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从“张睢阳齿”说起

1、
　　唐至德二年（757年）癸丑（十月九日），叛军终于攻入了睢阳——这座抵御了他们将近一年的城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已经付出了十余万伤亡的代价。登城出乎意料的顺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几乎已是一座死城，除了几百个被饥饿和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和人数差不多相同、情况甚至更糟的老百姓之外，他们还能看到的就只是俯视即是的累累白骨，都干净的好像仔细地剔过。
　　守军主将张巡被押到叛军统帅尹子奇面前，胜利者和阶下囚之间，有一段简短的对话。
　　尹子奇：“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
　　张巡：“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以刀撬开张巡的嘴，他只看到了三四颗牙齿。
　　据记载，尹子奇因此对这个难缠的对手起了敬重之心，甚至想让张巡活下来，部下纷纷劝谏：“彼守节者也，终不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患。”于是将张巡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一起处斩。只有同时被俘的睢阳太守许远，被送到洛阳，不久后被杀死在那里。
　　正如老子充满反讽意味的“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这场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拦腰截断的大叛乱中，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英雄事迹，其中尤以张巡和颜杲卿最为著名。500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历数十二位古代先贤“时穷节乃现”的“天地正气”象征，其中就包括了“张睢阳齿”和“颜常山舌”。
　　然而，相比骂贼而死的“颜常山舌”，“张睢阳齿”的意味更复杂，更沉重，也更难以评说。
　　
　　对张巡的功绩，史家众口一词，都给与了最高评价。《旧唐书》：“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新唐书》：“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亦言：“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但是张巡又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在那场惨烈的防御战中，睢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据记载，在“食尽兵穷，计无从出”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士兵将睢阳百姓数万人“相食殆尽”。《旧唐书》谓：“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新唐书》亦谓：“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吃人的事，古已有之，但如此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吃人，而且吃人者还是被歌颂、肯定的正义一方，可说空前绝后，令人心惊。所以千年以来对这一行为的争议也就很自然了。
　　
　　史籍中对张巡其人有如下描述：“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守睢阳，士卒居人，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
　　我想象中的张巡跟这个记载有些差距——他不该有这么高、这么帅、这么聪明，我的想象里，一个高、帅、聪明的人，通常不该那么激愤，那么极端，有那么近乎自虐的暴烈表现。
　　张巡的记性很好，他认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或许可以换个说法，他知道自己吃掉的每一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那４个月里的每一天，张巡是怎样的感受（换了我，大概一天就疯了）。他的神经无疑是坚强的，他的精神支柱无疑更为坚强，但尽管如此，他一定还是倍感压抑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活下来而心安理得。我相信他作战时那些“须髯辄张”、“眦裂齿碎”的暴烈表现都与此有关。在雍丘，他也坚守了大半年，打的也很好，却并没有这种情绪失控的表现，即使面对昔日老友、今日叛将令狐潮，他也不过是当面讥刺，既没有破口大骂，更没有咬牙切齿。我相信那些狂怒表现的背后可能不是恨，而是痛——一种精神折磨、人格分裂的痛。
　　相反在接受死亡时，他的表现是平静和从容的：“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还安慰部下：“汝勿怖，死，命也！”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呢？
　　
　　2、
　　在继续对张巡说三道四之前，有必要对相关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做一点分析。尽管两《唐书》言之凿凿，但我很怀疑被杀并被吃的人数过分夸大了。
　　史书说得很明白：本来睢阳有粮谷六万斛，“可支一岁”，却被上司强性征发一半。张巡三月还可以“椎牛，大飨士卒”，可见当时的粮草应该还是充裕的，而且张巡也并未预料到这次防御战会持续太长时间。
　　可是围困一直持续，到了七月，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初杀马食”，“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等到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被吃光，就开始吃人了。
　　吃人的铁案是翻不过来的，不但史有明文，而且是被作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记载的：
　　“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同时“远亦杀奴僮以哺卒”。（《旧唐书》）
　　张巡无疑是个很受爱戴的领导者，而且颇有一些“克里斯玛”（领袖魅力，个人崇拜）气质，“故下争致死力”。这样的人，这样的“榜样力量”，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会引发怎样的群体疯狂，在相互感染、相互感动的迷狂中，人们可能争先恐后“贡献”出自己和亲人，正如狂信者向他所信仰的神灵奉献自己或者亲人的生命作为祭品。我想，或许这种疯狂中还是有那么一点人性因素：反正早晚都要死，还不如早死早超生。
　　问题是吃掉了多少人。七月断粮，十月破城，４个月（有一个闰八月）里，那么少的守军（断粮时只剩下一千多人，破城时更减少为４００余人）吃掉二、三万人，这个数未免太大了。即使真的有这么大的“人肉需求”，就不能吃死人（战斗那么多，死者一定不少，死于饥寒交迫者也会不少），反非要去吃活人么？况且，这中间还有南霁云突围求救事，虽未能让贺兰进明出兵，但也在各处搜罗了战马百匹和三千援兵，并“驱贼牛数百入”，也可解决相当一段时间的食物供给。在围困中，城中数万人的死亡是可以想象的，但如果说都是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杀掉吃掉了，显然是夸大其词。
　　我想这个夸大的数字来自史官们的歇斯底里，他们似乎是生怕这个故事惨烈的不够，政治上正确的不够，表现忠臣良将对君父社稷的赤诚“满腔”的不够，结果正如鲁迅斥责的“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其实，《旧唐书》记载南霁云求援于贺兰进明的一段话，就已经露出了马脚，原文是：
　　“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
　　霁云求救时，城中断粮不过月余，“杀爱妾以啖军人”当已有之，但“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绝无可能。所以《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采用这一说法，只是说：“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不过《新唐书》尽管修改了这个臭虫，却坚持了“食人三万”这一说法，只有《通鉴》比较谨慎，没有说具体数字。司马光到底是大儒，头脑比那些动辄热血沸腾的酸腐文人要清楚得多。
　　那么，被张巡杀死并吃掉的人有多少呢？看李翰为张巡所作辩护，有“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之句，这个“数百之众”很明白是指“食人之计”，李翰的辩护就在当年底，虽有回护之动机，但总不至于捏造数据，所以我以为“数百之众”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那么吃掉几万人和几百人有区别吗？我以为是有的，至少，在看到“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的记载时，我无法对这位张中丞抱有一点点敬仰。一时的非理性、非人性状态或许还可以原谅，把这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就不可原谅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这种狂热可以持续长达４个月，尤其不相信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还能“人心终不离变”。如果我是城中一个正在吃人、将要被吃的人，我一定会觉得还是让叛军早点打进来才好，死于敌人的屠刀，总比死于自己人的屠刀要叫人好受一点。
　　
　　3、
　　张巡完成了他震撼人心的选择，身后又是无尽的喧嚣。震惊之余，有人提出质问：他为什么不在粮尽时突围，求再生之路，反要困守愁城到了吃人的地步？这样的人是否可以作为楷模而受到表彰称颂？
　　对第一项指责，史书是这样解释的：“贼知外援绝，围益急。众议东奔，巡、远议以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帅饥众行，必不达。”
　　陷入绝境的过程正如被深度套牢，回过头看似乎愚不可及，但当时总有它的道理，保卫睢阳的重要性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援军的近在咫尺。正如韩愈的反问：张、许怎能预知救兵不来？因为总存着这个希望，他们也就尽一切可能坚守下去。为了多坚持一些时间，他们缩减口粮配额（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士兵们体力下降，无力突围），然后是杀掉战马（这让突围更加不可能），等到一切都被吃光，而救兵仍然不至。到了这个时候，是该让大家一起饿死（从功利的角度看，这毫无效用可言），还是让一部分人死，换取另外一部分人活下来呢？
　　第二个指责——不该吃人，也马上就被理直气壮的辩护声音淹没。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硃巨川、李翰等“有名士”纷纷上言“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其中尤以其友人李翰之辩护最力：“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其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
　　“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追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玖婺州司马。张巡、许远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
　　
　　但李翰等人的慷慨陈词，虽平息了一时的异议，却无法堵住千年来悠悠之口。明末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此发了一大段议论，主要有三层意思：
　　首先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绩，出众人之上。国家表彰功臣，自然是应该的，不必强求他是什么完人。但是，却也必须指出他食人的行为是不人道的。
　　第二层意思主要是反驳李翰为之辩护的“损数百人以全天下”，王夫之指出：什么叫“损”（牺牲）？打仗当然要有伤亡，作为指挥官，你可以不在乎别人死，甚至可以让别人去死，这些都可以叫“损”，可是把人杀了、肢解了、吃掉了，岂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损”字就化解的？不吃人，这是做人的底线，用不着讲什么大道理就应该知道不能这样做。连这个都能做，只能说已经丧失了人性。张巡城陷身死，这是他的幸运；假如他吃了人，又获了救，以后论功行赏，尊位重禄，紫衣金佩，赫奕显荣，到了那个时候，他又如何面对那些被他吃掉的人？又将何地以自容？
　　第三层意思最精彩，也最重要，因为他直接谈到了效忠的限度：
　　“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最后他说：张巡这样的人，唐室是可以褒奖他的，毕竟他为王朝立下了大功，而对他这种行为，君子却只能“不忍言”。
　　柏杨在他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里，也评论道：“悲剧性地以身相殉，是表现个人尽责的诚实行为，却绝不能慷他人之慨，强迫别人以身相殉。更不可以杀战友，尤其不可杀妇女儿童，有一于此，便是禽兽。”并举美墨战争中，大卫克拉克死守阿拉姆城，先疏散妇女儿童，然后与城同归于尽的例子，说“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因为无论是暴君强盗，还是“圣君忠臣”，都把老百姓的性命看得一钱不值，“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王夫之和柏杨，都远不是我喜欢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他们的看法。
　　但是张巡错了吗？如果他错了，是错在不该那样做，还是错在不该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做呢？
　　忠诚、尽职、抗暴……这些行为，其正面价值应该是被公认的，是值得提倡的，一旦极端化却走向了反面。可极端的选择往往是由于极端的处境，这就好比一张图像被无限放大，那么被放大之后的走样，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评价古人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我们的世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比如指责他不该为了一个家天下、一个可能不怎么值得忠诚的皇帝而吃人，其实这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为了一个王朝，确实不值得这样做，那么如果围城的是日本鬼子呢？如果民族大义也不值得这样做（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那么设想的再极端一些：假如围城的是太空生物或者妖魔鬼怪，它们就是来灭绝人类的，是否也不值得这样做呢？
　　
　　4、
　　到了代宗大历年间，睢阳之围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一次起因于张巡之子去疾上书指责许远有叛变行为。
　　张去疾提出这一指控的理由有：1、叛军是从许远负责的防区入城的；2、叛军将两人的部下分开，“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3、他吐露张巡临死时曾和叛将尹子奇谈过话，叹息“人有可恨者”，并明确表示自己恨的不是“贼”，而是“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４、他还指出当地人都知道许远叛国这一事实（“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最后表示：“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
　　代宗下诏，使去疾与许岘（许远子）及百官议。多数人的意见是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去疾提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城陷而远独生”，而许远是睢阳太守，至少在名义上是最高指挥官，当时的惯例是“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所以许远没有被立即处死并不奇怪。并反问：如果说后死者就算通敌，那么死在张巡之前的人是否也可以指控张巡叛变？至于其他指控，都是人云亦云，捕风捉影之说。更重要的是，张许二人已经成为了盖棺论定的忠烈典范，“若日星不可妄轻重”。争议以“维持原判”告终，“然议者纷纭不齐”。
　　这一场风波，着实大煞风景。两人合作到死，两家怨毒却如此之深，令人浩叹，也难怪韩愈直斥“二家子弟材下”，令烈士地下蒙羞。但张去疾在两位先烈并称“完节”，备极哀荣，“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十余年后，还要来打这场官司，想来这种指责虽属空穴来风，恐也不是毫无缘由。
　　韩愈为许远鸣冤：“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是非常有力的，许远自不是“心不可得，误国家事”，也绝非怕死之辈。
　　那么，这种谣言又是缘何而起呢？
　　除了怕死，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让他放弃了继续抵抗下去的责任？
　　尽管在睢阳保卫战中，张巡是实际统帅，然而从身份地位说，许远才是最高长官，之所以“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因在年初叛军大兵压境，张巡率兵三千驰援，经过十六日昼夜苦战，获得大胜，“擒贼将六十馀人，杀士卒二万馀”。许远折服，于是主动表示：“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将军政大权拱手相让，从此“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画一出于巡。”
　　按照“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的分工，筹集军粮正是他的职责，那么在那４个月里，他是怎样“调军粮”的呢？真如史书所载，他“井井有条”地维持了那么久的人肉流水线，把全城百姓一点一点吃光的吗？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会是什么呢？每天组织一些人罗雀捕鼠，另一些人到处搜罗尸体（在断粮的情况下，百姓的大批死亡、乃至自相残杀是可以想象的）？这位“貌如其心”的“宽厚长者”，睢阳的父母官，看着他的人民一天天被杀被吃，他会怎么想呢？
　　那么，有没有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许远确实因难以承受这种折磨，而放弃了抵抗，甚至主动让叛军入城呢？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不过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他错了吗？睢阳城破以后，城里还剩下400余百姓（有悖谬意味的是，叛军却没有杀死这些劫后余生者，而是将他们遣散了），这些人的生命是否值得他这样做？
　　
　　5、
　　现在让我们暂且不谈张巡和许远，不谈睢阳，不谈任何可能让我们陷入一些枝节问题的具体史实（或者，被记载的“史实”），只谈一个务虚问题：我们如何评判一种行为是否可取，是否合乎道义？
　　对这个问题，大概有三种回答：动机的、结果的、手段的。
　　动机论是“理想主义”的：只要目的是好的，一切为之服务的手段都是可取的。这个标准似乎最简单明了，但也可能最危险。因为任何理想，都可以说是“高尚”的，一个怀揣炸弹的恐怖分子、一个草菅人命的酷吏、一个把人送进毒气室的屠夫，他们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天国。对这种“理想主义”，只须反问一句：一个需要不择手段地维护的价值，其本身价值几何？
　　结果论是“功利主义”的，只要结果好，别的可以不问。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结果是好的，就不必去指责他的暴虐和杀戮；隋炀帝开掘大运河的结果是好的，就不必管他是否只是为了个人的骄奢淫逸；甚至有人说中国东北没有落入北极熊之口，是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就结果来说，似乎也有一点道理。那么是不是真的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呢？
　　结果论的结果，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可以把握的，因为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你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可能并不值得赞扬，因为这孩子长大之后可能是一个恶棍，即使他不是，你又怎么知道他的后代不会出一个混世魔王？
　　再来看看手段。
　　在我电脑里有一个DOS时代的老游戏《英雄传说4—朱红血》（后来出了新版，名为“朱红的泪”，但与老版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我已经有好多年不玩它了，但舍不得删掉，不光是因为它的精致、趣味和人情味，还有曾经给我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游戏的启发下，我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信仰无法决定行为的善恶，而行为却可以决定信仰的善恶。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贻笑大方，但当时还是颇为得意的，我以为解决了善恶问题——至少是给自己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作为个人信条，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是站得住的，但是作为一种普世标准呢？
　　正义者是否必须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弄脏自己的手？如果做好人就意味着只能费厄泼赖，而做坏人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结果会怎样？莫非作好人，就活该在一场不公平的比赛里“虽败犹荣”？
　　参杂了一点卑鄙手段，是否就让整个一件事失去正义性？丘吉尔就这么干过——为了应付斯大林对“第二战场”的要求，他把几千加拿大人派到德军的炮火下送死；如果还是，那么有二个手段不正义呢？三个呢？底线在哪里？
　　有一种折衷方案似乎是具有操作性的：你可以随机应变，但某些根本性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比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滥杀无辜，更不能滥吃无辜。可事实上这些“铁律”并不是那么“铁”：杀害无辜当然是不对的，这一点谁都承认，但即使是正义事业，只要诉诸武力，这样的不幸就必然会发生，所以当美军发言人说“造成平民的伤亡是遗憾的，但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不能说他虚伪，不是吗？好了，那么既然你已经死了，是被埋掉、还是被吃掉（为了救活更多的人），又有多大关系呢？再推进一步：你还没有死，但就要死了，那么把你杀死（这可能还免除了你好多不必要的痛苦）、吃掉似乎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原则就像骨牌，只要倒掉一块，连锁反应似乎就像死人一样，也是“难以避免的”。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我不怀疑孟夫子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却不免想：如果问题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利天下”，孟老先生又如何决断？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在于：头一个矛盾是义与利的，道德君子自然知道该做什么，而后一个是所谓“小义”与“大义”（这可能意味着许多人的生命）孰轻孰重，这就有点把人往墙角里逼了。
　　这里有了一个责任问题：我们应该对自己信仰的价值做多大努力？我们都希望得到明确而明智的指令：告诉我做什么、怎么做，可是这种指令并不总是能得到的。
　　那么责任的边际又在哪里呢？王夫之“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意思是“责任到死为止”，我以为说得很对。但是“忠当尽命”，往往结果就是“欲罢不能”。一死固然可以解脱（正如路易十五“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对后死者来说，这是否又是一种逃避责任？一个自杀殉国的书生可能是值得敬仰的，可是他就没有（至少是可能有）更有效果一点的选择吗？
　　我们永远不知道，做到何种地步才算尽心尽力。一个人、一座城、一天……的坚持，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谁又说得准呢？至少我们不能排除“千钧一发”，那么又怎么能知道那“一发”——决定性的一刻、“最后的五分钟”——不是此刻？如果多坚守一天，就多一份扭转局面的希望，那么为此造一点孽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呢？进而，只要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否为此造多少孽都是允许的？
　　还有什么救命稻草？个人的理性或良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可是你该对自己的判断有多大把握？你真的肯定自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吗？
　　一个军官接到了进攻的命令，他完全确信，除了让千万士兵送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意义，他该冒着上军事法庭的危险抗命吗？即使他有这个道德勇气，又如何知道这次孟浪的进攻不是一个更大的天才战术的一部分？在“一盘很大的棋”中，他的部队是不是那个必要的弃子呢？再或者，在战争的混沌中，这个看似错误的决定反而可能收到歪打正着的效果（比如中途岛海战中，正是一队误打误撞的美军轰炸机，使日军作出了错误判断，并因此输掉了战争）？如果拯救整个世界的唯一希望，恰巧就是这个歪打正着呢？
　　似乎没有一条标准是绝对靠得住的。
　　那么你该相信什么遵循什么？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你又如何保证自己时刻走在那条“又直又窄”的正确道路上？
　　
　　6、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乃至“无是无非”？
　　我想不是。人并不是为了明辨是非才活着，而是为了活着才需要分辨是非。活着是一件复杂的事，标准也不可能简单。我很怀疑能否找到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且很怀疑是否需要这样一条标准。毕竟每一种选择都是对应于某种生活的，都是有某种合理性的。
　　现在回到张巡的局面，我们应该对他有更多的同情，应该庆幸自己不必面对这样残酷的抉择。
　　如果换了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在粮尽时冒险突围（尽管希望渺茫）；缴械投降；或者自杀，把这个难题交给别人……我只知道，我唯一不可能做的，就是张巡的选择。
　　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
　　圣人说“四十不惑”，可我越临近这个岁数，就越对下判断这个事没有信心。1、
　　唐至德二年（757年）癸丑（十月九日），叛军终于攻入了睢阳——这座抵御了他们将近一年的城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已经付出了十余万伤亡的代价。登城出乎意料的顺利，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几乎已是一座死城，除了几百个被饥饿和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和人数差不多相同、情况甚至更糟的老百姓之外，他们还能看到的就只是俯视即是的累累白骨，都干净的好像仔细地剔过。
　　守军主将张巡被押到叛军统帅尹子奇面前，胜利者和阶下囚之间，有一段简短的对话。
　　尹子奇：“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
　　张巡：“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
　　尹子奇以刀撬开张巡的嘴，他只看到了三四颗牙齿。
　　据记载，尹子奇因此对这个难缠的对手起了敬重之心，甚至想让张巡活下来，部下纷纷劝谏：“彼守节者也，终不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患。”于是将张巡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一起处斩。只有同时被俘的睢阳太守许远，被送到洛阳，不久后被杀死在那里。
　　正如老子充满反讽意味的“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这场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拦腰截断的大叛乱中，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英雄事迹，其中尤以张巡和颜杲卿最为著名。500年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历数十二位古代先贤“时穷节乃现”的“天地正气”象征，其中就包括了“张睢阳齿”和“颜常山舌”。
　　然而，相比骂贼而死的“颜常山舌”，“张睢阳齿”的意味更复杂，更沉重，也更难以评说。
　　
　　对张巡的功绩，史家众口一词，都给与了最高评价。《旧唐书》：“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新唐书》：“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亦言：“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但是张巡又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在那场惨烈的防御战中，睢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据记载，在“食尽兵穷，计无从出”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士兵将睢阳百姓数万人“相食殆尽”。《旧唐书》谓：“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新唐书》亦谓：“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吃人的事，古已有之，但如此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吃人，而且吃人者还是被歌颂、肯定的正义一方，可说空前绝后，令人心惊。所以千年以来对这一行为的争议也就很自然了。
　　
　　史籍中对张巡其人有如下描述：“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读书不过三复，终身不忘。为文章不立稿。守睢阳，士卒居人，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
　　我想象中的张巡跟这个记载有些差距——他不该有这么高、这么帅、这么聪明，我的想象里，一个高、帅、聪明的人，通常不该那么激愤，那么极端，有那么近乎自虐的暴烈表现。
　　张巡的记性很好，他认识这城里的每一个人——或许可以换个说法，他知道自己吃掉的每一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那４个月里的每一天，张巡是怎样的感受（换了我，大概一天就疯了）。他的神经无疑是坚强的，他的精神支柱无疑更为坚强，但尽管如此，他一定还是倍感压抑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活下来而心安理得。我相信他作战时那些“须髯辄张”、“眦裂齿碎”的暴烈表现都与此有关。在雍丘，他也坚守了大半年，打的也很好，却并没有这种情绪失控的表现，即使面对昔日老友、今日叛将令狐潮，他也不过是当面讥刺，既没有破口大骂，更没有咬牙切齿。我相信那些狂怒表现的背后可能不是恨，而是痛——一种精神折磨、人格分裂的痛。
　　相反在接受死亡时，他的表现是平静和从容的：“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还安慰部下：“汝勿怖，死，命也！”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呢？
　　
　　2、
　　在继续对张巡说三道四之前，有必要对相关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做一点分析。尽管两《唐书》言之凿凿，但我很怀疑被杀并被吃的人数过分夸大了。
　　史书说得很明白：本来睢阳有粮谷六万斛，“可支一岁”，却被上司强性征发一半。张巡三月还可以“椎牛，大飨士卒”，可见当时的粮草应该还是充裕的，而且张巡也并未预料到这次防御战会持续太长时间。
　　可是围困一直持续，到了七月，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才千馀人，皆癯劣不能彀”。“初杀马食”，“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等到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被吃光，就开始吃人了。
　　吃人的铁案是翻不过来的，不但史有明文，而且是被作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记载的：
　　“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同时“远亦杀奴僮以哺卒”。（《旧唐书》）
　　张巡无疑是个很受爱戴的领导者，而且颇有一些“克里斯玛”（领袖魅力，个人崇拜）气质，“故下争致死力”。这样的人，这样的“榜样力量”，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会引发怎样的群体疯狂，在相互感染、相互感动的迷狂中，人们可能争先恐后“贡献”出自己和亲人，正如狂信者向他所信仰的神灵奉献自己或者亲人的生命作为祭品。我想，或许这种疯狂中还是有那么一点人性因素：反正早晚都要死，还不如早死早超生。
　　问题是吃掉了多少人。七月断粮，十月破城，４个月（有一个闰八月）里，那么少的守军（断粮时只剩下一千多人，破城时更减少为４００余人）吃掉二、三万人，这个数未免太大了。即使真的有这么大的“人肉需求”，就不能吃死人（战斗那么多，死者一定不少，死于饥寒交迫者也会不少），反非要去吃活人么？况且，这中间还有南霁云突围求救事，虽未能让贺兰进明出兵，但也在各处搜罗了战马百匹和三千援兵，并“驱贼牛数百入”，也可解决相当一段时间的食物供给。在围困中，城中数万人的死亡是可以想象的，但如果说都是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杀掉吃掉了，显然是夸大其词。
　　我想这个夸大的数字来自史官们的歇斯底里，他们似乎是生怕这个故事惨烈的不够，政治上正确的不够，表现忠臣良将对君父社稷的赤诚“满腔”的不够，结果正如鲁迅斥责的“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其实，《旧唐书》记载南霁云求援于贺兰进明的一段话，就已经露出了马脚，原文是：
　　“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
　　霁云求救时，城中断粮不过月余，“杀爱妾以啖军人”当已有之，但“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绝无可能。所以《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采用这一说法，只是说：“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不过《新唐书》尽管修改了这个臭虫，却坚持了“食人三万”这一说法，只有《通鉴》比较谨慎，没有说具体数字。司马光到底是大儒，头脑比那些动辄热血沸腾的酸腐文人要清楚得多。
　　那么，被张巡杀死并吃掉的人有多少呢？看李翰为张巡所作辩护，有“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之句，这个“数百之众”很明白是指“食人之计”，李翰的辩护就在当年底，虽有回护之动机，但总不至于捏造数据，所以我以为“数百之众”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那么吃掉几万人和几百人有区别吗？我以为是有的，至少，在看到“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的记载时，我无法对这位张中丞抱有一点点敬仰。一时的非理性、非人性状态或许还可以原谅，把这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就不可原谅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这种狂热可以持续长达４个月，尤其不相信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还能“人心终不离变”。如果我是城中一个正在吃人、将要被吃的人，我一定会觉得还是让叛军早点打进来才好，死于敌人的屠刀，总比死于自己人的屠刀要叫人好受一点。
　　
　　3、
　　张巡完成了他震撼人心的选择，身后又是无尽的喧嚣。震惊之余，有人提出质问：他为什么不在粮尽时突围，求再生之路，反要困守愁城到了吃人的地步？这样的人是否可以作为楷模而受到表彰称颂？
　　对第一项指责，史书是这样解释的：“贼知外援绝，围益急。众议东奔，巡、远议以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帅饥众行，必不达。”
　　陷入绝境的过程正如被深度套牢，回过头看似乎愚不可及，但当时总有它的道理，保卫睢阳的重要性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我想还是援军的近在咫尺。正如韩愈的反问：张、许怎能预知救兵不来？因为总存着这个希望，他们也就尽一切可能坚守下去。为了多坚持一些时间，他们缩减口粮配额（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士兵们体力下降，无力突围），然后是杀掉战马（这让突围更加不可能），等到一切都被吃光，而救兵仍然不至。到了这个时候，是该让大家一起饿死（从功利的角度看，这毫无效用可言），还是让一部分人死，换取另外一部分人活下来呢？
　　第二个指责——不该吃人，也马上就被理直气壮的辩护声音淹没。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硃巨川、李翰等“有名士”纷纷上言“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其中尤以其友人李翰之辩护最力：“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其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
　　“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追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玖婺州司马。张巡、许远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
　　
　　但李翰等人的慷慨陈词，虽平息了一时的异议，却无法堵住千年来悠悠之口。明末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此发了一大段议论，主要有三层意思：
　　首先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绩，出众人之上。国家表彰功臣，自然是应该的，不必强求他是什么完人。但是，却也必须指出他食人的行为是不人道的。
　　第二层意思主要是反驳李翰为之辩护的“损数百人以全天下”，王夫之指出：什么叫“损”（牺牲）？打仗当然要有伤亡，作为指挥官，你可以不在乎别人死，甚至可以让别人去死，这些都可以叫“损”，可是把人杀了、肢解了、吃掉了，岂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损”字就化解的？不吃人，这是做人的底线，用不着讲什么大道理就应该知道不能这样做。连这个都能做，只能说已经丧失了人性。张巡城陷身死，这是他的幸运；假如他吃了人，又获了救，以后论功行赏，尊位重禄，紫衣金佩，赫奕显荣，到了那个时候，他又如何面对那些被他吃掉的人？又将何地以自容？
　　第三层意思最精彩，也最重要，因为他直接谈到了效忠的限度：
　　“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最后他说：张巡这样的人，唐室是可以褒奖他的，毕竟他为王朝立下了大功，而对他这种行为，君子却只能“不忍言”。
　　柏杨在他的《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里，也评论道：“悲剧性地以身相殉，是表现个人尽责的诚实行为，却绝不能慷他人之慨，强迫别人以身相殉。更不可以杀战友，尤其不可杀妇女儿童，有一于此，便是禽兽。”并举美墨战争中，大卫克拉克死守阿拉姆城，先疏散妇女儿童，然后与城同归于尽的例子，说“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因为无论是暴君强盗，还是“圣君忠臣”，都把老百姓的性命看得一钱不值，“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王夫之和柏杨，都远不是我喜欢的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他们的看法。
　　但是张巡错了吗？如果他错了，是错在不该那样做，还是错在不该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做呢？
　　忠诚、尽职、抗暴……这些行为，其正面价值应该是被公认的，是值得提倡的，一旦极端化却走向了反面。可极端的选择往往是由于极端的处境，这就好比一张图像被无限放大，那么被放大之后的走样，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评价古人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我们的世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比如指责他不该为了一个家天下、一个可能不怎么值得忠诚的皇帝而吃人，其实这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为了一个王朝，确实不值得这样做，那么如果围城的是日本鬼子呢？如果民族大义也不值得这样做（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那么设想的再极端一些：假如围城的是太空生物或者妖魔鬼怪，它们就是来灭绝人类的，是否也不值得这样做呢？
　　
　　4、
　　到了代宗大历年间，睢阳之围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一次起因于张巡之子去疾上书指责许远有叛变行为。
　　张去疾提出这一指控的理由有：1、叛军是从许远负责的防区入城的；2、叛军将两人的部下分开，“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3、他吐露张巡临死时曾和叛将尹子奇谈过话，叹息“人有可恨者”，并明确表示自己恨的不是“贼”，而是“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４、他还指出当地人都知道许远叛国这一事实（“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最后表示：“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
　　代宗下诏，使去疾与许岘（许远子）及百官议。多数人的意见是指控不能成立，因为去疾提出的唯一证据就是“城陷而远独生”，而许远是睢阳太守，至少在名义上是最高指挥官，当时的惯例是“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所以许远没有被立即处死并不奇怪。并反问：如果说后死者就算通敌，那么死在张巡之前的人是否也可以指控张巡叛变？至于其他指控，都是人云亦云，捕风捉影之说。更重要的是，张许二人已经成为了盖棺论定的忠烈典范，“若日星不可妄轻重”。争议以“维持原判”告终，“然议者纷纭不齐”。
　　这一场风波，着实大煞风景。两人合作到死，两家怨毒却如此之深，令人浩叹，也难怪韩愈直斥“二家子弟材下”，令烈士地下蒙羞。但张去疾在两位先烈并称“完节”，备极哀荣，“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十余年后，还要来打这场官司，想来这种指责虽属空穴来风，恐也不是毫无缘由。
　　韩愈为许远鸣冤：“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见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是非常有力的，许远自不是“心不可得，误国家事”，也绝非怕死之辈。
　　那么，这种谣言又是缘何而起呢？
　　除了怕死，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让他放弃了继续抵抗下去的责任？
　　尽管在睢阳保卫战中，张巡是实际统帅，然而从身份地位说，许远才是最高长官，之所以“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因在年初叛军大兵压境，张巡率兵三千驰援，经过十六日昼夜苦战，获得大胜，“擒贼将六十馀人，杀士卒二万馀”。许远折服，于是主动表示：“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将军政大权拱手相让，从此“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画一出于巡。”
　　按照“远请为公守，请公为远战”的分工，筹集军粮正是他的职责，那么在那４个月里，他是怎样“调军粮”的呢？真如史书所载，他“井井有条”地维持了那么久的人肉流水线，把全城百姓一点一点吃光的吗？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么会是什么呢？每天组织一些人罗雀捕鼠，另一些人到处搜罗尸体（在断粮的情况下，百姓的大批死亡、乃至自相残杀是可以想象的）？这位“貌如其心”的“宽厚长者”，睢阳的父母官，看着他的人民一天天被杀被吃，他会怎么想呢？
　　那么，有没有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许远确实因难以承受这种折磨，而放弃了抵抗，甚至主动让叛军入城呢？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已。不过如果他确实这么做了，他错了吗？睢阳城破以后，城里还剩下400余百姓（有悖谬意味的是，叛军却没有杀死这些劫后余生者，而是将他们遣散了），这些人的生命是否值得他这样做？
　　
　　5、
　　现在让我们暂且不谈张巡和许远，不谈睢阳，不谈任何可能让我们陷入一些枝节问题的具体史实（或者，被记载的“史实”），只谈一个务虚问题：我们如何评判一种行为是否可取，是否合乎道义？
　　对这个问题，大概有三种回答：动机的、结果的、手段的。
　　动机论是“理想主义”的：只要目的是好的，一切为之服务的手段都是可取的。这个标准似乎最简单明了，但也可能最危险。因为任何理想，都可以说是“高尚”的，一个怀揣炸弹的恐怖分子、一个草菅人命的酷吏、一个把人送进毒气室的屠夫，他们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天国。对这种“理想主义”，只须反问一句：一个需要不择手段地维护的价值，其本身价值几何？
　　结果论是“功利主义”的，只要结果好，别的可以不问。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结果是好的，就不必去指责他的暴虐和杀戮；隋炀帝开掘大运河的结果是好的，就不必管他是否只是为了个人的骄奢淫逸；甚至有人说中国东北没有落入北极熊之口，是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就结果来说，似乎也有一点道理。那么是不是真的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者”呢？
　　结果论的结果，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可以把握的，因为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你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可能并不值得赞扬，因为这孩子长大之后可能是一个恶棍，即使他不是，你又怎么知道他的后代不会出一个混世魔王？
　　再来看看手段。
　　在我电脑里有一个DOS时代的老游戏《英雄传说4—朱红血》（后来出了新版，名为“朱红的泪”，但与老版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我已经有好多年不玩它了，但舍不得删掉，不光是因为它的精致、趣味和人情味，还有曾经给我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游戏的启发下，我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信仰无法决定行为的善恶，而行为却可以决定信仰的善恶。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贻笑大方，但当时还是颇为得意的，我以为解决了善恶问题——至少是给自己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作为个人信条，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是站得住的，但是作为一种普世标准呢？
　　正义者是否必须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弄脏自己的手？如果做好人就意味着只能费厄泼赖，而做坏人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结果会怎样？莫非作好人，就活该在一场不公平的比赛里“虽败犹荣”？
　　参杂了一点卑鄙手段，是否就让整个一件事失去正义性？丘吉尔就这么干过——为了应付斯大林对“第二战场”的要求，他把几千加拿大人派到德军的炮火下送死；如果还是，那么有二个手段不正义呢？三个呢？底线在哪里？
　　有一种折衷方案似乎是具有操作性的：你可以随机应变，但某些根本性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比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滥杀无辜，更不能滥吃无辜。可事实上这些“铁律”并不是那么“铁”：杀害无辜当然是不对的，这一点谁都承认，但即使是正义事业，只要诉诸武力，这样的不幸就必然会发生，所以当美军发言人说“造成平民的伤亡是遗憾的，但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不能说他虚伪，不是吗？好了，那么既然你已经死了，是被埋掉、还是被吃掉（为了救活更多的人），又有多大关系呢？再推进一步：你还没有死，但就要死了，那么把你杀死（这可能还免除了你好多不必要的痛苦）、吃掉似乎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原则就像骨牌，只要倒掉一块，连锁反应似乎就像死人一样，也是“难以避免的”。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我不怀疑孟夫子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却不免想：如果问题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利天下”，孟老先生又如何决断？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在于：头一个矛盾是义与利的，道德君子自然知道该做什么，而后一个是所谓“小义”与“大义”（这可能意味着许多人的生命）孰轻孰重，这就有点把人往墙角里逼了。
　　这里有了一个责任问题：我们应该对自己信仰的价值做多大努力？我们都希望得到明确而明智的指令：告诉我做什么、怎么做，可是这种指令并不总是能得到的。
　　那么责任的边际又在哪里呢？王夫之“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意思是“责任到死为止”，我以为说得很对。但是“忠当尽命”，往往结果就是“欲罢不能”。一死固然可以解脱（正如路易十五“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对后死者来说，这是否又是一种逃避责任？一个自杀殉国的书生可能是值得敬仰的，可是他就没有（至少是可能有）更有效果一点的选择吗？
　　我们永远不知道，做到何种地步才算尽心尽力。一个人、一座城、一天……的坚持，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谁又说得准呢？至少我们不能排除“千钧一发”，那么又怎么能知道那“一发”——决定性的一刻、“最后的五分钟”——不是此刻？如果多坚守一天，就多一份扭转局面的希望，那么为此造一点孽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呢？进而，只要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是否为此造多少孽都是允许的？
　　还有什么救命稻草？个人的理性或良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可是你该对自己的判断有多大把握？你真的肯定自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吗？
　　一个军官接到了进攻的命令，他完全确信，除了让千万士兵送死，这次进攻没有任何意义，他该冒着上军事法庭的危险抗命吗？即使他有这个道德勇气，又如何知道这次孟浪的进攻不是一个更大的天才战术的一部分？在“一盘很大的棋”中，他的部队是不是那个必要的弃子呢？再或者，在战争的混沌中，这个看似错误的决定反而可能收到歪打正着的效果（比如中途岛海战中，正是一队误打误撞的美军轰炸机，使日军作出了错误判断，并因此输掉了战争）？如果拯救整个世界的唯一希望，恰巧就是这个歪打正着呢？
　　似乎没有一条标准是绝对靠得住的。
　　那么你该相信什么遵循什么？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你又如何保证自己时刻走在那条“又直又窄”的正确道路上？
　　
　　6、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乃至“无是无非”？
　　我想不是。人并不是为了明辨是非才活着，而是为了活着才需要分辨是非。活着是一件复杂的事，标准也不可能简单。我很怀疑能否找到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且很怀疑是否需要这样一条标准。毕竟每一种选择都是对应于某种生活的，都是有某种合理性的。
　　现在回到张巡的局面，我们应该对他有更多的同情，应该庆幸自己不必面对这样残酷的抉择。
　　如果换了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在粮尽时冒险突围（尽管希望渺茫）；缴械投降；或者自杀，把这个难题交给别人……我只知道，我唯一不可能做的，就是张巡的选择。
　　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
　　圣人说“四十不惑”，可我越临近这个岁数，就越对下判断这个事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