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四人帮”就擒后的上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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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人 张 毅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９日凌晨1点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 鲁 人 张 毅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９日凌晨1点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９日凌晨1点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 鲁 人 张 毅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９日凌晨1点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