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媒是如何“讲政治”的

美国传媒是如何“讲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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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3-9-11 12:46:59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中国青年报 阅读308次
   
　　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中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编者按

　　都人为海外著名国际评论家，是旅居北美的两位华人作者的联合笔名。多年来于海外著名中文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颇具影响力。这篇评论美国传媒和影视界与美国军界、情报界盘根错节关系的分析文章系作者应约特为本报撰写(将分上下两部分刊出)。文章旁征博引，直点美国传媒影视业死穴：在公正、自由旗号的背后，它更要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服务；在正义的天平上，所谓国家利益才是它最大的砝码。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际新闻封锁：“震耳欲聋的沉默”

　　美国属于“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讲究各种新闻的“公正”、“客观”和“多元”。可是，这些口号说到底是自由主义的理想，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无孔不入的现代商业社会，实在无法实现。另外，西方社会向来以“舆论自由”自诩，可是在商业社会中，言论的传播离不开金钱，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更是直接与背后的经济力量成正比。如果一个人成天站在那个著名的伦敦海德公园或纽约中央公园的肥皂箱上演讲，哪怕扯破喉咙，除了被人看成精神病，其他不会有一丁点反应。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政治竞选的费用暴涨三四倍，主要便是为了购买昂贵的电视和其他媒体的政治宣传广告。无情的事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依靠其巨大的财力和其他资源，掌握着所谓“设置新闻议题”的权力，通过对消息来源和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或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来封杀公众对其他议题的了解和关注。

　　不能不看到，在国内政治上，美国确实有其“公民社会”的良性体制，各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权势人物或集团很难长期垄断和封锁主要的国内新闻议题，这也予外人一种美国是“新闻自由”的印象。

　　然而，在国际议题和外交政策上，情况则全然不同。由于其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特别是长期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一般公众普遍缺乏对国际问题的知识和兴趣。小布什总统除了老布什任驻北京联络处代表时来华探亲，和在得克萨斯州州长任上访问过邻居墨西哥之外，在任总统之前居然从未出过国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美国主流媒体在“涉外议题”上表现出和美国官方外交政策以及所谓“美国国家利益”之间惊人的一致性。美国传媒在国际问题上“政治挂帅”，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封锁新闻议题。正如西方谚语所说：“言语是银，沉默是金”。这一“不予报道”策略，实在常常比“大讲特讲”高明许多。笔者曾经借用另一英语成语，称此为“震耳欲聋的沉默”。

　　         中国新闻报道：“不予报道”的牺牲品

　　自冷战时代起，涉及中国的新闻，便常常是美国媒体上述“不予报道”策略的牺牲品。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早就卷入原西藏达赖喇嘛政府的分离主义活动，而这些活动决不是今天西方媒体所宣传的“和平”方式，而是高度机密的血淋淋的“武装斗争”。

　　1961年11月，《纽约时报》记者了解到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秘密训练西藏“自由战士”的事实。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办公室迅速出面干预，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说服”《纽约时报》压下了这条新闻。

　　顺便提一下，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尼泊尔军队在得到美国默许后，于1974年将一批沦为“绿林好汉”的“反共游击队”悉数全歼。美国一手训练装备的西藏“自由战士”落了个兔死狗烹的结局。然而，美国传媒对这段“武装斗争史”的长期压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今天在西方的“和平”形象的主要基础。

　　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染指中亚地区产生极大兴趣，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因之展开(“大博弈”历史上原指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长期斗争)。矛头所指，不仅是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还包括中国新疆和西藏。

　　1998年10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富勒教授被中央情报局从一项有关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研究计划中除名。随后，富勒教授上法院控告美国政府。富勒教授是亚洲少数民族地理专家，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著称。富勒教授从一开始就指出，他之所以被革除，是因为不赞同中情局上层制订的“中国可能分裂”的路线。此事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挂帅”。

　　大学教授公开和中情局打官司，本是重要新闻，可是除了一年多后英国路透社一则姗姗来迟的报道，平素对新疆“分离主义分子”极感兴趣的美国主流传媒，却对此一直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原因无他，因为这场官司会使得中情局的对华政策大曝光。

　　        贫铀弹新闻：最精英报纸“零报道”

　　涉华新闻绝不是美国媒体与政府步调一致的惟一题目。一两年前，笔者曾评论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的所谓贫化铀弹药是聚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

　　不过，上述论断引起了澳门大学吴玫女士的兴趣，决定对此作一项专题研究。据她统计，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尽管绝大多数西欧媒体不属于英语世界，却至少有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仅路透社便发了38条新闻，法新社光是有关的英文新闻就有22条。

　　而同时期的美国主要媒体的表现，“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新闻是零；《纽约时报》除了一条美联社消息和三篇读者来信，没有一篇自己关于贫铀弹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的贫铀武器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其后9年内只有两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

　　吴玫的结论是：“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美国社会富足：外交政策“小心眼”

　　有必要指出，美国主导的英语媒体，对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具有支配性影响。英国前殖民统治的香港和“民主化”的台湾，在国际新闻上唯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马首是瞻，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中国大陆一些媒体近年来日益商业化和庸俗化，在国际新闻报道上被英语传媒牵着鼻子走。许多中国网站的国际新闻，直接翻译自美国报刊和电讯。在这样的趋势下，美国主流媒体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新闻封锁，特别值得担忧。

　　“9·11”事件更加彰显了美国传媒的上述“政治挂帅”传统。事件之后若干敢于和华盛顿官方“反恐路线”唱反调的传媒界“异议人士”，被坚决迅速地炒了鱿鱼，便是明证。这种国内环境，使布什政府得以在国际上采取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对此，瑞典驻联合国大使肖利近日引用叙利亚出生的著名诗人阿多尼斯的评语，感叹美国社会的富足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小心眼”两者之间不相称，良有以也。

　　         好莱坞与中情局密切合作

　　美国影视业独步全球，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和专业资源，成为美国向外输出文化影响的最主要工具，也是美国成为新世界帝国的重要“软性力量”。世人一般不注意的事实是，号称商业化和独立的美国影视娱乐界，乃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战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方面，好莱坞与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由于要保持“自主独立”的形象，美国主流传媒在对外问题上与官方路线保持一致，常常是出于心照不宣和“自律”(但也不时有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直接出面要《纽约时报》压制有关新闻那样的事例)。与此相比，好莱坞和官方紧密合作，为美国政府的宣传战效劳，则远为直截了当。

　　今年7月30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布什总统决定建立永久性的“全球传播局”，由一名“总统顾问”直接领导，来控制协调美国政府对外部世界的宣传。这一举措与前些时候媒体传出五角大楼有意建立故意散布假情报、假消息的办公室，都是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后大大加强的国际宣传战的一部分。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好莱坞对美国政府宣传战的帮助，但是只是淡淡一句话带过，丝毫没有涉及细节。

　　说到底，传媒影视业常常是华盛顿官方的工具这一事实，显然是美国传媒业本身的大忌。一般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无知，便是来自美国主导的英语传媒的压制和有偏向性的报道。

　　在美国，好莱坞向来有在“意识形态”上严格保持“政治正确性”的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二次大战之后的麦卡锡主义。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曾经专门把当时好莱坞专业人士中的“亲共产主义”活动和倾向作为调查和打击对象。在美国影视界制造了一场重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时间，人人自危，长期的同事也彼此告密，出卖对方的“左倾”思想和行为。许多人因此丢掉饭碗，并被列入“永不雇用”的黑名单。好些有才华的电影界人士就此潦倒终生。好莱坞也因此养成了在政治上与政府“步调一致”的习惯。

　　到了60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前后，上述情况曾暂有改变。好莱坞曾摄制了若干影片，有损政府和军方的形象，也出现了简·芳达等反战人物。但是美国政府马上有所反应，例如在勒梅空军上将的直接干预下，环球制片公司拍摄了由罗克·赫德逊(1985年因同性恋感染艾滋病身亡)主演的电影《雄鹰聚会》，歌颂美国空军的“光辉形像”。

　　           好莱坞“意识形态”与政府同步

　　近年来，好莱坞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政府亦步亦趋的动向非常明显。例如，若干西藏题材的影片，明显鼓吹“藏独”。

　　“9·11”事件之后，好莱坞迅速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工具。歌颂美军士兵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电影《黑鹰坠落》在华盛顿首映时，布什政府著名右翼鹰派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纷纷出席。该片并被特地送往从事“反恐”战争的美军各海外基地播映。新片《我们曾是战士》和《万恐之和》也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曾是战士》一片还特地在白宫为布什总统私下播映。

　　上述这些宣传意味极为明显的影片，都是好莱坞和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密切合作的产品。描述美国情报人员如何破获“国际恐怖组织”盗劫核武器威胁美国的影片《万恐之和》，就公开吹嘘该片制作时得以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机密资料”。可是，至于美国军方、情报机构与好莱坞的具体关系，美国传媒就语焉不详了。

　　英语之外的媒体就没有太多顾忌。法国《世界报》于今年7月24日以《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雇用好莱坞》为题(《世界报》7月23日同一报道的网络版，题目赫然是《中情局如何替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好莱坞和中情局、五角大楼等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以及好莱坞如何成为美国政府全球宣传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一日，《世界报》以《鸣锣开道》为题，发表社论，评论美国影视界与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密切合作，以影响国际舆论。《世界报》还披露了对中情局有关官员布兰顿的访谈。布兰顿承认，中情局和许多好莱坞影片制作者有“紧密合作”，以“修正”越战后影片中美国情报人员的形象。

　　      好莱坞树立军情人员“正面形象”

　　多数读者想必都会同意，近年来，好莱坞影片中出现的美国军人和情报人员，大都具有“光辉”的正面形象。这与近年来不断被披露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军屠杀无辜平民的事件，以及冷战中中情局的大量黑暗行为完全相反。就是最近“反恐”战争中阿富汗大量无辜平民被杀，也是由于美军害怕自己伤亡而从事高空轰炸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先炸后查”战术，以至即将出任英国国教最高神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斯，公开批评这是一场道德玷污”的战争。

　　冷战时代，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支持独裁专制政权，有许多极不光彩的行为。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一手导演了推翻伊朗民选首相、左翼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医生的政变，种下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刻骨仇恨和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1999年4月，克林顿总统出于对历史的反省，承认美国在过去曾做过伤害伊朗人民的举动，而伊朗人民“有权”对美国表示愤恨。这些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坦白，如今早已被一心要摧毁“邪恶轴心”的布什政府忘到九霄云外。另如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策划了1954年6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推翻以该国历史上最大多数当选的顾兹曼总统，将和平的危地马拉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内战深渊。美国长期支持各届右翼军政府，使得危地马拉的残酷内战延续了40年之久，死亡人数达数十万。而美国装备训练的右翼军人的血腥手段，更是令人发指。例如，1984年3月13日的黑河大屠杀，其残忍程度远远超过了米洛舍维奇被控的“违反人道罪”，也是美国主流媒体不予报道的典型新闻封锁例子。90年代，克林顿总统被迫就美国对危地马拉右翼军人的长期支持表示歉意。

　　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不明不白死亡，智利建立了血腥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也是美国中情局的杰作。美国政府牵涉皮诺切特政权大量的“违反人道罪”，目前受到了若干国际人士的追查，甚至连政变后不久升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也因此遭到法国和西班牙司法机构的“骚扰”。这也是前些日子导致布什政府极力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一块“心脖。

　　中情局上述种种行径，如今决不会在和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甚至靠其编写剧本的好莱坞影片中出现。反之，中情局特工一个个都是英雄人物，冒着生命危险伸张“人类正义”。毋庸讳言，由于美国影视业的巨大经济和公关实力，美国军方和中情局“雇用”好莱坞从事国际宣传战，具有很大的效力，特别是以此来“潜移默化”世界舆论，为美国官方的利益服务。法国《世界报》报道，俄罗斯影片如今只占该国电影市场的区区2%，其余基本是美国影片的天下，普京总统因此忧心忡忡，便是一个实例。美国传媒是如何“讲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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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3-9-11 12:46:59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中国青年报 阅读308次
   
　　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中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编者按

　　都人为海外著名国际评论家，是旅居北美的两位华人作者的联合笔名。多年来于海外著名中文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颇具影响力。这篇评论美国传媒和影视界与美国军界、情报界盘根错节关系的分析文章系作者应约特为本报撰写(将分上下两部分刊出)。文章旁征博引，直点美国传媒影视业死穴：在公正、自由旗号的背后，它更要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服务；在正义的天平上，所谓国家利益才是它最大的砝码。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际新闻封锁：“震耳欲聋的沉默”

　　美国属于“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讲究各种新闻的“公正”、“客观”和“多元”。可是，这些口号说到底是自由主义的理想，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无孔不入的现代商业社会，实在无法实现。另外，西方社会向来以“舆论自由”自诩，可是在商业社会中，言论的传播离不开金钱，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更是直接与背后的经济力量成正比。如果一个人成天站在那个著名的伦敦海德公园或纽约中央公园的肥皂箱上演讲，哪怕扯破喉咙，除了被人看成精神病，其他不会有一丁点反应。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政治竞选的费用暴涨三四倍，主要便是为了购买昂贵的电视和其他媒体的政治宣传广告。无情的事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依靠其巨大的财力和其他资源，掌握着所谓“设置新闻议题”的权力，通过对消息来源和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或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来封杀公众对其他议题的了解和关注。

　　不能不看到，在国内政治上，美国确实有其“公民社会”的良性体制，各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权势人物或集团很难长期垄断和封锁主要的国内新闻议题，这也予外人一种美国是“新闻自由”的印象。

　　然而，在国际议题和外交政策上，情况则全然不同。由于其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特别是长期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一般公众普遍缺乏对国际问题的知识和兴趣。小布什总统除了老布什任驻北京联络处代表时来华探亲，和在得克萨斯州州长任上访问过邻居墨西哥之外，在任总统之前居然从未出过国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美国主流媒体在“涉外议题”上表现出和美国官方外交政策以及所谓“美国国家利益”之间惊人的一致性。美国传媒在国际问题上“政治挂帅”，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封锁新闻议题。正如西方谚语所说：“言语是银，沉默是金”。这一“不予报道”策略，实在常常比“大讲特讲”高明许多。笔者曾经借用另一英语成语，称此为“震耳欲聋的沉默”。

　　         中国新闻报道：“不予报道”的牺牲品

　　自冷战时代起，涉及中国的新闻，便常常是美国媒体上述“不予报道”策略的牺牲品。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早就卷入原西藏达赖喇嘛政府的分离主义活动，而这些活动决不是今天西方媒体所宣传的“和平”方式，而是高度机密的血淋淋的“武装斗争”。

　　1961年11月，《纽约时报》记者了解到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秘密训练西藏“自由战士”的事实。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办公室迅速出面干预，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说服”《纽约时报》压下了这条新闻。

　　顺便提一下，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尼泊尔军队在得到美国默许后，于1974年将一批沦为“绿林好汉”的“反共游击队”悉数全歼。美国一手训练装备的西藏“自由战士”落了个兔死狗烹的结局。然而，美国传媒对这段“武装斗争史”的长期压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今天在西方的“和平”形象的主要基础。

　　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染指中亚地区产生极大兴趣，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因之展开(“大博弈”历史上原指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长期斗争)。矛头所指，不仅是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还包括中国新疆和西藏。

　　1998年10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富勒教授被中央情报局从一项有关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研究计划中除名。随后，富勒教授上法院控告美国政府。富勒教授是亚洲少数民族地理专家，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著称。富勒教授从一开始就指出，他之所以被革除，是因为不赞同中情局上层制订的“中国可能分裂”的路线。此事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挂帅”。

　　大学教授公开和中情局打官司，本是重要新闻，可是除了一年多后英国路透社一则姗姗来迟的报道，平素对新疆“分离主义分子”极感兴趣的美国主流传媒，却对此一直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原因无他，因为这场官司会使得中情局的对华政策大曝光。

　　        贫铀弹新闻：最精英报纸“零报道”

　　涉华新闻绝不是美国媒体与政府步调一致的惟一题目。一两年前，笔者曾评论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的所谓贫化铀弹药是聚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

　　不过，上述论断引起了澳门大学吴玫女士的兴趣，决定对此作一项专题研究。据她统计，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尽管绝大多数西欧媒体不属于英语世界，却至少有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仅路透社便发了38条新闻，法新社光是有关的英文新闻就有22条。

　　而同时期的美国主要媒体的表现，“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新闻是零；《纽约时报》除了一条美联社消息和三篇读者来信，没有一篇自己关于贫铀弹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的贫铀武器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其后9年内只有两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

　　吴玫的结论是：“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美国社会富足：外交政策“小心眼”

　　有必要指出，美国主导的英语媒体，对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具有支配性影响。英国前殖民统治的香港和“民主化”的台湾，在国际新闻上唯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马首是瞻，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中国大陆一些媒体近年来日益商业化和庸俗化，在国际新闻报道上被英语传媒牵着鼻子走。许多中国网站的国际新闻，直接翻译自美国报刊和电讯。在这样的趋势下，美国主流媒体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新闻封锁，特别值得担忧。

　　“9·11”事件更加彰显了美国传媒的上述“政治挂帅”传统。事件之后若干敢于和华盛顿官方“反恐路线”唱反调的传媒界“异议人士”，被坚决迅速地炒了鱿鱼，便是明证。这种国内环境，使布什政府得以在国际上采取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对此，瑞典驻联合国大使肖利近日引用叙利亚出生的著名诗人阿多尼斯的评语，感叹美国社会的富足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小心眼”两者之间不相称，良有以也。

　　         好莱坞与中情局密切合作

　　美国影视业独步全球，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和专业资源，成为美国向外输出文化影响的最主要工具，也是美国成为新世界帝国的重要“软性力量”。世人一般不注意的事实是，号称商业化和独立的美国影视娱乐界，乃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战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方面，好莱坞与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由于要保持“自主独立”的形象，美国主流传媒在对外问题上与官方路线保持一致，常常是出于心照不宣和“自律”(但也不时有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直接出面要《纽约时报》压制有关新闻那样的事例)。与此相比，好莱坞和官方紧密合作，为美国政府的宣传战效劳，则远为直截了当。

　　今年7月30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布什总统决定建立永久性的“全球传播局”，由一名“总统顾问”直接领导，来控制协调美国政府对外部世界的宣传。这一举措与前些时候媒体传出五角大楼有意建立故意散布假情报、假消息的办公室，都是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后大大加强的国际宣传战的一部分。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好莱坞对美国政府宣传战的帮助，但是只是淡淡一句话带过，丝毫没有涉及细节。

　　说到底，传媒影视业常常是华盛顿官方的工具这一事实，显然是美国传媒业本身的大忌。一般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无知，便是来自美国主导的英语传媒的压制和有偏向性的报道。

　　在美国，好莱坞向来有在“意识形态”上严格保持“政治正确性”的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二次大战之后的麦卡锡主义。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曾经专门把当时好莱坞专业人士中的“亲共产主义”活动和倾向作为调查和打击对象。在美国影视界制造了一场重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时间，人人自危，长期的同事也彼此告密，出卖对方的“左倾”思想和行为。许多人因此丢掉饭碗，并被列入“永不雇用”的黑名单。好些有才华的电影界人士就此潦倒终生。好莱坞也因此养成了在政治上与政府“步调一致”的习惯。

　　到了60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前后，上述情况曾暂有改变。好莱坞曾摄制了若干影片，有损政府和军方的形象，也出现了简·芳达等反战人物。但是美国政府马上有所反应，例如在勒梅空军上将的直接干预下，环球制片公司拍摄了由罗克·赫德逊(1985年因同性恋感染艾滋病身亡)主演的电影《雄鹰聚会》，歌颂美国空军的“光辉形像”。

　　           好莱坞“意识形态”与政府同步

　　近年来，好莱坞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政府亦步亦趋的动向非常明显。例如，若干西藏题材的影片，明显鼓吹“藏独”。

　　“9·11”事件之后，好莱坞迅速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工具。歌颂美军士兵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电影《黑鹰坠落》在华盛顿首映时，布什政府著名右翼鹰派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纷纷出席。该片并被特地送往从事“反恐”战争的美军各海外基地播映。新片《我们曾是战士》和《万恐之和》也得到同样的待遇。《我们曾是战士》一片还特地在白宫为布什总统私下播映。

　　上述这些宣传意味极为明显的影片，都是好莱坞和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密切合作的产品。描述美国情报人员如何破获“国际恐怖组织”盗劫核武器威胁美国的影片《万恐之和》，就公开吹嘘该片制作时得以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机密资料”。可是，至于美国军方、情报机构与好莱坞的具体关系，美国传媒就语焉不详了。

　　英语之外的媒体就没有太多顾忌。法国《世界报》于今年7月24日以《五角大楼和中情局雇用好莱坞》为题(《世界报》7月23日同一报道的网络版，题目赫然是《中情局如何替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好莱坞和中情局、五角大楼等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以及好莱坞如何成为美国政府全球宣传战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一日，《世界报》以《鸣锣开道》为题，发表社论，评论美国影视界与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密切合作，以影响国际舆论。《世界报》还披露了对中情局有关官员布兰顿的访谈。布兰顿承认，中情局和许多好莱坞影片制作者有“紧密合作”，以“修正”越战后影片中美国情报人员的形象。

　　      好莱坞树立军情人员“正面形象”

　　多数读者想必都会同意，近年来，好莱坞影片中出现的美国军人和情报人员，大都具有“光辉”的正面形象。这与近年来不断被披露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军屠杀无辜平民的事件，以及冷战中中情局的大量黑暗行为完全相反。就是最近“反恐”战争中阿富汗大量无辜平民被杀，也是由于美军害怕自己伤亡而从事高空轰炸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先炸后查”战术，以至即将出任英国国教最高神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斯，公开批评这是一场道德玷污”的战争。

　　冷战时代，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支持独裁专制政权，有许多极不光彩的行为。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一手导演了推翻伊朗民选首相、左翼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医生的政变，种下了伊朗民众对美国的刻骨仇恨和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1999年4月，克林顿总统出于对历史的反省，承认美国在过去曾做过伤害伊朗人民的举动，而伊朗人民“有权”对美国表示愤恨。这些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坦白，如今早已被一心要摧毁“邪恶轴心”的布什政府忘到九霄云外。另如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策划了1954年6月的危地马拉军事政变，推翻以该国历史上最大多数当选的顾兹曼总统，将和平的危地马拉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内战深渊。美国长期支持各届右翼军政府，使得危地马拉的残酷内战延续了40年之久，死亡人数达数十万。而美国装备训练的右翼军人的血腥手段，更是令人发指。例如，1984年3月13日的黑河大屠杀，其残忍程度远远超过了米洛舍维奇被控的“违反人道罪”，也是美国主流媒体不予报道的典型新闻封锁例子。90年代，克林顿总统被迫就美国对危地马拉右翼军人的长期支持表示歉意。

　　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不明不白死亡，智利建立了血腥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也是美国中情局的杰作。美国政府牵涉皮诺切特政权大量的“违反人道罪”，目前受到了若干国际人士的追查，甚至连政变后不久升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也因此遭到法国和西班牙司法机构的“骚扰”。这也是前些日子导致布什政府极力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一块“心脖。

　　中情局上述种种行径，如今决不会在和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甚至靠其编写剧本的好莱坞影片中出现。反之，中情局特工一个个都是英雄人物，冒着生命危险伸张“人类正义”。毋庸讳言，由于美国影视业的巨大经济和公关实力，美国军方和中情局“雇用”好莱坞从事国际宣传战，具有很大的效力，特别是以此来“潜移默化”世界舆论，为美国官方的利益服务。法国《世界报》报道，俄罗斯影片如今只占该国电影市场的区区2%，其余基本是美国影片的天下，普京总统因此忧心忡忡，便是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