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透视我党首部自我监督条例 权利监督从中央做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18:04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
■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和最高层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条例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入冬。北京。
在古都某个不惹人注目的宾馆里，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众所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将在这个会上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它很自然地引起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转型期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之际，人们更是寄望：新条例可以成为推进执政党清除腐败、完善自身、与时俱进的有力武器。
条例的制定显得很低调。但11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党内监督条例的起草工作进展顺利的消息后，即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从今年初的寒峭之中开始启动至今，《党内监督条例》已经进行了数次修改与意见征询。
突破：权力监督从中央做起
有关人士透露，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当着全体中纪委委员的面明确说：“这里，我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
胡锦涛的讲话透露出极强的政治信号：作为最高权力层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也在考虑纳入监督范围。
接下来的事实表明，最高层的这种决心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起草完毕的《党内监督条例》中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中央政治局要向全委会报告工作；监督的重点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
“它的意义无疑非常重大。”从事党建研究多年、参与过条例意见征集和修改的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说，根据党章规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其工作报告要接受党代会的审查。但对于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章并没有相应的规定。条例中明确提出“报告工作”制度，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层也要接受监督。
实际上，这一规定已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行过实际“演练”，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人民网对此发文指出：这体现了“由谁产生、向谁负责”的民主原则，使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加明确。还有舆论评价说，这是中央对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最新努力。
近年来，李嘉廷、刘方仁、丛福奎、程维高等省部级干部相继“落马”，“谁来监督一把手”的命题被广泛提出，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最高层主动接受监督显然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从现实层面上看，权力层越高，监督的技术操作就越费思量。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何建立一套既使基层官员、也使高级干部甚至是最高层领导都能受到有效监督的机制？这一点，《党内监督条例》破了题。
“内外兼修”
党内监督根本来说是对权力的监督，这是诸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者们的共识。
那么，对权力的监督表现在两个环节上，一是决策，二是执行。
在以往，重大决策上的“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历来为众人诟病。条例试图对这个“痼疾”作出一些规定。
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说，以后在重大决策方面规定了严密的程序，比如有大额度的投资开发建设项目，不能个人决定；有些不仅是常委讨论，还要交由全委会定夺。
而在执行方面，则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诸多问题。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寻找到一条有效道路：实行党内分权。
如何分？
即把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在党内自成体系，各司其职。
然而现实的党内权力架构是，实施监督权的纪委，在地方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难以做到“自己对自己的监督”。
那么，能不能把监督系统独立出来，由中央垂直领导，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呢？
“起草条例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跟党章有抵触。”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专家任铁英说，各级纪委的归属权问题，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体制，不可能由一个监督条例来体现。而充分体现基层党内权力分解的党代会常任制，尽管学术界要求将之写入条例的呼声很高，但同属于与党章“抵触”，任铁英表示，条例不会涉及这方面内容，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但据了解，巡视制度在条例中将被固定下来。今年3月开始，由中纪委、中组部组成的巡视工作组，对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五省开展巡视。
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一定收效，党内监督问题研究专家李永忠表示，巡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加强了对地方权力、尤其是地方高级官员的监督，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腐败分子。
除报告工作制度、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巡视制度外，条例还吸收了多年来各地党内监督的经验，譬如重大事件的情况通报制度；述职述廉的制度；领导推荐负责制等。
述职述廉，指领导干部在以往述职的基础上，还加上要向群众报告自己的廉政情况，接受群众监督；而领导推荐责任制，则是从《干部选拔任免条例》“嫁接”而来，即推荐某人任领导职务，若查出被推荐者在推荐前的一些问题，推荐人要承担失察的连带责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通报情况制度，就是党内发生的重大事情，必须向党代表通报，不通报就要受到处理。”叶笃初教授说，重大情况通报制度解决了普通党员的知情权问题，而在以前，很多情况无法抵达基层，“如果连情况都不知道，谈何民主？”
《党内监督条例》还给普通党员和群众提供了更多民主参与的渠道。在未来，我们将在条例上看到类似的“白纸黑字”：党员群众不仅可以就有关问题信访，还可以要求信访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党员群众有权申诉、控诉、检举、揭发，有关部门和人员不能破坏压制、打击报复，否则将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这一切，都贯穿了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准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数十个条款，一万余字，这一部条例，涉及到的不仅是6800多万党员，还有全国人民对于一个执政党的要求和希望。
所以，《党内监督条例》中用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外部监督利于党的自我完善。
除传统的民主党派监督被正式写入条例外，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它的表述显得意味深长：尊重舆论是施行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从事实出发的新闻舆论监督应该得到保护。
十三年磨一剑
一部影响全党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法规，它的诞生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追寻历史，可以回溯至23年前。
1980年2月29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思想认识上，均百废待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鲜明地表述道：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这种自我监督的要求和思想，在十年后开始朝向切实可行的法规努力。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
然而，这之后，条例并没有马上出来。
长期关注党内监督问题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解释，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为任何法规的出台都需要积累经验，需要深化认识，需要在党内形成普遍的共识和要求，有历史条件限制，甚至还要付出代价。”
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党的十五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六大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迅猛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奠下基础。
而全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生活里形成。日益凸现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问题，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催生条例的角色。
“不仅群众意愿强烈，党中央高层也认识到，腐败问题是我党面临的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央纪委一位官员表示，“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希望通过治本的方式，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而十六大的一个着重点，“党内民主”是会上最浓墨重彩强调的词汇之一。会后，沉寂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重新启动。
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不仅仅是反腐
《党内监督条例》从重新启动伊始就受到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表明，人们对它的期望值甚高。
“主要是基于对腐败现象的怨气。”由于条例制定之初，反腐是重要动因之一，因而不少人直接将之称为“反腐败条例”。
“这样的认识太狭隘、太片面了。”叶笃初教授说，制定这个条例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多抓几个腐败分子，更是为了推进党内民主，希望建立一个有效完备的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发扬民主，促进肌体健康。
“监督也是为了体现民主。”陈登才教授表示，条例重在治本，因为系统理顺了，民主发展了，普通党员的意见能得到尊重了，权力得到保障了，腐败行为自然就会得到遏制。“制定条例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而是要从机理上理顺。一个良性的肌体，就不会有腐败发生。”
当然，这部条例更多是现有经验的集合，一些规定还是原则性的，因此一些专家认为，下一步应推出配套的改革和可操作的举措，以充分发挥条例的作用。
面对这些意见，李永忠认为，不要期待一部条例解决所有的问题，许多东西尚待日后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补充和完善。条例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奠定了它的里程碑作用，它的诞生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突破意义和昭示作用。
“就像小孩要经历很多过程才能长大，不能因为它蹒跚，走得不够坚实，我们就否定这个生命的价值。只要他能站起来往前走，哪怕很小的一步，你也要鼓励他。”一位专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
■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和最高层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条例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入冬。北京。
在古都某个不惹人注目的宾馆里，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众所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将在这个会上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它很自然地引起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转型期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之际，人们更是寄望：新条例可以成为推进执政党清除腐败、完善自身、与时俱进的有力武器。
条例的制定显得很低调。但11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党内监督条例的起草工作进展顺利的消息后，即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从今年初的寒峭之中开始启动至今，《党内监督条例》已经进行了数次修改与意见征询。
突破：权力监督从中央做起
有关人士透露，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当着全体中纪委委员的面明确说：“这里，我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
胡锦涛的讲话透露出极强的政治信号：作为最高权力层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也在考虑纳入监督范围。
接下来的事实表明，最高层的这种决心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起草完毕的《党内监督条例》中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中央政治局要向全委会报告工作；监督的重点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
“它的意义无疑非常重大。”从事党建研究多年、参与过条例意见征集和修改的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说，根据党章规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其工作报告要接受党代会的审查。但对于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章并没有相应的规定。条例中明确提出“报告工作”制度，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层也要接受监督。
实际上，这一规定已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行过实际“演练”，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人民网对此发文指出：这体现了“由谁产生、向谁负责”的民主原则，使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加明确。还有舆论评价说，这是中央对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最新努力。
近年来，李嘉廷、刘方仁、丛福奎、程维高等省部级干部相继“落马”，“谁来监督一把手”的命题被广泛提出，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最高层主动接受监督显然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从现实层面上看，权力层越高，监督的技术操作就越费思量。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何建立一套既使基层官员、也使高级干部甚至是最高层领导都能受到有效监督的机制？这一点，《党内监督条例》破了题。
“内外兼修”
党内监督根本来说是对权力的监督，这是诸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者们的共识。
那么，对权力的监督表现在两个环节上，一是决策，二是执行。
在以往，重大决策上的“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历来为众人诟病。条例试图对这个“痼疾”作出一些规定。
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说，以后在重大决策方面规定了严密的程序，比如有大额度的投资开发建设项目，不能个人决定；有些不仅是常委讨论，还要交由全委会定夺。
而在执行方面，则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诸多问题。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寻找到一条有效道路：实行党内分权。
如何分？
即把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在党内自成体系，各司其职。
然而现实的党内权力架构是，实施监督权的纪委，在地方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难以做到“自己对自己的监督”。
那么，能不能把监督系统独立出来，由中央垂直领导，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呢？
“起草条例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跟党章有抵触。”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专家任铁英说，各级纪委的归属权问题，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体制，不可能由一个监督条例来体现。而充分体现基层党内权力分解的党代会常任制，尽管学术界要求将之写入条例的呼声很高，但同属于与党章“抵触”，任铁英表示，条例不会涉及这方面内容，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但据了解，巡视制度在条例中将被固定下来。今年3月开始，由中纪委、中组部组成的巡视工作组，对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五省开展巡视。
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一定收效，党内监督问题研究专家李永忠表示，巡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加强了对地方权力、尤其是地方高级官员的监督，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腐败分子。
除报告工作制度、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巡视制度外，条例还吸收了多年来各地党内监督的经验，譬如重大事件的情况通报制度；述职述廉的制度；领导推荐负责制等。
述职述廉，指领导干部在以往述职的基础上，还加上要向群众报告自己的廉政情况，接受群众监督；而领导推荐责任制，则是从《干部选拔任免条例》“嫁接”而来，即推荐某人任领导职务，若查出被推荐者在推荐前的一些问题，推荐人要承担失察的连带责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通报情况制度，就是党内发生的重大事情，必须向党代表通报，不通报就要受到处理。”叶笃初教授说，重大情况通报制度解决了普通党员的知情权问题，而在以前，很多情况无法抵达基层，“如果连情况都不知道，谈何民主？”
《党内监督条例》还给普通党员和群众提供了更多民主参与的渠道。在未来，我们将在条例上看到类似的“白纸黑字”：党员群众不仅可以就有关问题信访，还可以要求信访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党员群众有权申诉、控诉、检举、揭发，有关部门和人员不能破坏压制、打击报复，否则将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这一切，都贯穿了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准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数十个条款，一万余字，这一部条例，涉及到的不仅是6800多万党员，还有全国人民对于一个执政党的要求和希望。
所以，《党内监督条例》中用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外部监督利于党的自我完善。
除传统的民主党派监督被正式写入条例外，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它的表述显得意味深长：尊重舆论是施行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从事实出发的新闻舆论监督应该得到保护。
十三年磨一剑
一部影响全党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法规，它的诞生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追寻历史，可以回溯至23年前。
1980年2月29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思想认识上，均百废待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鲜明地表述道：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这种自我监督的要求和思想，在十年后开始朝向切实可行的法规努力。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
然而，这之后，条例并没有马上出来。
长期关注党内监督问题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解释，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为任何法规的出台都需要积累经验，需要深化认识，需要在党内形成普遍的共识和要求，有历史条件限制，甚至还要付出代价。”
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党的十五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六大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迅猛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奠下基础。
而全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生活里形成。日益凸现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问题，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催生条例的角色。
“不仅群众意愿强烈，党中央高层也认识到，腐败问题是我党面临的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央纪委一位官员表示，“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希望通过治本的方式，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而十六大的一个着重点，“党内民主”是会上最浓墨重彩强调的词汇之一。会后，沉寂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重新启动。
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不仅仅是反腐
《党内监督条例》从重新启动伊始就受到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表明，人们对它的期望值甚高。
“主要是基于对腐败现象的怨气。”由于条例制定之初，反腐是重要动因之一，因而不少人直接将之称为“反腐败条例”。
“这样的认识太狭隘、太片面了。”叶笃初教授说，制定这个条例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多抓几个腐败分子，更是为了推进党内民主，希望建立一个有效完备的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发扬民主，促进肌体健康。
“监督也是为了体现民主。”陈登才教授表示，条例重在治本，因为系统理顺了，民主发展了，普通党员的意见能得到尊重了，权力得到保障了，腐败行为自然就会得到遏制。“制定条例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而是要从机理上理顺。一个良性的肌体，就不会有腐败发生。”
当然，这部条例更多是现有经验的集合，一些规定还是原则性的，因此一些专家认为，下一步应推出配套的改革和可操作的举措，以充分发挥条例的作用。
面对这些意见，李永忠认为，不要期待一部条例解决所有的问题，许多东西尚待日后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补充和完善。条例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奠定了它的里程碑作用，它的诞生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突破意义和昭示作用。
“就像小孩要经历很多过程才能长大，不能因为它蹒跚，走得不够坚实，我们就否定这个生命的价值。只要他能站起来往前走，哪怕很小的一步，你也要鼓励他。”一位专家说。
■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和最高层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条例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入冬。北京。
在古都某个不惹人注目的宾馆里，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众所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将在这个会上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它很自然地引起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转型期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之际，人们更是寄望：新条例可以成为推进执政党清除腐败、完善自身、与时俱进的有力武器。
条例的制定显得很低调。但11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党内监督条例的起草工作进展顺利的消息后，即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从今年初的寒峭之中开始启动至今，《党内监督条例》已经进行了数次修改与意见征询。
突破：权力监督从中央做起
有关人士透露，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当着全体中纪委委员的面明确说：“这里，我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
胡锦涛的讲话透露出极强的政治信号：作为最高权力层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也在考虑纳入监督范围。
接下来的事实表明，最高层的这种决心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起草完毕的《党内监督条例》中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中央政治局要向全委会报告工作；监督的重点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
“它的意义无疑非常重大。”从事党建研究多年、参与过条例意见征集和修改的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说，根据党章规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其工作报告要接受党代会的审查。但对于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章并没有相应的规定。条例中明确提出“报告工作”制度，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层也要接受监督。
实际上，这一规定已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行过实际“演练”，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人民网对此发文指出：这体现了“由谁产生、向谁负责”的民主原则，使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加明确。还有舆论评价说，这是中央对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最新努力。
近年来，李嘉廷、刘方仁、丛福奎、程维高等省部级干部相继“落马”，“谁来监督一把手”的命题被广泛提出，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最高层主动接受监督显然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从现实层面上看，权力层越高，监督的技术操作就越费思量。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何建立一套既使基层官员、也使高级干部甚至是最高层领导都能受到有效监督的机制？这一点，《党内监督条例》破了题。
“内外兼修”
党内监督根本来说是对权力的监督，这是诸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者们的共识。
那么，对权力的监督表现在两个环节上，一是决策，二是执行。
在以往，重大决策上的“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历来为众人诟病。条例试图对这个“痼疾”作出一些规定。
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说，以后在重大决策方面规定了严密的程序，比如有大额度的投资开发建设项目，不能个人决定；有些不仅是常委讨论，还要交由全委会定夺。
而在执行方面，则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诸多问题。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寻找到一条有效道路：实行党内分权。
如何分？
即把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在党内自成体系，各司其职。
然而现实的党内权力架构是，实施监督权的纪委，在地方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难以做到“自己对自己的监督”。
那么，能不能把监督系统独立出来，由中央垂直领导，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呢？
“起草条例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跟党章有抵触。”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专家任铁英说，各级纪委的归属权问题，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体制，不可能由一个监督条例来体现。而充分体现基层党内权力分解的党代会常任制，尽管学术界要求将之写入条例的呼声很高，但同属于与党章“抵触”，任铁英表示，条例不会涉及这方面内容，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但据了解，巡视制度在条例中将被固定下来。今年3月开始，由中纪委、中组部组成的巡视工作组，对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五省开展巡视。
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一定收效，党内监督问题研究专家李永忠表示，巡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加强了对地方权力、尤其是地方高级官员的监督，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腐败分子。
除报告工作制度、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巡视制度外，条例还吸收了多年来各地党内监督的经验，譬如重大事件的情况通报制度；述职述廉的制度；领导推荐负责制等。
述职述廉，指领导干部在以往述职的基础上，还加上要向群众报告自己的廉政情况，接受群众监督；而领导推荐责任制，则是从《干部选拔任免条例》“嫁接”而来，即推荐某人任领导职务，若查出被推荐者在推荐前的一些问题，推荐人要承担失察的连带责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通报情况制度，就是党内发生的重大事情，必须向党代表通报，不通报就要受到处理。”叶笃初教授说，重大情况通报制度解决了普通党员的知情权问题，而在以前，很多情况无法抵达基层，“如果连情况都不知道，谈何民主？”
《党内监督条例》还给普通党员和群众提供了更多民主参与的渠道。在未来，我们将在条例上看到类似的“白纸黑字”：党员群众不仅可以就有关问题信访，还可以要求信访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党员群众有权申诉、控诉、检举、揭发，有关部门和人员不能破坏压制、打击报复，否则将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这一切，都贯穿了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准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数十个条款，一万余字，这一部条例，涉及到的不仅是6800多万党员，还有全国人民对于一个执政党的要求和希望。
所以，《党内监督条例》中用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外部监督利于党的自我完善。
除传统的民主党派监督被正式写入条例外，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它的表述显得意味深长：尊重舆论是施行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从事实出发的新闻舆论监督应该得到保护。
十三年磨一剑
一部影响全党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法规，它的诞生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追寻历史，可以回溯至23年前。
1980年2月29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思想认识上，均百废待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鲜明地表述道：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这种自我监督的要求和思想，在十年后开始朝向切实可行的法规努力。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
然而，这之后，条例并没有马上出来。
长期关注党内监督问题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解释，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为任何法规的出台都需要积累经验，需要深化认识，需要在党内形成普遍的共识和要求，有历史条件限制，甚至还要付出代价。”
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党的十五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六大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迅猛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奠下基础。
而全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生活里形成。日益凸现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问题，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催生条例的角色。
“不仅群众意愿强烈，党中央高层也认识到，腐败问题是我党面临的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央纪委一位官员表示，“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希望通过治本的方式，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而十六大的一个着重点，“党内民主”是会上最浓墨重彩强调的词汇之一。会后，沉寂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重新启动。
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不仅仅是反腐
《党内监督条例》从重新启动伊始就受到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表明，人们对它的期望值甚高。
“主要是基于对腐败现象的怨气。”由于条例制定之初，反腐是重要动因之一，因而不少人直接将之称为“反腐败条例”。
“这样的认识太狭隘、太片面了。”叶笃初教授说，制定这个条例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多抓几个腐败分子，更是为了推进党内民主，希望建立一个有效完备的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发扬民主，促进肌体健康。
“监督也是为了体现民主。”陈登才教授表示，条例重在治本，因为系统理顺了，民主发展了，普通党员的意见能得到尊重了，权力得到保障了，腐败行为自然就会得到遏制。“制定条例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而是要从机理上理顺。一个良性的肌体，就不会有腐败发生。”
当然，这部条例更多是现有经验的集合，一些规定还是原则性的，因此一些专家认为，下一步应推出配套的改革和可操作的举措，以充分发挥条例的作用。
面对这些意见，李永忠认为，不要期待一部条例解决所有的问题，许多东西尚待日后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补充和完善。条例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奠定了它的里程碑作用，它的诞生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突破意义和昭示作用。
“就像小孩要经历很多过程才能长大，不能因为它蹒跚，走得不够坚实，我们就否定这个生命的价值。只要他能站起来往前走，哪怕很小的一步，你也要鼓励他。”一位专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
■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和最高层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条例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入冬。北京。
在古都某个不惹人注目的宾馆里，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众所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将在这个会上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执政54年来，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它很自然地引起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转型期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之际，人们更是寄望：新条例可以成为推进执政党清除腐败、完善自身、与时俱进的有力武器。
条例的制定显得很低调。但11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党内监督条例的起草工作进展顺利的消息后，即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从今年初的寒峭之中开始启动至今，《党内监督条例》已经进行了数次修改与意见征询。
突破：权力监督从中央做起
有关人士透露，条例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党内监督要从中央开始。这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共权力结构的传统观念。
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就当着全体中纪委委员的面明确说：“这里，我郑重地向同志们表个态，在党风廉政方面自己一定以身作则，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进行监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
胡锦涛的讲话透露出极强的政治信号：作为最高权力层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也在考虑纳入监督范围。
接下来的事实表明，最高层的这种决心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起草完毕的《党内监督条例》中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中央政治局要向全委会报告工作；监督的重点在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
“它的意义无疑非常重大。”从事党建研究多年、参与过条例意见征集和修改的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说，根据党章规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其工作报告要接受党代会的审查。但对于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章并没有相应的规定。条例中明确提出“报告工作”制度，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层也要接受监督。
实际上，这一规定已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行过实际“演练”，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人民网对此发文指出：这体现了“由谁产生、向谁负责”的民主原则，使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加明确。还有舆论评价说，这是中央对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最新努力。
近年来，李嘉廷、刘方仁、丛福奎、程维高等省部级干部相继“落马”，“谁来监督一把手”的命题被广泛提出，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最高层主动接受监督显然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垂范作用。从现实层面上看，权力层越高，监督的技术操作就越费思量。胡锦涛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何建立一套既使基层官员、也使高级干部甚至是最高层领导都能受到有效监督的机制？这一点，《党内监督条例》破了题。
“内外兼修”
党内监督根本来说是对权力的监督，这是诸多《党内监督条例》起草者们的共识。
那么，对权力的监督表现在两个环节上，一是决策，二是执行。
在以往，重大决策上的“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历来为众人诟病。条例试图对这个“痼疾”作出一些规定。
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说，以后在重大决策方面规定了严密的程序，比如有大额度的投资开发建设项目，不能个人决定；有些不仅是常委讨论，还要交由全委会定夺。
而在执行方面，则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诸多问题。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寻找到一条有效道路：实行党内分权。
如何分？
即把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在党内自成体系，各司其职。
然而现实的党内权力架构是，实施监督权的纪委，在地方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难以做到“自己对自己的监督”。
那么，能不能把监督系统独立出来，由中央垂直领导，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呢？
“起草条例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跟党章有抵触。”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专家任铁英说，各级纪委的归属权问题，直接涉及党内领导体制，不可能由一个监督条例来体现。而充分体现基层党内权力分解的党代会常任制，尽管学术界要求将之写入条例的呼声很高，但同属于与党章“抵触”，任铁英表示，条例不会涉及这方面内容，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但据了解，巡视制度在条例中将被固定下来。今年3月开始，由中纪委、中组部组成的巡视工作组，对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五省开展巡视。
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一定收效，党内监督问题研究专家李永忠表示，巡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加强了对地方权力、尤其是地方高级官员的监督，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腐败分子。
除报告工作制度、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巡视制度外，条例还吸收了多年来各地党内监督的经验，譬如重大事件的情况通报制度；述职述廉的制度；领导推荐负责制等。
述职述廉，指领导干部在以往述职的基础上，还加上要向群众报告自己的廉政情况，接受群众监督；而领导推荐责任制，则是从《干部选拔任免条例》“嫁接”而来，即推荐某人任领导职务，若查出被推荐者在推荐前的一些问题，推荐人要承担失察的连带责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通报情况制度，就是党内发生的重大事情，必须向党代表通报，不通报就要受到处理。”叶笃初教授说，重大情况通报制度解决了普通党员的知情权问题，而在以前，很多情况无法抵达基层，“如果连情况都不知道，谈何民主？”
《党内监督条例》还给普通党员和群众提供了更多民主参与的渠道。在未来，我们将在条例上看到类似的“白纸黑字”：党员群众不仅可以就有关问题信访，还可以要求信访机关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党员群众有权申诉、控诉、检举、揭发，有关部门和人员不能破坏压制、打击报复，否则将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这一切，都贯穿了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准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数十个条款，一万余字，这一部条例，涉及到的不仅是6800多万党员，还有全国人民对于一个执政党的要求和希望。
所以，《党内监督条例》中用专门篇幅讨论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关系：外部监督利于党的自我完善。
除传统的民主党派监督被正式写入条例外，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条例中得以强化。
它的表述显得意味深长：尊重舆论是施行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从事实出发的新闻舆论监督应该得到保护。
十三年磨一剑
一部影响全党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法规，它的诞生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追寻历史，可以回溯至23年前。
1980年2月29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思想认识上，均百废待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鲜明地表述道：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这种自我监督的要求和思想，在十年后开始朝向切实可行的法规努力。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
然而，这之后，条例并没有马上出来。
长期关注党内监督问题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解释，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为任何法规的出台都需要积累经验，需要深化认识，需要在党内形成普遍的共识和要求，有历史条件限制，甚至还要付出代价。”
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党的十五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六大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迅猛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奠下基础。
而全社会的共识，也在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生活里形成。日益凸现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问题，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催生条例的角色。
“不仅群众意愿强烈，党中央高层也认识到，腐败问题是我党面临的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央纪委一位官员表示，“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希望通过治本的方式，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而十六大的一个着重点，“党内民主”是会上最浓墨重彩强调的词汇之一。会后，沉寂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重新启动。
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不仅仅是反腐
《党内监督条例》从重新启动伊始就受到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表明，人们对它的期望值甚高。
“主要是基于对腐败现象的怨气。”由于条例制定之初，反腐是重要动因之一，因而不少人直接将之称为“反腐败条例”。
“这样的认识太狭隘、太片面了。”叶笃初教授说，制定这个条例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多抓几个腐败分子，更是为了推进党内民主，希望建立一个有效完备的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发扬民主，促进肌体健康。
“监督也是为了体现民主。”陈登才教授表示，条例重在治本，因为系统理顺了，民主发展了，普通党员的意见能得到尊重了，权力得到保障了，腐败行为自然就会得到遏制。“制定条例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而是要从机理上理顺。一个良性的肌体，就不会有腐败发生。”
当然，这部条例更多是现有经验的集合，一些规定还是原则性的，因此一些专家认为，下一步应推出配套的改革和可操作的举措，以充分发挥条例的作用。
面对这些意见，李永忠认为，不要期待一部条例解决所有的问题，许多东西尚待日后实践中进一步检验、补充和完善。条例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奠定了它的里程碑作用，它的诞生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突破意义和昭示作用。
“就像小孩要经历很多过程才能长大，不能因为它蹒跚，走得不够坚实，我们就否定这个生命的价值。只要他能站起来往前走，哪怕很小的一步，你也要鼓励他。”一位专家说。
意義重大哦
晕死！
指望左手打右手？
巡视制度，有屁用！封建时代早就有御使巡查了！
指望左手打右手？
巡视制度，有屁用！封建时代早就有御使巡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