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广东现象带来的启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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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2007-05-17/102513010590.shtml
2007年05月17日10:2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悦 发自深圳，实习生 李易崇 戚庆燕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质问道。“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会后有记者和黄细花握手说。
编者按：如果从政治角度理解广东，会有不同感受。这里是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再加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这里人们的“政治意识”似乎与众不同。比如，人大代表敢于监督，官员们习以为常；媒体时常批评政府，但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不会视不同声音为“洪水猛兽”。这一相对良性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可贵。广东给外界的启示还包括，在经济先行一步后，必须投入更多的钱，放在民生事业上，放在改善环境中，放在提高人的发展方面，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
执著的代表
4月20日，人民币 银行卡ATM境内跨行查询收费被叫停。在媒体和公众一片欢呼叫好之余，鲜为人知的是，发生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的一场“疑似质询”。
“ 物权法也规定了要保护储户的存款，可这几年银行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说收就收，说涨就涨，从年费、跨行取款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更有挂失费、销卡费等等，连跨行查询也要收费！”
会后，有记者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握手说，“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这是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故事。
2006年6月，几大银行统一推出跨行查询收费，成为舆论热点。黄细花和另外一个女代表陈雪英第二天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跨行查询需听证的紧急建议。
建议提出后，发改委和审计署按期进行了答复，“他们不是职能部门，不可能叫停。”黄细花冀望于银监会。银监会的答复却比法定时间晚两个多月，答复是照收不误。
3月初，在去北京开“两会”之前，媒体就很关注黄细花会不会再次“发难”，她当时没接受任何采访，“不想给有关方面造成压力”，只想和发改委官员交流沟通情况。“两会”期间，黄用酒店里的信纸写了一段话交给发改委工作人员。
在她看来，这次约见“带有质询的性质”，“但在全国‘两会’没有先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询问’的名义都不敢用，只是说约见有关部委负责人沟通情况。”黄细花说。
黄细花没想到发改委官员很快反馈，还带来审计署和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见面。3月12日下午，不同部门的8位官员专程赶到广东团驻地，与黄细花等代表见面。
平素腼腆的黄细花在这一天，异常严厉。“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先谈前期的一些调查情况，我说你们别谈这些，就说接下去怎么办！”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她质问道。
“后来双方沟通得非常好，一个部委的官员也说，跨行收费的一些问题确实困扰老百姓，他自己发工资在一个行，住房按揭在另一个行，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黄细花回忆说。
其后，中国银行又派一位副行长听取代表意见。回到广东后，黄又分别给发改委主任马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了信。之后，黄细花很快接到了银监会的电话，“黄代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好消息是真的。在包括黄细花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相关收费项目取消。
广东现象
事实上，比这更激烈的质询，对广东官员来说，似乎习以为常了。从人大对政府部门监督角度看，广东人在观念上走在全国前面。
作为广东最“资深”的人大代表，湛江市第十二小学校长林才贤深有体会。1978年，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1982年开始又经历了五届省人代会。
林才贤说，1980年代，代表开会都不发言，台上发言完毕大家一起鼓掌，只说“好啊好啊”。因为当时的代表类似于一种荣誉称号，代表不敢提意见，觉得一提意见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政府了”。新的观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产生的。
香港回归前，广东各级人代会中有大量的港澳代表，他们的表现令广东的代表们深受影响，此后，广东代表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监督公共部门的工作。质询现象的出现则标志着 “广东现象”的诞生。
1994年7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于同年9月1日生效。然而，省国土厅在8月，先后两次向下级部门发出“传真电报”和“紧急通知”，致使上述条例未能如期实施。人大代表们认为，省国土厅的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
1994年11月10日，21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国土厅提出质询案。在质询会上，省国土厅厅长承认，他们以电报方式提出实施意见是不妥当的，电报中的一些话，损害了人大立法的严肃性。质询结束后，省国土厅立即下发了《关于撤销我厅两份电报的通知》。
另一个林才贤亲身经历的事件是，八届人大开会时，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的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报告被认为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严重问题。
麦的报告重写后由于已经休会，只能提交给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虽最终通过，但票数极低。
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代表团28名代表一起举手，对省高院院长麦崇楷所作的工作报告投弃权票，连主席台上都有两个人举手。
麦崇楷在退休后因为受贿被判刑。有人说，麦崇楷受到过两次审判，一次人民法院的审判，一次是人民代表的审判。
这之后，2000年，“环保局事件”再次轰动全国，围绕一个电镀厂的污染问题，人大代表杨军辉质问环保局官员：“省环保局的环保意识还不如我们普通老百姓！你们的体制有问题！编制是不是多了？”此后，还有代表提出要罢免环保局一位副局长的职务。
“广东现象”这个名词也不胫而走。但即使在观念领先的广东，有的被质询机关也会把被质询视为出丑；有的担心因质询而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有的害怕质询，担心因质询暴露出薄弱环节而丢选票。
到第九届、第十届人代会时，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形式更灵活多样。除“质询”外，还可以采用“约见”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意见。这种新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监督渠道。
林才贤解释说，“约见”比质询更灵活，它不像质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它更像一种沟通和协商，有时候政府部门和代表甚至能达到推心置腹的境界。
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林才贤说，他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政府开始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对代表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也好了很多。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3年，深圳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进一步对“广东现象”满怀期待。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竟然竞选区人大代表。
“2003年我参选罗湖区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当了3年市人大代表。我主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区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而市人大代表是看简历投票。”她这样对本报记者讲述当时的初衷。
区人大同意她以普通居民身份参选，但由于选区内有几个大单位，而肖幼美所代表的居民人数很少，因此她又提出在选区内贴出竞选海报的要求，以加强参选的力度。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区人大在请示市人大后做了一个答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贴竞选海报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也就是没有禁止，按照人大的答复，肖幼美可以贴出自己的竞选海报。这一答复，启动了深圳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改革。
尽管有单位将她的竞选海报撕下来，但她的竞选海报还是贴到了市委党校、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外贸大院小区等单位的宣传栏上。
最终，因为得票数不够，肖幼美落选，但她的做法却引起连锁反应。“当时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在我之后许多人张贴海报竞选，这种形式最终被修改后的选举法选择性采纳。”http://news.sina.com.cn/c/2007-05-17/102513010590.shtml
2007年05月17日10:2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广州人大代表询问珠江新城规划 Ｐｈｏｔｏｔｅｘ／图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广州番禺首创城乡合作医疗。番禺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业务的男子。王翔／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悦 发自深圳，实习生 李易崇 戚庆燕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质问道。“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会后有记者和黄细花握手说。
编者按：如果从政治角度理解广东，会有不同感受。这里是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再加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这里人们的“政治意识”似乎与众不同。比如，人大代表敢于监督，官员们习以为常；媒体时常批评政府，但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不会视不同声音为“洪水猛兽”。这一相对良性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可贵。广东给外界的启示还包括，在经济先行一步后，必须投入更多的钱，放在民生事业上，放在改善环境中，放在提高人的发展方面，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
执著的代表
4月20日，人民币 银行卡ATM境内跨行查询收费被叫停。在媒体和公众一片欢呼叫好之余，鲜为人知的是，发生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的一场“疑似质询”。
“ 物权法也规定了要保护储户的存款，可这几年银行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说收就收，说涨就涨，从年费、跨行取款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更有挂失费、销卡费等等，连跨行查询也要收费！”
会后，有记者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握手说，“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这是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故事。
2006年6月，几大银行统一推出跨行查询收费，成为舆论热点。黄细花和另外一个女代表陈雪英第二天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跨行查询需听证的紧急建议。
建议提出后，发改委和审计署按期进行了答复，“他们不是职能部门，不可能叫停。”黄细花冀望于银监会。银监会的答复却比法定时间晚两个多月，答复是照收不误。
3月初，在去北京开“两会”之前，媒体就很关注黄细花会不会再次“发难”，她当时没接受任何采访，“不想给有关方面造成压力”，只想和发改委官员交流沟通情况。“两会”期间，黄用酒店里的信纸写了一段话交给发改委工作人员。
在她看来，这次约见“带有质询的性质”，“但在全国‘两会’没有先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询问’的名义都不敢用，只是说约见有关部委负责人沟通情况。”黄细花说。
黄细花没想到发改委官员很快反馈，还带来审计署和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见面。3月12日下午，不同部门的8位官员专程赶到广东团驻地，与黄细花等代表见面。
平素腼腆的黄细花在这一天，异常严厉。“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先谈前期的一些调查情况，我说你们别谈这些，就说接下去怎么办！”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她质问道。
“后来双方沟通得非常好，一个部委的官员也说，跨行收费的一些问题确实困扰老百姓，他自己发工资在一个行，住房按揭在另一个行，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黄细花回忆说。
其后，中国银行又派一位副行长听取代表意见。回到广东后，黄又分别给发改委主任马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了信。之后，黄细花很快接到了银监会的电话，“黄代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好消息是真的。在包括黄细花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相关收费项目取消。
广东现象
事实上，比这更激烈的质询，对广东官员来说，似乎习以为常了。从人大对政府部门监督角度看，广东人在观念上走在全国前面。
作为广东最“资深”的人大代表，湛江市第十二小学校长林才贤深有体会。1978年，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1982年开始又经历了五届省人代会。
林才贤说，1980年代，代表开会都不发言，台上发言完毕大家一起鼓掌，只说“好啊好啊”。因为当时的代表类似于一种荣誉称号，代表不敢提意见，觉得一提意见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政府了”。新的观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产生的。
香港回归前，广东各级人代会中有大量的港澳代表，他们的表现令广东的代表们深受影响，此后，广东代表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监督公共部门的工作。质询现象的出现则标志着 “广东现象”的诞生。
1994年7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于同年9月1日生效。然而，省国土厅在8月，先后两次向下级部门发出“传真电报”和“紧急通知”，致使上述条例未能如期实施。人大代表们认为，省国土厅的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
1994年11月10日，21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国土厅提出质询案。在质询会上，省国土厅厅长承认，他们以电报方式提出实施意见是不妥当的，电报中的一些话，损害了人大立法的严肃性。质询结束后，省国土厅立即下发了《关于撤销我厅两份电报的通知》。
另一个林才贤亲身经历的事件是，八届人大开会时，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的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报告被认为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严重问题。
麦的报告重写后由于已经休会，只能提交给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虽最终通过，但票数极低。
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代表团28名代表一起举手，对省高院院长麦崇楷所作的工作报告投弃权票，连主席台上都有两个人举手。
麦崇楷在退休后因为受贿被判刑。有人说，麦崇楷受到过两次审判，一次人民法院的审判，一次是人民代表的审判。
这之后，2000年，“环保局事件”再次轰动全国，围绕一个电镀厂的污染问题，人大代表杨军辉质问环保局官员：“省环保局的环保意识还不如我们普通老百姓！你们的体制有问题！编制是不是多了？”此后，还有代表提出要罢免环保局一位副局长的职务。
“广东现象”这个名词也不胫而走。但即使在观念领先的广东，有的被质询机关也会把被质询视为出丑；有的担心因质询而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有的害怕质询，担心因质询暴露出薄弱环节而丢选票。
到第九届、第十届人代会时，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形式更灵活多样。除“质询”外，还可以采用“约见”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意见。这种新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监督渠道。
林才贤解释说，“约见”比质询更灵活，它不像质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它更像一种沟通和协商，有时候政府部门和代表甚至能达到推心置腹的境界。
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林才贤说，他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政府开始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对代表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也好了很多。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3年，深圳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进一步对“广东现象”满怀期待。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竟然竞选区人大代表。
“2003年我参选罗湖区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当了3年市人大代表。我主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区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而市人大代表是看简历投票。”她这样对本报记者讲述当时的初衷。
区人大同意她以普通居民身份参选，但由于选区内有几个大单位，而肖幼美所代表的居民人数很少，因此她又提出在选区内贴出竞选海报的要求，以加强参选的力度。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区人大在请示市人大后做了一个答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贴竞选海报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也就是没有禁止，按照人大的答复，肖幼美可以贴出自己的竞选海报。这一答复，启动了深圳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改革。
尽管有单位将她的竞选海报撕下来，但她的竞选海报还是贴到了市委党校、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外贸大院小区等单位的宣传栏上。
最终，因为得票数不够，肖幼美落选，但她的做法却引起连锁反应。“当时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在我之后许多人张贴海报竞选，这种形式最终被修改后的选举法选择性采纳。”
2007年05月17日10:2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广州人大代表询问珠江新城规划 Ｐｈｏｔｏｔｅｘ／图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广州番禺首创城乡合作医疗。番禺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业务的男子。王翔／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悦 发自深圳，实习生 李易崇 戚庆燕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质问道。“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会后有记者和黄细花握手说。
编者按：如果从政治角度理解广东，会有不同感受。这里是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再加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这里人们的“政治意识”似乎与众不同。比如，人大代表敢于监督，官员们习以为常；媒体时常批评政府，但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不会视不同声音为“洪水猛兽”。这一相对良性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可贵。广东给外界的启示还包括，在经济先行一步后，必须投入更多的钱，放在民生事业上，放在改善环境中，放在提高人的发展方面，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
执著的代表
4月20日，人民币 银行卡ATM境内跨行查询收费被叫停。在媒体和公众一片欢呼叫好之余，鲜为人知的是，发生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的一场“疑似质询”。
“ 物权法也规定了要保护储户的存款，可这几年银行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说收就收，说涨就涨，从年费、跨行取款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更有挂失费、销卡费等等，连跨行查询也要收费！”
会后，有记者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握手说，“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这是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故事。
2006年6月，几大银行统一推出跨行查询收费，成为舆论热点。黄细花和另外一个女代表陈雪英第二天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跨行查询需听证的紧急建议。
建议提出后，发改委和审计署按期进行了答复，“他们不是职能部门，不可能叫停。”黄细花冀望于银监会。银监会的答复却比法定时间晚两个多月，答复是照收不误。
3月初，在去北京开“两会”之前，媒体就很关注黄细花会不会再次“发难”，她当时没接受任何采访，“不想给有关方面造成压力”，只想和发改委官员交流沟通情况。“两会”期间，黄用酒店里的信纸写了一段话交给发改委工作人员。
在她看来，这次约见“带有质询的性质”，“但在全国‘两会’没有先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询问’的名义都不敢用，只是说约见有关部委负责人沟通情况。”黄细花说。
黄细花没想到发改委官员很快反馈，还带来审计署和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见面。3月12日下午，不同部门的8位官员专程赶到广东团驻地，与黄细花等代表见面。
平素腼腆的黄细花在这一天，异常严厉。“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先谈前期的一些调查情况，我说你们别谈这些，就说接下去怎么办！”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她质问道。
“后来双方沟通得非常好，一个部委的官员也说，跨行收费的一些问题确实困扰老百姓，他自己发工资在一个行，住房按揭在另一个行，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黄细花回忆说。
其后，中国银行又派一位副行长听取代表意见。回到广东后，黄又分别给发改委主任马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了信。之后，黄细花很快接到了银监会的电话，“黄代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好消息是真的。在包括黄细花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相关收费项目取消。
广东现象
事实上，比这更激烈的质询，对广东官员来说，似乎习以为常了。从人大对政府部门监督角度看，广东人在观念上走在全国前面。
作为广东最“资深”的人大代表，湛江市第十二小学校长林才贤深有体会。1978年，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1982年开始又经历了五届省人代会。
林才贤说，1980年代，代表开会都不发言，台上发言完毕大家一起鼓掌，只说“好啊好啊”。因为当时的代表类似于一种荣誉称号，代表不敢提意见，觉得一提意见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政府了”。新的观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产生的。
香港回归前，广东各级人代会中有大量的港澳代表，他们的表现令广东的代表们深受影响，此后，广东代表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监督公共部门的工作。质询现象的出现则标志着 “广东现象”的诞生。
1994年7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于同年9月1日生效。然而，省国土厅在8月，先后两次向下级部门发出“传真电报”和“紧急通知”，致使上述条例未能如期实施。人大代表们认为，省国土厅的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
1994年11月10日，21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国土厅提出质询案。在质询会上，省国土厅厅长承认，他们以电报方式提出实施意见是不妥当的，电报中的一些话，损害了人大立法的严肃性。质询结束后，省国土厅立即下发了《关于撤销我厅两份电报的通知》。
另一个林才贤亲身经历的事件是，八届人大开会时，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的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报告被认为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严重问题。
麦的报告重写后由于已经休会，只能提交给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虽最终通过，但票数极低。
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代表团28名代表一起举手，对省高院院长麦崇楷所作的工作报告投弃权票，连主席台上都有两个人举手。
麦崇楷在退休后因为受贿被判刑。有人说，麦崇楷受到过两次审判，一次人民法院的审判，一次是人民代表的审判。
这之后，2000年，“环保局事件”再次轰动全国，围绕一个电镀厂的污染问题，人大代表杨军辉质问环保局官员：“省环保局的环保意识还不如我们普通老百姓！你们的体制有问题！编制是不是多了？”此后，还有代表提出要罢免环保局一位副局长的职务。
“广东现象”这个名词也不胫而走。但即使在观念领先的广东，有的被质询机关也会把被质询视为出丑；有的担心因质询而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有的害怕质询，担心因质询暴露出薄弱环节而丢选票。
到第九届、第十届人代会时，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形式更灵活多样。除“质询”外，还可以采用“约见”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意见。这种新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监督渠道。
林才贤解释说，“约见”比质询更灵活，它不像质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它更像一种沟通和协商，有时候政府部门和代表甚至能达到推心置腹的境界。
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林才贤说，他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政府开始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对代表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也好了很多。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3年，深圳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进一步对“广东现象”满怀期待。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竟然竞选区人大代表。
“2003年我参选罗湖区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当了3年市人大代表。我主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区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而市人大代表是看简历投票。”她这样对本报记者讲述当时的初衷。
区人大同意她以普通居民身份参选，但由于选区内有几个大单位，而肖幼美所代表的居民人数很少，因此她又提出在选区内贴出竞选海报的要求，以加强参选的力度。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区人大在请示市人大后做了一个答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贴竞选海报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也就是没有禁止，按照人大的答复，肖幼美可以贴出自己的竞选海报。这一答复，启动了深圳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改革。
尽管有单位将她的竞选海报撕下来，但她的竞选海报还是贴到了市委党校、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外贸大院小区等单位的宣传栏上。
最终，因为得票数不够，肖幼美落选，但她的做法却引起连锁反应。“当时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在我之后许多人张贴海报竞选，这种形式最终被修改后的选举法选择性采纳。”http://news.sina.com.cn/c/2007-05-17/102513010590.shtml
2007年05月17日10:2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广州人大代表询问珠江新城规划 Ｐｈｏｔｏｔｅｘ／图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广州番禺首创城乡合作医疗。番禺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办理业务的男子。王翔／图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悦 发自深圳，实习生 李易崇 戚庆燕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质问道。“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会后有记者和黄细花握手说。
编者按：如果从政治角度理解广东，会有不同感受。这里是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再加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这里人们的“政治意识”似乎与众不同。比如，人大代表敢于监督，官员们习以为常；媒体时常批评政府，但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不会视不同声音为“洪水猛兽”。这一相对良性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可贵。广东给外界的启示还包括，在经济先行一步后，必须投入更多的钱，放在民生事业上，放在改善环境中，放在提高人的发展方面，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
执著的代表
4月20日，人民币 银行卡ATM境内跨行查询收费被叫停。在媒体和公众一片欢呼叫好之余，鲜为人知的是，发生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的一场“疑似质询”。
“ 物权法也规定了要保护储户的存款，可这几年银行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说收就收，说涨就涨，从年费、跨行取款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更有挂失费、销卡费等等，连跨行查询也要收费！”
会后，有记者和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握手说，“你们广东团的代表真敢说话！”这是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的故事。
2006年6月，几大银行统一推出跨行查询收费，成为舆论热点。黄细花和另外一个女代表陈雪英第二天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跨行查询需听证的紧急建议。
建议提出后，发改委和审计署按期进行了答复，“他们不是职能部门，不可能叫停。”黄细花冀望于银监会。银监会的答复却比法定时间晚两个多月，答复是照收不误。
3月初，在去北京开“两会”之前，媒体就很关注黄细花会不会再次“发难”，她当时没接受任何采访，“不想给有关方面造成压力”，只想和发改委官员交流沟通情况。“两会”期间，黄用酒店里的信纸写了一段话交给发改委工作人员。
在她看来，这次约见“带有质询的性质”，“但在全国‘两会’没有先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连‘询问’的名义都不敢用，只是说约见有关部委负责人沟通情况。”黄细花说。
黄细花没想到发改委官员很快反馈，还带来审计署和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见面。3月12日下午，不同部门的8位官员专程赶到广东团驻地，与黄细花等代表见面。
平素腼腆的黄细花在这一天，异常严厉。“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先谈前期的一些调查情况，我说你们别谈这些，就说接下去怎么办！”
“你们几个国家部门都管不了乱收费吗？”她质问道。
“后来双方沟通得非常好，一个部委的官员也说，跨行收费的一些问题确实困扰老百姓，他自己发工资在一个行，住房按揭在另一个行，也被这个问题困扰。”黄细花回忆说。
其后，中国银行又派一位副行长听取代表意见。回到广东后，黄又分别给发改委主任马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写了信。之后，黄细花很快接到了银监会的电话，“黄代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好消息是真的。在包括黄细花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相关收费项目取消。
广东现象
事实上，比这更激烈的质询，对广东官员来说，似乎习以为常了。从人大对政府部门监督角度看，广东人在观念上走在全国前面。
作为广东最“资深”的人大代表，湛江市第十二小学校长林才贤深有体会。1978年，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1982年开始又经历了五届省人代会。
林才贤说，1980年代，代表开会都不发言，台上发言完毕大家一起鼓掌，只说“好啊好啊”。因为当时的代表类似于一种荣誉称号，代表不敢提意见，觉得一提意见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政府了”。新的观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产生的。
香港回归前，广东各级人代会中有大量的港澳代表，他们的表现令广东的代表们深受影响，此后，广东代表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监督公共部门的工作。质询现象的出现则标志着 “广东现象”的诞生。
1994年7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于同年9月1日生效。然而，省国土厅在8月，先后两次向下级部门发出“传真电报”和“紧急通知”，致使上述条例未能如期实施。人大代表们认为，省国土厅的做法是严重违法行为。
1994年11月10日，21名省人大代表联名对国土厅提出质询案。在质询会上，省国土厅厅长承认，他们以电报方式提出实施意见是不妥当的，电报中的一些话，损害了人大立法的严肃性。质询结束后，省国土厅立即下发了《关于撤销我厅两份电报的通知》。
另一个林才贤亲身经历的事件是，八届人大开会时，省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的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报告被认为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严重问题。
麦的报告重写后由于已经休会，只能提交给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虽最终通过，但票数极低。
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圳市代表团28名代表一起举手，对省高院院长麦崇楷所作的工作报告投弃权票，连主席台上都有两个人举手。
麦崇楷在退休后因为受贿被判刑。有人说，麦崇楷受到过两次审判，一次人民法院的审判，一次是人民代表的审判。
这之后，2000年，“环保局事件”再次轰动全国，围绕一个电镀厂的污染问题，人大代表杨军辉质问环保局官员：“省环保局的环保意识还不如我们普通老百姓！你们的体制有问题！编制是不是多了？”此后，还有代表提出要罢免环保局一位副局长的职务。
“广东现象”这个名词也不胫而走。但即使在观念领先的广东，有的被质询机关也会把被质询视为出丑；有的担心因质询而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有的害怕质询，担心因质询暴露出薄弱环节而丢选票。
到第九届、第十届人代会时，广东人大代表的监督形式更灵活多样。除“质询”外，还可以采用“约见”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意见。这种新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监督渠道。
林才贤解释说，“约见”比质询更灵活，它不像质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它更像一种沟通和协商，有时候政府部门和代表甚至能达到推心置腹的境界。
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林才贤说，他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政府开始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对代表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也好了很多。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3年，深圳发生的一件事，让人们进一步对“广东现象”满怀期待。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竟然竞选区人大代表。
“2003年我参选罗湖区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当了3年市人大代表。我主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区人大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而市人大代表是看简历投票。”她这样对本报记者讲述当时的初衷。
区人大同意她以普通居民身份参选，但由于选区内有几个大单位，而肖幼美所代表的居民人数很少，因此她又提出在选区内贴出竞选海报的要求，以加强参选的力度。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区人大在请示市人大后做了一个答复：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贴竞选海报在选举法中没有规定，也就是没有禁止，按照人大的答复，肖幼美可以贴出自己的竞选海报。这一答复，启动了深圳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改革。
尽管有单位将她的竞选海报撕下来，但她的竞选海报还是贴到了市委党校、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外贸大院小区等单位的宣传栏上。
最终，因为得票数不够，肖幼美落选，但她的做法却引起连锁反应。“当时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区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在我之后许多人张贴海报竞选，这种形式最终被修改后的选举法选择性采纳。”
广东是个不错的试验田
医院”、“公立大医院外购药”开火，他的“出位”言辞不断。
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潮流。其实，国家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种畅所欲言的氛围正在形成。“对于我自己，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政治压力。”
媒体的“胆量”和官员的“习惯”
在谈到“广东现象”时，不能不提广东的媒体。有人大系统媒体评价道：(广东)各新闻媒体对人大报道的重视不局限于开人代会时，也不限于常委会上，一些专跑人大的记者意识到：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参与报道又推动了人大职权的行使。环顾‘广东现象’中的每一起事件，都少不了媒体的参与。可以说，人大工作的每一曲乐章，都伴随着媒体发出的和音。这也可以说是‘广东现象’背后的一大特色吧！”
广东某报业集团的一位副总编感慨地说，国内的纸媒中，数广东的媒体最不吝啬舆论监督，比如，“禁摩令”刚刚公布，几家报纸就发出了质疑声，并提出了更为合理化的建议。
“这在其他的地方不可想象，会认为媒体和政府唱对台戏”。
与媒体接触较多的廖新波，在谈到官员与媒体的关系时说：虽然有时候媒体也会给我造成一些麻烦，但我都能体谅。有时候，我情愿“忍辱负重”，也不会过度指责记者。
2007年的一次新闻界联谊会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一番表态，引起共鸣。朱小丹强调，要把张德江书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落实到“欢迎、支持和接受舆论监督”中去。
他说，“好的舆论监督是连带批评和建议一起出来的。对于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老百姓怎么看，媒体出出主意，这对政府本身就是推动。一句话，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则表示，管理媒体不是什么都不让报，各级行政部门要提高承受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表示，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广东是一个范例。国务院公布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受到广东省政府的“阳光行政”、“信息公开”的影响。
陈舒说，每次去开“两会”，一提到来自广东省的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代表都感到他们就像老大哥，对他们都高看一眼。“广东省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得很好，广东的成功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程湘清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大制度，而广东一直处在中国人大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一位代表则认为，我们国家总体跨过了简单的“改革”与“保守”二元划分阶段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以极大的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广东现象”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潮流。其实，国家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种畅所欲言的氛围正在形成。“对于我自己，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政治压力。”
媒体的“胆量”和官员的“习惯”
在谈到“广东现象”时，不能不提广东的媒体。有人大系统媒体评价道：(广东)各新闻媒体对人大报道的重视不局限于开人代会时，也不限于常委会上，一些专跑人大的记者意识到：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参与报道又推动了人大职权的行使。环顾‘广东现象’中的每一起事件，都少不了媒体的参与。可以说，人大工作的每一曲乐章，都伴随着媒体发出的和音。这也可以说是‘广东现象’背后的一大特色吧！”
广东某报业集团的一位副总编感慨地说，国内的纸媒中，数广东的媒体最不吝啬舆论监督，比如，“禁摩令”刚刚公布，几家报纸就发出了质疑声，并提出了更为合理化的建议。
“这在其他的地方不可想象，会认为媒体和政府唱对台戏”。
与媒体接触较多的廖新波，在谈到官员与媒体的关系时说：虽然有时候媒体也会给我造成一些麻烦，但我都能体谅。有时候，我情愿“忍辱负重”，也不会过度指责记者。
2007年的一次新闻界联谊会上，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一番表态，引起共鸣。朱小丹强调，要把张德江书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落实到“欢迎、支持和接受舆论监督”中去。
他说，“好的舆论监督是连带批评和建议一起出来的。对于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老百姓怎么看，媒体出出主意，这对政府本身就是推动。一句话，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则表示，管理媒体不是什么都不让报，各级行政部门要提高承受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表示，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广东是一个范例。国务院公布信息公开条例，也是受到广东省政府的“阳光行政”、“信息公开”的影响。
陈舒说，每次去开“两会”，一提到来自广东省的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代表都感到他们就像老大哥，对他们都高看一眼。“广东省在政治民主方面做得很好，广东的成功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程湘清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人大制度，而广东一直处在中国人大制度改革的最前沿。
一位代表则认为，我们国家总体跨过了简单的“改革”与“保守”二元划分阶段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以极大的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广东现象”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卫生部、财政部3月下发的通知，从2007年开始，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但在广东，经过5年的努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基本建立，今年全省参合率已经达到83.6%。
“三条红线”化解征地矛盾
农村征地拆迁因其复杂的利益纠纷，一直是基层干部最感头疼的难题之一。
有数据显示，随着广东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征地遗留问题成为近年来引发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2003年至2005年，全省因征地问题集体上访的批次约占当年集体上访总量的1 ／ 4。
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出了“三句硬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
“三句硬话”掷地有声，成为广东各地征地建设项目的“三条红线”。
“硬话”之后有“硬政策”。广东国土资源厅及时出台了征地补偿实名支付制度、土地补偿原则按法定上限标准执行、建立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积极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等配套政策，确保“阳光征地”和依法征地。
广东国土资源厅有关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政策紧紧围绕征用土地中维护农民合法利益这个主题，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兼具可操作性及威慑力。政策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从补偿制度上突破。这些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也遏制了因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升的势头。
据统计，目前广东各地已全部兑现《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实施以来的应补偿征地款99.35亿元，兑付了1999年以前拖欠的征地补偿款2.9亿，及时妥善处理了145宗因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方面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问题，落实了1.48亿元征地补偿款到村集体和农民手中。
“三条红线”成为农民维护安身立命之本、维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成为政府部门化解征地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
“大调解”促社会和谐稳定
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这是广东目前的阶段性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处理不当往往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通过调解组织、调解手段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是广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探索。
“人民调解就像防火墙，一有矛盾发生了，它首先介入；同时它又像清道夫，把基层的小矛盾排清，使之不会酿成大事和恶性事件。”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杨日华告诉记者，人民调解因其具有调处民间纠纷、预防矛盾纠纷激化、法制宣传教育等功能，以及便民、利民、快捷、不收费等特点，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在社会矛盾多发期，探索一条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子，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任务来得更紧迫。“不出事应该是更好的政绩。”对此杨日华深有体会：“有时候调解员几分钟、几句话，就能把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上访事件或恶性案件消弭于无形。人民调解的作用，它对经济、社会、政治带来的效益是无法用成本来计算的。”
近年来，广东大力加强各级各种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已初步构建起一张横到边、纵到底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网络。到2006年底，全省已建调委会2.9万个。据不完全统计，过去6年间，全省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03万多件，调解成功率95.89%。仅2006年，全省共调解民间纠纷20万余件，调解成功率为94.4%。基层政府及老百姓对此反应热烈。
据了解，针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大多牵涉面广、复杂程度高、涉及职能部门多等新特点，广东开始探索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完善信访、调解、综治三位一体的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健全大调解格局，使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以及其他类型调解合理配置、优势互补，从而及时解纷息争。
铁腕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
2005年8月7日，兴宁煤矿特大矿难令广东警钟长鸣：“和谐广东”首先必须是“平安广东”。安全生产关系到每个企业、家庭、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该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006年6月，一个消息令外界瞩目，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外宣布，广东于5月底前坚决关闭了梅州、韶关、清远253座煤矿，关闭了分布全省7个市、23个县(市)、区的130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退出了煤炭和烟花爆竹两大高危行业。
据了解，广东是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最终作出此决定。由于两大产业涉及人数多，范围广，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广东决心之大也可见一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陈建辉说：“可以说，广东是以铁的手腕，打好了这两个行业全面退出的两个攻坚战。”
“安全事故猛如虎，安全责任大于天”。本报记者从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铁腕被贯彻到安全生产的方方面面。用陈建辉的话说，一靠政策，二靠责任，三靠落实，四靠治本。“落实是决策的归宿和生命，我们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抓要事，攻难事，亲力亲为，力求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抓好重大决策、重要部署的落实。”
铁腕整治之下，广东经济在“安全警戒线”内稳定运行——连续多年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企业10万人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全国各省、区(市)前列，并呈下降趋势。
居安思危，安全生产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广东来说，任重道远的还有作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永无止境的探索。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过的：“广东遇到的问题，有可能也是许多地区将要遇到的问题；广东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全国的借鉴；广东的挫折，也可以为全国提供教训。”
先行一步，是广东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突出特点，也是“广东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条红线”化解征地矛盾
农村征地拆迁因其复杂的利益纠纷，一直是基层干部最感头疼的难题之一。
有数据显示，随着广东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征地遗留问题成为近年来引发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2003年至2005年，全省因征地问题集体上访的批次约占当年集体上访总量的1 ／ 4。
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出了“三句硬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
“三句硬话”掷地有声，成为广东各地征地建设项目的“三条红线”。
“硬话”之后有“硬政策”。广东国土资源厅及时出台了征地补偿实名支付制度、土地补偿原则按法定上限标准执行、建立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积极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等配套政策，确保“阳光征地”和依法征地。
广东国土资源厅有关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政策紧紧围绕征用土地中维护农民合法利益这个主题，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兼具可操作性及威慑力。政策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着重从补偿制度上突破。这些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也遏制了因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升的势头。
据统计，目前广东各地已全部兑现《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实施以来的应补偿征地款99.35亿元，兑付了1999年以前拖欠的征地补偿款2.9亿，及时妥善处理了145宗因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方面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问题，落实了1.48亿元征地补偿款到村集体和农民手中。
“三条红线”成为农民维护安身立命之本、维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成为政府部门化解征地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
“大调解”促社会和谐稳定
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这是广东目前的阶段性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处理不当往往容易引发群体性纠纷。通过调解组织、调解手段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是广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探索。
“人民调解就像防火墙，一有矛盾发生了，它首先介入；同时它又像清道夫，把基层的小矛盾排清，使之不会酿成大事和恶性事件。”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杨日华告诉记者，人民调解因其具有调处民间纠纷、预防矛盾纠纷激化、法制宣传教育等功能，以及便民、利民、快捷、不收费等特点，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在社会矛盾多发期，探索一条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子，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任务来得更紧迫。“不出事应该是更好的政绩。”对此杨日华深有体会：“有时候调解员几分钟、几句话，就能把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上访事件或恶性案件消弭于无形。人民调解的作用，它对经济、社会、政治带来的效益是无法用成本来计算的。”
近年来，广东大力加强各级各种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已初步构建起一张横到边、纵到底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网络。到2006年底，全省已建调委会2.9万个。据不完全统计，过去6年间，全省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03万多件，调解成功率95.89%。仅2006年，全省共调解民间纠纷20万余件，调解成功率为94.4%。基层政府及老百姓对此反应热烈。
据了解，针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大多牵涉面广、复杂程度高、涉及职能部门多等新特点，广东开始探索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完善信访、调解、综治三位一体的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健全大调解格局，使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以及其他类型调解合理配置、优势互补，从而及时解纷息争。
铁腕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
2005年8月7日，兴宁煤矿特大矿难令广东警钟长鸣：“和谐广东”首先必须是“平安广东”。安全生产关系到每个企业、家庭、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该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006年6月，一个消息令外界瞩目，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外宣布，广东于5月底前坚决关闭了梅州、韶关、清远253座煤矿，关闭了分布全省7个市、23个县(市)、区的130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退出了煤炭和烟花爆竹两大高危行业。
据了解，广东是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最终作出此决定。由于两大产业涉及人数多，范围广，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广东决心之大也可见一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陈建辉说：“可以说，广东是以铁的手腕，打好了这两个行业全面退出的两个攻坚战。”
“安全事故猛如虎，安全责任大于天”。本报记者从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铁腕被贯彻到安全生产的方方面面。用陈建辉的话说，一靠政策，二靠责任，三靠落实，四靠治本。“落实是决策的归宿和生命，我们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抓要事，攻难事，亲力亲为，力求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抓好重大决策、重要部署的落实。”
铁腕整治之下，广东经济在“安全警戒线”内稳定运行——连续多年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企业10万人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全国各省、区(市)前列，并呈下降趋势。
居安思危，安全生产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对于广东来说，任重道远的还有作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永无止境的探索。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过的：“广东遇到的问题，有可能也是许多地区将要遇到的问题；广东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全国的借鉴；广东的挫折，也可以为全国提供教训。”
先行一步，是广东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突出特点，也是“广东精神”的集中体现。
看来广东在改革开放后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示范
不过这次是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
不过这次是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