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明朝和满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照比较看满清误国(长文)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转自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
　　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
　　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
　　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 ，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光启在1629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1629（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徐光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1629年-1634由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德）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政府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在徐光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　　
　　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
　　
　　《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40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
　　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的。
　　《崇祯历书》所达到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过去常常有一种说法，说《崇祯历书》仅仅引入了第谷体系，而没有引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体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明朝政府所组织编写的这部《崇祯历书》是真正做到了崇祯皇帝所说的“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
　　　江晓原把《崇祯历书》称为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关于《崇祯历书》和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哥白尼学说的关系，他有一段话，引用如下：“
　　“……《崇祯历书》不采用哥白尼学说，而是利用第谷的体系。讲这些话的人，他们大概从来不看《崇祯历书》的。《崇祯历书》里面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还引用了很多图。所以《崇祯历书》对哥白尼学说应该说没有偏见。”
　　“哥白尼的体系，从精度上来说可能是当时几个竞争者中最差的，因为哥白尼本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者，而第谷他是一个的极其优秀的观测者，他关于仪器的刻度、误差方面在当时欧洲做得是最好。它的体系在实测和理论推算之间的吻合上是做得最好的。”
　　“《崇祯历书》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因为在当时哥白尼体系在理论上、实测上都还不很成功。因此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哥白尼学说持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证据，是到了18世纪才最终被发现的。我们今天相信哥白尼是对的，但是那个时候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的体系。《崇祯历书》对一些欧洲重要天文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说，包括哥白尼的学说，都做了介绍，并且把哥白尼作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个天文学家之一。”“从精确程度上来说，当时是第谷体系最好。但是他们对哥白尼并没有偏见。按照今天的看法，有的人觉得他们给哥白尼的地位太低，但是以客观的立场来分析的话，他们的态度应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剽窃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他的满清主子，可惜此人在满清统治下也并未得到善终，1664-1669历狱中被控以各种罪名，差点被凌迟处死，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摧残，最后虽然放出，但也终于在1666年因为经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徐光启关于历法，关于科学的宏大规划，长远设想在满清的统治下自然全盘落空。所谓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连翻译都寥落的情况，会通超胜更无从谈起，在满清统治下的，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钦天监”这个职位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满清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用西方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满清愚昧的统治，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满清的愚昧统治下，自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用江晓原的话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满清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上面江晓原这段话里应该该把“我们”换成“满清”，因为这落后的恶果完全是满清愚昧的统治所导致的，完全无须用“我们”来为满清推卸责任。事实证明，明朝时期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自身文明的缺陷，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发展。“力求汇通”不仅是徐光启本人的意思，而且是当时大部分明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意思，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前面提到了汤若望在满清统治下，遭受历狱折磨，最后死于非命。这里有必要再详细介绍一下。历狱起于杨光先对西方历法的攻击，杨光先此人本无足道,根据满清自己的记载，此人“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吏，明亡之后投靠满清，阿谀颂圣，肉麻无比，成为一条道地的汉奸走狗。可笑的是这个人在做了汉奸之后，却还偏偏以卫道士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不过看一下明末历史就可以发现，凡是能积极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毫无偏见成见的明朝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誓死和满清抗争，没有死的也成了明朝的遗民，绝不与清廷合作；反倒是那些僵化守旧古板的人，满嘴维护道统的人成汉奸的不少）。就是这样一个在明代不过是不为人所齿的跳梁小丑，在满清统治下却开始掀风弄浪。
　　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最后的结果，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虽然被放出来，但经过这一番摧残虐待，还是一命呜呼了。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杀灭扫荡干净。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1633年，徐光启逝世后，特意把历局的工作交代给了李天经。所以明代官方天文局的工作，在徐光启之后就是李天经负责，李天经同样是一位出色卓越的人才，他在徐光启逝世以后，很好的完成了《崇祯历书》这一巨著余下部分的整理统筹编写工作。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自然不会为满清这个残暴黑暗的政权效力，所以毅然弃官回家（可以和杨光先这种小丑做一下对比）。李天经是1659年死的，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弃官，又活到康熙三年的话，也绝对难逃满清的毒手。
　　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又要处死杨光先，但因为他年老，看在他确实是给满清卖命效忠好狗的份上，把他赶回家，最后还是死于回家路上。
　　在满清的统治下，历法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胜利的人就能活，失败的人就要死。在这样的气氛下，无论胜利的是哪一方，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就是科学的彻底停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崇祯时期，难道就没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吗？当然有的！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他自己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并且和徐光启进行了辩论。崇祯皇帝没有象满清那样用行政手段来干涉。魏文魁不是觉得自己的历法好么？那好，明朝政府就干脆为他设立一个历法机构，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还有原来的大统历局，还有回回历局，一共是四家机构，大家平等竞争，公开辩论。这样有魄力的举措，即便是几百年后的现在看了，也不得不拍案，叫一声好！
　众所周知，科学的进步，很达程度上来源于不同理论上的彼此争鸣，互相辩论讦难。旧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理论产生了，而新的理论本身又需要接受其他不同的理论的挑战质疑，只有这样，科学的发展才有活力，也才有可能不断的前进。象满清那样，制造恐怖气氛，即使暂时胜利的是较为正确的理论，但这理论也会缺乏挑战质疑，而停步不前，从而变的过时落伍。《崇祯历书》在满清的遭遇，从明朝同步于西方，到满清统治下，又因为停滞不变，最后落后西方两百年，这样的事实足够能说明问题了！当徐光启面对魏文魁的质疑反对，不但不厌恶反感，相反在辩论的同时，还欢迎他加入到研究中来，希望他能提出更多的质疑，崇祯皇帝也并不因为徐光启是明朝高级官员、内阁大臣，而魏文魁不过是一个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用实践来证明他的错误。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量，对比满清那帮鼠目寸光的大臣，鼠目寸光愚昧而又喜欢自我吹嘘的康熙，相距真是不啻千里。转自
江晓原在他的文章《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这一段描述是颇精彩的转自
　　“李天经于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接替其领导历局之职，也无形中继承了徐光启作为“西法”代表人物的身份。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其时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辈问鼎，当此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之际，却能有如此一番天文学说的争鸣繁荣，很值得玩味。”（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所说的“统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利的无理干预??强加于人。虽然某些人因为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为改历设置过障碍，但一般说来，这些障碍都是新事物成长中所必然碰到的正常障碍。”“明政府设置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
　　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还是引用江晓原的话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拿出来说，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那么到了满清，情况又如何呢？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主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重要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
　　 《寰宇始末》王丰肃 1637年出版
　　 《寰有诠》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28年出版
　　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历法
　　 《五纬历指》 罗雅谷 1637年 《崇祯历书》中的一部 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天文仪器
　　 《表度说》 熊三拔 1611年
　　 《远镜说》 汤若望 1626年
　　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
　　 《职外方纪》 艾儒略 1623 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
　　 《性学粗述》艾儒略 1637年
　　 《主制群征》汤若望 1636年 几何学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 1613年 算术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 1613年 介绍西方算术，笔算测量学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 1607年 工程与机械
　　 《奇器图说》 邓玉函和王徵 1634年 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 1612年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 1631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满清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
　　 《仪象志》和《仪象图》 南怀仁 1674年
　　
　　地理知识：
　　 《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 1674年
　　
　　动物习性：
　　 《狮子说》 利类思 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满清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了满清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我们注意到历狱发生在1664年，而从1644年到1661年，汤若望和满清的头目顺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从客观条件上说，并没有限制汤若望从事著述翻译或创作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一本象样的科技著述都没有呢？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根本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而不是传播科技。在明代，他们之所以大量参与到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活动当中，是应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明朝政府的要求不得不这么做，不这样做，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在中国立足。而到了满清，条件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可以直接笼络满清头目，从而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没有动机也没有欲望再从事传播翻译科学，而且在满清的黑暗残暴统治下，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能看的见的都是奴才，对满清奴才来说，当然不会有对科学的热情与兴趣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满清统治下，除了汤若望之外，其他从事翻译编写科技著作的人如此稀少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分析利马窦一开始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一开始他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马上就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直到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府，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作者张承友 张普 王淑华）中的谬论。这是我看到过的水平最低劣，作者的史德也最卑劣的一本书。全书到处都充斥满了对满清统治者肉麻无耻的吹捧。一方面当列出具体的事实时，大部分都是明朝的成就，比如中外学者合作的三个典型代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全是明朝人，其实至少还可以列一个李天经，也是明朝人！在列出的三次中外合作的重大科技项目中，明朝占了两次（满清的那次还是为满足满清统治者病态政治心理的《皇舆全图》，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当比较明末和清初的交流规模和科技成果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厚颜无耻的说明末的交流规模小，而清初的交流规模大，而他们的论据是是什么呢？并不是科技成果的比较，也不是翻译书籍的比较，而竟然是以传教士的多少和天主教的势力大小来衡量，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在明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很小，信仰基督教的人也不多，然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宣布，“到1701年，全国13个行省中，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所，教徒30万人”。
　　
　　无耻到这个地步确实罕见，比较的是科技交流的规模，结果以宗教势力的规模大小作为论据！没有相当程度的勇气和水平的，是不能愚昧无耻到这个地步的。基督教在西方本身就是以反科学，阻碍科学进步的面目出现，在明朝的时候，为了吸引士大夫，传教士不得不在外界的压力下传播西方科技，明朝的人，吸取西方科学的精华，却丢掉愚昧和落后的宗教的糟粕，科学的传播和发展畅通无阻，宗教却寸步难行；而到了满清，传教士却可以直接为传教而传教，一切颠倒过来了，愚昧落后的基督教可以畅行无阻，科学却寸步难行，这本身就足够说明满清统治下中国文明的倒退，满清统治的愚昧和黑暗程度。然而这些缺乏起码的良知和人格的作者嘴巴里，却反而成了褒扬满清的根据，确实只能用寡廉鲜耻四个字来形容。按照这些东西的逻辑，满清的禁教是在1722年，这时候满清建立统治已经接近百年，这几十万的教徒，百多个传教士进行的所谓科学交流的庞大规模之下，播撒了多少科学的种子，何以仅仅过了一百年，满清统治下面的大小奴才主子就愚昧到了用粪尿对付枪炮，视机器轮船为骗人邪术的地步？奉劝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要无耻，可以！但也应该有点水准，动点脑子。
　　其实再看这些作者下面所做的所谓科学交流成果的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用谎言打自己的耳光，一方面还在无耻的说清初“所取得的成果就更多”，另一面列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居然是所谓“汤若望修订《时宪历》”，真是令人喷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只不过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压缩版，只不过改换了名字而已，现在居然被他们厚着脸皮拿出来充当满清的成果了，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满清的那点货色实在拿不来见人吧！所以只好这么自欺欺人了！以他们的知识而言，再无知也不可能无知到《时宪历》就是《崇祯历书》的地步，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无耻到极端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崇祯时期的徐光启，竺可桢曾经把徐光启和英国的学者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色于这位英国大学者,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他.《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的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比较，过于夸大徐光启的地位和作用，但你看了下面的内容，就会明白，这半点都没有夸大！！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难怪有人为此激愤的说道：“落后的建州女真贵族，在取代朱明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他们的一小撮人的部族野蛮统治，直到预备立宪的末日，始终处心积虑遏止全社会的进步。在经济政策上，从疯狂破坏生产转到恢复小农经济，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过此再也不肯前进一步，生怕经济的继续发展超越他们的控制能力，就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用高压手段禁锢学术发展，使得全国读书人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敢稍有立异，干犯禁忌，触及刑网。满清统治者方以此为得计。徐光启的企图取代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术主张，当然不可能为竭尽权利维护其野蛮统治的清王朝所采用。”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满清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摘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23页）

后记：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这可以说是汉人的悲剧，是人类文明的悲剧。

日本虽然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造成巨大的人员经济损失，但中国损失的仅仅就是人口和一些物质财产，对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没有造成什么摧残。相反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是意义深远的，影响是巨大的。满清统治中国几百年摧残了中国相对先进的文明，使中国彻底落后于世界。

记住：

中国不是从来就这样落后的！

中国人不是生来就愚昧落后的！

当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中国在干什么？

为了让大家了解西方科技革命时期的时间点，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些作为西方科技革命先行者的科学家之生平，来考察一下明朝末年中西方科技发展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分别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等几方面去考察一下西方这些领域开始逐步走向科技革命的年月。

在西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上经历了百年的基础打造，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开始了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工业革命，并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

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期间划时代的学术成果和著作层出不穷，许多学科的开山鼻祖们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他们是：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等。

伽利略，不仅是天文学的大师，也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笛卡尔，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
帕斯卡，压强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
波义耳，近代化学的奠基人；
牛顿，经典物理学派的奠基人，被誉为科学巨人；
莱布尼兹，近代数学的奠基人。

这一系列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的科学理论和成就把人类带入了近代工业文明，他们无疑是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看到这些西方科学历史上的伟人，我们不禁要问，那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什么？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对应的是中国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徐光启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笛卡尔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迫于当时宗 教势力的影响，他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笛卡尔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他本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思想，但是当该书还尚在编辑中的1633年，他获悉意大利教会的权威们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笛卡尔在荷兰未受到教会权威的迫害，但是他还是决定谨慎从事，把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也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此后，他在荷兰隐居 20年。对比中国明朝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 心的理论予以肯定，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实在是一目了然。

1627年，波义耳出生在一个爱尔兰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个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波义耳当时住在临近的佛罗伦萨，当他问讯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并开始详细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间他坚定了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物的观点，从此他坚毅的走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此时中国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编完成的详细介绍伽利略工作的《崇祯历书》已有8年之久。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满清时期那些故纸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

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

介绍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从前面提到的几位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灭亡以后，牛顿在明朝灭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兹则是明朝灭亡才出生的。

这就是说，明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明朝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晚明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神圣的火焰净化了灵魂，笛卡尔隐居荷兰。

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可惜在1634年《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的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灾人祸结为于一体，之后满　族入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气的投身反清复明，而又大多死于非命，满清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又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阶层。

“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案，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满清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  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满清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中华文明最可悲可叹的莫过于在西方科技革命的前夜遭受了满清的入侵，在满清黑暗统治下，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使得文明发展遭受了割裂之痛……之后在满清统治下足足开了两百多年倒车~！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建议作者通读《中国天文学史》以后再发言。明朝对于民间研习天文的禁令，比清朝严格得多了。

明朝的科技成就，基本都是汇编性质的，创造性的成就，比较少，科技发展停滞的趋势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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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几本翻译的西方书籍来证明明朝时期中国人喜欢科学就和因为有洋务运动所以说慈禧这个人很开明一样虚假

我是一名电子专业的在校研究生 我们现在要查的几乎所有理论方面的资料都是外文文献或者翻译过来的资料 并且还有一个以吴佑寿院士为首的一批专家专门翻译国外重要的电子类著作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前人的翻译 就不可能有今天国内电子业如火如荼的局面

原帖由 purpled 于 2006-11-27 15:26 发表
我是一名电子专业的在校研究生 我们现在要查的几乎所有理论方面的资料都是外文文献或者翻译过来的资料 并且还有一个以吴佑寿院士为首的一批专家专门翻译国外重要的电子类著作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前人的翻译 就 ...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现在在学习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了  请你列举明朝时期中国的读书人是不是大面积的类似象你们这样学习西方科技书籍呢?  

只翻译而没有学习  以此来作为明朝进步的证据就太荒谬了  翻译过来的书籍而中国基础科学丝毫没有进步 反而更能衬出中国对基础科学的漠视

我想中国人骨子里缺乏了一些东西，跟满清没有太大的关系。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何况满清在思想上并不强势，甚至最后都被汉化了。如果某个东西在沙堆里一直都不发光，很有可能他根本就是一块铁，怨沙子是没有用的。

正是因为对西方文明的重视才去大量翻译 漠视的话还有心去翻译么?
我的意思是大量翻译是学习先进技术的先决条件
以前的信息传递没现在这么快速 所以从翻译到普及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不像现在 直接去网上或书店就找的到

原帖由 purpled 于 2006-11-27 22:12 发表
正是因为对西方文明的重视才去大量翻译 漠视的话还有心去翻译么?
我的意思是大量翻译是学习先进技术的先决条件
以前的信息传递没现在这么快速 所以从翻译到普及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不像现在 直接去网上或 ...

呵呵   你的逻辑缺点在于 以个别代替整体 以点代面 对西方书籍的翻译 只局限于少部分 而非现代社会方方面面 整体性的交流 明朝对于西方书籍的翻译 仅仅是个别人的成就   以前的信息是没现代这么快速  但以此作为终明一朝中国始终规模性没有系统学习基础科学的证据则显得苍白   

大量翻译不是学习先进技术的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是中国是否重视基础科学 是否重视建设科学体系  中国本身对自然现象就不以科学的方法去描述(比如火药以君臣佐使来类比)

清朝的严复也是翻译家 但清朝一样漠视基础科学的学习 直到洋务运动

以某几个翻译家来吹嘘中国历史上多么重视科学 无疑于在自欺欺人

还有 你始终没有回答一个问题 明朝是否规模性学习近代理论基础科学?

sunyan你还在抵抗啊,他们只是要大家明白---如果不是万恶的满人打进中原,逼得伟大的崇祯皇帝吊脖子(注:跟李自成没关系)中华民族在英明神武的明朝皇帝的带领下很快就会进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进而横扫欧亚大陆,进占美洲.因此凡是清朝的都是丑恶的,愚昧的,是错误的.凡是明朝的都是正确的,英明的.伟大的明朝满塞!!满塞!!

刚看了科教片《圆明园》~~~~~~~~~~~~~~长叹一声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6-11-27 22:29 发表
还有 你始终没有回答一个问题 明朝是否规模性学习近代理论基础科学?

明朝时候，西方的近代理论科学还没有成气候，最多算个发端而已。

不过清朝后期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倒是有明确记载的。:D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6-11-29 14:01 发表


明朝时候，西方的近代理论科学还没有成气候，最多算个发端而已。

不过清朝后期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倒是有明确记载的。:D

西方的近代理论的研究确实还没有成系统化  但作为研究的规模和风气 都要比中国的天工开物要好很多

天工开物成为中国明朝伟大的科技著作 与其说我们的前人多么的智慧 不如说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原帖由 Manx 于 2006-11-29 11:37 发表
sunyan你还在抵抗啊,他们只是要大家明白---如果不是万恶的满人打进中原,逼得伟大的崇祯皇帝吊脖子(注:跟李自成没关系)中华民族在英明神武的明朝皇帝的带领下很快就会进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进而横扫欧亚大陆,进占 ...

是 我检讨 清朝还阻止了明朝坦克 中国机枪的发展: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