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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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10月05日 14:09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５日电（记者任珂）埃里克·王匆匆走进离他办公楼不远的星巴克咖啡馆，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
他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的中央商务区，这里聚集了众多高薪白领。和这里很多着装考究的人一样，埃里克·王身着深蓝色西服，系金色领带。他说，“我现在的生活与我父母比，对比真是太大了，”他说。
出生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农村的埃里克·王，现在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注册会计师。从小到大，他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变迁。
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靠种水稻和在太湖打渔为生。小时候，每年暑假，他都要帮父母做农活，渐渐地他的双手磨出了老茧，劳动也给他留下了一张黝黑的脸。
王学习拔尖，最后被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北京的高楼大厦让他着迷。在北京念书时，他就打定主意，毕业后再也不回到家乡那个两层的小木屋生活。
现在，２９岁的他靠为将要上市的公司做ＩＰＯ审计谋生，年收入２０万，是普通北京人的十倍。相比之下，王益的收入显得相当富裕了。
而他父母的生活却变化不大。当得知自己儿子要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公司靠什么赚钱。
目前，王和他的未婚妻住在北京市区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这是他两年前买下的。再过三年，房贷就能还清了。王的下一个目标是：买一辆价值２０万的福特蒙迪欧轿车。
“我很幸运，不过许多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故事。”王认为，“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在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里，王这样的人已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在中国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的。
３０年前，在农村，王的父母还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这是一个把共产主义社会当作现实理想的基层农村组织。在公社，所有财产由全体社员共同所有。
在城市，工厂的工人们终身享受福利，虽然这种福利水平非常低。而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包括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则被约束在不同的单位机构中。“大锅饭”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人。
１９７８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决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渐渐地，变化产生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介绍，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私人企业被严厉禁止。一个农民在集市卖自家的鸡蛋，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禁令被废除了。人们能够经营私营企业，并雇佣工人。随后，外国资本也进入了中国。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一些新的职业也随之出现。外企和私企中的白领经理人员，中小企业所有者，以及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壮大。
在挣脱了旧的体系束缚后，人才流动自由起来，这让他们能在愈发繁荣的市场里，利用自己的创业精神和知识获取经济利益。
“他们从事脑力劳动，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技术谋生。”张宛丽说，他们往往收入较高。
不过，社会上对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存争议。许多人认为“中产阶层”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中产家庭应该至少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一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还要经常出国度假。换句话说，所谓中产是富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宛丽“没有车，房子是社科院分的福利房。”但是，她说，“一次采访一个百万家产的私营企业主时，他说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张宛丽认为，在确定中产阶层时，社会地位和职业比收入更重要。
２００１年，社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如果依据职业划分中产阶层，包括非公经济部门新兴行业的员工，政府中级公务人员和中级知识分子，那么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２０％。
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之后的７年内不断增长。但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６４％的中国，２０％的中产阶层比例已相当高了。
２００６年，据《瞭望》周刊透露，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经济部门和自由职业人口，他们占总人口的１１．５％，并贡献了全国税收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掌握着全国一半的专利权。
“如果中产阶层可以用钱来量化的话，我肯定属于这一阶层，”埃里克·王说。“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我就是一个高薪的工人而已。”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近年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媒体中讨论公共政策，而政府和立法机构也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咨询律师和会计师。张宛丽说，在２００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党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人数为历届最多。
同年，社会期盼已久的《物权法》开始实施。私有财产从此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２００７年底，在中国东南福建省风光秀美的厦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发现，当地一个耗资１１０亿元的化工项目有可能危害到那里的环境。于是她上书全国政协，提请再次对已经立项的该项目进行评估。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项目建设工地附近的业主，以及厦门市民，纷纷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和到项目工地上“散步”的方式，表达自己反对该项目的意见。在公众压力之下，政府暂停了该项目，并最终将其搬迁到了远离厦门的地方。这次事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影响力的崛起。
然而，对于不少中产阶层人士而言，政治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还比较远。埃里克·王说，他的政治参与仅仅是通过他的上司向会计行业监管机构提出参考意见。当监管机构要颁布会计行业的法律法规时，会向他的上级领导搜集行业意见。埃里克·王并不满足这样的参与。他说，“我想整个中产阶层会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10月05日 14:09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５日电（记者任珂）埃里克·王匆匆走进离他办公楼不远的星巴克咖啡馆，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
他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的中央商务区，这里聚集了众多高薪白领。和这里很多着装考究的人一样，埃里克·王身着深蓝色西服，系金色领带。他说，“我现在的生活与我父母比，对比真是太大了，”他说。
出生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农村的埃里克·王，现在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注册会计师。从小到大，他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变迁。
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靠种水稻和在太湖打渔为生。小时候，每年暑假，他都要帮父母做农活，渐渐地他的双手磨出了老茧，劳动也给他留下了一张黝黑的脸。
王学习拔尖，最后被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北京的高楼大厦让他着迷。在北京念书时，他就打定主意，毕业后再也不回到家乡那个两层的小木屋生活。
现在，２９岁的他靠为将要上市的公司做ＩＰＯ审计谋生，年收入２０万，是普通北京人的十倍。相比之下，王益的收入显得相当富裕了。
而他父母的生活却变化不大。当得知自己儿子要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公司靠什么赚钱。
目前，王和他的未婚妻住在北京市区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这是他两年前买下的。再过三年，房贷就能还清了。王的下一个目标是：买一辆价值２０万的福特蒙迪欧轿车。
“我很幸运，不过许多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故事。”王认为，“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在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里，王这样的人已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在中国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的。
３０年前，在农村，王的父母还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这是一个把共产主义社会当作现实理想的基层农村组织。在公社，所有财产由全体社员共同所有。
在城市，工厂的工人们终身享受福利，虽然这种福利水平非常低。而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包括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则被约束在不同的单位机构中。“大锅饭”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人。
１９７８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决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渐渐地，变化产生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介绍，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私人企业被严厉禁止。一个农民在集市卖自家的鸡蛋，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禁令被废除了。人们能够经营私营企业，并雇佣工人。随后，外国资本也进入了中国。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一些新的职业也随之出现。外企和私企中的白领经理人员，中小企业所有者，以及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壮大。
在挣脱了旧的体系束缚后，人才流动自由起来，这让他们能在愈发繁荣的市场里，利用自己的创业精神和知识获取经济利益。
“他们从事脑力劳动，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技术谋生。”张宛丽说，他们往往收入较高。
不过，社会上对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存争议。许多人认为“中产阶层”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中产家庭应该至少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一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还要经常出国度假。换句话说，所谓中产是富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宛丽“没有车，房子是社科院分的福利房。”但是，她说，“一次采访一个百万家产的私营企业主时，他说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张宛丽认为，在确定中产阶层时，社会地位和职业比收入更重要。
２００１年，社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如果依据职业划分中产阶层，包括非公经济部门新兴行业的员工，政府中级公务人员和中级知识分子，那么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２０％。
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之后的７年内不断增长。但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６４％的中国，２０％的中产阶层比例已相当高了。
２００６年，据《瞭望》周刊透露，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经济部门和自由职业人口，他们占总人口的１１．５％，并贡献了全国税收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掌握着全国一半的专利权。
“如果中产阶层可以用钱来量化的话，我肯定属于这一阶层，”埃里克·王说。“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我就是一个高薪的工人而已。”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近年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媒体中讨论公共政策，而政府和立法机构也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咨询律师和会计师。张宛丽说，在２００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党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人数为历届最多。
同年，社会期盼已久的《物权法》开始实施。私有财产从此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２００７年底，在中国东南福建省风光秀美的厦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发现，当地一个耗资１１０亿元的化工项目有可能危害到那里的环境。于是她上书全国政协，提请再次对已经立项的该项目进行评估。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项目建设工地附近的业主，以及厦门市民，纷纷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和到项目工地上“散步”的方式，表达自己反对该项目的意见。在公众压力之下，政府暂停了该项目，并最终将其搬迁到了远离厦门的地方。这次事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影响力的崛起。
然而，对于不少中产阶层人士而言，政治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还比较远。埃里克·王说，他的政治参与仅仅是通过他的上司向会计行业监管机构提出参考意见。当监管机构要颁布会计行业的法律法规时，会向他的上级领导搜集行业意见。埃里克·王并不满足这样的参与。他说，“我想整个中产阶层会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
2008年10月05日 14:09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５日电（记者任珂）埃里克·王匆匆走进离他办公楼不远的星巴克咖啡馆，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
他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的中央商务区，这里聚集了众多高薪白领。和这里很多着装考究的人一样，埃里克·王身着深蓝色西服，系金色领带。他说，“我现在的生活与我父母比，对比真是太大了，”他说。
出生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农村的埃里克·王，现在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注册会计师。从小到大，他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变迁。
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靠种水稻和在太湖打渔为生。小时候，每年暑假，他都要帮父母做农活，渐渐地他的双手磨出了老茧，劳动也给他留下了一张黝黑的脸。
王学习拔尖，最后被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北京的高楼大厦让他着迷。在北京念书时，他就打定主意，毕业后再也不回到家乡那个两层的小木屋生活。
现在，２９岁的他靠为将要上市的公司做ＩＰＯ审计谋生，年收入２０万，是普通北京人的十倍。相比之下，王益的收入显得相当富裕了。
而他父母的生活却变化不大。当得知自己儿子要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公司靠什么赚钱。
目前，王和他的未婚妻住在北京市区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这是他两年前买下的。再过三年，房贷就能还清了。王的下一个目标是：买一辆价值２０万的福特蒙迪欧轿车。
“我很幸运，不过许多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故事。”王认为，“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在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里，王这样的人已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在中国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的。
３０年前，在农村，王的父母还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这是一个把共产主义社会当作现实理想的基层农村组织。在公社，所有财产由全体社员共同所有。
在城市，工厂的工人们终身享受福利，虽然这种福利水平非常低。而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包括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则被约束在不同的单位机构中。“大锅饭”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人。
１９７８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决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渐渐地，变化产生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介绍，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私人企业被严厉禁止。一个农民在集市卖自家的鸡蛋，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禁令被废除了。人们能够经营私营企业，并雇佣工人。随后，外国资本也进入了中国。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一些新的职业也随之出现。外企和私企中的白领经理人员，中小企业所有者，以及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壮大。
在挣脱了旧的体系束缚后，人才流动自由起来，这让他们能在愈发繁荣的市场里，利用自己的创业精神和知识获取经济利益。
“他们从事脑力劳动，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技术谋生。”张宛丽说，他们往往收入较高。
不过，社会上对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存争议。许多人认为“中产阶层”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中产家庭应该至少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一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还要经常出国度假。换句话说，所谓中产是富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宛丽“没有车，房子是社科院分的福利房。”但是，她说，“一次采访一个百万家产的私营企业主时，他说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张宛丽认为，在确定中产阶层时，社会地位和职业比收入更重要。
２００１年，社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如果依据职业划分中产阶层，包括非公经济部门新兴行业的员工，政府中级公务人员和中级知识分子，那么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２０％。
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之后的７年内不断增长。但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６４％的中国，２０％的中产阶层比例已相当高了。
２００６年，据《瞭望》周刊透露，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经济部门和自由职业人口，他们占总人口的１１．５％，并贡献了全国税收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掌握着全国一半的专利权。
“如果中产阶层可以用钱来量化的话，我肯定属于这一阶层，”埃里克·王说。“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我就是一个高薪的工人而已。”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近年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媒体中讨论公共政策，而政府和立法机构也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咨询律师和会计师。张宛丽说，在２００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党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人数为历届最多。
同年，社会期盼已久的《物权法》开始实施。私有财产从此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２００７年底，在中国东南福建省风光秀美的厦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发现，当地一个耗资１１０亿元的化工项目有可能危害到那里的环境。于是她上书全国政协，提请再次对已经立项的该项目进行评估。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项目建设工地附近的业主，以及厦门市民，纷纷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和到项目工地上“散步”的方式，表达自己反对该项目的意见。在公众压力之下，政府暂停了该项目，并最终将其搬迁到了远离厦门的地方。这次事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影响力的崛起。
然而，对于不少中产阶层人士而言，政治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还比较远。埃里克·王说，他的政治参与仅仅是通过他的上司向会计行业监管机构提出参考意见。当监管机构要颁布会计行业的法律法规时，会向他的上级领导搜集行业意见。埃里克·王并不满足这样的参与。他说，“我想整个中产阶层会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10月05日 14:09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５日电（记者任珂）埃里克·王匆匆走进离他办公楼不远的星巴克咖啡馆，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
他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的中央商务区，这里聚集了众多高薪白领。和这里很多着装考究的人一样，埃里克·王身着深蓝色西服，系金色领带。他说，“我现在的生活与我父母比，对比真是太大了，”他说。
出生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农村的埃里克·王，现在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注册会计师。从小到大，他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变迁。
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靠种水稻和在太湖打渔为生。小时候，每年暑假，他都要帮父母做农活，渐渐地他的双手磨出了老茧，劳动也给他留下了一张黝黑的脸。
王学习拔尖，最后被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北京的高楼大厦让他着迷。在北京念书时，他就打定主意，毕业后再也不回到家乡那个两层的小木屋生活。
现在，２９岁的他靠为将要上市的公司做ＩＰＯ审计谋生，年收入２０万，是普通北京人的十倍。相比之下，王益的收入显得相当富裕了。
而他父母的生活却变化不大。当得知自己儿子要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公司靠什么赚钱。
目前，王和他的未婚妻住在北京市区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这是他两年前买下的。再过三年，房贷就能还清了。王的下一个目标是：买一辆价值２０万的福特蒙迪欧轿车。
“我很幸运，不过许多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故事。”王认为，“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在中国的一些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里，王这样的人已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在中国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的。
３０年前，在农村，王的父母还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这是一个把共产主义社会当作现实理想的基层农村组织。在公社，所有财产由全体社员共同所有。
在城市，工厂的工人们终身享受福利，虽然这种福利水平非常低。而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社会群体，包括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则被约束在不同的单位机构中。“大锅饭”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人。
１９７８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及他的同事们，决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渐渐地，变化产生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介绍，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私人企业被严厉禁止。一个农民在集市卖自家的鸡蛋，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禁令被废除了。人们能够经营私营企业，并雇佣工人。随后，外国资本也进入了中国。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一些新的职业也随之出现。外企和私企中的白领经理人员，中小企业所有者，以及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壮大。
在挣脱了旧的体系束缚后，人才流动自由起来，这让他们能在愈发繁荣的市场里，利用自己的创业精神和知识获取经济利益。
“他们从事脑力劳动，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技术谋生。”张宛丽说，他们往往收入较高。
不过，社会上对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存争议。许多人认为“中产阶层”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中产家庭应该至少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一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还要经常出国度假。换句话说，所谓中产是富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宛丽“没有车，房子是社科院分的福利房。”但是，她说，“一次采访一个百万家产的私营企业主时，他说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张宛丽认为，在确定中产阶层时，社会地位和职业比收入更重要。
２００１年，社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如果依据职业划分中产阶层，包括非公经济部门新兴行业的员工，政府中级公务人员和中级知识分子，那么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２０％。
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之后的７年内不断增长。但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６４％的中国，２０％的中产阶层比例已相当高了。
２００６年，据《瞭望》周刊透露，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经济部门和自由职业人口，他们占总人口的１１．５％，并贡献了全国税收的近三分之一，他们还掌握着全国一半的专利权。
“如果中产阶层可以用钱来量化的话，我肯定属于这一阶层，”埃里克·王说。“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我就是一个高薪的工人而已。”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近年来，中产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媒体中讨论公共政策，而政府和立法机构也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咨询律师和会计师。张宛丽说，在２００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党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人数为历届最多。
同年，社会期盼已久的《物权法》开始实施。私有财产从此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２００７年底，在中国东南福建省风光秀美的厦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发现，当地一个耗资１１０亿元的化工项目有可能危害到那里的环境。于是她上书全国政协，提请再次对已经立项的该项目进行评估。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项目建设工地附近的业主，以及厦门市民，纷纷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和到项目工地上“散步”的方式，表达自己反对该项目的意见。在公众压力之下，政府暂停了该项目，并最终将其搬迁到了远离厦门的地方。这次事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影响力的崛起。
然而，对于不少中产阶层人士而言，政治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还比较远。埃里克·王说，他的政治参与仅仅是通过他的上司向会计行业监管机构提出参考意见。当监管机构要颁布会计行业的法律法规时，会向他的上级领导搜集行业意见。埃里克·王并不满足这样的参与。他说，“我想整个中产阶层会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
所谓白领，更多意义上是一个消费概念，是商家的定义
今年都套住了吧: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