完全违背“车同轨”的根本制度，更与“舆六尺”的大法背道而驰，无论是一、二、三号坑内，都是“一车四马”制，与“乘六马”的规定，完全不符。

    尤其突出的是：俑坑里几乎所有的武士俑，从上到下，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色、蓝色、白色的长裤，真是五颜六色，异常鲜艳，哪里有一丝一毫“尚黑”的意味。一定要把这种放根本上违抗秦王朝王令国禁的兵马俑群，说成是为秦始皇从葬的军队，对墓主人秦始皇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挑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秦始皇决不是俑坑真正的主人，一定要把秦始皇与兵马俑，连结在一起，以上一系列的矛盾现象和离奇问题，人们是无法作出一种准确、可靠和有力的解释，也是无法使人完全信服的。如果，有人坚持原来的说法，认为俑坑的主人还是秦始皇，那么就应该拿出完整的，系统的、并且是经得起客观实际最后检验的材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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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06 03: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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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广大网友要求，现将发表在《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3 期上的《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一文，重新发到《新浪博客·陈景元》上来。


   [编者按]：本文作者对“秦始皇兵马俑”这一当今流行的说法，明确地进行了否定；同时以其多年来探索研究的成果为依据，大胆提出了秦昭王时曾专权四十一年之久的秦宣太后才是俑坑主人的新观点，从而把秦兵马俑坑的实际营建年代前推了半个世纪左右。

    对“秦俑”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的学术研究，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古问题，它还涉及到自然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它完全应该提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人们要敢于冲破先入为主的思想束缚．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不同的材料依据，提出自己具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也就是出现更多的“一家之言”。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当年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任何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事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并且能得到有足够根据、有周密论证、有系统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我们都一定表示欢迎和支持。


俑坑的主人不是“他”
    万人仰慕、誉满全球的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附近发现的大型兵马俑坑，果真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生前预修起来的从葬坑吗?秦始皇果真是这个兵马俑坑真正的主人吗?本文对于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的主属问题，即兵马俑坑的营建年代，提出了与目前所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此求教于国内外广大学人。

   错误的推断---尽管“秦始皇兵马俑”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流行了很多年，然而从学术探讨的角度上看，这种说法一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从包括考古发掘简报在内的二百多篇已经正式发表的专著、论文和评论之中，对于这个有关兵马俑主属的重大结论，自始至终，没有人作过专题的论证，这个本来应该用可靠的材料和科学的语言加以准确、系统、周密阐述的核心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追本穷源，事出有因，最早说秦始皇就是俑坑的主人，从而给兵马俑定性、断代是在1974年的春天。那时，很多事情被颠倒、搞乱，凡是可以和秦始皇的名字挂在一起的东西，都被抬到吓人的高度。它一旦被定了性，有谁敢来置疑，据报道，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坑尚未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凭着他“广博的历史知识”就把一切都决定下来了［1]。据他说：古书上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而“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2]。

    这种看来有文献依据，又有明确里程数量的说法，曾使许多人深信不疑。然而，有关“三百丈”史料的出处，很值得怀疑，且不说在他所说的古书里，没有找到这些字样，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汉的一尺，等于现在的二十三厘米，三百丈的距离，折合现在的尺度，仅有六百九十米左右。难道现在兵马俑坑的位置，当真在秦始皇陵外城以东的六百九十米的范围之内吗？

    据秦俑博物馆自己编印的一个材料上都说：“秦始皇兵马俑，葬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3]，如果再加上一号坑本身的长度二百一十米，则两者之间的实际距离是一千七百一十米。事实充分说明，以“三百丈’的传闻，去推断兵马俑坑的主属关系，在俑坑发掘前就给它定性、断代，这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是不科学而且也是不严肃的。至于，为何如此仓促定性？恐怕是与当时存在于社会上的那种与学术无涉的诸种因素不无关系。


   过时的军阵---在秦俑坑里面出土的兵马俑，大小与真人、真马相当，战车的形制和尺寸，也是按照实用战车，加工制作而成；武士们手里拿的，更是用于实战的兵器，就连陶俑头上的发丝，几乎都刻成与真人的毛发一样逼真。因此，它们並不是一种普通的随葬明器，而是用高超的模拟技术，十分真实地复原了一个特殊条件下的历史原貌，它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一切，都不会背离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型。

    有人说，俑坑里排列着的战车和兵马俑，是秦始皇统帅的强大军事实力的形象记录，是一个宏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他率领千军万马，内平六国、北却匈奴、统一中国的真实图景。是的，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秦始皇如果没有一支组织严整、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强大军队作后盾，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遗憾的是，在俑坑里再现的军队，却是一支落后，陈旧，并且不能真正用于战斗的部队，请看：

    在一号坑、二号坑里，大量的步卒，围绕战车，排列成一个个整齐的大小方阵[4]，战车兵又是这支部队的主力[5]，而车战，则是这支部队最基本的作战方式。人们知道：殷周以来，直至春秋，适于古代车战的军事方阵，随着战争范围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暴露出它致命的弱点。

    它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使相互不能援救的危急状况。《文献通考》上说：“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军伍不整，混然车布，卒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车战之。”在《菽园杂记》中更明确地记载：“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

    事实上，在秦始皇时期，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几无进行车战的痕迹，如《淮南子·人间篇》：“始皇帝既已北逐匈奴，乃使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卒”，就是“步卒”的省称[6]；《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有：“长信侯毐……发县卒及卫卒、官骑；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可见，它与俑坑这个军阵队伍，毫无共同之处，却有天渊之别。


   奇特的武士---俑坑里呈现出来的这支部队的成员，在战场上不具有任何的战斗力。因为所有要冲锋陷阵的武士，有的精梳着各种发髻，有的头戴一顶软帽，而攻坚作战中，自身防卫所必需的头盔，一个都未准备，大量的武士没有护身的铠甲。而“甲胄铠盾”是我国历代军事作战中，不可缺少的护身器，是一切军事进攻过程中最基本的装备。

    这样一支无盔无甲的队伍，在敌方密集弓矢的威逼下，是很难继续向前推进的，连保存自己的原则，都难以做到，还哪里谈得上去消灭敌人?从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出土的铜镜图案上，可以看到当时秦军的真实形象，他一手执剑，一手持盾[7]，然而在俑坑之中，“盾”的装备，一直没有出现，这与秦军本来的面目大相径庭。

    在车战盛行的年代中，敌我双方，为了取得战车交会格斗的胜利，每一乘战车上，必须载有三名武士，他们按左，中、右排列在车上。左方武士持弓，是一车之首，也称“车左”；右方武士执矛，负有击刺之责，又称“车右”，居中的是，驾驭四匹战马的“御者”。

    在战斗的过程中，战车上两边的武士互相配合，才有真正的战斗力，而在兵马俑坑里，人们能够看到有不少的战车，只有两名武士(这一个材料，从正式发表的一号坑、二号坑们试掘简报中，都可以找到)，用这种只有两名武士的战车，根本是不可能投入正规战争的，说这就是秦始皇横扫六国的精锐之师，实在是令人费解。


   近邻的铁兵---除了一号坑出土一件小铁镞之外，其它成千上万件兵器都是铜质的，有人认为与关东六国相比，秦国既缺乏铁矿资源，又缺少冶炼技术，所以不能生产钢铁兵器，铜质兵器自然是秦军的主要装备，似乎秦始皇的从葬坑里大量出土铜制兵器，也是必然的。

    其实，秦国的冶铁技术水平，并不很低。《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使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秦始皇对冶铁工业更加重视，他任命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为“秦主铁官”，从云梦秦简中，还可看到秦国有“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吏。《汉书》上明确地说：“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在铁未能锻成钢之前，性能赶不上青铜，它被当作“恶金”，这是事实。但是一旦炼钢技术为人们掌握，就使它的身价提高百倍。到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剑，锋利无比，种类繁多。而秦国自秦昭王开始，也感觉到制造铁剑的紧迫性，秦国铁兵生产的状况，在江淹《铜剑赞》中，说得很清楚：“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逾见其微。”

    除秦国自己制造铁兵器之外，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统一六国后，它既可以缴获足够数量的钢铁兵器，又得到全国的铁山和汇集全国冶铁的技术精华。在这个基础之上，秦王朝军队的武器装备，有条件进行一次彻底的更新。正因为秦始皇时期铁兵甚多，致使许多秦代宫殿“以磁石垒门”，为的是防范人们携带铁制兵器，潜入秦宫。

    现在，秦国冶铁遗址，已在咸阳故都附近发掘出来，秦国的铁刽、铁刀已在陕西风翔高庄出土[8]；甚至在秦始皇陵西侧的秦代刑徒墓葬中，居然也发现铁剑和铁刀[9]。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这类最低贱、最普通的秦墓中，都能用如此精良的兵器随葬，与此相反，在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精锐部队的军事装备中，竟然不见钢铁刀剑的踪影，岂非咄咄怪事！


   违禁的铜戈---后来俑坑里出土了几件带有纪年铭文的铜戈，其中属于秦始皇时期的有“三年相邦吕不韦戈”和“七年相邦吕不韦戈”，有人以“晚出器物不可能为早死的人陪葬”为理由，推定俑坑建于秦始皇执政时期。

    我们认为，兵马俑坑在秦末的战乱中，就已经遭到了人为的严重破坏，俑坑的构筑及其为数众多的兵马俑，包括坑内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扰乱。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千真万确的第二次大开挖，现在从俑坑里得到的各种物品，既有建造俑坑时的原始物，还有秦代末年掘开俑坑后的遗留物。人们在试掘过程中发现的铜剑剑头，就是扰乱者们遗留下来的。

    二号坑里，有四件铜剑剑头，它们都是铜剑的尖子部分，如果建坑时本来是完整无缺的，即使火焚塌陷使铜剑折断，人们在坑里应该找到各节铜剑残节，不会仅有一段剑头，用这种断剑头当初也不可能给帝王陪葬。唯一的解释就是：它们仅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进入俑坑的“客体”。

    最主要的是，秦军以精良的钢铁兵器，更新了自己的装备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下令收缴全国所有的铜制兵器，运入咸阳，悉数销毁，铸成十二个各重三十四万斤的大铜人[10]。应该说，秦国过去铸造过大量铜质兵器，使用过各种铜制兵器，这是事实，但在销铸铜兵之后，任何人继续收藏铜戈、铜剑，就是一种罪死不赦的犯上行为。钢铁兵器，锋利轻便，是青铜兵器无法抵挡的，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这种陈旧、劣等的兵器，去给秦始皇帝作陪葬之物。

    铜兵只能出现在反叛的时刻：项羽兵入咸阳时，歼灭了秦军主力，手中拥有大量精良铁兵，然而，起事最早的陈胜，却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手中只有耜头棍棒。周章沿途收集几十万饥民，逼近咸阳时，面对装备精良的秦军，急需在两军决战的前夕，尽量得到一批武器装备，结果起义队伍，在距俑坑不远的戏水河一线，停止前进。俑坑的完整铜兵器，可能已被周章部队取走，俑坑的折剑头及其它一些铜兵，则是这些“反叛者”遗留的物品。


   犯上的服色---秦始皇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位伟大拥护者和实践者。因为秦朝取代了周朝，周朝崇尚火德，只有水才能克火，因此秦朝一定要以水德继承之[11]。这种土、木、金、火、水五种精气相互取代的学说，与历代政治兴衰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被统治阶级奉若神明。《吕氏春秋·应同篇》里说：“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一个朝代的“德”，又与“服色”始终联系在一起。

    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立即“改正朔，易服色”，规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秦朝“尚黑”的制度，得到全面地贯彻：秦朝新建的宫殿，都以“北阙为正”；秦始皇的陵园也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坐南朝北；“骊”的本身，体现了黑色的存在；面向河川，这是水德的象征；改“民”为“黔首”，销“铜”而用“铁“，都有一种“尚黑”的意义。《通志》上明确记载：“秦制水德，服尚袀黑，……黑旗，皂旆，以从水德，复法水数，驾马以六。”

    俑坑里面呈现出来的，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整个俑坑东西向布置，与《史记·集解》所说“水德属北方，故尚黑”的布局并不一致；俑坑出土的车子，车舆尺寸，大小各不相同，有的大于当时的六尺，有的小于当时的六尺，不仅完全违背“车同轨”的根本制度，更与“舆六尺”的大法背道而驰，无论是一、二、三号坑内，都是“一车四马”制，与“乘六马”的规定，完全不符。

    尤其突出的是：俑坑里几乎所有的武士俑，从上到下，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色、蓝色、白色的长裤，真是五颜六色，异常鲜艳，哪里有一丝一毫“尚黑”的意味。一定要把这种放根本上违抗秦王朝王令国禁的兵马俑群，说成是为秦始皇从葬的军队，对墓主人秦始皇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挑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秦始皇决不是俑坑真正的主人，一定要把秦始皇与兵马俑，连结在一起，以上一系列的矛盾现象和离奇问题，人们是无法作出一种准确、可靠和有力的解释，也是无法使人完全信服的。如果，有人坚持原来的说法，认为俑坑的主人还是秦始皇，那么就应该拿出完整的，系统的、并且是经得起客观实际最后检验的材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