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纪事】纪念“五·四”，从传播媒介说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5 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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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主要说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传播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捎带着谈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筹备的一些事情。
（一）
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正式开始的一年。早在清朝末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就已经流入中国，但影响应该只限于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其范围和程度都相当有限。
到了191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好象突然间大量涌入中国，其数量之多，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称之“泛滥”也不为过。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这样形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状况：“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有这么几个背景：一是“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二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三是与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等等。第二、三点在后面再展开。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分不开，那就是传播媒介的发展。
（二）
八十七年前的传播媒介，可不象现在这么发达，主要途径还是印刷传媒。
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摒弃了空洞死板、晦涩难懂的文言，改为提倡以口语（白话）创作新文学后，白话文体迅速普及，新文学发展迅猛。书藉读者范围的扩大，造就了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的盛况空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二曰游行”；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则称：“中国近年杂志太多，不能全看。”当然，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告停刊。但彼伏此起，蔚为大观。
这种书藉、杂志发行的迅速增加，同样也源自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商业出版界的成长。最具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藉，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发行量成倍数增长。当时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藉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等，也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度。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出版近代化的进程。
1919年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报刊、书藉流通体制。这么大量的报刊、杂志、书藉，是如何流通的呢？.
本帖主要说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传播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捎带着谈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筹备的一些事情。
（一）
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正式开始的一年。早在清朝末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就已经流入中国，但影响应该只限于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其范围和程度都相当有限。
到了191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好象突然间大量涌入中国，其数量之多，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称之“泛滥”也不为过。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这样形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状况：“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有这么几个背景：一是“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二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三是与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等等。第二、三点在后面再展开。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分不开，那就是传播媒介的发展。
（二）
八十七年前的传播媒介，可不象现在这么发达，主要途径还是印刷传媒。
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摒弃了空洞死板、晦涩难懂的文言，改为提倡以口语（白话）创作新文学后，白话文体迅速普及，新文学发展迅猛。书藉读者范围的扩大，造就了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的盛况空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二曰游行”；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则称：“中国近年杂志太多，不能全看。”当然，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告停刊。但彼伏此起，蔚为大观。
这种书藉、杂志发行的迅速增加，同样也源自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商业出版界的成长。最具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藉，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发行量成倍数增长。当时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藉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等，也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度。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出版近代化的进程。
1919年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报刊、书藉流通体制。这么大量的报刊、杂志、书藉，是如何流通的呢？
本帖主要说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传播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捎带着谈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筹备的一些事情。
（一）
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正式开始的一年。早在清朝末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就已经流入中国，但影响应该只限于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其范围和程度都相当有限。
到了191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好象突然间大量涌入中国，其数量之多，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称之“泛滥”也不为过。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这样形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状况：“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有这么几个背景：一是“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二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三是与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等等。第二、三点在后面再展开。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分不开，那就是传播媒介的发展。
（二）
八十七年前的传播媒介，可不象现在这么发达，主要途径还是印刷传媒。
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摒弃了空洞死板、晦涩难懂的文言，改为提倡以口语（白话）创作新文学后，白话文体迅速普及，新文学发展迅猛。书藉读者范围的扩大，造就了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的盛况空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二曰游行”；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则称：“中国近年杂志太多，不能全看。”当然，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告停刊。但彼伏此起，蔚为大观。
这种书藉、杂志发行的迅速增加，同样也源自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商业出版界的成长。最具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藉，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发行量成倍数增长。当时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藉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等，也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度。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出版近代化的进程。
1919年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报刊、书藉流通体制。这么大量的报刊、杂志、书藉，是如何流通的呢？.
本帖主要说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传播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捎带着谈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筹备的一些事情。
（一）
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正式开始的一年。早在清朝末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就已经流入中国，但影响应该只限于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其范围和程度都相当有限。
到了191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好象突然间大量涌入中国，其数量之多，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称之“泛滥”也不为过。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这样形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状况：“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有这么几个背景：一是“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二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三是与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等等。第二、三点在后面再展开。所有这些，都与一个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分不开，那就是传播媒介的发展。
（二）
八十七年前的传播媒介，可不象现在这么发达，主要途径还是印刷传媒。
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摒弃了空洞死板、晦涩难懂的文言，改为提倡以口语（白话）创作新文学后，白话文体迅速普及，新文学发展迅猛。书藉读者范围的扩大，造就了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的盛况空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二曰游行”；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则称：“中国近年杂志太多，不能全看。”当然，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告停刊。但彼伏此起，蔚为大观。
这种书藉、杂志发行的迅速增加，同样也源自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商业出版界的成长。最具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藉，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发行量成倍数增长。当时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藉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等，也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度。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出版近代化的进程。
1919年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报刊、书藉流通体制。这么大量的报刊、杂志、书藉，是如何流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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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量的刊物在五四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的各高等院校的流通，主要靠的是各院校内的书报贩卖部，起到了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这些书报贩卖部的负责人往往是进步学生中的组织者，他们不仅卖书卖报，还通过书藉和报刊的订购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同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
陈望道这样回忆：“‘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很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很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比较进步的青年。……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
这些书报贩卖部在五四运动前就已经有了，在五四运动后得到寸步扩展、更加活跃。上述这些情况，通过史学家查找到的北京大学校内的出版部书藉代售所（即书报贩卖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经销书藉、杂志的广告可以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书报贩卖部，其他各地城市也可以订阅北京、上海出版的书刊，特别是其他城市出版的报纸。1920年7月，毛泽东为了普及新文化，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个叫做“文化书社”的书报贩卖部，其经销的书藉、杂志多种多样。其中《新青年》销售册数1920年9—10月共320册，至1921年3月累计多达2000册。同时经营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而在当时，杂志、报纸通常是被反复传阅的，不象现在大多是看完一扔了之。
以上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短时期内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在其他城市也得以迅速传播的主要背景之一。
大家都知道，无论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毫无疑义是各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条件。同样地，五四时期西方近现代思想如洪水一般地涌入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可以说是混沌不清达于极点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中脱颖而出、得到各种书刊和报纸争相传播的呢？
（三）
大量的刊物在五四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的各高等院校的流通，主要靠的是各院校内的书报贩卖部，起到了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这些书报贩卖部的负责人往往是进步学生中的组织者，他们不仅卖书卖报，还通过书藉和报刊的订购情况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同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
陈望道这样回忆：“‘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很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很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比较进步的青年。……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
这些书报贩卖部在五四运动前就已经有了，在五四运动后得到寸步扩展、更加活跃。上述这些情况，通过史学家查找到的北京大学校内的出版部书藉代售所（即书报贩卖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经销书藉、杂志的广告可以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书报贩卖部，其他各地城市也可以订阅北京、上海出版的书刊，特别是其他城市出版的报纸。1920年7月，毛泽东为了普及新文化，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个叫做“文化书社”的书报贩卖部，其经销的书藉、杂志多种多样。其中《新青年》销售册数1920年9—10月共320册，至1921年3月累计多达2000册。同时经营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而在当时，杂志、报纸通常是被反复传阅的，不象现在大多是看完一扔了之。
以上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短时期内不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在其他城市也得以迅速传播的主要背景之一。
大家都知道，无论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毫无疑义是各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条件。同样地，五四时期西方近现代思想如洪水一般地涌入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可以说是混沌不清达于极点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中脱颖而出、得到各种书刊和报纸争相传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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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由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革命运动，还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可称之为“知识革命”的浪潮。
“知识革命”其中一层意思，是通过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的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有理论依据的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了。
“知识革命”的另一层意思，可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思想出现于当时纷纭繁杂的中国思想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要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这点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于能够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五四时期，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制尚未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好成为一条新的坐标轴，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异常简明起来。例如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此前的著作是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在1919至1920年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不单文体由文言改为口语，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因而变得简明易懂。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由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革命运动，还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可称之为“知识革命”的浪潮。
“知识革命”其中一层意思，是通过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的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有理论依据的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了。
“知识革命”的另一层意思，可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思想出现于当时纷纭繁杂的中国思想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要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这点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于能够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五四时期，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制尚未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好成为一条新的坐标轴，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异常简明起来。例如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此前的著作是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在1919至1920年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不单文体由文言改为口语，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因而变得简明易懂。
不管是应纪念的政治，还是要该批判的政治。在赤裸裸钱面前现在做的就是对他们麻木。
原帖由 tqb 于 2007-5-5 19:36 发表
不管是应纪念的政治，还是要该批判的政治。在赤裸裸钱面前现在做的就是对他们麻木。
我们所厌恶的应该是庸俗化了的政治，而不是政治本身。
. （五）
这一节，我们来了解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的经过，特别是取得的途径、翻译和出版的情况。
虽然由于印刷传媒的发展，新思想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但这时传播者们研读、吸引马克思主义仍然异常艰辛。因为无论在语言、购买外文图书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并非象今天那么方便。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呢？他们读了些什么样的书藉？这些书藉又从何而来？关于这些问题，许多东西至今没有完整的答案。实际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著作，考茨基（K.Kautsky）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所著的讲解类书藉的中译本，以及“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书藉，远比马列经典著作要多得多。
今天大家知道的最多的经典论文，可能是1919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常都要谈到这篇文章。这些年来经过研究，可以确定比这篇文章更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刊登的文章。
《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的1919年4月1日，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开始连载“渊泉”译《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摘译）。自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从而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虽然曾经中断一个时期，但这次连载一直持续到了11月。这些文章因立意新颖，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争相反复转载，影响甚大。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有颇深的关系。曾经有人说“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但经过学者的认真考证，“渊泉”是当时《晨报》记者陈溥贤的笔名。陈溥贤对李大钊与吉野作造的交往以及与其他先进知识分子的联系、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考证情况，有必要时另外出帖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晨报副刊》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译文的底本都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高（土+界）素之、（土+界）利彦、贺川丰彦等人的著作，以及河上等人对马克思、考茨基译作的重译。与此相似，当时接连不断地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基本上是翻译日文刊物而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文，都借鉴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这种情形，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自清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思想，往往是把已经在日本翻译、介绍过来的内容有选择地重新译成汉语和中文；翻译、介绍源自西方的种种新词（例如社会、哲学、经济、科学等）时，也多半沿用了经由日本而来的“日制汉语”。在中国，除了部分国民党人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期研究史基本上空白状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未知数，许多频繁出现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科学词汇是闻所未闻的。因此，在五四时期通过日本的文献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文献中的词汇也直接用日语引进并逐步固定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一节，我们来了解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的经过，特别是取得的途径、翻译和出版的情况。
虽然由于印刷传媒的发展，新思想获得了广泛的读者，但这时传播者们研读、吸引马克思主义仍然异常艰辛。因为无论在语言、购买外文图书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并非象今天那么方便。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呢？他们读了些什么样的书藉？这些书藉又从何而来？关于这些问题，许多东西至今没有完整的答案。实际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著作，考茨基（K.Kautsky）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所著的讲解类书藉的中译本，以及“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书藉，远比马列经典著作要多得多。
今天大家知道的最多的经典论文，可能是1919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常都要谈到这篇文章。这些年来经过研究，可以确定比这篇文章更早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刊登的文章。
《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的1919年4月1日，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开始连载“渊泉”译《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摘译）。自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从而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虽然曾经中断一个时期，但这次连载一直持续到了11月。这些文章因立意新颖，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争相反复转载，影响甚大。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有颇深的关系。曾经有人说“渊泉”是李大钊的笔名，但经过学者的认真考证，“渊泉”是当时《晨报》记者陈溥贤的笔名。陈溥贤对李大钊与吉野作造的交往以及与其他先进知识分子的联系、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考证情况，有必要时另外出帖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晨报副刊》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译文的底本都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高（土+界）素之、（土+界）利彦、贺川丰彦等人的著作，以及河上等人对马克思、考茨基译作的重译。与此相似，当时接连不断地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基本上是翻译日文刊物而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文，都借鉴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这种情形，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自清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思想，往往是把已经在日本翻译、介绍过来的内容有选择地重新译成汉语和中文；翻译、介绍源自西方的种种新词（例如社会、哲学、经济、科学等）时，也多半沿用了经由日本而来的“日制汉语”。在中国，除了部分国民党人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期研究史基本上空白状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未知数，许多频繁出现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科学词汇是闻所未闻的。因此，在五四时期通过日本的文献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文献中的词汇也直接用日语引进并逐步固定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 （六）
作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个中心之一的上海，共同活跃于上海论坛的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以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后来），另一个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等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或留日学生。1920年初陈独秀逃离北京移居上海、1920年底陈溥贤出国赴欧后，上海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早在清末，在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后来成为国民党人的理论家们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戴季陶等上述知识分子。到1920年，上海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动向的，是戴季陶和李汉俊。顺便一提的是，作为中共成立之初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李汉俊（包惠僧语），回国后出入于孙中山和戴季陶门下，与国民党人缘分极深，在中共成立后脱党。有专家经过研究后提出，戴季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达到的水平，远在同时期的包括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内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之上。他不但将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授给陈独秀，并与陈共同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心成员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进行革命的理论的人们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具有的吸引力（即曾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发生了指导作用的思想）与实际学习起来所感到的困难之间的鸿沟，只有靠对外国思潮具有深邃洞察力、且精通日文社会主义文献的戴季陶来填平。”
以戴季陶为主的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为了创建共产党或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科学依据，要把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发生、阶级矛盾的激化防患于未然，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科学根据之一来定位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和平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强化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戴季陶后来转为反共，并激烈地批判中国共产党追随苏联和共产国际。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
相反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不仅仅将关注和翻译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学说限制于文字方面，为了创建共产党，他们于1920年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其首要工作就是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举办小范围的学习会。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些被认为通过阅读外国文献而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1920年5月至9月间。以《新青年》短暂休刊后以新姿态重新刊行为标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革命后的俄国现状，翻译文章也由过去的以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为主，转变为来自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陈独秀把自己明确规定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次表态，《新青年》杂志的性质因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作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个中心之一的上海，共同活跃于上海论坛的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以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后来），另一个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等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或留日学生。1920年初陈独秀逃离北京移居上海、1920年底陈溥贤出国赴欧后，上海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早在清末，在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后来成为国民党人的理论家们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戴季陶等上述知识分子。到1920年，上海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动向的，是戴季陶和李汉俊。顺便一提的是，作为中共成立之初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李汉俊（包惠僧语），回国后出入于孙中山和戴季陶门下，与国民党人缘分极深，在中共成立后脱党。有专家经过研究后提出，戴季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达到的水平，远在同时期的包括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内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之上。他不但将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传授给陈独秀，并与陈共同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心成员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进行革命的理论的人们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具有的吸引力（即曾对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发生了指导作用的思想）与实际学习起来所感到的困难之间的鸿沟，只有靠对外国思潮具有深邃洞察力、且精通日文社会主义文献的戴季陶来填平。”
以戴季陶为主的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为了创建共产党或者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科学依据，要把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发生、阶级矛盾的激化防患于未然，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科学根据之一来定位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和平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强化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戴季陶后来转为反共，并激烈地批判中国共产党追随苏联和共产国际。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
相反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不仅仅将关注和翻译这些外来的社会主义学说限制于文字方面，为了创建共产党，他们于1920年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其首要工作就是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举办小范围的学习会。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些被认为通过阅读外国文献而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1920年5月至9月间。以《新青年》短暂休刊后以新姿态重新刊行为标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革命后的俄国现状，翻译文章也由过去的以日本社会主义文献为主，转变为来自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陈独秀把自己明确规定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次表态，《新青年》杂志的性质因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七）
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他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后才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与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出现了颠倒次序这种有趣的现象。1920年5月以前，关于“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俄国的现状，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演讲或者著作传到中国的很少。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消息来源于日本，而日本因信息管制等无从铨释布尔什维克。
例如，苏联政府以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的名义于1919年7月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由于交通、通讯时常处于隔绝状态，而北京政府对有关革命俄国的消息实行管制，宣言的详细内容在半年后的1920年3月末4月初才传到中国。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当时被称为“空前的美举”，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关心一下子高涨起来。重新发刊的《新青年》新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关注。该专栏开辟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与《新青年》一样，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内容当中译自美国、英国等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茅盾（沈雁冰）以“P生”的笔名翻译了列宁的著作目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仅译第一章）、《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等文献，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来认识、摸索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意义巨大。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这些文献并非直接来自苏联，而是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内战致使中苏的交通、通讯时常处于隔绝状态外，还有以下原因：俄国移民和流亡革命家进入美国的较多，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在美国能够迅速传播，因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包括分裂、合并）也较早；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相对较落后；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几乎没有懂俄语的人才。
由于对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探究，笔者还注意到这么一种情况：因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成了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惟一能够选择的新的国际。这说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处于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之下。
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他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后才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与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出现了颠倒次序这种有趣的现象。1920年5月以前，关于“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俄国的现状，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演讲或者著作传到中国的很少。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消息来源于日本，而日本因信息管制等无从铨释布尔什维克。
例如，苏联政府以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的名义于1919年7月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由于交通、通讯时常处于隔绝状态，而北京政府对有关革命俄国的消息实行管制，宣言的详细内容在半年后的1920年3月末4月初才传到中国。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当时被称为“空前的美举”，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关心一下子高涨起来。重新发刊的《新青年》新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关注。该专栏开辟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与《新青年》一样，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内容当中译自美国、英国等欧美的社会主义刊物、文献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茅盾（沈雁冰）以“P生”的笔名翻译了列宁的著作目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仅译第一章）、《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等文献，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借助于外国的共产党来认识、摸索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意义巨大。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这些文献并非直接来自苏联，而是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内战致使中苏的交通、通讯时常处于隔绝状态外，还有以下原因：俄国移民和流亡革命家进入美国的较多，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在美国能够迅速传播，因而美国共产党的成立（包括分裂、合并）也较早；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俄国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解相对较落后；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几乎没有懂俄语的人才。
由于对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探究，笔者还注意到这么一种情况：因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成了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惟一能够选择的新的国际。这说是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处于共产国际的思想影响之下。
. （八）
中国第一个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共鸣、作出积极反应和强烈反响、并对其从世界史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的人，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1918年上半年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手上还没有什么能够参考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因而文章的基调显得直观而印象化。到了同年年底，他的写作开始大量引用托洛茨基的书藉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可能李大钊不知道托洛茨基在写这本书时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断章取义地引用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的讲话来解释俄国革命，这种做法是各国共产主义者的一般倾向，并不限于中国或李大钊。这种解读方式，也不能简单地视为误解。到了1921年，李大钊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已经丰富得多，应该是他大量阅读英文版文献的结果。
与李大钊相对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于较早地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运动”（这些精神来自美国共产党的章程、纲领），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使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性研究，转变为对列宁式运动论和组织论的吸收，进而开始着手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1921年6月下旬，李汉俊受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略提下的是，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应为1920年11月。关于这个问题，另行讨论。
从学术研究到组织共产党的过程当中，我们应予关注的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推动。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州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派遣来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使者们对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他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原因。
（全文终）
中国第一个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共鸣、作出积极反应和强烈反响、并对其从世界史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的人，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1918年上半年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时，手上还没有什么能够参考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因而文章的基调显得直观而印象化。到了同年年底，他的写作开始大量引用托洛茨基的书藉来理解俄国革命的性质（可能李大钊不知道托洛茨基在写这本书时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断章取义地引用布尔什维克政权领导人的讲话来解释俄国革命，这种做法是各国共产主义者的一般倾向，并不限于中国或李大钊。这种解读方式，也不能简单地视为误解。到了1921年，李大钊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已经丰富得多，应该是他大量阅读英文版文献的结果。
与李大钊相对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于较早地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运动”（这些精神来自美国共产党的章程、纲领），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使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术性研究，转变为对列宁式运动论和组织论的吸收，进而开始着手组织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1921年6月下旬，李汉俊受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略提下的是，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期应为1920年11月。关于这个问题，另行讨论。
从学术研究到组织共产党的过程当中，我们应予关注的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推动。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州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派遣来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使者们对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他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原因。
（全文终）
不知道今天还纪念54干嘛？成王败寇才是中国人的原则。
原帖由 hu_bird 于 2007-5-6 15:15 发表
不知道今天还纪念54干嘛？成王败寇才是中国人的原则。
不总结过去，不审视历史，不弘扬精神，胜败存亡也就是转瞬间的事。
在世界各民族的兴衰史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7-5-7 00:46 发表
不总结过去，不审视历史，不弘扬精神，胜败存亡也就是转瞬间的事。
在世界各民族的兴衰史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说的很对,现在人对历史已经忘却了很多了,希望楼主这帖子能唤醒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