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对华报道的“划一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26:54
● 卓南生
与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2000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时相比较，这回日本媒体对温家宝访日的报道和评论相对柔和，不像以往那么“划一性”（即统一口径）。
最能体现日本主流媒体统一口径报道方式的，莫过于1998年11月28日各报刊对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说的新闻处理，迄今仍令人费解。
其一是尽管到场的记者不下百名，电视镜头布满早大的大隈讲堂，但当天晚报、竞争激烈的各报却统一使用《读卖新闻》记者拍摄的一张“标准照”。不仅如此，各报还予以统一说明：“表情严肃的江泽民拍手要求观众鼓掌。”而实际情况是江礼貌回应观众的掌声。
一字不提“反思”谈话
其二是各大报一字不提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校长）奥岛孝康的两段重要谈话。大隈讲堂是纪念早稻田创办人大隈重信（也是前首相）的大讲堂。也许是为了让到访的贵宾能更轻松地站在这个大讲坛上，奥岛说道：
“在阁下的演说中，我想应该会提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结束已时过50年，但有关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这是因为我国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与殖民支配等战争责任，还没有充分与正确认识‘加害（者）责任’的结果。”
他接着还郑重地指出：“以本校情况而言，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全面促使往后近30年日中关系恶化的当时政府的首领，正是本校的创立者，在辛亥革命时期应该是支持共和政治的少数（日本）政治家之一的大隈重信。”
然而，这两段谈话却始终未出现在日本的各大报上。早大校长的“反思”遂成了只是面向贵宾的谈话。
中国国家主席的演说为什么非得使用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早大校长自我反思的致辞为何未见诸各报？这对于战后一向自我标榜言论自由与开口闭口“多元化”的日本新闻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笔者曾在拙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版，日本评论社，2003年）及日本国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多次提及此事，但迄今尚未接获来自任何一方的满意答案。有曰：这是一种“偶合”；有曰：这是对媒体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早稻田校友“爱校心切”的结果；皆无说服力。也许，唯一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到访在日本已“升格”为一个必须“统稿”的敏感问题。
在“划一”突出和塑造江泽民大谈历史的“僵硬形象”的同时，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报章为轴的大报的舆论导向有三。其一是抨击中国忽视日本当局“利用每个机会所表白的反省或谢罪的事实”。其二是，煽情地指责中国是在打“历史牌”，其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援助。其三是抨击中国未对长期以来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货款的日本公开致以谢意。
“历史牌”？“ODA牌”？
也许是意识到两国关系已陷入“丧失互信”的危机及力图修补关系，2000年10月到访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以“增信释疑”和“互利合作”，作为其日本行的座右铭。
据日本媒体报道，朱总理在出发前夕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将“不刺激日本国民”。（日本报章引申为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首次表示不打“历史牌”。）
与此同时，各大报也统一口径，大事渲染中国领导人在同年举行的中日经济合作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首次公开向长期提供ODA援助的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谢意。
两项报道无一不在突出北京重视经济“实利”的“灵活”态度和柔和形象。
但是，就在北京力图营造上述“友好”与“互信”气氛的同时，日本的大众传媒也有了新的动作。最明显的是极右的《产经新闻》将朱镕基的访日定位为推行“微笑外交”及《朝日新闻》的一名名牌记者在其专栏讥之为“感谢外交”。前者将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在80年代后对日本的历史教育、内阁大臣的参拜靖国神社、侵略否定论及宪法修改等动向的批判。该报同时指出，朱的“微笑外交”，只是“为了赢得日本经济援助而采取的战术改变”。
后者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口口声声向日本感谢，目的不外是为了吸引日本财界到中国西部协助大开发。他看不出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和可能卷入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纷争能带给日本什么“国益”。
“增信释疑”未奏功效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原本旨在营造“互信”气氛，及不准备在历史问题上“刺激日本国民”的朱镕基，在电视对话节目中被迫回答了往后被日本不少媒体大肆抨击的谈话。
在回答日本观众有关“日本要道歉至何时”等问题时，朱镕基坦率地说道： “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犯错误，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尤其重要。隐瞒、淡化，甚至篡改历史是不正确的，一点没有好处，不能够使人民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创造未来。所以我们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绝对不是要伤害谁的感情，而是希望大家共同汲取历史教训，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还进一步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的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上述谈话的前半部分，其实就是重申北京一贯主张“以史为鉴”的基本立场。至于后半部，则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
但是，这个重申北京基本立场与指出基本事实的不卑不亢态度，并未获得日本媒体的佳评。朱镕基旨在“增信释疑”的日本六日游之心血遂付诸东流。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
http://www.zaobao.com/yl/tx070426_501_2.html● 卓南生
与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2000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时相比较，这回日本媒体对温家宝访日的报道和评论相对柔和，不像以往那么“划一性”（即统一口径）。
最能体现日本主流媒体统一口径报道方式的，莫过于1998年11月28日各报刊对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说的新闻处理，迄今仍令人费解。
其一是尽管到场的记者不下百名，电视镜头布满早大的大隈讲堂，但当天晚报、竞争激烈的各报却统一使用《读卖新闻》记者拍摄的一张“标准照”。不仅如此，各报还予以统一说明：“表情严肃的江泽民拍手要求观众鼓掌。”而实际情况是江礼貌回应观众的掌声。
一字不提“反思”谈话
其二是各大报一字不提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校长）奥岛孝康的两段重要谈话。大隈讲堂是纪念早稻田创办人大隈重信（也是前首相）的大讲堂。也许是为了让到访的贵宾能更轻松地站在这个大讲坛上，奥岛说道：
“在阁下的演说中，我想应该会提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结束已时过50年，但有关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这是因为我国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与殖民支配等战争责任，还没有充分与正确认识‘加害（者）责任’的结果。”
他接着还郑重地指出：“以本校情况而言，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全面促使往后近30年日中关系恶化的当时政府的首领，正是本校的创立者，在辛亥革命时期应该是支持共和政治的少数（日本）政治家之一的大隈重信。”
然而，这两段谈话却始终未出现在日本的各大报上。早大校长的“反思”遂成了只是面向贵宾的谈话。
中国国家主席的演说为什么非得使用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早大校长自我反思的致辞为何未见诸各报？这对于战后一向自我标榜言论自由与开口闭口“多元化”的日本新闻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笔者曾在拙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版，日本评论社，2003年）及日本国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多次提及此事，但迄今尚未接获来自任何一方的满意答案。有曰：这是一种“偶合”；有曰：这是对媒体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早稻田校友“爱校心切”的结果；皆无说服力。也许，唯一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到访在日本已“升格”为一个必须“统稿”的敏感问题。
在“划一”突出和塑造江泽民大谈历史的“僵硬形象”的同时，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报章为轴的大报的舆论导向有三。其一是抨击中国忽视日本当局“利用每个机会所表白的反省或谢罪的事实”。其二是，煽情地指责中国是在打“历史牌”，其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援助。其三是抨击中国未对长期以来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货款的日本公开致以谢意。
“历史牌”？“ODA牌”？
也许是意识到两国关系已陷入“丧失互信”的危机及力图修补关系，2000年10月到访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以“增信释疑”和“互利合作”，作为其日本行的座右铭。
据日本媒体报道，朱总理在出发前夕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将“不刺激日本国民”。（日本报章引申为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首次表示不打“历史牌”。）
与此同时，各大报也统一口径，大事渲染中国领导人在同年举行的中日经济合作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首次公开向长期提供ODA援助的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谢意。
两项报道无一不在突出北京重视经济“实利”的“灵活”态度和柔和形象。
但是，就在北京力图营造上述“友好”与“互信”气氛的同时，日本的大众传媒也有了新的动作。最明显的是极右的《产经新闻》将朱镕基的访日定位为推行“微笑外交”及《朝日新闻》的一名名牌记者在其专栏讥之为“感谢外交”。前者将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在80年代后对日本的历史教育、内阁大臣的参拜靖国神社、侵略否定论及宪法修改等动向的批判。该报同时指出，朱的“微笑外交”，只是“为了赢得日本经济援助而采取的战术改变”。
后者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口口声声向日本感谢，目的不外是为了吸引日本财界到中国西部协助大开发。他看不出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和可能卷入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纷争能带给日本什么“国益”。
“增信释疑”未奏功效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原本旨在营造“互信”气氛，及不准备在历史问题上“刺激日本国民”的朱镕基，在电视对话节目中被迫回答了往后被日本不少媒体大肆抨击的谈话。
在回答日本观众有关“日本要道歉至何时”等问题时，朱镕基坦率地说道： “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犯错误，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尤其重要。隐瞒、淡化，甚至篡改历史是不正确的，一点没有好处，不能够使人民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创造未来。所以我们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绝对不是要伤害谁的感情，而是希望大家共同汲取历史教训，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还进一步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的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上述谈话的前半部分，其实就是重申北京一贯主张“以史为鉴”的基本立场。至于后半部，则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
但是，这个重申北京基本立场与指出基本事实的不卑不亢态度，并未获得日本媒体的佳评。朱镕基旨在“增信释疑”的日本六日游之心血遂付诸东流。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
http://www.zaobao.com/yl/tx070426_501_2.html
与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2000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时相比较，这回日本媒体对温家宝访日的报道和评论相对柔和，不像以往那么“划一性”（即统一口径）。
最能体现日本主流媒体统一口径报道方式的，莫过于1998年11月28日各报刊对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说的新闻处理，迄今仍令人费解。
其一是尽管到场的记者不下百名，电视镜头布满早大的大隈讲堂，但当天晚报、竞争激烈的各报却统一使用《读卖新闻》记者拍摄的一张“标准照”。不仅如此，各报还予以统一说明：“表情严肃的江泽民拍手要求观众鼓掌。”而实际情况是江礼貌回应观众的掌声。
一字不提“反思”谈话
其二是各大报一字不提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校长）奥岛孝康的两段重要谈话。大隈讲堂是纪念早稻田创办人大隈重信（也是前首相）的大讲堂。也许是为了让到访的贵宾能更轻松地站在这个大讲坛上，奥岛说道：
“在阁下的演说中，我想应该会提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结束已时过50年，但有关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这是因为我国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与殖民支配等战争责任，还没有充分与正确认识‘加害（者）责任’的结果。”
他接着还郑重地指出：“以本校情况而言，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全面促使往后近30年日中关系恶化的当时政府的首领，正是本校的创立者，在辛亥革命时期应该是支持共和政治的少数（日本）政治家之一的大隈重信。”
然而，这两段谈话却始终未出现在日本的各大报上。早大校长的“反思”遂成了只是面向贵宾的谈话。
中国国家主席的演说为什么非得使用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早大校长自我反思的致辞为何未见诸各报？这对于战后一向自我标榜言论自由与开口闭口“多元化”的日本新闻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笔者曾在拙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版，日本评论社，2003年）及日本国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多次提及此事，但迄今尚未接获来自任何一方的满意答案。有曰：这是一种“偶合”；有曰：这是对媒体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早稻田校友“爱校心切”的结果；皆无说服力。也许，唯一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到访在日本已“升格”为一个必须“统稿”的敏感问题。
在“划一”突出和塑造江泽民大谈历史的“僵硬形象”的同时，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报章为轴的大报的舆论导向有三。其一是抨击中国忽视日本当局“利用每个机会所表白的反省或谢罪的事实”。其二是，煽情地指责中国是在打“历史牌”，其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援助。其三是抨击中国未对长期以来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货款的日本公开致以谢意。
“历史牌”？“ODA牌”？
也许是意识到两国关系已陷入“丧失互信”的危机及力图修补关系，2000年10月到访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以“增信释疑”和“互利合作”，作为其日本行的座右铭。
据日本媒体报道，朱总理在出发前夕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将“不刺激日本国民”。（日本报章引申为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首次表示不打“历史牌”。）
与此同时，各大报也统一口径，大事渲染中国领导人在同年举行的中日经济合作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首次公开向长期提供ODA援助的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谢意。
两项报道无一不在突出北京重视经济“实利”的“灵活”态度和柔和形象。
但是，就在北京力图营造上述“友好”与“互信”气氛的同时，日本的大众传媒也有了新的动作。最明显的是极右的《产经新闻》将朱镕基的访日定位为推行“微笑外交”及《朝日新闻》的一名名牌记者在其专栏讥之为“感谢外交”。前者将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在80年代后对日本的历史教育、内阁大臣的参拜靖国神社、侵略否定论及宪法修改等动向的批判。该报同时指出，朱的“微笑外交”，只是“为了赢得日本经济援助而采取的战术改变”。
后者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口口声声向日本感谢，目的不外是为了吸引日本财界到中国西部协助大开发。他看不出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和可能卷入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纷争能带给日本什么“国益”。
“增信释疑”未奏功效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原本旨在营造“互信”气氛，及不准备在历史问题上“刺激日本国民”的朱镕基，在电视对话节目中被迫回答了往后被日本不少媒体大肆抨击的谈话。
在回答日本观众有关“日本要道歉至何时”等问题时，朱镕基坦率地说道： “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犯错误，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尤其重要。隐瞒、淡化，甚至篡改历史是不正确的，一点没有好处，不能够使人民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创造未来。所以我们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绝对不是要伤害谁的感情，而是希望大家共同汲取历史教训，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还进一步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的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上述谈话的前半部分，其实就是重申北京一贯主张“以史为鉴”的基本立场。至于后半部，则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
但是，这个重申北京基本立场与指出基本事实的不卑不亢态度，并未获得日本媒体的佳评。朱镕基旨在“增信释疑”的日本六日游之心血遂付诸东流。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
http://www.zaobao.com/yl/tx070426_501_2.html● 卓南生
与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2000年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时相比较，这回日本媒体对温家宝访日的报道和评论相对柔和，不像以往那么“划一性”（即统一口径）。
最能体现日本主流媒体统一口径报道方式的，莫过于1998年11月28日各报刊对江泽民在早稻田大学演说的新闻处理，迄今仍令人费解。
其一是尽管到场的记者不下百名，电视镜头布满早大的大隈讲堂，但当天晚报、竞争激烈的各报却统一使用《读卖新闻》记者拍摄的一张“标准照”。不仅如此，各报还予以统一说明：“表情严肃的江泽民拍手要求观众鼓掌。”而实际情况是江礼貌回应观众的掌声。
一字不提“反思”谈话
其二是各大报一字不提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校长）奥岛孝康的两段重要谈话。大隈讲堂是纪念早稻田创办人大隈重信（也是前首相）的大讲堂。也许是为了让到访的贵宾能更轻松地站在这个大讲坛上，奥岛说道：
“在阁下的演说中，我想应该会提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结束已时过50年，但有关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这是因为我国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与殖民支配等战争责任，还没有充分与正确认识‘加害（者）责任’的结果。”
他接着还郑重地指出：“以本校情况而言，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全面促使往后近30年日中关系恶化的当时政府的首领，正是本校的创立者，在辛亥革命时期应该是支持共和政治的少数（日本）政治家之一的大隈重信。”
然而，这两段谈话却始终未出现在日本的各大报上。早大校长的“反思”遂成了只是面向贵宾的谈话。
中国国家主席的演说为什么非得使用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早大校长自我反思的致辞为何未见诸各报？这对于战后一向自我标榜言论自由与开口闭口“多元化”的日本新闻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笔者曾在拙著《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论》（日文版，日本评论社，2003年）及日本国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多次提及此事，但迄今尚未接获来自任何一方的满意答案。有曰：这是一种“偶合”；有曰：这是对媒体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早稻田校友“爱校心切”的结果；皆无说服力。也许，唯一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到访在日本已“升格”为一个必须“统稿”的敏感问题。
在“划一”突出和塑造江泽民大谈历史的“僵硬形象”的同时，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报章为轴的大报的舆论导向有三。其一是抨击中国忽视日本当局“利用每个机会所表白的反省或谢罪的事实”。其二是，煽情地指责中国是在打“历史牌”，其目的在于赢得经济援助。其三是抨击中国未对长期以来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货款的日本公开致以谢意。
“历史牌”？“ODA牌”？
也许是意识到两国关系已陷入“丧失互信”的危机及力图修补关系，2000年10月到访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以“增信释疑”和“互利合作”，作为其日本行的座右铭。
据日本媒体报道，朱总理在出发前夕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将“不刺激日本国民”。（日本报章引申为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首次表示不打“历史牌”。）
与此同时，各大报也统一口径，大事渲染中国领导人在同年举行的中日经济合作2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首次公开向长期提供ODA援助的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谢意。
两项报道无一不在突出北京重视经济“实利”的“灵活”态度和柔和形象。
但是，就在北京力图营造上述“友好”与“互信”气氛的同时，日本的大众传媒也有了新的动作。最明显的是极右的《产经新闻》将朱镕基的访日定位为推行“微笑外交”及《朝日新闻》的一名名牌记者在其专栏讥之为“感谢外交”。前者将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归于中国在80年代后对日本的历史教育、内阁大臣的参拜靖国神社、侵略否定论及宪法修改等动向的批判。该报同时指出，朱的“微笑外交”，只是“为了赢得日本经济援助而采取的战术改变”。
后者则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口口声声向日本感谢，目的不外是为了吸引日本财界到中国西部协助大开发。他看不出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和可能卷入敏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纷争能带给日本什么“国益”。
“增信释疑”未奏功效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原本旨在营造“互信”气氛，及不准备在历史问题上“刺激日本国民”的朱镕基，在电视对话节目中被迫回答了往后被日本不少媒体大肆抨击的谈话。
在回答日本观众有关“日本要道歉至何时”等问题时，朱镕基坦率地说道： “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犯错误，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尤其重要。隐瞒、淡化，甚至篡改历史是不正确的，一点没有好处，不能够使人民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好地创造未来。所以我们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绝对不是要伤害谁的感情，而是希望大家共同汲取历史教训，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他还进一步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的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上述谈话的前半部分，其实就是重申北京一贯主张“以史为鉴”的基本立场。至于后半部，则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
但是，这个重申北京基本立场与指出基本事实的不卑不亢态度，并未获得日本媒体的佳评。朱镕基旨在“增信释疑”的日本六日游之心血遂付诸东流。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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