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特稿:【毛泽东回归还是制度创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31:25
联合早报1月13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文章指出,最近由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而引发的"毛泽东热"在海内外可说是方兴未艾。实际上,自从毛泽东逝世以来,"毛泽东热"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一些人崇拜毛泽东,视其为能够带来好运的神;一些人敬仰毛泽东,期望毛泽东精神的复活,但也不乏有人诋毁毛泽东,希望其永远从现实中消失。如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一样,毛泽东本人注定要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关毛泽东的话题之所以热得起来,是因为毛泽东或者他的为人、他的实践、他的思想理论和现实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相关性。这对怀念尊敬他的人和反对痛恨他的人都一样。但是这次毛泽东热和以往的历次"热"得不太一样。

  毛泽东热具"复兴"意味

  中共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领导层就把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提高到政治议程来重视。高层频频走访革命历史圣地,下面各级官员纷纷仿效,一时间成为一个风气。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热似乎超越出"热"的范围而具有了"复兴"的意味。

  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政府清廉、社会公平、人民利益优先,这些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之努力的政治实践。尽管第一代领导人在实践这些理想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很多实践和理想背道而驰,但这些理念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也成为了今天人们衡量党政官员行为的重要标准。

  社会中流传毛泽东时代为官为"人民",而今天则是为官为"人民币"的说法就是一种生动的表达。毛泽东所表达的诸多理想已经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消失了,但中国人民还在呼唤它们。

  对执政者来说,这些理想的复兴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民对执政者的信心,而且还可以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对党政官员构成意识形态的压力,从而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产生正面的效应。从一定程度上说,十六大以来,通过"复兴"毛泽东时代以"人民"为政策话语的做法已经为新领导层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政治氛围。

  尽管"复兴"毛泽东有其政治上的价值,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今天中国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得到解决,各种弊端并不能因此就能革除。原因很简单,较之毛泽东时代,今天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因素"已不存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主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即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而所有这三个因素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是在其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领袖个人的感召力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其他领袖人物可能和毛泽东持不同的意见,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的权威提出挑战。而在今天,这种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袖个人魅力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的领袖人物可以试图从毛泽东身上学到这样那样的品质,但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力会是非常有限的。很显然,毛泽东一代是建国者,而现在的领袖至多也只是国家的管理者。

  其次,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软"政治武器。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结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这种意识形态也就可以对那一代人发生影响。

  意识形态在当时一方面为执政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人民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指导和制约党政官员行为的有效软约束。今天,尽管还有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但其效用已经完全失去。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旧的意识形态还能够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

  社会政治弊端是毛泽东热动力

  执政党本身一直在强调与时俱进,挣脱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种执政党和人民都能认同的新意识形态确立之前,领导人很难求助于旧的意识形态因素来治理国家。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软"力量,那么基于共产党组织体系之上的政治动员是领导层连接人民、防止官僚体系腐败的最重要的"硬"力量。一党统治体制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党政官僚体制的腐败了。毛泽东对此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因此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来反对政治生活的官僚化,防止党政官员成为一个"新阶级"。

  毛泽东所认识到的所有官僚体制的弊端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中都存在,但恐怕没有领导人再去使用群众动员的方法。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保守政党,而群众动员则是保守主义的最大敌人。

  现实社会政治弊端无疑是今天毛泽东热背后的真正动力。人们怀念毛泽东、唤醒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的政治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政治人物来说,对毛泽东其人、其理念应当有更为理性的思考。

  在认识到毛泽东理想的政治效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毛泽东式的理念的实现,依靠的只能是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在缺失改革和创新的情况下,现存体制的弊端会越来越甚。反思过去为的是一个新的未来。联合早报1月13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文章指出,最近由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而引发的"毛泽东热"在海内外可说是方兴未艾。实际上,自从毛泽东逝世以来,"毛泽东热"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一些人崇拜毛泽东,视其为能够带来好运的神;一些人敬仰毛泽东,期望毛泽东精神的复活,但也不乏有人诋毁毛泽东,希望其永远从现实中消失。如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一样,毛泽东本人注定要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关毛泽东的话题之所以热得起来,是因为毛泽东或者他的为人、他的实践、他的思想理论和现实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相关性。这对怀念尊敬他的人和反对痛恨他的人都一样。但是这次毛泽东热和以往的历次"热"得不太一样。

  毛泽东热具"复兴"意味

  中共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领导层就把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提高到政治议程来重视。高层频频走访革命历史圣地,下面各级官员纷纷仿效,一时间成为一个风气。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热似乎超越出"热"的范围而具有了"复兴"的意味。

  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政府清廉、社会公平、人民利益优先,这些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之努力的政治实践。尽管第一代领导人在实践这些理想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很多实践和理想背道而驰,但这些理念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也成为了今天人们衡量党政官员行为的重要标准。

  社会中流传毛泽东时代为官为"人民",而今天则是为官为"人民币"的说法就是一种生动的表达。毛泽东所表达的诸多理想已经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消失了,但中国人民还在呼唤它们。

  对执政者来说,这些理想的复兴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民对执政者的信心,而且还可以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对党政官员构成意识形态的压力,从而对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产生正面的效应。从一定程度上说,十六大以来,通过"复兴"毛泽东时代以"人民"为政策话语的做法已经为新领导层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政治氛围。

  尽管"复兴"毛泽东有其政治上的价值,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今天中国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得到解决,各种弊端并不能因此就能革除。原因很简单,较之毛泽东时代,今天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因素"已不存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主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即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而所有这三个因素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是在其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领袖个人的感召力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其他领袖人物可能和毛泽东持不同的意见,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对毛泽东的权威提出挑战。而在今天,这种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袖个人魅力已经不复存在。

  现在的领袖人物可以试图从毛泽东身上学到这样那样的品质,但其在政治上的作用力会是非常有限的。很显然,毛泽东一代是建国者,而现在的领袖至多也只是国家的管理者。

  其次,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软"政治武器。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结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这种意识形态也就可以对那一代人发生影响。

  意识形态在当时一方面为执政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人民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指导和制约党政官员行为的有效软约束。今天,尽管还有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但其效用已经完全失去。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旧的意识形态还能够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

  社会政治弊端是毛泽东热动力

  执政党本身一直在强调与时俱进,挣脱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种执政党和人民都能认同的新意识形态确立之前,领导人很难求助于旧的意识形态因素来治理国家。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软"力量,那么基于共产党组织体系之上的政治动员是领导层连接人民、防止官僚体系腐败的最重要的"硬"力量。一党统治体制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党政官僚体制的腐败了。毛泽东对此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因此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来反对政治生活的官僚化,防止党政官员成为一个"新阶级"。

  毛泽东所认识到的所有官僚体制的弊端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中都存在,但恐怕没有领导人再去使用群众动员的方法。在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保守政党,而群众动员则是保守主义的最大敌人。

  现实社会政治弊端无疑是今天毛泽东热背后的真正动力。人们怀念毛泽东、唤醒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的政治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政治人物来说,对毛泽东其人、其理念应当有更为理性的思考。

  在认识到毛泽东理想的政治效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毛泽东式的理念的实现,依靠的只能是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在缺失改革和创新的情况下,现存体制的弊端会越来越甚。反思过去为的是一个新的未来。
伟大领袖!
以下是引用帝国参谋总长在2004-1-18 10:56:00的发言:
伟大领袖!
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对现阶段的反腐败还是有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