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些感想

首发超大,谢绝转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我一次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我阅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当我感到对自己的祖国了解得不够，很多时候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连串的疑问，是什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读一些军事读物，很多人都对毛泽东思想的赞美，以至于西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关于红色中国以及毛泽东的思想的书籍把他们图书馆的书架占满的时候，西方军事家甚至单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学习。我就更好奇了。于是，我决定读一读《毛泽东选集》。
    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于是尝试从军事角度去理解和体会。下面我就说说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关注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军阀连年混战，内忧外患，日本觊觎我中华国土。
    毛泽东作为一名立志拯救天下为已任的一介书生，始终在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他在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后，就曾当过半年的兵，走读过农村，并在此期间，指挥学院师生缴过一个混成旅部分溃兵的枪。但毛泽东同志做的不止这些，世上的事，一蹴而就的事是不可能的。我提及的只是部分我感兴趣的内容。
    以后一段时间，蔡元培、李石曾等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负责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后来，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但毛泽东虽然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但他仍在为国民奔走，并多次回长沙组织活动。1020年秋冬之间，毛泽东看到了经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时光如梭，历史行进到了1923年6月12日~20日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保持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而陈独秀左倾指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并于1927年8月，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政权”。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并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许多同志并不清楚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并对国民党统治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未来之发展尚无清楚的认识。是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并不想议论政治，但是，德国军事家 冯·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通过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简单的集体暴力行动，其内在原因是不可调和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以求利益的重分配。并且，这个范围并不局限在单个国家以内。
    因为军事斗争并不仅仅是“集体杀人行为”。它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注意到，即使在长征过后，在反围剿的间隙中，毛泽东仍然多次到农村去做调查。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并且讲究“主客之道”、“我专敌分”、“知已知彼”、“杀士”，“欲制兵者必先选将”。并且，根据实时情况的不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及后来的大兵团作战，战略纵深迂回。以及建国后诸兵种的建设，国防力量的配置，朝鲜战争，越自卫反击战。等诸多方面，由于我所知不多，阅读资料有限，只能从个人角度去分析，疏漏在所难免，但是，我尽我所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既然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那么，也涉及到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个武装部队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战略纵深。并且，所拥有的资源是可利用的，比如国民党军队在进行“围剿”的过程中，征粮就很困难，就是因为革命根据地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主客之道”，历来兵家都很重视主客之道，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占领区潜在资源的充分利用。这里，不仅仅包括粮草、兵源、军资等多项来源，而且，占领区的人民基础也是很重要的环节。总之，为主之道，在于充分发挥潜力。例如，日本在入侵我国东三省时，就首先对占领区内的银行、矿区、公司进行掠夺，提出“以战养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里面称为“由客易主”。土地革命时期非常注重根据地的建设，是有根据的，当时，曾提出“我们不是李自成”，是因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轰轰烈烈，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并不注重对占领区的建设。
    “我专敌分”，是指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的兵力调动，布置的一个重要特点。通俗的讲就是“杀鸡专用宰牛刀”，集中优势兵力功敌其一部。比如，常常用三、四倍于敌人的军队，或十倍于敌的力量，对敌人发动攻击。而且，特点通常是歼灭战。兵法有云“我专而为一，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一也。”故有时采取敌进我进，短促突击。在反“围剿”中积极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粹碎敌人的进攻。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四野以一个师攻击敌一个师甚至更多，那是因为我方的战斗力量，我方士兵的素质已有很大提高，并不能仅仅通过人数在判断情况，况且，在发动攻击时，还配有预备队。
   “知已知彼”是指在于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情况是多方面的，包括我方火力配置，战斗力量布置，我方特长，以及对方的这些特点。甚至还包括对方的后备力量，战斗爆发后的各种易变因素。因此，就需要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才能得出结论。
    “杀士”、“欲制兵者必先选将”，“杀士”是指士兵战斗力，以及决战的勇气，也就是军人的气质。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大部分士兵有着“翻身做主人”的信念，有不少志士能人更是为了拯救这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部队纪行律严明。是人民的军队。“欲制兵者必先选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没有一个好的将领，怎么指挥部队呢？如果瞎指挥，也会令部队感到不安。刘伯承、郭化若等一批军事指挥员曾远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在延安都开办有军事院校，以提高部队指挥员素质。
    以上都是古兵法里的一些观点，之所以提出来，并不是为了讨论古兵法，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之间的道理是相同的，只不过称谓不同而已。
    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针对性提出来的方针。世易时移，病万变，药亦万变。十六字方针适用于游击战。“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在我方有一定战略纵深的基础上进行的，回旋余地较大。并能在运动歼灭敌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由于形势的需要，适时地进行大兵团作战，时机成熟，指挥大兵团纵深迂回作战，真是大手笔啊。大兵团作战，三大战役。解放西南。大兵团纵深迂回作战，在二战中运用较多。苏联歼灭关东军，就是采用大兵团会战，而且，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亦多次采用大兵团纵迂回作战。在中国，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也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进行人民解放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素质，同样，毛泽东以军事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渐近形成的。我个人阅读《毛泽东选集》，不应该把这本书单独读，而是和其他书一起读，比如当时社会环境、敌我双方态势等方面的书籍一起读，不然就脱离实际情况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握局部，关乎全局。这就是我读《毛泽东选集》的最大体会。作为文章的结束，我附上的一次关于毛泽东听讲活动记录，以及于1937年12月28日给郭化若信中的片断。

    活动记录如下：
    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10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肖劲光、肖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 庸等，在这期间的座变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敏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

    书信片断原文如下：
化若同志：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外），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个头绪来。首发超大,谢绝转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我一次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我阅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当我感到对自己的祖国了解得不够，很多时候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连串的疑问，是什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读一些军事读物，很多人都对毛泽东思想的赞美，以至于西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关于红色中国以及毛泽东的思想的书籍把他们图书馆的书架占满的时候，西方军事家甚至单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学习。我就更好奇了。于是，我决定读一读《毛泽东选集》。
    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于是尝试从军事角度去理解和体会。下面我就说说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关注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军阀连年混战，内忧外患，日本觊觎我中华国土。
    毛泽东作为一名立志拯救天下为已任的一介书生，始终在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他在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后，就曾当过半年的兵，走读过农村，并在此期间，指挥学院师生缴过一个混成旅部分溃兵的枪。但毛泽东同志做的不止这些，世上的事，一蹴而就的事是不可能的。我提及的只是部分我感兴趣的内容。
    以后一段时间，蔡元培、李石曾等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负责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后来，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但毛泽东虽然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但他仍在为国民奔走，并多次回长沙组织活动。1020年秋冬之间，毛泽东看到了经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时光如梭，历史行进到了1923年6月12日~20日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保持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而陈独秀左倾指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并于1927年8月，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政权”。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并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许多同志并不清楚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并对国民党统治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未来之发展尚无清楚的认识。是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并不想议论政治，但是，德国军事家 冯·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通过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简单的集体暴力行动，其内在原因是不可调和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以求利益的重分配。并且，这个范围并不局限在单个国家以内。
    因为军事斗争并不仅仅是“集体杀人行为”。它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注意到，即使在长征过后，在反围剿的间隙中，毛泽东仍然多次到农村去做调查。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并且讲究“主客之道”、“我专敌分”、“知已知彼”、“杀士”，“欲制兵者必先选将”。并且，根据实时情况的不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及后来的大兵团作战，战略纵深迂回。以及建国后诸兵种的建设，国防力量的配置，朝鲜战争，越自卫反击战。等诸多方面，由于我所知不多，阅读资料有限，只能从个人角度去分析，疏漏在所难免，但是，我尽我所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既然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那么，也涉及到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个武装部队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战略纵深。并且，所拥有的资源是可利用的，比如国民党军队在进行“围剿”的过程中，征粮就很困难，就是因为革命根据地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主客之道”，历来兵家都很重视主客之道，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占领区潜在资源的充分利用。这里，不仅仅包括粮草、兵源、军资等多项来源，而且，占领区的人民基础也是很重要的环节。总之，为主之道，在于充分发挥潜力。例如，日本在入侵我国东三省时，就首先对占领区内的银行、矿区、公司进行掠夺，提出“以战养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里面称为“由客易主”。土地革命时期非常注重根据地的建设，是有根据的，当时，曾提出“我们不是李自成”，是因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轰轰烈烈，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并不注重对占领区的建设。
    “我专敌分”，是指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的兵力调动，布置的一个重要特点。通俗的讲就是“杀鸡专用宰牛刀”，集中优势兵力功敌其一部。比如，常常用三、四倍于敌人的军队，或十倍于敌的力量，对敌人发动攻击。而且，特点通常是歼灭战。兵法有云“我专而为一，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一也。”故有时采取敌进我进，短促突击。在反“围剿”中积极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粹碎敌人的进攻。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四野以一个师攻击敌一个师甚至更多，那是因为我方的战斗力量，我方士兵的素质已有很大提高，并不能仅仅通过人数在判断情况，况且，在发动攻击时，还配有预备队。
   “知已知彼”是指在于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情况是多方面的，包括我方火力配置，战斗力量布置，我方特长，以及对方的这些特点。甚至还包括对方的后备力量，战斗爆发后的各种易变因素。因此，就需要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才能得出结论。
    “杀士”、“欲制兵者必先选将”，“杀士”是指士兵战斗力，以及决战的勇气，也就是军人的气质。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大部分士兵有着“翻身做主人”的信念，有不少志士能人更是为了拯救这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部队纪行律严明。是人民的军队。“欲制兵者必先选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没有一个好的将领，怎么指挥部队呢？如果瞎指挥，也会令部队感到不安。刘伯承、郭化若等一批军事指挥员曾远赴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在延安都开办有军事院校，以提高部队指挥员素质。
    以上都是古兵法里的一些观点，之所以提出来，并不是为了讨论古兵法，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之间的道理是相同的，只不过称谓不同而已。
    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针对性提出来的方针。世易时移，病万变，药亦万变。十六字方针适用于游击战。“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是在我方有一定战略纵深的基础上进行的，回旋余地较大。并能在运动歼灭敌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由于形势的需要，适时地进行大兵团作战，时机成熟，指挥大兵团纵深迂回作战，真是大手笔啊。大兵团作战，三大战役。解放西南。大兵团纵深迂回作战，在二战中运用较多。苏联歼灭关东军，就是采用大兵团会战，而且，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亦多次采用大兵团纵迂回作战。在中国，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也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进行人民解放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素质，同样，毛泽东以军事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渐近形成的。我个人阅读《毛泽东选集》，不应该把这本书单独读，而是和其他书一起读，比如当时社会环境、敌我双方态势等方面的书籍一起读，不然就脱离实际情况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握局部，关乎全局。这就是我读《毛泽东选集》的最大体会。作为文章的结束，我附上的一次关于毛泽东听讲活动记录，以及于1937年12月28日给郭化若信中的片断。

    活动记录如下：
    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10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肖劲光、肖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 庸等，在这期间的座变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敏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

    书信片断原文如下：
化若同志：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外），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个头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