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有点长，希望大家有耐心 ...

前段时间写了博文，要求自己老老实实“独善吾身”，不要关心政治，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近还是考虑了不少政治问题，不写出来怕憋坏了自己。所以政治题目对于我来说，并非所谓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而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习气。
民主问题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首要问题，反而对富强问题不那么关心了，因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不简单。就像我前两天转帖的经典文章《中国之经济实力》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小概率事件，二战后，真正成功的只有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有些国家一直看上去似乎有希望，但就是在门槛上，进不去。例如，阿根廷，80年代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然而一次经济危机，就让市民上垃圾堆拣东西吃，后来缓过来，但是成为发达国家已经没戏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也是阿根廷永远的疼。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世界上排名95位，实际购买力应该会更高一些，算是中等国家了，然而从中等到发达有一个非常高非常困难的槛，大部分国家都在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口栽倒了，而且一蹶不振。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必要站在世界的角度认真思考国家的富强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民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普选的，尤其是欧美强国，普遍的政治制度都是普选，而其他很多国家，无论是否作弊和操纵，普选的形式是有的，科特迪瓦刚刚爆发内战就是因为普选之后权力移交出现问题。而没有搞普选的，主要是中东国家和少数亚洲国家，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也都有普选制度。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述：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普选，而且连那些落后的非洲烂国家都搞普选！
面对这个陈述句，可能提出如下两个问题：
1，连安哥拉什么的都是普选国家，中国都没有普选，中国为什么连他们都不如？
2，那些国家都搞了普选，为什么还是烂国家？

其实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第一个陈述句，那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后面的两个问题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价值判断。这里就显示出差别了，不同的眼光会让人提出不同的问题，这里才是问题的关键。
前面一种思路把普选民主制度当作价值本身，没有普选就是烂，而后面一种思路把普选民主制度当作一种手段，普选了，国家还是烂，说明这个手段不一定好用。
民主不是价值，而是手段。
在政治领域，唯一的价值是：人民的福利以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普选民主制度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国家的富强实现第一个目标：人民的福利；而普选民主则有利于第二个目标：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看看世界历史中，这两个问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考察世界现代历史，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是在普选民主制度下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变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7、8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是国民党一党统治，韩国是军政权不断更替，新加坡和香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普选（新加坡有个装门面的选举样子）。台湾和韩国都是在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俱乐部之后，才成为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而这四个国家是二战后，世界上唯一实现国家富强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所有普选民主国家统统失败了（当然它们失败的原因很多），它们都在那个重要的台阶面前被一两次经济危机彻底打趴下，从此不得翻身。
我们再回溯过去，看看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揭开了世界民主革命的序幕，然而这个序幕也是大屠杀的序幕，中间历经折腾，直到现在的第五共和国才稳定下来。英国人在政治智慧上远高于法国，他们的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使他们的政治发展付出的代价小得多。而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历史包袱很小，它的民主进程相对来说也比较顺利，但即便是美国，也付出了一场南北战争的代价——很多人以为南北战争是黑奴战争，这是误解，实际上南北战争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统一，因此这是保卫国家宪政之战，而不仅仅是为了黑奴（黑奴问题只是导火索）。
实际上，西方欧美国家在民主革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也只有少数人才有选举权利，一般来说，刚开始，只有纳税达到一定程度的白人男性才有选举权，这个比例常常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直到1832年，“城市年收入十镑以上的房主，农村年收入十镑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年付十镑以上的长期佃农和年付五十镑以上租金的短期佃农才获得了选举权。”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妇女才获得选举权，法国则更晚，大概在二战前后。美国的黑人直到1965年才获得完整的选举权（在此之前的情况是比较混杂）。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日本和德国，它们基本上就是在帝制的基础上崛起成为发达国家的，并且在崛起过程中，因为要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后，才逐渐走向民主的道路。而此时，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早已完成，虽然战争的损失很大，但是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
我们发现，就连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它们也不是在普选民主之后成为强国的，而是成为强国之后，才搞普选民主。综合世界现代史，我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搞完民主普选之后实现国家富强的。只有实现国家富强之后，才搞民主普选。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结论，因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除极个别例外小国）都是民主普选国家，而且尤其大部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民主和富强联系在一起，以为这两者之间天生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普选民主和富强常常是有矛盾的，普选民主很可能破坏国家的富强进程。这是观察历史得出的结论。
我可能没有能力对这一问题提出足够满意和成熟的解释，只能提出一些猜想：
1，        民主的代价极其高昂，尤其对于民主经验不丰富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以我在法国生活的经验和对政治的观察，民主是好东西，但是成本极高。多党争执所产生的内耗，极大地消耗了社会财富，也极大的消耗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多党轮转导致的政策可持续性不强。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民主的印度经济发展远不如中国，其实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二战以后，经济奇迹从来就没有在民主国家中实现过。民主的高成本是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承认，奔驰车确实是好车。如果年收入百万的人家买回去，那是享受人生；如果年收入十万的人家买回去，那是自找苦吃。当然，一党制也不一定就有效率，世界上专制烂国也有很多，也没有效率。开明集权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是最有效率的，而且是后发国家进行赶超唯一成功的政治模式。
2，        效率和公平是有矛盾的，民主更强调公平。很多人都在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毫无疑问，这些批评是正确合理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就是奠基在这些血汗工厂之上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殖民地人民的尸体和资源）。它们当年为了富强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学过近代史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3，        西方的民主进程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进程（最冒进的法国付出的代价最大），选举团体和底层民众的政治权利是逐渐获取的。今天我们对此通常都持批判的态度，然而却忽视了这个缓慢进程的正面价值。因为缓慢，它是逐步改良的，所以保持了社会的连续性，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关系是逐步调整，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冲击。然而，二战以后的后发国家，在民主过程，虽然可以获得前人的经验，但是也丧失了逐步改良的可能性。今天的民主转型国家，当它们搞选举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对选举权进行任何限制了（除了年龄），搞普选只能一步到位，社会阶层间的调整就变得很困难，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激烈爆发，如果社会财富不足，国家很快就一蹶不振。而发达国家一方面有足够的社会财富进行调整，回旋余地大得多；另一方面，人的文化水平较高，素质也高得多，社会谈判和调整能力比较强。实际上，台湾和韩国在实现普选民主之后的经济表现相比起飞之时，差得太远了。但是因为前面的底子厚，社会的耐冲击能力相对强得多。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民主，而是民生，是富强。只有先积累足够的社会财富，才能谈得到其他问题。民主是好东西，但也是奢侈品，价格不菲，是不是现在就玩得起，需要三思。当然，这也不是说，政治体制就应当毫无作为，改良是必须的，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快，政治体制必须适应形势，进行改良，但是如果搞冲击式的民主革命，最后只能是自废武功，人民的福利和公平正义，这些真正的普世价值，一个都实现不了，只能是唾沫横飞之后的一地鸡毛。

前段时间写了博文，要求自己老老实实“独善吾身”，不要关心政治，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近还是考虑了不少政治问题，不写出来怕憋坏了自己。所以政治题目对于我来说，并非所谓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而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习气。
民主问题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首要问题，反而对富强问题不那么关心了，因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不简单。就像我前两天转帖的经典文章《中国之经济实力》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小概率事件，二战后，真正成功的只有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有些国家一直看上去似乎有希望，但就是在门槛上，进不去。例如，阿根廷，80年代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然而一次经济危机，就让市民上垃圾堆拣东西吃，后来缓过来，但是成为发达国家已经没戏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也是阿根廷永远的疼。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世界上排名95位，实际购买力应该会更高一些，算是中等国家了，然而从中等到发达有一个非常高非常困难的槛，大部分国家都在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口栽倒了，而且一蹶不振。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必要站在世界的角度认真思考国家的富强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民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普选的，尤其是欧美强国，普遍的政治制度都是普选，而其他很多国家，无论是否作弊和操纵，普选的形式是有的，科特迪瓦刚刚爆发内战就是因为普选之后权力移交出现问题。而没有搞普选的，主要是中东国家和少数亚洲国家，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也都有普选制度。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述：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普选，而且连那些落后的非洲烂国家都搞普选！
面对这个陈述句，可能提出如下两个问题：
1，连安哥拉什么的都是普选国家，中国都没有普选，中国为什么连他们都不如？
2，那些国家都搞了普选，为什么还是烂国家？

其实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第一个陈述句，那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后面的两个问题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价值判断。这里就显示出差别了，不同的眼光会让人提出不同的问题，这里才是问题的关键。
前面一种思路把普选民主制度当作价值本身，没有普选就是烂，而后面一种思路把普选民主制度当作一种手段，普选了，国家还是烂，说明这个手段不一定好用。
民主不是价值，而是手段。
在政治领域，唯一的价值是：人民的福利以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普选民主制度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国家的富强实现第一个目标：人民的福利；而普选民主则有利于第二个目标：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们看看世界历史中，这两个问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考察世界现代历史，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是在普选民主制度下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变成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在7、8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是国民党一党统治，韩国是军政权不断更替，新加坡和香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普选（新加坡有个装门面的选举样子）。台湾和韩国都是在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俱乐部之后，才成为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而这四个国家是二战后，世界上唯一实现国家富强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所有普选民主国家统统失败了（当然它们失败的原因很多），它们都在那个重要的台阶面前被一两次经济危机彻底打趴下，从此不得翻身。
我们再回溯过去，看看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揭开了世界民主革命的序幕，然而这个序幕也是大屠杀的序幕，中间历经折腾，直到现在的第五共和国才稳定下来。英国人在政治智慧上远高于法国，他们的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使他们的政治发展付出的代价小得多。而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历史包袱很小，它的民主进程相对来说也比较顺利，但即便是美国，也付出了一场南北战争的代价——很多人以为南北战争是黑奴战争，这是误解，实际上南北战争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统一，因此这是保卫国家宪政之战，而不仅仅是为了黑奴（黑奴问题只是导火索）。
实际上，西方欧美国家在民主革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也只有少数人才有选举权利，一般来说，刚开始，只有纳税达到一定程度的白人男性才有选举权，这个比例常常只有百分之十左右，直到1832年，“城市年收入十镑以上的房主，农村年收入十镑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年付十镑以上的长期佃农和年付五十镑以上租金的短期佃农才获得了选举权。”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妇女才获得选举权，法国则更晚，大概在二战前后。美国的黑人直到1965年才获得完整的选举权（在此之前的情况是比较混杂）。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日本和德国，它们基本上就是在帝制的基础上崛起成为发达国家的，并且在崛起过程中，因为要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后，才逐渐走向民主的道路。而此时，它们的工业化进程早已完成，虽然战争的损失很大，但是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
我们发现，就连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它们也不是在普选民主之后成为强国的，而是成为强国之后，才搞普选民主。综合世界现代史，我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搞完民主普选之后实现国家富强的。只有实现国家富强之后，才搞民主普选。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结论，因为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除极个别例外小国）都是民主普选国家，而且尤其大部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民主和富强联系在一起，以为这两者之间天生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普选民主和富强常常是有矛盾的，普选民主很可能破坏国家的富强进程。这是观察历史得出的结论。
我可能没有能力对这一问题提出足够满意和成熟的解释，只能提出一些猜想：
1，        民主的代价极其高昂，尤其对于民主经验不丰富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以我在法国生活的经验和对政治的观察，民主是好东西，但是成本极高。多党争执所产生的内耗，极大地消耗了社会财富，也极大的消耗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多党轮转导致的政策可持续性不强。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民主的印度经济发展远不如中国，其实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二战以后，经济奇迹从来就没有在民主国家中实现过。民主的高成本是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承认，奔驰车确实是好车。如果年收入百万的人家买回去，那是享受人生；如果年收入十万的人家买回去，那是自找苦吃。当然，一党制也不一定就有效率，世界上专制烂国也有很多，也没有效率。开明集权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是最有效率的，而且是后发国家进行赶超唯一成功的政治模式。
2，        效率和公平是有矛盾的，民主更强调公平。很多人都在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毫无疑问，这些批评是正确合理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就是奠基在这些血汗工厂之上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殖民地人民的尸体和资源）。它们当年为了富强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学过近代史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3，        西方的民主进程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进程（最冒进的法国付出的代价最大），选举团体和底层民众的政治权利是逐渐获取的。今天我们对此通常都持批判的态度，然而却忽视了这个缓慢进程的正面价值。因为缓慢，它是逐步改良的，所以保持了社会的连续性，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关系是逐步调整，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冲击。然而，二战以后的后发国家，在民主过程，虽然可以获得前人的经验，但是也丧失了逐步改良的可能性。今天的民主转型国家，当它们搞选举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对选举权进行任何限制了（除了年龄），搞普选只能一步到位，社会阶层间的调整就变得很困难，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激烈爆发，如果社会财富不足，国家很快就一蹶不振。而发达国家一方面有足够的社会财富进行调整，回旋余地大得多；另一方面，人的文化水平较高，素质也高得多，社会谈判和调整能力比较强。实际上，台湾和韩国在实现普选民主之后的经济表现相比起飞之时，差得太远了。但是因为前面的底子厚，社会的耐冲击能力相对强得多。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民主，而是民生，是富强。只有先积累足够的社会财富，才能谈得到其他问题。民主是好东西，但也是奢侈品，价格不菲，是不是现在就玩得起，需要三思。当然，这也不是说，政治体制就应当毫无作为，改良是必须的，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快，政治体制必须适应形势，进行改良，但是如果搞冲击式的民主革命，最后只能是自废武功，人民的福利和公平正义，这些真正的普世价值，一个都实现不了，只能是唾沫横飞之后的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