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引领国家富强的方略与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小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0:30:07
引领国家富强的方略
武术和修道有句话说的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经”，越是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越是隐含“道”的真谛。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还会犯很多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检讨的时候往往发现，平时挂在口上的话，就是走出迷茫，避免错误的最好的方法。遍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是这样，生活中的人们容易执迷不悟，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迷惑，被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所掌控，一条道走到死，犯下不可原谅的过错。
小到个人的言行，大到国家的治理，其“道”是相通的，并不存在鸿沟一样的差异。国家要富强，家庭要和睦，个人要幸福，其要求都是一样的，只要满足这些要求，国家何愁不强大，社会何愁不和谐，家庭何愁不美满。
人，有生以来都有一种内心最深处的趋安避险本能。这个本能使人追求食物能果腹，穿衣以避寒，有家以享安乐，这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人是有思想的，他不但会考虑今天和明天的衣食，还会考虑一年后，十年后，甚至三十年后的衣食保障。当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家不完整，人就会有恐惧，这恐惧是致命的，它能使一个国家颠覆，使社会动荡。
当人的这些基本要求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不用为未来担忧，就不会传染生存恐惧，就能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生活得到满足的人们自然就会有保卫他们的生活不受剥夺，国家自然就稳定起来。
只要一个国家能解除人们的生存恐惧，使人们能够安乐，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稳定。
如何使人们解除生存恐惧？如何使人们能够安乐？首先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满足穿衣需求，满足住房需求，生老病死都能得到保障，即使不能做到锦衣玉食，起码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保障。这些消费从那里来？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从工资收入，所以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收入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大家都有活干，而且不用担心明天就被辞退
有了基本生存保障并不能满足国家要求强大的目的。人是有欲望的，如果不有意识的加以严格控制，欲望总是在增长,但人的欲望不是无穷大，欲望无极限的人毕竟很少。
为了满足人们提高一点自己生活水平的需要，国家就要开办一些工业，比如食品深加工业，纺织工业也要提高技术创名牌，汽车工业以及铁路建设都要红火的开展起来，飞机工业更不可少了。还需要什么？电影工业，强大的娱乐工业，电视冰箱音响等等都要起来。电厂更是不可少，还有建筑业等等。
这些工业都是因为要满足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连基本的食物穿衣都满足不了，建立这些工业生产的产品给谁用呢？所以国家的工业强大只能建立在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
不断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人们在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心的前提下，自然会消费各种工业产品。国家的工业在人们不断消费的基础上就强大起来了。
一个国家强大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人们收入的过程，使人们能够消费的起可口的食品，穿得起漂亮的衣服，出门有车代步，夜晚能睡在自己房子里不用为下月的房租失眠。有了这一切以后，别的国家就嫉妒，想抢夺我们的种植粮食的土地，想掠夺我们积累的财富，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建立自己强大的独立的国防工业，维持足以威慑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
这个道理从古到今都没变，放到全世界都不变。
以此来解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恐惧，这恐惧自从产生人类以来，经过无数的战争和内乱，深入到人类的基因中去。引领国家富强的方略
武术和修道有句话说的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经”，越是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越是隐含“道”的真谛。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还会犯很多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检讨的时候往往发现，平时挂在口上的话，就是走出迷茫，避免错误的最好的方法。遍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是这样，生活中的人们容易执迷不悟，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迷惑，被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所掌控，一条道走到死，犯下不可原谅的过错。
小到个人的言行，大到国家的治理，其“道”是相通的，并不存在鸿沟一样的差异。国家要富强，家庭要和睦，个人要幸福，其要求都是一样的，只要满足这些要求，国家何愁不强大，社会何愁不和谐，家庭何愁不美满。
人，有生以来都有一种内心最深处的趋安避险本能。这个本能使人追求食物能果腹，穿衣以避寒，有家以享安乐，这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人是有思想的，他不但会考虑今天和明天的衣食，还会考虑一年后，十年后，甚至三十年后的衣食保障。当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家不完整，人就会有恐惧，这恐惧是致命的，它能使一个国家颠覆，使社会动荡。
当人的这些基本要求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不用为未来担忧，就不会传染生存恐惧，就能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生活得到满足的人们自然就会有保卫他们的生活不受剥夺，国家自然就稳定起来。
只要一个国家能解除人们的生存恐惧，使人们能够安乐，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稳定。
如何使人们解除生存恐惧？如何使人们能够安乐？首先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满足穿衣需求，满足住房需求，生老病死都能得到保障，即使不能做到锦衣玉食，起码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保障。这些消费从那里来？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从工资收入，所以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收入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大家都有活干，而且不用担心明天就被辞退
有了基本生存保障并不能满足国家要求强大的目的。人是有欲望的，如果不有意识的加以严格控制，欲望总是在增长,但人的欲望不是无穷大，欲望无极限的人毕竟很少。
为了满足人们提高一点自己生活水平的需要，国家就要开办一些工业，比如食品深加工业，纺织工业也要提高技术创名牌，汽车工业以及铁路建设都要红火的开展起来，飞机工业更不可少了。还需要什么？电影工业，强大的娱乐工业，电视冰箱音响等等都要起来。电厂更是不可少，还有建筑业等等。
这些工业都是因为要满足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连基本的食物穿衣都满足不了，建立这些工业生产的产品给谁用呢？所以国家的工业强大只能建立在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
不断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人们在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心的前提下，自然会消费各种工业产品。国家的工业在人们不断消费的基础上就强大起来了。
一个国家强大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人们收入的过程，使人们能够消费的起可口的食品，穿得起漂亮的衣服，出门有车代步，夜晚能睡在自己房子里不用为下月的房租失眠。有了这一切以后，别的国家就嫉妒，想抢夺我们的种植粮食的土地，想掠夺我们积累的财富，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建立自己强大的独立的国防工业，维持足以威慑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
这个道理从古到今都没变，放到全世界都不变。
以此来解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恐惧，这恐惧自从产生人类以来，经过无数的战争和内乱，深入到人类的基因中去。
武术和修道有句话说的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经”，越是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越是隐含“道”的真谛。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还会犯很多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检讨的时候往往发现，平时挂在口上的话，就是走出迷茫，避免错误的最好的方法。遍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是这样，生活中的人们容易执迷不悟，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迷惑，被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所掌控，一条道走到死，犯下不可原谅的过错。
小到个人的言行，大到国家的治理，其“道”是相通的，并不存在鸿沟一样的差异。国家要富强，家庭要和睦，个人要幸福，其要求都是一样的，只要满足这些要求，国家何愁不强大，社会何愁不和谐，家庭何愁不美满。
人，有生以来都有一种内心最深处的趋安避险本能。这个本能使人追求食物能果腹，穿衣以避寒，有家以享安乐，这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人是有思想的，他不但会考虑今天和明天的衣食，还会考虑一年后，十年后，甚至三十年后的衣食保障。当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家不完整，人就会有恐惧，这恐惧是致命的，它能使一个国家颠覆，使社会动荡。
当人的这些基本要求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不用为未来担忧，就不会传染生存恐惧，就能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生活得到满足的人们自然就会有保卫他们的生活不受剥夺，国家自然就稳定起来。
只要一个国家能解除人们的生存恐惧，使人们能够安乐，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稳定。
如何使人们解除生存恐惧？如何使人们能够安乐？首先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满足穿衣需求，满足住房需求，生老病死都能得到保障，即使不能做到锦衣玉食，起码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保障。这些消费从那里来？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从工资收入，所以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收入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大家都有活干，而且不用担心明天就被辞退
有了基本生存保障并不能满足国家要求强大的目的。人是有欲望的，如果不有意识的加以严格控制，欲望总是在增长,但人的欲望不是无穷大，欲望无极限的人毕竟很少。
为了满足人们提高一点自己生活水平的需要，国家就要开办一些工业，比如食品深加工业，纺织工业也要提高技术创名牌，汽车工业以及铁路建设都要红火的开展起来，飞机工业更不可少了。还需要什么？电影工业，强大的娱乐工业，电视冰箱音响等等都要起来。电厂更是不可少，还有建筑业等等。
这些工业都是因为要满足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连基本的食物穿衣都满足不了，建立这些工业生产的产品给谁用呢？所以国家的工业强大只能建立在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
不断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人们在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心的前提下，自然会消费各种工业产品。国家的工业在人们不断消费的基础上就强大起来了。
一个国家强大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人们收入的过程，使人们能够消费的起可口的食品，穿得起漂亮的衣服，出门有车代步，夜晚能睡在自己房子里不用为下月的房租失眠。有了这一切以后，别的国家就嫉妒，想抢夺我们的种植粮食的土地，想掠夺我们积累的财富，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建立自己强大的独立的国防工业，维持足以威慑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
这个道理从古到今都没变，放到全世界都不变。
以此来解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恐惧，这恐惧自从产生人类以来，经过无数的战争和内乱，深入到人类的基因中去。引领国家富强的方略
武术和修道有句话说的好，“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经”，越是被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越是隐含“道”的真谛。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迷茫，还会犯很多错误，甚至很大的错误，检讨的时候往往发现，平时挂在口上的话，就是走出迷茫，避免错误的最好的方法。遍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不是这样，生活中的人们容易执迷不悟，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迷惑，被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所掌控，一条道走到死，犯下不可原谅的过错。
小到个人的言行，大到国家的治理，其“道”是相通的，并不存在鸿沟一样的差异。国家要富强，家庭要和睦，个人要幸福，其要求都是一样的，只要满足这些要求，国家何愁不强大，社会何愁不和谐，家庭何愁不美满。
人，有生以来都有一种内心最深处的趋安避险本能。这个本能使人追求食物能果腹，穿衣以避寒，有家以享安乐，这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人是有思想的，他不但会考虑今天和明天的衣食，还会考虑一年后，十年后，甚至三十年后的衣食保障。当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家不完整，人就会有恐惧，这恐惧是致命的，它能使一个国家颠覆，使社会动荡。
当人的这些基本要求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不用为未来担忧，就不会传染生存恐惧，就能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风气就会好转。生活得到满足的人们自然就会有保卫他们的生活不受剥夺，国家自然就稳定起来。
只要一个国家能解除人们的生存恐惧，使人们能够安乐，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稳定。
如何使人们解除生存恐惧？如何使人们能够安乐？首先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满足穿衣需求，满足住房需求，生老病死都能得到保障，即使不能做到锦衣玉食，起码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保障。这些消费从那里来？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从工资收入，所以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收入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大家都有活干，而且不用担心明天就被辞退
有了基本生存保障并不能满足国家要求强大的目的。人是有欲望的，如果不有意识的加以严格控制，欲望总是在增长,但人的欲望不是无穷大，欲望无极限的人毕竟很少。
为了满足人们提高一点自己生活水平的需要，国家就要开办一些工业，比如食品深加工业，纺织工业也要提高技术创名牌，汽车工业以及铁路建设都要红火的开展起来，飞机工业更不可少了。还需要什么？电影工业，强大的娱乐工业，电视冰箱音响等等都要起来。电厂更是不可少，还有建筑业等等。
这些工业都是因为要满足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连基本的食物穿衣都满足不了，建立这些工业生产的产品给谁用呢？所以国家的工业强大只能建立在自己人们需要的基础上。
不断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人们在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心的前提下，自然会消费各种工业产品。国家的工业在人们不断消费的基础上就强大起来了。
一个国家强大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人们收入的过程，使人们能够消费的起可口的食品，穿得起漂亮的衣服，出门有车代步，夜晚能睡在自己房子里不用为下月的房租失眠。有了这一切以后，别的国家就嫉妒，想抢夺我们的种植粮食的土地，想掠夺我们积累的财富，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建立自己强大的独立的国防工业，维持足以威慑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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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
“千方百计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这句话已经很久没听到了，听到和看到的是无数“经济学家”的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实质上，他们都忘记了这句话，更大可能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这句话。振兴国家，发展经济除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其他的神策。福特是伟大的，开创了流水线生产模式，他的口号是“让我的工人都买的起我造的汽车”，福特被奉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缔造者。
美国人把流水线生产做到了极至，使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并给他们休息的时间，使他们有时间用足够的收入去消费足够的工业品，在这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了良性互动，化解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这里又军事行动在背后支持，使得美国能在全世界销售他们的产品，使美国强大的生产力得以满足本国需求后又能对外销售产品。
生产与需求这个矛盾可不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个政府强制分配可以直接化解，而进行市场化改革后，政府丧失了对社会商品直接支配的能力，这个矛盾，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得不到好的解决，早晚要爆发。
[待续......]
“千方百计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这句话已经很久没听到了，听到和看到的是无数“经济学家”的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实质上，他们都忘记了这句话，更大可能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这句话。振兴国家，发展经济除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其他的神策。福特是伟大的，开创了流水线生产模式，他的口号是“让我的工人都买的起我造的汽车”，福特被奉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缔造者。
美国人把流水线生产做到了极至，使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并给他们休息的时间，使他们有时间用足够的收入去消费足够的工业品，在这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了良性互动，化解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这里又军事行动在背后支持，使得美国能在全世界销售他们的产品，使美国强大的生产力得以满足本国需求后又能对外销售产品。
生产与需求这个矛盾可不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个政府强制分配可以直接化解，而进行市场化改革后，政府丧失了对社会商品直接支配的能力，这个矛盾，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得不到好的解决，早晚要爆发。
[待续......]
5、廉价劳力与血汗工厂
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国家大到生产流水线一开动起来足以威胁全世界国家的工业生产。中国现在以出卖廉价劳力为主要的商品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先阶段无法消费的起自身的庞大生产能力。
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要吃饭，要有工作，否则连基本的生存都解决不了，就必须开办更多的生产线来解决大量劳动力闲置问题。随着商品越来越多这个矛盾只会越来越大，国际贸易纠纷也随着更多的流水线的增加而增加。等到一天中国大量廉价产品威胁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流水线生产时，矛盾就会爆发，这是注定的中国的命运。晚清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用流水线打败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在今天又重演，但双方的位置掉了个，今天中国用无穷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反攻。自从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注定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这是中国与欧美对立的根本所在。
在这场目前还不见硝烟的斗争中，中国如果想获得胜利，仍然要走一条道路，这个道路从古到今都没变，放到全世界都不变——“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待续......]
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国家大到生产流水线一开动起来足以威胁全世界国家的工业生产。中国现在以出卖廉价劳力为主要的商品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先阶段无法消费的起自身的庞大生产能力。
而中国庞大的人口要吃饭，要有工作，否则连基本的生存都解决不了，就必须开办更多的生产线来解决大量劳动力闲置问题。随着商品越来越多这个矛盾只会越来越大，国际贸易纠纷也随着更多的流水线的增加而增加。等到一天中国大量廉价产品威胁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流水线生产时，矛盾就会爆发，这是注定的中国的命运。晚清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用流水线打败中国的小农经济，历史在今天又重演，但双方的位置掉了个，今天中国用无穷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反攻。自从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注定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这是中国与欧美对立的根本所在。
在这场目前还不见硝烟的斗争中，中国如果想获得胜利，仍然要走一条道路，这个道路从古到今都没变，放到全世界都不变——“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待续......]
6、产业升级与国民收入增加
[待续......]
[待续......]
建议楼主不要把帖子分成多段，都整理到主题帖当中最好，鼓励原创，精华。
建议好好排版，段落之前空两个全角空格，不然你辛苦写出来没有人细细看。
原帖由 yougiveme 于 2007-7-9 22:5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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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點意思 :handshake
剛來就看見樓主的好文章，那感覺就好像起床后喝的那第一口濃濃的名茶，精神大振，回味悠長。
在cd第一次還沒有看完文章，就已經讓我有了感恩的心情。
支持加精，感謝樓主的心血付出。:handshake （版主幫幫忙幫助排排段落、以更方便大家閱讀吧 :) ）
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一般我們的理解就是漲工資，其實收入不是指工資或者不是單指工資的。比如：50年來你的工資一直維持在30塊人民幣/一個月不變，那并不就表示你的收入50年來沒有增加。收入這個詞一直以來被我們刻意愚化或者限定了。
因此就有了現在我們的人民幣在國際上升值但在國內貶值的怪事，這樣的結果恐怕沒有人會說我們的收入增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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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读一篇文章
2002年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及对策
陈自芳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对以技术创新和资本运用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所构成的障碍。作者认为，巨大的就业压力是造成我国多数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大量人口为了生存而建立起低层次企业，以尽可能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产品价格对高层次企业构成过度竞争，而使高层次企业和高档、优质产品受到压抑。廉价劳动力构成对高效率技术和资本的替代效应，制约产业的效率型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由于低层次产业中容纳的过量劳动力处于低收入水平，其主要对低层次产品构成相应的需求，从而使生产和消费间形成低层次供求循环。针对这种不利于产业升级的效应，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关键词：就业 刚性 产业升级障碍
我国学者针对人口众多导致的就业压力，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构成的障碍进行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首先对我国的人口就业压力，即失业现象的统计判断。我国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我国不仅存在巨大的相对失业人口（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总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总需求所造成的绝对过剩型失业，最悲观的估计为近三亿，最乐观的估计也在一亿以上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形成的刚性就业机制表现为，人们以牺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代价刚性地扩大就业机会，结果低效的经济增长使收入和需求增长缓慢，低收入使人口更易增长，于是有更多的富余劳动力拥挤在狭小的劳动力就业空间中，劳动生产率及产出水平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导致就业容量更小，形成恶性循环。 在人口大国，产业升级受到了刚性就业机制所造成的劳动力替代资本、技术等要素所形成的制约 ，和由刚性就业机制所造成的低收入效应对需求升级的制约。需求升级障碍又以市场制约的方式阻碍了供给（产业）升级。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制约形成一种低层次自我循环。由此而形成的低层次替代包括低层次产业对高层次产业的替代、低层次技术对高层次技术替代和低层次产品对高层次产品的替代等。本文拟对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及解决对策作一初步探讨。
一、刚性就业效应制约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
我们所提出的刚性就业概念，是指在人口大国大量人口的生存压力下，对社会、对企业形成的一种强制性就业机制。其具体主要表现为： １、在农业中，由于大量人口缺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途径而滞留在农业中，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高效率技术和生产设备的运用，长期保持小生产的低效率生产方式；2、在非农产业，在政府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不少企业不得不安置相当数量的企业所不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劳动力取代资本的情况十分普遍。3、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自谋生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一部份社会资本相结合，兴办起技术和资本含量都较低的小规模、低层次产业，这些企业在需求已经饱和的生产领域内，以低质量和可承受的最低价格与高层次企业进行常常趋于恶性的竞争，而且显示较强活力。
从政府角度，由于维护社会安定是保障执政的前提，就业率是政绩的重要体现，往往会把就业问题置于首位来加以考虑；从社会角度，人们会趋向于把“人人有工作”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道德价值评价标准；对企业来说，一方面会迫于社会和道德压力而往往被迫安置不需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的情况下，用劳动力取代资本的投入，常常不失于是一种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益的途径。
刚性就业效应及其对产业升级的制约表现于以下方面
其一，巨大的就业压力是造成多数传统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由人口刚性就业压力所推动创立的低层次企业和产品，对高层次企业和产品构成强大的价格竞争，制约产业升级。
由于存在因失业而导致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压力，在政府的驱动下，企业过度进入各传统行业，按照最低利润率标准、生产力最大闲置率标准以及最低市场集中度标准，我国都存在着产业过度进入的问题； 一旦进入又很难退出，从而使过度进入问题有增无减。
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大批劳动力为自谋生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一部份社会资本相结合，兴办起技术和资本含量都较低的小规模、低层次产业，这些企业在需求已经饱和的生产领域内，以其可承受的最低价格顽强地与高层次企业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不是建立在产品差异化基础之上的效率竞争，而是建立在产品同质性基础上的价格竞争，使企业之间陷入相互残杀乃至自我扼杀的低效率循环。这种竞争通常以模仿为前提。在创新期，任何一家企业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创新产品，便会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大量的模仿者，创新企业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创新利润。在非创新期，企业之间通过价格竞争赢得顾客，这又转化为成本竞争。一些在技术上有优势的企业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支出较大而不具有成本优势；大量低层次的企业虽然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却在成本上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而具有优势。在我国目前价格竞争仍居主要地位的市场状态下，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保留下来，而一部分技术上先进的企业却可能面临困境。低层次企业依靠价格优势不断进入，必然导致产业过度进入和低层次竞争加剧。由价格竞争转化而成的成本竞争对区域产业发展极为不利：第一，成本竞争的结果使企业产生用低价的不熟练劳动力替代高价的熟练劳动力的倾向，企业更愿意雇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并使劳动雇佣合同短期化，形成“流水型”的劳动雇佣机制，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低素质的劳动力为了避免失业，只能将可承受的工资额压到最低。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临海的私营企业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仅10元工资的价格雇佣工人，而愿意接受这种低价格的工人并不缺乏。由于低层次产品价值的构成主要为活劳动，劳动力价格的被压低确具有明显的降低成本作用。
第二，成本竞争也使企业产生用低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替代高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的倾向，不断降低产品的功能和品质（例如取消原有的较高功能、降低质量标准、改用质量档次较低的原材料等）以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争取更多的买主。企业争相依靠更大程度的低质低价来扩大市场销售。生产由“精益求精”向粗制滥造转变，而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产品正是其极端的表现。
第三，成本竞争带来的低利润又使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的动力与活力不足。这些方面的作用又进一步强化了价格竞争，从而使产业不断进入价格竞争的自我扼杀循环。
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相比较，同样是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市场竞争，其结果有极大的区别。高收入国家的过剩是在居民维持生存水平以上的“剩余”较多条件下的绝对过剩，而不是由于低收入缺乏货币购买力而形成的相对过剩，因而在需求方面也没有显著的低质低价趋向。采取降价的方式不可能激发大量的有效需求。从而竞争也不主要表现在由价格竞争而导致的成本竞争。同时，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供给相对有限，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的条件下，当收入低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劳动力就自愿退出而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因而较少中国这样的以生存为目标的就业竞争而形成的低价劳动力，企业主没有压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空间，低成本竞争难以形成。在形成绝对过剩时，唯一的出路是谁的产品好（档次、质量），谁就卖得出，就能发展。较高的产品质量标准决定，如果产品不好，即使价格再低也要被淘汰。这样的竞争就形成了良性淘汰机制，推动产业升级。
我国的生产过剩是在低收入水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的相对过剩。大量的潜在需求是由于低收入的需求者无法承受产品现行价格而难以形成有效需求。这时，供给方谁能够降低价格以适应低收入者，谁就能激发起有效需求并享有其份额。低成本竞争由此而形成。同时由于城市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农村人口过多、收入过低，我国大量劳动力的生存性就业竞争而导致的低价劳动力，为低成本竞争提供了降低产品的主要成本构成——劳动力成本的可能性。
为分析低层次企业的特征，有必要进行经济指标特征的比较。可以肯定，低层次企业基本为小型企业（虽然小企业中大多数不是低层次企业），是小企业中的低层次特征（技术水平、资本装备、劳动力收入水平等明显低下）最为突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将小企业的若干经济指标与大中型企业作一比较，可以间接揭示低层次企业的特征。表1就是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到，小企业的资本装备（包括企业平均和人均）都比大中型企业低得多，反映出其技术构成较低的明显特征。因此，其劳动生产率、产品合格率、人均利税、人均工资水平也明显偏低。上述情况说明，小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低导致其人均效益的低水平。然而从资本收益的角度看，小企业却显示出比大中企业较高的特点。如表中，小企业的资金增加值率、资金利税率和投资收益率都比大中企业更高，也反映了由于刚性就业机制导致劳动力替代资本，使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上升。
[表1] 我国乡镇工业（乡属）大、中、小型企业经济指标比较 （1995年）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企业平均资产（万元） 26090.6 7530.6 330.6
人均资产（万元） 18.699 10.444 4.661
劳动生产率（万元增加值/人） 4.580 2.714 1.481
人均税利（万元） 1.78 0.848 0.42
人均工资福利（万元/年） 0.776 0.621 0.450
资产增加值率（增加值/资产* %） 24.5 26.0 31.8
资产利税率（利税/资产* %） 9.1 8.1 9.2
投资收益率（%） 0.71 0.51 9.73
产品合格率（%） 95.6 86.7 63.6
注：资料来源：除“产品合格率”一项来自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公告, 见《经济生活》报导(2001,11,1)，www.cnradio.com，其他均根据一九九五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三）有关乡镇工业的普查数据计算。
一般说来，推动产业升级的竞争性淘汰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产品成本的竞争，高劳动力成本的产品会无法应对高效率产业的竞争而亏损破产；二是产品品质的竞争，低品质的产品会因缺乏需求而被淘汰出局；但在事实上，低层次产业可以以其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销售对象的特定群体特征而避免被淘汰。 ——“低质低价”效应顽强维持低层次企业的生存和活力。一方面，不断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使低层次产品既使长期采用落后的、低效率的技术和设备，仍然能保持相对较低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大国居民的收入多数还不高，相当一部分特定群体的收入绝对地处于低水平，并且正是由于低价劳动力形成的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为低成本竞争形成的低质但尚可使用的产品提供了持续的需求，使其能够避免由于低品质产品而被淘汰的命运。这些企业靠低质低价生存，工人靠廉价劳动力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低层次产业不可能有雄厚的资本积累以实现设备和技术更新，只能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状态，从而形成低层次供需循环。
[表2] 各产业低层次替代描述
产业 产品 生产方式及技术 与就业压力的关系
农业 传统农产品为主，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相比质次价低，近年为短期收益追求产量，大量采用激素类催产剂，使品质降低。 由于劳力过剩，机械化及高效生产方式的运用进程缓慢。人工耕作占较大比重。为保障农村就业（有地可种）的家庭承包制使小农经济固化。 为保障农村低水平充分就业，生存需要导致短期行为。
建筑业 城乡建筑风格基本雷同，缺乏多样化特色。农村住房结构简单落后（为满足更多人口成家立业） 大量采用传统砖块垒砌，手工劳动为主，多数工序仍主要或完全用人工。 廉价劳动力使采用高效率设备作业显得昂贵，大量民工可承受最艰苦劳动和低工资。
矿山采掘及木材采运 贫矿大量开采损害资源环境，为生存而进行破坏型开发。 大量小、土矿技术落后，滥采滥挖、破坏矿脉现象严重。安全隐患大，劳动条件艰苦，收入低。 为生存而盲目开发以获取最低生活来源。
食品饮料 农产品大量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直接消费，消费适应度低。品质参差不齐，低质低价产品充斥市场。 生产标准化程度低，缺乏科技含量。民间地下生产经营的不合格食品加工业大量存在。 为生存而不顾生产经营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
纺织服装日用轻工 国内市场及出口的主要为中低档产品，近年来过剩突出。 设备陈旧落后或有先进设备但无配套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仍只能生产低质产品。 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形成低素质和低资本配置。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大量生产普通、低质材料，过剩及污染严重。 设备落后的小企业占较大比重，不符合规模经济要求和先进技术要求。 为生存不顾生产标准和生产经营行为合理性。
电子器材仪表设备及医药等 高技术产品但多为进口国外零部件和高档原料组装。本国附加值低。为应付低价竞争，多出现降低功能品质的情况。 缺乏技术专利，侵害知识产权事例多。生产成本高于同类国外产品。 就业压力转化为低价压力，导致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和盈利能力不高。
化工及生产用原料等 产品品质参差不齐， 小土群企业假冒伪劣多 生产方式二元化（现代化和小生产并存），污染严重，设备及技术水平低，能耗及资源消耗高。 就业压力使资本密集型产业面临低价劳动密集产业的竞争
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供应 品质不稳定，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过低 消耗大、污染大，成本较高。 为适应低收入人群对必需品要求低价的特点而降低生产要求。
服务业 总体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传统服务业（低层次）居多，高层次（以知识为中心）的服务业比重低。 管理水平及服务质量欠佳，适应社会新需求的能力弱。 大量廉价劳动力排斥服务业层次及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生产能力过剩的市场上，低层次产业及工作其中的低层次劳动力以尽可能的低价格与高层次产业顽强竞争，所形成的过度竞争的实质是就业竞争，是众多要生存的低层次劳动力要素，与技术及资本要素的竞争。这种竞争往往是成功的。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高层次产品的市场扩大，甚至将其已有份额排挤出去。以追求生存这一最低目标为宗旨的大量低层次企业的强迫性进入，其结果是在大部分行业中，引起包括高层次企业在内的多数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1994年至1999年，我国食品制造、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10余个行业由于过度竞争，出现了超过 30％的亏损面和巨大的亏损额。一般而言，高层次产业及高档次的产品需要由高层次企业来开发，但这些企业被低层次企业的低层次竞争所压制，而无力开拓高新产业和产品。劣币
驱逐良币的“格列欣规律”在企业和产品竞争的领域体现出来。在我国，低层次替代在各产业上的表现结果不尽相同，我们列出表2作一简略的描述。应该看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廉价劳动力及由其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一种优势。其实质是社会能够承受这种低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低收入，从而适宜发展资本使用较少、而劳均收入低的产业，用其廉价产品去与其他高资本同时具有高收入的产业进行交换。它使劳动者只能保持低收入，何以称得上是一种优势？其实，真正能体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应该是那些活劳动投入比重高同时劳动者收入也高的产业。例如法国、意大利的服装业，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能保持高质高价和劳动者高收入，才是真正的优势。而中国目前多数是以廉价劳动力生产低质低价产品，在国际上争取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市场，这不应该是我们长期的目标所在。
其二，表现在产业内部，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形成低层次技术对高层次技术的替代效应。
由于一项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运用而导致大量劳动力下岗成为技术改造面临的突出矛盾。在现实中，面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减少就业的矛盾，不少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和政府官员从社会稳定的特定目标出发，为了回避由于运用高效率技术和生产方式而大量减少劳动力导致的就业矛盾，而宁可选择低技术、低水平、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由于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力廉价和资本缺乏而导致的资本昂贵形成明显反差。对不少厂商而言，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成为有利于提高效益的选择。因而，过剩人口就业的压力，在生产系统内部也会形成低技术对高技术的替代效应，从而使低层次产业成为一种产业定式难以改变。
由于劳动力就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较为直接地反映在劳动力就业与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力就业与资本运用的相关关系上，以下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劳动力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上。可以确认，全部劳动力需求量（就业机会）L是国内生产总值G和劳动生产率P的函数，即有：
L = G / P
从该式可以推导出：劳动力需求增长率e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 , 即有以下增长公式：
e≈g-p
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自变量，劳动力需求作为应变量。但当一国的就业压力非常之大时，由于“就业优先”取向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原因，劳动力会有力地取代资本和技术。这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再是自变量。相反，劳动力的刚性就业程度成为自变量，即有：
p≈g-e
这里，e 成为自变量，劳动生产率p成为应变量。当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固定时，刚性就业程度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刚性就业机制长期存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形成反压，制约效率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从中美两国就业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数量关系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由于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就业压力对生产率增长的不利影响。统计表明（见图1及附录1），如果以1952年的指标为1，美国在此后的48年中，农业劳动力人数下降到1999年为0.4104，而我国则上升至1999年的2.04；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从1上升至2.3808，而我国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及改革后农村巨大的制度变迁的洗礼，在1952年劳均GDP仅1241元人民币 的低基数上，农业劳均GDP指数 在50年中仅上升到3.4729，，仅比美国高出0.6909。
2002年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及对策
陈自芳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对以技术创新和资本运用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所构成的障碍。作者认为，巨大的就业压力是造成我国多数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大量人口为了生存而建立起低层次企业，以尽可能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产品价格对高层次企业构成过度竞争，而使高层次企业和高档、优质产品受到压抑。廉价劳动力构成对高效率技术和资本的替代效应，制约产业的效率型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由于低层次产业中容纳的过量劳动力处于低收入水平，其主要对低层次产品构成相应的需求，从而使生产和消费间形成低层次供求循环。针对这种不利于产业升级的效应，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关键词：就业 刚性 产业升级障碍
我国学者针对人口众多导致的就业压力，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构成的障碍进行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首先对我国的人口就业压力，即失业现象的统计判断。我国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我国不仅存在巨大的相对失业人口（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总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总需求所造成的绝对过剩型失业，最悲观的估计为近三亿，最乐观的估计也在一亿以上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形成的刚性就业机制表现为，人们以牺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代价刚性地扩大就业机会，结果低效的经济增长使收入和需求增长缓慢，低收入使人口更易增长，于是有更多的富余劳动力拥挤在狭小的劳动力就业空间中，劳动生产率及产出水平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导致就业容量更小，形成恶性循环。 在人口大国，产业升级受到了刚性就业机制所造成的劳动力替代资本、技术等要素所形成的制约 ，和由刚性就业机制所造成的低收入效应对需求升级的制约。需求升级障碍又以市场制约的方式阻碍了供给（产业）升级。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制约形成一种低层次自我循环。由此而形成的低层次替代包括低层次产业对高层次产业的替代、低层次技术对高层次技术替代和低层次产品对高层次产品的替代等。本文拟对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及解决对策作一初步探讨。
一、刚性就业效应制约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
我们所提出的刚性就业概念，是指在人口大国大量人口的生存压力下，对社会、对企业形成的一种强制性就业机制。其具体主要表现为： １、在农业中，由于大量人口缺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途径而滞留在农业中，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高效率技术和生产设备的运用，长期保持小生产的低效率生产方式；2、在非农产业，在政府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不少企业不得不安置相当数量的企业所不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劳动力取代资本的情况十分普遍。3、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自谋生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一部份社会资本相结合，兴办起技术和资本含量都较低的小规模、低层次产业，这些企业在需求已经饱和的生产领域内，以低质量和可承受的最低价格与高层次企业进行常常趋于恶性的竞争，而且显示较强活力。
从政府角度，由于维护社会安定是保障执政的前提，就业率是政绩的重要体现，往往会把就业问题置于首位来加以考虑；从社会角度，人们会趋向于把“人人有工作”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道德价值评价标准；对企业来说，一方面会迫于社会和道德压力而往往被迫安置不需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的情况下，用劳动力取代资本的投入，常常不失于是一种有利于提高资本效益的途径。
刚性就业效应及其对产业升级的制约表现于以下方面
其一，巨大的就业压力是造成多数传统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由人口刚性就业压力所推动创立的低层次企业和产品，对高层次企业和产品构成强大的价格竞争，制约产业升级。
由于存在因失业而导致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压力，在政府的驱动下，企业过度进入各传统行业，按照最低利润率标准、生产力最大闲置率标准以及最低市场集中度标准，我国都存在着产业过度进入的问题； 一旦进入又很难退出，从而使过度进入问题有增无减。
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大批劳动力为自谋生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一部份社会资本相结合，兴办起技术和资本含量都较低的小规模、低层次产业，这些企业在需求已经饱和的生产领域内，以其可承受的最低价格顽强地与高层次企业进行竞争。这种竞争不是建立在产品差异化基础之上的效率竞争，而是建立在产品同质性基础上的价格竞争，使企业之间陷入相互残杀乃至自我扼杀的低效率循环。这种竞争通常以模仿为前提。在创新期，任何一家企业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创新产品，便会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大量的模仿者，创新企业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创新利润。在非创新期，企业之间通过价格竞争赢得顾客，这又转化为成本竞争。一些在技术上有优势的企业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支出较大而不具有成本优势；大量低层次的企业虽然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却在成本上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而具有优势。在我国目前价格竞争仍居主要地位的市场状态下，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保留下来，而一部分技术上先进的企业却可能面临困境。低层次企业依靠价格优势不断进入，必然导致产业过度进入和低层次竞争加剧。由价格竞争转化而成的成本竞争对区域产业发展极为不利：第一，成本竞争的结果使企业产生用低价的不熟练劳动力替代高价的熟练劳动力的倾向，企业更愿意雇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并使劳动雇佣合同短期化，形成“流水型”的劳动雇佣机制，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低素质的劳动力为了避免失业，只能将可承受的工资额压到最低。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临海的私营企业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仅10元工资的价格雇佣工人，而愿意接受这种低价格的工人并不缺乏。由于低层次产品价值的构成主要为活劳动，劳动力价格的被压低确具有明显的降低成本作用。
第二，成本竞争也使企业产生用低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替代高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的倾向，不断降低产品的功能和品质（例如取消原有的较高功能、降低质量标准、改用质量档次较低的原材料等）以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争取更多的买主。企业争相依靠更大程度的低质低价来扩大市场销售。生产由“精益求精”向粗制滥造转变，而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产品正是其极端的表现。
第三，成本竞争带来的低利润又使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的动力与活力不足。这些方面的作用又进一步强化了价格竞争，从而使产业不断进入价格竞争的自我扼杀循环。
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相比较，同样是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市场竞争，其结果有极大的区别。高收入国家的过剩是在居民维持生存水平以上的“剩余”较多条件下的绝对过剩，而不是由于低收入缺乏货币购买力而形成的相对过剩，因而在需求方面也没有显著的低质低价趋向。采取降价的方式不可能激发大量的有效需求。从而竞争也不主要表现在由价格竞争而导致的成本竞争。同时，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供给相对有限，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失业救济的条件下，当收入低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劳动力就自愿退出而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因而较少中国这样的以生存为目标的就业竞争而形成的低价劳动力，企业主没有压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空间，低成本竞争难以形成。在形成绝对过剩时，唯一的出路是谁的产品好（档次、质量），谁就卖得出，就能发展。较高的产品质量标准决定，如果产品不好，即使价格再低也要被淘汰。这样的竞争就形成了良性淘汰机制，推动产业升级。
我国的生产过剩是在低收入水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的相对过剩。大量的潜在需求是由于低收入的需求者无法承受产品现行价格而难以形成有效需求。这时，供给方谁能够降低价格以适应低收入者，谁就能激发起有效需求并享有其份额。低成本竞争由此而形成。同时由于城市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农村人口过多、收入过低，我国大量劳动力的生存性就业竞争而导致的低价劳动力，为低成本竞争提供了降低产品的主要成本构成——劳动力成本的可能性。
为分析低层次企业的特征，有必要进行经济指标特征的比较。可以肯定，低层次企业基本为小型企业（虽然小企业中大多数不是低层次企业），是小企业中的低层次特征（技术水平、资本装备、劳动力收入水平等明显低下）最为突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将小企业的若干经济指标与大中型企业作一比较，可以间接揭示低层次企业的特征。表1就是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到，小企业的资本装备（包括企业平均和人均）都比大中型企业低得多，反映出其技术构成较低的明显特征。因此，其劳动生产率、产品合格率、人均利税、人均工资水平也明显偏低。上述情况说明，小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低导致其人均效益的低水平。然而从资本收益的角度看，小企业却显示出比大中企业较高的特点。如表中，小企业的资金增加值率、资金利税率和投资收益率都比大中企业更高，也反映了由于刚性就业机制导致劳动力替代资本，使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上升。
[表1] 我国乡镇工业（乡属）大、中、小型企业经济指标比较 （1995年）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企业平均资产（万元） 26090.6 7530.6 330.6
人均资产（万元） 18.699 10.444 4.661
劳动生产率（万元增加值/人） 4.580 2.714 1.481
人均税利（万元） 1.78 0.848 0.42
人均工资福利（万元/年） 0.776 0.621 0.450
资产增加值率（增加值/资产* %） 24.5 26.0 31.8
资产利税率（利税/资产* %） 9.1 8.1 9.2
投资收益率（%） 0.71 0.51 9.73
产品合格率（%） 95.6 86.7 63.6
注：资料来源：除“产品合格率”一项来自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公告, 见《经济生活》报导(2001,11,1)，www.cnradio.com，其他均根据一九九五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三）有关乡镇工业的普查数据计算。
一般说来，推动产业升级的竞争性淘汰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产品成本的竞争，高劳动力成本的产品会无法应对高效率产业的竞争而亏损破产；二是产品品质的竞争，低品质的产品会因缺乏需求而被淘汰出局；但在事实上，低层次产业可以以其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销售对象的特定群体特征而避免被淘汰。 ——“低质低价”效应顽强维持低层次企业的生存和活力。一方面，不断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使低层次产品既使长期采用落后的、低效率的技术和设备，仍然能保持相对较低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大国居民的收入多数还不高，相当一部分特定群体的收入绝对地处于低水平，并且正是由于低价劳动力形成的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为低成本竞争形成的低质但尚可使用的产品提供了持续的需求，使其能够避免由于低品质产品而被淘汰的命运。这些企业靠低质低价生存，工人靠廉价劳动力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低层次产业不可能有雄厚的资本积累以实现设备和技术更新，只能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状态，从而形成低层次供需循环。
[表2] 各产业低层次替代描述
产业 产品 生产方式及技术 与就业压力的关系
农业 传统农产品为主，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相比质次价低，近年为短期收益追求产量，大量采用激素类催产剂，使品质降低。 由于劳力过剩，机械化及高效生产方式的运用进程缓慢。人工耕作占较大比重。为保障农村就业（有地可种）的家庭承包制使小农经济固化。 为保障农村低水平充分就业，生存需要导致短期行为。
建筑业 城乡建筑风格基本雷同，缺乏多样化特色。农村住房结构简单落后（为满足更多人口成家立业） 大量采用传统砖块垒砌，手工劳动为主，多数工序仍主要或完全用人工。 廉价劳动力使采用高效率设备作业显得昂贵，大量民工可承受最艰苦劳动和低工资。
矿山采掘及木材采运 贫矿大量开采损害资源环境，为生存而进行破坏型开发。 大量小、土矿技术落后，滥采滥挖、破坏矿脉现象严重。安全隐患大，劳动条件艰苦，收入低。 为生存而盲目开发以获取最低生活来源。
食品饮料 农产品大量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直接消费，消费适应度低。品质参差不齐，低质低价产品充斥市场。 生产标准化程度低，缺乏科技含量。民间地下生产经营的不合格食品加工业大量存在。 为生存而不顾生产经营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
纺织服装日用轻工 国内市场及出口的主要为中低档产品，近年来过剩突出。 设备陈旧落后或有先进设备但无配套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仍只能生产低质产品。 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形成低素质和低资本配置。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大量生产普通、低质材料，过剩及污染严重。 设备落后的小企业占较大比重，不符合规模经济要求和先进技术要求。 为生存不顾生产标准和生产经营行为合理性。
电子器材仪表设备及医药等 高技术产品但多为进口国外零部件和高档原料组装。本国附加值低。为应付低价竞争，多出现降低功能品质的情况。 缺乏技术专利，侵害知识产权事例多。生产成本高于同类国外产品。 就业压力转化为低价压力，导致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和盈利能力不高。
化工及生产用原料等 产品品质参差不齐， 小土群企业假冒伪劣多 生产方式二元化（现代化和小生产并存），污染严重，设备及技术水平低，能耗及资源消耗高。 就业压力使资本密集型产业面临低价劳动密集产业的竞争
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供应 品质不稳定，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过低 消耗大、污染大，成本较高。 为适应低收入人群对必需品要求低价的特点而降低生产要求。
服务业 总体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传统服务业（低层次）居多，高层次（以知识为中心）的服务业比重低。 管理水平及服务质量欠佳，适应社会新需求的能力弱。 大量廉价劳动力排斥服务业层次及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生产能力过剩的市场上，低层次产业及工作其中的低层次劳动力以尽可能的低价格与高层次产业顽强竞争，所形成的过度竞争的实质是就业竞争，是众多要生存的低层次劳动力要素，与技术及资本要素的竞争。这种竞争往往是成功的。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高层次产品的市场扩大，甚至将其已有份额排挤出去。以追求生存这一最低目标为宗旨的大量低层次企业的强迫性进入，其结果是在大部分行业中，引起包括高层次企业在内的多数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1994年至1999年，我国食品制造、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10余个行业由于过度竞争，出现了超过 30％的亏损面和巨大的亏损额。一般而言，高层次产业及高档次的产品需要由高层次企业来开发，但这些企业被低层次企业的低层次竞争所压制，而无力开拓高新产业和产品。劣币
驱逐良币的“格列欣规律”在企业和产品竞争的领域体现出来。在我国，低层次替代在各产业上的表现结果不尽相同，我们列出表2作一简略的描述。应该看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廉价劳动力及由其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一种优势。其实质是社会能够承受这种低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低收入，从而适宜发展资本使用较少、而劳均收入低的产业，用其廉价产品去与其他高资本同时具有高收入的产业进行交换。它使劳动者只能保持低收入，何以称得上是一种优势？其实，真正能体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应该是那些活劳动投入比重高同时劳动者收入也高的产业。例如法国、意大利的服装业，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能保持高质高价和劳动者高收入，才是真正的优势。而中国目前多数是以廉价劳动力生产低质低价产品，在国际上争取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市场，这不应该是我们长期的目标所在。
其二，表现在产业内部，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形成低层次技术对高层次技术的替代效应。
由于一项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运用而导致大量劳动力下岗成为技术改造面临的突出矛盾。在现实中，面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减少就业的矛盾，不少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和政府官员从社会稳定的特定目标出发，为了回避由于运用高效率技术和生产方式而大量减少劳动力导致的就业矛盾，而宁可选择低技术、低水平、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由于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力廉价和资本缺乏而导致的资本昂贵形成明显反差。对不少厂商而言，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成为有利于提高效益的选择。因而，过剩人口就业的压力，在生产系统内部也会形成低技术对高技术的替代效应，从而使低层次产业成为一种产业定式难以改变。
由于劳动力就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较为直接地反映在劳动力就业与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力就业与资本运用的相关关系上，以下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劳动力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上。可以确认，全部劳动力需求量（就业机会）L是国内生产总值G和劳动生产率P的函数，即有：
L = G / P
从该式可以推导出：劳动力需求增长率e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 , 即有以下增长公式：
e≈g-p
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一般情况下，人们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自变量，劳动力需求作为应变量。但当一国的就业压力非常之大时，由于“就业优先”取向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原因，劳动力会有力地取代资本和技术。这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再是自变量。相反，劳动力的刚性就业程度成为自变量，即有：
p≈g-e
这里，e 成为自变量，劳动生产率p成为应变量。当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固定时，刚性就业程度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刚性就业机制长期存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形成反压，制约效率型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从中美两国就业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数量关系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由于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就业压力对生产率增长的不利影响。统计表明（见图1及附录1），如果以1952年的指标为1，美国在此后的48年中，农业劳动力人数下降到1999年为0.4104，而我国则上升至1999年的2.04；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从1上升至2.3808，而我国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及改革后农村巨大的制度变迁的洗礼，在1952年劳均GDP仅1241元人民币 的低基数上，农业劳均GDP指数 在50年中仅上升到3.4729，，仅比美国高出0.6909。
[图1] 中美两国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和劳动生产率的指数变动图 （1952-1999）
从绝对值看，美国在48年中，第一产业劳均GDP年均增加额折合人民币2226元，而我国农业劳均GDP年均仅增65.3元，美国是我国的34.1倍 。再观察第二产业。美国在48年中第二产业的劳均GDP的增长曲线远高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曲线。前者增长到2.0507倍，后者仅增长到1.2618倍；而我国则相反，劳均GDP增长曲线明显低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曲线，后者增长到 10.6042倍，前者则为4.5215倍。从绝对水平看，美国第二产业劳均GDP在48年中年均增加额折合人民币5399元，而我国第二产业劳均GDP年均增加426元人民币，美国年均增加的劳均GDP为我国的12.67倍。美国在高起点上仍能取得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无疑与其劳动力增长的低速度同时技术创新的高速度相关。其第二产业劳动力人数在48年中仅增加0.2618倍，年均为0.49%，而我国48年中却达到9.6042倍，年均为5.2%。
在就业与资本运用的关系上。钱纳里曾分析在不同的资本和劳动供求状况和相对价格前提下资本和劳动的替代状况。在资本紧缺、劳动力过剩，PK /PL (资本价格 / 劳动价格) 较高时，劳动替代资本的倾向很明显。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使用资本和劳动各500个单位，总产出为1000 。如果在某个计划期内，为了保障充分就业，强制性地增加到750个单位的劳动力，图2表明，多增加的250的劳动力（比正常增加50％）只可使资本减少使用10％-28％ ，边际替代率为20%-56％。显然，由于边际替代率较低，劳动力的平均收入相对明显压低。钱纳里认为，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将劳动收入作为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代名词。”
上述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效应，较典型地反映在我国真正市场化的企业中（例如非国有制的乡镇企业），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而形成劳动力替代资本有利于资本效益提高的特定相关性。往往表现出劳动投入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投入多的企业其资本收益率更高，在同等的外部条件下，资本收益率与资本投入量呈现负相关性，并由此导致企业资本装备水平和劳均资本装备水平的低度化倾向。这一点后文将作实证分析
[图2]
资本K
P1
P2
劳动力L
与上述情况同时发生的是就业量与劳动者人均收入的替代。在刚性就业机制下，由于劳动力的过多投入导致在职隐性失业，形成无效或低效劳动力，即由于存在多余劳动力而导致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零， 同时整体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必然引起劳动力平均收入的下降。显然，由于就业率是一个弹性很小的参数，为了保持这一参数的相对稳定，只能牺牲劳动力的收入。这一点，从宏观层面上也可以作出判断，即在相同的产出前提下，宏观上形成的就业量与人均收入的负相关性。见图3：曲线MN是就业曲线，假定技术、资本不变，在国民收入提高时，就业量随之提高，国民收入为T1时，就业量为E1，劳均
[图3]： 劳均收入 国民收入总量
Q1 N
Q2
Y G
Q3 P1
P2 T3
M P3
就业量
收入为Y1。Q1P1 线是国民收入总额为T1时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变化而变动的就业-人均收入线。同理，在国民收入为T2、T3…… 时，分别有就业-人均收入曲线Q2P2和Q3P3……。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总需求，但后者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时，QP线呈负相关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自然就业的前提下，由于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变化，所需劳动力发生增加或减少，从而人均收入相应的发生减少或增加，这时不存在隐性失业，也没有劳动力不足现象；二是在刚性增加就业的情况下，这时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没有变化，由于剩余劳动力增加而形成强大的就业压力，为了分配的公平而人为增加就业，出现了隐性失业即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人均收入相应地减少。这时，过多的劳动力在长期中会阻碍资本、技术的运用。如图，国民收入为T1时的Q1P1线，如果按照自然发展趋势，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同等的国民收入所需就业量下降，则均衡点沿Q1P1线上升，就业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而在职的人员劳均收入上升。但如果刚性地增加就业，就业量沿Q1P1滑动至Eg，劳均收入相应从Y1下降到Yg。这种状况显然对于劳均收入的提高及长期趋势下资本、技术等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从整体上看，我国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所造成的对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制约效应，最突出地体现在农业领域。近20年中在改革的巨大效应推动下，农业劳动生产力有了快速提升，但与提升同时的是农业劳动力的继续大幅度增加，其原因正是人口压力所造成的刚性就业机制。直至1999年，仍有占总劳动力50.1％的人口滞留在农业中。由于资本相对于人口数的不足，使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远远难以满足从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如果农业向运用现代技术的高效率、高层次转变，则更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难以就业，而导致社会动荡和生存危机。显然，维护低效率、分散化、低层次的传统农业，以造成形式上“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的农村充分就业，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农业规模经营和高技术应用（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和高效率农业机械的运用，使几个农民就可生产出原来几百个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难以推行，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农业中的刚性就业机制使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直接后果不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更多劳动力，而是形成更大的农产品剩余，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这成为近几年农村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在工业领域，为证实劳动力替代资本对提高资本收益的作用，我们以浙江省全部74个县市及市区统计单位的乡镇企业一九九九年的数据为范例，研究人均固定资本、企业平均固定资产、企业平均职工数、企业平均增加值分别与固定资本利润率的关系（见附录2）。由于浙江乡镇企业基本已是市场化运作，较能反映客观规律。计算发现，前四项与第五项的相关关系全部为负值，分别为-0.2738、-0.2630、-0.2084、-0.1066，同时，企业平均固定资本与固定资本增加值率（增加值 / 固定资本）的相关关系是-0.3180。这些相关性说明，在企业中，对单个企业投放的资本越多，企业资本规模、职工规模、单个职工拥有资本量和企业增加值越高，资本利润率相应越低。亦即企业规模越大，资本利润率越低。这种规律性解释了我国企业规模和人均资本为什么普遍偏低，而且越是市场化充分、活力较强的区域（如浙江），企业小型化和资本装备低度化越为突出。同时，数据表明，企业平均资本规模、人均资本与企业的人均利润（进而影响人均收入）呈正相关（ 0.2019、0.3699）。综上可见，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多用资本（通常企业规模也较大）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但不利于资本的收益。在这对矛盾面前，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我国是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资本是卖方市场，劳动力是买方市场。在资本收益和劳动力收益的关系上，保障资本收益成为决定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主要因素。以上规律导致资本配置小规模化和人均资本低度化成为主导倾向，这势必使劳均利润从而劳均收入减少 。但这种情况正符合我国人口就业压力大、劳动力对工作报酬要求较低的现实。
低资本、低技术、更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小规模的企业在我国特定国情下有较好的资本收益率，但与产业升级所必然伴随的资本和技术构成的提高背道而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凯伍斯的研究，一个行业前10位规模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应在40％以上。如果在一个行业中，一半以上企业未能达到起始规模经济，这个行业肯定不存在有效的产业组织。然而，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低层次企业在我国具有特定的竞争优势，与高层次、规模化企业进行竞争，由此构成产业升级的障碍将长期难以消除。
其三，由劳动力过剩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结构，也使我国产业不易摆脱低层次产业为主和低收入的状况。
我国的劳动力过剩和价格低廉，决定了主要出口价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取得外汇，用以进口附加值较高的国外高技术、高档次产品的格局，因而国外高层次产品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国内的高层次市场需求。也就是说，我国以国内高层次、高收入产品的市场换取国外低层次、低收入产品的市场。这直接影响高层次需求对我国高层次产业增长的拉动。根据有关统计分析，我国的国内产业竞争力优势与国际产业比较优势相互脱节。前者指产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盈利率水平，国内比较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烟草加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医药制造等10个行业；后者指产业进入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的能力，体现了国际间的产业优势，这方面的优势是服装及其他纤维品、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羽绒、食品、纺织、家具等10个制造业。以上两种优势是明显错位的。 进入国际市场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多是技术、效率和盈利水平较低的产业。这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其原因在于我国依靠的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产业比较优势，但其技术含量、加工度和盈利率都相对较低，这种“优势”以劳动力的低收入为代价，长期依赖和发展这种“优势”，必然引导资源大量向这些领域流入，将使我国产业结构形成一种“低位产业定势”而制约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盈利率的产业结构转移。
二、低层次替代及产业升级障碍的系统条件
为分析形成产业升级障碍的系统条件，我们可以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观察在总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强度、技术创新、劳动者收入与一定收入条件下的总需求相互作用的机制。
先从总供给方面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
Y= （1）
其中Y为国民收入总量，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α为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因而， Kª 和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效率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里我们将技术（包括管理）创新分为效率型创新和开拓型创新两种。所谓效率型创新是指能够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单位要投入能形成更多的产出；所谓开拓型创新，是能够开辟出新的生产领域从而激发起新领域的需求，或者能够通过创新激发起新的需求从而导出新的生产领域的创新。效率型创新和开拓型创新都是一种抽象。实践中，技术创新可能兼有效率效应和开拓效应两方面；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增加，也都可能兼有效率型创新和开拓型创新的作用。但从发挥要素生产率的角度，主要是效率型创新产生作用，从激发某种新的需求的角度，主要是开拓型创新产生作用。
再从总需求方面看，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假定前提下，则有：
D = （2）
其中D为现实需求总量，T为投资率和消费率之和，R为劳动力人均收入量（这里将所有人凭借各种要素如资本、技术等的收入均归结为劳动力收入），L为就业劳动力总量。λ、γ、σ分别为T、Ｒ 、L三者对总需求增长的影响因子。该式表明，总需求决定于劳动力总量、劳动力人均收入量，及投资率与消费率之和。
在均衡状态下，Y=D ，即总供给和总需求应该相等。则有：
（3）
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取决于两方面：1、潜在基本需求（因收入不足而暂时不能满足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与中低收入者有关）被激发为有效需求的程度。这在收入不断增长的条件下，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平均化程度。2、全新的需求被创造和激发为有效需求的程度。这通常与中高收入者有关，主要取决于开拓型创新的程度。由于人均消费水平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环境条件下，在满足当时一般和中等偏上水平后相对稳定性，，人们在心理偏好（凯恩斯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相对缓慢，与收入的提高相比明显滞后甚至停滞。同时，由于平均收入的提高过程通常也会伴随两极分化，少数人的高收入与多数人的收入增长缓慢并存， 使消费水平提高更受限制。因而在收入平均水平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开拓型创新激发起新的需求，实际消费率就会有不断降低的趋势。由于投资最终由消费决定，如果消费未能消化投资的最终产出物，投资也将萎缩。
根据以上规律可以认为，在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开拓型创新，实际消费和投资率会趋于不断降低。如果将没有开拓型创新条件下一定期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之和设为T0 ，则有；
（4）
则总供给与总需求将发生长期的不平衡，总供给过剩的情况将日益突出。而在有开拓型创新的情况下，两者才能够形成平衡。如果设A1为开拓型创新对总需求的激发效应（表现为对消费和投资率增长的促进），则有：
（5）
在理论上，以上公式中，如果不存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及其产生的刚性就业，劳动力的供应与资本及技术的运用能形成合理的配比关系，并且效率型创新与开拓型创新也能形成合理配比关系，同时劳动力收入的增长R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这个等式两边都会按照规律不断增长，实现良性均衡。但事实上，在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通常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劳动者收入出现不平等甚至十分严重，将会影响总需求，即出现“有钱者不再买（物质需求已充足），贫穷者买不起”的情况，导致总需求不足。但是这一问题一般不会发生到很严重的地步，并且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使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2、开拓型创新远跟不上效率型创新，即A1<A ，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较低，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效率提高的问题，而将开拓新领域，激发新型需求置于第二位。这可以在很多领域中加以验证，如既使开拓型创新最明显的信息技术，对效率提高的作用也大于开拓新需求的作用。
3、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导致刚性就业的形成。由于传统领域的不断的效率型创新，所需劳动力减少，但在体制和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开拓型创新和第三产业发展显著滞后，传统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无法进入新领域，将发生的情况可能有两种： 其一，大量失业人口的形成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就是其表现。其二，在社会和政府追求平等和稳定的动机驱动下，在大量人口追求基本生活保障的强大动力下，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形成的低价效应下，而形成刚性就业机制。在上式（5）中，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当L刚性增大，即L → max 时，由于劳动力替代资本和技术, 则有 →min ，
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平均收入R与 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平均收入与技术及资本装备状况成正比，即有函数： R = F（d ） （d为正）
因而当 →min 时，则有：min max min max （6）
可见由于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劳动力刚性就业，而形成低技术、低资本装备与劳动者低收入的低层次均衡，对产业升级是不利的。
反之，如果开拓型创新得以大大增强，其对总需求的激发效应增量大于效率型创新的增量，则可以产生促进总需求增加的效应，从而减轻劳动力刚性就业压力对技术和资本运用的制约作用，这种连锁反应将会形成新的均衡等式：
max max max max （7）
将式（7）与式（6）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由于开拓型创新增加了总需求，使总供给量得以增加，从而在较大量的劳动力使用的同时，效率型技术创新仍然可以不受制约地进行，实现最大化，进而劳动者收入也得以提高，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形成在高层次基础上的良性循环。可见，大力推动开拓型创新，是解决刚性就业所带来的产业升级障碍和低层次循环的有效途径。
从绝对值看，美国在48年中，第一产业劳均GDP年均增加额折合人民币2226元，而我国农业劳均GDP年均仅增65.3元，美国是我国的34.1倍 。再观察第二产业。美国在48年中第二产业的劳均GDP的增长曲线远高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曲线。前者增长到2.0507倍，后者仅增长到1.2618倍；而我国则相反，劳均GDP增长曲线明显低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曲线，后者增长到 10.6042倍，前者则为4.5215倍。从绝对水平看，美国第二产业劳均GDP在48年中年均增加额折合人民币5399元，而我国第二产业劳均GDP年均增加426元人民币，美国年均增加的劳均GDP为我国的12.67倍。美国在高起点上仍能取得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无疑与其劳动力增长的低速度同时技术创新的高速度相关。其第二产业劳动力人数在48年中仅增加0.2618倍，年均为0.49%，而我国48年中却达到9.6042倍，年均为5.2%。
在就业与资本运用的关系上。钱纳里曾分析在不同的资本和劳动供求状况和相对价格前提下资本和劳动的替代状况。在资本紧缺、劳动力过剩，PK /PL (资本价格 / 劳动价格) 较高时，劳动替代资本的倾向很明显。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使用资本和劳动各500个单位，总产出为1000 。如果在某个计划期内，为了保障充分就业，强制性地增加到750个单位的劳动力，图2表明，多增加的250的劳动力（比正常增加50％）只可使资本减少使用10％-28％ ，边际替代率为20%-56％。显然，由于边际替代率较低，劳动力的平均收入相对明显压低。钱纳里认为，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将劳动收入作为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代名词。”
上述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效应，较典型地反映在我国真正市场化的企业中（例如非国有制的乡镇企业），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而形成劳动力替代资本有利于资本效益提高的特定相关性。往往表现出劳动投入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投入多的企业其资本收益率更高，在同等的外部条件下，资本收益率与资本投入量呈现负相关性，并由此导致企业资本装备水平和劳均资本装备水平的低度化倾向。这一点后文将作实证分析
[图2]
资本K
P1
P2
劳动力L
与上述情况同时发生的是就业量与劳动者人均收入的替代。在刚性就业机制下，由于劳动力的过多投入导致在职隐性失业，形成无效或低效劳动力，即由于存在多余劳动力而导致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零， 同时整体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必然引起劳动力平均收入的下降。显然，由于就业率是一个弹性很小的参数，为了保持这一参数的相对稳定，只能牺牲劳动力的收入。这一点，从宏观层面上也可以作出判断，即在相同的产出前提下，宏观上形成的就业量与人均收入的负相关性。见图3：曲线MN是就业曲线，假定技术、资本不变，在国民收入提高时，就业量随之提高，国民收入为T1时，就业量为E1，劳均
[图3]： 劳均收入 国民收入总量
Q1 N
Q2
Y G
Q3 P1
P2 T3
M P3
就业量
收入为Y1。Q1P1 线是国民收入总额为T1时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变化而变动的就业-人均收入线。同理，在国民收入为T2、T3…… 时，分别有就业-人均收入曲线Q2P2和Q3P3……。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因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总需求，但后者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时，QP线呈负相关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自然就业的前提下，由于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变化，所需劳动力发生增加或减少，从而人均收入相应的发生减少或增加，这时不存在隐性失业，也没有劳动力不足现象；二是在刚性增加就业的情况下，这时资本、技术和管理水平没有变化，由于剩余劳动力增加而形成强大的就业压力，为了分配的公平而人为增加就业，出现了隐性失业即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人均收入相应地减少。这时，过多的劳动力在长期中会阻碍资本、技术的运用。如图，国民收入为T1时的Q1P1线，如果按照自然发展趋势，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同等的国民收入所需就业量下降，则均衡点沿Q1P1线上升，就业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而在职的人员劳均收入上升。但如果刚性地增加就业，就业量沿Q1P1滑动至Eg，劳均收入相应从Y1下降到Yg。这种状况显然对于劳均收入的提高及长期趋势下资本、技术等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从整体上看，我国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所造成的对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制约效应，最突出地体现在农业领域。近20年中在改革的巨大效应推动下，农业劳动生产力有了快速提升，但与提升同时的是农业劳动力的继续大幅度增加，其原因正是人口压力所造成的刚性就业机制。直至1999年，仍有占总劳动力50.1％的人口滞留在农业中。由于资本相对于人口数的不足，使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远远难以满足从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如果农业向运用现代技术的高效率、高层次转变，则更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难以就业，而导致社会动荡和生存危机。显然，维护低效率、分散化、低层次的传统农业，以造成形式上“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的农村充分就业，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农业规模经营和高技术应用（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和高效率农业机械的运用，使几个农民就可生产出原来几百个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难以推行，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农业中的刚性就业机制使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直接后果不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更多劳动力，而是形成更大的农产品剩余，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这成为近几年农村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在工业领域，为证实劳动力替代资本对提高资本收益的作用，我们以浙江省全部74个县市及市区统计单位的乡镇企业一九九九年的数据为范例，研究人均固定资本、企业平均固定资产、企业平均职工数、企业平均增加值分别与固定资本利润率的关系（见附录2）。由于浙江乡镇企业基本已是市场化运作，较能反映客观规律。计算发现，前四项与第五项的相关关系全部为负值，分别为-0.2738、-0.2630、-0.2084、-0.1066，同时，企业平均固定资本与固定资本增加值率（增加值 / 固定资本）的相关关系是-0.3180。这些相关性说明，在企业中，对单个企业投放的资本越多，企业资本规模、职工规模、单个职工拥有资本量和企业增加值越高，资本利润率相应越低。亦即企业规模越大，资本利润率越低。这种规律性解释了我国企业规模和人均资本为什么普遍偏低，而且越是市场化充分、活力较强的区域（如浙江），企业小型化和资本装备低度化越为突出。同时，数据表明，企业平均资本规模、人均资本与企业的人均利润（进而影响人均收入）呈正相关（ 0.2019、0.3699）。综上可见，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多用资本（通常企业规模也较大）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但不利于资本的收益。在这对矛盾面前，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我国是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资本是卖方市场，劳动力是买方市场。在资本收益和劳动力收益的关系上，保障资本收益成为决定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的主要因素。以上规律导致资本配置小规模化和人均资本低度化成为主导倾向，这势必使劳均利润从而劳均收入减少 。但这种情况正符合我国人口就业压力大、劳动力对工作报酬要求较低的现实。
低资本、低技术、更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小规模的企业在我国特定国情下有较好的资本收益率，但与产业升级所必然伴随的资本和技术构成的提高背道而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凯伍斯的研究，一个行业前10位规模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应在40％以上。如果在一个行业中，一半以上企业未能达到起始规模经济，这个行业肯定不存在有效的产业组织。然而，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低层次企业在我国具有特定的竞争优势，与高层次、规模化企业进行竞争，由此构成产业升级的障碍将长期难以消除。
其三，由劳动力过剩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结构，也使我国产业不易摆脱低层次产业为主和低收入的状况。
我国的劳动力过剩和价格低廉，决定了主要出口价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取得外汇，用以进口附加值较高的国外高技术、高档次产品的格局，因而国外高层次产品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国内的高层次市场需求。也就是说，我国以国内高层次、高收入产品的市场换取国外低层次、低收入产品的市场。这直接影响高层次需求对我国高层次产业增长的拉动。根据有关统计分析，我国的国内产业竞争力优势与国际产业比较优势相互脱节。前者指产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盈利率水平，国内比较在这方面有明显优势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烟草加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医药制造等10个行业；后者指产业进入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的能力，体现了国际间的产业优势，这方面的优势是服装及其他纤维品、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羽绒、食品、纺织、家具等10个制造业。以上两种优势是明显错位的。 进入国际市场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多是技术、效率和盈利水平较低的产业。这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其原因在于我国依靠的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产业比较优势，但其技术含量、加工度和盈利率都相对较低，这种“优势”以劳动力的低收入为代价，长期依赖和发展这种“优势”，必然引导资源大量向这些领域流入，将使我国产业结构形成一种“低位产业定势”而制约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盈利率的产业结构转移。
二、低层次替代及产业升级障碍的系统条件
为分析形成产业升级障碍的系统条件，我们可以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观察在总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强度、技术创新、劳动者收入与一定收入条件下的总需求相互作用的机制。
先从总供给方面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
Y= （1）
其中Y为国民收入总量，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α为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因而， Kª 和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效率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里我们将技术（包括管理）创新分为效率型创新和开拓型创新两种。所谓效率型创新是指能够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单位要投入能形成更多的产出；所谓开拓型创新，是能够开辟出新的生产领域从而激发起新领域的需求，或者能够通过创新激发起新的需求从而导出新的生产领域的创新。效率型创新和开拓型创新都是一种抽象。实践中，技术创新可能兼有效率效应和开拓效应两方面；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增加，也都可能兼有效率型创新和开拓型创新的作用。但从发挥要素生产率的角度，主要是效率型创新产生作用，从激发某种新的需求的角度，主要是开拓型创新产生作用。
再从总需求方面看，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假定前提下，则有：
D = （2）
其中D为现实需求总量，T为投资率和消费率之和，R为劳动力人均收入量（这里将所有人凭借各种要素如资本、技术等的收入均归结为劳动力收入），L为就业劳动力总量。λ、γ、σ分别为T、Ｒ 、L三者对总需求增长的影响因子。该式表明，总需求决定于劳动力总量、劳动力人均收入量，及投资率与消费率之和。
在均衡状态下，Y=D ，即总供给和总需求应该相等。则有：
（3）
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取决于两方面：1、潜在基本需求（因收入不足而暂时不能满足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与中低收入者有关）被激发为有效需求的程度。这在收入不断增长的条件下，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平均化程度。2、全新的需求被创造和激发为有效需求的程度。这通常与中高收入者有关，主要取决于开拓型创新的程度。由于人均消费水平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环境条件下，在满足当时一般和中等偏上水平后相对稳定性，，人们在心理偏好（凯恩斯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消费水平的提高会相对缓慢，与收入的提高相比明显滞后甚至停滞。同时，由于平均收入的提高过程通常也会伴随两极分化，少数人的高收入与多数人的收入增长缓慢并存， 使消费水平提高更受限制。因而在收入平均水平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开拓型创新激发起新的需求，实际消费率就会有不断降低的趋势。由于投资最终由消费决定，如果消费未能消化投资的最终产出物，投资也将萎缩。
根据以上规律可以认为，在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趋势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开拓型创新，实际消费和投资率会趋于不断降低。如果将没有开拓型创新条件下一定期间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之和设为T0 ，则有；
（4）
则总供给与总需求将发生长期的不平衡，总供给过剩的情况将日益突出。而在有开拓型创新的情况下，两者才能够形成平衡。如果设A1为开拓型创新对总需求的激发效应（表现为对消费和投资率增长的促进），则有：
（5）
在理论上，以上公式中，如果不存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及其产生的刚性就业，劳动力的供应与资本及技术的运用能形成合理的配比关系，并且效率型创新与开拓型创新也能形成合理配比关系，同时劳动力收入的增长R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这个等式两边都会按照规律不断增长，实现良性均衡。但事实上，在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通常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劳动者收入出现不平等甚至十分严重，将会影响总需求，即出现“有钱者不再买（物质需求已充足），贫穷者买不起”的情况，导致总需求不足。但是这一问题一般不会发生到很严重的地步，并且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使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2、开拓型创新远跟不上效率型创新，即A1<A ，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较低，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效率提高的问题，而将开拓新领域，激发新型需求置于第二位。这可以在很多领域中加以验证，如既使开拓型创新最明显的信息技术，对效率提高的作用也大于开拓新需求的作用。
3、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会导致刚性就业的形成。由于传统领域的不断的效率型创新，所需劳动力减少，但在体制和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开拓型创新和第三产业发展显著滞后，传统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无法进入新领域，将发生的情况可能有两种： 其一，大量失业人口的形成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就是其表现。其二，在社会和政府追求平等和稳定的动机驱动下，在大量人口追求基本生活保障的强大动力下，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形成的低价效应下，而形成刚性就业机制。在上式（5）中，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当L刚性增大，即L → max 时，由于劳动力替代资本和技术, 则有 →min ，
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平均收入R与 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平均收入与技术及资本装备状况成正比，即有函数： R = F（d ） （d为正）
因而当 →min 时，则有：min max min max （6）
可见由于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劳动力刚性就业，而形成低技术、低资本装备与劳动者低收入的低层次均衡，对产业升级是不利的。
反之，如果开拓型创新得以大大增强，其对总需求的激发效应增量大于效率型创新的增量，则可以产生促进总需求增加的效应，从而减轻劳动力刚性就业压力对技术和资本运用的制约作用，这种连锁反应将会形成新的均衡等式：
max max max max （7）
将式（7）与式（6）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由于开拓型创新增加了总需求，使总供给量得以增加，从而在较大量的劳动力使用的同时，效率型技术创新仍然可以不受制约地进行，实现最大化，进而劳动者收入也得以提高，总供给和总需求可以形成在高层次基础上的良性循环。可见，大力推动开拓型创新，是解决刚性就业所带来的产业升级障碍和低层次循环的有效途径。
除了上述系统性条件外，刚性就业带来的产业升级障碍还与以下我国现有体制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关：
其一，低层次产业和产品顽强生存并对高层次产品形成替代效应的原因，与缺乏一个有效评价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关。显然，只有在一个有效、公平的竞争性市场上，优胜劣汰机制才会真正形成。超低价格并不是万能的武器。但是当低价格伴随着以下两方面因素的时候，低层次替代就自然形成：其一，产品真实信息及产品评价机制的缺乏。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信息媒体、市场评价机构（中介组织）和市场经济的监管制度十分完善，从而对产品的品质、档次等真实状况及对产品评价的信息披露及时充分，消费者有多方面切实的实际知情权指导自己的需求行为。同时，市场监管体系对违规的低层次竞争行为严厉加以制约，这些都从根本上抵消了低层次竞争仅在价格方面的优势。而在我国，由于以上诸方面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不道德的违规竞争行为往往畅行无阻地蒙骗产品的需求方。如我国市场上极为广泛的假冒伪劣行为，使消费者难辨真假。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而侵害知识产权的仿冒产品畅行无阻。高层次生产者受到长期侵害而无法成长。这时，产品品质信号不起作用，只有价格信号引导需求方。导致低劣产品压倒优质产品。其二，不公平竞争的广泛存在。如低质低价产品往往以高回扣、行贿等手法，及基于各种人情关系、上级对下级的强制等，可以成功实现对优质产品的排挤而占领市场。
其二，在低层次的生存竞争中，地方政府往往起到不应有的支持乃至主导作用。地方政府政策选择上的偏移，首先是不适当地鼓励无论具备还是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生产领域及市场，这是我国多数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将本地低质产品推销出去，而禁止外地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地方政府甚至明里暗里帮助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侵害知识产权的违规者，这大大助长了低层次产品对高层次产品的替代。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和产品的保护，既是对本地利益的保护，也是对本地就业机会的保护。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地方财政利益、保障社会安定与官员政绩是完全一致的。不少地方政府一方面不顾市场需求容量而鼓励厂商进行低水平投资，另一方面加强地方市场分割，保护本地产品，封锁外地产品，形成一个本地扭曲的价格。这两方面都导致许多行业中企业的过度进入，出现低层次的产品过剩。我国之所以形成地区经济同构和生产能力闲置，与此高度相关，结果是企业盈利下降和职工收入下降。
其三，从需求方面看，低层次产业的低收入构成了对低层次低价产品的稳定需求，维持了低层次供给的顽强生命力。可以从农业和非农产业两方面分析。
从农业看，由于刚性就业机制使农业中保留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难以摆脱以人工为主、低水平、低效率的传统生产方式。这种低水平生产形成整个农业人口收入的低水平。农民成为低层次需求最主要的源泉。据我们1999年在浙江农村的调查，针对“在产品能够使用的前提下，你选择高质高价还是低质低价的商品？”这一问题，发达的萧山市农民选择后者的比例为 48.8％。而欠发达的缙云县比例高达 78.5％。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尚且如此，在我国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则更可想而知了。
从非农产业看，前述低层次产业中就业的廉价劳动力显然是低收入的庞大群体。这个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及其提供的低层次供给在产业间形成低层次供求循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制造业相对过剩和失业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是通过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激发需求以缓解生产过剩的。同时，第三产业巨大的就业容量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避免了由劳动力剩余引起的“低层次供给—低收入—低层次需求”的不良循环。而在人口大国，由于普遍的低收入导致对服务业尤其是新兴高层次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反过来使服务业难以成长。大量的人口只能拥挤在第一、二产业，难以改变劳动力过剩及廉价状况。势必维持了低层次竞争和低层次供求循环。结构下的双重经济循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技术层次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大国的总趋势也应是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演变，直至实现
[表3] 低收入基础上的低度需求-供给循环
高层次的一元化。决定这种演进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与就业间的关系，即就业压力越大，低层次循环存在的必然性就越强。我们将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综合加以考虑，形成表3.
与此同时，社会并非均为低层次产业和低层次需求。人口中一部分人从事着高层次的生产。这些人一般素质较高，从事着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作，从而有着较高的收入。其需求层次也较高。这个高层次阶层的需求和企业提供的高层次供给形成高层次的供求循环，与前述低层次循环同时并行，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总体形成如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结构下的双重经济循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技术层次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大国的总趋势也应是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演变，直至实现高层次的一元化。决定这种演进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与就业间的关系，即就业压力越大，低层次循环存在的必然性就越强。
三、消除刚性就业所构成的产业升级障碍的对策
人口过剩的大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效率为主导，坚定地走“科技——规模化”之路，立足于减少和消除无效劳力，同时注重尽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另一种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失业为主导，则刚性就业机制和低效、无效劳动将长期存在，并维持以劳动过密型为特征的低层次、低收入的产业发展路径。无疑，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应偏废另一方面。但从长期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主张前一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将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高效率的技术和设备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得到运用，并按照规模经济的一般规律发展生产，促进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在管理上杜绝劳动力的剩余现象，消除在职的隐性失业。在农业上，加速采用高效率的机械化和高新农业生产技术，推进规模经营。但这些方针都将使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与收入形态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在高效率的产业中，取得很高的收入，另一部分人则受到失业的困扰。
虽然上述选择可能产生以上问题，但这种选择将有效地提高本国产业的整体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增强经济竞争力，国民收入总体水平将大大提高，其突出地反映在在职人员的收入上。同时国家也将因社会总体盈利水平和民众总所得的增加而增加财政收入，有能力对失业和部分低收入者给予较多的社会保障，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在我国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长期实行就业优先的方针对经济的远期发展并不有利。因为它将使刚性就业机制和无效劳动阻碍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而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竞争力的衰退就意味着产业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降低、就业岗位的减少，以及在职岗位的低效益、低收入。这将从根本上威胁我国的就业和国民的实际利益。从短期看，就业优先方针似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从长期看，对增强国力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不利的。
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产业发展和就业政策上的总体方针应该将提高产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列为首要目标，以不造成社会动荡为解决劳动力的就业的基本限度，通过人口控制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两头（控制劳动力来源和失业者保障）缓解刚性就业压力。大力推动开拓型创新，促进总需求的扩大以拉动经济增长，是使产业升级与人口就业形成良性循环的重要关键。为此，应实行以下基本对策：
第一，在今后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产业组织创新、提高效率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刚性就业机制，解决严重存在的无效、低效劳动力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低层次产业对高层次产业的竞争性压制。无论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其他性质的企业中，坚决摒弃原有的“三人的活五个人干”的导致隐性失业的就业方针。这个问题应通过政企分开、企业用人自主权的确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逐步解决。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造成巨大就业压力的原因。1985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47.3％，到1997年达59.66％，而美国1999年仅为51.0％。尤其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我国1997年达到55.9%，而美国则仅为46.6％。 我国总人口规模本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再要达到如此高的劳动参与率，显然是不现实的。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让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自愿退出就业竞争，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应在理论上确认家庭劳动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以恰当方式计量其社会经济价值。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对家务劳动的经济性质的研究指出，第三产业是家务劳动市场化的结果。如果将家务劳动与具有经济价格的货币、财产及服务互相交换，其性质及价值就会显露出来。让一部分劳力主要从事家庭劳动（成为家庭内的第三产业），通过为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分担家务劳动，分割后者从事高效工作所获得的高收入中的一部分，以实现地位上的平等。笔者不同意“妇女回家去”之类的口号，因为它建立在妇女必然不适宜社会劳动的陈旧观念上，而主张提“让一部分企业暂不需要的人回家去”。但笔者也不赞成维护男女就业的“结果平等”，反对刻意地在政策上对妇女就业特殊照顾以改变客观上妇女就业率低于男性的现实。应根据具体人（无论男女）的劳动性质、生理特点合理使用，提倡阶段性就业，以缓解就业压力。
第二，大量低素质、低效率、外部负效应强（包括假冒伪劣）的以追求生存为目的的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短期的就业，但却是阻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应坚决地逐步予以淘汰。长期以来，我们将鼓励大力发展民营小企业作为提高就业率的重要途径是正确的。但对此应加以区分。对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先进、效率较高、产品品质档次较高、市场有需求的企业，应积极扶持。对低素质并恶性竞争的小企业则应予以淘汰。当然，对其中的职工应妥善安排其生活出路。地方保护主义是这些低素质小企业生存的重要依赖，必须去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要以正确的方针引导其向高层次产业转移，而不是走改革初期那种原始、粗放式、用最低级技术兴办企业的路子。当前第二产业已相对饱和，而第三产业还有广阔的空间，并能最大程度安排就业，应主要发展第三产业以转移剩余劳动力。
我国农业是人口就业压力阻碍产业升级最主要的领域。农业的发展和稳定应主要靠科技和规模化经营，而不是靠人海战术式的小农经济。后者从长远看恰恰是最不稳定和低收益的。因而不应该为了短期稳定而减缓“农业科技——规模化”进程。凡有条件的地方，应大力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使土地向种田能手和资本实力强、有条件进行高效率生产经营的“农业资本家”集中，促进农业尽快现代化。这一过程在挤出农业中的“工作分摊”和低效率劳动力的同时，可能导致出现一批失去土地使用权而又找不到非农产业工作机会的劳动适龄人口和家庭。应通过政府支持他们兴办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非农产业和进入城镇寻找工作（需要有城镇化的大发展），以及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其生存问题。
第三，大力推动在技术和生产、需求领域的开拓型创新。前文等式（7）已经证明开拓型创新能够有效扩大在既定的总收入水平上的总需求，同时其本身也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和具体体现。在我国，比较突出的具有开拓型创新效应的产业有：信息产品生产与服务，是近年需求扩大最明显的领域；医疗保健领域；高等教育及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交通运输领域（如家庭轿车等），家庭及个性化服务业领域；住宅建设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所有能推出新产品、激发新需求的领域。以上方面的开拓型创新并不都是依靠技术创新成长，在世界范围也不一定是全新的产业和需求领域。但在我国，这些需求和生产领域，过去往往被种种制度和环境条件因素所制约。对我国而言，它们的发展无疑具有强有力的开拓效应。这些需求的扩大将拉动一系列关联产业的发展，其本身又多为高层次、高效率、高效益产业，从而能为就业和产业升级奠定雄厚的基础。
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两者的发展既可同时推进就业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又能最大程度上化解就业和产业升级存在的矛盾。因而必须在长时期中，采取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推进其加速发展。城市化将激发大量投资，并将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都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奠定了基础。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空间广阔。长期来看，人们的生活质量日趋提高，消费需求越来越向享受服务转变，使服务业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将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发展初期可能体现为低收入的人为高收入的人服务，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服务业工作者的收入可能超过第一、二产业中的高收入者，既改变第一、二产业中的刚性就业机制，又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再分配使全社会共同受益。
第四，建立更健全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用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比用隐性就业的方式更合理和较少副作用。必须拓展筹集失业保险金的渠道。其中，增税是比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多方征费更加制度化、更透明、更有效的措施，应减费增税。一方面可靠“无痛苦”的增税，如发行专项社会保障彩票；另一方面可以与调节收入分配相结合，在烟酒消费税等税种中增加一定比例，专门用于失业保险金的补充。目前，大多数下岗职工主要依赖亲友支持的现状，说明了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脆弱。因此，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使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及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政府应通过立法并采取有力的劳动就业政策，在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中，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有能维持家庭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在职者，从而在家庭内部使高收入和失业者的收入一体化，消除两者的收入分化。
第五，以人才培养消除低层次替代效应，促进高新技术及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就业问题中重要的方面是结构性的失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也是人才结构上的低层次特征。相比而言，适应新兴产业的就业需求和产业升级的人才远远不够。因此，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训，以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双重推进是重要途径。事实上，就业结构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如果能通过调整教育结构和职业培训、技能开发政策，引导就业结构调整方向，将对产业升级起重要作用。大量新型的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成长，将直接引致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应发展，以及更大范围的传统产业的高层次改造。这些人才不仅自身扩展了就业门路，而且将给更广泛的人群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双赢”。
此外，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外商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民间资本，鼓励民间投资；重塑劳动力输出体制，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特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进一步缩减周工作时间，以减少单位劳动者的劳力供应量，增加一部分在职人员的闲暇时间（如带薪休假）和家庭生产时间，来换取更多的人的就业等举措，都是促进我国就业矛盾缓解，解决刚性就业机制与产业升级矛盾的可行之方针。
参考文献：
宋晓梧主编，1997：《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中国劳动出版社。
陈秋华等著，2000：《体制转换、结构变迁与就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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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仁亮著，1993：《劳动力冗员失业与企业效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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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强、龚勤林，2001：《论产业过渡进入的原因与对策》，《经济体制改革》
周天勇，2000：《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3期
华而诚，2001：《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经济研究》第12期
[附录]：中美历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变化比较（1952-1999）
美 国 中 国
年份 第一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一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一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一产业劳均GDP指数 第一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一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一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一产业劳均GDP指数
1,952 1145.7 1 0.9325 1 17317 1 0.0150 1
1,955 1152.9 1.0063 0.7237 0.7761 18592 1.0736 0.0164 1.0977
1,960 1159.1 1.0117 0.6881 0.7379 17016 0.9826 0.0144 0.9641
1,965 1032.7 0.9014 0.8634 0.9259 23396 1.3510 0.0179 1.1979
1,970 780 0.6808 1.1296 1.2113 27811 1.6060 0.0194 1.2983
1,975 890.5 0.7773 1.2454 1.3355 29456 1.7010 0.0225 1.5029
1,980 889.4 0.7763 1.0289 1.1034 29122 1.6817 0.0244 1.6310
1,985 976.3 0.8521 0.9591 1.0285 31130 1.7977 0.0339 2.2668
1,990 939 0.8196 1.0956 1.1749 38428 2.2191 0.0337 2.2534
1,995 770.9 0.6729 1.1491 1.2323 35468 2.0482 0.0447 2.9920
1,996 710 0.6197 1.4352 1.5391 34769 2.0078 0.0480 3.2075
1,997 686.8 0.5995 1.4515 1.5566 34730 2.0055 0.0497 3.3236
1,998 559.8 0.4886 1.7758 2.9043 34838 2.0118 0.0513 3.4293
1,999 470.2 0.4104 2.2201 2.3808 35364 2.0422 0.0519 3.4729
年份 美 国 中 国
第二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二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二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二产业劳均GDP指数 第二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二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二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二产业劳均GDP指数
1,952 2,019.8 1 2.9730 1 1531 1 0.0700 1
1,955 2,051.3 1.0158 3.2465 1.0911 1913 1.2495 0.0842 1.2038
1,960 2,043.4 1.0119 3.3827 1.1368 4112 2.6858 0.1135 1.6227
1,965 2,192.6 1.0857 4.0322 1.3551 2408 1.5728 0.1610 2.3014
1,970 2,357.8 1.1675 3.9620 1.3315 3518 2.2978 0.1765 2.5231
1,975 2,260.0 1.1191 4.5163 1.5177 5152 3.3651 0.1814 2.5925
1,980 2,565.8 1.2705 4.8044 1.6146 7707 5.0340 0.1486 2.1246
1,985 2,484.2 1.2301 4.9338 1.6581 10384 6.7825 0.1546 2.2102
1,990 2,490.5 1.2332 5.3393 1.7943 13654 8.9184 0.1459 2.0857
1,995 2,426.5 1.2015 5.7570 1.9348 15628 10.2077 0.2417 3.4544
1,996 2,449.3 1.2133 5.7770 1.9411 16180 10.5683 0.2503 3.5778
1,997 2,496.2 1.2362 5.8430 2.9636 16495 10.7740 0.2741 3.9186
1,998 2,541.4 1.2582 5.9340 1.9939 16440 10.7381 0.2884 4.1230
1,999 2,548.2 1.2618 6.1017 2.0507 16235 10.6042 0.3163 4.5215
注：表中美国GDP均为1996年可比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系以人民币1996年可比价按1996年汇率计算为美圆值
资料来源：美国数据见美国劳动统计署网址：www.bls.gov./pub/special.requests/ee/ceseebl.txt 及美国经济分析署：www.bea.doc.gov/bea/dn/nipaweb/tableviewfixed.asp 。中国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作 者：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部，男，1949年生，教授
其一，低层次产业和产品顽强生存并对高层次产品形成替代效应的原因，与缺乏一个有效评价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关。显然，只有在一个有效、公平的竞争性市场上，优胜劣汰机制才会真正形成。超低价格并不是万能的武器。但是当低价格伴随着以下两方面因素的时候，低层次替代就自然形成：其一，产品真实信息及产品评价机制的缺乏。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信息媒体、市场评价机构（中介组织）和市场经济的监管制度十分完善，从而对产品的品质、档次等真实状况及对产品评价的信息披露及时充分，消费者有多方面切实的实际知情权指导自己的需求行为。同时，市场监管体系对违规的低层次竞争行为严厉加以制约，这些都从根本上抵消了低层次竞争仅在价格方面的优势。而在我国，由于以上诸方面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不道德的违规竞争行为往往畅行无阻地蒙骗产品的需求方。如我国市场上极为广泛的假冒伪劣行为，使消费者难辨真假。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而侵害知识产权的仿冒产品畅行无阻。高层次生产者受到长期侵害而无法成长。这时，产品品质信号不起作用，只有价格信号引导需求方。导致低劣产品压倒优质产品。其二，不公平竞争的广泛存在。如低质低价产品往往以高回扣、行贿等手法，及基于各种人情关系、上级对下级的强制等，可以成功实现对优质产品的排挤而占领市场。
其二，在低层次的生存竞争中，地方政府往往起到不应有的支持乃至主导作用。地方政府政策选择上的偏移，首先是不适当地鼓励无论具备还是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生产领域及市场，这是我国多数产业过度进入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将本地低质产品推销出去，而禁止外地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地方政府甚至明里暗里帮助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和侵害知识产权的违规者，这大大助长了低层次产品对高层次产品的替代。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和产品的保护，既是对本地利益的保护，也是对本地就业机会的保护。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地方财政利益、保障社会安定与官员政绩是完全一致的。不少地方政府一方面不顾市场需求容量而鼓励厂商进行低水平投资，另一方面加强地方市场分割，保护本地产品，封锁外地产品，形成一个本地扭曲的价格。这两方面都导致许多行业中企业的过度进入，出现低层次的产品过剩。我国之所以形成地区经济同构和生产能力闲置，与此高度相关，结果是企业盈利下降和职工收入下降。
其三，从需求方面看，低层次产业的低收入构成了对低层次低价产品的稳定需求，维持了低层次供给的顽强生命力。可以从农业和非农产业两方面分析。
从农业看，由于刚性就业机制使农业中保留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难以摆脱以人工为主、低水平、低效率的传统生产方式。这种低水平生产形成整个农业人口收入的低水平。农民成为低层次需求最主要的源泉。据我们1999年在浙江农村的调查，针对“在产品能够使用的前提下，你选择高质高价还是低质低价的商品？”这一问题，发达的萧山市农民选择后者的比例为 48.8％。而欠发达的缙云县比例高达 78.5％。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尚且如此，在我国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则更可想而知了。
从非农产业看，前述低层次产业中就业的廉价劳动力显然是低收入的庞大群体。这个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及其提供的低层次供给在产业间形成低层次供求循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制造业相对过剩和失业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是通过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激发需求以缓解生产过剩的。同时，第三产业巨大的就业容量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避免了由劳动力剩余引起的“低层次供给—低收入—低层次需求”的不良循环。而在人口大国，由于普遍的低收入导致对服务业尤其是新兴高层次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反过来使服务业难以成长。大量的人口只能拥挤在第一、二产业，难以改变劳动力过剩及廉价状况。势必维持了低层次竞争和低层次供求循环。结构下的双重经济循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技术层次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大国的总趋势也应是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演变，直至实现
[表3] 低收入基础上的低度需求-供给循环
高层次的一元化。决定这种演进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与就业间的关系，即就业压力越大，低层次循环存在的必然性就越强。我们将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综合加以考虑，形成表3.
与此同时，社会并非均为低层次产业和低层次需求。人口中一部分人从事着高层次的生产。这些人一般素质较高，从事着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作，从而有着较高的收入。其需求层次也较高。这个高层次阶层的需求和企业提供的高层次供给形成高层次的供求循环，与前述低层次循环同时并行，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总体形成如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结构下的双重经济循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产业技术层次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大国的总趋势也应是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演变，直至实现高层次的一元化。决定这种演进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与就业间的关系，即就业压力越大，低层次循环存在的必然性就越强。
三、消除刚性就业所构成的产业升级障碍的对策
人口过剩的大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提高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效率为主导，坚定地走“科技——规模化”之路，立足于减少和消除无效劳力，同时注重尽可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另一种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失业为主导，则刚性就业机制和低效、无效劳动将长期存在，并维持以劳动过密型为特征的低层次、低收入的产业发展路径。无疑，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应偏废另一方面。但从长期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主张前一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将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高效率的技术和设备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得到运用，并按照规模经济的一般规律发展生产，促进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在管理上杜绝劳动力的剩余现象，消除在职的隐性失业。在农业上，加速采用高效率的机械化和高新农业生产技术，推进规模经营。但这些方针都将使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与收入形态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在高效率的产业中，取得很高的收入，另一部分人则受到失业的困扰。
虽然上述选择可能产生以上问题，但这种选择将有效地提高本国产业的整体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增强经济竞争力，国民收入总体水平将大大提高，其突出地反映在在职人员的收入上。同时国家也将因社会总体盈利水平和民众总所得的增加而增加财政收入，有能力对失业和部分低收入者给予较多的社会保障，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在我国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的条件下，长期实行就业优先的方针对经济的远期发展并不有利。因为它将使刚性就业机制和无效劳动阻碍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而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竞争力的衰退就意味着产业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的降低、就业岗位的减少，以及在职岗位的低效益、低收入。这将从根本上威胁我国的就业和国民的实际利益。从短期看，就业优先方针似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从长期看，对增强国力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不利的。
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产业发展和就业政策上的总体方针应该将提高产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列为首要目标，以不造成社会动荡为解决劳动力的就业的基本限度，通过人口控制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两头（控制劳动力来源和失业者保障）缓解刚性就业压力。大力推动开拓型创新，促进总需求的扩大以拉动经济增长，是使产业升级与人口就业形成良性循环的重要关键。为此，应实行以下基本对策：
第一，在今后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产业组织创新、提高效率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刚性就业机制，解决严重存在的无效、低效劳动力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低层次产业对高层次产业的竞争性压制。无论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其他性质的企业中，坚决摒弃原有的“三人的活五个人干”的导致隐性失业的就业方针。这个问题应通过政企分开、企业用人自主权的确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逐步解决。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造成巨大就业压力的原因。1985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47.3％，到1997年达59.66％，而美国1999年仅为51.0％。尤其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我国1997年达到55.9%，而美国则仅为46.6％。 我国总人口规模本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再要达到如此高的劳动参与率，显然是不现实的。降低劳动力参与率，让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自愿退出就业竞争，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应在理论上确认家庭劳动也是一种社会分工，以恰当方式计量其社会经济价值。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对家务劳动的经济性质的研究指出，第三产业是家务劳动市场化的结果。如果将家务劳动与具有经济价格的货币、财产及服务互相交换，其性质及价值就会显露出来。让一部分劳力主要从事家庭劳动（成为家庭内的第三产业），通过为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分担家务劳动，分割后者从事高效工作所获得的高收入中的一部分，以实现地位上的平等。笔者不同意“妇女回家去”之类的口号，因为它建立在妇女必然不适宜社会劳动的陈旧观念上，而主张提“让一部分企业暂不需要的人回家去”。但笔者也不赞成维护男女就业的“结果平等”，反对刻意地在政策上对妇女就业特殊照顾以改变客观上妇女就业率低于男性的现实。应根据具体人（无论男女）的劳动性质、生理特点合理使用，提倡阶段性就业，以缓解就业压力。
第二，大量低素质、低效率、外部负效应强（包括假冒伪劣）的以追求生存为目的的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短期的就业，但却是阻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应坚决地逐步予以淘汰。长期以来，我们将鼓励大力发展民营小企业作为提高就业率的重要途径是正确的。但对此应加以区分。对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先进、效率较高、产品品质档次较高、市场有需求的企业，应积极扶持。对低素质并恶性竞争的小企业则应予以淘汰。当然，对其中的职工应妥善安排其生活出路。地方保护主义是这些低素质小企业生存的重要依赖，必须去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要以正确的方针引导其向高层次产业转移，而不是走改革初期那种原始、粗放式、用最低级技术兴办企业的路子。当前第二产业已相对饱和，而第三产业还有广阔的空间，并能最大程度安排就业，应主要发展第三产业以转移剩余劳动力。
我国农业是人口就业压力阻碍产业升级最主要的领域。农业的发展和稳定应主要靠科技和规模化经营，而不是靠人海战术式的小农经济。后者从长远看恰恰是最不稳定和低收益的。因而不应该为了短期稳定而减缓“农业科技——规模化”进程。凡有条件的地方，应大力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使土地向种田能手和资本实力强、有条件进行高效率生产经营的“农业资本家”集中，促进农业尽快现代化。这一过程在挤出农业中的“工作分摊”和低效率劳动力的同时，可能导致出现一批失去土地使用权而又找不到非农产业工作机会的劳动适龄人口和家庭。应通过政府支持他们兴办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非农产业和进入城镇寻找工作（需要有城镇化的大发展），以及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其生存问题。
第三，大力推动在技术和生产、需求领域的开拓型创新。前文等式（7）已经证明开拓型创新能够有效扩大在既定的总收入水平上的总需求，同时其本身也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和具体体现。在我国，比较突出的具有开拓型创新效应的产业有：信息产品生产与服务，是近年需求扩大最明显的领域；医疗保健领域；高等教育及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交通运输领域（如家庭轿车等），家庭及个性化服务业领域；住宅建设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所有能推出新产品、激发新需求的领域。以上方面的开拓型创新并不都是依靠技术创新成长，在世界范围也不一定是全新的产业和需求领域。但在我国，这些需求和生产领域，过去往往被种种制度和环境条件因素所制约。对我国而言，它们的发展无疑具有强有力的开拓效应。这些需求的扩大将拉动一系列关联产业的发展，其本身又多为高层次、高效率、高效益产业，从而能为就业和产业升级奠定雄厚的基础。
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两者的发展既可同时推进就业和产业升级的进程，又能最大程度上化解就业和产业升级存在的矛盾。因而必须在长时期中，采取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推进其加速发展。城市化将激发大量投资，并将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环境，都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奠定了基础。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空间广阔。长期来看，人们的生活质量日趋提高，消费需求越来越向享受服务转变，使服务业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将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发展初期可能体现为低收入的人为高收入的人服务，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服务业工作者的收入可能超过第一、二产业中的高收入者，既改变第一、二产业中的刚性就业机制，又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再分配使全社会共同受益。
第四，建立更健全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用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比用隐性就业的方式更合理和较少副作用。必须拓展筹集失业保险金的渠道。其中，增税是比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多方征费更加制度化、更透明、更有效的措施，应减费增税。一方面可靠“无痛苦”的增税，如发行专项社会保障彩票；另一方面可以与调节收入分配相结合，在烟酒消费税等税种中增加一定比例，专门用于失业保险金的补充。目前，大多数下岗职工主要依赖亲友支持的现状，说明了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脆弱。因此，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使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及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政府应通过立法并采取有力的劳动就业政策，在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中，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有能维持家庭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在职者，从而在家庭内部使高收入和失业者的收入一体化，消除两者的收入分化。
第五，以人才培养消除低层次替代效应，促进高新技术及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就业问题中重要的方面是结构性的失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障碍也是人才结构上的低层次特征。相比而言，适应新兴产业的就业需求和产业升级的人才远远不够。因此，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训，以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双重推进是重要途径。事实上，就业结构并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如果能通过调整教育结构和职业培训、技能开发政策，引导就业结构调整方向，将对产业升级起重要作用。大量新型的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成长，将直接引致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应发展，以及更大范围的传统产业的高层次改造。这些人才不仅自身扩展了就业门路，而且将给更广泛的人群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双赢”。
此外，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外商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民间资本，鼓励民间投资；重塑劳动力输出体制，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特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进一步缩减周工作时间，以减少单位劳动者的劳力供应量，增加一部分在职人员的闲暇时间（如带薪休假）和家庭生产时间，来换取更多的人的就业等举措，都是促进我国就业矛盾缓解，解决刚性就业机制与产业升级矛盾的可行之方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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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强、龚勤林，2001：《论产业过渡进入的原因与对策》，《经济体制改革》
周天勇，2000：《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3期
华而诚，2001：《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经济研究》第12期
[附录]：中美历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人数和劳动生产率变化比较（1952-1999）
美 国 中 国
年份 第一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一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一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一产业劳均GDP指数 第一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一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一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一产业劳均GDP指数
1,952 1145.7 1 0.9325 1 17317 1 0.0150 1
1,955 1152.9 1.0063 0.7237 0.7761 18592 1.0736 0.0164 1.0977
1,960 1159.1 1.0117 0.6881 0.7379 17016 0.9826 0.0144 0.9641
1,965 1032.7 0.9014 0.8634 0.9259 23396 1.3510 0.0179 1.1979
1,970 780 0.6808 1.1296 1.2113 27811 1.6060 0.0194 1.2983
1,975 890.5 0.7773 1.2454 1.3355 29456 1.7010 0.0225 1.5029
1,980 889.4 0.7763 1.0289 1.1034 29122 1.6817 0.0244 1.6310
1,985 976.3 0.8521 0.9591 1.0285 31130 1.7977 0.0339 2.2668
1,990 939 0.8196 1.0956 1.1749 38428 2.2191 0.0337 2.2534
1,995 770.9 0.6729 1.1491 1.2323 35468 2.0482 0.0447 2.9920
1,996 710 0.6197 1.4352 1.5391 34769 2.0078 0.0480 3.2075
1,997 686.8 0.5995 1.4515 1.5566 34730 2.0055 0.0497 3.3236
1,998 559.8 0.4886 1.7758 2.9043 34838 2.0118 0.0513 3.4293
1,999 470.2 0.4104 2.2201 2.3808 35364 2.0422 0.0519 3.4729
年份 美 国 中 国
第二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二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二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二产业劳均GDP指数 第二产业劳动力（万人） 第二产业劳动力指数 第二产业劳均GDP（万美圆） 第二产业劳均GDP指数
1,952 2,019.8 1 2.9730 1 1531 1 0.0700 1
1,955 2,051.3 1.0158 3.2465 1.0911 1913 1.2495 0.0842 1.2038
1,960 2,043.4 1.0119 3.3827 1.1368 4112 2.6858 0.1135 1.6227
1,965 2,192.6 1.0857 4.0322 1.3551 2408 1.5728 0.1610 2.3014
1,970 2,357.8 1.1675 3.9620 1.3315 3518 2.2978 0.1765 2.5231
1,975 2,260.0 1.1191 4.5163 1.5177 5152 3.3651 0.1814 2.5925
1,980 2,565.8 1.2705 4.8044 1.6146 7707 5.0340 0.1486 2.1246
1,985 2,484.2 1.2301 4.9338 1.6581 10384 6.7825 0.1546 2.2102
1,990 2,490.5 1.2332 5.3393 1.7943 13654 8.9184 0.1459 2.0857
1,995 2,426.5 1.2015 5.7570 1.9348 15628 10.2077 0.2417 3.4544
1,996 2,449.3 1.2133 5.7770 1.9411 16180 10.5683 0.2503 3.5778
1,997 2,496.2 1.2362 5.8430 2.9636 16495 10.7740 0.2741 3.9186
1,998 2,541.4 1.2582 5.9340 1.9939 16440 10.7381 0.2884 4.1230
1,999 2,548.2 1.2618 6.1017 2.0507 16235 10.6042 0.3163 4.5215
注：表中美国GDP均为1996年可比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系以人民币1996年可比价按1996年汇率计算为美圆值
资料来源：美国数据见美国劳动统计署网址：www.bls.gov./pub/special.requests/ee/ceseebl.txt 及美国经济分析署：www.bea.doc.gov/bea/dn/nipaweb/tableviewfixed.asp 。中国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作 者：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部，男，1949年生，教授
刚性就业效应下的产业升级障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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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众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国际贸易纠纷以及贸易战的威胁，国家安全的需要，经济改革的走向都要求中国提高产业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我们又具有独特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又有近三十年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工人）的积累，又庞大的科研院所和世界第一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展望未来机会与威胁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只要能保持国家的稳定，打击腐败，调整国家政策，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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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民众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国际贸易纠纷以及贸易战的威胁，国家安全的需要，经济改革的走向都要求中国提高产业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我们又具有独特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又有近三十年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工人）的积累，又庞大的科研院所和世界第一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展望未来机会与威胁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只要能保持国家的稳定，打击腐败，调整国家政策，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7、民众信仰的缺失及未来社会的精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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