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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6:31:24
作者：水支
之一 八柱国家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呢？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恐怕是再怎么久也不够吧，但是，至少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好象久远得过分了吗？其实不然。
中国的历史，走到东汉的末年，走过动荡的三国，走过短命的西晋，开始是悄悄的，然后是惊人的，忽然滑入近乎毁灭的深渊。
异族入侵，晋室南迁，民族仇杀流出的鲜血灌满了历史的长河。有一个悲伤的片断在我的印象中十分深刻，是一个叫做冉魏的短暂王朝。这个王朝开国同时也是亡国的君主冉闵，本是一个汉人，但被胡人石氏收养，石氏在中原建立了胡人的国家后赵，冉闵是后赵的一员大将。后来石氏内乱，冉闵趁机夺得皇帝的尊位，宫廷政变之时，他向都城的国人宣布：凡是支持他的就进城来，反对他的就出城去。一夜之间，所有的汉人全部进城，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冉闵的手下告诉他：这样就没办法了。于是冉闵下令杀尽胡人。这个命令虽然残酷，却得到了中原汉族的积极响应，大家并不是仅仅听命，而是自发地开始了屠杀。胡人也顽强地杀回来，他们就在中原大地上这样杀个没完。后来，没有过多久，冉魏在胡人的反攻下灭亡了，所有的大臣全部自杀殉国，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那个朝代有那么多“有骨气”的臣子。其实他们所有的，应该不是“骨气”，而是“仇恨”和“绝望”吧。
胡人也在彼此残杀。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符坚在这里吞下兵败亡国的苦果。令人感叹的是，符坚并不是一个“昏君”或“暴君”，恰恰相反，他非常能干也十分宽宏。符坚的宰相王猛曾不只一次告戒他当心被他亡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他却认为他的宽大处理会让这些人归顺的。事实却是，在淝水之战最关键的时刻，符坚被这些人“无情”地背叛了。
所以，当强大的鲜卑魏道武帝进攻江南的刘宋时，在一次艰巨的攻城战中，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守城的将领：
攻打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西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东门的是某某族人，总之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就算能全杀光，对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听说尸体一直堆到和城墙一样高，这个城池，依旧没有攻克。
残忍吗？然而这就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真实，可怕的真实。
然后，彼此都杀得连自己都害怕了的汉人和胡人开始了漫长反复而艰难痛苦的融合和和解。
所以那位把外族的尸体堆到城墙一样高的皇帝的孙子，史称孝文帝的，决定迁都洛阳，用最积极的政策，推动鲜卑的汉化。北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唐的皇室就有很浓的鲜卑血统，唐的政策，也有很多是从北魏时开始的，比如，有名的经济政策“均田制”。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成功了，也失败了。
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成功的汉化，留在北魏旧京城附近的鲜卑人却更加野蛮化，再加上从昔日的高位上衰落下来，形成一股强烈不满、愤怒和极具破坏力的势力。这也就是北魏末年致命的“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毁了北魏，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以及，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在“西魏-北周”，两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形成了，它是最晚一个、最没有过去的“根基”的一个，同时也是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的一个，是谓“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西魏有名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这个制度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一位“大将军”总领，每两个军区又隶属一位“柱国将军”管辖，六个“柱国将军”加上统领一切的宇文泰和代表西魏皇室的一个亲王，便是关陇集团最上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
“十二大将军”里有一个汉人，名字叫做杨忠，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坚，有一个孙子叫做杨广。
八柱国里有两个姓李的汉人，一个叫李景，他的重孙子便是李密，瓦岗李密。另外一个李虎，他的孙子，便是李渊，重孙，就是李世民。
还有一个应该提一提的人物，独孤信。李虎和杨忠，都曾经是独孤信的手下。独孤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宇文泰的儿子篡掉西魏做了北周皇帝，杨忠的儿子篡掉北周做了隋的皇帝，李虎的儿子么，差一点，他的孙子趁隋丧乱做了唐的皇帝。所以，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全部都被不同的三个朝代北周、隋、唐尊为皇后——也不知道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该让人感叹。
杨坚、杨广、李密、李渊、李世民，都是不仅在历史也在小说中被反复演义的人物。但这里还提不到他们，而是另一个小说家言里还不够重视的北周武帝宇文扈。
宇文扈是宇文泰的儿子，他的哥哥篡位建立北周后被权臣毒死，他被权臣扶植位傀儡，却用宫廷政变杀死权臣夺回皇位。说到宇文扈的夺位，大概能和后代有名的康熙“媲美”。据记载，宇文扈是一个表面看上去不吭声的老实人，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事发表意见，所以才被权臣看中。于是某次他请那位权臣帮他劝太后少喝酒，就在对方毫不怀疑地进宫以后，他和他的弟弟拿出暗藏的匕首刺死权臣，夺得大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宫廷斗争的名人，那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提起他。宇文扈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北周强大起来，他最终完善了府兵制和胡汉合流的关陇集团的建设，他灭佛兴儒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他一举兼并了本来比北周强大得多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周武帝英年早逝的话，很多人相信，统一中国的也许就是他而不是隋文帝杨坚了。
所以，周武帝，可以说是隋和唐最近的根。
还不仅于此。
武帝有一个同胞姐姐，这位公主嫁给窦毅为妻，生了一个很美的女儿，据说，是一个从三岁时头发就和身子一样长的美女。子女很少的武帝把这个外甥女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在皇宫中，他宠爱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对他的崇拜成正比。
这个女孩也非常聪慧。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武帝的皇后是突厥人，因为当时北周为了对付北齐，必须拉拢突厥，大家就给皇帝迎来了一个突厥皇后。但武帝不喜欢他的皇后，或者是对过分强调政治的婚姻的不满，尤其当他必须仰仗妻子氏族的鼻息的情况下。于是窦家的小女孩对她舅舅说，舅舅应该勉强自己好好对待皇后，能得到突厥稳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统一天下。到时候，何事不可行呢？
这一个建议，或者在让人们赞叹这小女孩的早熟聪明的同时，也有一丝丝不寒而栗。或者，“名教岂为我辈设”，一个生于贵戚长于宫廷的女子的这一点冷酷，才让她更适合生活在上层特权阶级的圈子里。正如南朝那边记载贵族独立特行的《世说新语》，也有着对种种残酷行径不动声色的平直描写，带给人一种冰冷的快意。
后来，武帝早逝，他的帝国被他的亲家杨坚篡夺（杨坚的女儿是武帝的太子的正妻），窦氏这时回到家中，非常激动地说过一段话：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一定要为舅舅家里报仇！
这应该被迷信的人们当作一种宿命似的故事，因为在这前后，窦家的小姐嫁给了当时的唐国公李渊，未来将会取代杨隋的天下，“掩耳盗铃”一面表着忠诚一面“顺天革命”的大唐高祖李渊。
可惜，窦夫人很早就因病逝世，她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死前她的一个记入史册的故事是劝说她的丈夫把家里养的名马献给隋炀帝，因为炀帝很喜欢马，而且炀帝是不看别人的才能而看别人的马屁功夫给人官做的。李渊当时不肯，后来窦夫人病逝，他有所感悟，照做了，果然得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官位，从被闲置的状态爬起来，开始掌握一定兵权。
“东魏-北齐”被北周所灭，也并不是说他们就因此而了无痕迹。实际上北齐覆灭后大批政治上层人物被北周吸纳，基本上北周没有对老对手们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而是采取的优容政策。比如说北齐宗室的一支在入周后继续做官，尽管后来因为其他过错被罢免，子孙仍在宦籍，又在隋代继续担任职务。其中一个女儿后来嫁给名为长孙晟的隋室高官为妻，生下一对儿女，哥哥叫做长孙无忌，妹妹至今闺名不传但她到底是谁也不用我多说了。
从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而大量的普通小民是非常愚昧的。而今日的各家观点，也有人对“精英式政治”到底是好是坏，有着不同的看法。至于客观上，关陇集团以一种贵族集团的形式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自然，前后对比，不敢说他们有更突出的优点缺点，但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特点，总是可说的。
和沿袭自东汉的汉族士族及同样年代久远的胡人豪酋不同，关陇集团很“新”。它的第一代，离隋、唐都不远，而这第一代，大部分都有姓氏、血统、家谱极端可疑的微贱出身。当然，俗话说“要富过三代才能算贵族”，反之，从八柱国算到杨坚，富了两代，算到杨广、李渊，富了三代，算到李世民，那更是富了四代，当年的暴发户，应该是越来越象贵族了吧。或者，这种充满活力但简单粗鲁的暴发户、与高贵优雅但腐朽没落的世袭贵族之间的微妙平衡感，正和未来的大唐天下的华丽和豪迈，达到了一种气质上的契合？历史以经济为基础，然而上层统治者们的气韵，不可说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否则，那就要被扣上形而上学之机械唯物主义观的帽子了^-^。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汉代。“汉、唐”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并举的伟大时代，但这两个时代的风貌，那是颇有不同。汉的前身秦，早期的地位虽然不太高，但很确定的是有周之时的一家国君，历春秋、战国数百年，那是确然无疑的世代贵族。这个世代贵族，终于在最后一个空前绝后的灿烂以后结束，其实也标志着整个三代春秋战国世家的Game Over。汉高起身微贱，他的整个统治集团都几乎不再是旧贵族。而关陇集团最初的出身很可疑，可他们是尽力掩饰微贱而附会高贵的。对于旧家的文化修养，漂亮华丽，都竭力推崇。沿袭自东汉的士族、南北朝以来的豪酋，都更多更顺利地进入了新的时代。隋与唐之间统治阶级的连续性之强，我们基本上很难把他们分开。
汉代大气中的粗犷和朴实，比之唐代大气中的华丽和精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
这种时代精神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先民还比较单纯率直，因此汉代不以出身低微为耻，也不非要羡慕高贵。之后随着文明发展文化演绎，人们对精神世界有着更多追求以后，心也多了更多的雕饰，以低微为耻，以高贵为荣。
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沿袭到唐诗的梦幻丽影，也绝非偶然。
当然，粗犷朴实也可以被嘲笑为土气，华丽精致也可以被鄙视作虚伪。我们今日自诩有着更加辩证的眼光，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汉唐，用后人的视野俯瞰他们。正如未来我们的后人，必定也会以更加犀利的眼睛来俯瞰我们一样。
关陇集团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胡汉合流。
民族矛盾，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主要矛盾，造成了非常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残酷，很多人认为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前面均田已有提及。
春秋战国的年代，诸侯各国当年也长期遵奉着周天子，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彼此间交往不用翻译。在文化和民族性上，春秋战国的诸侯各国没有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大，是的，三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上统一度很高的国家，但一个彼此差异不大的共同民族，却是有的。
反之南北朝的现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乱华的五胡，他们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决然相异的风俗。如果说春秋是国家之战，那么南北朝就是民族之战。
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成为这个时代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北周靠改行周制的名义，以似乎是鲜卑化的外表，实现了鲜卑人实质上的汉化，这个策略是很高明的，而关陇集团里的“汉人”们，以杨、李两家为代表，大家都知道，都是十分可疑的汉人，是至少搀杂了大量鲜卑血统的“汉人”，正如关陇集团里的“胡人”，也是当初北魏的汉化政策下，搀杂了大量汉人血统的“胡人”。这一个过程，是北周宇文父子、北魏孝文帝、怀着“空想”的符坚甚至过去那些残酷彼此屠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
因此再对比于汉，六国的融合过程主要在汉时完成，那是可行的，胡汉合流却在唐甚至隋以前的北周就完成，然后，才有再次一统“天下”的契机。
胡汉合流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给重新建立一个强大帝国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唐代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为唐的华美抹上了浓烈的一笔重彩。也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代的开放和多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今天从中国既世界的幻想中醒来，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也就对唐朝的这一色彩有着特别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当时唐朝面对世界中国盛大，更让今日面对世界中国身处“第三世界”的我们，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触。所谓“唐粉”对李世民一个“天可汗”名号的倾慕，大约已经超过了这个名号本身所有的意义，成为一个让人思之太息的激荡了。作者：水支
之一 八柱国家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呢？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恐怕是再怎么久也不够吧，但是，至少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好象久远得过分了吗？其实不然。
中国的历史，走到东汉的末年，走过动荡的三国，走过短命的西晋，开始是悄悄的，然后是惊人的，忽然滑入近乎毁灭的深渊。
异族入侵，晋室南迁，民族仇杀流出的鲜血灌满了历史的长河。有一个悲伤的片断在我的印象中十分深刻，是一个叫做冉魏的短暂王朝。这个王朝开国同时也是亡国的君主冉闵，本是一个汉人，但被胡人石氏收养，石氏在中原建立了胡人的国家后赵，冉闵是后赵的一员大将。后来石氏内乱，冉闵趁机夺得皇帝的尊位，宫廷政变之时，他向都城的国人宣布：凡是支持他的就进城来，反对他的就出城去。一夜之间，所有的汉人全部进城，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冉闵的手下告诉他：这样就没办法了。于是冉闵下令杀尽胡人。这个命令虽然残酷，却得到了中原汉族的积极响应，大家并不是仅仅听命，而是自发地开始了屠杀。胡人也顽强地杀回来，他们就在中原大地上这样杀个没完。后来，没有过多久，冉魏在胡人的反攻下灭亡了，所有的大臣全部自杀殉国，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那个朝代有那么多“有骨气”的臣子。其实他们所有的，应该不是“骨气”，而是“仇恨”和“绝望”吧。
胡人也在彼此残杀。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符坚在这里吞下兵败亡国的苦果。令人感叹的是，符坚并不是一个“昏君”或“暴君”，恰恰相反，他非常能干也十分宽宏。符坚的宰相王猛曾不只一次告戒他当心被他亡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他却认为他的宽大处理会让这些人归顺的。事实却是，在淝水之战最关键的时刻，符坚被这些人“无情”地背叛了。
所以，当强大的鲜卑魏道武帝进攻江南的刘宋时，在一次艰巨的攻城战中，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守城的将领：
攻打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西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东门的是某某族人，总之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就算能全杀光，对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听说尸体一直堆到和城墙一样高，这个城池，依旧没有攻克。
残忍吗？然而这就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真实，可怕的真实。
然后，彼此都杀得连自己都害怕了的汉人和胡人开始了漫长反复而艰难痛苦的融合和和解。
所以那位把外族的尸体堆到城墙一样高的皇帝的孙子，史称孝文帝的，决定迁都洛阳，用最积极的政策，推动鲜卑的汉化。北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唐的皇室就有很浓的鲜卑血统，唐的政策，也有很多是从北魏时开始的，比如，有名的经济政策“均田制”。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成功了，也失败了。
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成功的汉化，留在北魏旧京城附近的鲜卑人却更加野蛮化，再加上从昔日的高位上衰落下来，形成一股强烈不满、愤怒和极具破坏力的势力。这也就是北魏末年致命的“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毁了北魏，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以及，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在“西魏-北周”，两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形成了，它是最晚一个、最没有过去的“根基”的一个，同时也是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的一个，是谓“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西魏有名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这个制度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一位“大将军”总领，每两个军区又隶属一位“柱国将军”管辖，六个“柱国将军”加上统领一切的宇文泰和代表西魏皇室的一个亲王，便是关陇集团最上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
“十二大将军”里有一个汉人，名字叫做杨忠，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坚，有一个孙子叫做杨广。
八柱国里有两个姓李的汉人，一个叫李景，他的重孙子便是李密，瓦岗李密。另外一个李虎，他的孙子，便是李渊，重孙，就是李世民。
还有一个应该提一提的人物，独孤信。李虎和杨忠，都曾经是独孤信的手下。独孤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宇文泰的儿子篡掉西魏做了北周皇帝，杨忠的儿子篡掉北周做了隋的皇帝，李虎的儿子么，差一点，他的孙子趁隋丧乱做了唐的皇帝。所以，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全部都被不同的三个朝代北周、隋、唐尊为皇后——也不知道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该让人感叹。
杨坚、杨广、李密、李渊、李世民，都是不仅在历史也在小说中被反复演义的人物。但这里还提不到他们，而是另一个小说家言里还不够重视的北周武帝宇文扈。
宇文扈是宇文泰的儿子，他的哥哥篡位建立北周后被权臣毒死，他被权臣扶植位傀儡，却用宫廷政变杀死权臣夺回皇位。说到宇文扈的夺位，大概能和后代有名的康熙“媲美”。据记载，宇文扈是一个表面看上去不吭声的老实人，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事发表意见，所以才被权臣看中。于是某次他请那位权臣帮他劝太后少喝酒，就在对方毫不怀疑地进宫以后，他和他的弟弟拿出暗藏的匕首刺死权臣，夺得大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宫廷斗争的名人，那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提起他。宇文扈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北周强大起来，他最终完善了府兵制和胡汉合流的关陇集团的建设，他灭佛兴儒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他一举兼并了本来比北周强大得多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周武帝英年早逝的话，很多人相信，统一中国的也许就是他而不是隋文帝杨坚了。
所以，周武帝，可以说是隋和唐最近的根。
还不仅于此。
武帝有一个同胞姐姐，这位公主嫁给窦毅为妻，生了一个很美的女儿，据说，是一个从三岁时头发就和身子一样长的美女。子女很少的武帝把这个外甥女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在皇宫中，他宠爱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对他的崇拜成正比。
这个女孩也非常聪慧。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武帝的皇后是突厥人，因为当时北周为了对付北齐，必须拉拢突厥，大家就给皇帝迎来了一个突厥皇后。但武帝不喜欢他的皇后，或者是对过分强调政治的婚姻的不满，尤其当他必须仰仗妻子氏族的鼻息的情况下。于是窦家的小女孩对她舅舅说，舅舅应该勉强自己好好对待皇后，能得到突厥稳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统一天下。到时候，何事不可行呢？
这一个建议，或者在让人们赞叹这小女孩的早熟聪明的同时，也有一丝丝不寒而栗。或者，“名教岂为我辈设”，一个生于贵戚长于宫廷的女子的这一点冷酷，才让她更适合生活在上层特权阶级的圈子里。正如南朝那边记载贵族独立特行的《世说新语》，也有着对种种残酷行径不动声色的平直描写，带给人一种冰冷的快意。
后来，武帝早逝，他的帝国被他的亲家杨坚篡夺（杨坚的女儿是武帝的太子的正妻），窦氏这时回到家中，非常激动地说过一段话：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一定要为舅舅家里报仇！
这应该被迷信的人们当作一种宿命似的故事，因为在这前后，窦家的小姐嫁给了当时的唐国公李渊，未来将会取代杨隋的天下，“掩耳盗铃”一面表着忠诚一面“顺天革命”的大唐高祖李渊。
可惜，窦夫人很早就因病逝世，她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死前她的一个记入史册的故事是劝说她的丈夫把家里养的名马献给隋炀帝，因为炀帝很喜欢马，而且炀帝是不看别人的才能而看别人的马屁功夫给人官做的。李渊当时不肯，后来窦夫人病逝，他有所感悟，照做了，果然得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官位，从被闲置的状态爬起来，开始掌握一定兵权。
“东魏-北齐”被北周所灭，也并不是说他们就因此而了无痕迹。实际上北齐覆灭后大批政治上层人物被北周吸纳，基本上北周没有对老对手们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而是采取的优容政策。比如说北齐宗室的一支在入周后继续做官，尽管后来因为其他过错被罢免，子孙仍在宦籍，又在隋代继续担任职务。其中一个女儿后来嫁给名为长孙晟的隋室高官为妻，生下一对儿女，哥哥叫做长孙无忌，妹妹至今闺名不传但她到底是谁也不用我多说了。
从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而大量的普通小民是非常愚昧的。而今日的各家观点，也有人对“精英式政治”到底是好是坏，有着不同的看法。至于客观上，关陇集团以一种贵族集团的形式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自然，前后对比，不敢说他们有更突出的优点缺点，但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特点，总是可说的。
和沿袭自东汉的汉族士族及同样年代久远的胡人豪酋不同，关陇集团很“新”。它的第一代，离隋、唐都不远，而这第一代，大部分都有姓氏、血统、家谱极端可疑的微贱出身。当然，俗话说“要富过三代才能算贵族”，反之，从八柱国算到杨坚，富了两代，算到杨广、李渊，富了三代，算到李世民，那更是富了四代，当年的暴发户，应该是越来越象贵族了吧。或者，这种充满活力但简单粗鲁的暴发户、与高贵优雅但腐朽没落的世袭贵族之间的微妙平衡感，正和未来的大唐天下的华丽和豪迈，达到了一种气质上的契合？历史以经济为基础，然而上层统治者们的气韵，不可说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否则，那就要被扣上形而上学之机械唯物主义观的帽子了^-^。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汉代。“汉、唐”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并举的伟大时代，但这两个时代的风貌，那是颇有不同。汉的前身秦，早期的地位虽然不太高，但很确定的是有周之时的一家国君，历春秋、战国数百年，那是确然无疑的世代贵族。这个世代贵族，终于在最后一个空前绝后的灿烂以后结束，其实也标志着整个三代春秋战国世家的Game Over。汉高起身微贱，他的整个统治集团都几乎不再是旧贵族。而关陇集团最初的出身很可疑，可他们是尽力掩饰微贱而附会高贵的。对于旧家的文化修养，漂亮华丽，都竭力推崇。沿袭自东汉的士族、南北朝以来的豪酋，都更多更顺利地进入了新的时代。隋与唐之间统治阶级的连续性之强，我们基本上很难把他们分开。
汉代大气中的粗犷和朴实，比之唐代大气中的华丽和精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
这种时代精神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先民还比较单纯率直，因此汉代不以出身低微为耻，也不非要羡慕高贵。之后随着文明发展文化演绎，人们对精神世界有着更多追求以后，心也多了更多的雕饰，以低微为耻，以高贵为荣。
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沿袭到唐诗的梦幻丽影，也绝非偶然。
当然，粗犷朴实也可以被嘲笑为土气，华丽精致也可以被鄙视作虚伪。我们今日自诩有着更加辩证的眼光，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汉唐，用后人的视野俯瞰他们。正如未来我们的后人，必定也会以更加犀利的眼睛来俯瞰我们一样。
关陇集团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胡汉合流。
民族矛盾，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主要矛盾，造成了非常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残酷，很多人认为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前面均田已有提及。
春秋战国的年代，诸侯各国当年也长期遵奉着周天子，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彼此间交往不用翻译。在文化和民族性上，春秋战国的诸侯各国没有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大，是的，三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上统一度很高的国家，但一个彼此差异不大的共同民族，却是有的。
反之南北朝的现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乱华的五胡，他们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决然相异的风俗。如果说春秋是国家之战，那么南北朝就是民族之战。
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成为这个时代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北周靠改行周制的名义，以似乎是鲜卑化的外表，实现了鲜卑人实质上的汉化，这个策略是很高明的，而关陇集团里的“汉人”们，以杨、李两家为代表，大家都知道，都是十分可疑的汉人，是至少搀杂了大量鲜卑血统的“汉人”，正如关陇集团里的“胡人”，也是当初北魏的汉化政策下，搀杂了大量汉人血统的“胡人”。这一个过程，是北周宇文父子、北魏孝文帝、怀着“空想”的符坚甚至过去那些残酷彼此屠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
因此再对比于汉，六国的融合过程主要在汉时完成，那是可行的，胡汉合流却在唐甚至隋以前的北周就完成，然后，才有再次一统“天下”的契机。
胡汉合流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给重新建立一个强大帝国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唐代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为唐的华美抹上了浓烈的一笔重彩。也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代的开放和多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今天从中国既世界的幻想中醒来，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也就对唐朝的这一色彩有着特别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当时唐朝面对世界中国盛大，更让今日面对世界中国身处“第三世界”的我们，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触。所谓“唐粉”对李世民一个“天可汗”名号的倾慕，大约已经超过了这个名号本身所有的意义，成为一个让人思之太息的激荡了。
之一 八柱国家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呢？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恐怕是再怎么久也不够吧，但是，至少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好象久远得过分了吗？其实不然。
中国的历史，走到东汉的末年，走过动荡的三国，走过短命的西晋，开始是悄悄的，然后是惊人的，忽然滑入近乎毁灭的深渊。
异族入侵，晋室南迁，民族仇杀流出的鲜血灌满了历史的长河。有一个悲伤的片断在我的印象中十分深刻，是一个叫做冉魏的短暂王朝。这个王朝开国同时也是亡国的君主冉闵，本是一个汉人，但被胡人石氏收养，石氏在中原建立了胡人的国家后赵，冉闵是后赵的一员大将。后来石氏内乱，冉闵趁机夺得皇帝的尊位，宫廷政变之时，他向都城的国人宣布：凡是支持他的就进城来，反对他的就出城去。一夜之间，所有的汉人全部进城，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冉闵的手下告诉他：这样就没办法了。于是冉闵下令杀尽胡人。这个命令虽然残酷，却得到了中原汉族的积极响应，大家并不是仅仅听命，而是自发地开始了屠杀。胡人也顽强地杀回来，他们就在中原大地上这样杀个没完。后来，没有过多久，冉魏在胡人的反攻下灭亡了，所有的大臣全部自杀殉国，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那个朝代有那么多“有骨气”的臣子。其实他们所有的，应该不是“骨气”，而是“仇恨”和“绝望”吧。
胡人也在彼此残杀。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符坚在这里吞下兵败亡国的苦果。令人感叹的是，符坚并不是一个“昏君”或“暴君”，恰恰相反，他非常能干也十分宽宏。符坚的宰相王猛曾不只一次告戒他当心被他亡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他却认为他的宽大处理会让这些人归顺的。事实却是，在淝水之战最关键的时刻，符坚被这些人“无情”地背叛了。
所以，当强大的鲜卑魏道武帝进攻江南的刘宋时，在一次艰巨的攻城战中，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守城的将领：
攻打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西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东门的是某某族人，总之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就算能全杀光，对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听说尸体一直堆到和城墙一样高，这个城池，依旧没有攻克。
残忍吗？然而这就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真实，可怕的真实。
然后，彼此都杀得连自己都害怕了的汉人和胡人开始了漫长反复而艰难痛苦的融合和和解。
所以那位把外族的尸体堆到城墙一样高的皇帝的孙子，史称孝文帝的，决定迁都洛阳，用最积极的政策，推动鲜卑的汉化。北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唐的皇室就有很浓的鲜卑血统，唐的政策，也有很多是从北魏时开始的，比如，有名的经济政策“均田制”。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成功了，也失败了。
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成功的汉化，留在北魏旧京城附近的鲜卑人却更加野蛮化，再加上从昔日的高位上衰落下来，形成一股强烈不满、愤怒和极具破坏力的势力。这也就是北魏末年致命的“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毁了北魏，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以及，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在“西魏-北周”，两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形成了，它是最晚一个、最没有过去的“根基”的一个，同时也是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的一个，是谓“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西魏有名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这个制度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一位“大将军”总领，每两个军区又隶属一位“柱国将军”管辖，六个“柱国将军”加上统领一切的宇文泰和代表西魏皇室的一个亲王，便是关陇集团最上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
“十二大将军”里有一个汉人，名字叫做杨忠，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坚，有一个孙子叫做杨广。
八柱国里有两个姓李的汉人，一个叫李景，他的重孙子便是李密，瓦岗李密。另外一个李虎，他的孙子，便是李渊，重孙，就是李世民。
还有一个应该提一提的人物，独孤信。李虎和杨忠，都曾经是独孤信的手下。独孤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宇文泰的儿子篡掉西魏做了北周皇帝，杨忠的儿子篡掉北周做了隋的皇帝，李虎的儿子么，差一点，他的孙子趁隋丧乱做了唐的皇帝。所以，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全部都被不同的三个朝代北周、隋、唐尊为皇后——也不知道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该让人感叹。
杨坚、杨广、李密、李渊、李世民，都是不仅在历史也在小说中被反复演义的人物。但这里还提不到他们，而是另一个小说家言里还不够重视的北周武帝宇文扈。
宇文扈是宇文泰的儿子，他的哥哥篡位建立北周后被权臣毒死，他被权臣扶植位傀儡，却用宫廷政变杀死权臣夺回皇位。说到宇文扈的夺位，大概能和后代有名的康熙“媲美”。据记载，宇文扈是一个表面看上去不吭声的老实人，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事发表意见，所以才被权臣看中。于是某次他请那位权臣帮他劝太后少喝酒，就在对方毫不怀疑地进宫以后，他和他的弟弟拿出暗藏的匕首刺死权臣，夺得大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宫廷斗争的名人，那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提起他。宇文扈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北周强大起来，他最终完善了府兵制和胡汉合流的关陇集团的建设，他灭佛兴儒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他一举兼并了本来比北周强大得多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周武帝英年早逝的话，很多人相信，统一中国的也许就是他而不是隋文帝杨坚了。
所以，周武帝，可以说是隋和唐最近的根。
还不仅于此。
武帝有一个同胞姐姐，这位公主嫁给窦毅为妻，生了一个很美的女儿，据说，是一个从三岁时头发就和身子一样长的美女。子女很少的武帝把这个外甥女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在皇宫中，他宠爱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对他的崇拜成正比。
这个女孩也非常聪慧。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武帝的皇后是突厥人，因为当时北周为了对付北齐，必须拉拢突厥，大家就给皇帝迎来了一个突厥皇后。但武帝不喜欢他的皇后，或者是对过分强调政治的婚姻的不满，尤其当他必须仰仗妻子氏族的鼻息的情况下。于是窦家的小女孩对她舅舅说，舅舅应该勉强自己好好对待皇后，能得到突厥稳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统一天下。到时候，何事不可行呢？
这一个建议，或者在让人们赞叹这小女孩的早熟聪明的同时，也有一丝丝不寒而栗。或者，“名教岂为我辈设”，一个生于贵戚长于宫廷的女子的这一点冷酷，才让她更适合生活在上层特权阶级的圈子里。正如南朝那边记载贵族独立特行的《世说新语》，也有着对种种残酷行径不动声色的平直描写，带给人一种冰冷的快意。
后来，武帝早逝，他的帝国被他的亲家杨坚篡夺（杨坚的女儿是武帝的太子的正妻），窦氏这时回到家中，非常激动地说过一段话：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一定要为舅舅家里报仇！
这应该被迷信的人们当作一种宿命似的故事，因为在这前后，窦家的小姐嫁给了当时的唐国公李渊，未来将会取代杨隋的天下，“掩耳盗铃”一面表着忠诚一面“顺天革命”的大唐高祖李渊。
可惜，窦夫人很早就因病逝世，她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死前她的一个记入史册的故事是劝说她的丈夫把家里养的名马献给隋炀帝，因为炀帝很喜欢马，而且炀帝是不看别人的才能而看别人的马屁功夫给人官做的。李渊当时不肯，后来窦夫人病逝，他有所感悟，照做了，果然得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官位，从被闲置的状态爬起来，开始掌握一定兵权。
“东魏-北齐”被北周所灭，也并不是说他们就因此而了无痕迹。实际上北齐覆灭后大批政治上层人物被北周吸纳，基本上北周没有对老对手们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而是采取的优容政策。比如说北齐宗室的一支在入周后继续做官，尽管后来因为其他过错被罢免，子孙仍在宦籍，又在隋代继续担任职务。其中一个女儿后来嫁给名为长孙晟的隋室高官为妻，生下一对儿女，哥哥叫做长孙无忌，妹妹至今闺名不传但她到底是谁也不用我多说了。
从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而大量的普通小民是非常愚昧的。而今日的各家观点，也有人对“精英式政治”到底是好是坏，有着不同的看法。至于客观上，关陇集团以一种贵族集团的形式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自然，前后对比，不敢说他们有更突出的优点缺点，但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特点，总是可说的。
和沿袭自东汉的汉族士族及同样年代久远的胡人豪酋不同，关陇集团很“新”。它的第一代，离隋、唐都不远，而这第一代，大部分都有姓氏、血统、家谱极端可疑的微贱出身。当然，俗话说“要富过三代才能算贵族”，反之，从八柱国算到杨坚，富了两代，算到杨广、李渊，富了三代，算到李世民，那更是富了四代，当年的暴发户，应该是越来越象贵族了吧。或者，这种充满活力但简单粗鲁的暴发户、与高贵优雅但腐朽没落的世袭贵族之间的微妙平衡感，正和未来的大唐天下的华丽和豪迈，达到了一种气质上的契合？历史以经济为基础，然而上层统治者们的气韵，不可说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否则，那就要被扣上形而上学之机械唯物主义观的帽子了^-^。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汉代。“汉、唐”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并举的伟大时代，但这两个时代的风貌，那是颇有不同。汉的前身秦，早期的地位虽然不太高，但很确定的是有周之时的一家国君，历春秋、战国数百年，那是确然无疑的世代贵族。这个世代贵族，终于在最后一个空前绝后的灿烂以后结束，其实也标志着整个三代春秋战国世家的Game Over。汉高起身微贱，他的整个统治集团都几乎不再是旧贵族。而关陇集团最初的出身很可疑，可他们是尽力掩饰微贱而附会高贵的。对于旧家的文化修养，漂亮华丽，都竭力推崇。沿袭自东汉的士族、南北朝以来的豪酋，都更多更顺利地进入了新的时代。隋与唐之间统治阶级的连续性之强，我们基本上很难把他们分开。
汉代大气中的粗犷和朴实，比之唐代大气中的华丽和精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
这种时代精神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先民还比较单纯率直，因此汉代不以出身低微为耻，也不非要羡慕高贵。之后随着文明发展文化演绎，人们对精神世界有着更多追求以后，心也多了更多的雕饰，以低微为耻，以高贵为荣。
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沿袭到唐诗的梦幻丽影，也绝非偶然。
当然，粗犷朴实也可以被嘲笑为土气，华丽精致也可以被鄙视作虚伪。我们今日自诩有着更加辩证的眼光，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汉唐，用后人的视野俯瞰他们。正如未来我们的后人，必定也会以更加犀利的眼睛来俯瞰我们一样。
关陇集团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胡汉合流。
民族矛盾，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主要矛盾，造成了非常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残酷，很多人认为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前面均田已有提及。
春秋战国的年代，诸侯各国当年也长期遵奉着周天子，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彼此间交往不用翻译。在文化和民族性上，春秋战国的诸侯各国没有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大，是的，三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上统一度很高的国家，但一个彼此差异不大的共同民族，却是有的。
反之南北朝的现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乱华的五胡，他们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决然相异的风俗。如果说春秋是国家之战，那么南北朝就是民族之战。
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成为这个时代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北周靠改行周制的名义，以似乎是鲜卑化的外表，实现了鲜卑人实质上的汉化，这个策略是很高明的，而关陇集团里的“汉人”们，以杨、李两家为代表，大家都知道，都是十分可疑的汉人，是至少搀杂了大量鲜卑血统的“汉人”，正如关陇集团里的“胡人”，也是当初北魏的汉化政策下，搀杂了大量汉人血统的“胡人”。这一个过程，是北周宇文父子、北魏孝文帝、怀着“空想”的符坚甚至过去那些残酷彼此屠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
因此再对比于汉，六国的融合过程主要在汉时完成，那是可行的，胡汉合流却在唐甚至隋以前的北周就完成，然后，才有再次一统“天下”的契机。
胡汉合流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给重新建立一个强大帝国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唐代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为唐的华美抹上了浓烈的一笔重彩。也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代的开放和多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今天从中国既世界的幻想中醒来，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也就对唐朝的这一色彩有着特别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当时唐朝面对世界中国盛大，更让今日面对世界中国身处“第三世界”的我们，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触。所谓“唐粉”对李世民一个“天可汗”名号的倾慕，大约已经超过了这个名号本身所有的意义，成为一个让人思之太息的激荡了。作者：水支
之一 八柱国家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呢？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恐怕是再怎么久也不够吧，但是，至少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好象久远得过分了吗？其实不然。
中国的历史，走到东汉的末年，走过动荡的三国，走过短命的西晋，开始是悄悄的，然后是惊人的，忽然滑入近乎毁灭的深渊。
异族入侵，晋室南迁，民族仇杀流出的鲜血灌满了历史的长河。有一个悲伤的片断在我的印象中十分深刻，是一个叫做冉魏的短暂王朝。这个王朝开国同时也是亡国的君主冉闵，本是一个汉人，但被胡人石氏收养，石氏在中原建立了胡人的国家后赵，冉闵是后赵的一员大将。后来石氏内乱，冉闵趁机夺得皇帝的尊位，宫廷政变之时，他向都城的国人宣布：凡是支持他的就进城来，反对他的就出城去。一夜之间，所有的汉人全部进城，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冉闵的手下告诉他：这样就没办法了。于是冉闵下令杀尽胡人。这个命令虽然残酷，却得到了中原汉族的积极响应，大家并不是仅仅听命，而是自发地开始了屠杀。胡人也顽强地杀回来，他们就在中原大地上这样杀个没完。后来，没有过多久，冉魏在胡人的反攻下灭亡了，所有的大臣全部自杀殉国，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那个朝代有那么多“有骨气”的臣子。其实他们所有的，应该不是“骨气”，而是“仇恨”和“绝望”吧。
胡人也在彼此残杀。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符坚在这里吞下兵败亡国的苦果。令人感叹的是，符坚并不是一个“昏君”或“暴君”，恰恰相反，他非常能干也十分宽宏。符坚的宰相王猛曾不只一次告戒他当心被他亡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他却认为他的宽大处理会让这些人归顺的。事实却是，在淝水之战最关键的时刻，符坚被这些人“无情”地背叛了。
所以，当强大的鲜卑魏道武帝进攻江南的刘宋时，在一次艰巨的攻城战中，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守城的将领：
攻打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西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东门的是某某族人，总之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就算能全杀光，对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听说尸体一直堆到和城墙一样高，这个城池，依旧没有攻克。
残忍吗？然而这就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真实，可怕的真实。
然后，彼此都杀得连自己都害怕了的汉人和胡人开始了漫长反复而艰难痛苦的融合和和解。
所以那位把外族的尸体堆到城墙一样高的皇帝的孙子，史称孝文帝的，决定迁都洛阳，用最积极的政策，推动鲜卑的汉化。北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唐的皇室就有很浓的鲜卑血统，唐的政策，也有很多是从北魏时开始的，比如，有名的经济政策“均田制”。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成功了，也失败了。
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成功的汉化，留在北魏旧京城附近的鲜卑人却更加野蛮化，再加上从昔日的高位上衰落下来，形成一股强烈不满、愤怒和极具破坏力的势力。这也就是北魏末年致命的“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毁了北魏，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以及，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在“西魏-北周”，两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形成了，它是最晚一个、最没有过去的“根基”的一个，同时也是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的一个，是谓“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西魏有名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这个制度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一位“大将军”总领，每两个军区又隶属一位“柱国将军”管辖，六个“柱国将军”加上统领一切的宇文泰和代表西魏皇室的一个亲王，便是关陇集团最上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
“十二大将军”里有一个汉人，名字叫做杨忠，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坚，有一个孙子叫做杨广。
八柱国里有两个姓李的汉人，一个叫李景，他的重孙子便是李密，瓦岗李密。另外一个李虎，他的孙子，便是李渊，重孙，就是李世民。
还有一个应该提一提的人物，独孤信。李虎和杨忠，都曾经是独孤信的手下。独孤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宇文泰的儿子篡掉西魏做了北周皇帝，杨忠的儿子篡掉北周做了隋的皇帝，李虎的儿子么，差一点，他的孙子趁隋丧乱做了唐的皇帝。所以，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全部都被不同的三个朝代北周、隋、唐尊为皇后——也不知道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该让人感叹。
杨坚、杨广、李密、李渊、李世民，都是不仅在历史也在小说中被反复演义的人物。但这里还提不到他们，而是另一个小说家言里还不够重视的北周武帝宇文扈。
宇文扈是宇文泰的儿子，他的哥哥篡位建立北周后被权臣毒死，他被权臣扶植位傀儡，却用宫廷政变杀死权臣夺回皇位。说到宇文扈的夺位，大概能和后代有名的康熙“媲美”。据记载，宇文扈是一个表面看上去不吭声的老实人，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事发表意见，所以才被权臣看中。于是某次他请那位权臣帮他劝太后少喝酒，就在对方毫不怀疑地进宫以后，他和他的弟弟拿出暗藏的匕首刺死权臣，夺得大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宫廷斗争的名人，那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提起他。宇文扈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北周强大起来，他最终完善了府兵制和胡汉合流的关陇集团的建设，他灭佛兴儒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他一举兼并了本来比北周强大得多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周武帝英年早逝的话，很多人相信，统一中国的也许就是他而不是隋文帝杨坚了。
所以，周武帝，可以说是隋和唐最近的根。
还不仅于此。
武帝有一个同胞姐姐，这位公主嫁给窦毅为妻，生了一个很美的女儿，据说，是一个从三岁时头发就和身子一样长的美女。子女很少的武帝把这个外甥女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在皇宫中，他宠爱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对他的崇拜成正比。
这个女孩也非常聪慧。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武帝的皇后是突厥人，因为当时北周为了对付北齐，必须拉拢突厥，大家就给皇帝迎来了一个突厥皇后。但武帝不喜欢他的皇后，或者是对过分强调政治的婚姻的不满，尤其当他必须仰仗妻子氏族的鼻息的情况下。于是窦家的小女孩对她舅舅说，舅舅应该勉强自己好好对待皇后，能得到突厥稳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统一天下。到时候，何事不可行呢？
这一个建议，或者在让人们赞叹这小女孩的早熟聪明的同时，也有一丝丝不寒而栗。或者，“名教岂为我辈设”，一个生于贵戚长于宫廷的女子的这一点冷酷，才让她更适合生活在上层特权阶级的圈子里。正如南朝那边记载贵族独立特行的《世说新语》，也有着对种种残酷行径不动声色的平直描写，带给人一种冰冷的快意。
后来，武帝早逝，他的帝国被他的亲家杨坚篡夺（杨坚的女儿是武帝的太子的正妻），窦氏这时回到家中，非常激动地说过一段话：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一定要为舅舅家里报仇！
这应该被迷信的人们当作一种宿命似的故事，因为在这前后，窦家的小姐嫁给了当时的唐国公李渊，未来将会取代杨隋的天下，“掩耳盗铃”一面表着忠诚一面“顺天革命”的大唐高祖李渊。
可惜，窦夫人很早就因病逝世，她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死前她的一个记入史册的故事是劝说她的丈夫把家里养的名马献给隋炀帝，因为炀帝很喜欢马，而且炀帝是不看别人的才能而看别人的马屁功夫给人官做的。李渊当时不肯，后来窦夫人病逝，他有所感悟，照做了，果然得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官位，从被闲置的状态爬起来，开始掌握一定兵权。
“东魏-北齐”被北周所灭，也并不是说他们就因此而了无痕迹。实际上北齐覆灭后大批政治上层人物被北周吸纳，基本上北周没有对老对手们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而是采取的优容政策。比如说北齐宗室的一支在入周后继续做官，尽管后来因为其他过错被罢免，子孙仍在宦籍，又在隋代继续担任职务。其中一个女儿后来嫁给名为长孙晟的隋室高官为妻，生下一对儿女，哥哥叫做长孙无忌，妹妹至今闺名不传但她到底是谁也不用我多说了。
从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而大量的普通小民是非常愚昧的。而今日的各家观点，也有人对“精英式政治”到底是好是坏，有着不同的看法。至于客观上，关陇集团以一种贵族集团的形式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自然，前后对比，不敢说他们有更突出的优点缺点，但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特点，总是可说的。
和沿袭自东汉的汉族士族及同样年代久远的胡人豪酋不同，关陇集团很“新”。它的第一代，离隋、唐都不远，而这第一代，大部分都有姓氏、血统、家谱极端可疑的微贱出身。当然，俗话说“要富过三代才能算贵族”，反之，从八柱国算到杨坚，富了两代，算到杨广、李渊，富了三代，算到李世民，那更是富了四代，当年的暴发户，应该是越来越象贵族了吧。或者，这种充满活力但简单粗鲁的暴发户、与高贵优雅但腐朽没落的世袭贵族之间的微妙平衡感，正和未来的大唐天下的华丽和豪迈，达到了一种气质上的契合？历史以经济为基础，然而上层统治者们的气韵，不可说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否则，那就要被扣上形而上学之机械唯物主义观的帽子了^-^。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汉代。“汉、唐”往往是中国历史上并举的伟大时代，但这两个时代的风貌，那是颇有不同。汉的前身秦，早期的地位虽然不太高，但很确定的是有周之时的一家国君，历春秋、战国数百年，那是确然无疑的世代贵族。这个世代贵族，终于在最后一个空前绝后的灿烂以后结束，其实也标志着整个三代春秋战国世家的Game Over。汉高起身微贱，他的整个统治集团都几乎不再是旧贵族。而关陇集团最初的出身很可疑，可他们是尽力掩饰微贱而附会高贵的。对于旧家的文化修养，漂亮华丽，都竭力推崇。沿袭自东汉的士族、南北朝以来的豪酋，都更多更顺利地进入了新的时代。隋与唐之间统治阶级的连续性之强，我们基本上很难把他们分开。
汉代大气中的粗犷和朴实，比之唐代大气中的华丽和精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
这种时代精神的差异，我们可以说：先民还比较单纯率直，因此汉代不以出身低微为耻，也不非要羡慕高贵。之后随着文明发展文化演绎，人们对精神世界有着更多追求以后，心也多了更多的雕饰，以低微为耻，以高贵为荣。
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沿袭到唐诗的梦幻丽影，也绝非偶然。
当然，粗犷朴实也可以被嘲笑为土气，华丽精致也可以被鄙视作虚伪。我们今日自诩有着更加辩证的眼光，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汉唐，用后人的视野俯瞰他们。正如未来我们的后人，必定也会以更加犀利的眼睛来俯瞰我们一样。
关陇集团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胡汉合流。
民族矛盾，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主要矛盾，造成了非常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残酷，很多人认为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前面均田已有提及。
春秋战国的年代，诸侯各国当年也长期遵奉着周天子，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彼此间交往不用翻译。在文化和民族性上，春秋战国的诸侯各国没有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大，是的，三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上统一度很高的国家，但一个彼此差异不大的共同民族，却是有的。
反之南北朝的现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乱华的五胡，他们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有着决然相异的风俗。如果说春秋是国家之战，那么南北朝就是民族之战。
民族矛盾的解决，就成为这个时代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北周靠改行周制的名义，以似乎是鲜卑化的外表，实现了鲜卑人实质上的汉化，这个策略是很高明的，而关陇集团里的“汉人”们，以杨、李两家为代表，大家都知道，都是十分可疑的汉人，是至少搀杂了大量鲜卑血统的“汉人”，正如关陇集团里的“胡人”，也是当初北魏的汉化政策下，搀杂了大量汉人血统的“胡人”。这一个过程，是北周宇文父子、北魏孝文帝、怀着“空想”的符坚甚至过去那些残酷彼此屠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
因此再对比于汉，六国的融合过程主要在汉时完成，那是可行的，胡汉合流却在唐甚至隋以前的北周就完成，然后，才有再次一统“天下”的契机。
胡汉合流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给重新建立一个强大帝国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唐代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为唐的华美抹上了浓烈的一笔重彩。也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唐代的开放和多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今天从中国既世界的幻想中醒来，面对着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也就对唐朝的这一色彩有着特别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当时唐朝面对世界中国盛大，更让今日面对世界中国身处“第三世界”的我们，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触。所谓“唐粉”对李世民一个“天可汗”名号的倾慕，大约已经超过了这个名号本身所有的意义，成为一个让人思之太息的激荡了。
北周北齐沿袭北魏的“均田制”，也是隋、唐初沿用的很重要的经济制度，至于具体的传承，学者有认为来自北齐的影响还更大。但总是大同小异，均田制，抛开它的漂亮名号，就其实质来说，是因为大规模战乱使得土地失去了耕种者，大量荒地在国家政权手里是没有意义的，于是需要把土地迅速“发放”到具体的生产者——农民——手里，就按人头及平均主义原则“均”给无地的普通民众，其中国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农民得到经营权。
因此均田的两个要件，一是大量荒地和大量失地流民，二是平均主义的原则。
略有中国史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奴隶社会里土地“国有”，耕地的是贵族们的奴隶。战国“开阡陌”之后，奴隶成为农民，土地也就成了农民和地主的“私有财产”。这在一般历史教程里，都被认为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变化。那到了北魏至唐初，为什么历史又开起“倒车”，土地国有化并且由国家“发放”了呢？
说穿了也不太复杂，主旨的因素是规模空前的大变乱，使得许多土地成了荒地，无主荒地只有国家政权来接收，自然也就“国有”了。
这时候或许有一个疑问，同样是战乱年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是土地被私人分走而私有化，魏晋南北朝时是土地失去主人而国有化。这或许倒可以反过来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的杀戮和混乱不如魏晋南北朝时严重。一个朋友有一个精辟的总结，那就是“春秋是征服，魏晋多屠杀”。
无论如何，魏晋大乱造成了这样的现实。而这个时代，奴隶制早一去不复返，国家拿到一堆荒地也不可能象上古时代一样抓大批奴隶来统一耕作。那就只好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大量流民，才能使经济生产恢复，国家得到必须的财政收入。
分配的原则用平均主义，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一听到平均主义就不屑起来。但老实说，不用平均主义又该怎么分配呢？按每个人的志趣能力来分配？适合做农民能种得多种得好的多分？那志趣能力该怎么量化评估呢？根本没有可操作的手段，那还不如就用简洁省事可以操作的平均主义。于是，简单地用年龄、性别做了点划分，按人头一平均，这田就被“均”了下去。
其实古代社会推崇平均主义，有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社会不可能做到复杂高成本的划分标准，平均主义也许缺点一箩筐，可要在较大范围内推行一项政策，各式各样的平均主义只唯一可操作的手段。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坏品味比没品味”好，那么在实际的管理行政中，有很多时候还真是“坏方法比没方法强”了。
当然，人类，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美化”自己目前经过实践证明能够运行的方法、手段、政策、文化。给它们贴上优雅的道德标签，不是说“这样做是可行的”而是说“这样做是善良的”。这是人类的虚伪，也是人类的文明。“均田”也是如此，这个制度本身是为了恢复和维持生产发展的一个虽然不一定很好但在当时可行的手段，但它也被贴上了种种美好的道德标签。从汉族的传统来说，当时流行的道德观念总的来说是复古的，是认为“古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那么均田与上古时传说的“井田”有一定相通之处，也就是道德的，善的。从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角度来说，土地私有化以后，所谓“土地兼并”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问题，是封建经济无法自身解决的必然矛盾发展。那么均田的平均主义原则，就很容易被看作一个貌似“公平”的原则，加上它本来是大乱以后土地再分配的产物，倒被人反以为是土地再分配的原因了。
这使得均田的分配结果，是认为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得地农民所拥有的只是经营权。
然则实际上，均田不是上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在于：上古奴隶社会的“国有”土地，是由大量被劫掠而来的奴隶在朝廷监管下统一耕种，说得现代点儿就是国有国营。而魏晋的土地分下去以后，怎么弄国家不管，很有点儿国有民营的味道。这种差异，无疑是后一种更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发挥具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更灵活能适应本身复杂多变的自然社会条件。
同时，它也不是近现代的土地改革，不是在工业文明大发展背景下的土地国有。均田不会触动那些还有主的土地，也实际上半真半假规定的所谓土地国有，并不完全禁止土地买卖，而当时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使土地私有，他们本身就是禁止土地交易的违反者，所以很难阻止长期发展后土地重新私有化的进程。
从这一点上来说，均田其实本来应该只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过渡政策”，它能实行了那么长时间，主观上被美化为“公平”是一个其实用处不大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变乱未曾停止过。
从北魏到唐初这一百多年里，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北魏中期开始实行均田，不过两三代人功夫已经六镇之乱。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互相攻杀，无几宁日，且它们都短命。至于隋，天下终于一统，也是不足一代人结束的年限里就乱不成样。
这么频繁的混乱局面，使得均田成立的“过渡”条件一再得重复出现，而它本身也就能够继续生存。并且用在唐初丧乱方止的时代，依旧是一个可行而有效的“善良”政策。
均田之上，是财政上的租庸调赋税法。其中租是谷物、庸是麻丝、调是劳役，“吃穿住行”是人们最根本的生活需要。这个赋税法也就一举囊括了“吃—谷物”、“穿—麻丝（当时中国尚未大面积种植棉花）”、“住行—劳役”的基本必须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赋税完全是以实物和实际劳动为标准，并没有用到一个更抽象的统一标准——货币。不是说，你们交多少多少钱的税给朝廷，然后朝廷自用这些钱去维持统治秩序。而是分门别类的，让老百姓交上相应的生活必须品和直接提供劳动力。简单来说即不是货币赋税而是实物赋税。这说明此时工商经济颇为落后，货币反而成为一个大家都不愿意使用的高级手段，宁可去以货易货。
还是那句话，实物赋税也许不如货币赋税先进，问题是可行性才是最根本的。
均田之上，还有府兵制。这是一种义务兵役制，制度大致如下：全国分若干军区（称为“府”），每个军区里有一批“兵户”，这些人都是从普通农民中选出，平时也是普通的农民（不过有一定优惠政策，主要是免除赋税和徭役），农闲时在各地进行军事训练，如果遇到打仗的时候，就抽调出来自带若干作战物资组织成军队。这种军队的好处就是，没有雇佣兵的贪婪和好战，平时和实际领兵的将领也接触不多，不容易产生骄兵悍将，士兵对国家更忠心。
历来认为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是唐初国力作战能力强盛的基础，后来受到“破坏”，导致唐代的衰落。
没错，租庸调和府兵制是和均田“捆绑”在一起的。府兵的兵源，来自均田农民。当朝廷把手中的公有田地发放给百姓时，要领地的人自然就要被登记在册。并且因为土地所有权是朝廷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要世代耕种土地就必须保持和朝廷的关系，让自己及其家人后代留在朝廷的登记簿上。于是在朝廷这一边，就是有了让这些人来为朝廷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兵役的资本。
可是，正如前面对均田的分析，承平日久以后，均田这种制度难以保持。土地私有化是整个时代的一个趋势，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试图将这些土地资产从朝廷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其实不要说古人，今人又真的很“清白”么？当今社会不是农业社会而是工商业社会了，整个社会里重要的工商业资产，不正经历着一个私有化的浪潮？私有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个争论中的问题，如果和公有比较起来，私有以后经营者积极性更高经营手段更灵活，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在古代社会，因为政治制度、技术条件和具体管理经验的限制，朝廷对公有财产必然只能用更加简单粗暴笨重的方法来管理，所以大量生产资源被朝廷控制，对经济发展只怕弊端更多。所以尽管土地私有以后社会公平的问题会变得严重，可说当时的土地私有化是大势所趋，乃至说是“进步”的趋势，是有道理的。单看均田之被“破坏”，我们很难说那是一个“错误”。
问题是在于赋税制度和兵役制度都和均田捆绑起来，当均田被“破坏”以后，土地归于私人。农民要种地，对不起，和你朝廷多无直接关系，那也就何必贴心贴肝地要去朝廷登记白交赋税劳力？或认为均田被破坏以后，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富者可以想办法逃避赋税兵役，贫者根本无力负担赋税兵役，所以租庸调和府兵就坏了，自然非常有道理。但抛开这种带有道德倾向的分析，哪怕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因为朝廷手里没有了招徕人民自觉前来登记交税服役的资本，要再维持赋税收入和兵役来源，就只有改用另外的手段了。
而制度的变化不是现实经济形式一变，就能更着自己顺顺利利该怎么就怎么的。结构有刚性，人事有惰性，人的认识滞后于客观变化，古代社会普遍的保守主义为优的人生态度道德观念（哪怕是在人们认为相对来说已经是开放进取的唐代），会导致时移而事不移，那当然是收不上税征不上兵，国家机构的运行大受破坏，整个朝廷面临破产衰弱的窘迫局面，且要影响到基层的各个方面，反馈给经济基础种种真正的破坏作用。其实制度的改变牵一发动全身，涉及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我们今天的人都不敢说自己真能顺顺利利全无阻碍的“与时俱进”，倒也不必苛责古人。只能说由此自然导致无数的社会问题，倒是必然的。
放眼远一些，整个唐中后期，实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那时唐朝的人们，正是在均田、租庸调、府兵三位一体的基础制度崩溃以后，嗑嗑绊绊，摸索探寻，逐渐建立起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尽管唐代本身的力量因为巨大的社会变动而被破坏从而朝代终结，可这些制度对后代的影响很大。说起来，其贡献是很不小的。
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走出了李世民的有生之年，但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前后必然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在这个初章里必须有一种“瞻前顾后”的态度，才能在后面具体地看待李世民一生得失时有一个清晰的视野。用一句哲学课里的话来总结，就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
“胡汉”的交融和影响中，一个“胡教”是不可不提的，那就是佛教。与之相关的有老庄的重兴和道教的出现。
佛教初次传入的具体时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最晚也在东汉末年之前。佛教是在南北朝的动乱中发展壮大的，作为一个注重的是虚幻的来世不是现实的今生的宗教，动乱和现实的痛苦，也许确实是其传播的温床。
其实在佛教开始广为传播之前，春秋战国时已有的老庄思想，就已经在魏晋时重兴。
当年汉朝初建的时候，统治阶级喜黄、老，赞同它的“清静无位”，是从统治方法的角度来思考的。魏晋时重兴的对士人老、庄的迷恋，却是从解脱时代的现实痛苦、追求个人的精神家园的角度来思考的。
两汉的覆亡，使得董仲舒时代改进综合而成的汉之显儒的观念、手段，显出许多局限性。人们感到迷茫，按照已经传承了几百年的“儒家”教育行事，汉还是灭亡了。同时，儒家的积极入世，使其对超越人世的“终极”问题包持悬置不议的态度，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不是要解决到底“死”和“鬼神”是什么，而是根本就不讨论。尽管我们可以说夫子这种态度有注重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是普通民众人们的世界观，高级知识分子的哲学论，都因此留下了一个大漏洞，由此甚至可以说夫子的态度，其实是消极地在回避问题。
这里还可以多说两句，尽管表面上看宗教和科学水火不容，但如果多了解一些西方基督教和科学发展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说，基督教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迫害科学，可对超出眼下现实之外的“玄虚”关注，其实正是科学发展所必须的。通俗一点说，也许中国人太过注重于“小心求证”，却没有很好地注意到先要“大胆假设”。务实太过，务虚不足。中国人思想里面特别思辨、精细的部分，往往可以归之于老庄和佛教，不为无因。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的观点和中国的巫师传统（方士）手段，来弥补这个漏洞。但这些观点和手段还不够“高妙”，组织也很松散，是注定不够用的。老庄和佛教不同，老庄尤其是庄子，和佛教的宗教哲学，追求着的是个人精神的极致和超脱，是对人心的雕刻和抚慰，“高妙”玄玄，引人入胜。同时佛教还有着可行的组织手段和规则律法，为其在广大的人群里传播成为一个有一定组织性的大规模集体活动提供了方便。
老庄毕竟只给出了一个思想，佛教有思想还有组织，因此中国的宗教世界，是由佛教的引入而正式出现的。
庄老思想、佛道宗教，带给了中国人更加玄妙思辨的思考方式，除了哲学本身的补充外，庄老和宗教，主要是对文学、艺术、语言学等方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尤以文艺最为显著。其实文艺也正是追求审美的心灵世界，创造出个人的精神家园。也许可惜的是尽管我们始终在说佛教的中国化，但这种“大胆假设”的玄想和思辨，没有和“小心求证”的务实主义结合起来，酝酿出科学主义的精神，从而在现实和物资的角度，让中华文明得到更为深远和广阔的发展。
佛教作为中国宗教世界的建立者，它拥有很大的能量和不凡的地位，这是它时不时和占政治统治地位的儒家竞争的资本，甚至在有的时候有的地区被奉为“国教”，一时之间似乎有着比儒家更高的政治地位。号称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则不然，一开始它的思想其实是直接从汉儒那里拿来的阴阳五行和巫师传统的结合物，之后又奉老子为教主，并且大量抄袭佛教，实在是一个“综合产物”。道教在中国宗教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太高，或者因为它的拼装车始终拼得不够好，或者这几部分本来也有不好拼之处。但是因此，道教对儒家的威胁性反而不高，颇依附于儒家的统治世界。因此当“三教”在政治上展开斗争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的是灭“佛”，而道教有的时候被当作灭佛的工具，有的时候也被顺带灭一灭。
隋唐直接源头的北魏、北周有很深的灭佛传统，南北朝时两“武”灭佛，就是魏道武帝和北周武帝。
尽管宗教有着它的必然之因和好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也是巨大的。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太过注重个人的精神家园，太过注重“来世”甚至来世都不要的“彼岸”，我们就会忽略了身边的世界和眼下的现实。而政治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现实的东西，统治和管理就是更加现实之极的问题。统治者必然需要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作风，二“武”灭佛的历史评价远比梁武崇佛高，不为无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佛教宗教“低级”的部分，造成了大量“愚昧民众”的迷信活动，这浪费了人民的财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佛教思想“高级”部分，又造成了大量上层知识分子沉迷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玄想中，一心只去考虑什么彼岸啦、死后啦、超脱现实生活啦，大大破坏了上层建筑的结构。
因此二“武”灭佛，对眼前此刻现下的提升国力，有着好处。对拉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士人集团，也有好处。南北朝的士人虽然深受庄老和佛教影响，但是骨子里，儒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毕竟，作为政治的直接指导思想，儒家的现实主义有着远胜过老庄和佛教的作用。
但正如前面所言，宗教并不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和用处。入隋，从小长于尼庵的隋文帝杨坚大搞崇佛，未必不是对刚刚过去的灭佛的一种反动。而唐代的君王在儒、佛、道“三教”中的不停调整，也是跌宕起伏，剧情颇多。
至于正统地位因东汉之后的大乱世受到冲击的儒家，则逐渐和今文经学派拉进来的阴阳五行等学说再次分家。充满了谶纬，讲究微言大义借题发挥的今文经学没落，讲求质朴和回归孔子儒基本教义的古文经学得以生存下来。在北朝的儒学古文经学的风度尤甚，“家法”和严格的训诂是北朝的贡献。在南朝，老庄、佛教的思想于清谈中向儒家渗透，从而为未来两宋时代综合老庄佛家思想到儒家里去的理学奠定了基础。但唐代的儒家发展，则将综合南北、其中又以南朝的影响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引入带来了音韵学。汉字始终保留起表意性，表音能力弱，一般来说就是形声字之声旁，也仅仅起到提示音节的大致读法的作用。而佛教发源地的印度文明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对语音的分析十分精到，佛家“四明”里所谓“声明”就是专门讨论语音问题的。因此影响，中国的学者在南北朝开始更加精细地分析当时的汉语语音，从而建立了音韵学。音韵学考察语音，语言是语音和语义两个层面相互作用的产物，缺一不可。于是人们渐渐发现从语音的角度来考虑古代语言，来训释由古代语言讲述的古代经书，可以得到许多以前仅仅从文字形体所难以了解的东西。这对于儒家十分看重的经籍训诂，有着巨大的意义。
音韵学起于南朝，北周、北齐时来到北朝的南朝士人又将其带到北朝，因为音韵学提高的是严格考释的力量，所以唐代儒家重兴将因之得到很大助力。
最后，有如此之多“色彩”的唐代，又怎么可能不说到它的文学艺术的准备。作为前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即从过去依附于哲学、政治、巫术等等，开始独立出来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独立期”的文学极力追求着形式上的美丽，也应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吧。同时，因为佛教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音韵学，不仅仅在语言文字之学和训诂考释、经籍哲学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也为文学的形式美追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因此，骈体大兴，格律日严。这种形式美的追求甚至被看作是太过分而损害了意义的表达。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建立国家，汉族士人纷纷南迁，因此形式美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文化传统延续强的南朝。相反，经历了战乱动荡和“胡人”入侵的北方，要显得质朴得多。在当时人看来，就是南文北质，用我一个朋友曾经开过的玩笑，那就是《木兰辞》VS《西洲曲》。
隋唐起自北朝，但关陇贵族还是颇为倾慕南朝学术文艺。有趣的是，尽管对于南朝的过于“绮丽”批判不少，但对逐渐获得独立地位自觉发展的文艺来说，这种“绮丽”正是盛唐华章的必须前提。
另外，小说、变文等新体的出现，在佛教“功德”中大量雕刻造像艺术的发展，外域音乐新声的引入，书法上楷、草、行三种基本体式的完备和名家辈出的模范，“纯艺术”味道更浓厚的山水画在隋代首显，都焕发出崭新的美丽景象，
归总起来，均田、租庸调、府兵、三教、训诂、文采，以及以“八柱国家”为代表关陇贵族—政治精英集团，都将是李世民一生生活最重要的舞台和背景。
因此均田的两个要件，一是大量荒地和大量失地流民，二是平均主义的原则。
略有中国史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奴隶社会里土地“国有”，耕地的是贵族们的奴隶。战国“开阡陌”之后，奴隶成为农民，土地也就成了农民和地主的“私有财产”。这在一般历史教程里，都被认为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变化。那到了北魏至唐初，为什么历史又开起“倒车”，土地国有化并且由国家“发放”了呢？
说穿了也不太复杂，主旨的因素是规模空前的大变乱，使得许多土地成了荒地，无主荒地只有国家政权来接收，自然也就“国有”了。
这时候或许有一个疑问，同样是战乱年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是土地被私人分走而私有化，魏晋南北朝时是土地失去主人而国有化。这或许倒可以反过来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的杀戮和混乱不如魏晋南北朝时严重。一个朋友有一个精辟的总结，那就是“春秋是征服，魏晋多屠杀”。
无论如何，魏晋大乱造成了这样的现实。而这个时代，奴隶制早一去不复返，国家拿到一堆荒地也不可能象上古时代一样抓大批奴隶来统一耕作。那就只好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大量流民，才能使经济生产恢复，国家得到必须的财政收入。
分配的原则用平均主义，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一听到平均主义就不屑起来。但老实说，不用平均主义又该怎么分配呢？按每个人的志趣能力来分配？适合做农民能种得多种得好的多分？那志趣能力该怎么量化评估呢？根本没有可操作的手段，那还不如就用简洁省事可以操作的平均主义。于是，简单地用年龄、性别做了点划分，按人头一平均，这田就被“均”了下去。
其实古代社会推崇平均主义，有很大程度上，是古代社会不可能做到复杂高成本的划分标准，平均主义也许缺点一箩筐，可要在较大范围内推行一项政策，各式各样的平均主义只唯一可操作的手段。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坏品味比没品味”好，那么在实际的管理行政中，有很多时候还真是“坏方法比没方法强”了。
当然，人类，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个倾向，那就是“美化”自己目前经过实践证明能够运行的方法、手段、政策、文化。给它们贴上优雅的道德标签，不是说“这样做是可行的”而是说“这样做是善良的”。这是人类的虚伪，也是人类的文明。“均田”也是如此，这个制度本身是为了恢复和维持生产发展的一个虽然不一定很好但在当时可行的手段，但它也被贴上了种种美好的道德标签。从汉族的传统来说，当时流行的道德观念总的来说是复古的，是认为“古代是一个黄金时代”的，那么均田与上古时传说的“井田”有一定相通之处，也就是道德的，善的。从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角度来说，土地私有化以后，所谓“土地兼并”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问题，是封建经济无法自身解决的必然矛盾发展。那么均田的平均主义原则，就很容易被看作一个貌似“公平”的原则，加上它本来是大乱以后土地再分配的产物，倒被人反以为是土地再分配的原因了。
这使得均田的分配结果，是认为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得地农民所拥有的只是经营权。
然则实际上，均田不是上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在于：上古奴隶社会的“国有”土地，是由大量被劫掠而来的奴隶在朝廷监管下统一耕种，说得现代点儿就是国有国营。而魏晋的土地分下去以后，怎么弄国家不管，很有点儿国有民营的味道。这种差异，无疑是后一种更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发挥具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更灵活能适应本身复杂多变的自然社会条件。
同时，它也不是近现代的土地改革，不是在工业文明大发展背景下的土地国有。均田不会触动那些还有主的土地，也实际上半真半假规定的所谓土地国有，并不完全禁止土地买卖，而当时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使土地私有，他们本身就是禁止土地交易的违反者，所以很难阻止长期发展后土地重新私有化的进程。
从这一点上来说，均田其实本来应该只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过渡政策”，它能实行了那么长时间，主观上被美化为“公平”是一个其实用处不大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变乱未曾停止过。
从北魏到唐初这一百多年里，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北魏中期开始实行均田，不过两三代人功夫已经六镇之乱。之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互相攻杀，无几宁日，且它们都短命。至于隋，天下终于一统，也是不足一代人结束的年限里就乱不成样。
这么频繁的混乱局面，使得均田成立的“过渡”条件一再得重复出现，而它本身也就能够继续生存。并且用在唐初丧乱方止的时代，依旧是一个可行而有效的“善良”政策。
均田之上，是财政上的租庸调赋税法。其中租是谷物、庸是麻丝、调是劳役，“吃穿住行”是人们最根本的生活需要。这个赋税法也就一举囊括了“吃—谷物”、“穿—麻丝（当时中国尚未大面积种植棉花）”、“住行—劳役”的基本必须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赋税完全是以实物和实际劳动为标准，并没有用到一个更抽象的统一标准——货币。不是说，你们交多少多少钱的税给朝廷，然后朝廷自用这些钱去维持统治秩序。而是分门别类的，让老百姓交上相应的生活必须品和直接提供劳动力。简单来说即不是货币赋税而是实物赋税。这说明此时工商经济颇为落后，货币反而成为一个大家都不愿意使用的高级手段，宁可去以货易货。
还是那句话，实物赋税也许不如货币赋税先进，问题是可行性才是最根本的。
均田之上，还有府兵制。这是一种义务兵役制，制度大致如下：全国分若干军区（称为“府”），每个军区里有一批“兵户”，这些人都是从普通农民中选出，平时也是普通的农民（不过有一定优惠政策，主要是免除赋税和徭役），农闲时在各地进行军事训练，如果遇到打仗的时候，就抽调出来自带若干作战物资组织成军队。这种军队的好处就是，没有雇佣兵的贪婪和好战，平时和实际领兵的将领也接触不多，不容易产生骄兵悍将，士兵对国家更忠心。
历来认为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是唐初国力作战能力强盛的基础，后来受到“破坏”，导致唐代的衰落。
没错，租庸调和府兵制是和均田“捆绑”在一起的。府兵的兵源，来自均田农民。当朝廷把手中的公有田地发放给百姓时，要领地的人自然就要被登记在册。并且因为土地所有权是朝廷的，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要世代耕种土地就必须保持和朝廷的关系，让自己及其家人后代留在朝廷的登记簿上。于是在朝廷这一边，就是有了让这些人来为朝廷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兵役的资本。
可是，正如前面对均田的分析，承平日久以后，均田这种制度难以保持。土地私有化是整个时代的一个趋势，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试图将这些土地资产从朝廷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其实不要说古人，今人又真的很“清白”么？当今社会不是农业社会而是工商业社会了，整个社会里重要的工商业资产，不正经历着一个私有化的浪潮？私有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个争论中的问题，如果和公有比较起来，私有以后经营者积极性更高经营手段更灵活，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在古代社会，因为政治制度、技术条件和具体管理经验的限制，朝廷对公有财产必然只能用更加简单粗暴笨重的方法来管理，所以大量生产资源被朝廷控制，对经济发展只怕弊端更多。所以尽管土地私有以后社会公平的问题会变得严重，可说当时的土地私有化是大势所趋，乃至说是“进步”的趋势，是有道理的。单看均田之被“破坏”，我们很难说那是一个“错误”。
问题是在于赋税制度和兵役制度都和均田捆绑起来，当均田被“破坏”以后，土地归于私人。农民要种地，对不起，和你朝廷多无直接关系，那也就何必贴心贴肝地要去朝廷登记白交赋税劳力？或认为均田被破坏以后，土地私有导致土地兼并，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富者可以想办法逃避赋税兵役，贫者根本无力负担赋税兵役，所以租庸调和府兵就坏了，自然非常有道理。但抛开这种带有道德倾向的分析，哪怕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因为朝廷手里没有了招徕人民自觉前来登记交税服役的资本，要再维持赋税收入和兵役来源，就只有改用另外的手段了。
而制度的变化不是现实经济形式一变，就能更着自己顺顺利利该怎么就怎么的。结构有刚性，人事有惰性，人的认识滞后于客观变化，古代社会普遍的保守主义为优的人生态度道德观念（哪怕是在人们认为相对来说已经是开放进取的唐代），会导致时移而事不移，那当然是收不上税征不上兵，国家机构的运行大受破坏，整个朝廷面临破产衰弱的窘迫局面，且要影响到基层的各个方面，反馈给经济基础种种真正的破坏作用。其实制度的改变牵一发动全身，涉及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我们今天的人都不敢说自己真能顺顺利利全无阻碍的“与时俱进”，倒也不必苛责古人。只能说由此自然导致无数的社会问题，倒是必然的。
放眼远一些，整个唐中后期，实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那时唐朝的人们，正是在均田、租庸调、府兵三位一体的基础制度崩溃以后，嗑嗑绊绊，摸索探寻，逐渐建立起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尽管唐代本身的力量因为巨大的社会变动而被破坏从而朝代终结，可这些制度对后代的影响很大。说起来，其贡献是很不小的。
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走出了李世民的有生之年，但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前后必然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在这个初章里必须有一种“瞻前顾后”的态度，才能在后面具体地看待李世民一生得失时有一个清晰的视野。用一句哲学课里的话来总结，就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
“胡汉”的交融和影响中，一个“胡教”是不可不提的，那就是佛教。与之相关的有老庄的重兴和道教的出现。
佛教初次传入的具体时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最晚也在东汉末年之前。佛教是在南北朝的动乱中发展壮大的，作为一个注重的是虚幻的来世不是现实的今生的宗教，动乱和现实的痛苦，也许确实是其传播的温床。
其实在佛教开始广为传播之前，春秋战国时已有的老庄思想，就已经在魏晋时重兴。
当年汉朝初建的时候，统治阶级喜黄、老，赞同它的“清静无位”，是从统治方法的角度来思考的。魏晋时重兴的对士人老、庄的迷恋，却是从解脱时代的现实痛苦、追求个人的精神家园的角度来思考的。
两汉的覆亡，使得董仲舒时代改进综合而成的汉之显儒的观念、手段，显出许多局限性。人们感到迷茫，按照已经传承了几百年的“儒家”教育行事，汉还是灭亡了。同时，儒家的积极入世，使其对超越人世的“终极”问题包持悬置不议的态度，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不是要解决到底“死”和“鬼神”是什么，而是根本就不讨论。尽管我们可以说夫子这种态度有注重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是普通民众人们的世界观，高级知识分子的哲学论，都因此留下了一个大漏洞，由此甚至可以说夫子的态度，其实是消极地在回避问题。
这里还可以多说两句，尽管表面上看宗教和科学水火不容，但如果多了解一些西方基督教和科学发展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说，基督教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迫害科学，可对超出眼下现实之外的“玄虚”关注，其实正是科学发展所必须的。通俗一点说，也许中国人太过注重于“小心求证”，却没有很好地注意到先要“大胆假设”。务实太过，务虚不足。中国人思想里面特别思辨、精细的部分，往往可以归之于老庄和佛教，不为无因。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的观点和中国的巫师传统（方士）手段，来弥补这个漏洞。但这些观点和手段还不够“高妙”，组织也很松散，是注定不够用的。老庄和佛教不同，老庄尤其是庄子，和佛教的宗教哲学，追求着的是个人精神的极致和超脱，是对人心的雕刻和抚慰，“高妙”玄玄，引人入胜。同时佛教还有着可行的组织手段和规则律法，为其在广大的人群里传播成为一个有一定组织性的大规模集体活动提供了方便。
老庄毕竟只给出了一个思想，佛教有思想还有组织，因此中国的宗教世界，是由佛教的引入而正式出现的。
庄老思想、佛道宗教，带给了中国人更加玄妙思辨的思考方式，除了哲学本身的补充外，庄老和宗教，主要是对文学、艺术、语言学等方面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尤以文艺最为显著。其实文艺也正是追求审美的心灵世界，创造出个人的精神家园。也许可惜的是尽管我们始终在说佛教的中国化，但这种“大胆假设”的玄想和思辨，没有和“小心求证”的务实主义结合起来，酝酿出科学主义的精神，从而在现实和物资的角度，让中华文明得到更为深远和广阔的发展。
佛教作为中国宗教世界的建立者，它拥有很大的能量和不凡的地位，这是它时不时和占政治统治地位的儒家竞争的资本，甚至在有的时候有的地区被奉为“国教”，一时之间似乎有着比儒家更高的政治地位。号称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则不然，一开始它的思想其实是直接从汉儒那里拿来的阴阳五行和巫师传统的结合物，之后又奉老子为教主，并且大量抄袭佛教，实在是一个“综合产物”。道教在中国宗教世界的地位一直不太高，或者因为它的拼装车始终拼得不够好，或者这几部分本来也有不好拼之处。但是因此，道教对儒家的威胁性反而不高，颇依附于儒家的统治世界。因此当“三教”在政治上展开斗争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的是灭“佛”，而道教有的时候被当作灭佛的工具，有的时候也被顺带灭一灭。
隋唐直接源头的北魏、北周有很深的灭佛传统，南北朝时两“武”灭佛，就是魏道武帝和北周武帝。
尽管宗教有着它的必然之因和好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也是巨大的。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太过注重个人的精神家园，太过注重“来世”甚至来世都不要的“彼岸”，我们就会忽略了身边的世界和眼下的现实。而政治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现实的东西，统治和管理就是更加现实之极的问题。统治者必然需要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作风，二“武”灭佛的历史评价远比梁武崇佛高，不为无因。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佛教宗教“低级”的部分，造成了大量“愚昧民众”的迷信活动，这浪费了人民的财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佛教思想“高级”部分，又造成了大量上层知识分子沉迷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玄想中，一心只去考虑什么彼岸啦、死后啦、超脱现实生活啦，大大破坏了上层建筑的结构。
因此二“武”灭佛，对眼前此刻现下的提升国力，有着好处。对拉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士人集团，也有好处。南北朝的士人虽然深受庄老和佛教影响，但是骨子里，儒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毕竟，作为政治的直接指导思想，儒家的现实主义有着远胜过老庄和佛教的作用。
但正如前面所言，宗教并不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和用处。入隋，从小长于尼庵的隋文帝杨坚大搞崇佛，未必不是对刚刚过去的灭佛的一种反动。而唐代的君王在儒、佛、道“三教”中的不停调整，也是跌宕起伏，剧情颇多。
至于正统地位因东汉之后的大乱世受到冲击的儒家，则逐渐和今文经学派拉进来的阴阳五行等学说再次分家。充满了谶纬，讲究微言大义借题发挥的今文经学没落，讲求质朴和回归孔子儒基本教义的古文经学得以生存下来。在北朝的儒学古文经学的风度尤甚，“家法”和严格的训诂是北朝的贡献。在南朝，老庄、佛教的思想于清谈中向儒家渗透，从而为未来两宋时代综合老庄佛家思想到儒家里去的理学奠定了基础。但唐代的儒家发展，则将综合南北、其中又以南朝的影响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引入带来了音韵学。汉字始终保留起表意性，表音能力弱，一般来说就是形声字之声旁，也仅仅起到提示音节的大致读法的作用。而佛教发源地的印度文明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对语音的分析十分精到，佛家“四明”里所谓“声明”就是专门讨论语音问题的。因此影响，中国的学者在南北朝开始更加精细地分析当时的汉语语音，从而建立了音韵学。音韵学考察语音，语言是语音和语义两个层面相互作用的产物，缺一不可。于是人们渐渐发现从语音的角度来考虑古代语言，来训释由古代语言讲述的古代经书，可以得到许多以前仅仅从文字形体所难以了解的东西。这对于儒家十分看重的经籍训诂，有着巨大的意义。
音韵学起于南朝，北周、北齐时来到北朝的南朝士人又将其带到北朝，因为音韵学提高的是严格考释的力量，所以唐代儒家重兴将因之得到很大助力。
最后，有如此之多“色彩”的唐代，又怎么可能不说到它的文学艺术的准备。作为前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即从过去依附于哲学、政治、巫术等等，开始独立出来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独立期”的文学极力追求着形式上的美丽，也应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吧。同时，因为佛教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音韵学，不仅仅在语言文字之学和训诂考释、经籍哲学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也为文学的形式美追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因此，骈体大兴，格律日严。这种形式美的追求甚至被看作是太过分而损害了意义的表达。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建立国家，汉族士人纷纷南迁，因此形式美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文化传统延续强的南朝。相反，经历了战乱动荡和“胡人”入侵的北方，要显得质朴得多。在当时人看来，就是南文北质，用我一个朋友曾经开过的玩笑，那就是《木兰辞》VS《西洲曲》。
隋唐起自北朝，但关陇贵族还是颇为倾慕南朝学术文艺。有趣的是，尽管对于南朝的过于“绮丽”批判不少，但对逐渐获得独立地位自觉发展的文艺来说，这种“绮丽”正是盛唐华章的必须前提。
另外，小说、变文等新体的出现，在佛教“功德”中大量雕刻造像艺术的发展，外域音乐新声的引入，书法上楷、草、行三种基本体式的完备和名家辈出的模范，“纯艺术”味道更浓厚的山水画在隋代首显，都焕发出崭新的美丽景象，
归总起来，均田、租庸调、府兵、三教、训诂、文采，以及以“八柱国家”为代表关陇贵族—政治精英集团，都将是李世民一生生活最重要的舞台和背景。