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乡骗县骗到国务院 中央寄望媒体监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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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决定删除针对媒体的罚则。显见长期下来的“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问题，终于迫使北京考虑到了媒体监督。

　　《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6月初爆发的山西黑砖窑案，突显出地方官对于天灾人祸的麻木态度。其实，早在6月7日黑砖窑案爆发之前，从4月底山西警方即接连救出奴工，但一点也没有警觉到该案的严重性。

　　直到事后追查，洪洞县九十三个砖窑中只有两家合法，还有1883个失踪案，失踪人口除西藏、台湾没有外，全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失踪案例。之后，中共中央连下批示彻查该案。至此洪洞县县委、县长才感到兹事体大，而当地警方甚至没有将该案向县委、县长报告。其麻木程度，令人咋舌。

　　至于瞒报灾情，更是地方发生突发事件后经常使用的掩盖手段。远的不说，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金江镇凤凰岭煤矿5月24日发生一起突发事故，当时矿主报告该起事故死亡二人，随后在有关部门督促下，承认该起事故死亡七人。有关部门再进一步调查，这起矿难实际死亡人数为十三人。

　　6月24日晚上十时多，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的原子沟煤矿突发透水事故。事故发生后，矿方在没有上报安全监督部门的情况下，擅自将伤者转移至陕西韩城一家医院，并且在第二天仓卒遣散矿里一百多名矿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灾难，当地地方官也是在民众举报后，才开始进行调查。

　　并不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不痛恨地方瞒报灾情的情况，甚至有矿主因瞒报灾情被处无期徒刑，也有地方官遭到撤职；但是，在保利益、保官位的思维下，瞒报灾情仍然层出不穷。

　　制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主要背景之一，就是SARS时隐瞒疫情。但是，草案初始却对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等情况，处以五万到十万元人民币的罚责。当时就有媒体直接询问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如果政府一方面瞒报或者发布不实的信息，然后它又执行处罚记者的责任，这样公平吗？”

　　修订后的草案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各界反对声浪之下，删除了处罚条文。此举算是顺应了民情，某个程度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已认知透过新闻媒体揭弊可以防弊、媒体报导有助减缓灾情扩散等等功能。但是，新闻媒体相对于地方官，能掌握的力量、信息并不对称，官场上的制度问题，恐怕会使得地方官继续采取隐瞒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争议中赞成删除处罚条文，原因之一在于该条文不利于政府形象，第二个原因竟然是，“中国现有的媒体管理规定比草案的规定更为全面严格，许多其它法律责任形式都比罚款更为有效”。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决定删除针对媒体的罚则。显见长期下来的“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问题，终于迫使北京考虑到了媒体监督。

　　《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6月初爆发的山西黑砖窑案，突显出地方官对于天灾人祸的麻木态度。其实，早在6月7日黑砖窑案爆发之前，从4月底山西警方即接连救出奴工，但一点也没有警觉到该案的严重性。

　　直到事后追查，洪洞县九十三个砖窑中只有两家合法，还有1883个失踪案，失踪人口除西藏、台湾没有外，全大陆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失踪案例。之后，中共中央连下批示彻查该案。至此洪洞县县委、县长才感到兹事体大，而当地警方甚至没有将该案向县委、县长报告。其麻木程度，令人咋舌。

　　至于瞒报灾情，更是地方发生突发事件后经常使用的掩盖手段。远的不说，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金江镇凤凰岭煤矿5月24日发生一起突发事故，当时矿主报告该起事故死亡二人，随后在有关部门督促下，承认该起事故死亡七人。有关部门再进一步调查，这起矿难实际死亡人数为十三人。

　　6月24日晚上十时多，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的原子沟煤矿突发透水事故。事故发生后，矿方在没有上报安全监督部门的情况下，擅自将伤者转移至陕西韩城一家医院，并且在第二天仓卒遣散矿里一百多名矿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灾难，当地地方官也是在民众举报后，才开始进行调查。

　　并不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不痛恨地方瞒报灾情的情况，甚至有矿主因瞒报灾情被处无期徒刑，也有地方官遭到撤职；但是，在保利益、保官位的思维下，瞒报灾情仍然层出不穷。

　　制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的主要背景之一，就是SARS时隐瞒疫情。但是，草案初始却对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等情况，处以五万到十万元人民币的罚责。当时就有媒体直接询问草案起草人之一的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如果政府一方面瞒报或者发布不实的信息，然后它又执行处罚记者的责任，这样公平吗？”

　　修订后的草案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各界反对声浪之下，删除了处罚条文。此举算是顺应了民情，某个程度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已认知透过新闻媒体揭弊可以防弊、媒体报导有助减缓灾情扩散等等功能。但是，新闻媒体相对于地方官，能掌握的力量、信息并不对称，官场上的制度问题，恐怕会使得地方官继续采取隐瞒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争议中赞成删除处罚条文，原因之一在于该条文不利于政府形象，第二个原因竟然是，“中国现有的媒体管理规定比草案的规定更为全面严格，许多其它法律责任形式都比罚款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