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明朝和日本世兵战斗力差异成因考

明代的主要兵制，是以卫所兵为主的世兵，同时代的日本，也采用以世兵为主的兵制，但历史表明，两种世兵的战斗力却有一定的差异：壬辰之战明军虽在战略上获胜，在具体的战役上却并无多少光彩可言，而东南沿海的抗倭战斗，明朝卫所军面对数量无多的倭寇，屡战屡败，最后还是依靠戚继光的募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同是世兵，战斗力差异如此巨大，原因何在？
　
　 装备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当时日军的装备的确很有特色，火器方面，日本鸟枪枪管长，下有木床，有准星照门和防尘盖，重仅5斤多，准确、易携带，比当时明军装备的无瞄准装置的笨重火铳优越很多；在冷兵器方面，日本刀的威力也曾令明人侧目。但日本人在兵器上的劣势也不少。由于日本仿造的火炮以荷兰式重炮为主，野战中较少用炮，而明军则自1523年（嘉靖2年）起就在南京根据葡萄牙人的轻炮仿制大样佛朗机，后又改制成更便于携带的中样、小样佛朗机，大量装备部队，在野战的炮火威力上，明军占有重大优势；而冷兵器方面，日本刀固然出色，但日本人的长兵和马队却并不比明军优异，日本各式长枪杆长，刃长而薄，形制近于中国南北朝时的长矟，在使用的便利上不如明军的常规长兵：白木杆枪和长柄刀，至于骑兵，日本马品种的先天不足，和日本人非常奇怪地没有把日本刀用于骑战，使得日本骑兵无法构成对明军骑兵的装备优势。

装备上各有千秋，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兵制本身。

明代的世兵制主要采用卫所制，卫所兵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员的重要指责之一，按当时的规定，边地卫所，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则是2：8，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明代的世兵另一大特点是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即永远为军户，轮流出丁，至期返卫，军户绝则勾其贴户，永不和民人混杂。这样的长处在于兵源有保证，士兵的生活比较稳定，战争和生产两不耽误，但不断的逃亡和余丁补缺，各级将领的腐败、吃空额和俑使士兵为农，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

更深层的原因是军户地位的低下。明代重文轻武，科举入朝成为各个阶层最为羡慕的坦途，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明确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其社会地位显得低下，加上明代对罪人的处罚中又有“拿来做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

明代又是个商业发达的社会，生活豪奢的商人虽不入士流，却也能得到世俗的另眼看待，而军户却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不得经商为业，这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更加低下，对于正常的训练、操典和征战，都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

而此时的日本正逐步推行着“兵农分离”的政策。


原先日本各家武力的主力就是世袭化、专业化的“家臣团”，但平时务农、战时应征的农民仍然在数量上占据“足轻”的主要成分。随着火器等更专业、更复杂兵器的推广，以及战争的持久化、规模化，各大名纷纷把各自的武力专业化，建立常备军，同时限制农民的武装化，以确保粮源的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早在1588年丰臣“刀狩令”颁布前，各地大名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采取上述措施，如织田家的黑红母衣等，至丰臣氏令出，遂为定制，农民的各种武器被收缴并销毁铸成佛器，并被限制在土地上务农，而武家则专事武事，不得擅自离营，经营农商，这样的措施确保了日本各大名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

更重要的是，被约束在行伍中的武士对于这种约束是欢迎和乐于接受的。日本和明代不同之处在于公卿的家族化和封闭性，寻常武士和国人无法通过任何渠道进入朝廷为官，而且相对于公卿阶层的腐朽和无力，武家在日本社会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并拥有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实惠，成千上万的日本普通人如未发迹前的秀吉一般，把有朝一日成为武士当作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这样的社会现实，为武士阶层的稳定和其士气、战斗力和欲望的维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十六世纪初，日本的“兵农分离”尚未普遍，但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实际上是少数日本浪人和破产武士与中国沿海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的组合，非职业兵的“足轻”比例很小，其成员之剽悍善战，可想而知；而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已经是“兵农分离”后专业化了的武装力量，战斗力和训练水准有了明显的进步。

更致命的是，同为世兵，日本方面在使用中很少打破大名、家臣们原有的各级建制，平时编制即是战时编制；而明代的成制，是临战时由朝廷临时命将授印，称“挂印将军”，并配备助手，组成战时领导机关，然后从各处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归属、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拨给各级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方面的很多不便。再加之明代喜用文臣为帅，太监监军，战斗力就更虚弱了。

因此戚继光才极力主张募兵，即组建兵为将有的纯志愿军队，并在东南抗倭和北边抗击鞑靼的战争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可惜他的成果并没能制度化、普遍化，其所建勇营，也在其下野后很快被编入军户。勇营真正成为国家经制军队，已是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末，而此时的日军，已开始按“2－2”方块制组建近代化军队和西式的参谋、后勤机关了，我们又大大落后了一步。明代的主要兵制，是以卫所兵为主的世兵，同时代的日本，也采用以世兵为主的兵制，但历史表明，两种世兵的战斗力却有一定的差异：壬辰之战明军虽在战略上获胜，在具体的战役上却并无多少光彩可言，而东南沿海的抗倭战斗，明朝卫所军面对数量无多的倭寇，屡战屡败，最后还是依靠戚继光的募兵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同是世兵，战斗力差异如此巨大，原因何在？
　
　 装备并不是主要问题所在。当时日军的装备的确很有特色，火器方面，日本鸟枪枪管长，下有木床，有准星照门和防尘盖，重仅5斤多，准确、易携带，比当时明军装备的无瞄准装置的笨重火铳优越很多；在冷兵器方面，日本刀的威力也曾令明人侧目。但日本人在兵器上的劣势也不少。由于日本仿造的火炮以荷兰式重炮为主，野战中较少用炮，而明军则自1523年（嘉靖2年）起就在南京根据葡萄牙人的轻炮仿制大样佛朗机，后又改制成更便于携带的中样、小样佛朗机，大量装备部队，在野战的炮火威力上，明军占有重大优势；而冷兵器方面，日本刀固然出色，但日本人的长兵和马队却并不比明军优异，日本各式长枪杆长，刃长而薄，形制近于中国南北朝时的长矟，在使用的便利上不如明军的常规长兵：白木杆枪和长柄刀，至于骑兵，日本马品种的先天不足，和日本人非常奇怪地没有把日本刀用于骑战，使得日本骑兵无法构成对明军骑兵的装备优势。

装备上各有千秋，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兵制本身。

明代的世兵制主要采用卫所制，卫所兵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屯田成为各级军队指挥员的重要指责之一，按当时的规定，边地卫所，守屯比例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则是2：8，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程度，却因为大量的屯垦任务而日渐削弱。

明代的世兵另一大特点是军籍和民籍严格分开，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即永远为军户，轮流出丁，至期返卫，军户绝则勾其贴户，永不和民人混杂。这样的长处在于兵源有保证，士兵的生活比较稳定，战争和生产两不耽误，但不断的逃亡和余丁补缺，各级将领的腐败、吃空额和俑使士兵为农，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卫所兵的战斗力。

更深层的原因是军户地位的低下。明代重文轻武，科举入朝成为各个阶层最为羡慕的坦途，当时人人诵读的启蒙读物《神童诗》起首便是“少小需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明确排斥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军户子弟，其社会地位显得低下，加上明代对罪人的处罚中又有“拿来做军”的所谓“恩军”制度，无形中让军户的社会形象更加不堪。

明代又是个商业发达的社会，生活豪奢的商人虽不入士流，却也能得到世俗的另眼看待，而军户却被严格束缚在屯地上，不得经商为业，这使得军户的士气和生活状况更加低下，对于正常的训练、操典和征战，都没有多少积极性可言。

而此时的日本正逐步推行着“兵农分离”的政策。


原先日本各家武力的主力就是世袭化、专业化的“家臣团”，但平时务农、战时应征的农民仍然在数量上占据“足轻”的主要成分。随着火器等更专业、更复杂兵器的推广，以及战争的持久化、规模化，各大名纷纷把各自的武力专业化，建立常备军，同时限制农民的武装化，以确保粮源的供应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早在1588年丰臣“刀狩令”颁布前，各地大名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采取上述措施，如织田家的黑红母衣等，至丰臣氏令出，遂为定制，农民的各种武器被收缴并销毁铸成佛器，并被限制在土地上务农，而武家则专事武事，不得擅自离营，经营农商，这样的措施确保了日本各大名军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

更重要的是，被约束在行伍中的武士对于这种约束是欢迎和乐于接受的。日本和明代不同之处在于公卿的家族化和封闭性，寻常武士和国人无法通过任何渠道进入朝廷为官，而且相对于公卿阶层的腐朽和无力，武家在日本社会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待遇，并拥有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实惠，成千上万的日本普通人如未发迹前的秀吉一般，把有朝一日成为武士当作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这样的社会现实，为武士阶层的稳定和其士气、战斗力和欲望的维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十六世纪初，日本的“兵农分离”尚未普遍，但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实际上是少数日本浪人和破产武士与中国沿海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的组合，非职业兵的“足轻”比例很小，其成员之剽悍善战，可想而知；而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已经是“兵农分离”后专业化了的武装力量，战斗力和训练水准有了明显的进步。

更致命的是，同为世兵，日本方面在使用中很少打破大名、家臣们原有的各级建制，平时编制即是战时编制；而明代的成制，是临战时由朝廷临时命将授印，称“挂印将军”，并配备助手，组成战时领导机关，然后从各处卫所调兵归属其指挥，在归属、出战时又往往拆散各卫所原有编制，把他们重新组合，划拨给各级将领，这样就造成指挥、协调方面的很多不便。再加之明代喜用文臣为帅，太监监军，战斗力就更虚弱了。

因此戚继光才极力主张募兵，即组建兵为将有的纯志愿军队，并在东南抗倭和北边抗击鞑靼的战争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可惜他的成果并没能制度化、普遍化，其所建勇营，也在其下野后很快被编入军户。勇营真正成为国家经制军队，已是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末，而此时的日军，已开始按“2－2”方块制组建近代化军队和西式的参谋、后勤机关了，我们又大大落后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