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观可以休矣--ZT

西方新闻自由观可以休矣——评西方媒体对伊拉克战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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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3-8-26 18:04:4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刘海贵 阅读463次
   
长时期来，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部分年轻人，由于对西方社会及其新闻事业知之不深，因此，总以为西方是新闻自由的乐园，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记者是“无冕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想到哪里采访就到哪里采访，想传播什么就传播什么，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约束。殊不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实际情形远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是正好相反。这次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新闻界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充分暴露出西方新闻自由观的阶级性和虚伪性，甚至欺骗性。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历来标榜的自由采集、客观报道的新闻自由观作了一个最新的注脚，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这次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响一两天，美英众多媒体就纷纷报道“萨达姆身边的三位高级将领已被炸死”，“萨达姆本人也在‘斩首行动’中被炸得浑身是血，被人从他的总统寓所里抬出送往医院，目前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美军中央司令部新闻发布会也向世界宣布“美英联军已占领巴士拉，伊拉克第51机械化师师长率全师将士向美英联军投降”等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弄得全世界对美英联军的“辉煌战绩”深信不疑。谁知，没过几天，萨达姆总统及其被“炸死”的几位助手频频露面，第51机械化师师长也在巴士拉城公开表示誓死守卫巴士拉，即使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了几个月的今天，恐怕连布什总统本人也说不清萨达姆现在的去向。

　　在战争初期，英国的大部分媒体报道也严重失衡，大报虚假新闻，明显偏向美英联军。他们几乎不报伊拉克平民死伤惨状和战争的残酷景象。英外交大臣斯特劳还到英国报业协会演讲，认为“如果媒体对战争残酷性的报道多了细了，就可能打击民众情绪，令政府的战争努力难以为继。”

　　国际新闻学会早在1951年就提出衡量新闻自由的四个标准，即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然而，在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竭尽封锁、垄断之能事，以极端的霸权，践踏新闻报道的核心原则———真实、公正。新华社记者胡晓明一踏上“小鹰”号航空母舰就动弹不得，行动处处受到制约；央视记者水均益等几次在伊科边境被阻，因为拿不到美英联军获准的特别通行证，而只能长时间呆在科威特境内“隔岸观火”；上海电视台特派记者沈立炯第一次去美军中央司令部参加新闻发布会，在门外等候时，给一士兵递上一根“红双喜”后正闲聊时，一美军军官立即跑上来警告该士兵：“不要谈不应该谈的话”，并警告沈立炯：“不要不经许可采访任何人。”即使是美国自己派往伊拉克战场的500多名记者，也都必须领有五角大楼制定的长达12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包括美军伤亡人数、美英军事部署和调动不得报道等无数条规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因为“只是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当即就被公司解雇。

　　所谓新闻自由，即人们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思想、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历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近、现代西方各国争取人权斗争的核心问题。西方的一些严肃学者也认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必须受到法律的确实保障，但任何国家对这一自由权利的保障，都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也应同其它基本人权一样，为维护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法规性制约。显然，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开始便具有阶级性的特征，它必须受阶级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阶级关系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自由只是统治阶级所享有的一种特权，世上从未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江泽民同志对此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善良的人们往往从表面看问题，总以为西方政府信奉自由，放手新闻事业，殊不知，他们表面上信誓旦旦、道貌岸然，宣称政府同新闻媒体没有行政系统上的隶属关系，但是，国家政府同各大垄断财团实际　上有着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无论是公开还是暗中，从未丝毫放松。不管美英等国这次是打着什么旗号、喊着什么漂亮口号攻打伊拉克，但世人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是为了经济，为了石油，是为了国内各大垄断财团的根本利益而挑起了这场战争，因此，在对战争的新闻报道上，他们必然要从维护这个根本利益出发，对信息传播挑挑拣拣、遮遮掩掩，甚至不惜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而决不允许媒体自行其是，也不可能让公众了解真相。事实上，也不单是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这样，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国家政府历来如此。以美国为例，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起，就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在随后的200余年中，“这个控制舆论的政策从未改变过，只是随着白宫主人的变迁因人而异罢了。”尼克松总统就曾经坦言，现代总统“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中国人特别不该忘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5月8日悍然用五枚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包括中国3位记者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对这一根本置人权与主权于不顾的极具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美国各大新闻媒体装聋作哑，竭尽隐瞒、掩盖之能事，使得大多数美国受众得不到这一新闻的知情权，而对中国人民的抗议、声讨等活动则不遗余力地大报特报，并肆意歪曲，声称这是“中国政府在煽动反美情绪”。以上言行不一、黑白颠倒的宣传行径便是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真实写照，历史早已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只不过是一次最新注脚而已。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这次对伊拉克战事的报道，虽然在传播技术与手段的运用、报道题材的挖掘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但总体上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新华社先于路透社10秒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报道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开战的新闻媒体。接着，中国其它媒体乘势而上，一改以往几乎几十年不变的报道思维方式，令人信服地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既真实及时地报道战况，又维护了我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和主张，使我国长期坚持的新闻真实性原则经受了一次战火的考验，也使中国亿万受众充分享受了公民的知情权。“这是真正按新闻报道规律办事”。这既是白岩松在主持伊拉克战事直播节目时的真情告白，也是中国亿万受众的共同心声和国际新闻界对中国媒体的普遍赞誉。

　　综上所述，新闻自由决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相对的、个体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西方所谓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全民“普遍权利”的新闻自由观，既违背了新闻自由的本质，也不符合新闻传播的历史事实。所谓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在骗人、害人的同时，也在骗己、害己，受到西方媒体一再误导和愚弄的世界广大受众，对媒体关于伊拉克战事报道的怀疑感日益增强，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支持对伊战争的默多克报业集团正遭遇空前的经济困难，其属下的《太阳报》等报刊发行量锐减，《泰晤士报》的销售量也出现了半年来的第6次下降。这就应了新闻自由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涵，即传者的职责是要传播正确、真实的信息给受众，受众有着充分接收和选择信息的权利。如果传者不能及时、如实地传播信息，这不仅仅是一种失职，也意味着剥夺了受众所享用的新闻自由的权利，那么，受众就完全有理由“炒”你传者的“鱿鱼”。

　　（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新闻自由观可以休矣——评西方媒体对伊拉克战事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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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3-8-26 18:04:41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刘海贵 阅读463次
   
长时期来，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部分年轻人，由于对西方社会及其新闻事业知之不深，因此，总以为西方是新闻自由的乐园，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记者是“无冕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想到哪里采访就到哪里采访，想传播什么就传播什么，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约束。殊不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实际情形远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是正好相反。这次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新闻界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充分暴露出西方新闻自由观的阶级性和虚伪性，甚至欺骗性。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历来标榜的自由采集、客观报道的新闻自由观作了一个最新的注脚，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这次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响一两天，美英众多媒体就纷纷报道“萨达姆身边的三位高级将领已被炸死”，“萨达姆本人也在‘斩首行动’中被炸得浑身是血，被人从他的总统寓所里抬出送往医院，目前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美军中央司令部新闻发布会也向世界宣布“美英联军已占领巴士拉，伊拉克第51机械化师师长率全师将士向美英联军投降”等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弄得全世界对美英联军的“辉煌战绩”深信不疑。谁知，没过几天，萨达姆总统及其被“炸死”的几位助手频频露面，第51机械化师师长也在巴士拉城公开表示誓死守卫巴士拉，即使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了几个月的今天，恐怕连布什总统本人也说不清萨达姆现在的去向。

　　在战争初期，英国的大部分媒体报道也严重失衡，大报虚假新闻，明显偏向美英联军。他们几乎不报伊拉克平民死伤惨状和战争的残酷景象。英外交大臣斯特劳还到英国报业协会演讲，认为“如果媒体对战争残酷性的报道多了细了，就可能打击民众情绪，令政府的战争努力难以为继。”

　　国际新闻学会早在1951年就提出衡量新闻自由的四个标准，即采访自由、传递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然而，在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竭尽封锁、垄断之能事，以极端的霸权，践踏新闻报道的核心原则———真实、公正。新华社记者胡晓明一踏上“小鹰”号航空母舰就动弹不得，行动处处受到制约；央视记者水均益等几次在伊科边境被阻，因为拿不到美英联军获准的特别通行证，而只能长时间呆在科威特境内“隔岸观火”；上海电视台特派记者沈立炯第一次去美军中央司令部参加新闻发布会，在门外等候时，给一士兵递上一根“红双喜”后正闲聊时，一美军军官立即跑上来警告该士兵：“不要谈不应该谈的话”，并警告沈立炯：“不要不经许可采访任何人。”即使是美国自己派往伊拉克战场的500多名记者，也都必须领有五角大楼制定的长达12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包括美军伤亡人数、美英军事部署和调动不得报道等无数条规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彼得·阿内特因为“只是说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当即就被公司解雇。

　　所谓新闻自由，即人们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思想、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历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近、现代西方各国争取人权斗争的核心问题。西方的一些严肃学者也认为，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必须受到法律的确实保障，但任何国家对这一自由权利的保障，都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也应同其它基本人权一样，为维护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法规性制约。显然，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开始便具有阶级性的特征，它必须受阶级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阶级关系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在阶级社会里，新闻自由只是统治阶级所享有的一种特权，世上从未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江泽民同志对此曾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善良的人们往往从表面看问题，总以为西方政府信奉自由，放手新闻事业，殊不知，他们表面上信誓旦旦、道貌岸然，宣称政府同新闻媒体没有行政系统上的隶属关系，但是，国家政府同各大垄断财团实际　上有着盘根错节、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无论是公开还是暗中，从未丝毫放松。不管美英等国这次是打着什么旗号、喊着什么漂亮口号攻打伊拉克，但世人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是为了经济，为了石油，是为了国内各大垄断财团的根本利益而挑起了这场战争，因此，在对战争的新闻报道上，他们必然要从维护这个根本利益出发，对信息传播挑挑拣拣、遮遮掩掩，甚至不惜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而决不允许媒体自行其是，也不可能让公众了解真相。事实上，也不单是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这样，从历史角度看，西方国家政府历来如此。以美国为例，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起，就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在随后的200余年中，“这个控制舆论的政策从未改变过，只是随着白宫主人的变迁因人而异罢了。”尼克松总统就曾经坦言，现代总统“必须学好驾驭舆论的艺术”。中国人特别不该忘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5月8日悍然用五枚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包括中国3位记者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对这一根本置人权与主权于不顾的极具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美国各大新闻媒体装聋作哑，竭尽隐瞒、掩盖之能事，使得大多数美国受众得不到这一新闻的知情权，而对中国人民的抗议、声讨等活动则不遗余力地大报特报，并肆意歪曲，声称这是“中国政府在煽动反美情绪”。以上言行不一、黑白颠倒的宣传行径便是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真实写照，历史早已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只不过是一次最新注脚而已。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这次对伊拉克战事的报道，虽然在传播技术与手段的运用、报道题材的挖掘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但总体上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新华社先于路透社10秒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报道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开战的新闻媒体。接着，中国其它媒体乘势而上，一改以往几乎几十年不变的报道思维方式，令人信服地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既真实及时地报道战况，又维护了我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和主张，使我国长期坚持的新闻真实性原则经受了一次战火的考验，也使中国亿万受众充分享受了公民的知情权。“这是真正按新闻报道规律办事”。这既是白岩松在主持伊拉克战事直播节目时的真情告白，也是中国亿万受众的共同心声和国际新闻界对中国媒体的普遍赞誉。

　　综上所述，新闻自由决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相对的、个体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西方所谓的不受限制的、绝对的、全民“普遍权利”的新闻自由观，既违背了新闻自由的本质，也不符合新闻传播的历史事实。所谓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在骗人、害人的同时，也在骗己、害己，受到西方媒体一再误导和愚弄的世界广大受众，对媒体关于伊拉克战事报道的怀疑感日益增强，对西方媒体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支持对伊战争的默多克报业集团正遭遇空前的经济困难，其属下的《太阳报》等报刊发行量锐减，《泰晤士报》的销售量也出现了半年来的第6次下降。这就应了新闻自由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涵，即传者的职责是要传播正确、真实的信息给受众，受众有着充分接收和选择信息的权利。如果传者不能及时、如实地传播信息，这不仅仅是一种失职，也意味着剥夺了受众所享用的新闻自由的权利，那么，受众就完全有理由“炒”你传者的“鱿鱼”。

　　（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